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丽君是传奇。她的浅吟低唱，不只是一代人的流行音乐启蒙，也是一代人的心灵慰藉。

香港应该算邓丽君的福地，她的歌唱事业在这里走向了70年代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得到了东南亚华人社会的认同，她的演出邀约，遍布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越南、泰国等地。作为全球第二大唱片市场的日本，也有唱片公司一眼就看中了她的天赋。这家公司就是日本的宝丽多唱片，它在香港的分支，叫作宝丽金。

邓丽君去日本发展的故事，在两位日本作家为她写的传记里，都有过详细考证。1973年3月3日，日本宝丽多唱片公司让佐佐木幸男和中村准良，一起到香港旅行四天三晚，他们分别担任过日本歌星泽田研二和野口五郎的制作人，这趟旅行，名义上是和香港宝丽金做敦亲拜访，但事实上是要犒赏他们平时的辛劳工作。他们在香港宝丽金唱片公司制作部部长郑东汉先生的陪同下，在歌厅听到了邓丽君的演唱，就请郑东汉为他们收集邓丽君的唱片，他们判断，邓丽君音质里的温柔气质，在日本也会得到认同。

回到东京，宝丽多公司五十岚泰弘制作本部长主持制作人会议，佐佐木推荐邓丽君，获得认可，担任制作签约部部长的舟木稔被命令去和邓丽君签约。我们的特约记者胡迆在东京采访到了舟木稔先生，已经年过八旬的舟木先生，仍不减当年金牌制作人的风范，头发一丝不苟，衣着考究，思路清晰。他回忆说，当时的邓丽君并没有经纪公司来打理业务，所有工作上的细节都由母亲赵素桂照料。舟木稔并没有从邓丽君那里得到确定的答复，回到东京之后又去了台湾，去说服邓丽君的父亲。他拜访了邓父两次，终于说服了这位犹豫的父亲，把英文名叫作“Teresa Teng”的邓丽君带到了日本，以新人姿态重新出道。

1973年11月，邓妈妈和邓丽君第一次到日本，那时候邓丽君才20岁。她的经纪业务由渡边制作公司管理，而唱片制作则由日本宝丽多负责，一开始签约两年，第一年的酬劳是每月25万日元，那个时代日本大学毕业的公务员最高职务的月薪是5.56万日元，此外，邓丽君还能抽取2%的版税。

邓丽君在日本的出道曲叫《是今宵还是明天》，由渡边制作公司主导，走偶像路线。作为全球第二大唱片市场，日本的市场细分非常明晰，每个出道的新人，都由唱片公司量身定做，给出市场定位，然后根据定位找词曲作者专门创作单曲。在70年代日本歌谣界初期，流行小柳琉美子的《我的城下町》、天地真理的《水色之恋》、欧阳菲菲的《下雨的御堂筋》等，所以，被定位为偶像路线的邓丽君，最初的新歌就请曾经帮天地真理、陈美龄作过词的山上路夫作词，请帮南沙织、欧阳菲菲做过曲的筒美京平作曲。

这张出道唱片，1974年2月在日本发行，在发布会上，公司的对她的宣传是“香港的红玫瑰”，意思是香港的最红歌星。年龄也被改小了，从21岁变成19岁。接下来的3月份，邓丽君为了宣传单曲，上了各个电视节目。但是，印制的3万张唱片，却根本卖不动，在排行榜上，只列入第75名。这个结果让邓丽君非常自责。因为，当时在香港签不下邓丽君的时候，宝丽多方面有人建议改签另一位歌星优雅，差不多同时期，优雅也在日本出道了，而且相对于邓丽君的出道唱片，她的出道曲拿到了排行榜的24名，这让邓丽君更郁闷。

出道曲没有红，对挖掘邓丽君的佐佐木和出道曲制作团队而言，也是个打击，原因到底是什么？是日文不地道？因为谎报了年龄，设定主打十几岁的年轻族群歌迷是个错误？他们烦恼了一个多月，最后决定改变方向，从流行曲风转向演歌路线。演歌是日本的一种特有歌曲，它是日本古典艺能与现代流行音乐的过渡，以民俗民风、感情琐事为歌词，曲调悠长婉转多变。

第二首歌《空港》，依旧由山上路夫作词，但作曲换了猪侯公章，他是当时专门给歌星森进一作曲的作家，猪侯公章在一周写了三种曲风的曲子，最后的编曲，选择采用活跃在流行风派的森冈贤一郎，他们希望邓丽君的演歌路线，曲风不要太过地道，而是介于流行与传统之间。这是一种新的流行趋势。这一年的日本唱片大赏，获奖的森进一走的就是融合流行风和演歌的路子。

1974年7月1日发片的《空港》，卖出了70多万张新唱片。邓丽君因此拿下了1974年度日本唱片大赏的新人奖。此后，邓丽君的歌曲维持一贯的风格，就是走描写恋爱中女人的苦闷心情，与不能见光的女人令人同情的境遇这种固定模式的路线。公司设定的受众是20岁到25岁的粉领族。但调查显示，她的歌迷里，40岁左右的男性歌迷居多。这个年龄段的消费者，一直是邓丽君持久的歌迷族群。

邓丽君的酬劳在第二年从每月25万日元调高到50万日元，与日本宝丽多两年合约期满后，第三年升为120万日元，后来又升到250万日元，唱歌事业一帆风顺。日本市场与香港地区市场，对70年代的邓丽君来说，是相辅相成的一双翅膀。

一方面是演唱技巧的进步，而另一方面，随着香港本土意识的觉醒，中文歌曲在华人社会里，有了更广泛的市场，邓丽君和许冠杰三兄弟，算是这股中文歌曲风潮的开创者。

香港电台资深制作人张文新曾经回忆说：“1975年，香港电台推出亚洲第一个中文歌曲畅销排行榜的节目。我担任DJ时，邓丽君已经更上层楼，她在日本练唱时，歌唱技巧也更精湛纯熟，将日本的流行歌曲《空港》等翻唱成中文，每首都受欢迎，相较于当时的超级巨星谭咏麟所唱的广东歌，她的歌声更有渗透力，而且她的唱法有一种中国人才能感受到的思乡情绪。”

但是现实生活里，邓丽君显然并不思念她的故乡台湾。去日本发展之后不久，1975年，她又在香港和宝丽金唱片公司签约，一直在日本和香港地区之间往返。1978年退掉东京的住所以后，香港就成为邓丽君演艺活动的据点，而不是台湾。1979年的“假护照事件”，显然让她心中的砝码更加倾向于自由和开放的香港。

假护照事件，现在回头看实在很简单，因为邓丽君的演出市场越来越国际化，她需要不断在东南亚各地奔走，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回到联合国，以及中美建交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台湾地区进入了一个敏感的严控时期，对于居民的出境审查前所未有地严苛和复杂。在这种背景下，台湾商界和政界的许多人都心照不宣地从其他国家购买第二本护照应急。邓丽君不过是这种潮流中的一个而已。可是，她的名气实在太大，所以，当她拿出印尼护照应急出境的时候，自然被迅速发现了。在台湾方面的介入和施压下，整个事件发酵得越来越大，以至于她要被日本驱逐出境，一年内不许再次入境。

邓丽君从日本的看守所出来，直接去了美国。这是一次逃离。却也是邓丽君难得的一次正常生活的回归，她可以尝试一直梦想的普通学生生活，闲暇时间去录音棚录制新的唱片。只是逃离终究是暂时的。这场“假护照风波”，反而让她不得不与政治更紧密地捆绑在一起。80年代，随着邓丽君的歌曲在大陆受到喜爱，引发狂热，台湾方面也更加意识到了邓丽君的价值，官方重新抛出了橄榄枝，承诺不再追究假护照事件，而交换条件，是邓丽君需要回台湾去参加一系列“劳军”演出。

这是邓丽君的幸运也是不幸，终其一生，主动或者被动的，她的音乐始终与政治捆绑在一起，这也让她区别于一般的流行歌手，成为两岸不同的符号化人物。从80年代开始，永远的“军中情人”邓丽君，就这样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