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的经历，在八路军三大主力师师长中，算是比较奇特的。

1937年的三位师长，115师师长101、120师师长贺龙、129师师长刘伯承，101和刘伯承后来的经历大家都熟悉，不再多叙。甚至几个师的政委、副师长，都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中坐镇一方、大放异彩。唯独贺龙，似乎在抗战中就半隐身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先看看其他三大主力师的主要领导。

115师政委聂荣臻，在115师工作了两个半月，就独当一面，担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政委，此后一直在此主持军政大计，直到解放战争中仍是独当一面，华北军区组建壮大的华北野战部队实力强大，虽不是与一、二、三、四几大野战军并称的野战军，但实力亦非常强劲，实际上比一野实力都强，一野后期解放大西北，一半功劳是华北部队的。

115师后任政委罗荣桓，在林彪受伤、聂荣臻离开部队之际，与陈光率115师主力开赴山东，经营发展山东，缔造了抗战中面积最大、实力最强的根据地，兵力增加至以数十万计，解放战争之初为东野、山野（华野的前身之一，山东野战军）贡献了基干兵力，后来东野令国军闻风丧胆的几支主力纵队，基础兵力都是罗荣桓在山东时组建的。

129师首任政委张浩不幸过早病故，后任政委邓小平，邓公就不用说了。

129师副师长徐向前，实际上也是作为方面军司令使用的。抗战中他先到冀南独力开创平原游击根据地，后又率队入山东，担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受命指挥山东阖省之中共军队。解放战争中虽只是华北军区副司令，却是独力担当解放山西之重任，以六万弱兵打得阎锡山十五、六万人毫无招架之功，无论在庙堂还是坊间之视野看来，都是华北系统妥妥的军事主心骨。

以上几位都是独当一面的人物。

唯有120师师长贺龙，军事上起点如此之高，后来为何少闻其名了呢？

细观贺龙在抗战、解放战争中的经历，其进退显隐，其实都与晋绥根据地（后来成了解放区）有关。诸公宁耐些精神，仔细看看贺帅与晋西北的关系是如何发展，以及如何对他的个人发展产生影响的。

120师本来的发展路径，和115师、129师并无二致，中央起初交给他们的任务都是站稳河东，但因阎锡山在山西有一定实力，为免摩擦，诸师占据的地方都是山西的边边角角，贺龙120师经营的主要地盘就是晋西北、绥远一带。

后来放手大干，三大主力师皆继续向东发展，深入河北、山东敌后，115师直接杀到山东，129师在晋冀鲁豫一带，贺龙则率部直插冀中，与日军苦战。

有人说，贺龙突然脱离一线战斗是因为在冀中齐会作战时被日军瓦斯弹所伤。此说甚不严谨。贺龙在作战中虽然遭遇日军投放的毒瓦斯弹，但只是轻微受伤，贺龙并未离开前线，真正迫使他离开冀中，是因为阎锡山搞摩擦，连续发兵进攻八路军的根据地。

1939年12月，阎锡山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路线，公然发兵进攻我晋西南、晋西北根据地。加上贺龙120师尚未像129师一样在河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进站不住脚，大本营也受到威胁，不得不回师援救晋西北。

谁知这一去，竟然再也没回来。

反击蒋阎摩擦后，中央不得不为自己的后方忧心起来。

本来国共联合抗战，八路军为国事大局考虑，可以给阎军打配合甚至挡子弹，那是因为觉得后方有保障。现在蒋、阎居然进攻八路军的根据地，包括胡宗南也一直虎视眈眈企图趁机围攻延安，既要抗日还要顾及后路，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与此同时，日军趁国民党军搞摩擦，也对晋西北根据地加紧进攻。调来一个二十六师团，以及三个独立混成旅团、大批伪军部队，企图一鼓歼灭晋西北八路军。

中央无奈决定，暂时将120师主力留在晋西北，放弃进图冀中的战略任务。贺龙担任新成立的晋西北军区司令员，把主要精力放在保卫晋西北的安全上。

贺龙的军事生涯到此发生了急剧转变，从抗日前线撤了回来，此后再也没有回到一线指挥员的位置上。

但其中依然有令人不解的地方。

与贺龙同时从前线回到后方的，还有时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员徐向前，徐向前当时回延安准备参加一次中央的大会，因为意外受伤留在延安，此后同样长时间缺席抗战，直到解放战争全面开打之后才回到一线指挥员位置上。

那么贺老总为什么没有像徐向前一样，重回作战指挥上呢？

二、晋绥区离不开贺老总

此事说来，与晋西北、晋绥边区的重要位置有关系。

晋西北，包括后来连成一片的晋绥边区，是一块后人不怎么注意，却发挥至关重要作用的一块战略级根据地。

晋绥边区在山西、陕西、绥远的交界处一带，绥远省现在已经撤销，区域在今内蒙古中部靠南。

这块地界处在黄河、大青山与太行山北端的夹角之中，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土地贫瘠，人口稀少，物产不丰富。当时有过一些数据对比，晋绥边区同等面积的农业收入，只相对于富庶的冀南根据地的一半。

然而就是这么一块看起来毫无经营价值的地方，中央却十分重视，不惜把主力师拉回来，让贺龙坐镇于此。

既然这么做，肯定有长远且重要的打算。

从军事上看，晋绥边区是陕甘宁边区的东大门。晋绥与陕北只有一河之隔，这是防范日军过河西犯的重要屏障。

从经济上看，晋绥边区虽然地瘠民贫，但它也有优势，北面是傅作义，东南是阎锡山，再往东则是沦陷区，三不管。三不管地带历来都是我军发展根据地的优选之地。既是不得不守之地，而且还是守之有利的“潜力股”。

但要守好并经营好这片地方，却不是常人能办到的。

日寇和阎老西都想把八路军赶走自己占有之，不过日寇与阎也各有各的小算盘。日寇在1939、1940年之交，重心是往南打，华北留的兵力并不多，只能对晋绥边区进行集中的短促扫荡，而无法长期驻兵、长期进攻，所以，不打则已，一打就想制八路军于死命。一旦打不着，就只能撤走，择机再来。

阎锡山一直把山西省视为禁脔，不容任何人染指。日军侵入山西后他守不住，他可以拱手让出，借口也是冠冕堂皇，连中央军都挡不住，我山西部队自然也打不过。

全面抗战八年阎军只打了几仗发现打不过日军，也就不再汲汲于恢复失地，阎老西窝在晋西南一角苦撑待变。然而一俟八路军在晋西北、晋南建立根据地，阎老西又上了劲，一副宁与日寇、不与共党的奴才相，不惜武力相逼把八路军赶走。

面对这两股势力交相侵逼，守好晋绥着实不易。只派一个旅的正规军肯定应付不了大股敌人，派级别低的将领也没有足够威望聚拢人心，综合各方因素衡量，八路军主力师长级别的人物是最合适人选。

那么不免有人会问，115师能把聂荣臻留在晋察冀当一把手，为什么120师不能把政委关向应留下来坐镇晋绥边区，而继续让贺龙率主力挺进冀中呢？

从资历上看确实有这样的可能性。但当时形势不同，不能一概而论：

一来，关向应数年苦战积劳成疾，当时身体很不好，1941年就到延安休养了，1946年病势转重不幸去世（从此事也可看出，长征和抗战对我军高级将领的身体造成的损耗相当大，120、129两大主力师的政委居然病累而死）。关向应的身体状况不足以独力支撑晋绥边区复杂的形势。

二来，晋绥边区与绥远接壤，中央还有另外一层考虑：拉拢傅作义。傅作义从晋系军阀中脱身，独守绥远一省，与日寇苦战经年，又受阎锡山不断排挤，迭受挫折而锐志不退，是一个有骨气、有民族气节的人物。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中央其实一直密切关注着傅作义，希望将其拉到革命一方。

傅作义多年生存于夹缝之中，戒备心警惕性很强。他治理绥远、编练军队，很多思想与中共有共通之处，但自守自立的旧军阀意识还存在着，要做他的工作很难，拉近了不行，推远了也不行，很多事情要处理得很微妙。

贺龙的革命资历极其深厚，而且担任过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论其资历、地位都比关向应只高不低，由他坐镇晋绥，军事、政治、外联，各方面都没话说。

所以，自从1940年左右回师晋绥，这块关键之地，就再也离不开贺龙。

贺龙深知中央的良苦用心，也准确理解了中央的意图。

到晋绥之后，一方面把晋绥边区守得如金城汤池一般，日寇几次想突破黄河直接击破陕甘宁边区，但慑于贺龙在晋绥的主力，日寇未得其便，一直未能真正威胁到陕甘宁。

另一方面，贺龙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经营根据地、为陕甘宁提供后勤支持上。

陕甘宁边区一直处在胡宗南数十万部队的包围之中，几乎无法从其他抗日根据地获取经济支持。蒋介石为了达到饿死陕甘宁、迫使中共不战而亡的目的，不断向陕西、甘肃、宁夏等省加派战费，宁夏还好，马鸿逵阳奉阴违各种抵制，陕、甘两省则被剥削的无以复加，无法维持基本生存。陕甘宁边区的日子有多难过可想而知。

延安经济上的困难尤其严重。中共的党政军机关、部队人数本就多达数万，还有从各地慕名而来的革命青年，这些人都是脱产状态，近十万张嘴等着吃饭，以陕甘宁贫瘠的物产，很难支撑。

与抗战时期相比，1945年后陕甘宁的困难更加突出。外敌之患一除，蒋介石对陕甘宁的围堵和进攻更加残酷了。

进攻陕北及其相邻等地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仿佛是进入别国一样，大肆烧杀抢掠，给当地人民群众带来前所未有的伤害。

根据陕甘宁解放区政府对15个县4300个村30多万人口的调查，“胡祸”（即胡宗南部队之祸）带来的损耗特别惨重:平均每人失去粮食39斤，牛损耗17%，驴损耗30%，骡损耗32%，羊损耗24%，农具平均每10人损耗合一件。

陕甘宁解放区大约有30万劳力，由于国民党发动战争(包括参军和被敌人拉走的)而脱离土地生产的约5万人，减少1/6。

如此严重的天灾和“胡祸”，严重破坏了陕北解放区的经济发展。具体情况如下:1947年与1946年比较，耕地面积由1513.9方亩减少到1150万亩，占比减少24.1%;粮食产量也由5.49亿斤减少为2.7亿斤，占比减少一半;棉花产量由200余万斤下降为50到60万斤，占比减少70%，农村主要副业、家庭纺织业约减少70%以上，公营企业及城镇商业亦大半停顿;物价平均上涨34倍，粮价上涨80倍以上。

根据陕北解放区各阶层收入变化的情况的相关调查材料，1947年受灾后，各阶层的收入普遍降低一半左右。降低后的收入，仅能维持最低的生活需要，有些地区甚至维持最低生活需要都困难。

怎么办？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毗邻着的晋绥边区。

1947年7月下旬，毛泽东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指出：“陕北在军事上、财政上以依靠晋绥为主，战争使陕北我党领导的地方和人口缩小，今后更是如此。现在由贺龙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的身份来统一指挥后方，实行精简节约，开展地方工作”。

贺龙在国民党军全面进攻、晋绥军区丢失了全部县城的情况下，依然组织起广大农村地区进行大生产，节约粮食，勒紧裤腰带，不断向陕甘宁输送大批粮食弹药。

1947年，晋绥边区遭遇特大旱灾、洪灾、雹灾，群众生活十分困难。贺龙绞尽脑汁，从晋中、晋西南甚至河北和河南购买调运粮食，在全境设立兵站，仅一次就动员30万群众、4万牲口背（驮）运，采用接力运送的办法，基本解决了西北野战军和各党政机关的粮食供应。

1947年3月胡宗南率部打到延安，陕甘宁边区的行政组织一度陷入混乱，原有的物资征购体系几乎无法提供战争所需之物。

贺龙领导的晋绥解放区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了。

当时西北野战军作战所用弹药，一靠从国民党军那里缴获，二靠晋绥边区供给。

胡宗南一度很是疑惑不解，彭德怀连续作战，几乎是无根之水、无本之木，为何手中枪炮弹药一直打不完呢？

这个疑团，其实谜底就是贺龙。

贺龙是个极有远见的人。他不光下大力气生产粮食，同步还把兵工系统建了起来。

从1945年末以来，贺龙利用山西雄厚的工业基础，相继建成14座兵工厂，年产炮弹4000余发，迫击炮弹7.5万发，手榴弹100万枚，炸药10万公斤，子弹15万发。这些弹药，大部分运过黄河支援给了西北野战军。除了粮食、弹药，晋绥边区还承担了西北野战军的大部分军服、军鞋供给。1947年，晋绥边区为其提供棉军装6.5万套，棉鞋16万双，保证了全野战军指战员每人1套棉衣、2双棉鞋。1948年，晋绥边区为西北野战军提供军裤13.54万条，军鞋87万双，棉被13.6万床。

西北野战军副参谋长王政柱后来回忆说：西北野战军所调运的粮食，主要是晋绥边区人民群众从千里之外运到陕北来的。

正是由于贺龙对陕甘宁的强大后勤支持，他一度被誉为陕甘宁的“萧何”。

胡宗南只知道在陕北的土沟沟里追击毛泽东，却犯了舍本逐末的错。从大局上看，中共中央机关固然是本、是要害、是关键，但在追击方式上，重点不在山沟追击，而在切断中共中央机关的粮道和后路。

包括对付西北野战军，也是同样的道理。

胡宗南如果集中力量进攻晋绥解放区，那么西北野战军将不得不回师东救根本之地，那么战争局面又是另外一种情形了。

也许有人说，胡宗南如果去打晋绥，彭总正好可以率师奔袭胡宗南之后。

话说的容易，岂不知，贺龙当时手头已经没有部队了。

全都编入西北野战军了。

1947年3月成立西北野战部队时，彭总临危主动请缨，负责指挥西北野战部队，辖下部队，其实九成以上都是从晋绥区编练的军队。

那么晋绥区的部队，由贺龙来指挥岂不是更合其宜？中央正是考虑到晋绥区在后勤补给上的重要意义，才没有轻易把贺龙调回来。

当时西野的三个纵队，分别是三五八旅、独一旅组成第一纵队，张宗逊任司令员，廖汉生任政委；三五九旅、独四旅组成第二纵队，王震任司令员兼政委，彭绍辉任副司令员，罗贵波任副政委；独二旅、独三旅、独五旅组成第三纵队，许光达任司令员，孙志远任政委，贺炳炎任副司令员。

这些部队，包括在陕北的其他警备部队，大都是贺龙直接领导下发展起来的，可以说贺老总是这支队伍的代表和旗帜，在长期革命战争中他与这支部队有深厚感情。

这些部队几乎整建制转入西北野战军序列，而且换了指挥员，部队难免有些思想上的波动。

彭总又是个性如烈火的人，有时遇到困难会毫无遮拦的训斥各纵队首长。

1947年8月，西北野战军攻打榆林。由于误会廖汉生与彭德怀发生了不愉快。彭在电话中责骂廖：“一纵是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贺龙的脸都让你们丢光了！”二人争执起来。10月间，在清涧战役期间，贺炳炎竟在电话中顶撞彭总。

对此贺龙十分不安，亲自赶赴前线，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他严厉批评了两爱将。会议结束后又特意把他俩留下开会并再次严厉批评说：“跟彭总顶牛，要检讨。彭总说了就是命令，必须坚决执行，不管有什么理由、多大困难，都必须坚决执行，没有价钱可讲！”

其实彭总骂人也只是炮筒子脾气，骂完就算。这二位大将也都是直性人，都是一时话赶话，说到了那个份上，内心并没有什么成见。

贺龙过来又是批又是做思想工作，他们两人很快就转变过来，主动找彭总，态度诚恳地作了检讨。彭总也做了自我批评，表示在指挥方法上要改进。此后他们间再未发生冲突，一直合作密切。在彭德怀指挥下，一纵成为西北野战军能打硬仗的主力，屡立战功。

贺龙为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大局，他心甘情愿当配角，协助彭德怀打仗。他语重心长地教育各纵队领导：“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哪个人的，要听党的调动。我带过的部队，别人也能指挥。如果别人不能指挥，那就说明我贺龙党性不强！”

纵观抗战至解放战争期间，贺龙虽然在军事上“隐身”了，但他为西北战场贡献了十几万人的武装，为党中央、陕甘宁边区提供了一个强大的战略基地，他的历史功勋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