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小说具有社会意识形态属性吗

来源：蜘蛛抓取(WebSpider) 时间：2022-06-10 08:22 标签： 文学审美意识形态一般属性具有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科幻迎来了新的繁荣期。新元素、新作家、新市场不断涌现，并持续对新的题材、形式、主题与风格，进行着百花齐放式的探索。在这个领域之内，存在着不同的发展脉络，但彼此之间又存在着共性。共性或来自于，这一批科幻作家和科幻迷们共同经历了中国现代化历程中异常剧烈而又复杂的一段转型时期，而科幻的视野与想象力，往往正源自于这样的变革过程中。不同之处则在于，每一个人亲历这一过程的方式和体验都各自不同。正是现代中国自身的复杂性，造成了中国科幻的丰富多样性。

本文首先简要勾勒自晚清至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现代化历程中，中国科幻与“中国梦”之间的关系；继而进一步聚焦于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对于“新生代”科幻作家创作的影响，并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深入探讨这一时期作品中的三个代表性议题：空间形象、种族形象与英雄形象；最后，借用詹姆逊“民族寓言”的概念，展现出当代中国科幻中的文化政治维度。

科幻小说反映的是现代资本主义所开启的工业化、城市化与全球化进程，对于人类情感、价值、生活方式及文化传统的冲击，而西方科幻中最为常见的那些创作素材——大机器、交通工具、环球旅行、太空探险——也往往直接来自于这一真实的历史过程。然而，当这种文学形式在二十世纪初被译介到中国时，它则更多时候是作为一种与“现代”有关的幻想与梦境，以督促“东方睡狮”从五千年文明古国的旧梦中醒来，转而梦想一个民主、独立、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

为了达到民族复兴的宏大目标，像鲁迅这样的青年知识分子们看中了科幻小说，相信这种看似天马行空的文学形式，能够“改良思想，补助文明”，从而“导中国人群以进行”[1:164]。这一“进行”的动作，建立在“乡土中国”与“现代中国”这两个世界之间的二元对立之上——在一种进化/进步的时空观之下，野蛮与文明，传统与现代，神话与科学，中国与“世界”，被想象为截然二分的两重天地。而科幻小说，则以“科学”与“启蒙”的现代性神话，在“现实”与“梦”、此岸与彼岸之间，搭建起一架想象的天梯。与此同时，这些“中国梦”又因历史和现实条件的制约而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并在“梦”与“现实”之间呈现出无法轻易跨越的裂隙。

譬如，在陆士谔发表于1910年的《新中国》中，主人公陆云翔一觉睡醒，来到四十年后（1950年）的上海，目睹中国富强进步的景象，并听人告知，多亏一位“南洋公学医科专院”留学归来的“苏汉民博士”，发明了“医心药”和“催醒术”这两项技术，使得中国人从过去浑浑噩噩，沉迷于赌博鸦片的落后状态，转变成文明开化的现代国民，“国势民风，顷刻都转变过来”[2：31]，而政治改革与经济建设也因此突飞猛进。依靠现代科技的发明医治人心，不仅令中华民族重获新生，甚至得以超越现代资本主义文明自身无法解决的弊端。因为在作者看来，“欧洲人创业，纯是利己主义。只要一个字享着利益，别人饿煞冻煞，都不干他事。所以，要激起均贫富党来。”而自从此“医心药”发明之后，中国人个个大公无私，“纯是利群主义。福则同福，祸则同祸，差不多已行着社会主义了，怎么还会有均贫富风潮？”[2：38]以“科学幻想”替代政治文化变革，从而完成“改造国民性”的历史命题，甚至得以“赶超”于西方文明之上。在这样的想象中，科学技术本身便扮演着现代性神话的角色。

陆士谔所著《新中国》一书中，载有上海浦东召开世博会，地铁，越江隧道和黄浦江大桥等奇思妙想。

新中国建国之后，中国的科幻小说，依旧延续着晚清以来中国人对于“现代化”这一宏大叙事的激情与信念。除了科普教育的职能之外，这些作品亦描绘出一幅关于未来的美好蓝图远景，从而赋予当下以历史前进的动力。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郑文光创作于1958年的《共产主义畅想曲》。小说第一章描绘了国庆三十周年（1979年），“共产主义建设者”们在天安门广场上组成游行队伍，用各自的科技成果向祖国献礼，其中包括“火星一号”宇宙航船模型、把海南岛和大陆连在一起的琼州海峡大堤、将海水变成各种工业产品的海洋工厂，以及将天山的冰川融化，使沙漠变良田的“人造小太阳”……甚至队伍中还有“散花的仙女”，“捧着桂花酒的吴刚和月中嫦娥”，以及“在云端里上下翻腾的龙”，当然，这些奇观背后都有着“飞车”和“无线电控制”等高科技作为支撑。面对此情此景，主人公不禁感慨：“噢，科学技术的发展，把人引到什么样的神话境界里啊。”[3：36]

以科技进步取代政治变革，推动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这种天真烂漫的炽热激情在1978年之后那个“科学的春天”再度迸发出来。由叶永烈创作的《小灵通漫游未来》，通过一个孩子漫游“未来市”的形式，展现出对于工业化与城市化建设的美好畅想。[4]这本薄薄的小书据说首印就有150万册，并迅速引发了一股科幻小说出版的热潮。今天看来，这部作品其实依旧延续了晚清“未来记”中“乡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二元对立。小灵通乘坐一只气垫船前往“未来市”，“未来”在这里与其说是时间性的，不如说是一个平行于“现实”的异次元世界。在未来市中，人们吃的各种农副产品，是从“农厂”的流水线上制造出来的，“人造大米”和“人造蛋白质”不仅安全无害，而且口味以假乱真。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将农业生产工业化，“农村”形象亦不知不觉从“未来市”的地图中被抹去了。未来市的人们戴着“电视手表”，开着“飘行车”，住着一两百层高的“塑料房子”，从事着记者、教师、工程师一类体面的脑力劳动，从而彻底告别了泥土里刨食的生活，这种愿景恰正应和了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对于“四个现代化”的热情。

《小灵通漫游未来》，通过一个孩子漫游“未来市”的形式，展现出对于工业化与城市化建设的美好畅想。

然而颇为吊诡的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不断推进，这种充满梦幻色彩的激情在科幻小说中却逐渐消退，仿佛是从理想主义的空中花园中落回了现实的大地。1987年，叶永烈在一篇名为《五更寒梦》的短篇小说中，描绘了一个寒冷的上海冬夜。主人公“我”在没有暖气的屋子里冻得难以入眠，不禁脑海中冒出一连串气势磅礴的“科学幻想”：利用地热、“人造太阳”、“把南北极倒一个个儿”、甚至“用大玻璃罩将上海罩起来”，让上海的冬天变得温暖如春。然而，工程是否能被批准，能源和材料从何而来，是否可能引发国际纠纷，诸如此类的种种“现实问题”，使得所有天马行空的科技奇想都遭遇无情否决。“岂止是‘戴着草帽亲嘴——离得远’，现实小伙跟幻想姑娘之间隔着十万八千里哩!”[5]这种遥不可及的距离感，展现出的是一个中国人正在从“共产主义畅想”中醒转来时的不安与不适。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冷战终结，中国加快步伐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这意味着一个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经济、社会与文化领域的全面展开。如汪晖所说：“通过生产、贸易和金融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中国日益深入地加入到世界市场的竞争之中，从而内部的生产和社会机制的改造是在当代市场制度的规约之下进行的；另一方面，商业化及其与之相伴的消费主义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表明国家和企业对市场的精心创制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事件，相反，这一社会过程最终要求用市场法则规划整个的社会生活”[6：58-59]。在九十年代中国文化语境中，这一过程被表述为“市场”对于“传统”的冲击——这里所说的“传统”，既包括保留在“乡土中国”之上的日常生活形态，也包括国家旧有的、以平等为取向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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