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桅杆式起重机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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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会的黑暗与混乱》。经济方面，中国就像一个温水中的青蛙，等着被煮死。在这种情况下，还没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和思路。出头露面的多是些浅薄之徒，摇唇鼓舌，蒙蔽视听。一个国家没有诚实、
谨严的态度，在世界上是难以立足的。有人说，中国六成以上的猪都已中毒，除了吃瘦肉精，还有抗生素和重金属。其实，当今的中国，何止是六成的猪，九成以上的人也早已中毒，甚至比猪还厉害。这一点，大家
可能没意识到。还是看看施晓渝先生的文章，他往往有些出其不意的思想。】应对一个矛盾重重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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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James Zhu& &&
09:11:19 +0800收件人：&James
Zhu&&&抄送：标题：“女真/九姓”是华夏民族最重要的祖先。
&&& &[北京大军网编者按：朱先生此文将远古朦胧的历史揭开了面纱。周人就是诸夏！周灭商之后，大和少昊的后裔----商人就成了“服事诸夏”的商民。周人接过了商的文化，就像满清入关女真接过汉人的文化一样。但这样变来变去，都只不过是在一个老祖宗的部族中进行权力变迁。如果站在大、少昊或神农时代看，后来的朝鲜、日本、匈奴、突厥、蒙古、女真、藏族、越南只不过是一家人。司马迁将历史上溯到炎黄，实在是太狭隘了。司马迁误导历史的问题，至今没有得到清算，由此造成后来偏狭的大汉民族主义。
汉人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仅仅是两千年时段的一个小概念。将眼光延长到5000年，就可以看到汉人的先祖与国内的五十多个少数民族以及历史上的蛮夷、戎狄、匈奴人、突厥人、女真人、蒙古人、藏人以及今天的朝鲜人、日本人、越南人等，都是一个华夏部落中的同族。将眼光放远到一万年，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人、北美洲的印第安人、中美洲的玛雅人都可能是中国大陆人的同宗同族。
遗憾的是，现在很多不学无术的所谓学者，自已不懂，却在大批朱学渊先生。我们在这里不得不说上几句。仲大军先生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研究，他从姓氏方面考查，西周时期的戎狄和蛮夷，都是妫、隗、姒、嬴等姓，都是出自中原地区的老姓。这说明这些生活在不同地区的戎狄蛮夷都是中华儿女大家庭中的一员。后来这些兄弟们分了家，就互相争杀，不要说这些早先分家的同胞兄弟，就是周人自己到了战国时期，还不是打成一片。老祖宗的后裔后来越分越细，终于形成了今天多个国家，多个民族，以至多个狭隘的民族主义。因此，今天的中国史学者，必须把中国史的上限再往上溯，找出同宗同源的根据。朱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尽管有些推测显得武断，
姚大力教授的批评的确指出了其轻率之处，但其精神难得，基本事实难驳，难以完全否定。】
女真九姓是华夏民族最重要的祖先
之于华夏来说，女真、蒙古、突厥至关重要，但中国学术对这三大民族的认识没有基本的线索。王国维、郭沫若、顾颉刚、傅斯年、丁山、陈梦家等先贤开始关注上古中原人类的族属，但只达成一些文字和民俗的蒙胧之见，顾颉刚先生求索商族崇拜鸟图腾的证据，实际是求证以商族为代表的东夷就是女真。
本人通过对北方民族语言的认识，提出了“北方民族出自中原”和“中原民族始于戎狄”的结论，拙文《尚书中的蒙古语成分》和《禹贡中的蒙古语成分》提示黄河流域曾经有过阿尔泰语言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本文则证明上古华东地区就有通古斯――女真部落。
“女真”就是“通古斯/九姓”
&&& 十七世纪新到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注意到，当地的突厥语民族称女真民族为 Tungus，于是它就成了女真民族的人类学学名，中文译作“通古斯”。近年，本人注意到中国历史称为“昭武九姓”[1]的月氏民族，被阿拉伯地理著作《道里邦国志》记为
Tughuz-ghur 。[2] 阿拉伯学学者宋岘按照 Tughuz 是突厥语“九”的语义，而将其译为“九姓”。
&&& 我曾经指出“月氏”是现代中亚国名“乌兹”，或女真族名“兀者”，由此悟及“tungus
/通古斯”也是“九”，四面八方的女真民族都被突厥语民族称为“九姓/九国”。又因为“女真”读如 ju-chen，我又进一步认为“女”与“九”是同音
于 ju 的两个异字，“女真/女国”则同质于“九姓/九国”。
一旦认识“女真”是“九姓/九国”的本质，女真是中华民族的一部祖先的证据就源源不绝。《尚书•商书•咸有一德》说“以有九有之师，爰革夏正”。
“有”读 you，略去 y 读 o/u/ou，[3]引文两个“有”字分别是“吾/我”和“或/钡耐伲嘶案男醋鳌耙晕峋殴Γ几锵恼保套逡浴熬殴/女真”自称的意思也就豁然开朗了。
商代时，女真还生活在中原地区！
《逸周书•王会解》堪称民族典志
《逸周书》是孔子选辑《尚书》的余篇，内容都是关于周代发生的事情，其《王会解》的前半篇记载了周初“成周之会”的盛况，但是后半篇却是商初能臣伊尹向四方部落征索方物的追记，因此《王会解》就成了一部罗列商周两代民族和民俗的典志，其后半篇说：
臣（伊尹）请正东，符娄、仇州、伊虑、沤深、十蛮、越沤、剪发、文身，请令以鱼皮之@，乌f之酱，鲛利剑为献。
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
正西，昆仑、狗国、鬼亲、枳巳、S耳、贯胸、雕题、离卿、漆齿，请令以丹青、白旄、纰Y、江历、龙角、神龟为献。
正北，空同、大夏、莎车、姑他、旦略、豹胡、代翟、匈奴、楼烦、月氏、犁、其龙、东胡，请令以橐驼、白玉、野马、PB、if、良弓为献。
&&& 匈奴，这是战国时代的名称了！左传里没见到匈奴的称呼。显然《逸周书》是后人所作。
引文共罗列三十六个族名，其中就暗藏着“九国”和“女真”，正南族名“九菌”就“九国”的昂化音“九困”。吴方言“鬼/龟/贵/跪/柜”等 gui
音诸字统统读 ju，正西族名“鬼亲”与“女真”的读音就完全一致；而《殷本纪》人名“九侯”恰是“鬼侯”,[4]“鬼亲”又可以是“九亲”。
&&& 商王是在天干十个字中挑选，象征十个部落，与九国不符！
自命九国的商族，原来是一个游牧部落，它最后定居在今天的河南、河北、山东、安徽四省接连处，其正西、正北无远弗届，远处的人类当然是西戎北狄。但是商之正东、正南一千里外便是大海大江，近处就是青、兖、徐、扬诸州，或今之山东、江苏、安徽三省之地，当地之徐戎、淮夷虽有“戎夷”之谓，但却是商族同类，华夏的根底，或今世汉族的祖先。
&&& 图一、上古华东
《王会》记载的商地正东的八个部落是“符娄、仇州、伊虑、沤深、十蛮、越沤、剪发、文身”，其中“剪发/文身”是因俗得名，与《吴世家》所说的“太伯、仲雍乃木Ｂ纳矶戏[5]
类似。族名“十蛮”可能是后世契丹部落名“悉万”的读音，也可能是中国姓氏“司马/西门”和希罗多德记载的东欧蛮族 Sarmatae（萨尔马惕）[6]的源头。或许有人认为它是“十个南蛮”，我没有绝对的证据驳服他们，但是我有绝对的把握说“伊虑”和“沤深”是两个通古斯族名。
“伊虑”是“挹娄/白马”
“伊虑”音同“挹娄”，《三国志•魏书•东夷传》云：“挹娄在夫余东北千余里，滨大海，南与北沃沮接，未知其北所极。其土地多山险。其人形似夫余，言语不与夫余、句丽同。”历史上肃慎、挹娄、H、勿吉、兀者等都是通古斯女真民族的强部之名。
我以为满族萨满神歌里的“白马”yalu[7]就是“挹娄”，汉代历史记载的“白马氐/白马羌”[8]和他们的后裔现代“白马藏族”应该是通古斯挹娄之裔。唐德刚先生认为“阿留申群岛”（Aleutian
Islands）之名
Aleut是族名“挹娄”的转韵，[9]我以为契丹姓氏“耶律”也是“挹娄”，而商地以东有“伊虑”部落，说明华东地方还可能是“白马/挹娄”的源头。
“沤深”就是“公孙/乌孙/爱新”
“沤深”音同汉代族名“乌孙”，乌孙与月氏原本同在河西走廊游牧，后被匈奴驱入西域。今天哈萨克族还有“乌孙部”，内蒙古还有“乌审旗”。我曾归纳中原古代姓氏里的“公”字都读“乌”，所以黄帝所出的华夏“公孙氏”就是戎狄之“乌孙氏”，或是《王会》之“沤深氏”。我还曾经指出“公孙/乌孙”（Osin）是“爱新”（Asin）的转韵。因此“公孙/乌孙/沤深”就是“金姓”，也是自命“炎黄子孙”的中原民族的通古斯血缘祖先。
&&& 《王会》有“伊虑”和“沤深”，是华夏族有通古斯祖先的文献证据。
“鱼皮之@”和“鱼皮鞑子”
鱼皮剥离晾干后，可捶打得软如绸布用于制衣，“@”是“帛/布”的别字，伊尹向东方部落索取的“鱼皮之@”，就是鱼皮制备的衣料。东北赫哲族以鱼皮制衣，民俗学者认为那是通古斯民族的习俗，元代称他们“鱼皮鞑子”，境外俄罗斯称他们“那乃人”，“那乃”就是通古斯语的“鱼皮”。中原古代人类曾使用“鱼皮之@”，又是中原民族的祖先曾为“鱼皮鞑子”的民俗证据。
&&& 图二、境外那乃人的鱼皮衣
北美蒙古人种土著居民Aleut（挹娄）、Yupik（尤比克）、Inuit（因纽特）人都擅长处理鱼皮。[10] 表明他们的祖先也是通古斯民族。
“玄冥”就是“萨满”
萨满教起源于通古斯系民族，西方学者注意到中国本土宗教――道教是从萨满教发展而来，这也是中原民族有通古斯背景的一条线索。匈牙利民族未皈依基督教前也信奉萨满教，匈牙利语中的“巫师”sámán
实读“夏满”，英译
shaman，中译“萨满”。两宋记载与金国交往的《三朝北盟会编》说到“珊蛮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通变如神”，其中“珊蛮”当为“萨满”。
道教发生于汉代，但《左传•昭公元年》就有与道教术语“玄冥”相关的“巫师”的记载：“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春秋时，卫国还有一名别号“玄微子”的术士“鬼谷子”，而苏州道教古寺则名“玄妙观”。“冥/微/妙”三字同声
M ，而传说人物“玄嚣”亦作“少昊/小昊”，[11] 因此“玄”必读“少/小”（sao/xiao）之音，缩韵则为“萨/夏”（sa/xia），故尔“玄冥”就是“萨满/夏满”，这说明上古中原的确有通古斯民族的萨满教活动。
&&& 女真语的“黑色”是“萨哈连”，认识了“玄”的“萨/夏”读音，它是“黑色”的语源就不言自明了。
“女真/女国”在华东的地名遗迹
在《蒙古秘史》和《大金国志》里，族名“女直/女真”分别记作“主儿扯/朱里真”。因此与“主/朱”同音的“诸/祝”等字，也可以是“女” ju
的替字，譬如山东“诸城”就是“女城/女真”，江苏赣榆汉代旧名“祝其”[12]就是“女其/女直”；而山东“莒县”的“莒”字本来就读 ju
,春秋“莒国”更是“女国”无疑了。
&&& 族名之“女/九” ju 转声读 chu/chiu（拼音作 qu/qiu），如字“曲/渠/徐/楚”或“龟/仇/丘”等；“国/古”又常转读腭音ghu，如字“兀/纥/武/沃”等，因此孔子故里山东“曲阜”和山西“曲沃”就是“九国”。可相比照的是《汉书•地理志》“张掖郡……昭武，莽曰渠武”
[13]中的“渠武”，《唐书•西域传》推演说“世谓九姓，皆氏昭武”，既然“昭武/渠武”可以是“九姓”，为什么“曲阜/曲沃”就不能是“九国”呢？
西域“龟兹”，陇南“仇池”，甘肃“瞿靖”，浙江“诸暨”，四川藏区“卓克基”，乃至亚洲最东的“楚克奇”半岛，欧洲爱沙尼亚国的别名 Чудь，都是“女直”，但是它们不在青、兖、徐、扬，因此本文不予讨论。
&&& 图三、我们的同类――阿拉斯加爱斯基摩人（摄于二十世纪初）
“徐戎”就是女真
《尚书》说中原有“徐州/徐戎”，《竹书》说东北也有“徐夷”，《后汉书•东夷列传》转述了《竹书》的“徐偃王”故事：[14]
及武王灭纣，肃慎来献石e浮９懿膛现埽苏杏找牡遥芄髦於ǘ摹？低踔保嗌鞲粗痢：笮煲馁院牛寺示乓囊苑プ谥埽髦梁由稀Ｄ峦跷菲浞匠悖朔侄街詈睿熨韧踔髦Ｙ韧醮瓿囟胤轿灏倮铮腥室澹降囟呷辛Ｄ峦酢耸乖旄赣愿娉罘バ臁谑浅耐醮缶俦鹬
这故事是，周康王时东北肃慎还来朝贡，后来它的盟主地位被徐夷推翻，徐夷称霸东北后率九夷进犯中原，兵至黄河。穆王畏其势力方炽，割地求和。徐偃王占了潢池东五百里地方，却为君仁义，因此有三十六个中原部落朝贡他。后来穆王派造父传令楚文王逐灭了徐夷。
徐夷是肃慎的同类，又是九夷的统领，“徐”还是“女/九”的转声，因此它一定是女真的先世。女真两度征服中原建立了金朝和清朝，成了大器，它的祖先九夷/徐夷对中原的入侵却被人们遗忘了，华东的徐戎与东北的徐夷的联系，就更没有人去追究了，中原民族的女真祖源的一条重要线索就这样失落了。
&&& 将“九/句/鬼/龟”等“见母字”读 ju，是“九/女”同音和“九姓/女真”同质的结论的基石之一，这可能会在语言学层面遇到争论。藏语、缅甸语、广东话的“九”统统读
gou，广东话在各类汉语方言中表现为更接近藏缅语，因此很多语言学家认为上古中原汉语的“九”也必须读 gou，简言之“见母”是 G 而不是 J。
语言学家们大都认为藏缅语是汉语的源头，但有语音记载的中古北方汉语与藏缅语有许多不同，与现代北方汉语却没有什么重大差异，因此汉藏缅语系理论必须解释这个现象，否则它自身就会发生断裂。上世纪的主流见解是，上古中原语言必须非常接近广东话，为此有人按广东话构拟了若干“北方汉语上古音”系统。他们的目标是被动的，方法则是臆想和虚构，因此结果都是无法实证的。
与此相反，女真、蒙古、突厥民族才是上古中原的主体居民，不是广东话，而是阿尔泰诸语曾经在中原占主导地位。北方汉语是在使用各种藏缅语的，如吴语、赣语、湘语、粤语、苗语的南方部落的迁入的影响下，在阿尔泰语言的底蕴上改造而成的一种藏缅式语言，离中原最近的吴语可能起过很大的作用。本文则是为这种历史的图景提供实证。
[1] 《魏书》卷一百二，《西域传•康国》，页2281；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下，《西域传下•康国》，页6243。
[2]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宋岘译注，北京，中华书局，页34。
[3] 上古华夏姓氏与戎狄族名的对照，可以用来归纳求证“有”的这种读音。
有熊、有莘、有辏础拔谒铩保
有巢、有f、有穷，即“兀者”；
有扈、有虞、有黄，即“回纥”；
有殷、有偃， 即“兀颜”。
[4] 《史记》卷三，《殷本纪》，页106、页107，注二。
[5] 《史记》卷三，《吴太伯世家》，页1445。
[6] 希罗多德《历史》，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第四章，第二十一节。
[7] 宋和平《满语萨满神歌译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页245。
[8] 《史记》卷三，《西南夷列传》，页2991；
《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传》，页3837；
《三国志•魏书》卷三十，附录《魏略•西戎传》，页859。
[9] 唐德刚与朱学渊私人谈话。
[10] Marion Kite and Roy Thomson, Conservation of Leatherand Related
Materials,pp.174,177.
[11]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页10，注六。
[12] 《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上•东海郡》，页1588。
[13] 《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下•张掖郡》，页1613。
[14] 《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页2808。二○一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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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方民族的族名
语言是人类历史的化石，族名作为人类血缘的语音标识，产生于语言的早期发育阶段，因此它们是人类历史最深层的化石。而族名又会转化为姓氏、人名、地名遗留至今。中国传统学术将“天、地”视为根本，以为族名是从山、水而来的。其实，没有人类的到达，是没有这些山水之名的。
《禹贡》有“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的说法，汉儒郑康成认为它们是“衣皮”的游牧部落，而“昆仑、析支、渠搜皆本山名，而用以为国号者也”。其实，应该反过来说“昆仑、析支、渠搜皆本族号，而用以为山名者也”。东北内蒙有许多“鲜卑山”，它们都是“鲜卑”部落曾经居住的地方。
人类之初走出非洲，由于种落隔绝，近亲遗传导致人类体征的群体性分离，同时产生出了许多不同的部落语言，那时候“血族”就是“语族”。后来，在迁徙和征伐活动中，人类血缘发生了融合，人类的语言也发生了兼并，语种逐步减少，今天的汉族、满族、蒙族、维吾尔族、藏族等，都是血缘极为混杂的大语族而已。
&& &中国北方民族族名研究的意义
&&& 由于语种的大量湮灭，族名语义也大量地被遗忘，音义皆明的族名只有不多的几个，如
“爱新”（金）、“蒙古”（银）、“叱奴”（狼）、“呼延”（羊）、“叱罗”（石）等。有一些古代族名只有译义，如“林胡”、“山戎”、“黄牛”、“白马”，真音反而无人知晓。绝大多数族名有音无义，如“突厥”、“鲜卑”、“女真”、“华夏”，因为失去了语义内涵，所以就不再迁就语言的游移，而成为较稳定的语音成分，亦不失为训读汉字的一面镜子。
北方民族的祖先出自中原，它们的族名却播迁到世界，如“西伯利亚”即“鲜卑利亚”，“保加利亚”即“仆骨利亚”，“乌兹别克”即“兀者别克”，“楚克奇半岛”即“女直半岛”。而匈牙利族名
Magyars 是女真的“马佳氏”；德国国名 German 与一枝叫 Cimmerian 的蛮族族名有关，其字根 Cimmer
是东方族名“吉里谜”、“济尔默”、“哲里木”。而印度“莫卧尔王朝”是“蒙古政权”，如果英国人不打进印度，南亚次大陆也未尝不因名“莫卧尔次大陆”。北方民族族名之于世界地名、族名、国名的研究，也有重大意义。
&&& 图 阿拉斯加的一个爱斯基摩人家庭（面目极似山东人）
北方民族用族名来做人名，努尔哈赤的儿辈名字“巴布”是“拔拔”，“多铎”是“鞑靼”，“多尔衮”是“吐浑”，“德格类”是“吐火罗”，“费扬果”是“费雅喀”，“莽古尔泰”是“蒙古惕”，“汤古代”是“唐古惕”。而古代中原人名也有这个特征，如“虞舜”是“乌孙”，“无忌”是“兀者”，“句践”是“女真”，“叔孙”是“肃慎”，“阖闾”是“斛律”，“老莱”是“柔然”，“孟柯”是“蒙古”，“墨翟”是“勿吉”，“荆轲”是“准葛尔”等等。从人类学来看，北方民族社会是史前中原社会的一面镜子。
&&& “朝鲜”是“彩虹”
《史记•朝鲜列传》是第一篇高丽的历史，朝鲜半岛上曾经是“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并立的局面，“高句丽”又与“扶余”民族有关。然而，这些国名族名，却没有一个能与“朝鲜”挂上钩的，因此始于春秋的国名“朝鲜”的由来，一直是个谜。
&&& 蒙古人叫高丽做“肃良合”，明代杂著《登坛必究》附篇〈蒙古译语〉记作“琐珑革”，现代蒙古语是
Solongho，本义“彩虹”。汉语“朝”是“天”，“鲜”是“艳”，“朝鲜”是取了“鲜艳天色”来代替“彩虹”。那时，蒙古民族还没有抬头，东胡鲜卑语是蒙古语的祖先，看来中原民族对这种北方民族语言是有所了解的。
国名就是部落名，因此一定有人用“肃良合”来做人名。《八旗满洲氏族通谱》里的十七世纪人名“萨郎阿”、“索凌阿”，都是“肃良合”的别写。非比寻常的是，连孔子父亲“叔梁纥”也是“肃良合”，即一个名叫“彩虹”的人。因此“彩虹”部落是出自中原的，在古代中原和后世北方民族中，这个部落名是被用做为人名的。
&&&& “兀者”是“林胡”
“兀者”是一个重要的民族，《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这个族名词条（贾敬颜撰文）说：又作吾者、斡者、斡拙。辽代称乌惹、兀惹、乌若、乌舍、烊龋唤稹⒃酱殖莆诘赘摹⒇５母摹⒇５母纾换虺埔熬优薄⒇Ｕ咭叭耍ㄒ蛔魑嵴咭叭耍ＸＵ呋蜇Ｕ咭叭耸且恢址撼疲靡猿坪艄悴加谒苫掠沃钡胶诹掠我约熬胬锝媳薄⑽谒绽锝鞔邮掠媪院筒杉男矶嗖煌迨舻牟柯洹！宕懈髦忠浴拔鸭泵牟柯洌粗肛Ｕ摺
清代学者何秋涛首先指出“窝集者，盖大山老林之名”（《朔方备乘》）的满语语义。匈牙利语的许多基本词汇来自通古斯语，其“森林中人”一字，也适为
〈匈奴列传〉说“晋北有林胡p楼烦之戎”，这个“林胡”当是“林中的部落”，也就是“窝集”或“兀者”。“兀者”与“女直”、“野人”联系在一起，是因为它是通古斯民族，又被蒙古人视为“野蛮人”的缘故。说来，农业民族看不起游牧民族，而游牧民族又看不起山林中射猎的民族，于是它就成了“戎狄”眼中的“戎狄”了。
中原地名“武陟”、“尉氏”（河南），“无极”、“元氏”（河北），“无棣”（山东），“吴旗”（陕西）；中原人名“无忌”、“无知”，姓氏“尉迟”等，都是“兀者”，可见它是一个中原古族。〈殷本纪〉说“伯夷、叔齐在孤竹”，史家对“孤竹国”有许多求证，只是没有人点明它是“兀者国”（“孤”古读“狐”）或“林胡国”而已。
&& &“月氏”就是“兀者”
&&& 中亚国名“乌兹别克”（Uzbek）是由 Uz 和 bek 两字复合而成，亦简做“乌兹”（Uz）。Bek
是突厥语的“王公”一字“伯克”；即如“蒙古汗国”或“阿拉伯酋长国”一样，“乌兹别克”就是“乌兹伯克国”。然而，这个民族的由来却有不同的说法。
&&& 俄国学者认为，十五世纪蒙古金帐汗国瓦解，它的 Узбеки
部落军进入河中地区，与操突厥语的居民相融合成“乌兹别克人”。它在《元史》里作“月即别”或“月祖伯”。可知直到元蒙时“月”字还是读“乌”的。有古人训“月氏”读“肉支”，如果今天还有人坚持这个古训，就实在太可笑了。
&&&& 其实，乌兹别克就是“大月氏”地方。“氏”读“支”、“兹”（zi, dzi 或 dji）之音，“月氏”、“月支”、“月即”、“月祖”就是“乌兹”，“乌兹别克”也就是“月氏别克”。可惜“月氏”没有留下语言记载；以致某些西方学者猜测它是印欧人种，竟也得到国人认同。但一旦辨明“月氏”是“乌兹”，就不难确认它是“兀者”；它也就不再只是东北亚的通古斯部落，而是作为西戎的一部，早就活动在河西走廊和中亚地区了。
&&&& 图片 吉尔吉斯斯坦的乌兹别克族儿童和老人
&&& “山戎”是“乌洛浑”
春秋时就有“山戎”，《史记•管晏列传》就记载了“桓公实北征山戎”的事件，“山戎”是蒙古语的“山里人”一字―“乌洛浑”；汉代开始用音译族名“乌洛浑”或“乌桓”后，意译族名“山戎”就退出了历史舞台。显然，齐桓公时代，中原对这个今天是蒙古语的族名，还是能解其意的，但后来的人们却忘记了它的由来。
&&&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说：乌桓者，本东胡也。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桓山，因以为号焉。
鲜卑者，亦东胡之枝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其语言习俗与乌桓同。其中“保乌桓山”和“依鲜卑山”而得其名号，都是瞎说；但东胡、鲜卑、乌桓都是说蒙古语的民族，却是千真万确的。
契丹族建立辽朝时，还没有蒙古民族。但《辽史•属国军》有“乌马山奚”和“胡母思山蕃”两部的记载，“胡母思”就是族名“库莫奚”（音
khu-mo-si），而“乌马”是名气更大的“宇文”（音
u-ma），于是“乌马山奚”当是“宇文鲜卑”之别称，山戎、山奚、山蕃当是“前蒙古时代”等同东胡、鲜卑的族类统称。
&&& 以天象作的族名
满语的“天”字是“阿巴嘎”，欧亚大陆遍布阿巴嘎部落，内蒙古有阿巴嘎旗，中西伯利亚有阿巴嘎地方，格鲁吉亚有有一个阿巴嘎共和国。“阿巴嘎”又转写成“呵不哈”，《金史•国语解•姓氏》说“呵不哈曰田”。这是姓“天”太冒犯，因此女真人改汉姓时，择了踏实的“田”。齐鲁是东夷―通古斯民族的地方，春秋时代出了许多“田姓”人物，他们可能都是“天族”之裔。
法国人伯希和说“阿巴嘎”是蒙古语的“叔叔”，于是国人亦云它是“叔叔部落”了；而父母叔伯兄弟姐妹人皆有之，用来做族名是不合理的。其实，上古中原的“金天族”，即是“爱新―阿巴嘎”部落联盟，以“阿巴嘎”的通古斯语义，和“爱新”与之伴生的历史来看，“天族”是个通古斯血缘部落。
&&& 蒙古语的“太阳”是 nara ，形容词是 naran。清代名人“纳兰幸德”和姓“那拉氏”的慈禧太后，都是“太阳族人”。蒙古常见人名“纳兰胡”是“太阳之子”的意思，女真人名“纳良阿”，乃至东周谏臣“芮良夫”之名，都是“纳兰胡”的谐音。说来古代中原人名，的确与北方民族的人名是一样的。
&&& 图片 慈禧太后（左）和爱斯基摩妇女（右）
《金史•国语解》说的“兀典，明星”，可能是女真语里的蒙古字。《汉书•西域传》有“乌贪国”，《晋书•北狄传》有“乌谭种”；它还遗下西域地名“于阗”（Khotan），《秘史》记其作“兀丹”，《元史》则作“斡端”或“忽炭”，二十世纪改作“和田”，西文作西方学者想在印欧语里找它的语源，但终归于失败。我以为黄河流域地名“洪洞”、“邯郸”等都是“兀典”的谐音，“星族”发源于中原，后来才逸散四方。《史记•赵世家》记载的人物“黑臀”，应是一位“明星”。
&& &以动物作的族名
人类游牧活动，可能远远早于定居的农耕生活，否则人类是不可能遍布全球的。以动物名为族名是非常合理的，驯顺的“羊”，或者凶恶的“狼”都是人类的族名，突厥语的“羊”字“呼延”，蒙古语的“狼”字“叱奴”，是最为人知的的东方氏族名。
《金史•国语解•姓氏》说“尼忙古曰鱼”、“兀颜曰朱”、“女奚烈曰郎”，这三个姓氏其实就是“鱼”、“猪”、“狼”。《女真译语》说“鱼”是“呢木哈”，“猪”是“兀尖”，但没有说到“女奚烈”是“狼”，然而西方古籍却将它一语道明了。
&&&& 希罗多德在西方有“历史之父”之誉，他的《历史》（The
Histories）有很大的篇幅记载黑海北岸的游牧民族，其中有个叫Neuri的部落，Neuri显然就是金代女真姓氏“女奚烈”，或唐代H姓氏“倪属利”，或匈牙利姓氏Nuiri。希罗多德说：Neuri人在风俗习惯方面与息西安人是一样的……那里的息西安人和希腊人都说，每个Neuri人每年都要变一次狼，过几天后再恢复成人。（《历史》第105节）
这个“Neuri人每年都要变一次狼”的不经之说，与“女奚烈曰郎”不谋而合，也证实“女奚烈”曾经是某部落语言中的“狼”字，而这种语言在人类融合的长河中湮灭了。
&&&& “牛”、“马”也都是族名，《魏略•西戎传》说：
&&& 敦煌西域之南山中……有月氏余种葱茈羌、白马、黄牛羌。
&&& 后来西羌民族大量转化为藏族，藏语的“牛”字在康方言作“索”（so），在甘青方言作“索格”（sok），均有别于拉萨方言，它们都是传承于西羌语言的。而藏北索县（Sog）即是“蒙古地方”，藏族把蒙古族视为“牛族”，可能是因为“黄牛羌”或“牦牛羌”，都是鲜卑―蒙古系民族的缘故。
&&& 北方民族的语言以“宾语―谓语”为序，满语“骑马”是 morin-gha（“莫林阿”），gha是“骑”；morin
是“马”。萨满教崇拜白羊、白兔、白马，满语萨满神歌中有“红脸白山总兵，骑马从天而降”（《满语萨满神歌译注》页245）的颂词，其中“骑马”为
yalu-ha，故尔 yalu
应为“白马”，其音恰为“挹娄”。因此历史上的“白马羌”、“白马氐”，乃至甘肃文县和四川平武的“白马藏族”，实际都是挹娄之裔。
&&& 以金属为族名
开始使用金属，是人类生活的重大进步。族名“爱新”是金，“蒙古”是银，可能与人类最初接触到的是天然纯净的贵金属有关，而不是须经冶炼而得到的铜和铁。
还有一个尚未被认识的族名“吐火罗”是满蒙二语中的“锡”字“托活罗”。为什么“锡”能够在远古时代就成为族名呢？那是因为它的熔点低，很容易被冶炼出来，最先掌握炼锡术的部落，可能就是“吐火罗”的祖先。而青铜又是锡与铜的合金，如果没有炼锡术，就不可能有青铜时代。
陈寅恪曾强调：“吾国史乘，不止胡姓须考，胡名也急待研讨”。其实北方民族“以族名为人名”，急待研讨的只是“胡姓”或“族名”而已。较好的的北方族名记载，是《魏书•官氏志》和《金史•百官志》，《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提供了更丰富的女真人名姓氏，但没有人注意。
&&& 希罗多德对携带青铜器的
Cimmerian（寄蔑）、Scythian（息西安）、Sarmatae（悉万丹）等游牧民族入侵欧洲近东，就有许多翔实的记录。后来的历史地理著作《地理志》、《日耳曼尼亚志》等，也都不乏“蛮族”族名的记载，尽管《大英百科全书》说他们是伊朗人种，但以大量的族名和语言的对证，都表明他们只能是蒙古人种的中国北方诸族。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和陈述《金史拾补五种》在六十年代初才得以出版，但都是二十世纪前半叶完成的以罗列为主的工作。现代西方著作《匈人的世界》（The
Huns）是一部研究东欧地区蒙古人种民族的重要著作，该书“语言”一章几乎都是对西方历史记载的匈人人名的讨论，这也为中西“胡名胡姓”的语音比较，提供了便捷之径。
今天，我们对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还知之甚少，既不知道它们是从中原出走的，更不知道它们在远古时代就开始了世界性的迁徙。中原社会因农耕而进步了，北方社会却长期停滞在游牧和采集的时代，他们使用的通古斯、蒙古、突厥等语言，都是史前的中原语言，北方民族社会是史前中原社会的一面镜子，因此本书就以北方诸族的族名发端了。
&&& 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初稿
&&& 二○○六年三月十六日修改
发件人：&hua li& &&
+0800收件人：&&抄送：标题：朱学渊早在2003年就在网络上臭大街了，没想到2011年还有捧臭脚的
评朱学渊著《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
复旦大学教授 姚大力
就题材宏大而言，中华书局新近出版的这部书，似乎很容易给读者某种耸动人心的冲击力。根据本书自序，作者锐意于“探新”的努力，从求证“马札尔人（即古代匈牙利人）起源H说”开始，而以阐明“夏商周人与蒙古－突厥－通古斯语诸族同源论”为“思考的返归”。作者本人显然将它们看作是全书的两个亮点。因此，这篇书评也将围绕上述两个命题来展开。
马札尔人是匈牙利民族自古以来的自称。他们在九世纪末从黑海北部草原迁到今匈牙利境。人们一般赞同，更早先的马札尔人应该分布在伏尔加河上源的森林地带。而这已是迄今所能知道的关于马札尔人最古老的消息。而今，本书却将马札尔人的起源追溯到唐代活动在东北地区的H部落（即后来女真人乃至满族的远祖）。那么，作者是否在他的书里证明了自己的这个见解呢？
本书罗列了存在于今匈牙利语与女真语、蒙古语乃至锡伯语中的诸多被看作音、义都相近的“关联语辞”，作为马札尔人起源于东北亚洲的证据之一。但是细绎这些举证，我们发现，其中可议之处实在是太多了！
由于作者将马札尔语的“极东祖源”指为H－女真语，检验他所提供的马札尔语和女真语之间亲缘关系的证据也就尤其显得重要。为此，我们至少需要仔细考察书中的四个词汇表。先看本书页10所载女真语与匈牙利语的词汇比较表：
清人解读的拉丁化转写
barildu/barilduqu
uyihe/weihe
idu /uduchi
onchuqun /ochu
ayisin /alchu’un
fulaqun/fulgiyan
上列“女真语”词汇，都是本书作者从四库馆臣附在《金史》卷末的《金国语解》里搜选出来的。请先说第一个词项。从表面看来，andaqa与vendeg的发音确实很相似。但是清人用满语的andaqa（“语解”编者称该词意谓“客之通称”）来释读《金史》中的“按答海”，这个比勘是否准确，现在难以判断。蒙古语中有andaqa和andaqai/andaqan等词，分别是“盟誓”的动词和名词形式。它们当然与蒙古语中的anda（译言“契友”、“交物之友”，即互订盟约的朋友，又引申为一般朋友）同样，都应当是派生于更早先的突厥语词and（译言“盟誓”）的外借词。满语中的anda也只能是源于某个更早时代的外借词；而作为满语原生词的“朋友”则读作gechuqarqan。清人将满语anda译为“宾友”；“宾”者，客也。如果andaqa在清语中确实意谓“客之通称”，那它应当就是满语anda之“宾”的涵义的衍申。问题在于，我们无法将此种转义的历史一直追溯到比清代更早的时期。从以上讨论可以获得两个结论。首先，清人断言女真语词“按答海”译言“客人”，其证据是不足的；因此将它与意谓“客人”的匈牙利语词vendeg进行比较，这件事本身就可能是没有意义的。其次，更重要的是，撇开女真语“按答海”的问题，即使在同样译言“客人”的满语andaqa和匈牙利语vendeg之间真的存在着某种“关联”，那么它也只能来源于二者在历史上都是突厥语and的外借词这一事实。总而言之，vendeg这个词语的形成，不可能是直接受女真语或者满语影响的结果。
第二个词项的正字法形式也可以说是相似的。但关于女真语“什古乃”的涵义，清人明明说是“瘠人”，即“瘦长”的人。把它拿来与“同义”的匈牙利词语相勘同的前提，是本书作者首先要将清人对“什古乃”的诠释擅改为“穷人”。因此该项举证也应视为无效。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第六词项。据“语解”，“益都”译言“次第之通称”。本书作者将“次第之通称”的意思误解为“二、第二”（按满语“二”写作juwe），然后把它与相应的匈牙利语词去作比较。其结果自然也一无可取之处。
第三个词项中的“女真语”，连清人自己也已莫知其究竟，只好将它诠释为蒙古语的外借词，所以他们写道：“蒙古语谓角h者为‘巴哩勒都’”（按原文并附注蒙文作barildu）。barildu这个动词出现在《蒙古秘史》中，汉文旁译为“相搏”，它是动词bari（译言“拿”、“把”）的“互动态”。它的非限定式乃至动名词形式则应写作barilduqu。该项举证同样包含两种不可靠的成分。一是女真语的“拔里速”究竟是否可以和译言“角h者”的蒙古语词“巴哩勒都”相勘同？而这又恰恰涉及到以下这个关键问题，即离开清代诠释者已达五六百年之久的那个女真古词“拔哩速”，其词义究竟是否“角h者”？二是即使排除上述问题，蒙古语词barildu(qu)与匈牙利语birkozo在拼写形式方面的差异仍然太大，以致于很难让人觉得还有什么必要在二者之间去从事比勘。这种情形绝不止是个别的。表内的第七、第八和第十一以下诸词项，便全都属于此类情况。事实上，这是造成本书大量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稍后我们还要重新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 对第四词项，也有略加评述的必要。根据上列表格的制作方式，在女真语的uju（译言“头”）与匈牙利语的fej之间，看起来很像有非常密切的“关联”。但是如果考虑到突厥语中“头”字读作bash，那么我们便不难发现，fej与bash之间的“关联”其实更紧密。
经过上面的讨论，在表内列出的十六组对应词汇中，多少还存在可比度、因而需要加以进一步考察的，总共只剩下三个组（即第五、第九和第十词项）。值得注意的是，这十六组对应语词，被作者认为是表明了女真语和匈牙利语之间“高度亲缘性”的“匹配最为严整”的例证（页10）。如果这样一堆根本经不起推敲的“对应组合”竟然已经是作者所能提供的“匹配最为严整”的“关联比较”，我们又怎么还敢对本书的其它举证怀有最起码的信任！
受篇幅的限制，接下来没有可能再像刚刚作过的那样，对本书所制“金女真语、蒙古语、匈牙利语关联语辞”表内总共39个词汇组（页38至40）逐一进行检讨。但是仍然有必要对该表所力图展示的女真语、匈牙利语之间的“关联”性作出某种评价。这39个词项，也包括了上面已经讨论过的16组词汇，还包括被本书承认为看不出有什么内部“关联”的7个词项组合。于是还剩下另外16组词汇需要分析。可以将它们分为三种情况。属于第一种情况的是那样一些女真语－匈牙利语词汇组合，尽管本书作者暗示在这样的组合中存在着两相“关联”的性质，实际上每一对被比勘的词汇，其读音差异都相当大，因而根本不能据此就以为它们可能属于同源词、或是构成源词－外借词的关系。兹将这11个对照词组列为下表。表内的序数词所显示的，是该词项在原表中的次序：
清人解读的拉丁化转写
24峰/高峰尖
哈丹/“超还”
hada/cholqon
kachiqa/ajiraqa
讹古乃（库立）
ereneyi（kuri）
属于第二种情况的词项有三个，即“围猎”（4），“心”（9），以及“坡”（25）。根据作者的暗示，在这三组词汇中，词汇语音的相似，主要显示在蒙古语词和匈牙利语词之间。无论他的证明是否有效，其结论都与我们现在关注的女真语/满语和匈牙利语言的关系问题无直接联系。因此不再在这里讨论它们。
剩下的两对词汇，即“户长”（6）和“疮”（11），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需要进一步考察的“关联”，虽然连这样说都是十分勉强的
。现在检查页11至12上的锡伯语－匈牙利语词汇对照表。这个表内总共列入了20个词项。其中的锡伯语词，除第一项里的“母亲”（语音作“额聂”），全都与满语中的相应词汇同源。在这19个同源词里，有两个即“头”（7）、“牙”（8）已经在上面讨论过了；剩下的17个词汇中，与匈牙利语相应词汇的语音差别颇大、因而很难认为有什么“关联”的，至少就有12个。兹列表如下。表内的序数词系指该词项在原表中的次序。
锡语伯/满语
锡伯/满语词的拉丁化转写
盖克吐[13]
ketqun/kitaqun
6手、臂[14]
sasq/sagsaqo
chal/chalu
&&& 另外的五组词项，也许各自之间有某种应予进一步考察的“关联”。它们分别是：“箭”（13），锡伯/满语niru～匈牙利语nyil；“村庄”(17)，锡伯/满语gashan～匈牙利语kozseg；“鞋子”（15），锡伯/满语sapo～匈牙利语cipo；“新”（19），锡伯/满语iche～匈牙利语uj；“旧”（20），锡伯/满语fe～匈牙利语ven。
最后需要检核的，是页26的满语（锡伯语）－蒙语（契丹语）－匈牙利语对照表。表内涉及的满语（锡伯语）词汇有十个，其中与前出词汇重出者四（“牛”、“鸡”、“狗”、“喜鹊”）。剩下六个词项中，同义但语音根本不相近者有四项。它们是“树、木”（满/锡伯moo~匈fa）、“花”（满/锡伯ilga~匈virag）、“马”（满/锡伯morin~匈lo）、“骑马”（满/锡伯yaluga、moringa~匈lovagol）。另有一词（“豌豆”），据作者暗示，其“关联”性应在蒙语和匈牙利语之间，此处不讨论。只有一个词（“猴”，满/锡伯monio、monj~匈majom），似乎尚值得研究。
对朱著中四个词汇表的重新考察究竟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在朱著的全部举证中间，与匈牙利语可能（而且还只是可能！）有某种形式联系的女真－满语（包括锡伯语）词汇，不过十一二个而已。朱著告诉我们，书里所作的“比较就像是一个指纹鉴定。它以确切的事实证明匈牙利语的极东祖源，是古代H－女真语”（页12）。在这里，语气的武断和陈述关键概念时的闪烁其辞同样地令人觉得不可思议。说“匈牙利语的极东祖源……是古代H－女真语”，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这是在说，通古斯南支诸语是进入匈牙利语的各种外借词中间最东面的源语，那么这样说或许不错。可是正如同出现在匈牙利语中的数量甚至更多的原蒙古语、突厥语借词丝毫不说明马札尔人就是原蒙古语或突厥语部落的后裔一样，这样的证据也丝毫无助于马札尔人的H起源说之成立。如果它意味着匈牙利语与满语、锡伯语之间存在某种发生学意义上的亲缘关系，这倒可以成为马札尔人是H后裔的一种强有力证据。问题在于：仅仅凭十来个“关联语辞”作为证据，是否就能否支撑起这样一个重大的假设，即匈牙利语和通古斯诸语之间存在着亲缘性？回答当然只能是否定的。
&&& 部落名称的比勘，乃是支撑朱著关于马札尔人远东起源论的又一重要证据。但这方面的问题也很大。
首先，许多分明不相同的部落名称，在被转换为汉字音写、尤其是在研究者用现代汉语的语音去识读这些汉字音写的场合，它们之间的原有差异（甚至明显的差异）就会变得很难识别。本书将匈奴姓氏“须卜”与女真部落名“苏不鲁”、匈牙利姓氏Sipos相勘同即属诸多同类错误之一（页16至17）。“卜”在古汉语中是带有-k收声的“屋”部韵入声字。是知用“须卜”两个汉字来音写的匈奴姓氏，它后一个音节乃是-buk/-bu。但女真姓氏“苏不鲁”的后两个音节或最后音节应为-bulu/-buru或-bul/-bur；而匈牙利姓氏的最后音节则是-pos。三者的最后一个音节明显不同，我们不知道朱著凭什么把它们混为一谈。
女真部落名称“徒单”、“术虎”和“散答”的识读，看来即使是对于语言、族属都与女真相近的清前期的满人而言，都已感到没有什么把握了。《金国语解》分别将这三个部名读作tusan、johre、sakda。但在12卷本的《金史语解》中，“徒单”和“术虎”又分别按照清代满族姓氏改读为tuqtan、juge（卷7）。如果我们相信清人的识读，则“徒单”（tusan/tuqtan）与匈牙利姓氏Dudas、“散答”（sakda）与匈牙利姓氏Santa，以及“术虎”（johre/juge）与Juhos，都根本不存在勘同的可能。如果我们发现连清人的识读都已经不可靠，那么又凭什么断定这几个部落名称的确切音读，并且将它们用于与匈牙利姓氏进行比较？
其次，有些专名的语音之间确实可能存在相似性。但我们没有理由仅凭这一点就把用它们来命名的那些对像视为一体。例如在H一部的名称“泊咄”的正字法形式中，确实包括着padu这样一种形式（其它形式还有pakdur、padul等）。朱著将它与匈牙利姓氏Bodo相勘同（页19）；仅从语音方面来看，这是可能成立的。但是仍有两个不容回避的问题需要说明：怎么知道“泊咄”必定就是padu这一形式的音写？更重要的是，H“泊咄”部与匈牙利的Bodo姓氏，地域上东西相差逾万里，时间上前后相隔上千年，怎么知道二者名称的发音相似不只是偶然现象，而必定反映了两个人群之间的历史渊源关系？另一个近乎滑稽的例子与此前提到过的匈奴“须卜”氏有关。朱著说，蒙元前期的名将速不台，他的名字“就是蒙古语的‘须卜氏’”（页58）。按“速不台”的拉丁化正字法形式为sübehetei。从构词法角度讲，它可以看作由sübehe-与其后缀-tei两部分所构成。也就是说，“须卜”与sübehe-在语音上确实相当接近。但是在匈奴的“须卜”氏和这个蒙古名将之间，时间相隔一千年以上，并且“速不台”只是蒙古兀良哈部落中一个成员的人名，元代并不存在一个叫作“速别额”（按、“速不台”又写作“速别额台”）或“须卜”的部族。难道仅仅以语音相近为立论基础，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蒙古人名的辞源，倒溯到匈奴时代的“须卜”吗？
以上讨论，完全适用于“马札尔”（Magyar）与“H”这两个专名之间的对勘。从地理方望、时间上的接续性，以及审音等角度来判断，学者们大致同意，在汉文文献中先后用“勿吉”和“H”来译写的，应当是位于东北亚的同一个非汉语种族群体的名称；但在缺乏来自其它拼音文字的确切证据的情况下，我们至今无法肯定这个部族名称的准确的正字法形式到底是怎样的。根据其第一音节的译音用字“勿”、“”都有收声-t来判断，该音节可能有ma-/ba-、mat-/bat-、mar-/bar、mal-/bal-等诸种形式。但H在唐代又被异写作|R，是则其第一音节的拼写形式当作ma-/ba-或mak-/bak-。如果该音节的真实形式的确被同时反映在上述两组可能的拼写形式之中，那么这个音节就只能拟构为ma-/ba-。不幸的是，在对于该名称第二音节的几种可能的拟构形式，亦即kie、-kiet、-kiel，以及-kier之中，我们却至今缺乏作出确切选择的充分理由。也就是说，尽管在“H”的几种可能的正字法形式之中，应当包含着与Magyar十分相近的那种拼写形式（即makier/bakier）。但这个结论绝不等于说，“H”与Magyar的音读必定相同；它更不等于说，倘若二者音读果真相同，这两个专名及其所指称的人群就必定具有共同的历史渊源。
再次，尤其令人大惑不解的，是朱著经常根据自己的主观需要，在前后间隔不过两三行的文字中间，将一连串从表面看来语音近似的部族名称，指归为同一专名的“转音”，进而又把用它们来命名的时代和地域差异都极大的各类部落集团看作是具有同一历史渊源的亲缘群体。如上所述，从纯粹审音的角度，不能排除在H与Magyar之间进行相互堪同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主张H所音写的，是某个类似Magyar的语音，那么它就不可能如朱著页51所建议的，同时又是merkid（按、此即蒙古“篾儿乞”部）乃至murki的音写。道理很简单。无论我们如何假定用“”字来音写的那个源词的音节，总之它不可能既是Ma-（Magyar的第一个音节），又是mer-（merkid的第一个音节），同时还是mur-（murki的第一个音节）。同样，“H”的语音也不可能同时是-gyar、-kid和-ki。当然，“H”同样也不可能再是朱著页52所主张的“蔑促”、“弥列哥”，或者“马阿里黑”（页51）、“满住”（页57）、“马儿忽思”（页59）、Mika’il（页69）等等。
&&&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朱著先将女真部落名称“拓特”说成“和匈牙利姓氏Toth可能是有关的”，然后又声称“Toth在蒙古语中的读法可能是to-ta-ha”。从这两个极不可靠的“可能”出发，“拓特”和Toth被等同于tatar（鞑靼），等同于从“秃秃黑里惕－塔塔尔”（tutuqliut-tatar）一名中被拆散出来的tutuq，等同于“脱黑脱阿”（toqtoqa）等“北方诸族频繁使用的人名”。本书就这样向读者显示出，“拓特”这样一个“通古斯姓名”如何“开始具有冲击性的世界意义”（页48至49）。但是人们必须问，Toth为什么可以读作to-ta-ha？to-ta-ha又怎么能既读作tutuq，同时读作toqtoqa、tatar以及其它完全不同的专指名称？
在上述种种场合，我们基本上看不到对那些五花八门的“转音”究竟如何产生这一问题所展开的正面论证。朱著往往采用“我以为”、“我们猜测”、“我猜测”、“大概就是”、“不难看出”、“我则以为”之类含糊的说法，来回避实质性的讨论。看来在力图证明那些离开真实情况实在太过辽远、因而找不到任何其它历史依据的见解时，朱著便不得不完全依赖于真假参半的语音相近性这一极不可靠的基础。不过这并不是说，朱著对语音比勘之外的历史证据一概不予置理。问题在于，它对北方诸部沿革流变的历史论证，同样充满了主观臆断和北方民族史领域中不该发生的常识性错误。
本书作者很清楚地意识到，就证实分布在内陆欧亚西半部的马扎尔人属于西迁的H遗种这个命题而言，能否在比马扎尔居地更加偏东的蒙古草原寻找到通古斯部落存在和活动的证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朱著力主鞑靼起源于H之说的用心也就在这里。
&&& 现存文献中最早出现“鞑靼”的名称，在8世纪前期的突厥文碑铭中，其正字法作tatar。这是突厥人对他们东面操原蒙古语的室韦部落的通称；这个称呼本身，应当源于当时西邻突厥的室韦中间一个相当强大的部落的名称。年代上稍后于突厥碑铭的汉文史料中所出现的“鞑靼”一名，乃是对tatar这个突厥语名称的精确音写。现在，有关回鹘汗国瓦解后大兴安岭北段原蒙古语部落逐渐移入草原地区的历史过程，由于学者们对“室韦-鞑靼”诸部和“鞑靼-阻卜”诸部动向的研究，业已获得基本澄清。
可是，朱著现在告诉读者，“往往只有那些与通古斯族相关的部落才被称‘鞑靼’”；而这个重要事实却被“世界性的长期误解”一直掩盖着(页48)。作者主要通过以下两方面来论证他所发现的这个惊人事实。
其一，《新五代史•四夷附录》谓：“达靼，H之遗种”。我们甚至还可以为朱著补充另一条材料，它同样直接地将室韦-鞑靼的语言、族属归于H，这就是《新唐书•失韦传》中的一段话。它说，室韦的“食啖言语与H同”。值得注意的是，两句话全都出自欧阳修笔下。与《旧唐书》、《旧五代史》相比，两部新史的长处全不在记事的详实准确上。亦邻真早就揭示过，北魏以往有关室韦语言与契丹同类的明确信息，如何由于《通典》凭空添加史文而改变；此后《唐会要》抄《通典》，《新唐书》又抄《通典》、《唐会要》，“但在改写中语气变得十分肯定，因而也就一错到底了”。至于《新五代史》中的那段话，则在更早先即已被曰本学者揭明，乃是欧阳氏从宋白那里沿袭下来的错误。事实上自两新史后，人们一般也不把鞑靼与通古斯诸族相提并论。这表明室韦-鞑靼的族属语言自北魏至元明一仍其旧，并没有什么改变。需要纠正的，倒是欧阳修主观而武断的误解本身。
其二，朱著又认为，鞑靼是“蒙古民族对于‘通古斯人’的特称。”他提出的例证，是元代以“水达达”、“水鞑靼”称呼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等处的滨水通古斯部落。但我们所知道的充分而确切的事实是，在元代蒙-汉双语颁发的政府公文中，专用于对译“蒙古”这一族名的固定名称，正是“达达”或“鞑靼”。当然，要对裼谜飧龆砸胱ㄓ妹聘涸鸬模紫扔Φ笔堑笔被钡暮喝恕５敲晒湃讼匀皇侵溃⑶乙餐庹庵侄砸敕ǖ摹６八锎铩薄八谗啊钡某莆讲⒉焕醋悦晒湃俗约旱挠糜铩８菖泶笱诺谋笔辜锹肌逗邝彩侣浴罚晒湃税淹ü潘贡踅郝涑莆磅僖媛筛伞保usuirgen）
。这是一个标准的蒙古语词，译言“水百姓”。彭氏在该词后小注曰“水鞑靼”，可见这本来是不明东北情形的华北汉人对“水百姓”的翻译，而彭大雅的有关知识又得自北方汉人。入元之后，这个译名虽被沿用下来，但它多与“女直”一词并联使用，或作“女直水达达”，或作“水达达女直”，以示“达达”的名称在这一特定用法中的特殊族属。
朱著举出的另一条有关蒙古不认同鞑靼名称的证据，见于13世纪中叶东来的传教士鲁不鲁克的游记。据鲁不鲁克说：“他们（按指蒙古部人）也不愿被称作鞑靼人，因为鞑靼人是另一种种族，关于这种人，我听到下面的情况……”。将这段话从它的上下文中间割裂出来理解，它确实意味着，蒙古和鞑靼是两个互不相同的群体。但如果把它放回到鲁不鲁克的整个叙事中去加以认识，尤其是如果能从这段话再往下读一两页，我们就很容易发现，此处强调蒙古和鞑靼之间的区别，那是就狭义的蒙古（即三河之源的尼鲁温蒙古部）和狭义的鞑靼（即贝尔湖边的塔塔儿部）而言。鲁不鲁克在讲述蒙古、塔塔尔之间相互关系时，所叙述的事实虽然不太准确，但他所追溯的，无疑是尼鲁温氏蒙古在东部草原相继征服蔑儿乞、塔塔尔和克烈等部的那段史实。事实上，鲁不鲁克游记汉译本的注释者也将此处的“鞑靼”理解为塔塔尔部落。鲁不鲁克这段话所反映的真实历史，是进入西部草原突厥语世界的蒙古人，不太满意突厥人将他们与被征服的塔塔尔部一起称为“鞑靼”。他们不知道tatar在突厥语中很早就用来泛称原蒙古语诸部落了。作为突厥对原蒙古语和后来的蒙古语部落泛称的“鞑靼”，与该词后来又被俄国人用来泛称中亚某些突厥语部落（包括突厥化的蒙古人成分在内）的情形相似，是一个它指名称。但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时期，它实指广义的蒙古人。无论如何，“鞑靼”从未成为过蒙古人对女真语部落的“特称”。朱著的这一见解，是对本已被误读的史料再滥加发挥的结果。
朱著关于马札尔人H起源说的另一方面的史实论证，从分析唐代的辽东战争及其后果切入。著者认为668年唐对东北的大规模用兵，导致“一场牵动满蒙广大地区的大逃亡”。H部一支的西迁就是发生在这场“大逃亡”中间；而后来出现在欧亚草原西半部的马札尔人，就是这些西迁H的后裔（页27至34）。应当承认，在朱著全书当中，对有关史实叙述最详瞻的部分，就是“唐帝国的辽东战争”这一段。它从唐军的战前准备、战略算计写起，一直写到高丽－H联军的惨败，以及唐军中的少数民族部队在高丽撤军后对H孤军所实行的“‘除恶务尽’的扫荡行动”。
现在的问题是：对这场主要是在唐与高丽之间发生的战争的大事铺陈，究竟是想说明什么？它或许可以说明，由于这场战争，作为高丽方面盟军的H部“泊咄、安车骨等皆奔散，寝微无闻焉”。但无论是这场激烈的战争，或是“奔散”、“寝微无闻”等记载，都不足以作为接下来必定发生“牵动满蒙广大地区的大逃亡”的证据，那是需要由反映这场“大逃亡”的种种历史事实本身来证明的。可惜朱著在这里根本提不出任何相关的历史证据。唐王朝的辽东战争是否可以被看作是“Magyar人的祖先出走的原因”？回答这个问题的前提，是我们首先必须确认“马札尔人的祖先”从辽东出走这一事实。历史叙述一般是从结果去追溯它所以发生的原因，而不能根据某些自以为是的原因去推定在此之后必然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结果。朱著在此处的处理方法，刚好与一般所应当遵循的法则相反。
十分有趣的是，恰恰是对唐太宗征辽东之役的事实本身，历史学家的看法还有很大的不同。很可能有关这场战事，“正史的很多记载并不真实”。本文无意于进一步考察其中的诸多细节。但是无论高丽之役的实际情况如何，解释者都不难将H西迁安排为它的结局。这不是恰恰说明，本书就这方面所进行的煞有其事的“史实证明”，其实与它早就预设的结论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内在逻辑关联吗？
检验朱著第二个主要命题的任务，似乎要比较简单一些。因为作者用于支撑“夏商周人与蒙古－突厥－通古斯语诸族同源论”的基本证据，几乎全部来自于对有关部落、姓氏、人物和地理专名的比勘。历史上的人名、地名、部落名、制度名称或官号等等专指称谓，是辨识有关人物、人们群体及其文化之身份属性的重要依据。但是，由于人类语言中基本音节的数目本来就有限，而大多数专指称谓都不过由两三个音节所构成，所以在不同语言的各式各样专有名词之间极易出现语音相似的情况。语音相近的问题若发生在普通名词之间，较少会导致辞源问题上的误解。人们不会仅仅因为语音相近或者相同，就把不同语言中语义根本无关的普通名词看作关联语辞。没有人相信在英语的fish（“鱼”）和汉语的“废墟”之间存在某种辞源学的联系。也不会有人相信如下的“考证”：英语中的daughter（“女儿”）源于汉语词汇“逃脱”，因为女儿终究要在出嫁时从父母家中“逃脱”。在这里，包含在每个语辞之中的特定语义，有助于我们澄清不同语言中同音语辞关联与否的问题。但就专指称谓而言，情况就不同了。因为除了知道它们是对某些特定对象的命名和称谓之外，我们对相当大多数专名的辞义、辞源知之甚微。在这种情况下，可资比较的指标只剩下语音一项。因此在从此种比较中提取有关结论时，就必须格外小心。
对于各族语言中的专有名词已“大部分失去了语义内涵”这一事实，朱著有明确的意识。所以它正确地指出：“人们寻找‘族名’的语义也往往是徒劳的”（页206）。可是，词汇的比较研究从音、义两项比勘转而成为只能凭藉语音来进行对照比较，对朱著来说，不是意味着研究者在立论时候必须更加小心、更加需要参照其它方面的旁证材料。恰恰相反，专有名词语义内涵的失落，似乎导致朱著更自由地在古今中外的同音语辞之间任情比附，把各种语言里语音相近的专有名词及其命名对象统统指归为一体。毫不夸张地说，这就是朱著在论证第二个命题时所表现出来的最大特征。
例如，作者这样论证“‘中原地名’与‘北方族名’之间的关联”：“《史记》的‘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的‘三河’地区，也是‘华夏民族’的根本之地。春秋时，那里有‘北虢’、‘东虢’、‘大卤’、‘曲沃’、‘令狐’、‘羁马’、‘狐厨’、‘篪祈’等地名，它们显然与‘仆骨’、‘东胡’、‘同罗’、‘昭武’、‘术和’、‘且末’、‘兀者’、‘赤狄’等族名相对应。又如，中原‘戎’名‘杨拒’、‘伊雒’、‘陆浑’、‘n瞒’、‘皋落’等，又与‘按出’、‘挹娄’、‘术和’、‘悉万’、‘斛律’对应。这些关联现象，不仅是北方诸族出自中原的证据，也是确认中原古代居民族属的判据”（页207）。短短几行文字之间，居然完成了这么多专名之间的勘同问题。其实说简单倒也十分简单。此处的全部论证，只有“它们显然与……等族名相对应”这样一句话。
&&& 据朱著页86说，“仆骨”一名，“也就是西文族名Bulgar”。于是被罗列在上文中的“北虢”，又可以读作Bulgar。但“北虢”与“仆骨”、Bulgar前后相差一千年。“北”字是-k收声的入声字，它根本不会被用来译写Bul-这样的-l收声的非汉语音节。除了审音上的问题以外，“仆固”、Bulgar这两个时代基本接近、但东西相隔遥远的部落，一个讲突厥语，另一个的语言属芬－乌戈尔语族。照朱著看来，“北虢”究竟是谁的先祖？莫非地处西半部欧亚草原之北的Bulgar人也是从华北迁徙过去的？南北朝隋唐的“昭武九姓”，据传说是从“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亦即月氏故地西迁的。朱著说“昭武”即“曲沃”，仅据并不可靠的语音相类一点，就把它从今天山、阿尔泰山东麓搬到位于“三河之地”的曲沃。
朱著说，“‘中原民族’与北方民族是有着深度渊源的”（页209）。这个说法本身并没有什么错。问题是作者不仅迷信于上述那种极为不可靠的语音比附的求证法，甚至不惜靠牵强附会来拼凑“音似”的证据，从中推出种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结论。例如上古时期的“公祖”、“公肩”、“公东”等姓氏，全被视为金元时代的通古斯部落专名“兀者”的同源词，因此上述姓氏的族属都被归入东北通古斯部落。而“公孙”、“公胜”等姓氏则被等同于“乌孙”。以此类推，甚至黄帝的族属也变成了“乌孙氏”（页209）。朱著将这一系列的语音勘同建立在“将‘公’读为‘乌’或‘兀’”的基础之上。那么为什么“公”字可以被读作“兀”或“乌”呢？
作者说：“从字形上来看，‘公’与‘瓜’有相像之处；但是‘公’和‘瓜’究竟是否相关？从文字考据的角度来说，是颇难求证的。然而，‘瓜’可以衍生出‘孤’和‘狐’等字；我们也若（若也?）将‘公’作‘乌’、‘兀’、‘斛’、‘纥’读，所有含‘公’姓氏与北方诸大族族名的关联，倒是一目了然了”（页209）。“公”与“瓜”在《说文解字》中一属“八”部，一属“瓜”部，在汉字结构上毫无关系，本不属于“颇难求证”的问题。“‘瓜’可以衍生出‘孤’和‘狐’等字”，只能是说后两个字中有“瓜”这个声符，所以其读音从“瓜”。但是，为什么由此就可以推测出“公”可读若“乌”、“兀”？作者自己也觉察到这里欠缺必要的证据，所以他在这里使用的是一个假设句型，即“若……，倒是……”。根据上述凭空推测，中原数十个“公”字头复姓的起源被推到“兀者”、“回纥”、“乌孙”、“曷萨”等北方诸族的部落名称。于是，朱著以自我赞许的口吻写道，读“公”为“乌”、“兀”，“不失是个成功的归纳和猜想”。以未经证明的假设为前提进行推理，再用推理的结果来证明假设的“成功”，这是典型的循环论证！经过这一番循环论证，朱著居然忘记了自己据以立论的出发点不过是一些未经证实、也无法证实的“猜想”，很快就心安理得地把诸如此类“成功的归纳和猜想”当成毫无疑问的事实来相信了。
我以为上述推理结果经不起检验，不但因为即使是在异想天开地读“公”为“兀”、为“乌”之后，中原诸多姓氏与北族部名之间，至多也只有音近的关系，它根本不足以构成在两者之间相互勘同的充分理由；而且也因为在不少场合，即便在读“公”为“兀”、“乌”之后，作者宣称的那种“一目了然”的“关联”仍然未见存在。例如“公夏”、“公何”、“公户”、“公扈”、“公华”一组，被朱著勘同为“回纥”。毋庸置疑，“回纥”的正字法形式应为uighur。无论是“夏”、“何”、“户”、“扈”、“华”，都与-ghur的音节相去甚远。即使读“公”作“乌”，这一组中原姓氏依然与uighur毫无关系可言。
朱著又将中原姓氏“司马”考订为“古代族名”“悉万斤”。页212写道：“一般以为‘司马’是从官衔转化来的。司马迁在《自序》中，却从未说过因祖上当过‘司马’官，而袭了这个‘司马’姓。”在《自序》中“从未说过”，本不必成为一种有力的否证。难道我们可以因为《自序》未提及人用双脚走路而否定这一事实？不幸的是，《太史公自序》其实是说到过这一点的。司马迁追溯他的祖先时说：“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在周宣王时，他的祖先失去旧有官守，改任司马，子孙因以为氏。诸家注解对此均无异辞。朱著轻易否定前说，反谓“司马”与“古代族名‘悉万斤’、‘悉万丹’、‘萨末K’、Sarmatae，地名Samarkand等如此音似”，因此断定“‘司马’是族名‘悉万’之变译”（页212）。“悉万斤”、“萨末K”与Samarkand为同名异译，是中亚古城之名。用“万”、“末”等带-n或-t收声的汉字来译写-mar-的音节，完全符合当曰的转写规则。该词的末音节-kand则是波斯语成份，译言“城”。samar是否族名，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它与古代草原上的族名Sarmatae（“萨尔玛提亚人”）没有任何关系。剩下的“悉万丹”倒是族名，但是否能将该专名拆成“悉万－丹”这样两个成份来处理，也无可推知。总之，我们根本不知道历史上是否存在一个叫做“悉万”的部族，更遑论“司马”与“悉万”之间的语音差异了。朱著所发现的诸如此类的“全面对应”，其实大都只是作者一厢情愿的妄断。
通过对朱著中大量举证的检核，想来已经能够说明，本书的主要见解严重缺乏经得起认真推敲的可靠证据。现在，我还想比较集中地就本书所采取的研究方法，谈一点总的看法。
比较历史语言学，尤其是其中的审音与勘同方法，为中国北方民族史研究提供了极其重大的帮助。可以说，它是欧洲东方学与乾嘉以往的“西北舆地之学”在相互交流当中沉淀下来的积极遗产之一。与此同时，我们当然也已清醒地意识到，审音勘同方法的功能存在至少两方面的局限性。其一，尽管在提供否定性证据方面审音方法的功能较为显著；但是在相反的情况下，仅仅以审音为证据的勘同结论往往是十分不可靠的。特别是当被研究对象所处时间和空间的历史跨度都极大的时候，审音勘同必须与其他各方面的历史证据密切结合，才能有助于辨析事实。其二，对审音勘同法则的严格性也不应过于迷信。例如，普立本证明，用汉字入声字来音译的音节，在其源词的正字法中就不一定都有尾辅音。此外还有许多其它例证，说明古人译音用字也有相当随意的时候。所以在使用审音勘同方法时，既需要尽可能遵循由过去经验所确立的有效法则，又不能简单地依靠墨守这些法则来处理所有资料。
朱著对上述第一方面的有限性似乎全然不介意。在仅据似是而非的音近来乱加推断方面，比前文已举过的例证更为极端的一个例子是，作者根据埃及曾有“密昔儿（Misr）”之称，遂以为这是“H”之名“尘埃撒播”的结果，并且很自信地劝告读者“不必引以为是怪事”（页69）。
对于审音勘同方法的第二种有限性，朱著显然有所察觉。书里写道：“清代以来的中外文字语言学者们对先秦语音的研究，基本是在中古《切韵》系统上从事反推。一些学者客观地指出，作为规范汉语语音的一种努力，《切韵》等书也把许多‘古音’抹煞掉了”（页207）。但是，承认上述有限性，对朱著来说，意味着审音勘同方法的所有规则都已失效。于是，作者一方面不适当地夸大审音勘同手段的适用性，不顾时间和空间限制而将之滥加应用；另一方面又以古代韵书可能“抹煞”某些“古音”为由，对汉字的古代音读进行随心所欲的解释。两者相互促进，遂在构成朱著重要论证部分的语言比较方面导致错误百出的结果。
朱著置审音勘同必要法则于不顾的突出表现之一，是作者在对用汉字音写的他族词汇从事语音讨论和比较时，往往拒绝对它们进行拉丁化转写；甚至有些外族名词明明保留着拼音化正字法形式，朱著在讨论中却宁可采用它们的汉字音写。这种做法。给本书带来许多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失误甚至笑话。作者说，Kalmuk“就是‘克烈―谋克’”。如果他在这里对“克烈”一名采用见于蒙文中的正字法形式（Kereyid），那他怎么还可能把这个名称等同于“卡尔梅克”一名的第一个音节Kal-？他又说，土尔扈特“或许就是克烈部名‘董合亦惕’”（页60）。“董合亦惕”在蒙文史料中写作Dongqayid，而“土尔扈特”则作Turghaghud。所谓“或许就是”，到底从何说起？
&&& 前面提到的《金国语解》明明附注满文语音，朱著视而不见，宁可师心自用，胡乱注音。清人已用nesuhen来释读“奴申”。朱著弃而不用，另按己意将“奴申”读作nosszhang。他没有告诉我们的是，为什么在这里“奴”会读作nos-，而“申”作为一个前鼻音韵母的汉字，又为什么竟要读作-szhang？其实作者不过是根据他意想当中的匈牙利语同义词osszhang来胡乱将“奴申”的读音拉丁化而已。这个例子甚至使我们怀疑，朱著偏好汉字音写的正字法形式，是因为这种非拼音化的“译音”更便于他毫无拘束地对有关词语胡乱进行解释。
除审音勘同外，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其它方面，朱著也有诸多犯忌之处。书中毫不迟疑地把现代匈牙利语词汇直接当作古代形态的马札尔语辞来举证，根本不考虑其中存在的以今训古的危险性。本书作者曾经回应上述批评说，谁要是提出这个问题，谁就是在强求历史语言学研究“做到百分之一百的‘以古训古’”。如果说对H―女真语的研究不得不参考金元之后的满语、甚至锡伯语，那么对早期马札尔语的研究当然也必须以晚近各时代的匈牙利语作为必要资源。但这绝不是说，我们因此就可以随便把任何一个现代匈牙利语词当作古马札尔语词汇来看待。这涉及到如何尊重并依赖匈牙利语言史研究的相关成果和结论的问题。像朱著这样“百分之一百”的以今训古，无论如何是要不得的。
正因为任何一种语言都不可避免地会随时代变化，尤其是受到与它邻近的其它各种语言的影响，在采用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来识别相关语言的亲缘关系时，就必须尽可能采用与曰常生活紧密关联的基本语辞作为比勘对象，因为这些语辞的抗干扰性相对而言会比较大。在鉴别不同语言是否存在亲缘关系时，以基本语辞而不是以所谓“随机抽样的语辞集合”（页9）作为比较的对象，这是为历史语言学的学者所普遍遵循的通常法则。朱著大言不惭地声称，自己采取的是“随机抽样”的方法。之所以这样作，只恐怕仅仅是因为作者其实只知道有《金国语解》，而其中“一共才记载了七十七个金代女真语词”。如果他知道除了这部被他奉为至宝的“语解”，还有多达十二卷的《金史语解》，如果他使用包括《华夷译语•女真门》在内的其它女真字材料，并参以满语和锡伯语的大量书面材料，本书作者就会发现，他为《金国语解》的篇幅短小而发的“遗憾”，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少见多怪的感叹。
在对选出的对照词组进行语音比勘时，朱著的做法也极其非专门化。在确认某个语音音素从一种语言进入另一种语言时所发生的系统变换规律时，必须有足够可靠的同音、同义例词为证。例如说突厥语的y-进入蒙古语时会系统地转换为j-，因为我们有yil&jil（“年”）、yemish&jemish（“水果”）、yarligh&jarligh（“命令”）、yürek&jirüge&（“心”）等许多对照词组可以作为举证。此处所谓“同音”，是指除去那个系统转换的音素外，对照词的各正字法形式之间应有足够程度的相似。但朱著用来证明“语辞变换规律”的对照词汇之间，正字法差异之大，使人难以相信它们属于不同语言之中的同音同义词。在页41“蒙古语（契丹语）、匈牙利语语辞变换规律”表里，朱著总共列举十六个对照组，用来证明蒙语中的g/h/u在匈牙利语中转换为f/v。兹将十六个对照组移录如下：（1）gal～futes，（2）gol～fo，（3）gol～folgo，（4）guikh～fut，（5）gutakh～fenyo，（6）hyanath～kekez，（7）hagas～fel，（8）heree～varju，（9）huuchin～ven，（10）huvaah～felvag，（11）huu～fiu，（12）hal～forro，（13）us～viz，（14）ud～fuz，（15）uulder～fajta，（16）uul～felho。
&&& 细绎朱著的举证，对照组中似乎还算符合同音同义的比勘原则的，只有（3）ghool～folyo（“河”）、（11）k?’ü～fiu（“儿子”）、（13）usu（n）～viz（“水”）三组。可见作者断言蒙语g/h/u与匈牙利语f/v之间存在所谓“转换”规律，至多也只有两三条很不可靠、很不确定的证据。紧接着，这个“规律”就被自由地运用到女真-满语和匈牙利语的比较中去。朱著就这样把“历史语言学”变成一种语言游戏。所以他说，把《辽史》里的“蛮葛”、“梅古悉”、“大蔑孤”、“梅只”等“大大小小的‘H’”，乃至蒙古时代的“塔塔尔”、“蔑儿乞”之类，把所有这些名称统统“‘正’作Magyar或‘马札尔’，自非难事”。这种口出大言的轻易、甚至狂妄的态度，只能表明作者完全缺乏严肃谨慎地对待学术问题复杂性的最起码意识。
我们面临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在从事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论证时，是否应对它的基本规则给予应有的尊重和遵守？这究竟是研究者可以凭藉自由意志来随意决定的一种两可选择，或谓“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还是对研究者的一种基本素质要求？
作为一篇书评，本文已经写得太长。还有些话就不说了。唐兰在1930年代曾以六条治学戒律告诫学古文字的学生。其中之一说：“有些人拿住问题，就要明白。因为不能完全明白，就不惜穿凿附会。因为穿凿得似乎可通，就自觉新奇可喜。因新奇可喜，就照样去解决别的问题。久而久之，就构成一个系统。外而望去，虽似七宝楼台，实在却是空中楼阁。最初有些假设，连自己也不敢相信，后来成了系统，就居之不疑。这种研究是愈学愈糊涂。”
&&& 治学六戒，非常值得成为包括本文作者在内的文史研习者的座右铭。
（本文的部分内容，曾在刊登于曰《文汇报》“学林”版的一篇两千字的同名书评中作过简要表述。该书评作者为李辉、姚大力。谨此说明。）
朱学渊：《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北京：中华书局，2002，“序言”页3至4。以下凡引用本书，均在正文中以括注形式标明页码，不再另行出注。
原表内没有“清人解读的拉丁化转写”一项。这是本文作者为便于读者进行语音比较的方便而添加上去的；其依据主要是殿版《金史》卷末所附《金国语解》对相关词汇的满文字母注音。清人以满语解女真语；但金代汉字音写所反映的女真词汇读音，往往与清人所指认的满语或蒙语词汇的读音不尽相符。他们的释读不足完全取信。我自己缺乏匈牙利语文的必要知识，又不愿意靠随便找一本匈牙利语词典来东翻西翻的方法从事痹徽。因此本表及文内其它几个表里的“匈牙利语”一项完全转录自朱著原表，我未对这些词汇的读音、词性与词义再加校订。尽管如此，就揭示朱著所提供的证据本身大多数难以自圆其说并从而支持书中的相应结论而言，这样做仍然是合理的。
作为动词的andaqa，以现在分词andaqaju的形式见于《蒙古秘史》第178节。andaqai/andaqan见科瓦列夫斯基：《蒙俄法词典》，喀山大学，1844，页13。
据德福，蒙古语中的anda很可能是来源于and?形式的古突厥语的借词。见同氏：《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蒙古语成分》，卷1，威斯巴登，1963，页149至152；小泽重男：《〈蒙古秘史〉曰文译注本》，东京：岩波书店，1997，卷上，页90。关于突厥语中的and，见克劳逊：《13世纪前的突厥语辞源学词典》，牛津大学出版社，1972，页176。王国维曾经从《辽史》有关结盟的记载推测，“…蒙古语中‘安答’一语即自契丹语出也”。但这一推想至今缺乏文献学的证据。见王氏：《安答》，《观堂集林》卷16。
《增订清文鉴》卷10，页29下。
小泽重男：《元朝秘史蒙古语文法讲义》，东京：风间书房，1993，页290；K•格隆贝赫与J•R•克瑞格：《古典蒙古语导论》，威斯巴登，1955，页32；《蒙俄法词典》页1103，同页又有barilduqubüke，译言“角h力士”。
《金国语解》以满语selambi解释女真词汇“赛里”。这到底是否可靠，本身值得怀疑。姑且依《语解》以selambi为“赛里”，是其意谓“安乐”。据《增订清文鉴》卷13页18下，selambi译言“畅快”、“爽快”。是知“语解”所谓“安乐”者，“畅快”之意也。朱著将此词的意思引申为“幸运”（按满语“幸运”的名词与形容词分别作hesi、hesingge，《增订清文鉴》译为“造化”、“有造化的”），再拿它与匈牙利语的“幸运”作比较，殊不可取。
朱著将“吾里补”（ulibu）按照“堆积”的意义与匈牙利语相对比；但清人对该词的释义实为“蓄积”。满语“堆”则作muqaliyambi（见《增订清文鉴》卷22页6上）。二者之间，在释义上差别实在很大。因此把它们放在一起进行比勘是缺乏语义依据的。
按《金国语解》，“胡剌”译言“灶突”，《增订清文鉴》卷21页16下写作“烟筒”，亦即烟囱。满语“灶”读作jun。朱著读“灶突”为“灶”，并据此进行对勘，此属大误。
《金国语解》勉强以蒙语ereneyi（“有花文者”）解释“讹古乃”，表明清人对该词其实已不甚t然。朱著读“讹古乃”为“古乃”，再将“古乃”当作kuri的音写来处理。此中的牵强附会极为明显。又按、满语kuri译言“黎狗”（《增订清文鉴》卷31页31下）。它并不是“狗”的通谓。即便如此，kuri与kutya在语言上到底又有什么样的联系？
按清人将女真语“胡鲁剌”释读为满语的“户长”（kürele）。若谓这个词汇与匈牙利语同义词felugyelo的读音相关，必须证明在满语、匈牙利语词之间存在-r-&
-l-的系统转换规律。但我们没有看到对这一点的有力证明。又、朱说以女真语“佛热”与匈牙利语fajo相比勘。但是，《金国语解》谓女真语“疮”读作“牙吾塔”（younaqa/you）。朱著胸有成竹地宣称，与younaqa同义但“较少受蒙语影响”的女真语词“疮”应当是“佛热”。按“佛热”即foro，满语译言“口疮”（见《增订清文鉴》卷16页40下）。我们不知道朱著此说的根据到底在哪里。
锡伯语“母亲”的语音与突厥语及匈牙利语都很接近。三者之间的关系应为锡伯语ene（“母亲”）& 突厥语ana: &匈牙利语anya，所以这一组词汇不能作为锡伯语/满语和匈牙利语之间发生直接的相互影响的证据。
朱著页11至页12的对照表所据，主要是《锡伯语简志》（李树兰、仲谦编著，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书末的“词汇附录”。惟原来的拉丁化转写，全被朱著置换成自创的汉字转写。又按满语“讨化”作gioqosombi，“乞求”作gioqambi（《增订清文鉴》卷13页7上）。其词根与giaqoto同源。
蒙古语“手、手臂”读作ghar。匈牙利语中的同义词kar，极可能是蒙语ghar的外借词。满语的gala非但与匈牙利语的kar没有关系，甚至在它与蒙语的ghar之间，也不被认为有什么“关联”可言。见克劳逊：《对阿尔泰理论的一个词汇统计测评》，《中亚集刊》13&#69），尤其是第14页。
这种见解至多也不过是“或许不错”而已，因为匈牙利语中的通古斯语成分，甚至更可能来自于很早就已活动在草原北部森林地带的北支通古斯语部落。倘若果真如此，那么拿它们来与女真－满语的语辞相痹徽，实在是从一开始就已弄错了对象。
按“蔑促”的“促”，中古音作ts′?wok。这表明其源词相应音节的首辅音不像是k-/gy-，后者的汉语译音用字往往从声母为“见”、“群”（k/g）的汉字中选择。唐代都波的“弥列哥”部，在突厥语碑铭中写作beligh（见韩儒林《唐代都波新探》，《穹庐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与“蔑里乞”（merkid）绝无任何关联。“马阿里黑”的蒙古文原名保留在《蒙古秘史》里，作ma′aligh，如果“H”当读作magyar，那它就不可能同时又是ma′aligh；同样，它也不能再改读作“马儿忽思”（marqus，即《辽史》中的“磨古思”）或者“满住”（manchu?）。又按、朱著说伯希和“猜测”Mukri即“H”。这是他误读《草原帝国》注文的结果。见《草原帝国》，蓝琪汉译本，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页246。
按、tūtūqlīūt-tātār见于《史集》。此处tutuq是进入突厥蒙古语的汉语词汇“都督”的音译，-li’ut由突厥语词后缀-ligh再加蒙古语的复数形式-ut所构成；是该名译言“都督所属的塔塔尔”。见韩儒林：《读&史集•部族志&札记》，《元史论从》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而照朱著的见解，这个词的译义变作“塔塔尔所属的塔塔尔”，根本不成其意思。
“鞑”、“靼”两字都是带-t收声的入声字，两字读音可拟构为tat-tt。汉语音节无-t收声字，古代常以-t收声的入声字来音写非汉语的-r收声音节。所以“鞑靼”是与tatar最贴近的汉语音写形式。[]的发音方法与[a]相同，惟发音部位比[a]后移。
参见陈得芝：《十三世纪以前的克烈王国》，《元史论从》第3辑。
四库馆臣称，虽然《新唐书》自夸说，与旧史相比，“事增于前，文省于旧”，但事实上“史官记录俱载旧书”，新书至多不过“搜及小说而已”。至于《新五代史》，与旧史相比，其优劣在于“发例褒贬分明而传闻多谬”。足见两部新史在记事方面俱无甚可取。见《四库全书总目》卷46。
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元史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保留在《元史》卷29《泰定帝本纪一》中的也孙铁木儿即位诏，是用汉语口语体“硬译”的一篇珍贵蒙古语文献。诏书开头说：“薛禅皇帝可怜见嫡孙、裕宗皇帝长子、我仁慈甘麻剌爷爷根底，封授晋王，统领成吉思汗四个大斡儿\，及军马、达达国土都[委]付来。”此处的“达达国土”为蒙语“蒙古田地”的对译词，它出现在皇帝诏书里，又被载入实录，自然不能说蒙古人对此一无所知。
“达达”一词在元代并无贬义。
按《黑鞑事略》原文，误作“斛速益律子”，义不可通。据贾敬颜考订，此处之“子”字应作“干”字。如此校改以后，不但音译词组可以读通，而且也与小注完全相符。
道森编译：《出使蒙古记》，吕浦译，周良霄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页139－141；并参见注55（页246）。
周策纵：《原族》，《读书》2003年第2期。
《北史》卷97，《西域传》，“康国”。余太山：《大月氏》，载同氏：《塞种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普立本：《突厥的汉语名称》，《美国东方学会集刊》，85-2（1965）。
埃及法蒂玛王朝的新都开罗名为Misral-Qāhirah，阿拉伯语译言“征服者之城”。Misr遂亦用指埃及，宋元汉文史料译为“勿斯里”、“密昔儿”。这个词与“H”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伯希和赞同贝勒津的看法，认为dongqayid可能出自蒙语tongqo，译言树林。这个克烈分部可能是树林中克烈人。见伯希和《圣武亲征录译注》，莱顿，1951，页228。
见《“学术事故”还是“学术碰撞”》，《文汇报》曰，“学林”版。同29。清人以“满洲语正《金史》”，牵强之处极多。但这同样也是《金史》卷末《金国语解》的问题。我们无法完全相信清人的结论，可是无论如何，“金代女真语词”决不至于只有77个。
李学勤：《失落的文明》，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页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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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标题： 探讨文化宗教史遗漏大事件稿件
各位编辑：好！我通过对佛教“阿差末菩萨经”的考证，提出早期道家代表人物关尹子，于2500年前与佛教创始人释加牟尼曾在缅甸晤面，且这次会面不是邂逅性质，属于正式安排的交流讲学。若真如此，这次直接思想交流的意义远远超过了一般宗教活动，是世界思想史、文化史迄今仍未揭示的重大事件，也许应该对过去2000年中印之间许多文化交往问题进行再认识。稿件见于附件。
道家与佛门代表人物确曾晤面
摘要：文章通过对佛教“阿差末菩萨经”的考证，提出早期道家代表人物关尹子，于2500年前与佛教创始人释加牟尼曾在缅甸晤面，且这次会面不是邂逅性质，属于正式安排的交流讲学。若真如此，这次直接思想交流的意义远远超过了一般宗教活动，是世界思想史、文化史迄今仍未揭示的重大事件，也许应该对过去2000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