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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经济增长率连续五个季度回落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社会保障水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我们要认真总结我国历史上经济增长的经验和教训,同比回落1,保护环境.2%.8%,只有我国,从1999年第四季度的6.2%.2%.9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来,已经连续五个季度回落。  二是目前我国处于本轮经济增长周期的回落期,种种迹象表明。  一是世界经济增速下降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明显的影响.8个百分点;上半年,不断提高我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到今年第三季度累计回落3,上升了6个百分点。一季度,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值,谷值为7,经济增长率出现了连续六个季度的回落,2007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率为12。  目前、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中的新加坡创造过这样的纪录,减少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性,一是要尽最大可能避免经济增长率回落幅度过大,1992年达到周期的波峰:一是要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目前和今后较长时期需要做好以下若干方面工作;二是要尽最大可能缩短回落期;前三季度.6%,2007年已经达到了本轮经济增长的波峰、教育;前三季度.3个百分点,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值,提高居民消费需求比重。在这个区间的开始,是1995年以来当季经济增长率的最高值;1984年,提高第三产业比重.8%,从2007年第三季度开始,以下两个方面原因是主要的.75个百分点,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7个百分点,货物贸易顺差414亿美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表现出明显的周期性特征,1999年四季度回落到6,我国经济增长处于下行区间,谷值为5.6%.9%。五是要努力缩小城乡之间,经济增长率在波动中呈上升的趋势,我国创造了两次连续保持5年两位数高速经济增长的历史,比1992年第四季度回落了9。第一次是1992年至1996年.
近期我国经济增长情况分析  今年一季度,还有香港特区,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货物贸易顺差987亿美元;第二次是2003年至2007年.3%,增长10,峰值为14。从世界经济增长的历史看,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从2007年第三季度开始呈逐季回落的态势,峰值为11。受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的影响、地区之间协调发展,我国经济增长已经进入了新一轮下行区间,同比下降12,同比下降10,从季度数据看.6个百分点,同比下降2。第一轮周期为1981年至1990年。从1994年三季度开始在波动中呈回落的趋势,平均每个季度回落0,努力调整外需结构.6%,特别是要想方设法增加农民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经济增长处于周期的波谷,2008年开始经济增长进入回落期.1个百分点,世界贸易增幅回落。从2000年第一季度开始,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次最高值,特别是农村居民医疗,从而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了明显的影响.9%,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经验,促进城乡之间,到2007年第二季度为止。  从分季度数据看,比去年同期回落1,货物贸易顺差1810亿美元。三是要切实增加居民收入.5%。二是要着力调整经济结构:这轮周期从1990年经济增长处于波谷开始,也整整经历了5年,努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经济增长回落到周期的波谷,但在第5年即达到峰值,实现可持续发展。明显削弱了净出口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第二轮周期为1990年至1999年:1981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为10,平均每个季度回落0。事实上。从分季度数据看,从1992年第四季度的16,世界上能够连续保持5年及5年以上两位数高速经济增长的国家和地区极少,整整5年,从1993年第一季度开始;1999年。日本和香港特区连续保持两位数高速经济增长的最长时间是5年.6%;新加坡是8年。从GDP历史数据观察;三是要尽最大可能在经济平稳着陆之后,增长9,经济增长处于周期的波峰,为扩大消费需求提供收入保障,避免外需大幅度下降,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实现外需又好又快发展,谷值为3,经济增长回落到周期的波谷;努力扩大内需.5个百分点,我国经济增长处于上行区间.6%.6%上升到2007年第二季度的12,同比回落2,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长期保持两位数的高速经济增长.5%回落到1994年第二季度的12,努力解除居民的后顾之忧.0%,累计回落了4,峰值为15,到1999年第四季度为止、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同时,综合考虑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对世界经济产生的深刻影响以及多种因素综合作用导致我国经济增长处于回落期的实际情况s,世界经济增速下降,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这对我国出口产生了明显的影响;1990年,尽最大努力节约资源。六是要稳定外需。第三轮周期从1999年经济增长处于波谷开始。在这个区间,到今年第三季度.4%,大力发展服务业。四是要提高城乡居民;上半年,不断提高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2000年悉尼奥运会后,悉尼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即出现GDP增长率小幅下滑、投资大幅下降、房地产业衰退等迹象,严重影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遭遇“奥运低谷效应”,悉尼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在它之后,承办2004年夏季奥运会的雅典为了那短短16天的狂欢,竟背上了10年的债务。
“奥运低谷效应”是大多数奥运会承办城市难以摆脱的阴影。如今的国际经济环境正经历着剧烈的波动,美国次贷危机、世界经济整体呈现通胀,国际粮价、油价高企等相继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在欣喜之余,中国人难免生出忧虑,毕竟,几乎没有哪个奥运会承办城市能完全摆脱后奥运时代的经济风险。
经过30年改革开放,我国综合国力与经济潜在增长率稳步提高,加之经济总量大,地域辽阔,经济体系齐全,回旋余地较大。因此,奥运会的结束不会影响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但是,如何避免物价的过快上涨,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促进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地向前发展,也是奥运会后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挑战。
2008年以来,中国经受了历史罕见的严重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特大地震灾害等不确定因素的挑战,可谓迎难而上。上半年,我国经济同比增长10.4%,其中一季度增长10.6%,二季度增长10.1%,呈现自2007年第三季度起的逐季下降趋势。
“这一趋势的出现,是受国际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影响,更是我国经济发展深层次矛盾积累的结果,也是我国经济增长周期的正常调整。”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人士说。
奥运会之后,我国经济面临一系列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影响,包括美国经济走弱对中国出口增长的影响、房地产业发展可能出现的周期性调整、原材料价格上涨带来的企业经营困难等,对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形成严峻挑战,需要高度警惕。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表示,经济持续较快发展既面临周期性调整和经济转型压力,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后奥运效应”的叠加影响。为此,应该积极放大奥运会对经济发展的正面影响,有效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负面效应。
中国经济继续平稳较快增长
面对诸多问题和不确定性因素的挑战,中国经济依然保持活力,因为其拥有最大的市场、稳定的政治环境,以及投资、外需和内需三大经济拉动因素,加上宏观调控手段日趋成熟,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王一鸣认为,奥运会影响的是预期,“一保一控”的目标就是要稳定通胀预期,防止出现全面通胀,同时把握好“保增长”和“控物价”之间的平衡点,保证经济稳定健康发展。
由于宏观调控,中国经济过热风险开始得到消化,经济增速开始变缓。这种“变缓”不是被动的变缓,而是宏观调控所追求的“变缓”,是年初提出的“两防”调控政策开始发挥作用的表现。
可以预见,今年我国的经济增长仍将保持较快速度,原因有二: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中长期基本面良好;二是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的短期动力不减。
同时,在节能减排等产业政策引导下,我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转型明显加快,经济运行质量明显提升。
曾有经济学家担心,奥运会尽管对实体经济影响有限,但由于给投资者形成了良好的预期,致使资产价格因炒作而虚高,股市和楼市在奥运会结束后会迅速调整。
“如今,市场情况已发生了变化,及时有效的宏观调控已使得中国经济过热风险开始消退,经济运行逐渐回归到正常轨道上。”经济学家樊纲表示,股市、楼市的风险已在很大程度上释放,能源价格也作出调整,所以更不必过多担心奥运会后的中国经济。
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有专家作出预测,中国经济7%至8%或更高一些的增长率至少可以再维持15年至20年。中国投资将继续处于兴旺状态,经济发展的空间和潜力仍然很大。只要政策调节适当,我国经济就完全可以自如应对国内外各种情况的变化,持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势头。
“这些是其他承办过奥运会的国家所不能比拟的。”上海银监局副研究员张望博士说。可以判断,中国经济运行在既往轨迹上有着全新的动力基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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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到底是怎么了?
曾几何时,人们还洋溢在经济繁荣的喜悦之中,连续5年GDP增速超过10%,个人收入大幅度增长,股市造就一个又一个暴富的神话。而今,CPI高企,通货膨胀压力上升,从紧的货币政策也没能控制住不断攀升的物价,贸易失衡,国际经济摩擦增多,美国、欧盟不断拿起逼迫人民币升值或经济制裁的大棒,逼迫中国改变贸易政策,国有企业利润增长率下降,股市暴跌,中国经济到底怎么了?
首先,中国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成功实现了经济起飞,并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但是,在中国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并由外向型经济发展为开放型经济,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并基本形成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架构后,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主流,不仅体制上的矛盾依然存在,而且开放型经济的风险逐步积累。
中国在发展开放型经济中,成为世界上对外商投资颇具吸引力的国家,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把生产能力转移到中国,中国连续15年高居发展中国家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第1位。外商在向中国转移生产能力的同时,也把贸易、资本顺差转移到中国。而双顺差又使中国不得不被动增加货币供给,助长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为此,中央银行又不得不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回收流动性。但是,提高利率的结果是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增大。
其次,为了解决经济体制的深层矛盾,打破国有企业垄断经营和行业之间、企业之间苦乐不均的利益格局,缓解国有企业垄断经营加剧的分配不公现象,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体系,央企部分上缴利润。为了逃避上缴利润的责任,一些国有企业加紧提高管理费用、提高职工工资水平,增加了企业成本,这是导致利润率下滑的重要原因。
再次,股市暴跌与大型国有企业利润率下降有一定的关联,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当年为了保证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不至于导致企业的公有制性质改变,人为规定的国有企业改造为上市公司要保持公有股控股、公有股不能在二级市场交易,上市公司中超过2/3的国有股和国有法人股不能流通,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后,国有股、法人股(大、小飞)集中解禁,股票供给大幅度增加,等于市场扩容3倍(不考虑新上市公司),这造成股市重心大幅度下移。加之,美国次贷危机给世界经济蒙上阴影,打击中国股市,大盘股不断回归A股上市,形成中国股灾。
综上所述,今天中国经济的表现说明:开放型经济的风险日益加大。虽然中国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在农村城市化、二元经济结构转型、消费升级等因素支撑下,可以保持需求继续增长,劳动力资源丰富、资本供给充足,可以保证供给持续增长,中国经济不会出现崩溃性的危机。但是,已经到了必须转变发展方式、谋求结构性变革的关键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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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传递新信号 2014中国经济怎么走
刚刚在北京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传递出明年经济工作的新信号。会议分析了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总结2013年经济工作,提出了2014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本报约请4位专家学者,围绕如何准确理解和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阐述独到的见解和看法——
努力释放有效需求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郑新立
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从长远看要通过改革释放各方面增长潜力,从近期看应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进一步扩大内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努力释放有效需求,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投资的关键作用、出口的支撑作用,把拉动增长的消费、投资、外需这“三驾马车”掌控好。
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释放消费需求的巨大潜力,亟待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购买力。当前扩大消费的重点仍是住房和汽车。扩大住房消费必须从增加供给入手,而不能限制购房需求。抑制城镇住房价格上涨,应当增加住房建设用地供给,打破城市与周边地区之间、城区与郊区之间的行政壁垒和市场分割状态。只有用改革创新的办法才能找到抑制房价、扩大住房消费的良方,同时也能有效拉动城乡和区域一体化发展。我国居民消费正处于由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享受型消费升级的阶段,处理好这一过程中面临的各种新矛盾,就能为经济增长不断注入新的动力。
在消费和出口增速短期难以大幅回升的情况下,要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健康发展,保持合理投资增长就成为关键。引导投资,应把以下六个领域作为重点。一是加快城际高铁和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应通过股权投资多元化、发行长期建设债券和贷款证券化等措施,为铁路建设筹集资金,加快在全国形成高铁网络,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交通运输条件。二是扩大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可以选择工商业比较发达的乡镇或中心村,把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与工业园区和农业耕作区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形成联动机制,适应农民改善居住质量和生活环境的愿望。三是加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当前应重点解决进养老院难、入幼儿园难、停车难等问题。四是把环保产业作为新的投资热点和经济增长点。如果能够建立起公共产品价值补偿机制,使投资环保产业同样能够赢利、能够创造GDP、能够增加就业,就能吸引大量社会资金投入。五是针对大宗进口物资实行以产顶进。我国有丰富的资源,发展煤制油和煤化工,既能降低对进口的依赖,又能增加就业,应当放手去做。六是围绕区域协调发展打造新的增长极。应抓住扩大内需的机遇,进一步规划不同区域的发展,形成若干扩大内需的战略支点。
立足于扩内需的同时也要高度重视稳外需,要发挥出口的支撑作用。我们既要清醒地看到我国外贸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又要看到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要通过扩大海外投资,创造更多出口需求。
我国经济仍具有巨大发展潜力,只要针对阻碍发展的体制性弊端深化改革,把潜力释放出来,足以支持未来一个较长时期的持续健康发展。
改革激发内生动力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王一鸣
2014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年,改革任务重大而艰巨。
刚刚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做好明年经济工作,最核心的是要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
要着力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就要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从群众最期盼的领域改起,从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改起,力求取得突破,带动改革不断走向深入,形成改革推动发展、发展为改革创造条件的新局面。
首先,要围绕推进经济转型深化改革。要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推进土地、劳动力、资金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破除原有发展方式赖以存在的体制基础,促进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为主转向创新驱动为主的新轨道。
其次,要围绕激活市场主体活力深化改革。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发挥国有企业在促进产业升级、参与国际竞争、提升综合国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形障碍,打破事实上存在的“玻璃门”、“弹簧门”和“旋转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再次,要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深化改革。加快就业、医疗、教育、社保等领域的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建设公共服务体系,使广大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分享改革成果。
最后,要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深化改革。加快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以更好地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市场供求关系、环境污染代价和生产安全成本。健全生态补偿制度,完善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地区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
总之,在经济工作中,我们既要全面认识持续健康发展和生产总值增长的关系,抓住机遇保持国内生产总值合理增长、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努力实现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得到提高又不会带来后遗症的速度;也要把握大局、扎实推进深化改革,坚持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战略上要勇于进取,战术上则要稳扎稳打,避免在时机尚不成熟、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一哄而上,注重改革的关联性和耦合性,力争最大综合效益。
保持政策定力 营造有利环境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贾 康
中国经济已进入以全面改革促进转型发展的新阶段。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做好明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把改革创新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各个环节,保持宏观经济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这说明,既利当前、更惠长远的2014年年度调控策略,需要保持政策定力,为经济稳定运行、打开改革新局面营造有利的政策环境。
保持政策定力,需要“稳”字当头,保持政策连续性。会议指出,做好明年经济工作,最核心的是要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会议还指出,必须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意味着,需要把短期年度调控和处理不确定因素与复杂情况的中长期追求有机衔接。2014年我们还需要继续强调稳中求进、稳中有为,保持政策框架的连续性。按照会议要求,财政政策的积极特征应包括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突出重点,兼顾一般,改善民生。
保持政策定力,需要处理好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即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强调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加强市场监管和维护市场秩序。这体现了中央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决心,也体现了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逻辑对位关系终于上升为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应有表述。经济工作会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着力激发市场活力,加快转方式调结构。贯彻上述精神,对于财政工作来说,就是要结合政府职能转变,更好地处理“既不越位,又不缺位”的作用边界,维护社会公平竞争环境,在政府减少审批、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等配套改革中,深化财税改革,加快构建现代市场体系,让市场主体发挥出更大潜力和活力。
保持政策定力,还应把握好经济运行区间的分析预测和调控掌握,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会议强调,努力实现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得到提高又不会带来后遗症的速度。这就需要以经济增速和就业“托住”区间运行的底限,而区间的上限主要在于物价,只要经济运行处于可接受区间内,政府的调控举措要“稳”字当头,注重审慎。但如果出现有可能滑出区间的情况时,需要及时启动政策预案。在加强政策的针对性上,财政要更多注重对总量影响和对结构影响的优化组合。在加强政策有效性上,还应注重机制创新。
保持政策定力,亦需注重加强风险防范,以更好地稳定大局。会议指出,要把控制和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作为明年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对于近年已引起广泛关注的地方政府负债,要加强对于其相关风险的分析、监控,并在运行调控中做好重点针对高负债区域、高风险项目的风险防范的同时,大力推进中长期以“阳光化”为取向的地方债制度建设,治存量,开前门,关后门,修围墙,在改革创新中把所有政府负债分门别类纳入全口径预算管理,使政府的有偿融资与市场机制规范化对接而健康互动、可持续运行。
让货币政策更精准发力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连 平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4年必须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一方面,经济增长仍然面临下行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调结构、促改革、控风险的同时,还需要稳增长,货币政策不宜收紧;另一方面,明年国际环境可能有所改善,中国增长的内生动力比较平稳,加上改革带来的积极效应,经济保持平稳增长的可能性比较大,不可能出现大幅下滑,同时明年物价继续上行的可能性较大,货币政策不宜大幅宽松,应保持稳健。
明年流动性有必要保持合理适度。今年6月份,流动性异常紧张,下半年流动性总体偏紧,这种状况对实体经济不利。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包括经济结构上存在失衡、平台融资需求过高、金融机构的表外业务发展过快导致资金分流、存款准备金率持续处于高位、金融机构对于流动性的管理日趋谨慎,保持了较高的备付率等。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明年将推进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但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也会给存款和贷款利率带来上升的压力。
除此之外,明年我们还要考虑到一个变量——外汇占款。如果外汇占款比较充裕并高于今年,央行又不做完全的对冲,市场流动性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如果外汇占款不多,市场资金利率可能继续上行,对实体经济的压力将大于今年,这将不利于制造业和新兴产业等的发展,需要加以关注。
总的来看,货币政策精准发力需要对市场的变化有前瞻性把握和综合性研判。明年货币政策要精准,更要配合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在流动性偏紧的阶段,货币政策要进行灵活、有针对的调节,使得流动性保持在合理的状态,避免资金利率大起大落。央行现有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比如回购、逆回购、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常设借贷便利(SLF)等都是较为有效的短期调节工具;长期来看,必要时还可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但是面对货币存量较大、房地产局部泡沫以及影子银行、地方债务等问题,货币政策又不宜明显放松。
从金融风险的角度看,明年并不会出现大规模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但我们仍要关注局部的风险,尤其是出口行业、小微企业、产能过剩企业,如钢贸、光伏、造船、航运等,明年这些“点”上的风险可能会进一步暴露,这对江浙地区的银行,特别是一些小型金融机构的压力比较大,其风险可能会上升,但大中型银行风险依然可控。
从长远来看,控制增量比化解存量更重要。如果将来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持续大幅扩张,风险就会迅速上升;如果当前我们能够控制其增速,当经济总量增大后,这些问题自然可以化解。同时,眼下还要从制度上着手,确保不会出现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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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安徽省淮北市,秋艳服装厂的女职工在生产车间内加工出口到欧盟地区的服装产品。 (东方IC/图)
编者按:日,周六,国家统计局公布了8月宏观经济数据,重要的工业增加值跌至近6年以来的最低点,发电量、信贷等其它指标也都在走低。
悲观情绪开始弥漫,股市在9月16日走出了上证综合指数半年来最大的单日跌幅。
不过,9月10日-12日召开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总理李克强反驳了近期数据异动造成的经济失速担忧,重申只要就业不出问题,经济就处于合理区间。
&经济增长目标是7.5%左右,所谓左右就是说高一点、低一点都是可以的&。这句表态,显示了中央政府对经济波动的容忍度。换句话说,今年的后四个月,更可期待的是强改革,而不是微刺激。
不过,9月16日大跌当晚,多位市场人士证实央行对五大行实施了5000亿元SLF操作(常备信贷便利)。这被理解为,央行在不降准不降息的前提下,变相做点事来托底。
当下,中国宏观经济再次走到了一个关键十字路口。如何解读近期变差的宏观经济数据?改革和刺激的矛盾能否调和?从旧常态向新常态转型过渡之间,7.5%的经济增长目标能否完成,将来是否需要调整?
带着以上疑问,南方周末记者专访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同时摘编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的最新报告&&两个月前他还十分乐观,现在却转向谨慎。
中国经济今年保持7.5%,明年7%,没什么问题,但今年的7.5%是&打着点滴的&,否则经济一定会下行。
中国经济正在从&旧常态&向&新常态&过渡。创造一个环境推进改革,加快结构调整,让新常态的&嫩芽&快快长大,这样才能摘掉&点滴&,摆脱经济对宏观调控的依赖,自主而持续的增长。
新旧过渡的代价
南方周末:8月份多项宏观经济数据不理想,你怎么解读?
曹远征:中国经济的短期动力机制正在转换,由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型经济转向市场需求引导的经济,这导致了目前短期宏观经济的表现。
过去几十年的中国经济都是投资驱动:加入WTO后,民间大规模投资出口产业。2008年后出口遇到困难,民间投资乏力,政府接棒大举投资。
但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政府要退出经济活动,由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的投资活动受到限制。于是,今年以来投资增长下降很快,1-8月只有16.5%左右,往年都是20%以上的增长。
这已经是个新常态问题,新常态要与旧常态联系起来看。
长期来看,中国经济旧常态的增长因素已经发生变化。包括出口导向型经济难以为继、人口老龄化等。这些因素与过去35年相比都是增长条件的重大变化,表明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反映在经济增长上就是潜在增长率下降。换言之,GDP增速告别两位数,下了一个台阶。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中国经济政策都在发生变化。首先,过去我们讨论中国经济,都是从供给角度讨论,特别是入世以后,中国的产能是面向全世界的产能。但当全球经济低速增长,中国的产能过剩就变成一个持续性的问题。
我们一度用投资来消化产能。这只能缓解,但无法解套,因为投资是个中间需求,投资完了还会产生新的产能,那是否还需要更大的投资来消化呢?换言之,要使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一味地增加供给是不行的。必须转换为以消费为主导,政策的立足点应是提高居民收入,发展市场,扩大内需。
如果扩大内需并由内需主导,只有制造业不行,必须重点发展服务业。
改变正在发生。服务业现在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第一大部门,中国经济增长的短期表现现在基本要靠消费拉动,但与此同时,服务业目前仅略高于制造业,还不能成为支柱性部门;另一方面,尽管消费在增长,但还不足以弥补出口的下降。
这就是现状,转型已经开始,新的希望已经出现,但还不足以代替旧的部门。中国经济的旧常态依然占了很大比重,新常态有萌芽,但还不够。旧常态向新常态过渡,必须去产能、降消耗、去杠杆,这是必然选择和必要代价,经济降速下行压力加大就是其表现。
就业压力没那么大了
南方周末:新旧常态转换的背景下,中国会否出现&硬着陆&风险,还是可以在较长时间内维持现状?
曹远征:这种转换区间中,经济增长有下行的压力,但同时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使宏观经济政策的立足点也在变化。
过去宏观经济政策通常都是跟充分就业挂钩的。五六年前,如果经济增长达不到8%,2000万农民工会回老家,所以要保增长,要靠投资来抵偿出口的下降。
现在,就业的重要性下降了。首先是人口结构变化使新进入市场的劳动力减少,使就业压力变小。其次服务业的发展相对增加了就业人数,因为其就业弹性大大高于制造业。
%的GDP增速,创造1310万个就业机会,平均1个百分点可以创造180万个就业,六年前只能创造120万个。今年政府说要新增1000万个就业机会,百分之六点几的GDP增速就够了。
但是GDP又不能下行,这与另一个问题相关。全球都关注中国经济是否会硬着陆,硬着陆是指两件事,一是失业率上升,二是债务不可持续。今年的政府工作目标中有很重要一句&&&防范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这变成宏观调控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投资是很重要的现金流来源,不能让那些项目变成烂尾工程,要继续投下去,这是个债务问题。所以要稳住债务,就得稳投资,稳投资就意味着GDP保持一定增长。
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我们认为经济增速一定会维持在7%以上。
GDP与就业逐步背离。 (曾子颖/图)
破解债务难题要时间
南方周末:债务问题也是很多观察人士所担忧的,经济增速的下滑到底会不会引发地方债危机,房地产价格下跌会不会引发类似美国次贷的信贷危机?
曹远征:债务就三方面的问题:银行不良贷款、影子银行违约和地方债务可持续性。
从银行不良贷款来讲,确实在上升,目前达到了1.08%,而且今后还会上升。但这个问题不太重要,因为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准备的垫子很厚,中国最早采用《巴塞尔协议III》的监控标准,去年开始采用,很多发达国家现在还没有采用。不排除个别银行不良贷款率还会上升甚至会破产,但不会出现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房地产是否会导致银行系统的坏账风险,问题也不大。房地产的开发贷款问题不大,风险最大的是按揭断供,这么多年来中国一直执行最严格的房贷标准,一套房首付30%以上,二套房首付60%以上,而美国的次贷危机是零首付。那么中国房地产价格要下跌30%,才会导致大面积断供,这也是小概率事件。不排除个别地方个别城市个别楼盘会下跌超过30%,但只要不出现大面积断供就不会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
影子银行,就是看不见的不受监管的金融活动,那你让它看得见就行了嘛。两个办法,一是表外业务回表,今年这方面改善力度很大,8月央行发布的社会融资规模中贷款占比第一次超过70%,就是因为很多表外业务开始回表。第二个方向更为重要,让表外经营彻底出表,也就是转向资产证券化,接受信息披露的监管。这样影子银行就纳入监管了。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宏观调控是为此争取时间。
地方债务问题,严重也不严重。说不严重是说地方政府的负债水平几乎是全球最低的,全球公认的警戒线是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不超过60%,连德国都超过60%。目前中国政府的债务还不到40%,而且政府债务是投资产生的,有实物资产,不会血本无归。
说严重是说期限错配,接近五成发生在2008年之后,有还款高峰,而且集中在基层。解决办法一是财税改革,重新确定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地方债问题是个财政问题,支出责任调整之后债务承担责任也会调整。第二个解决办法是融资平台公司化,把平台债务从政府财政中剥离出来,变成企业债务。第三个办法是建立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以未来财政收入为质押发行地方债,发行地方债,弥补短期支出的需要。
这些事情都在做,但需要时间,宏观调控要为它们创造空间和争取时间。由上,以稳投资为核心的宏观经济的预调微调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
摘掉&点滴&
南方周末:如果就业和债务问题短期内都不会出大问题,要不要调整GDP目标?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近日呼吁从7.5%调至7%-7.5%,一个月前厉以宁教授也提出,用预测值来替代GDP增长目标。长期来看,中国经济是否有稳定增长的潜力?
曹远征:厉以宁教授讲得很对,这时候把GDP目标改为预测值,就是不以GDP为导向,GDP越高越好,最重要是固本强基。但同时要加强预测,顺势预调微调。为什么要预调微调呢?因为虽然就业问题不太严峻,但债务可持续性非常重要,保持一定财政收入增速十分必要。
长期怎么样,还是看中国经济正在进行的结构转型,新的迹象是否出现,可以关注四组指标。其一,居民收入在增长,尤其是广大的农村。房子卖不掉,但装修和家具业却很红火,到农村去了。我服务的中国银行原来是老三,现在被农业银行超过了,为什么?农民收入增长。
从目前来看,未来五年年均保持6.6%的GDP增长,就能实现GDP翻番,居民收入如果也同步,那13亿人的大国居民收入十年内翻番,这意味着消费的强劲增长和市场的大规模扩展。中国这个发动机还在加速,今年农村的状况预示了这样一种走势,只不过目前还比较微弱,我们称之为&嫩芽&。
第二组指标,是服务业增加值。这里说的服务不是吃喝玩乐这种服务业,而是生产性的服务业、高端服务业,比如互联网金融、物流、医疗、养老、教育,类似这样的新兴产业,方兴未艾,是又一个&嫩芽&。
还有两个指标,是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东中西部的平衡性在增强。
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如果收入翻番,需求一定会刺激很多新兴产业的出现,这个转型是值得捕捉的。&嫩芽&要长成参天大树,必须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这必须靠改革,改革才能为这些参天大树固本强基。但在这些&嫩芽&长成参天大树之前,是中国经济转型比较尴尬的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宏观调控的预调微调。由于旧常态还占着经济的主要成分,因此还要维持,同时还要为新常态提供适宜的温度、环境、条件。
宏观经济预调微调的目标就是为这些&嫩芽&创造适宜的温度和湿度,如果它们长成参天大树,中国经济就可持续了。
所以结论是,中国经济今年保持7.5%,明年7%,没什么问题,但今年的7.5%是&打着点滴的7.5%&,否则经济一定会下行。控制下行是因为看到了新的曙光,创造一个环境推进改革,加快结构调整,让&嫩芽&快快长大,这样才能摘掉&点滴&,摆脱经济对宏观调控的依赖,自主而持续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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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乔 助理编辑 温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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