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同好”，很荣幸和大家有机会见面。我不称诸位为“同学”而称“同好”，寄托了我的一个想法：“同学”只是一个事实性的描述，说明大家在一块儿学习这个事实；“同好”则不同，有感情色彩在里面。既然诸位今天能来听这种有学究气的报告，我相信诸位是对学问有嗜好的。做学问有了爱好、嗜好，才能登堂入室，进入一种境界：一种执著、专注、心无旁骛、欲罢不能的状态。现在我们回到正题。

“整体历史”观念与古代中西交流史研究

我今天给大家讲的题目，叫做“整体历史视野中的中国与希腊罗马世界”，为了使意思更清楚，我加了一个副标题——“汉唐时期文化交流的几个典例”。为什么要加上一个累赘的修饰词“整体历史视野”呢？大家知道，很长时期以来，我们的历史研究和教学是分两块儿进行的，一块儿是“中国史”，一块儿是“世界史”，这个“世界史”实际上相当于“外国史”。这种划分造成一个问题，就是治国学的人很少把他的视野往西学上扩展，治西学的人很少花精力去关心国学。由此造成的一个不好的结果，是这两个研究方向的学者之间似乎都有一点相互看不起。做国学的人说：“你们学世界史的只是泛泛地用一些二道贩子的材料，做一些不疼不痒的学问，还写什么论文？”相反，做世界史的人觉得：你们做国学的人一天到晚就懂得考证一些个鸡零狗碎的小东西，视野狭隘得很。大家都互相看不起，都不主动把自己的领域扩大一下，结果是研究路子越走越窄。古人说“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 在20世纪下半叶数十年成长起来的学者中，即使在引领风骚的人物中，也很少有人做到“学贯中西，博通古今”。这固然与政治干预有关，但也与学科体系的划分不无关系。

实际上，学问之间并没有那么严密的分野，东学西学皆为人学。以“整体历史视野”研究历史，尤其是各国、各地区交流史，在东西方都有很悠久的传统。比如说，在西方，古希腊历史家希罗多德的著作《希波战争史》，主要讲公元前5世纪上半叶希腊与波斯之间的战争，可是它很详细地叙述了波斯的历史，此外还涉及到埃及、两河流域、黑海地区、地中海以及意大利半岛。希罗多德把他的视野扩展到了当时他所知道的所有区域，试图从一个整体来叙述他所了解这些地区的历史，因为在他的概念当中，这就是一个整体。再看我们中国，司马迁的《史记》，时间跨度很大，地域范围上也很广，不但讲中原，而且还讲朝鲜、越南，特别是《大宛列传》，把视野扩展到中亚地区，甚至连波斯、印度也包括在他的视野中。司马迁的视野也是相当宽的。所以我们说，从古代以来，史家们就试图从一个广阔的范围，即我们讲的整体历史的角度，来观察当时所了解的世界。只不过，由于受到小农经济的封闭性和世界各地交通不发达的影响，在今天看来，这种“整体历史视野”在范围上还是比较狭小的。

真正世界历史意义上的整体历史观，是从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才产生的。我们知道，这个时期发生了一件重大事件，即欧洲人——严格地说是西欧人——的地理大发现。地理大发现是欧洲人开拓活动范围的一个重大活动，以三个事件为重要标志：一是哥伦布在1492年到达了美洲，“发现”了美洲，二是达·迦马在1498年绕过了非洲的好望角直接到达了印度，三是麦哲伦的环球航行。麦哲伦的航行发生在1519年到1522年，麦哲伦本人没有完成全部航行，他在菲律宾干预当地的冲突时被杀死了，他的伙伴完成了环球航行。

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人的视野已经不再局限于欧洲，开始把他们的目光投向了世界其他部分，开始了大规模的殖民。欧洲人把大量的财富掠夺到了欧洲的同时，也把世界各地的消息带回了欧洲，这样就使得欧洲人的视野大大开阔了。明末清初的时候，由于耶稣会的东来、到达中国，把关于中国的报道寄到欧洲，欧洲人开始听到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事情。这些报道对欧洲人的思想形成了很大的冲击。中世纪的时候，西方人是相信《圣经》的，可是到了中国以后，发现历史远远不像《圣经》说的那样从基督创世开始，要比它早得多，因此他们的世界观受到冲击，有所改变。到了启蒙运动的时候，人们的历史视野已经是非常开阔了。有一个说法：当伏尔泰（）坐在巴黎，用中国的瓷器喝着阿拉伯的咖啡的时候，他考虑的问题已经不是仅仅局限于欧洲了。启蒙运动以后，尤其是工业革命以后，欧洲的经济和文化出现了一个大的飞跃，欧洲人自信心大增。欧洲经济的迅速发展，造成欧洲人的文化优越感。这一时期欧洲人的整体世界观，实际上是以“欧洲中心论”为特点的，也就是说，在它的整体历史观中，欧洲是中心，欧洲以外的地区处于次要的附属地位。“欧洲中心论”虽然在以后的历史发展当中受到挑战，遭到一些史家批评，可是没有被动摇和放弃，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20世纪初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人的文化自信心受到挫折，大战的发生使他们开始想一个问题：欧洲既然有这么好的文化，这么优秀的文化，为什么发生世界大战这样的灾难？这是一个转折，欧洲人对欧洲文化的信心开始动摇，所以后来有一个 “西方的没落”观念的兴起。大家知道斯宾格勒（）曾经有一本书就叫《西方的没落》。此后欧洲人开始重新考虑欧洲的文化，认为它并不是像欧洲人自己想像的那么完美。二战以后，这个观念就更强了，尤其是一些著名史家如汤因比（）等，他们的视野对“欧洲中心论”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到了今天，“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显然越来越没有市场了。

我讲这么多是想说明，真正意义上的整体历史、整体历史观这两个东西，一个是历史的事实，一个是历史的观念，都是近代的产物，是近代以来才形成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说，要把这个观念用来观察古代汉唐时期的中西交流呢？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我们怎么看待古代的中西交流。近代以后，西方人造成的冲击波是遍及世界的。可是这并不等于说，在近代以前东西方的交流是断绝的，或者说是没有的。不是这样。我打一个很简单的比方，东西方之间的交流，在现代是洪水泛滥，在古代则像涓涓的溪流，规模虽小，但并没有断流。正是古代不间断的涓涓细流才汇成了近代汹涌的洪流。从这个意义上，古代交流在世界交往史上的地位是需要重新审视的。我们需要看到“流”，同时要看到“源”。如果我们看不到“源”，找不到源头的话，很多问题都解释不清楚。这是我们强调整体史观的一个原因。

从整体历史观念看，汉唐中国与希腊罗马世界的交流，主要是通过三条道路。我们不妨看一下地图。这是一幅二世纪欧亚大陆图。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草原之路。草原之路主要是从我国的河套地区通过戈壁沙漠到达阿尔泰山地区，然后往西通过巴尔喀什湖、咸海、里海，一直到达黑海。黑海沿岸在古代是希腊人的殖民地。这条路主要穿过欧亚草原，所以称为“草原之路”。第二条是从长安——汉代的政治中心——出发，穿过河西走廊，到达敦煌，然后分南北两路通过塔里木盆地，到达疏勒，越过帕米尔高原，穿过伊朗高原，一直到达地中海东岸。狭义上的“丝绸之路”就是指这条从长安到地中海的交通线。第三条从中国南部，现在广东一带出发，沿印支半岛，通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到达印度以后，一路进入波斯湾，通过波斯湾沿两河流域，往西扩展，另一路进入红海，从红海到达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从埃及通过地中海，将商品扩散到罗马帝国。这三条道路从开辟的时间上讲，北方草原之路为最早，其次是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在中国的经济中心南移之前，也就是唐宋时代以前，发挥着联系中西的主导作用。海路也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近代。不过，由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南移比较晚，海路的开辟晚一些。西方向中国的入侵，主要是从海路而来。

在汉唐时代，这三条道路上的交流媒介，主要分三类，一是使节—，国与国之间的使节；二是商旅，做买卖的商人和旅行者；三是宗教人士。以这三种媒介进行的东西方的文化交流，虽然未从根本上改变彼此的历史进程，但在当时的文化发展中是有影响的。由于时间洪流的冲刷，这种文化交流的痕迹，在后来的历史载籍中变得越来越幽晦不明，难以洞悉了。只有借助于“整体历史视野”所展现的光明，我们才可能发幽探微，窥见历史的本相。

这里要说明一下，我今天讲的中国与跟希腊罗马世界的交流，主要是讲希腊罗马世界文化向东方的流传。为什么做这个选择呢？主要是考虑到历史资料问题。我们知道，中国的史学是非常发达的，典籍记载繁多且详细，我们可以从中提炼出很多过去忽视的历史事实来。以希腊罗马典籍资料来研究中国文化的西被，可以留待日后进行。

典例一：使节与希腊罗马神话传说的传播

我们知道，汉唐时代是中国向西部扩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西汉时，张骞于公元前138年、 119年两次出使西域，目的是联合西域各国来夹击匈奴。他的出使被司马迁称为“凿空”，意思是开通了东西方的交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事件。东汉时，班超经营西域三十年，巩固了张骞开通西域的成果，维护了东西方的交流。从明帝永平十六年到和帝永元六年，即从公元73年到公元94年，班超利用西域各国的力量，把匈奴势力逐出了塔里木盆地，将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缘全部控制在他的手下。在统治西域的这三十多年当中，他做了一件对东西交通影响很大的事，这就是派部下甘英出使大秦。

甘英出使大秦这件事，《后汉书·西域传》这样记载其经过：

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者皆賫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

这个记载看起来很简单，大意是说，公元97年（和帝永元九年），甘英受班超的派遣，到达了安息西界，就是现在的波斯西部边界，到了一个大海边上，就停下了。在这里，与安息西界的船人即船工，有一段对话，听了船工的话以后就回来了，没有再继续前行。这个材料很多研究中国古史的人都见过，可是都没有进行仔细研究，发掘出其中包含的历史信息。

首先一个问题是“大秦”。“大秦”这个名称，是甘英以后才用来称呼罗马帝国的。它指的具体范围，在很多情况下，是地中海的东部地区，以幼发拉底河为界。“大秦”名称的由来，有很多说法。中国史书上有的地方讲，是因为这个帝国的人身材高大，跟中国人差不多，才称为“大秦”。等等。不过，较合理的解释是，这个名称可能来自波斯语，因为甘英是从讲波斯语的船工那里听到它；波斯语中Dasina，意思是“左”，“左”也就是西，指位于波斯的西方的罗马帝国，波斯船员以Dasina称罗马帝国，相当于我们中国人以“泰西”称欧洲。

第二，我们要搞清楚的，是这个“临大海欲度”的“大海”。这里的“大海”指的是什么？过去有人考证它是咸海、里海，还有的人说是黑海，或者是地中海。我们看一下地图。里海和黑海的说法不合适，现在基本上没有人坚持了；现在人们讨论的主要是地中海还是波斯湾这两种说法。我的看法，应是波斯湾而不是地中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甘英到达了波斯西界的“条支”后，就没有再往前走。如果是抵达了地中海的话，就已经是抵达罗马帝国的领土了。波斯西界只能是幼发拉底河以东地区，只能是波斯湾地区。

第三是“条支”。“条支”有的时候也写作“条枝”。“条支”这个词来自于 Antiochia的后半部即tiochi(a)，是由“Antiochia”脱落前面的“an”音形成的，tiochi(a)就是“条支”。“条支”到底是在哪里？“条支”有两个，一个是安条克，在现在的叙利亚境内，另一个是在波斯湾的湾头。波斯湾头的安条克是在塞琉古帝国时期建立的，它位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交汇处，是交通便利的商品集散地，最初以Charax（Kerecène）见称，公元前4世纪末亚历山大东侵的时候占领此地，建立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后来被洪水冲毁。塞琉古帝国时期，安条克斯四世（Antiochus IV, 175-164）在这里重建此城，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叫Antiochia，这个城的建成大约是在公元前166年。公元前130年前后，一位叫 Spasinu的阿拉伯酋长占领次此地，又被称作Charax-Spasinu，不久被安息帝国征服，成为安息附属国。我前面讲过，甘英所到的这个地方，并不是罗马境内，而是“安息西界”即安息帝国的西部边境，所以说这个“条支”应是波斯湾湾头的这个“条支”。

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要讲的一个问题，就是波斯船人对甘英说的这段话：“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者皆賫三岁粮”，这是描写海上行程的艰难；最不可解的是下面这句话：“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甘英听到这段话之后就没有再前进，就回来了。这里隐藏着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船员为什么要说这个话？我们知道，波斯人长期垄断丝绸之路上的贸易，获得了很大的利润。如果东方的中国——丝绸供应商——与西方的消费者罗马建立了直接联系，对中间的波斯中介者是不利的。所以波斯人要吓唬甘英，不愿意他继续前行。

关于“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这句话，大多数学者理解为：“海中旅行会使人怀念家乡，以致死亡，想死了。” [2]我觉得这样的解释不合情理，我们知道，甘英是在异国他乡旅行，想念家乡是他时时刻刻都有的一种感情，他怎么会怕思念家乡呢？波斯人既然想阻止甘英前进，也不可能说这样的话吓唬甘英。所以，我认为其中应有别的意思。

有了这个怀疑之后，我们来看另一个记载。《晋书·四夷传》的记载在来源上可能与《后汉书》不同，记载有差别：

汉时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其（大秦）国。入海，（安息）船人曰：“海中有思慕之物，往者莫不悲怀。若汉使不恋父母妻子者可入。”英不能渡。

请大家注意这个细微的差别。第一，它略去了海上航行三个月到两年的经历，不提了，可见在《晋书》作者的心目中，这一点并不是最重要的。第二，与《后汉书·西域传》“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相对应的，是“海中有思慕之物”，可见，“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是因为“海中有思慕之物”；与“数有死亡者”相对应的是“往者莫不悲怀”；《晋书》增加“若汉使不恋父母妻子者可入”一语，是对《后汉书》“数有死亡者”说法的补充。我们把这两段材料合起来加以解释的话，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完整的意思，就是说，海里面有一个东西会使人恋慕，以致引起忧伤悲怀，会使你死亡，会使你死在那个土地上，如果你不怕、不怀恋父母妻子儿女的话，那么你可以前往。我们知道，中国人遵从“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客死他乡是一个大忌，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我认为，这对甘英来说应该是一个震动较大的事。

这里有一个问题，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或者说，它背后包含了什么东西呢？要对这个问题有个明确的理解的话，我们不妨还是回到原始资料上来。我们看，《后汉书》记载同一件事情的时候，说，“（永元）九年，班超遣掾甘英临西海而还，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焉。”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传其珍怪”。从字面上讲，“珍”就是山珍海宝，所谓的宝贝、宝物；“怪”指什么呢？就是作者不相信的东西，如一些奇怪事物、怪异故事。波斯船人对甘英讲的这番话，会不会是这么一个怪异故事？很有可能。

按照这个假设，甘英从波斯人那里听到的怪异故事，从内容上肯定要多于《后汉书》的记载。我们知道中国的文字，表达力是非常强的，它记载的是主要情节，概括力极大。因此，可以肯定，“海中有思慕之物，数有死亡者”应是甘英听到的故事的主要情节。如此，我们就可以推测一下，这个故事是一个什么故事。

因为讲故事者是波斯船员，从他的船员身份，我们可以断定，肯定是海上船员熟悉的故事。从起源上，这个故事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来自于波斯，因为讲述者是波斯船员，熟悉波斯的文化，可是我们在波斯的神话当中找不到相应的故事；另一个呢？有可能来自希腊罗马传说。我们知道，波斯人对希腊罗马文化，尤其是它的神话传说，是不陌生的。希波战争的时候，这两个国家曾经是敌对者，但两国的文化交流仍然存在；亚历山大东侵的时候，把整个波斯征服了，优美的希腊神话和戏剧甚至流传到中亚，并在巴克特里亚（大夏）保存下来。整个波斯国对希腊文化并不陌生。

因为有这种可能，我们可以考虑这个故事是否与希腊神话有关。我们发现，这个故事与希腊神话中的海妖（即塞壬Sirens）故事完全吻合。希腊神话当中的海妖故事，有几个版本，其中最早、流传最广的一个版本，出现在著名的《荷马史诗》中。《荷马史诗》，根据现在的看法，作于公元前9-前8世纪。《荷马史诗》有两部书，一部是《伊利亚特》，讲希腊联军攻打特洛伊的故事，一部就讲奥德赛，主要讲希腊联军在攻克特洛伊之后奥德赛回国途中的一些经历，其中就讲到海妖故事。奥德赛和他的同伴将路过海妖岛，巫师对奥德赛说了一段话，其中就讲到海妖故事。他说：

你首先将会见到塞壬们，

她们迷惑所有来到她们那里的过往行人。

要是有人冒昧地靠近她们，

聆听塞壬们的优美歌声，

他便永远不可能返回家园，

欣悦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们。

这里似乎就是中国记载中的“若不恋父母妻子者可入”的意思。中国的记载中加了个“父母”，为什么？这个大家很容易理解，中国人敬老，“父母在，不远游”，所以加上了这个成分。传说接下来讲：

塞壬们会用嘹亮的歌声把他迷惑，

周围是腐烂的尸体和大堆骨骸，

这就是《奥德赛》描述的情况。整个故事的基本内容，概括起来就是，航海者靠近塞壬，听到塞壬的歌声以后，就会被它迷惑，引起伤感，以致死亡。尸体和大堆骨骸的存在说明，已有不少航海者死于海妖的歌声。奥德赛路过海妖岛时对付海妖的办法是，命令手下士兵把他本人绑在桅杆上，不能动，可以听，他的同伴全部用蜡把耳朵堵起来，拼命地划桨，于是，划桨的人听不到，听到的人没有自由，可以指挥。这样，奥德赛得同伴抵御住了海妖们的歌声的诱惑，将船驶过海妖岛活了下来。[3]我们不妨看一下表现这个故事的图像。这个陶器在希腊是非常有名的出土文物了。它表现的故事非常清楚，奥德赛被绑在桅杆上，还有塞壬海妖——人头鸟身的动物，还有船员们在奋力划船。整个故事在画面上表达得很清楚。

另一个版本将海妖与俄耳浦斯联系起来。俄耳浦斯是阿尔古斯的英雄，曾经与他的伙伴到北海取金羊皮，他回来的时候，也是路过海妖岛。俄尔浦斯本身是一个乐师，非常善于演奏音乐或歌唱。他回来的时候路过海妖岛时，他采取的办法是让划桨的同伴们听他演奏音乐，奏出的音乐比海妖的歌声更高昂，所以同伴们没有注意到海妖的歌声，安全划过了海妖岛。

到了现在，海妖故事又有新的版本了。我们不妨看一看现代油画中表现的奥德赛和海妖们的故事。这幅油画把塞壬变成裸体美女了。总之，海妖故事的版本很多，还有其他一些版本，我们就不讲了。不管怎么说，它整个的故事情节就是海中的海妖使人思土恋慕，人们受其诱惑而死在那里。这个故事在罗马人征服希腊以后，被罗马人吸收了，罗马人借助国家的力量，把它传播到其他地方，成为欧洲文学遗产的一部分。德国著名诗人海涅（）的诗歌《罗雷莱》这样写海妖故事：

我们看到，这首诗所讲故事的情节与《后汉书》中的记载是完全吻合的：女妖用歌声吸引别人，引起别人的悲怀忧伤，以致死亡。但其中也有差别：德国不是希腊那样的海洋国家，所以在海涅的诗中，女妖演变成了山岩之神，并与莱茵河联系起来。这种变化完全符合文化传播的一般规律：一个故事的传播从一地到另一地的时候，都有一些微小的变化，但主要情节不会改变。

我们知道，古往今来的神话传说，都是通过民间流传，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西游记的很多传说本来源于印度，它们传入中国后都不见于正史，却见于民间传说。有意思的是，这个海妖故事，通过中国使节之口传到中国，却被中国史书记载了下来。从这个事例中我们看到，古典记载中的很多材料，换一个视角，放到一个更宽阔的视野当中来观察，可以发现和挖掘出很多的信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强调要有整体历史观念、整体历史视野的原因。

典例二：商旅与希腊拜占庭民间传说的传播

我们知道，拜占庭帝国是罗马的东部领土。330年，罗马帝国的皇帝君士坦丁大帝，把首都从罗马迁到了君士坦丁堡（现在的伊斯坦布尔）以后，就逐渐形成一个独特的帝国。罗马的东部领土原是希腊文化统治区，五、六世纪时，这个地区逐渐发展强大起来，希腊语也逐渐恢复，希腊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强，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希腊帝国。在七世纪阿拉伯人兴起之前，小亚、两河流域以西地区，以及埃及、北非部分地区，都在它的版图之内。在阿拉伯人兴起之前，它与东方、与中国，保持着很密切的关系。阿拉伯兴起以后首先占领了波斯，然后夺取了拜占庭帝国的东部领土，就把东西交流的主要渠道切断了。

这一条道路上的交流主要靠波斯人，中国人在甘英西使时已经了解这一点。《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其（大秦）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波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意思是说，大秦国王常常想与大汉通使，但安息人想用中国的丝绸与大秦人做买卖，所以设置障碍，加以阻挠，致使大秦人无法到达中国。但这并不意味着波斯人彻底切断了贸易，只是由波斯人操控，获取中间利润。波斯人与罗马帝国在幼发拉底河沿岸建有贸易口岸，进行丝绸贸易。在希腊罗马的材料也可以看到，丝绸对希腊罗马人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以至他们抱怨，“我们的女人为了展现肉体的美，穿这种遮不住肉体的衣服，我们国库的金银都被弄走了”。五世纪末六世纪初，出生在埃及希腊人科斯马斯（Cosmas Indicopleustes）在锡兰游历时就注意到，希腊罗马世界的人为了获得利润，不愿万里前往中国（当时他称中国为秦尼斯达Tzinista）购买丝绸。另一方面，中国的史书当中也有关于丝绸的记载，首先是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带了很多丝绸送给西域各国。其次是匈奴向汉政府索取，每年必须给大量丝绸，否则就发动进攻，进行抢掠。匈奴人本身是活动在马背上、草丛里的民族，丝绸是不适合于在草丛里穿着的，丝绸非常怕挂，一挂就挂破了。所以匈奴人得了丝绸只有少量自己留用，大多数买往西方。另外，商队将大量丝绸运往西方。我们看到，在唐代的诗歌中，很多是描述骆驼商队驮着丝绸往西贩运的场景，比如，张籍很有名的诗篇《凉州词》：“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至安西”。张籍是唐代人，但他所描写的驼队驮着丝绸奔走在丝绸之路上，在无垠的沙漠上留下一串串铃声的情形，不只是存在于他所处的时代，在以前和以后的许多世纪里都存在。

我们知道，商旅在贩运商货的路途中，生活非常枯燥，非常危险，途中也没有娱乐，那么用什么办法来帮自己消遣呢？讲故事。很多故事就这样通过这些奔走在东西商路上的商人，从一个地方传到另一个地方。同样，我们也可以说，由一个故事从一地传到另一地的事实当中，可以判断出两地间商业的存在，这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下故事的传播。

首先，我们看一下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卷9转录陈霆《两山墨谈》里面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这样讲的：

拂菻国当日没之处，地有水银海，周围四、五十里，国人取之，近海十里许，挖坑井数十。乃使健夫骏马皆贴金箔，行近海边。日照金光晃耀，则水银滚沸如潮而来。其势若粘裹，其人即回马疾驰，水银随赶。若行缓，则人马俱扑灭也。人马速行，则水银势远力微。遇坑堑而滞留于中。

这个故事不难明白，就是说，拂菻国位于太阳落山的地方，这个地方有一个水银海，周围的人去取水银。怎么个取法呢？就是挖坑井，让非常强壮的小伙骑上好马，贴上金箔，行近海边，太阳照耀时，水银就跟着来了，好像粘在一块了，骑马的人赶快往回跑，水银往前赶，如果行得慢了的话，水银就会把人淹没了，人马行得快了以后，对水银吸引力小了，水银就留在坑堑里了，这样人就可以把水银收起来了。

我首先解释下“拂菻”这个名称。“拂菻”就是拜占庭帝国，在中国的史籍当中，尤其是隋唐时代的史籍，一般都是以“拂菻”来称述拜占庭帝国的。这个名称大概是从“罗马”这个词转化而来。这要涉及一点音韵学的知识。为什么是从“罗马”来呢？君士坦丁大帝把首都从罗马迁到君士坦丁之后，仍然称这个帝国为罗马帝国，这个帝国在与外族交往的时候还是称Rūm。Rūm这个词在往东方传播的时候，先是传到波斯语当中，波斯语R音是发不出来的，就像我们讲的“俄罗斯”，本来作Rus，它的开头的R音，蒙古人发不出这个颤舌音，那么在前面加一个元音，就成了“俄罗斯”。Rūm也是一样，在波斯语中它发不出来，“R”音发成 Hr，于是Rūm发成Hrūm；Hrūm传到中亚粟特语中，Hr音又发不出来，Hrūm转成 Frūm；其中的“rū”或者发成“Ri”，Frūm转成了Frim，到了汉语里就转作“拂菻”。这是大体的转化过程，说明中国典籍为何称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为“拂菻”。[当然，还有其他观点，但以这个说法较为合理，有说服力。

我们再回到这个故事上来。这个故事取自陈霆的记载。陈霆是明代的浙江人，弘治（）年间考取进士。除了《两山墨谈》之外，他还有《水南稿》、《山堂琐语》等著作。拜占庭帝国于1453年被奥斯曼土耳其灭亡，陈霆所在的时代已经不存在拂菻这个国家了。因此，他的记载显然不是取自同代人，很可能取自于唐代。我们知道明代的关于拂菻的史料，很多都是取自于唐代的一些笔记小说。

中国典籍中的这个故事，是否见于西方的记载呢？我们发现确有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发源地是在叙利亚。我把它译出来了，给大家看看：[7]

西方遥远处有一地产锡，其地有一泉，水银喷涌。当地人见水银喷出，达其极点，乃择一绝美少女，使之裸体于水银泉前，水银泉迷少女美色，乃趋前欲拥女；少女急走，彼时数少男执斧近少女，待水银趋近少女，乃挥斧击水银，水银流入坑堑而溜积自固。

比较东西方的两个版本，我们可以看出，它的故事框架基本上是一致的，一是水银；二是把水银引出来；三是挖坑，待水银流下去，把它逮住。根据相似的情节，我们可以断定，它们或者有渊源关系，或者两个故事同取自一个更早的相同版本。由于叙利亚位于丝绸之路的西端上，可以判定它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

两个版本不同的地方在于，在拜占庭的文献当中，故事地点是在西方某地，而在中国文献中，故事地点就变成拂菻国了。这个变化，显然是把故事的发生地当做讲故事者的祖国了，换言之，叙利亚人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中国人认为这个故事就发生在他们那里。第二，西方人记载中的水银泉变成了水银海。这个变化怎么理解呢？我们从中国一些典籍中看到，大凡关于拂菻的记载，都记载这个国家的海，拂菻国海多。所以这个故事也就与拂菻国的海联系起来了，夸大成一个水银海了。第三个不同是取水银的办法。在拜占庭的记载里，是“择一裸体的绝美少女”吸引它出来，这样说意味着水银也是好色的，把性意识也加在里面了。这是典型的希腊文化观念，在希腊神话里，甚至连众神之神宙斯都是好色的。但在中国人的记载中，就不一样了，大家看得很清楚，是使“健夫骏马”贴上金箔，把水银吸引出来。问题是，这个变化是讲故事的人到了中国讲述过程中改变的呢，还是中国士大夫在记载时做的改变呢？这就不太好判定了。可能是来华商人到了中国以后入乡随俗，知道中国文化反对好色，所以在大庭广众之下讲述时，不便讲“少女裸体吸引水银”之类情节，于是作了改变。传播过程中发生一些变化，是故事传播的通则。

我们再看另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取自唐代张说的《梁四公记》，说的是梁武帝萧衍大同年间（535~545），四川名士万杰，与梁武帝的一些儒士在谈论四方珍奇，其中讲到：

西至西海，海中有岛，方二百里。岛上有大林，林皆宝树。中有万余家。其人皆巧，能造宝器，所谓拂林国也。岛西北有坑，盘拗深千余尺。以肉投之，鸟衔宝出。大者重五斤，彼云是色界天王之宝藏。

“拂林”即拂菻，乃一名异译。这个故事主要情节的后一部分，说的是拂林国的西北方，有一个深险的幽谷，里面有宝石，寻宝人为了得到宝石，把肉投到深谷中，肉沾住宝石，鹰将肉叼出时连宝石一并叼出。在现代人看来，这个故事是滑稽可笑的。是什么样宝呀？这些宝石难道铺满整个山谷吗？否则这个肉怎么那么巧扔到那个宝石上呢？这显然是一个传说，大家不必太当真了。

记载这个故事的张说，生于667年，死于730年，名道济，字说之，洛阳人，在唐睿宗到玄宗年间三度为相，封燕国公，诗、文都写得好。《梁四公记》是小说体裁，但记载的很多东西并不完全是向壁虚构。它关于拂菻的内容不见于《梁书》，可能是取自民间的笔记小说。

张说记载的这个故事，确实存在于拜占庭的文献中。故事的发源地是在塞浦路斯岛。塞浦路斯岛有一个地方叫康斯坦提亚（Constantia），此地有一个主教叫艾比法纽斯（Epiphanius），约生活于315~403年间。他在记载的故事是这样的：

在大斯基泰沙漠中，有一高山环绕的幽谷，幽谷中烟雾弥漫，深不可测。寻宝之人为得到谷中宝石，杀羊剥皮，自山岩投诸谷中。宝石粘附在羊肉上。空中飞行的雄鹰闻到山羊味，潜翔于谷中，将羊肉衔出吃掉，宝石就留在雄鹰驻留处。寻宝者在雄鹰落地处寻得这个宝石。这些宝石色彩各异，均为价值连城之宝，并且具有特殊效能：投到烈火里，烈火自灭而宝石无损；还能帮助女人分娩，驱除妖魔。

这个故事的两个版本在情节上大致一样：一是深谷；二是投肉做诱饵；三是鸟将宝石衔出来。从时间顺序上，我们可以看出二者的联系。[9]不同的是故事发生地改变了：在拜占庭史料中，故事地点是“大斯基泰”，所谓“大斯基泰”，就是现在的中亚一带，中亚的沙漠地带；而到了中国以后，这个故事的地点就成了拂林（菻）国，就成了塞浦路斯岛。所以我们判定，这个变化可能是中国人在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把故事跟讲述者的祖国联系在一起了。对于拂林国的人来讲，中亚是一个神秘的地方，自从亚历山大东侵以后，很多关于神秘传说都是跟中亚联系在一起的；可是对于中国人来讲，这个拂林（菻）国就非常神秘，所以把这两个地方混在一起了。

这个故事是从什么地方传到中国呢？第一，中国典籍里讲到，“彼云是色界天王之宝藏”，大家知道“色界”是佛教用语，整个故事搀杂了佛教的内容，显然应是从印度经海路传来。另外，《梁四公记》本身记载的其它内容，也可以使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看到，《梁四公记》在记载了这个故事之后，还记载了另一个故事：扶南——就是现在的柬埔寨——的大船到了南梁境内，带来了很大一块碧玻璃镜，在梁朝境内出售。这个镜宽“一尺五寸，重四十斤。内外皎洁，置五色物于其上，向明视之，不见其质”。接下来是商人的一段话。请大家注意，这个商人说：“此色界天王，有福乐事，天澍大雨，众宝如山，纳之山藏，取之难得。以大兽肉投之藏中。肉烂粘宝，一鸟衔出，即此宝也。” （《太平广记》卷81）前面的话我们就不去管它，应注意后边这部分：杀了“大兽”（即骆驼）后，把肉扔下去，肉烂了以后粘上宝石，鸟吃肉时把它衔出来。显然，扶南商人所说的故事与艾比法纽斯的故事，以及中国典籍的记载完全一致。

扶南商人的故事是由印度西部传过来的，印度西部通过波斯湾或红海与拜占庭帝国保持着联系。这个联系自希腊罗马时代就已开始。《魏略·西戎传》记载：中天竺 “其西与大秦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大秦时说：“（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这个海，主要是指印度西部的海。扶南等地方的人经常到印度西部去做买卖，所以很容易听到来自在拂菻国的故事。扶南商人听到这个故事以后，利用这个故事，故弄玄虚，把他的商品加以神秘化。他说这宝物宽一尺五寸，南朝的一尺五寸有多宽，我没有去详细折算，大概不小。中国的玻璃制造术，起源很早。中国玻璃的制造与罗马、埃及不太一样。埃及的制造术在5世纪传入中国北方。当时大月氏人，到平城去炫耀说能制造玻璃，然后采矿制造出玻璃来。可是这个技术在南方还没有学会，所以他糊弄南方人是可以的。实际上他的碧玻璃镜可能只是普通玻璃。[10]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商人怎样把一个神秘的传说附会在他的商品上，故弄玄虚，使这个东西变得非常贵重。这是古往今来商人惯用的伎俩。

典例三：景教徒与希腊-拜占庭文化的传播

首先来看一段中国的记载。《旧唐书·拂菻传》中提到拂菻国的都城宫室的情况时，说它是“以瑟瑟为柱，黄金为地，象牙为门，扇香木为栋梁”，接下来有一段重要材料：

至于盛暑之节，人厌嚣热，乃引水潜流，上编于屋宇，机制巧蜜，人莫之知。观者惟闻屋上泉鸣，俄见四檐飞流，悬波如瀑，激气成凉风，其巧妙如此。

这段文字不难明白，意思是说，酷暑季节，炎热难当，人都受不了，于是将水引流到建筑物的顶上去，覆盖整个顶端，设计奥妙无穷，人们只听到水在哗哗地流动，像泉水流动一样，一会儿就看见水从四檐像瀑布一样流下来，形成清凉的风。巧合的是，我们从唐代典籍中看到，当时中国的都城长安也有这种建筑，如唐玄宗建造的凉殿。唐玄宗有很多故事，尤其是与杨贵妃的浪漫故事。这个人很会享受，他建起了一个凉殿。《唐语林》卷4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玄宗起凉殿，拾遗陈知节上疏极谏。上令力士召对。时暑毒方甚，上在凉殿，座后水激扇车，风猎衣襟。知节至，赐坐石榻，阴溜沈吟，仰不见日，四隅积水成帘飞洒，座内含冻，复赐冰屑麻节饮。陈体生寒栗，腹中雷鸣，再三请起方许，上犹拭汗不已。陈才及门，遗泄狼藉，逾日复故。谓曰：“卿论事宜审，勿以己为方万乘也！

这段记载用白话说，就是唐玄宗建起了凉殿，谏官陈知节上疏极力劝阻，劝皇帝不要搞这个东西。唐玄宗命高力士把陈知节找来说一说。当时正是酷暑季节，天气炎热，玄宗皇帝坐在凉殿里，座位后面水激扇车，形成凉风，吹动他的衣服。陈知节到了以后，皇帝让他坐在石榻上，整个建筑内阴沉沉的，见不到一丝阳光，凉殿的四隅有积水像帘一样倾泻下来，然后又赐给他冷饮喝。这个时候怎么样呢？陈知节体内感到寒冷，肚子已经不好受，想去厕所了，可是皇帝就是故意不让去。陈知节已经冻得哆嗦了，皇帝本人还感到热，在不停地拭汗。陈知节被允许出门后，刚刚走出门，便大便失控了，过了好多天才恢复正常。这个时候皇帝见到他以后说：你讨论什么问题的时候需要慎重，需要仔细考虑，你不要以为你是皇帝，你要体贴理解我。

这个故事中，我们应注意的是凉殿的特点，一是“水激扇车”形成凉风，二是“四隅积水成帘飞洒”，形成瀑布状的飞流。我们注意到，这种建筑在唐代不只皇宫有，大臣家中也有。开元天宝之际，杨国忠、李林甫的权势很大。当时有一个京兆尹（相当于京都的市长）叫王鉷，他勾结李林甫，并且得到了玄宗的宠幸，生活非常奢侈。后来他在御史大夫任上犯罪被处决，家被查没。在没收他的家宅的时候，发现他家里竟然也有这种建筑，叫作“自雨亭子”。我们可以看一下《唐语林》卷5的记载：

天宝（742—755）中，御史大夫王鉷有罪赐死，县官簿录太平坊宅，数日不能遍。宅内有自雨亭子，檐上飞流四注，当夏处之，凛若高秋。

这“自雨亭子”的特点，是“檐上飞流四注，当夏处之，凛若高秋”，与唐玄宗的凉殿如出一辙。

《旧唐书·拂菻传》记载拂菻国都城宫室有这样的建筑，唐都城长安也有这种建筑。于是就出现一个问题：是否出于巧合？抑或二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向达说，玄宗的凉殿，它的特点是“四隅积水成帘飞洒，座内含冻”，王鉷的自雨亭子是“簷上飞流四注，当夏处之，凛若高秋”，这些特点跟《拂菻传》记载的拂菻国都城宫室的特点是完全吻合的，所以它应是模仿拂菻国的建筑风格而建造的。[11]这就产生一个问题：怎样解释这种关系，为什么那里有了，我们这儿就有？

这个问题，如果从中西交通的角度来研究的话，就不难理解。我们知道，在唐代的长安，有来自希腊罗马世界的景教徒在活动。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这个分支最早的创立者是聂斯托利（Nestorius），聂斯托利最初是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基督教正统教义说圣母玛利亚是感孕而生耶稣，是上帝使她怀孕，生了基督耶稣。于是就有一个问题，耶稣出生的时候，是一个人呢？还是一个神呢？就是说，他在圣母玛利亚肚子里是神还是人呢？这种问题在我们看来是很可笑的。聂斯托利认为，玛利亚是一个凡人，她不可能怀神，一个凡人怎么能生神呢？她只是生了一个小孩，这个小孩是一个人，她是人的母亲，当她将婴儿生下来的那一刻，上帝把圣灵灌注到婴儿的体内，使婴儿成了神。所以玛利亚只是一个凡俗婴儿的母亲，而不是神的母亲。聂斯托利的观点，在431年的以弗所会议上，被拜占庭教会判为异端，被流放到埃及，后来死在埃及北非沙漠。他的信徒们也受到迫害，逃到了波斯境内，在波斯境内有时候受到宫廷的优待，在宫廷中做医生、做秘书，因为这些人都会技术，文化水准较高；但拜占庭帝国与波斯经常发生冲突，一旦发生冲突，这些人就被当成拜占庭的间谍，受到迫害。受到迫害后，这些人怎么办呢？就往东跑，跑到中亚这一带。

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资料，在6世纪上半叶的时候，景教徒就已经在中亚的河中地区（大致相当与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活动了。此前，景教徒主要活动在现在的土库曼、阿富汗北部。当时丝绸之路畅通，景教徒到达中亚后不久，将活动范围扩展到了中国境内（可能已到达现在的和田一带）。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有直接的考古资料来证明这一点。

7世纪上半叶，景教徒到达中国都城长安。证据是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这个碑是在明代天启年间（年间，具体哪一年说不清楚）被发现的。根据碑文记载，贞观九年（635年），景教徒到达了长安。当时唐朝的宰相房玄龄，在长安的西郊，为景教徒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把他们迎进城来。这个事情很值得深思，宰相亲自去迎接景教徒，非同一般，说明在它之前对景教徒已经很了解了。唐朝廷给景教徒如此高规格的待遇，是有原因的。我们知道，太宗在夺取皇位过程中杀人很多，包括他的兄、弟，做皇帝后常常睡不着觉，做恶梦，他欢迎景教徒很可能因为他想获得灵魂救赎。

景教被迎进首都之后，贞观十二年（638年）唐太宗颁布诏令，在长安义宁坊建了一座大秦寺，安置了景教徒21人。这些人在这里翻译经书。景教进入中国之后，这是一个被正式承认的标志。但好景不长，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下令灭佛，景教受到牵连，也被禁绝。景教在中国的存在，如果是从635年算起，共计二百一十年。

在这二百一十年当中，景教始终面临一个生存发展的问题。景教作为一个新兴的宗教，传到中国以后，皇家的态度和达官贵族的支持，对它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它到中国以后，采取的一个办法就是极力与上层搞好关系，巴结皇家、结交权贵以取得他们的支持；皇帝的喜爱或厌恶，权贵的支持或排斥，直接决定它的命运。因此，他们帮助唐玄宗和王鉷建造拂菻风格的房子，就不难理解了。换言之，所谓“凉殿”、“自雨亭子”应是由景教徒帮助建造的。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景教徒是文化水准很高的人，掌握很多实用技术。他们到了中国以后，便利用掌握的技术为达官显贵服务，结交他们。如景教碑上提到一位及烈，中国史书提到他与中国高官来往。《册府元龟》卷546的记载：

柳泽开元二年（714）为殿中侍御史、岭南监选使，会市舶使右卫威中郎将周庆立、波斯僧及烈等，广造奇器异巧以进。

柳泽上书极谏，力陈“庆立等雕镌诡物，制造奇器，用浮巧为珍物，以谲怪为异宝，乃理国之所巨蠹，圣王之所严罚，紊乱圣谋，汨斁彝典”，劝戒玄宗不可开此风气。但是，及烈还是到达了长安，并受到了玄宗皇帝的优待。依靠及烈等“金方贵绪，物外高僧”的努力，武则天时因佛教大盛而受到压抑的景教，重新得到振兴。玄宗宠幸杨贵妃，于是“扬益岭表各地刺史，必求良工造作奇器异服以奉贵妃献贺，因擢居高位”。（《旧唐书》卷51《后妃传》）这里“扬”指“扬州”， “益”是“益州”，而“岭表”是指“广州”和“交州”。扬益岭表所依靠的“良工”懂得制造 “奇器异巧”，可能是些景教徒。

第二，景教徒利用其医术，用医疗活动来帮助传教，将医疗活动推及到唐代的上层乃至朝廷内部。比方说，公元740年，王子李宪患病，曾有僧崇一为他治病，并使他痊愈。“崇一”这个名字，含有‘崇敬一神’的意思，而景教是一神崇拜，这表明“崇一”应是个景教徒。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新唐书》卷221《西域传》记载拂菻国“有善医能开脑取虫，以愈目眚”。《新唐书》的这个记载是来自于《通典》。《通典》卷193引用了杜环《经行记》中的说法：“大秦善医眼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这种开脑术，实际上就是来源于希腊古代医学的穿颅术，这种穿颅治盲术曾长期流行于地中海东部，在唐代被景教徒传入中国，高宗皇帝就做过这种手术。唐代刘肃的《大唐新语》卷9“谀佞”第21说：

高宗末年，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则天幸灾逞己志，潜遇绝医术，不欲其愈。及疾甚，召侍医张文仲、秦鸣鹤诊之。鸣鹤曰：“风毒上攻，若刺头出少血，则愈矣。”则天帘中怒曰：“此可斩！天子头上岂是试出血处耶？”鸣鹤叩头请命。高宗曰：“医之议病，理不加罪。且我头重闷，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朕意决矣。”命刺之。鸣鹤刺百会及胐户出血。高宗曰：“吾眼明矣”。

这个事情在正史两《唐书》中都有记载（见《旧唐书》卷5《高宗本纪》，《新唐书》卷76《列传第一》），《资治通鉴》也有关于这件事的记载（卷203弘道元年），可见它是事实确凿的。秦鸣鹤是景教徒，我有文考证，大家可以参考，在这里就不多说了。总之，景教徒为赢得朝廷的好感，以求为其传教活动打开方便之门，以医术为唐朝廷效劳，可谓极尽心曲，不遗余力。

第三，景教徒直接服务于朝廷的天象部门，将希腊-拜占庭天文知识介绍到了中国。这里有两个证据。其一，1980年1月在西安出土了波斯人李素和他夫人卑失氏的墓志，从墓志上可以看出，李素家族是来自波斯的景教徒。墓志说：“公（李素）天假秀气，润生奇质，得裨鼍之天文，究巫咸之艺业。握算枢密，审量权衡，四时不愆，二仪无忒。”根据研究，李素在唐代宗大历年间（766~779年），因为具有天文星历学的专长而被征召入京，任职于司天台，成为唐代掌管天文历算最高机构司天台的长官。他前后一共任职五十年，经历了代宗、德宗、顺宗、宪宗四朝皇帝，最终以“行司天监兼晋州长史翰林待诏”的身份，在元和十二年（817年）去世。

还有一个例子。唐代的典籍中有时候可以看到所谓的《都利聿斯经》以及《聿斯四门经》、《新修聿斯四门经》等天文书籍，这些书实际上是来源于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的著作。都利聿斯就是“托勒密”的音译；《四门经》则是是托勒密的天文著作Tetrabiblos。这些希腊天文学著作经过别人的转译和改编，逐渐向东传播。其中有传播到印度西部的一个版本，在贞元初年被景教徒带到了中国，并在李素任职司天台时，在他的协助之下翻译了出来。

当然，景教徒传入中国的希腊罗马文化还有其他一些内容，有待进一步研究发掘。他们经由波斯而来，身上带有浓厚的波斯文化色彩，但他们曾长期活动在地中海东岸地区，对于那里流传的希腊-拜占庭文化相当熟悉。他们在中土利用这些文化因素为自己的传教事业服务时，将这些东西传入了中国，在中国丰富的历史典籍中留下了“斑斑陈迹”。这些陈迹所隐藏的历史幽光，如果只是从国学的角度加以观察，而不是放在 “整体历史”的视野下面，终究是难以窥见的。这说明，整体历史视野不但适于近代中外交流史的研究，而且也适于古代中外交流史的研究。

来源=《清华历史讲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