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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目是有關军事技术与装备的要件，羅列了古今各式各樣的、技術，甚至理論，這是中重要的一環。
(盎格鲁撒克逊人用的一种单刃剑或人以後使用的)
(空心裝藥)(聚能裝藥)
(粘著碎甲彈)
巨蟒(毒蛇)系列
：），JTIDS
（自行加榴炮）
（自行加农炮，和的统称）
，又稱匿蹤或者是隱身
：隐藏分类：国民党军队何在抗日战争后把M35头盔换掉？换的新式头盔是什么型号？_百度知道
国民党军队何在抗日战争后把M35头盔换掉？换的新式头盔是什么型号？
国民党军队何在抗日战争后把M35头盔换掉？换的新式头盔是什么型号？
那么他以前装备的那些呢？到哪里去了？
提问者采纳
是以前国民党政府和德国处于蜜月期的时候从德国引进的国名党在抗战初期装备的M1935头盔是德军的制式装备,随着二战爆发德国和蒋介石政府断绝了军事往来,我想大量接受美国军援是国民党军更换M1935式头盔的一个重要理由,国民党军队大量装备美军的制式装备M1头盔以及汤姆森冲锋枪,到了抗战后期以及抗战结束以后国民党军大量接受美国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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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935式头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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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德械师：抗战前四个月几乎消耗殆尽
来源：综合
　　文 ｜ 胡博
　　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头带德国造M1935钢盔、肩扛德国造1924年式毛瑟步枪或捷克造ZB26轻机枪、身穿黄绿色驼绒夹衣军常服（春秋季）或草绿色卡其布衫军常服（夏季）、腰佩铁制饭盒水壶及防毒面具的军人形象，代表着当时中国军队中的精锐。由于这些部队配备造型独特的德式M1935钢盔，并使用德国军队的制式武器，他们又被赋予了一个新名词――“德械师”。需要指出的是，佩戴德式钢盔的部队未必是德械师，如宪兵部队就佩戴德盔。抗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还赠送一批德盔给晋绥军。
　　严格来说，“德械师”只是一个代名词，其真正的称呼是“调整师”，这是国民政府为了应对中日战争而做的有针对性的准备。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设想，调整师应在1939年之前完成60个师的改编工作，这60个师在德国军事顾问的训练以及德国装备的武装下，将承担起抵御日军侵略的中坚力量。此外，军事委员会还另外改编成立60个整理师，作为预备部队使用。
　　长久以来，关于德械师到底有多少，说法不一。有说只有四个，有说是十个，还有说是十七个。关于德械师到底装备了什么武器，同样也有多种不同说法。要想搞清楚这些问题，还需要从中德军事合作谈起。
　　蒋介石为何选中德国？
　　中国与德国的军事合作，可以从1927年说起。当时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在国统区大肆清党，使得原本合作密切的中苏关系急转直下，苏联军事顾问也纷纷被“礼送”回国。苏联人走了，军事顾问还是国民政府需要的一个机构。当时有实力并且愿意帮助国民政府训练军队的有美国、英国、日本、德国四个国家。在这些国家中，美、英、日三国在华利益庞大，蒋介石虽然想寻求这三个国家的支持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但又不可能同时聘请三国军事顾问，因为每个国家的军制操练各不相同。为了避免聘请一方而引起另外两方的抗议，德国成了首选。
　　蒋介石选中德国，还有多种原因。德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受《凡尔赛和约》限制，在地位上不可能侵占中国利益。此外作为战败国，德国不断的遭到英、美、法等国的压迫，中国情况与德国相似，可谓同病相怜。再加上德国的军事思想比较先进，又拥有完善的重工业体系，无论是派遣军事顾问还是从德国进口军备，都将给中国军队带来重大发展。就这样，国民政府确立了“从德国聘请军事顾问，改革军制，编练新军，协定防务，筹措军火”的国防改革方针。
　　中国方面有这个意思，那么德国愿不愿意呢？一战后的德国政府主要以复兴和发展德国垄断资本为目标，他们要占领尽可能多的市场。对于德国来说，中国是一个十分庞大的市场，对复兴德国来说有着极大诱惑力。但作为战败国，德国地位不高，加上中苏正在合作，德国无法插足。没想到蒋介石在这时候主动抛出橄榄枝，正所谓郎有情妾有意，中德两国原本看似不可能的军事合作，就这样水到渠成了。
　　1927年11月，蒋介石正式会见了曾经当过德国名将鲁登道夫高级助手的兵工炮兵专家――马克斯&鲍尔上校。两人相谈甚欢，蒋介石欣赏鲍尔的才华，为了掩人耳目，蒋给鲍尔的头衔是“经济事务顾问”。鲍尔接受委任，并且回国挑选了46名德军退役军官来华，组成了一个精简而又实用的军事顾问团（后在历任军事顾问团团长的发展下，阵容扩大到120人）。在鲍尔的居中联络下，德国著名的军火商哈布罗（又称合步楼）、西门子、克虏伯、法本公司纷纷与国民政府签订军火贸易合同。中国也在鲍尔的牵线下，派遣军事、经济代表团访问德国，中德军事合作正式开始。
　　军制改革与装备升级
　　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工作重点之一，就是改革中国军队的军制和装备。鲍尔在1928年北伐胜利时向蒋介石提出《改组中国军队的备忘录》，改革了中国军队的中枢指挥体系。继任团长格奥尔格&魏采尔将军则在1933年提出了《关于整理中国陆军的建议书》，他的重点是改革军官的培养制度，使当时的中国军队完善步兵、炮兵、工兵、辎重兵、通信兵的专业培训，并推动中国装甲兵的发展进程。而真正推动中国军队改革的，则是第三任团长汉斯&冯&塞克特将军。
　　塞克特在一战期间，是德军总参谋部“少说多做”的标杆性参谋人员，也是一战结束后德国“十万陆军”的缔造者，在改编、精简军队上有着丰富的经验。塞克特到任时，就向蒋介石分析了当时中国军队内的种种弊端，他认为中国军队“人浮于事，差强人意，装备落后，官兵素质低劣，陆军高级指挥所缺少之要件太多，无训练完善之参谋团”，他建议应该立即进行军事改革，编练新军，并主张首先裁汰那些只有理论而无实干的“无用军官”，随后成立一个高级教导队，招收高级将领学习新式练兵之法。塞克特同时还提交了《陆军改革建议书》，要求国民政府进口国外的优秀武器装备，从官兵素质和武器装备两方面来提升军队的战斗力，使其具备应当承担起的国防能力。
　　这个改革计划简单来说，就是从1935年下半年开始分五年十期为陆军编练出60个国防师。这60个师的理论编制为：师司令部一、步兵旅二、步兵团四、骑兵连一、炮兵营一、工兵营一、 通信兵营一、辎重兵营一，全师人员编制为11423人（野炮挽马师）或11579人（山炮驮马师），装备野（山）炮12门、小炮24门、82迫击炮24门、重机枪74挺、轻机枪336挺。这些部队称为调整师，它的特点是步兵连为9班混合制，班增编轻机枪；原来的团属迫击炮分属各营为排，增强战术单位火力；原来的营属小炮排集中成连，由团直辖，作为战防火力。在编制上，调整师的步兵、炮兵数目与日军的师团接近，师直属部队则较日军师团略小，全师人数相当于一个日军常备师团的75%―80%左右。而没有列入调整师的部队，则从中挑选出60个，按照1932年6月颁布的《陆军师暂行编制表》进行整理，这60个师称为整理师。
　　蒋介石接受了塞克特的建议，并挑选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为试点部队，接受德国军事顾问的训练和改编。同时，国民政府与德国政府官方正式签订了多项军火购买合同，以国内特产的钨、锌、锡等战备物资作为购买“资金”，从德国进口装备。截止到1935年11月，中国从德国进口到的、可用于装备步兵部队的轻武器计有1924年式毛瑟步枪一万支（含一亿发子弹）、ZB26轻机枪5000挺、M1932型毛瑟自动手枪（俗称盒子炮或驳壳枪）5000把（含500万发子弹），20门Pak35/36型37mm战防炮、迫击炮240门及其他若干单兵装备，这些装备悉数拨给了第一批入选为“调整师”的10支部队。
　　1935年3月，塞克特因病辞职，继任团长的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将军不仅继续推进塞克特的改革计划，还倡导国民政府自行发展军工业，以最终完成自给自足的目标。在法肯豪森的建议下，国民政府从德国兵工厂要到了1924年式毛瑟步枪的设计图纸，并根据图纸仿制出了著名的中正式步骑枪（又称二四式步骑枪）。国民政府仿制成功后即停止进口步枪，全部改为自产，将更多的资金用在其他武器的采购上。此后国民政府又成功仿制出ZB26轻机枪、马克沁重机枪和82迫击炮等步兵武器。
　　嫡系为主，兼顾杂牌
　　调整师的计划正式开始了。日，陈诚被任命为陆军整理处处长，负责具体的“调整”事宜。但要在100多个陆军师中挑选出10个师进行“调整”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中央军嫡系部队最好是全部入列，但又不能不兼顾那些杂牌部队。毕竟不能落人口实，不然今后还有什么杂牌部队会为中央军卖命呢？在这种想法下，每一期的调整师都会留出一个名额给杂牌军，以堵众军之口。同年7月，经过陈诚的“严格筛选”，第一批调整师应运而生。
　　第一批入选的师有第2师（师长黄杰）、第11师（师长黄维）、第14师（师长霍揆彰）、第25师（师长关麟征）、第36师（师长宋希濂）、第57师（师长阮肇昌）、第67师（师长李树森）和第87师（王敬久），以上总计8个师。
　　在这8个师中，第11师、第14师、第67师属陈诚的土木系，第36师和第87师出自国民政府警卫军系统，第2师和第25师源自黄埔军校教导团，这7个师都是中央军嫡系中的嫡系，而第57师则是孙传芳五省联军的余脉，因师长阮肇昌向陈诚“靠拢”而得以成为第一支入选的杂牌军。
　　看到这里有人或许会问，不是规定每一批都有10个师吗？怎么第一批只有8个呢？事实上确实还有两支部队入选，其中之一就是前文中提到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由于这支部队先于其余各部接受德国顾问训练改编，自然就成了第一批调整之列。但教导总队编制却和调整师的规定编制有所不同，它的理论编制是：总队部一、步兵团三、军士营一、骑兵队一、炮兵营一、工兵连一、 通信兵连一、辎重兵连一、自动车连一、卫生队一、特务连一、军官教育队一、军乐排一、修械所一，人员编制为13517人，装备山炮12门、75步兵炮20门、37战防炮20门、20小高炮20门、迫击炮42门、重机枪80挺、轻机枪278挺。
　　至于另外一支部队，显得有些“诡异”。这支部队的番号是第2师补充旅，是编在第2师序列之下的部队。为什么会让这个三团制的补充旅单列出来，并享受调整师的待遇呢？归根结底还是和这支部队的历史有关。第2师补充旅原称保定编编处第1补充旅，和王耀武的军政部补充第1旅一样都是在1933年长城抗战结束后，军政部有针对性编练出来的部队，在装备和人员构成上都是上上之选。可以说，这支部队的成立就是专门准备用在对日作战上的。而之所以挂靠在第2师之下，同样是出于保密的目的。陆军整理处原计划在“调整”第2师补充旅时将其扩建为符合调整师编制的师级单位，但因在武器的装备上出现缺口，以及该旅一直是在与红军作战中接受“调整”等诸多因素，直到抗战全面爆发为止都没能扩建成师。
　　重装备缺额严重
　　1935年10月，第二批10个师也都挑选完成，在这10个师中，第27师是第二批调整师中被特意加入的杂牌军，属西北军余脉。陈诚之所以选择这个师，主要原因是该师的老上级孙连仲向陈诚靠拢，并在陈的帮助下逐渐扩大实力，其性质和阮肇昌的第57师相似。至于其余9个师，有源自黄埔军校各时期组建的教导部队（如第3、第4、第9、第10、第89师），有源自国民政府警卫军的部队（第88师），也有本是杂牌但已被黄埔学生掌握并改编的嫡系部队（如第6、第80、第83师）。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第一批和第二批总计20个部队已经根据德国军事顾问的要求开始整编和接受新的训练，但实际的武器换装仅有第一批10个部队的轻武器，而且因数量不足，而没能完全更换完毕。至于重武器以及第二批10个部队的所需装备，因无存货，只能先行根据编制要求整编部队。
　　为了加快调整师的“调整”进程，国民政府派往德国的代表团于1936年5月续下订单，其中用于步兵部队的装备计有22万顶德式M1935钢盔、步枪子弹1亿3000万发（其中3000万发为钢心弹），子弹盒600万套、马克沁重机枪1131挺、高射机枪120挺、37mm战防炮224门、战防炮炮弹124000发。1937年3月又续订马克沁重机枪900挺、手枪30000把、手枪子弹1200万发、37战防炮124门、战防炮炮弹50000发、le.IG18型75mm步兵炮60门。这些订单大部分都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到货并拨给调整师各部，但也有因故而无法运抵的事例。
　　尽管如此，进口装备仍然无法满足前两批20个部队的需求，尤其是重装备，大多缺额严重。僧多粥少，部队在“调整”时只能尽量平均拥有，又都“平均不足”。不管如何，这些部队总算是在1936年7月到9月间陆续完成了“调整”。根据统计，前两批20个部队的实际装备数据如下表。
　　番号 步枪数 轻机枪 重机枪 迫击炮 缺编部队 完成调整时间
42 30连 8月13日
　　第11师
24 15连 8月18日
　　第14师
24 15连 8月18日
　　第25师
24 11连 7月29日
　　第36师
24 13连 8月28日
　　第57师
0 16连 8月18日
　　第67师
24 13连 8月18日
　　第87师
24 13连 8月18日
　　教导总队
28 卫生队 7月29日
　　以上是第一期10个部队（第2师补充旅因属第2师建制，数据包含在第2师里）
24 12连 9月28日
24 11连 8月13日
24 14连 9月3日
24 12连 9月18日
　　第10师
24 12连 7月29日
　　第27师
24 12连 7月29日
　　第80师
24 12连 不详
　　第83师
24 12连 7月29日
　　第88师
24 11连 8月18日
　　第89师
24 11连 8月13日
　　以上是第二期10个部队
　　从以上统计数据可知，只有教导总队在缺编1个卫生队的情况堪称“调整”完毕，其余各部队缺编严重，第57师由于是杂牌，待遇又更差了一些。而第二期的“调整”则完全是按照第一期各部队的缺编程度作为标准来装备的。所以严格来说，真正完成“调整”的部队只有教导总队，但从军政部点验通过的标准来看，前两批计20个部队都完成了“调整”。与此配套的，就是关于部队指挥官的培训，陆军大学为此特地开设了“将官讲习班”，以分批培训的方式由德国军事顾问专项培训各部队副旅长以上军官，这个班前后一共开办了六期。对于校、尉级军官或者是在中央军校开设专项教育班次，或是在部队里成立军官教导队和军士教导队，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
　　名不副实的“调整”
　　根据计划，1936年又将有两批计20个部队接受“调整”，但由于陈济棠和李宗仁于同年6月联合发起“两广事变”，导致国民政府不得不调兵南下平变。事变平息后，张学良、杨虎城又在12月联合发起“西安事变”，部队又都纷纷北调。这么一来，1936年度的“调整”计划被迫全部中止，甚至连陆军整理处也被裁撤。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政府军政部直接担负起“调整”职责，并于1937年3月挑选出第三批的10个部队进行整编。这10个师是由军政部长何应钦亲自挑选并呈报蒋介石批准的，它们的成分也相对复杂。比如第1师和第78师是代表黄埔标杆的胡宗南嫡系，第98师是陈诚土木系部队，第51师原是军政部补充第1旅，第58师原为由浙江省保安部队改制为国防部队的实验性部队，第5师、第13师、第16师和第85师都是由杂牌演变而来的中央军旁系部队，第56师则是标准的皖系杂牌。
　　和第二批调整师所要面对的问题相同，那就是这些部队都无装备可换，它们只是先调整部队编制，装备需要由已经具备仿制能力的兵工厂以及与德国的后续订单，在之后的半年到一年中陆续解决。事实上，国内具备仿制能力的仅有巩县、金陵等少数几家兵工厂，中正式步枪虽然已经定为国防军今后的制式武器，但月产仅1800支，远远无法满足第三批以及即将开始的第四批调整师的需求。这就更不用说产量更少的轻、重机枪以及迫击炮了。有鉴于此，国民政府不得不继续追加订单，如再次订购10万支步枪、1.2万挺轻机枪，另外又订购了50万套防毒面具。但由于抗战全面爆发，这些装备或是减少订单（如防毒面具降为仅需10万套），或是因中德合作中止而无法运抵中国。也就是说，从第三批调整师开始，部队最基本的步枪，依然是国内普遍使用的汉阳造，其中第56师甚至还有使用“老套筒”的情况，这使调整师名不副实。
　　1937年6月，就在第三批调整师因装备问题无法完成“调整”之际，第四批调整师却根据年初的计划开始调整了。这一批的10个部队全部从被中央收编的东北军中挑选。同第三批调整师一样，第四批的10个师依然是从编制着手。但一个月后抗战即全面爆发，第四批的10个师仅调整完编制，武器装备全无更换。所以严格来说，第四批调整师并不存在。至于第三批的10个师则只完成了轻武器的换装，重装备全无。就这样，原本计划的60个调整师，只有20个完成了“调整”，10个“调整”到一半，10个刚开始就夭折，后两批则再无“调整”可能。
　　大量调整师在抗战初期断送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调整师根据所处的不同位置分别开赴不同的战场。最先与日军交手的调整师，是奉命参加淞沪会战的第36师、第87师、第88师和独立第20旅（原第2师补充旅改称，会战期间又扩编为第61师）。按照原先的设想，装备德械的调整师应该完全能够承担起对抗日军的任务，然而在缺斤少两的“调整”以及战术思想依然落后的情况下，调整师并不占据任何优势。调整师不仅无法完成歼灭日军驻上海海军陆战队的任务，更加暴露出种种战术弱点，比如不懂坦步协同作战，任由战车部队落单被日军步兵逐一消灭，又如进攻作战时不知选择重点，导致处处都在进攻，处处都无法取得进展。
　　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希望完成的任务没能完成，反使会战规模越打越大，中国和日本的军队源源不断开赴上海。在调整师方面，陆续投入到上海战场的已完成调整的部队计有第3师、第6师、第9师、第11师、第14师、第57师、第67师和教导总队，中断调整的部队计有第1师、第13师、第16师、第51师、第56师、第58师、第78师和第98师。这些部队在同占据优势火力的日军鏖战了三个多月，最终都以损失惨重的代价不得不陆续撤出战场，它们的德式装备，尤其是重装备也大都丧失。南京保卫一役，更是断送了大量调整师，如第36师、第51师、第58师、第87师、第88师和教导总队。
　　在华北战场上，第4师和第89师在南口；第2师和第25师在保定；第10师、第83师和第85师在忻口、第27师在娘子关先后与日军交锋，同样遭到重创。抗战才开始四个多月，28个调整师因损失过大，又无装备可作补充而不得不宣告结束。剩下的第80师因位于福建战场伤亡不大，第5师因驻防重庆而幸免于难，但到1938年时，也因中德军事合作的中断、德国军事顾问团的解散而在历次作战的消耗中改用起了国械。
　　到了1939年，中国再次与苏联展开军事合作，苏械师随即应运而生，德械师则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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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和内战中国军服图册，国军A:中国，1937年A1:二等兵，第7集团军第72师，北平至绥远铁路，中国，1937年8月战争早期面对日军的攻击只有少数部队进行了轻微抵抗，第72师就是其中一支。它的这名士兵穿着经常被描述为“北方中国”部队的军服，其大盖帽是德国式的，使用轻质棉制造，帽顶和脖带为棕色皮革材料。他的制服和裤子采用与轻质卡其棉稍有不同的面料，绑腿也是同样材质。士兵配备很轻的装备，其中包括少见的中国早期版本水壶和子弹袋，后者是用于装他的德国MP28-II式冲锋枪弹夹的，而MP28-II式冲锋枪是国民党政府大量装备的一种很重要的武器。另外他胸前的皮袋子是装冲锋枪的装填工具的，并通过背带和腰带固定。A2:下士，第88师，上海，1937年一些接受过德国训练的国军最好的师，在保卫上海的无用战斗中虽然表现勇敢，却无奈的被消灭，第88师就是这样一支部队。作为对蒋介石最忠诚的师之一，国民党政府同意用有限的资源为它的成员提供良好的服装和装备。这名士兵戴左侧有青天白日帽徽的德国M35式钢盔。领章显示他的军衔，胸前部分被遮挡的布制鉴定牌则标注着他所在部队的详细资料、他的服役时间以及他的指挥官。此外，他的巨大的帆布腰包是用来装他的捷克造ZB26式轻机枪的子弹的。A3:二等兵，第56师，上海，1937年图中士兵的钢盔是一种中国陆军所使用的罕见款式，但在前线它经常能被看到。略微像“平顶版”的德国钢盔的这种产品较粗糙且形状经常不一致，其中一些在前面有浮雕式的青天白日帽徽。他左肩斜挎的卷起的毯子实际上是灰棉制造的，并可用于装干粮，而右肩挎的帆布背包可以装一些士兵的个人物品，由于缺乏帆布子弹袋，这个包也可以装他的汉阳88式步枪的子弹。A4:中士，第29军第37师，卢沟桥，1937年7月当抗战爆发时，第29军正驻扎在北平近郊。这名士兵属于这个军最精锐的部队“大刀队”。这些大刀手在冲锋枪的掩护下潜入日军阵地砍杀了大量敌军，而另外一些部队在投入战斗时则一手持大刀一手持手枪。这名中士穿的轻质棉上衣上有红色军衔领章，领章上有蓝杠和两颗金色的三角形扣子，其野战帽上则有常见的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帽徽。除了装备本地造的仿毛瑟98k式步枪以及刺刀外他还装备了一把双手握持带皮制刀鞘（身背后）的轻便大刀。这些大刀的风貌被当时的教会照片广泛纪录，但它们的实战功效自然有限。这种倒退现象的源头来自于军阀混战时期经常使用这种武器一些部队的精锐“敢死队”。此外，这名军人的简单装备包括了肩上和腰上的一对帆布子弹背囊。B:中国，1938年-39年B1:下士，第12军第154师，广州，1938年5月作为精锐的护卫部队的一员，这名士官穿时髦的毛料制服，配规定的领章和胸牌，戴并非规定的“波洛”式木髓制头盔。这名军人还拥有罕见的不知来源的背包，并用毯子包裹和困扎起来。他的7.63毫米口径毛瑟C96系列冲锋手枪带与众不同的抵肩木制枪托，这在20世纪早期的中国非常普遍，因为这种枪在德国以外被广泛的以9毫米、点45英寸和7.63毫米口径进行仿制，在西班牙和中国尤其如此。这种枪可以选择速射（Schnellfeuer）模式——即全自动连发，实际上这是西班牙阿斯特拉工厂原创的功能——使用10或20发装的弹夹。图中这把枪没有上弹夹，它的弹夹都在军人腰上无数的子弹袋里面。B2:一等兵，武汉，1938年10月在这座战略地位重要的城市驻扎的这名军人见证了1938年的那次关键性的战役。他的头盔类似日本军队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部分采用的“樱花顶式”钢盔，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帽徽在钢盔的前部，脖带也采用日军的模式系在耳前耳后。该士兵穿浅褐色棉布制服、短裤以及绑腿，并有幸得到一双新的棕色皮鞋。实际上，背包对中国军队来说还是一种未知的东西，所以这名士兵的一些工具装在他的帆布挎包里，而刀鞘里插的刺刀则是搭配他的德国Karabiner 98a式步枪使用的，而这种步枪是一种中国军队中不太广泛使用的武器。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尝试进口了几乎所有种类的7.92毫米口径步枪以满足其庞大军队的需要。B3:二等兵，第7师，1939年冬参与国军冬季攻势的这名士兵穿典型的中式冬装，采用内絮厚重棉花加纫线固定的方式，颜色为蓝色但使用长了会褪色为灰色。而冬装上除了粗糙的姓名牌没有任何其他徽章。在下面他穿着厚袜子、绑腿以及中国式的便鞋，头上戴的有青天白日帽徽的钢盔则可能是英国Mk I式或美国M1917A1式。帆布背囊里是有限的装备，左肩斜背的可能是水壶或挎包，右肩斜背的则是不常见的装中国造防毒面具的长金属罐（所以这么长可能是为了放备用的防毒过滤器）。图中出现的轻机枪是芬兰Lahti Saloranta M26式，这是30年代进口的主要型号机枪之一。当时中国是这种不出名但很强力的武器的唯一进口国，并将口径从芬兰的7.62毫米改为7.92毫米并一直使用到20世纪40年代。C:中国，1939年-41年C1:上尉，第14炮兵团，河南省南部，1940年1月这名军官穿和士兵一样的灰色絮棉冬装，但质量更好些，上面有简单的非彩色双排式胸牌和蓝色（代表炮兵）底色的领章。他的脚上穿军官黑皮鞋和没什么特色的毛料绑腿，带枪托/枪套的毛瑟手枪斜背在左肩，而望远镜则是私人购买的——和20世纪30年代的很多物品一样，它是日本货。C2:少校，第60路军第183师，第一次长沙战役，1939年9月很可能是名营长的这名野战步兵军官穿淡棕色毛料材质的标准军官常服，戴同样材质但较硬的滑雪帽式军帽（军官制服的材质和颜色往往依赖于当地的条件，因此样式各不相同）。在左胸身份牌上有黄色的边框，显示了他作为野战军官的身份。而宽松的马裤往往替代了前线的绑腿、高筒靴或皮护腿。腰带上悬着的军官用匕首是与制服搭配的，它纯粹是为了装饰，所以刀鞘装饰华丽，刀柄上还有青天白日徽记，这显示了在30年代，德国对于中国军队的影响。C3:团旗旗手，第3路军第12师，陕西省南部，1941年5月作为阅兵时持团旗的旗手，这名下士穿上了自己最好的制服：“滑雪”帽、采用棕褐色精纺棉制作的上衣和裤子，阅兵用的白色手套和武装带，这可以说是当时中国军队最华丽最具特色的制服了。红色底色的塑料军衔领章上有一条深蓝色横条和一颗三角形装饰，左胸前的识别章和左臂的臂章也为他增辉不少。巨大的深蓝或黑色底色加白边的臂章上有代表所在师的“12D”字样，在下面则是中文的服役日期。中国军队的军旗大多是同样的图案，所不同的是一侧的白色边条上会用黑色中文写上所在部队的全称。另外一些部队的军旗可能会有黄色的边穗。连或更低一级的部队的旗手所打的旗子一般是他们的团旗尺寸的一半。D:缅甸，1943年-45年D1:二等兵，新1军第38师第112团，缅甸北部，1944年5月史迪威将军的X部队中这名中国士兵接受美国的训练，使用盟国的装备。他戴有青天白日帽徽的美国M1钢盔，穿英国浅棕色训练衬衫和裤子，外套带纽扣领的套衫，颜色类似土褐色或灰色。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在东南亚战场上，大多数X部队以及英军的制服和装备都是印度生产的。士兵脚上是常见的中国式毛料绑腿以及轻便鞋，盟军提供给中国军队的军靴非常少见，大多数军人都穿草鞋或轻便鞋。他的英国37年版帆布武装带上固定着08版水壶，而手持的美国埃菲尔德M1917式步枪则上着通用刺刀，这种枪是当地的中国士兵通常使用的。D2:上等兵，新6军第22师，胡刚谷地，缅甸北部，1944年3月新6军的“新”字通常是赋予那些在抗日战争的头一年牺牲掉的师或师以上编制的部队的。除了绑腿和鞋是中国造之外，这名年轻军人（没有佩戴军衔标志）的穿戴几乎和1942年在缅甸的英国士兵没什么区别：英国浅棕色的衬衫和短裤、网子罩住插满植物伪装的Mk II式钢盔以及37版帆布武装带。杵在地上的机枪看上去像是那种英军标准的班用轻机枪——布伦式机枪，但实际上它是加拿大造得一个变种，这种Inglis式机枪采用标准的中国7.92毫米口径，在1949年以前广泛被使用。D3:一等兵，拉姆格尔训练中心，印度比哈尔邦，1944年8月在加尔各达西北部的中国士兵训练基地接受训练的这名士兵穿英国浅棕色训练服，配中国军队的徽章。胸前的蓝色边框身份牌用中文写着他所在的部队和他的个人信息。配着国民党帽徽的木髓制帽子是印度的版本， 37年版英国式帆布武装带也是印度制造的，它材料粗糙，黄铜色的皮带扣也很易碎。汤普森冲锋枪在中国被广泛使用多年，他使用的这一款新的M1A1式就来自于美国的库存。E:中国和缅甸，1943年-45年E1:坦克指挥官，（第1）暂编坦克团，缅甸，1944年-45年在缅甸的中国装甲部队装备美国谢尔曼M4A4中型坦克、斯图亚特M3A3轻型坦克、怀特侦察车以及英国的通用卡车。坦克手们来自中国的不同省份，使得这支部队成为不多的由来自不同地区人员所组成的部队之一，而坦克手的服装和他们的坦克一样都是美国提供的。这名指挥员穿美国人字呢一件式外套，戴纤维制品做的坦克手头盔。他身上仅有的中国元素是他的国产草鞋，在热带环境的坦克中温度极高，穿上草鞋会感到相当舒适。E2:孙立人少将，第38师指挥官，缅甸，1943年末孙立人将军作为弗杰尼亚军事学院的毕业生，是最有才干的中国指挥官之一。他在1942年在缅甸指挥第38师，并在随后撤退到印度在1942年至43年间重新装备和训练他的部队。1943年至45年，他又再战缅甸（后来他指挥新1军）。孙将军的穿着和像士兵一样简单，他穿美军第一版的M1942式草绿色人字呢两件式杂役服，头戴贴着青天白日徽章的M1式钢盔。上衣翻领上一颗金星军衔章是他作为少将的唯一标识。这位将军的棕色粗面皮靴是标准的美国装备，而他的M1936式帆布腰带上则固定着装柯尔特M1911A1式自动手枪的手枪套。除了美国货外，中国的军官们还装备有加拿大和大多数欧洲国家生产的各种手枪。E3:上校，隶属美国训练顾问团，昆明，1943年为Y部队（Y代表云南）提供训练的训练区的这位上校穿标准的中国陆军军官制服。这种制服由于卡其棉的色泽不同而有所差别，而制服的黄铜纽扣上应该刻有青天白日的徽记。除了常用的军衔章和身份牌之外，这位军官还展示了他左臂的臂章，上面的符号代表了美国训练顾问团（美国人员同中国人员一样也戴这种臂章）。他的马裤被棕色皮制护腿绑住，而他脚上的军鞋和军官马靴一样可以互为选择穿着。F:中国，1944-45年F1:战略情报局训练的士兵，中国南部，1945年8月美国战略情报局是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它在战争末期有限地训练了中国境内的国军部队。一些战略情报局训练的部队装备美国热带制服，但大多数就如图中的一样，还是保留了他们的中国造服装，如棕褐色棉制服以及便鞋。这名士兵身上的美国货只限于他的M1式头盔、织物做的M1923式弹药袋以及点30口径的勃郎宁M1919A6式机关枪。后者是美国M1919A4式带三脚架的中型机枪的一个变种，它配两脚架、抵肩枪托和手枪式握把，本来设计成班用机枪的它显然是太重了。二战中英国和美国教官训练的中国部队往往成为46年到49年的内战中国民党军队的最精锐部队。F2:国军游击队，第15机动纵队第43团，山东北部，1944年这名游击战士隶属于一支1万人的部队，他所在的团是这支部队的精锐，拥有2千人。这张图向我们展示了游击队并不是处于数量稀少、装备粗糙，游动于乡间的状态。第15纵队拥有良好的组织编制和20家生产全套轻武器装备的工厂。当然，这些工厂也生产军服，这名战士就有幸得到了蓝色加棉冬装，新的几乎没有褪色。同多数士兵一样他装备一对帆布子弹囊，前部的口袋里放着手榴弹。全中国的小型兵工厂都生产这种德国式的手榴弹，带粗糙刻纹的木柄是它的特色。为了保卫部队长官，这名士兵还装备了汤普森冲锋枪的中国仿制版。F3:代理下士，四川毗卢，军事训练中心，1944年这位在毗卢中心接受战斗训练的年轻士官拥有良好的装备。植物伪装覆盖在他的浅棕色棉制“滑雪”野战帽上，粗棉军衣和绑腿也是同样的颜色。许多士兵感觉熟悉的国产草鞋比之军鞋或军靴来说更舒适，它们在夏天会让人感觉非常凉爽，而且在泥泞的道路上抓地力也非常好。少见的一点是他装备了皮质背包和铺盖卷以及用皮带绷住的木柄镐头。帆布背包和水壶悬在他的左跨处，皮带上则固定装匕首的挂套和仿自德国的本土造棕色子弹包。这位军人的武器是一支比利时FN24卡宾枪，它是众多毛瑟式步枪或卡宾枪中的一个版本，7.92毫米口径，20世纪30年代进口。F4:一等兵，第46兵团新19师，桂林-柳州，1945年4月西南中国的这名士兵向我们呈现了战时军装和武器来源的多样性。带肩章扣的草绿色军服是国内制造的，胸前的口袋盖为中部加圆弧的设计，左臂章上则写着他所在师的简称；配有国民党帽徽的钢盔是法国的埃德里安式，这种钢盔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来装备许多中国部队；可装弹药夹的美国M1923式腰带则是第19师作为美援部队的证据；多样性的最后一条表现则是比利时提供的FN Mle 30式重型自动步枪。G:内战，1946年-49年G1:中尉，第123兵团，上海，1949年4月这名军官戴有国民党帽徽的旧式浅棕色棉布“滑雪”帽，穿美国剩余的已经极度褪色的M1943式浅绿色军服和美军系带军靴。他肩上背着两条缴获自日军的军官武装带以及美军的M1936式武装带。尽管装在配帆布枪带里的木质枪托/手枪套里的手枪和毛瑟C96式手枪非常相像，但它实际上是加拿大造Inglis式的第1型，这种枪仿制自比利时M1935 FN式勃郎宁强力手枪。G2:二等兵，第4兵团，广州，1949年10月尽管已经是内战的最后时刻了，这名从广州乘船撤退到的台湾的士兵令人惊讶的仍然穿着旧时流行的军装。他穿美军剩余货——C级的丝光斜纹棉棕色裤子，裤腿被绑腿束住，头上戴战时广见的缴获自日军的木髓太阳帽（虽然日军的黄色五角星帽徽已经被敲掉，但青天白日帽徽则没有装在上面），穿当时许多士兵穿的或进口或国产的篮球鞋式帆布胶鞋。这名军人仅系着美国M1923式腰带，手持美军没有采用但出口到其他许多国家的约翰逊M1941式半自动步枪。G3:工兵少尉，第7师，石家庄，1948年10月1946年的军服条令规定了一套新的模仿美军的军衔和兵种徽章系统。这名军官戴的美式大盖帽上有新式的机织军官帽徽，帽徽上叶冠簇拥的青天白日徽章有时会用红色圆环包围。他的黄铜色领章左为象征工兵的城堡图案，右为梅花徽章，肩部带扣上有银色的美式军衔横杠，左胸上则保留了传统的身份牌，腰上的军官皮带还固定着普通的美国军援武器——柯尔特M1911A1式手枪。G4:义务兵，保安团，开封，1948年6月5万人组成的力量强大保安团以及其他的辅助部队参加了1948年3月底至7月初的开封战役。保安团没有真正具特色的军服，图中这位就穿了冬青色衣裤、棕色毛料绑腿和系带黑色帆布鞋，戴的帽子则是用缴获自日本人的布料制作的标准国民党式军帽。他的装备很少，斜挎的棕色帆布武装背囊和一个背包就囊括了他所有的负重，而作为二线部队他也只能用缴获自日本的陈旧的30式6.5毫米口径卡宾枪。H:内战，1946年-49年H1:中尉，第69师，1947年2月这名军官的形象应出现在1946-47年的冬天，他穿着内战早期出现的新式灰色加厚冬装，配军官肩章扣。旧式的军衔领章和胸前的身份牌保留下来，而胸牌的蓝色边框显示他作为尉官的身份。他的军帽是剩余的美国货，配新版的金属军官帽徽。这名中尉还得到一双美制丛林战靴，尽管不太适合冬天穿着，但毕竟里面还加了层保温材料。如同许多中国军人一样，它的装备来自于缴获的日本库存，这包括了一个地图包、一把8毫米口径南部14式半自动手枪。H2:一等兵，第207青年师，沈阳，1948年10月东北战场上，国民党军队遭受重创。这名年轻的志愿兵在只有两个旅的207师服役，该师1948年10月负责防守已被遗弃的沈阳。他戴特别加厚的有护耳的新式冬帽，穿新式冬装和很普遍的美援篮球鞋式军靴（最后这种鞋很多被士兵捐出去或在黑市上卖掉了）。这名士兵的基本装备包括了固定在皮带上的本土制造的帆布子弹袋，里面的子弹是多余的美国库存，供应36式冲锋枪（美国点45口径M3A1“奶酪枪”的中国仿制版，由沈阳的公办兵工厂制造）使用。H3:士官，第12集团军，双朝集（音译），1948年11月这名士官穿灰色加棉冬装和传统的帆布鞋及绑腿，头戴正面有青天白日帽徽的M1式头盔（这种美国军援货虽然数量巨大，但从未满足过需求，以至于缴获的日军钢盔和旧式中国钢盔一直都在使用）。军服上的徽记非常简单，只有左胸上有白底黑字写着姓名和所在部队名称的布制身份牌。他多余的子弹放在斜背的帆布包里，腰带上的布袋里则放着三颗手榴弹，其装备的美制M1卡宾枪因其轻便灵活曾被大量装备，但在朝鲜战争的最后几年，它却因为其点30口径（实际上只是手枪的口径）所造成的威力不足而备受诟病。有些士兵甚至反映它根本击穿不了中国志愿军的加厚冬装。H4:下士，第73军，中国东北，1947年11月身为作为增援部队新派到东北的这支部队的一员，他穿典型的内战时期国民党军士兵冬装。他的棉袄和裤子肮脏破旧，一个简单的白底黑字身份牌缝在上衣的左前胸，美国军援的大盖帽正前方的青天白日金属帽徽超出平常尺寸，一双黑色中式软鞋则搭配白色长袜。极大量的日军武器装备被内战双方所使用，这名士兵就是操着笨重的老式有坂38式6.5毫米口径步枪，并配备与之对应的棕色皮制子弹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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