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三星堆中的文字密码
四川省广汉三星堆文化遗址出土的大量青铜人像、头像、面具等文物，因其造型奇特诡秘，与殷商时期的中原正统文化有很大的差异，一直被国内外考古界和文化学者看成是一个不解之谜。甚至有人认为其青铜造像似西域人，而说三星堆是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的产物。为澄清真相，正本清源，本文试通过对三星堆青铜像与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的青铜、黄金、石雕等各类造像的比照入手，结合有关史料和民俗承传，揭开三星堆文化的重重迷雾。（）
一、三星堆文化不是来自西方。我们先来看看三星堆青铜像是否同西域人相似：&
埃及法老像（图1）&&&&
埃及法老像（图2）&&&&&&&
埃及法老像（图3）&&&
埃及头盔面具（图4）&&&&&&&&
苏美尔文明造像（图5）&&&
安息文明造像（图6）&&
以上图片是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的青铜、黄金、石雕等各类造像的代表，它们均表现出明显的写实主义风格，其人物身体比例、脸部轮廓、五官及表情与西域的现实中人近同。这种写实主义与后来的古希腊雕塑及文艺复兴后的西方雕塑在整体风格上是一脉相传的，这是西方雕塑艺术的基本特征。三星堆青铜造像同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造像比照，无论是其脸谱特征还是造像风格都存在明显差异：&
三星堆人头造像（图7）&&&&&&&&&&&&&&&&&
三星堆人头造像（图8）&
三星堆造像（图9）&&&&&&&&
三星堆造像（图10）&&&&&&&
三星堆造像（图11）&
三星堆青铜造像的身体比例、五官造型和脸部表情完全不同于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造像。其人物造型怪异、夸张：凤眼眶、柳叶眉，眼球格外凸出，鼻梁高耸，嘴奇宽、无下颚，呈现出一种诡秘的超现实主义浪漫情调，它们虽然不象中华人，但也不象西方人，可见与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不存在承续关系。三星堆文化不可能是来自西方，它应有其固有的文化渊源。
二、三星堆青铜造像文化符号解密。那么，这些诡秘的三星堆青铜造像所反映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类呢？难道真的又像另些人所猜想的那样是外星人吗？回答当然也是否定的。我认为，三星堆青铜造像之所以引起人们种种猜测，笼罩着重重迷雾，即因为它们所反映的其实本来就非现实中人，而是我国远古牛图腾、凤鸟图腾崇拜的产物，是“人”、“牛”、“凤”三位一体的一种象征性造型：&&
&&&三星堆青铜面具（图12）&&&&&&&&&&&&&&&&
三星堆青铜头像（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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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青铜鸟头（图14）&&&&&&&&&&&&
三星堆青铜人首鸟身像（图15）&
这些青铜头像、面具的眼、鼻、耳，明显是凤鸟的眼、喙、羽翼的变形；其嘴及下颚，亦与牛的阔嘴酷似，而其凸出的眼球，则又结合了牛眼睛的特征。人首鸟身像原是青铜神树枝头的饰件（图15），通高12厘米。立鸟利爪，双翅和尾羽花纹造型鲜明；人首著翎羽高冠，挺胸高扬；牛的特征则通过阔嘴、凸眼体现，这樽青铜造像，可以说更清晰地为我们提供了以上信息。通过对三星堆出土文物的整体分析和研究，我们可以认为，三星堆人是我国原始农耕部族首领炎帝、蚩尤的后裔，因为“牛”和“凤鸟”，正是这个农耕部族的原始图腾。
我国上古时期最早出现的部族为太暤伏羲氏集团。太暤风姓，甲骨文“风”和“凤”为同一个字，太暤风姓即太暤部族以凤鸟为族徽。蚩尤与炎帝神农一样为太暤之后，共同继承了太暤部族的凤鸟族徽，而蚩尤氏族又是以牛为标志的，《述异记》说：“俗云蚩尤人身牛蹄，四目六手……秦汉间说蚩尤氏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觝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三三两两，头戴牛角而相觝，汉造《角觝》，盖其遗制也。”故蚩尤氏图腾同时而兼有“凤、牛”两种特征。三星堆青铜人面具的进一步象征化，即为蚩尤兽面具，为圆凸眼，阔嘴，有角和头羽花纹，即所谓饕餮（俗称“吞口”）：&
三星堆青铜兽面具（图16）&&&&&&&&&&&&&&&&&&&&
三星堆青铜兽面具（图17）&
这种兽面像在殷商青铜器及古代玉石雕件上常见，今南方苗、瑶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傩面具仍大致保留这种造型：&
溆浦西汉墓出土滑石面具（图18）&&
&龙山文化后期玉石面具（图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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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湖南民间蚩尤傩面具（图20）&&&&&&&&&&&&&&&
当今湖南民间蚩尤傩面具（图21）&&
三星堆出土青铜器中还有一樽巨型直目青铜面具，其造像更明显地兼有牛（嘴、下颚、眼球）、凤鸟（鼻子、眼框、耳）的混合特征。高64.5厘米，宽138厘米，眼球柱状外突长达13.5厘米，特别巨大，为三星堆青铜面具之首，应是蚩尤部族的总图腾：&
三星堆巨型直目青铜面具（图22）
三、三星堆荷载着中华远古的一段悲壮历史。三星堆文化是远古蚩尤悲剧的物态显现。其出土的青铜器印证了正史、野史上有关蚩尤的种种“神话传说”，证明了“蚩尤传说”并非神话，“炎黄之战”应是我国古代的一段信史。《史记·五帝本纪》：“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管子·地数》：“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雍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雍狐之戟、芮戈。”《吕氏春秋·荡兵》说：“蚩尤作兵。”《山海经·大荒北经》说：“蚩尤作兵伐黄帝。”《龙鱼河图》说蚩尤有“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杖、刀、戟、大弩，威震天下。黄帝仁义，不能禁止蚩尤，遂不敌，乃仰天而叹。蚩尤没后，天下复扰乱不宁，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殄服。”
以上资料叙述蚩尤有几点值得注意：1、失败的悲剧英雄；2、铜头铁额，善造兵器（善冶炼铸造工艺）；3、头有角，人身牛蹄，四目六手；4、死后造像以威天下。从这些资料可知，蚩尤氏不仅是炎帝族英勇善战的英雄，威镇天下的军事领袖，而且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发明用金属制造兵器的人。他之所以善战，就因为他拥有“铜头铁额、兵杖、刀、戟、大弩”等当时最先进的金属类作战装备和武器。所谓“铜头铁额、头有角、人身牛蹄、四目六手”，以及《述异记》所云：“今冀州人掘地得髑髅如铜铁者，即蚩尤之骨也。今有蚩尤齿，长二寸，坚不可碎”，我们原来都作神话观，其实很可能就是三星堆这类造型怪异的青铜面具或铠甲。
文章作者：周行易（湖南省情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发布媒体：光明网；网页链接：；
&&&&& 作者：
这是一篇十多年前的研究结果，贴在这里供有兴趣者研读。无专门兴趣者建议略过。若要引用者，可注明引自巴蜀书社2008年《蜀学》第三辑，朱小丰《古蜀文明探源》（一）一文。亦可参阅《艺术世界》1992年11期对我的访谈。谢谢！&
三星堆出土文物被学术及非学术界广泛公认为古蜀人蜀国的遗物，这种公认的根据是广汉这个地方曾经是古蜀国的疆土。但我对这种公认持怀疑态度，“蜀国”是一个非科学的概念，远古时期这片地域居住过数以百计的不同民族和部族，建立过许多不同的国家，但没有什么“蜀国”。我在《古蜀别议》一文中讨论过“蜀”这一文字及其概念的起源问题，认为它在夏代及夏以前的本源语词是“淖”（语音近似于“骚”或“烧”，本源语义为水泽、沼泽），商人制作甲骨文时始写作“蜀”，用指古南海边的这片水泽地域及其居住者。此字初无“虫”字于字中，西周始加入，因蜀地产蚕丝故也。后来读古彝语文献，发现古彝语中“蜀”就是“水泽”“水流”之意，我以为又是一个有力的证据。
三星堆本物名，转为地名，为三个连接的人工夯筑的大黄土堆，清嘉庆年间的《汉州志》列为汉州八景之一。在川西平原这个雨水很多的地方，三千年前至四千多年前，这三个土堆应该比现在大出许多。古人筑高台以从事重大的政治和宗教活动，台上应有建筑，三星堆上的建筑物很早以前就荡然无存了。古蜀人是否也有筑高台以进行重大政治宗教活动的惯例，史料中并无记载。有记载并延续至后来的，是排列搭立巨大的石块，众多学者称之为大石文化，据《华阳国志》等文献，此乃战国时期迁入此地的开明人的文化。更远古有古蜀人部族的大量石棺出土，但这些文化现象都与三星堆无关。
三星堆遗址有墙垣建筑，土残垣显示出一座近方形的城。中国有文字述说的最初筑城的部族国家为三苗，《通典·乐典》记载黄帝进攻三苗，“三年九战，其城不下”。中原国家大致晚至舜禹时有筑城的记录，古蜀人不筑城，宋代黄休复《茅亭客话·鬻龙骨》记：“耆旧相传：古蚕丛氏为蜀主，民无定居；随蚕丛所在致市居。”成都这个地方开明王朝时已为国都，但亦无城墙，其最初筑城，乃秦军张仪所为。古蜀不筑城，这是为什么在古蜀故地找不到都城废墟的原因。反过来说，此乃三星堆非古蜀人遗址证据一。
三星堆的土墙残垣显示出一座近方形的城，东约一千米，南约一千一百米，西约八百多米，北为鸭子河。又，城河的北面亦发现残垣，东垣伸延约八百米，考虑到古代筑城绝无可能让一条大河从城中流过，应认为在河的北面有另外一座城，详情待考。北面的鸭子河为三星堆城的天然屏障，故不筑墙。古城市设计的惯例是选择河流为防范敌方侵犯主要威胁的防线，故建三星堆城的民族，他们的主要敌人应该是来自北方。这与当时蜀人的历史状态不相吻合，此三星堆非古蜀人遗址证据二。
三星堆土台在城南端，距墙垣一百多米。想当初土台的体积比现在巨大许多，加上梯形坡道，距南城垣已十分近，活动的主场空间为北面。这就是说，这个民族崇尚南方，他们的宗教祈祷仪式是从北方，面向南方举行的。这既与中原民族崇尚北方的规则相悖，亦与古蜀民族崇尚西方的规则相悖，在当时强盛的民族或部族联盟中，只有三苗部族联盟崇尚南方
① 。此为三星堆非古蜀人遗址证据三。
远古文献中都没有古蜀人有发达的金属工业的记载，其他古蜀遗址也没有相应的文物出土，而三星堆是以其极为发达的金属工艺为特征的。此为三星堆遗址非古蜀人遗址证据四，而且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证据。
大量文献记载表明，中国早期的金属工业主要是由三苗部族发展起来的，在黄帝时代，虽然也有黄帝冶铜的记载，但其水平和规模，显然远远不能与三苗相比。《越绝书·宝剑篇》中风胡子对楚王所说的“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当此(春秋)作铁兵之时”的描述，应该是说基本符合中原国家工业发展进程的，但三苗的蚩尤、饕餮部族在轩辕时已进入了金属时代。《管子》云“蚩尤受卢山之金而作五兵”，又一云：“蚩尤受葛卢之金而作剑铠矛戟。”《太白阴经》云：“伏羲以木为兵，神农以石为兵，蚩尤以金为兵，是兵起于太昊，蚩尤始以金为之。”《春秋元命苞》云：“蚩尤虎卷咸文立兵。”《龙鱼河图》云：“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诛杀无道……黄帝以仁义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叹……蚩尤没后，天下复扰乱，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弭服。”《史记》载黄帝与蚩尤之战是在炎帝末世、轩辕之时，参见拙文《蚩尤》。蚩尤的失败为中国史上一大悲剧，石器时代战胜了金属时代，金属时代的进程因此至少被推迟了数百年。不管怎样，三苗部族创造了发达的金属工艺，“铜头铁额”正是我们在三星堆遗物中见到的形象。
三星堆出土有金杖一支(一号坑)，长1.42米。中原国家和民族无杖，蜀亦无有杖的记录。惟一在古文献中被提到制杖的是三苗的蚩尤，如前面提到的蚩尤“造立兵杖刀戟大弩”。三星堆出土这一金杖使长期悬于古籍中的中国制杖的记录得以证实。此为三星堆非古蜀人遗址证据五。
三星堆出土有大量象牙。古蜀城域可能有过象，但不是象群大量活动的地区，而古蜀国家从未独自强盛到有很多远方邦国来进贡的程度，几乎没有可能获得如此大量的象牙。此为三星堆遗址非古蜀人遗址证据六。
三星堆文物崇尚龙和虎(或许是猫)，古蜀人崇尚蚕、鱼、牛(楚雄万家坝蚕丛后裔居住区出土有六件浅浮雕牛首的铜锄，类似的浅浮雕牛首亦见于宝鸡竹园沟的西周墓、汉中成固铜器窖藏、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彭县竹瓦街1978年发现的铜器窖藏)，但不崇尚龙与虎，黄帝氏族祟尚龙但并不崇尚虎，既崇尚龙又崇尚虎(或猫)的民族有三苗部族，也可能还有其他民族。此为三星堆非古蜀人遗址证据七。
三星堆两个坑中出土的不少器物表面涂有红色，表明这是一个喜爱和崇尚红色的民族。古蜀人喜爱和崇尚青色，青衣水(江)因之得名。宋《太平环宇记》曰：“成都圣寿寺有青衣神祠，神即蚕丛氏也。”黄帝氏族崇尚黄色，《史记·五帝本纪·索引》曰：“有土德之瑞，土色黄，故称黄帝。”他们都不崇尚红色。崇尚红色的有炎帝部族的后裔和三苗部族的一部分(如骥兜部族，古祝融氏后裔、今苗族人之红苗、花苗的祖先)。开明人亦崇尚红色，但他们春秋时始从荆地迁入，与三星堆无关。此为三星堆非古蜀人遗址证据八。
三星堆人物的服饰，与古蜀服装不同，与中原国家民族更是全然有别。“人萌、椎髻、左衽”记录了蜀人服饰的基本特征。仔细核对原型与人们的文章描述，多数文章想人非非、牵强附说，惟王扦、王亚蓉的《广汉出土青铜立人像服饰管见》一文颇为准确。铜立人上衣下裳，“经从两侧观察，可清楚地看出，它不是上衣下裳相连一体制式的深衣；也不是上下通裁的‘左衽长襟衣’；亦非秦汉式拼幅裙裳，而是衣、裳分开的形制。”其上面的“外衣为单袖齐膝长衣，这是服装史上首次发现的例证。所谓单袖，主要指外衣左侧无肩无袖，即只有右侧带有半臂式连肩袖。袖缘略宽，稍见丰厚(可能是表示夹层结构)，表面素不饰纹。开领自右肩斜下绕过左腋回到右肩相接，形制特殊”，其中衣双袖右衽鸡心领，领口较大，为前后双鸡心形；袖窄，半臂或长至腕端，绣作黼黻文(或属内衣)。其裳“分做前后两片，前面的下沿平齐而身量略短，后面的下沿中平而两侧作燕尾形，身量较前为长”。一号坑出土的青铜坐人像，上身着交领右衽窄长袖短衣。显然，这是一个与古蜀人和中原民族很不相同的独特民族的服装。此为三星堆非古蜀人遗址证据九。
综上所述，我们基本上可以判定三星堆非古蜀人遗址。惟一有史料依据的对这些出土文物判断的，应该是苗族先民即当时的三苗部族曾在此立国。据苗族历史学家吴荣臻先生论述，苗族先民六千年的历史当是由南而北、北进中原，后又由东而西，抵三危，最后败退南归，形成今天的苗族的过程。考史，蚩尤驱逐末代炎帝后，自立为帝，当是三苗部族联盟控制了几乎整个黄河流域的最强盛的时期。随后极为残酷的涿鹿之野大战，成为历史的转折点。这便是《逸周书·尝麦》之“蚩尤乃逐帝，战于涿鹿之野，几隅元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史记·五帝本纪》之“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龙鱼河图》之“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符”(东夷部族与黄帝氏族结成联盟)，《通典·乐典》之“三年九战，而城不下”，等等一系列文献所记述的中国第一次全国规模的大战。
涿鹿之后，三苗部族在从黄帝至舜帝这段时间(吴说三百多年)里，被黄帝氏族联盟与东夷部族联盟结盟形成的联邦政府一步步逼迫西移，最终抵达南海之北的三危，这就是《尚书·舜典》所说的：“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其时巨大的三苗部族已内乱分裂，一部分已迁移到了今湖南洞庭一带，他们依然反抗中原联邦政府，导致《淮南子·修务训》、《礼记·檀弓上》等文献记述的暮年舜帝不得不亲自南征三苗、道死苍梧之事。舜南征三苗、失败而死。这一部分三苗部族当为今长江中、下游及以南苗族之青苗的祖先。
禹继续讨伐南三苗，不胜，最后与三苗言和而终，事见《大禹谟》、《墨子·非攻下》等。后来商甲骨文中提到蚩、尤、苗，事多模糊，但武丁时的一次记录是将蚩与巴连为一起的。周代《尚书·吕刑》等文献提到的苗，都是南迁的那一部分三苗部族。简单地说，窜于三危的那些三苗部族，从禹夏时起，就从中原国家的文献中失去了记载。从夏至商的千余年里，窜于三危的三苗部族到哪里去了?我们后来再见到他们时，他们已经成了生活在今四川、云南、贵州及其他南方地区和国家的苗族。
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三苗南迁。三危在南海北面是毫无疑问的，它也很可能就在南海大泽的北部边缘，张华《博物志》卷二说：“三苗国，昔唐尧以天下让于虞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之民叛，浮入南海为三苗国。”三危和南海应该是连为一体的。三苗在三危处于被西戎部族和黄河流域那些日渐强盛的戎夷民族围困的状态中，要想寻求生存与发展，惟一的出路是南下开拓生存空间。从三危南下冲人川西平原，途经崇山，被逼迁到崇山的祝融后裔欢兜部族应该是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再次汇合人三苗，其时欢兜的处境与三苗一样，他们有共同的敌人、共同的命运和希望，还有一些共同的血缘。郭璞注《海外南经》说：“灌兜，尧臣，有罪，自投南海而死。帝怜之，使其子居南海而祠之。”表明“放欢兜于崇山”是将他们也赶到了南海边。崇山何在，历来有很多学究望文生义，作出许多这样那样的解释来，成为一个未解。其实它延续了几千年一直就在那里，连名字都没改过，北宋李远《青唐录》还有明明白白的记录：“青唐之南有泸戎，汉呼为‘芦甘子’，其人物与青唐羌相类，所造铠甲刀剑尤良。泸戎之南，即西蜀之背，泸戎至蜀，有崇山，绝险之。”李远是实实在在在那里生活过的，而学究们从不去那种“少数民族”生存的“蛮荒之地”作实地考察，只在书本中望文生义，这种学风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
从禹夏至商，三苗部族南迁要避开蜀人力量最强盛的地域，就只有南进川西平原。他们在这里驱逐及征服了早先来到这里的众多民族和部族（例如和人、鱼人、濮人、笮人等），建立了自己的城与国，抵抗来自北面的敌人。不幸的是，此后他们内部再次发生动乱和重大分裂，无法共同抵御外敌，只好放弃这里的国土，一部分人沿江水东下，最后成为湘西、黔东、川东一带的苗族。重庆缙云山就是三苗的缙云氏部族曾迁移至此而得名。这一部分三苗部族可能是以蚩尤部族为主的，故商入的甲骨文中出现了“蚩巴”之说。另一部分人直接南下，最后成为川南、云南、黔西和东南亚国家一带的苗族。这一部分三苗部族可能包括了欢兜等部族的大部，故云南这一带的苗族以花苗、红苗居多。
这大概就是中原国家“历史”的炮制者们无视、抹杀和力图遗忘的历史。放入这样的历史背景中，三星堆的多数“神秘”和困惑就可以得到合理解答了。他们在国破家亡之际，内部分裂混乱，前有阻截，后有追兵，不得不仓皇掩埋自己最珍贵的东西，原本以为自己还会回来。更大的可能是：这个最后的三苗国被敌人攻破，《国语·周语》曰：九黎与三苗的国家被中原国家击败后，“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下夷于民。”这与两个“祭祀坑”的状况十分相似或曰吻合。一号坑和二号坑代表着这个时代和这个国家的终结，在这个时代之前，早先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会留下一些文物，在这个时代之后，后来的蜀人又留下一些文物，而这个时代本身，却被永远密封于历史的残酷、无知、偏见的幽暗之中。
我们不知三苗部族的人怎样命名自己的国家，中原国家的人称之为三苗国。细辨史实，“窜”于三危和“浮入南海”这应该是一先一后的两个历史事件，“浮人南海为三苗国”应当是指三苗从三危南下人川西平原这一过程中建立的国家，包括抵达川西平原建立的国家。郭璞注《海外南经》说“有苗之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指的亦同一事。三星堆应当为南迁过程中最后一个三苗国的遗址，它是两千多年三苗国历史的终结。而欢兜，《博物志》说“驩兜国，其民尽似仙人”，看看花苗美丽的服装打扮，跟在中原民族描绘的神仙服装不是很相近吗?
最后一个三苗国的强盛时期大约占据了几乎整个川西平原及周围的丘陵山区，今很多与古三苗有关的地名如灌县(灌即灌即驩)、乌尤(尤即尤人，蚩尤部族，乌尤即青苗)、黎家林、蒙山(蒙即苗，苗族人自称苗至今仍为mum或mung等，屈原《天问》中“桀伐蒙山，何所得焉？”是对史载夏桀伐蒙山得了两个美女一事的置疑。《路史·国名纪已》道：“蒙山，桀伐蒙山氏，即岷山氏。”《韩非子·难四》曰：“是以桀索崏山之女”，崏山即蒙山，《吕氏春秋·慎大》说：“桀……好彼琬、琰”。桀与三苗国的两名叫琬、琰的美女通婚被中原部族列为他最大的罪状之一和亡国的主要原因之一，要是这两名美女是中原部族或友邦人氏，罪名就不成立了。这是夏末三苗国史的一个重要记录。)江油(油即尤)、彭山(彭为祝融八姓之一，今彭山因彭国而得名)、苗溪、黄猫(猫即苗或髳)、茅桥等等可能都是古三苗国人留下的历史痕迹。乐山等地旧时每年迎祭祝融的民间传统活动，亦应是古三苗国留遗的民风。
三苗国从三危至三星堆的迁移过程中，或在三星堆分解之后，一部分未随大部迁移的苗人形成了一些较小的部族群落或国家，其中最大的可能是髳国，即帮助周摧毁商帝国的八个国家之一，较小的部族则分散在能够让自己生存的地方，成为像四川射洪这样一些地方或村寨或镇区各自独立生存的苗族。三苗国的分裂和迁移导致了新的大规模的民族迁徙运动，相对较弱的蜀人乘机大肆东扩南下，追三苗而下的那些部族则向蜀人夺取古蜀地域，最终形成了周以降人们熟悉的历史地理格局：戎、羌部族占据古蜀地域北部，南蛮民族则占有了绵延向云、贵高原和东南亚国家的南方。而所谓古蜀人，一部分原本就是西戎，更多的古蜀人迁移至黄河流域与其它民族一起融汇组成了中原民族，还有一些迁向远方。至东周，“巴蜀”这个新的概念组合代表着一个新的时代产生。但这个时期的“蜀人”，大多已经与远古的古蜀民族和部族没有多少关系了。
将三星堆理解为三苗国的遗产，许多以前无法合理解释的文物现象立即就变得比较清楚了：三星堆原本为三苗国都城南端一巨大土台，台上原为炎帝和祝融的祖庙，《周礼·春官》载“以赤璋礼南方”，郑玄注曰：“礼，南方以立夏，而炎帝、祝融食焉。”两个“祭祀坑”中之物原本为这庙中的人神像和器物。那个身高1.72米的铜立国王像，应该就是苗人心目中的蚩尤，他也是最后一位炎帝，古苗歌说他以无比的智慧和勇敢将黄帝打得落花流水。他衣上有四只人手鸟翼的美丽动物，正是古文献中记载的朱鸟。朱鸟，或称鴸，又称丹朱又称驩头(即欢兜)，这些都是中原部族对它的称谓，我们并不知道三苗部族原本怎样对它称名，只知道三苗人非常热爱和尊敬它，称它为朱(音，不知其古苗语中语义)，它也是欢兜部族的族徽。《大荒北经》云“颛顼生驩头，驩头生苗民”，欢兜与苗原有很亲密的血缘关系。尧时，有苗与欢兜国君丹朱在丹水之浦(丹朱国)共同对尧作战，丹朱战死，对此，《庄子·盗跖》中直斥“尧不慈”。舜时伐苗，舜败身亡，丹朱帝亦战死，《山海经·海内南经》述：“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中原民族的历史记述者们将国家、国君、氏族(或部族名称)、族徽四者常常偷工减料地记为一体，这里亦然。三苗人热爱的朱鸟、欢兜部族的族徽，残存的远古文献中刚好有记载。《山海经·南次二经》记：“赤水……有鸟焉，其状如鸱而人手，其音如痹，其名曰鴸，其名自号也。”《大荒南经》载：“驩头人面鸟喙，有翼，食海中鱼，杖翼而行。”将这两条记载一组合，我们见到的就正是三星堆大立人铜像衣服上的奇异的鸟兽形象。这是非常幸运的事，有几千个中国古民族的历史、文化连同他们的一切标记被中原民族摧毁和遗忘了，幸运者变成了《山海经》这类文献中残碎怪异的点滴记忆。有点滴记忆且又出土了其三四千年前的原本形象的，迄今为止仅此一例：现在我们见到朱鸟了!人面、鸟喙、凤凰般飞扬的羽和翼、还有一对人手。
蚩尤(立铜人像)形制别致的衣裳上，其图文被人们作了些很奇怪的解释，甚至称它是两个蜀字，简直把《三国演义》搬到夏商时代的两千年提前演出了。应知道古蜀人并不自称蜀，那只是商、周时代中原国家对他们的称谓，就像羌人称他们为戈基一样。衣裳上的图案其实是我们在许多地方见过的、非常熟悉的，它就是饕餮，它只是因为这次表现在服装上，被进一步平面抽象化了一些。两个回字文是它的眼睛，眼睛之间是它的鼻子(这鼻子迄今的众多解释者都视而不见)，其他部位则更抽象更艺术化地处理了。眼睛是饕餮最重要的特征，我们可以从许多古铜上找到例证。
金杖上有四只鸟和被箭射中脑袋的四条鱼。鱼被解释为古蜀鱼(凫)人的“图腾”，因此说这是蜀王之杖。世界上哪有用箭射穿自己脑袋的“图腾”？合理的理解是：这是三苗的某位帝王使用的杖，箭穿鱼头表示这位帝王领导人们打败了禹夏(禹，鱼也)或鱼人。在夏代及其以前，“四”是一个有特殊政治权力意义的数字，至少对很多个国家和民族都是如此。“其丘方，四蛇相绕”，“张弘之国，食鱼，使四鸟”，《山海经》中我们可以找到大量证据记录。它很可能与国君的权力地位有关，故三星堆金杖上是四鸟四箭射杀四鱼，而蚩尤衣裳上是四只朱鸟、四只饕餮眼睛。又，金杖上的图案与《大荒南经》上张弘国的记录相对应，而张弘是与欢兜连在一起叙述的，《穆天子传》卷二云：“天子乃封长肱于黑水之西河。”长肱即张肱，“张肱在海上捕鱼”就应该是捕鱼于南海，它有可能亦汇人了三苗集团或被三苗集团吞灭，假设此说能证实，则金杖为张肱国国君之杖，“食鱼、使四鸟”得解。
二号坑中的六棵树应为社树。如果是三苗部族自己的，其中应有神木枫香树，《苗族古歌》说天地是巨鸟科啼和乐啼产出来的，神木枫香树干的疙瘩变成猫头鹰，故树上有鸟。若不是三苗部族自己的，则应该是战利品，当时很多国家和部族都有自己的社树，《博物志》卷八云“子路与子贡过郑神社，社树有鸟”，至周时，社树已多被真的树木取代。
三星堆的一些虎形器，仔细分辨，其实应该是猫。朱芳圃《中国古代神话与史实》云：“苗之言猫，《诗经·大雅·韩奕》：‘有猫有虎’。”苗与猫的关系，至今尚不清楚，但古苗是喜爱猫的。猫与虎在器物上最大的区别是耳朵、尾巴与身体的比例，猫大耳，虎小耳。
一号坑和二号坑出土的普通人物铜人，其衣均与今苗族衣差别不大，皆束醒目的腰带。男性的腰带一直是苗族人一个优美的传统：姑娘出嫁前会在家尽心尽力地织出一根与众不同的腰带，作为定情物送给未来的丈夫。看来这个传统从夏以前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最后，我们看看那个巨大的、两只方型眼柱向前傲慢地伸出的铜人面像。他是谁?
他就是饕餮。如果我们将它转化为平面形象，就会发现它与鼎器上的古饕餮纹充分一致。中国远古的大多最精美铜器上，我们都能见到他的形象，当然，都是这个铜面像的某种更为平面化、更为简化的形象，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历史现象。“像在夏鼎”(郭璞注《北山经》语)的饕餮，原为三苗部族中的一个部族，“饕餮三苗也，，(孔颖达疏《左传》语)，“三苗缙云氏之后为诸侯，号饕餮”(《书·尧典》注)。对饕餮形象在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里一直出现在最精美的铜器上这一现象，惟一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三苗部族创造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发达的金属工业，而三苗中的饕餮部族则创造和掌握了这种工业中最为复杂精致的工艺。所以，尽管从黄帝至禹夏至商，中原帝国都视三苗为仇敌，对饕餮部族也极尽诽谤污蔑之能耐，但在制作象大鼎这一类最重要的金属制品时，还不得不延请饕餮部族的工匠。这些工艺师则把自己的族徽设计翻制在这些铜器上，一方面表示对自己民族祖先、国王和神灵的尊敬，另一方面表示自己民族的自豪与骄傲。这些重大器物(如鼎)，有不少是会受到当时所在国国君的顶礼膜拜的。对这些器物的主人而言，一个饕餮图像就是这个器物价值和质量的保证。后来由于金属工艺的传播和发展，饕餮这个部族逐渐解体、消失了，融汇于其他民族和国家之中了，这个过程应该是在从商至周这两个朝代发生的。在此之前的两千多年历史中，饕餮部族曾经是中国最优秀最杰出民族之一的三苗部族的骄傲。饕餮人对外国外族的服务价格一定非常昂贵，所以中原国家一致诋毁他们“淫逸无礼”(《神异经》)、“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史记·五帝本纪》)、“贪财曰饕，贪食曰餮”(《书·尧典》注)。由于三星堆的出土，我们终于见到了饕餮更为本原的形象，也见到了饕餮人铸造的自己民族领袖蚩尤的形象，我们不得不为他们非凡的工艺和他们所代表的伟大文明而由衷惊叹，虽然这种文明由于我们祖先的仇视、曲解、无知和处心积虑地销毁而早已变成了一种异物、一种不可读解的神秘而遥远的光辉。
这是我对三星堆一个基本的解。至于成都的金沙遗址，亦为三苗遗物也：那地方原本的真实地名不叫金沙，而是叫苗家坡。
①三苗在北方时应崇尚南，后败退至南方后改为崇尚北，因祖先已葬在北方。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唐代大诗人李白这首脍炙人口的著名长诗《蜀道难》，言及远古蜀国踪迹难寻、天府历史难以考察；且因自然山水险要闭塞，与外界难以交流或互通信息。因此，显得格外神秘，从而引来了历朝历代专家学者争相考古或考证。
&&&2009年9月中旬，记者参加了由中国记协国内部、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县委、双流县人民政府主办，四川省报纸副刊研究会、双流新闻中心承办的“全国报纸副刊文化研讨暨双流古蜀农耕文化采访活动”。在这次活动中，与全国各地同行一道漫游传说中的古蜀第一代王蚕丛建都之地——双流县牧马山的瞿上城古迹，穿越广汉三星堆和金沙村的鱼凫王朝城垣遗址，追溯四千五百年前的古蜀先民文明传奇，探寻中国农耕文化的源头之迷……从而对被人称之为“天府之国”的这片土地有了一定的认识。不过，更有趣的却是回深后在书海中对古蜀国两个千年未解之谜的探秘之旅。在双流县，多次听双流新闻中心的工作人员满怀自豪感地提到古蜀国和蚕丛。他们说，据目前的考古结果证明，成都市双流县胜利镇和黄水镇交界处的牧马山，就是古蜀国源头、蚕丛故里。
三星堆文化遗址的青铜大立人：就是纵目蚕丛原型？&
关于古蜀国最早的文献记载，相传为西汉蜀人杨雄所著的《蜀王本纪》，原书已散佚。《文选·蜀都赋》中引用了《蜀王本纪》的一段文字：“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以上至蚕丛凡四千岁，故日兆基于上代也。”而传世文献中有关“蜀”的记载，较为详细的是《华阳国志·蜀志》。其中写道：“(帝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又载：“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
&从上述文献中可以看出，“蜀”和“蚕丛”总是联系在一起的。蜀既为地名，也为族名、国名，而蚕丛是蜀的第一位最高君主。据目前的考古成果说明，古蜀国作为独立的政权实体，与夏商王朝并存。殷商卜辞中有许多蜀商往来的内容。据《山海经·海内经》、《蜀王本纪》以及《史记·五帝本纪》等文献记载分析，蚕丛来自黄帝血统，他可能是黄帝二儿子昌意的儿子高阳（颛顼）的后人。传说黄帝娶西陵氏嫘祖为妻，生二儿子昌意。昌意被分封到若水，即现在的雅砻江流域，娶蜀山氏为妻，生高阳，即后来的颛顼。
&颛顼“封其支庶于蜀”，而后才有了蚕丛“始称王”。由此可证，蚕丛与黄帝的后裔高阳有密切的血缘关系。同时也说明蚕丛大概生活在尧舜之前的颛顼——帝喾之间，那个时代距今约4500年。这一时代明显早于广汉的三星堆文明，更早于成都的金沙文明。
&&&蚕丛纵目：是地域化的病态，还是先王崇拜的神化？
从古史资料分析，蚕丛长相奇特。如上述的“其目纵，始称王。死后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谓纵目人冢也。”《十三州志》也有蜀王蚕丛纵目的记载。那么，“纵目”的蚕丛是什么样子？在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中的上千件蜀国珍贵文物面世之前，历代学者百思不得其解。三星堆出土的纵目青铜面具和青铜大立人，据考古学家论证，就是蚕丛的形象。这使得自古以来真伪莫辨的古蜀史传说成为信史，也为蚕丛纵目的传说提供了实物佐证。
&至于蚕丛为什么是“纵目”至今还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目前有如下几种说法，一是蚕丛很可能是一个严重的甲亢病患者，因缺碘而引起眼睛突岀。二是蚕丛最早发明了或从别的部落获得了望远镜，并由于拥有了这种神奇的法宝而称王，“纵目”表示古蜀人对望远镜的崇拜。三是蚕丛“纵目”缘于古蜀国的鸟图腾文化。远古蜀民对鸟十分崇拜，三星堆青铜人像的造型仿照的是鸟面部的样子，纵鼻、纵目、耳朵的形状也很奇特。四是“纵目”蚕丛是人神合一的艺术再现。据《山海经》记载，位于西北地区的钟山之神是“直目正乘”的烛龙，而“直目正乘”就是“纵目”，烛龙也是远古“蜀人信奉的祖宗神图腾”。直到现在，川滇一带的彝族中仍保存着与三星堆青铜面具类似的凸目面具……在笔者看来，“纵目”应当是古蜀人赋予自己的始祖王蚕丛神灵化面具的写照。
四川广汉三星堆文化遗址的青铜纵目面具&&&
&&甲骨文被发掘后，有学者从甲骨片中认出不同写法的“蜀”字若干。这些“蜀”字的上部“目”就应是蚕丛的面目特征，下部的“虫”则应是其身份特征。因为在《大戴礼记·曾子天圆》中，“毛蟲之精者曰麟，羽蟲之精者曰凤，介蟲之精者曰龟，鳞蟲之精者曰龙，倮(裸虫)之精者曰圣人。”可见，凡是在汉人心目中有极高地位而受尊崇或膜拜的灵物，如麟、凤、龟、龙等，都有“虫”字。由此断定“蜀”并非一些学者所说的“是对蜀人的一种贱称”，反而应该说是一种礼称，并且是把蚕丛当作一种神灵的礼称。
&&此外，大部分学者认为三星堆出土文物的坑是祭祀坑，其中出土的青铜面具千篇一律是突眼、巨耳、蛙嘴，全都受过棍和火的洗礼，且大多损毁严重。这些青铜面具和器具就是祭祀所用的，但古蜀人到底是在祭祀什么呢？如此神圣的祭祀器物为何受损如此严重呢？四川省文史馆馆员、学者冯广宏认为，这与古老的傩文化有关。“傩”指人们在特定季节驱逐疫鬼的祭祀仪式。这个祭祀仪式最大的特点是驱逐疫鬼的人必须带上青铜面具。冯广宏说，“在古代，面对瘟疫和战争时人们会首选‘傩’法，特别是在推崇神灵的殷商时代，直到汉代宫廷里每年还举行大傩。”三星堆出土文物中有一个黄金面具，冯广宏认为，在上古傩文化里就有“黄金四目”的法师在施行驱赶疫鬼的傩法。而载歌载舞、繁琐复杂的“傩”仪式中有许多配套的青铜面具和法器，“傩”仪式结束后，这些青铜面具和法器被认为已沾染了“鬼气”，所以要全部砸毁，焚烧后埋入土中。
&操持傩仪式的人无疑要借助最有威力的王者的形象驱鬼，因此，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面具便大都是文献所记载的蚕丛的形象——纵目。而面具自然要夸张一些，故而，这些青铜面具的眉毛都高高地吊着，眼睛成柱状或锥状向外突出。然而，从造型上看，这些青铜面具除了方型脸与人脸有相似之处以外，在其他方面几乎看不见人脸的成分，兽类的标志却十分显著。如长而尖的耳朵似大象耳朵；鼻头或滚圆或尖耸，鼻翼成漩涡卷起似牛鼻，口缝很深，吐舌似蟾蜍，下颌向前伸长等。因此，所谓“蚕丛纵目”，也许是记录古蜀人从远古时代的自然鸟兽崇拜向人类社会的神灵化王者崇拜过渡的描绘。也许是古蜀人对先王蚕丛有远见的眼光在神像上的艺术化表现，即蚕丛具有可以看见过去和未来的“千里眼”。当我们凝视三星堆出土的那尊据说是蚕丛的惊世骇俗的青铜面具时，那突出的眼睛里仿佛闪烁着一串串永远无解的密码。
四川成都金沙文化遗址的金面具&&&
&&三星堆文明：是外星人遗迹，还是文化融合成果？在现存的古代文献中，关于古蜀国历史的记载如凤毛麟角。上面提到的《蜀王本纪》也只是搜罗了一些关于古蜀国历史的传说，难以勾勒出古蜀国历史的大体轮廓。而对今天研究巴蜀文化具有重要参照价值的《山海经》，也被鲁迅先生视为“盖古之巫书也”。因此，前人对古蜀国历史的研究，大都只能上溯至春秋战国时期，而且争议很大。
&&1929年，四川广汉农民燕道诚在车水灌溉时无意碰醒了沉睡三千多年的三星堆古蜀文化遗址。1986年7月－9月，在三星堆遗址发现的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出土了上千件古蜀国珍稀文物，这不仅使神秘的古蜀国文明上推了2000多年，更使自古以来真伪莫辨的人所熟知的蚕丛纵目、鱼凫成仙、杜宇化鹃、开明复活等古蜀国历史传说成为信史。
&&从三星堆遗址横空出世的千余件大小青铜器、玉石器、象牙、贝艺、陶器和金器等，造型奇特惊人、内涵神秘莫测、工艺精妙绝伦，掀起了考古界、学术界新一轮对古蜀国历史文明的探索。而在这些出土文物中，有举世瞩目的四件重要文物——青铜神树、金杖、纵目青铜面具和青铜大立人。它们带来了一系列至今尚未彻底破解的谜：青铜神树神鸟因何弓枝折翅？金杖是如西方权杖那样象征着权威还是用于神巫法术的“魔杖”？巨大的青铜面具为何人所戴？青铜大立人像双手各自握成环状是何用意等等……
&&像这样的关于三星堆出土文物的未解之谜数不胜数，其中，最广为世人关注的是，三星堆文明究竟源于何方？其所出土的一系列青铜面具从何而来？属什么种族？那些青铜器物所表现出来的高超的青铜冶炼技术及丰富的青铜文化是怎样产生的？金杖、青铜面具等器物上的符号是文字、族徽、图画，还是某种宗教符号？出土上千件文物珍稀文物的两个祭祀坑属何年代及什么性质？是古蜀人的墓葬还是用于驱巫疫祛的坑祭？三星堆古蜀国文明何以产生、持续多久，为什么在达到其最高峰时突然从成都平原消亡？三星堆古蜀国的政权性质及宗教形态如何……
&&关于三星堆文明的起源，目前，有外星人遗迹说，夏商文明与古代西亚、南亚、印度等文明杂交成果说，受中原文化和荆楚文化影响的蜀地文化说，古氐羌和彝人巫神祭祀文化说及世界朝圣中心说等多种猜测。三星堆出土的数量庞大的青铜面具、人像和动物，无论从造型还是从铸造技术上看，都不能归属于中原青铜器的任何一类。同时，这些青铜面具和人像均高鼻深目、颧面突出、阔嘴大耳，耳朵上还有穿孔，表情也似笑非笑、似怒非怒，不像蜀人倒像“老外”。所以，很多外国媒体外猜测三星堆的古蜀人可能来自其他大陆，三星堆文明也可能是“外星人的杰作和遗迹”。也有学者根据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器物主要是祭祀用品，而基本上没有生活用品，断定古蜀国的原始宗教体系已比较完整。他们又根据那些青铜人像诡异的造型及金杖上神秘的符号和图案，与世界上著名的玛雅文化、古埃及文化非常接近，而推测三星堆文明是古西亚或古埃及、甚至玛雅文明杂交的成果。还有学者从三星堆出土的大量带有不同地域特征的祭祀用品，推断三星堆可能曾经是世界朝圣中心。
此外，三星堆出土的大量海贝、象牙等文物，揭示了古蜀文化与古南亚文明的许多共有特征。据此，有学者断定，三星堆独特的文明是古蜀国通过“西南丝绸之路”与古印度、古南越等海外贸易并文化融合的结果……当然，这些猜测都有其片面性，也多遭到了考古学界的有识之士一一有理有据的驳斥，特别是“外星人遗迹”的传言，更被斥为无稽之谈。
&&那么，披着神秘面纱的三星堆文明究竟有着怎样的起源和发展呢？对于这一问题，笔者力图从三星堆文物迥异于中原文明的独特的造型、图案和文化气质等，来说明它并不仅仅是单一的某个地区的文化或文明，而是多种文化和文明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结果。三星堆古国文化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并非只为古蜀地方文明，它同时也包含了其他地区的先进文化因素。换言之，三星堆是在吸收和利用了古西亚、古埃及和古南亚的印度或南越文明等多种外来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地更新、发展和完善自己的。
四川成都金沙文化遗址的金箔太阳鸟&&&
&&首先，从三星堆出土的大量制作精美的金器来看，其工艺远远超过了同期的我国中原文化。特别是上述那柄金杖的出土，在我国考古史上还是第一次，其研究价值不可估量。它使得研究三星堆文明起源的学者们不得不将目光转向世界文明发源地的古西亚地区和古埃及。众所周知，在我国古代，权力的代表并不是金杖，而是玉玺。但在古西亚地区及古埃及，其政权组织形式都是政教合一的，国王的权力不仅受到宗教的限制，有时宗教权力还可以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而金杖也一直是政教合一、至高无上的王权的象征，被看作是神赐予的。我们可以从汉莫拉比法典的浮雕中看到，神将法典赐予汉谟拉比王的同时，也赐予了汉莫拉比王至高无上的权力的代表——权杖。在三星堆众多出土文物中，金杖仅此一件，足见其珍贵。同时，金杖上端布满了代表三星堆古国最繁盛阶段鱼凫王时期的图腾——鱼鹰及鸟，这都说明这柄金杖并不仅仅代表一种地位，也是一种权力的象征。这就跟我国传统的权力象征有所不同。而从三星堆出土的大量祭祀器物上看，古蜀国也是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组织形式。由此可见，三星堆文明深深受到了古西亚以及古埃及等两河流域文化的影响。
&&其次，从三星堆出土的造型奇特的青铜面具及器物上看，三星堆文明也受到了古南亚印度文明的影响。无论是那棵令世人震惊的青铜神树，还是那座令世人仰视的青铜大立人像，都采用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焊接、失蜡法、分段铸造、嵌造、铆造等青铜锻造技术，而这些技术最早就是出现在古代印度的。并且，这些青铜器物上没有任何文字。而在同一时期，我国中原地区还没发现运用这种工艺制造的青铜器物。此外，当时我国中原地区青铜器主要是祭祀用的礼器，上面多刻有文字。
&&青铜冶炼技术最早出现于古西亚地区，逐渐通过不同的方式迅速地向四周传播，并且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提高，尤其在深受两河流域文明影响的古印度得到了很大改进。而一直热衷于与外界商贸交流的古西亚、古埃及或古印度商队，不但把大量珍贵物资带到了古蜀国，同时也将青铜冶炼技术带了过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在三星堆遗址发现有大量的青铜器物，但其中却看不出青铜冶炼技术从低到高的发展过程。此外，大量青铜人像或青铜面具的柔和线条和夸张造型，也和线条简洁明了、形象夸张突出的古印度人像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如青铜大立人像与身体不成比例的双手，以及青铜面具的阔嘴、纵目及大鼻子等。
四川成都金沙文化遗址的玉贝形器&&&
&&再次，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都出土了大量的象牙和海贝，经专家考证和鉴定，象牙出自古南亚地区，现在的印度、越南和缅甸等地，海贝来自印度洋，有人说是朝圣者带来的祭祀品，有人说是用作贸易的最早的“外汇”。实际上，这是古蜀国通过“西南丝绸之路”与古南亚、古南越等海外贸易并文化融合的结果。从今天三星堆所处的地理位置看，它位于四川盆地中心，四面都有地势险恶高山或者河流隔着它与外界的联系，因此，自古就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说法。也许正因其封闭，巴蜀先民们才更渴望与外界交流沟通。早在3000年前，巴蜀先民们就已开通了我国著名的“南方丝绸之路——两条从云南、贵州和两广等地通往沿海和缅甸、印度地区的通道。古蜀人通过这两条通道，加强了与外界的密切交流联系，不但输出了蜀地的特产——蜀布和邛竹杖，同时也带回了南亚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及南亚的特产。由此可见，“不与秦塞通人烟”的古蜀国，却一直与相距千万里之外的古西亚、古南亚等地通商并深受其先进文明影响，很不可思议。
&&实际上，自古至今，由于长期的战乱和民族的迁徙，世界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从没停息过。而人类的文明也一直不是封闭的，不同地域的文明始终不断地相互联系、交流并融合。三星堆所曝光的古蜀国文明揭示了其鲜明的开放特征，爱好、宽容，兼收并蓄先进的异域文化。它从来不是一个孤独的文明，其背后隐藏着古羌人、夏商王朝、古西亚、埃及及印度等地各部落的古老背影。不同时期、来自不同地域的部落，带来了多样的文化而古蜀国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迁徙中，成了它从宝墩文化到三星堆、金沙的转变走过了长达2000余年的生命历程。
原文标题：《古蜀历史的千古之谜》；作者：刘桂瑶（《深圳特区报》文体中心主编）
发布媒体：《深圳特区报·第D02版_人文解码》；发布时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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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四川广汉三星堆地区发现的竹简与考古学文献中报导的竹简最大不同之点是，它上面的文字是用一种金属工具刻的古蜀文字，而不是用笔写在上面的，这些刻在竹简上的文字与《三星堆玉器上的古蜀文字》一书中的文字体系、风格、形态基本一样，因此无疑是古蜀文字。图为四川广汉三星堆地区惊现竹简和古蜀文字的多种载体：
考古学认为：所谓简，是古代的书写材料，在纸未发明前，古人把文字写在其上，目前发现的有二类，第一类是竹简，是用竹子做的，另一类是木材做的，称之为木筒（木牍），无论是竹简和木简，都是竹子或木材做成长方形的片状体，其长度、宽度、厚度各不相同，竹筒的规格大致是长度20-30cm，宽度为2cm，厚度在0.2-0.3cm不等，木简（木牍）则比竹简要小些。竹简和木简沿厚度方向均有孔，若将单个的简用绳子串起来，考古专家称为“册”，这是纸未发明前的书籍形式之一。另外还有把字写帛上的。
&四川广汉三星堆地区发现的竹简与考古学文献中报导的竹简最大不同之点是，它上面的文字是用一种金属工具刻的古蜀文字，而不是用笔写在上面的，这些刻在竹简上的文字与《三星堆玉器上的古蜀文字》一书中的文字体系、风格、形态基本一样，因此无疑是古蜀文字，据考古学文献报导，中国原始毛笔出现在商代，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毛笔的发展就很成熟了，湖南长沙左家公山及河南信阳长台关战国墓中就曾发现了用竹杠做的毛笔，1957年和1972年在甘肃武威的汉墓中出土了汉代的毛笔，有报导称在甲骨文中有用“笔”写的甲骨文（《殷墟》P195，2007年）。
&广汉三星堆地区的竹简与文献中报导的秦简、汉简、楚简、三国简等等都要早，它可能是我国竹简史上的始祖。此竹简是放在一个有盖的园形玉尊中的，因此保存较好，其中有几枚是用火烧过的（可能是当成烧火棒来使用过），但其上的文字清晰可见。
&值得引起考古学界注意的是，除竹简、树皮上有文字外，在蚌壳、鳖壳、蛤壳、龟壳、牛骨及动物牙齿上均有文字出现，在牛骨上的文字与殷墟出土完全一样，而各种动物壳的数量据收藏者先知都在&&&枚以上，其上面的文字均与我们先前见到的古蜀文字一样。
&这种有文字的多种载体的发现，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考古史上是绝无尽有的，在中国任何朝代出土的文字载体材料中都从未发现过有如此众多的载体材料，这充分说明，在当时的三星堆地区的人民是生活在一个文明高度发达、国泰民安、经济繁荣、生活比较安定的环境中。它们采用各种载体材料来表达他们想要表达的思想感情，何况当时没有纸张，他们只有把想要说的话，刻在竹、壳及树皮上。因此，树皮文、蚌壳文、鳖壳文、龟壳文、蛤壳文等的发现，至少可以把中国文字史推到了我国的上古时代（黄帝或黄帝以前）。
&蛤壳的发现，充分说明当时三星堆的先民与沿海有商业来往，此种蛤是海洋生物，而绝不是四川内陆的产物。
多学科的专家来解读三星堆文化，是中国考古界、历史界责无旁贷的责。我们正在做进一步的研究测试工作。（作者：成都理工大学教授，专家顾问张如柏）
&参观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时，我被那些出土文物震撼了。在那些众多的青铜器皿中，既透出浓郁的远古凝重神秘气息，也闪烁着先祖们睿智的思想光芒。我仿佛听到了天籁正俏俏地向我说着那早巳逝去的天人合一，人神交融的远古时代的故事。瞧那正带着人间祭祀信息，一欲展翅冲天而去的阳鸟，那默默向着天神祈求祝福的巫祝，那棵高耸入云的建木神树上栖息待命的神鸟，以及儿时在四听过的象征“千里眼，顺风耳”的神祗，都似乎在注视和倾听着我们发出的惊叹与对远古文明的赞美以及无边的遐思和猜想。然而，在众多的实物里仅仅收取到的那七个近似文字的符号，它究竟是什么？有什么意义？它究竟能向我们传达什么信息呢？它是匠人随意的刻划？还是生活的常用标志？还是什么...当时我就站在那神圣殿堂里，一面有意地寻觅通过时光隧道去猜想，一面漫无边际地遐思。当际觉得除了“目”字符号以外，明显的还有两个像是带有“性”信息的符号，缘于这个看法，诱发了我欲去探索的欲望。从此我就乐在其中地广收博览，涉及到陶符和文字、和性。你要是有兴趣，就随我慢慢进入远古的时光隧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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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拥有众多礼器的国家，一个拥有那么多精美工艺的国家，一个拥有远及西亚以及其它地区文物的国家(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张继忠认为:三星堆曾是世界朝圣中心，而金杖和‘贝’也传递进与远古西亚交流的信息)。一个拥有深邃的天人合一、人神共处的睿智的国家，在相当于我们夏商之际，怎么能没有文字？他们靠什么交流和表达呢？凭借那几个符号究竟能告我们些什么呢？其后，我看到刘少匆先生著的《三星堆文化探秘及《山海经》断想》。在书里他说：“学者对七个符号的解读认为：X，与＾明；O且为贝，似女阴的为朋，眼睛为目。”段渝在《玉垒浮云变古今:古代的蜀国》中也有同说。他们的说法可能都是原自胡太玉的《破译“山海经”》。
为数字符；SZ，D＼意义不
我认为：目字是无可爭议的，其它均只是一种猜测，而且我还不敢苟同。可能正因为我不是什么专家学者，故具有不受据束，不怯出错，不怕丢丑的优势，故敢于打胡乱说，胡思乱猜。很可能我的更是一种荒谬的“说法”，但也可能略有所得，或尚可给人一些启示。
　　一、这七个符号是属于祭祀性符号。从符号出土区域特征看，这几个符号当属祭祀符号。我们无论从那个角度上看，这些符号都不是生活用语，包括那只公认的眼睛。理由：1、三星堆之符号均巳确认是出自两个祭祀坑，而非一般随葬品；2、三星堆出土文物中多数属于国家祭祀重器（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张继忠说：“出土文物中，基本没有什么生活用品”）。3、白剑先生在《文明地母》中，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夏朝守祭祀的缗蜀（王泰安），于夏桀（11）世逃入岷江，故携带了众多重器；4、三星堆本身，学者巳论断为是：“古人建造的祭祀台”；5、在数以千计的文物中，只有七个符号（在金杖上还有一些其它符号与图画）说明这些符号的含义和使用范围极其有限。远古之时，甲骨文也主要用于记录大事。所谓大事者，不外是为氏族的平安与繁衍祈福，或为欢庆丰收和战爭胜利以上告上苍，更为重要的是对先祖的祭祀。
　　二、是关于对先祖王者的祭祀。1、此组符号中，明显的有祈求上苍与先祖的含义。2、从时代特征看，此期三星堆是处于神权、巫权、王权并存，且以王权为主的时代。《三星堆寻梦》云：“三星堆乃是一个秘谓天人感应，人神相通，由神、巫、王构成统治集团核心的古巴蜀王朝”（注意：说的是王朝）。王权的出现，标志着巫权的衰落。尽管巫仍具有能通神的魔力，但自巫分离出的王权，已是氏族（种族）的代表，具有实际的统治权力。巫已可能降为只具有通神象征意义与法力而已，他已降为从属地位。故，这些符号就绝不会是巫的什么咒语或术语。
　　再摘引黄剑华先生在《三星堆——震惊天下的东方文明》中说：“三星堆青铜人物像群具有极其丰富的象征含义。其中有祭祀者的形象塑造，又有被祭祀的祖先神祗和神出鬼没灵偶像。祭祀者中有雍容华贵，气度非凡的蜀王和群巫之长，又有数量众多、威武豪放的部族首领和群巫，它们既是群巫集团，又是古蜀国统治阶层的象征，是神权和王权的代表化身。他们在规模宏大的祭祀场面中，很明显地占据着重要地位，它们向神灵偶像的崇拜付清，是为了得到祖先与众神出鬼没的庇佑，加强神权和王权的影响和统治”。
　　王。何以能从巫分离出来而成为主导者，很可能是缘于巫仅是能通神而已，而王者则是能高于巫的神之代表。从上古传说和故事等记录里看，古人以帝王皆具有神异之处，有直谓是神之子或是半神半人的。《史记》云：黄帝“生而神出鬼没灵，弱而能言”；帝高辛“生而神灵，自言其名”；帝尧“其知如神出鬼没”；帝舜“入山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或言其有神异之像：如言尧眉八彩，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文王四乳等。
　　另一方面，则是标明他们有不凡的出身。例如：伏羲之母游华胥之洲，有青虹绕母（一说履大迹）久而方灭，遂觉有孕娠，十二年而生庖羲；神农母女登，游华阳遇神龙，感而生炎帝；黄帝母附宝，因感大电绕斗枢而孕；少昊母皇娥历穷桑沧茫之浦，遇神出鬼没童(谓白帝之子，即太白之精)同游海上，生少昊曰穷桑葚氏。一谓其母女节，见有大星如虹，下流华渚，感而生少昊；颛顼（高阳）母女枢，有瑶光之星贯日如虹，感女枢于幽房之宫，而生颛顼；尧母庆都，出观河渚，迂赤龙而孕，其余在如神出鬼没；禹母修己，山行时见流星贯昂，又吞神出鬼没珠薏苡，意感而生禹于石纽；成汤母简荻，见玄鸟（黑鸟，燕子也）遗卵于地，怀之有孕，生契；周文王母大任，梦长人感而有孕，生姬昌。请看，自三皇五帝到夏、商、周，甚至到汉高祖的母亲都是入浴池，见玉鸟衔赤珠吞而有孕。故，蜀中之王，自然也“神”。既然王权高高在上，要祭祀的自然应该是氏族和王者巳升天的先祖神灵。
　　三、这些符号是巫文化部份。寥寥七个符号，既然认定是祭祀符号，那么，自然绝不会是大众性的，它只能是掌握在巫祝手中的巫文化部份。而之所以只有寥寥数字，乃是因为它巳被常规固化了。其实仅就这几个符号，也能成为一篇上告上苍的祭文了。且看：
　　编号1，这是一个中外常见的符号。姜寨、半坡、马桥、及二里头等陶符均有所见。另外，还有近似的“十”字符。一般通认为是太阳或生殖符号，可代表太阳神、宇宙神、生殖神。有的画成佛教佛祖释迦胸上的“万”字符。这个符号的形成，据中国学者的考证，“万”字符是从太阳图案演变而来的。其逻辑次序是从形似的光芒四射的太阳简化成一个圆形外加四根线条，再到将线条的顶端卷曲，最后将曲线去掉成为简明的直线曲折的“万”字符了。这样的变动，很可能是强调了太阳的运行和天地气旋的一面。既然是运行，就带有左右气旋相交之意，气旋就如一个S字，两个相交形成“万”字符。从《易》的角度看，这个交叉的“十字”符是代表阴阳两爻相交，寓天地因旋转而相交，气旋又自上而下，故又有了通天地、阴阳相合之意，阴阳合则寓有生殖的意义了（附手绘声绘色示意图1）。在这里当视为上苍，是被祭祀的神祗。
&&&“万”字符很可能是古巫字。巫是能通天、地、人、神的人。《射父传》云：楚昭王说巫：“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出鬼没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这也印证了这个交叉的“十”字符是通神与代表神祗的。
　　编号2，很可能是一个指示性符号，在已发现的陶符里有不少的指示性符号。从图形上看，它很像是居所。为屋、为蓬、为卢、为舍、为家……。然而这个符号也是女阴符号，是象形的女阴之简化，它与阴极象征的冬和终（只略有变化，一是底边向内卷曲的终，即死也）相近。
　　另外，它也是数字六，《易经》里分解阴爻就用六来代表的。段渝在《古代蜀国：玉垒浮云变古今》中引证说三星堆中的X与药编号2“可能是具有计数意义，与陕西半坡、临潼、姜寨、河南偃师二里头夏文化遗址的及侯马东周遗址出土的符号，有相同之处”。但在这里我们只能作指示符号看的，即向上，具有上告的意义。
　&&编号3，这个符号较为难解，但从锁定祭祀这个前提，也就不难了。Z形这个符号，它形似闪电，闪电——通天达地。象征连通天地能上达天，下达地；它又像是“万”字气旋符的一半，一半谓不完整也，可能在当时正寓巫已次于王，故只取“万”字符的一半了吧。
　　古彝有上下相交的两个半圆（左右旋之符号）近反向和断开的Ｓ与己字，河北蒿城与半坡出土的陶符中也有Ｚ字形符号。甲骨文的“巫”字，与“鸟、舞”均源自“万”字形，为旋转的太阳；而巫正是太阳的使者，鸟亦为太阳的使者，舞乃巫祭祀神灵时飘动的彩带，也似太阳的光芒四射之状，也象征太阳之神的附体。看来这三个字是紧紧相连相通的。
　　Ｓ符近似甲骨文的“玄”字（8），三星堆神－树上的神出鬼没鸟的嘴上就叼一铜丝，尾羽穿孔系有“8”字形的铜丝钮。8形如绞丝、悬丝，其实也是宇宙气旋符，代表玄、神秘；它也像盘曲的龙，古人认为“曲则有情”，曲符合大自然。龙则有“变化无常驻机构，隐现不测”的特性，忆也富有神秘的特色。杨雄在《太玄.玄离》云：“玄者，幽离万类而不见形者也”。Ｓ如绞丝，如气旋，在此具有“玄”的含意。什么人具有通天地与通玄的能力，自然是具有神灵的人了，具有神灵的王，已高高在上，不必做法了，自然就只能由低于王者的半神——巫去做了，所以可以把这个符号看成是巫的符号。
编号为4，这个符号像半个乳房，其间还被插上一刀，这也是一个比较难解的符号。粗略的看，这似乎是一把弓和一支箭，弓和箭都是性符号，而且还是性结合符号。这是性符号吗？古希腊的性结合符号就有些近似（附图）。
《中国古代性文化》P102云：“麻江苗族在吃满月酒时，有一种迎外婆骑马仪式。作木棒、扫把、萝卜之类夹在两腿之间，象征男性生殖器，互相拥抱作茧自缚房事状，狂欢跳舞，不避生人，若有人路过，舞者即迎上去作手语：左手姆指和食指握成圆圈，右手食指反复插入，象征性交，意在以此庆贺添人进口，家兴室旺，民族昌盛。”在陶符中，如马家窑文化和甘肃、表海两处的符号中都有类似的。古彝文里也有形似鸡蛋，左边有一横，意为太阳，为阳性之符。
　　中外都大同小异，O为女阴、D喻乳房或弓、I为箭、O＋I为性结合。然而这里是半乳的D和歪斜的箭，这是什么意思呢？按《易经》思维，太阳和箭的一半，是否隐喻为少阳和少阴呢？如果是少阴少阳，那么这个祭祀符则应视为不完整、残缺、不成熟或不太正常的性结合之意了。古人对精神是极为重视的。他们认为“万物有灵”对大自然、对性、对生殖、对祖先都极其崇拜，视祭祀为第一大事，并以性交是神灵赋予的一种魔力，是人神相交的唯一渠道，也是娱先祖和神灵的一种活动。那么，在隆重的祭祀活动中，以未成年人、以俘虏或奴隶的性交来奉献上苍和祖先与神灵是完全可能的。
　　编号5，这个符号，是由一个坟头状大半圆和一个近似且字符组成的。似乎应该不难破释。从图形的直观上看，与甲骨文的饲棚相近，大半圆意为圈，它与坟均有封闭的意思。至于且字，早己明确为男根了。那么，这个符号应该是祭祀男性先祖的符号。
　　编号6，无独有偶，这个符号则必是“先妣”的符号了。既然有祭祀男性先祖、先王、上苍皇天的，则自然也会有祭祀女性老母和后土的了。
　　这个符号上面是弓形，犹如女性的阴阜或是腹部，代表孕育；下面是女阴之形，王后老母也。《中国古代性文化》P24云：“原始先民（对生殖）这种崇拜……那时，女性生殖器官的象征物，有的主要象征女阴，有的主要象征子宫或肚腹，有的主要象征女性经血，有的主要主要象征阴蒂。”此处则是象征生育门。这个女阴符号强调了女性的阴毛。一般从男性的视角，对女性多有强调女阴阴毛的习惯，视女性的阴毛为性感受，为代表女性之特色。
　　编号7，为“目”，当“看”解。恕不多说了。　　
　　以上所云，都充满了女性色彩，此处应作祭祀女祖妣与上项祭祀男祖相配。若以上所见还有那么一点道理的话，那么我们不妨试作将其串联起来，很可能这就是一篇巫祝上告的祭文。巫受王命向上苍神祗和先王祖考妣奉告，缘灾荒欠收，特献上牺牲以娱神灵，望能保佑氏族人丁兴旺、来年五谷丰登，国泰民安。
&&作者：异想天开
我认为三星堆有先祖考妣和牺牲三个性符号，其核心理由是关于先民的性崇拜。在没有正式开谈之前，先讲点似乎是题外的话。我是一个政工干部，记得早年学辩证法时，很费了一番功夫，但依然不甚了了。到文化大革命时，我有点空闲时间，就把马克思的，恩克思的，列宁的，斯大林的，毛泽东的涉及有关辩证法的内容一起摊开，用这种排比的笨办法加以推敲，最后是靠列宁,特别是毛主席说的“一分为二”才对辩证法有了一点理解。改革开放以后有机会稍稍涉猎到《易经》，再加回过头来看看”一分为二”和阴阳观，则豁然开朗。看来咱是中国人，还是咱自己的老祖宗聪明，说的也容易理解。用中国老祖宗的阴阳观来分析远古的人与事，兴许要较为妥贴。不过这是后话，下面进入正题。
　　一、性符号是缘于先民对性的崇拜。从先民的思维特征上看，他们认为万物皆有灵。他们崇拜大自然、崇拜生殖、崇拜性交、崇拜祖先。并按《易经》所谓：“远取诸物，近取其身”，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世界观。这在不少的陶绘和岩画中可以证实。古代先民，他们从法天法地进而到从观察自身两性关系中，清淅地悟出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这个最富有中国文化特点的文化理念，形成了大道之源的《易经》和八卦的根基，以及文字（语言学家王显春在《现代汉语.文字》一书中说：“汉字起源于生殖崇拜文化，发明于太极文化。”阴阳符号是第一对文字,并说：“太极是从自身两性的感性认识升华到概括宇宙万物运动的理性认识的精神硕果”）。
三星堆自然也不会例外，他即然与远在西亚的地域有交往，自不会不与中原有交往的。故，他们与中原一样，与《易经》思维是一脉相承或甚至说是《易经》的源头之一。目前，四川尚有不少与《易经》八卦有关的东西。如八卦地名，甚至有一个帝王就叫“柏灌（八卦的谐音）”，更何况史书上还有“易学在蜀”的说法。由此可说，三星堆先民的思维特征，必与中原一样，仍属《易》的范畴。其之发展时序可能会出现先后与一些差异，但却必然是大同小异，一脉相承的。可以说：三星堆之古蜀大国，亦是崇拜自然诸神的先民。
1、《三星堆寻梦》P6云：“鸟作为古蜀族的图腾，族徽和自然崇拜、神灵崇拜、祖先崇拜之物，于蜀族与蜀国有相当的代表意义。所以，陈列以这个人首鸟身造像作为典型器物和徽标，置于全篇开端，藉以表现万物有灵、人神互通、天人合一的古蜀国时代特征”。
2、《大中华文化知识宝库》有文章认为：“中国文化发展时代和阶梯看，‘巴蜀图语’仍属原始文化分期，即以神话传说，自然宗教为主要特征的‘神学’时代”。早于此期则自然更不会例外。
3、中国先民是多神论者，而“神”又是个泛指的称谓。中国传统的“神”的概念，不像西方的上帝和佛教的释迦和菩萨诸位具体的人格化的神。正如南怀谨老先生在《易经系列别讲》中所说的：“我们的神，不是菩萨，也不是上帝，宇宙间有个看不见，摸不着，不可思议的东西，中国文字就叫它神”。中国文化上所谓的“神”，其实就是对尚不甚了解的东西，如对大自然的崇拜，对神秘莫测的大自然诸般造化，顶礼膜拜。故云：“阴阳不测谓之神”。故，又什么都神，视能通灵者为神，灵魂离躯壳而去的人为神，自己不理解的“神”，甚至自己莫明感受，说不清道不白也称之谓“神”。从而演化出对性、对生殖的崇拜和对“神”的人格化。
&二、性崇拜也是古蜀国原始宗教的反映。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是泛指，可谓是多神。但远古先民在对诸神的崇拜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发展到人格神或对某一种神的特别膜拜而成为一种宗教性活动。先民除对自然崇拜以外，各民族还对其具有特殊意义的某一事物如图腾式的崇拜。渐渐地受到崇拜的诸神，像人类社会出现统治者一样，产生了谁是主宰宇宙万物的主神呢？殷以前的先民认为那个能主宰宇宙万物和人的命运祸福的至高无尚的自然神，即是“天神”，也称其为“帝”——天帝。这正是我们与西方的上帝，与佛教的菩萨绝然不同的关键之处。帝字在甲骨文里是榜上有名的。
&《文字源流浅释》中说：甲骨文的帝字“从字面上看，帝字乃是人工所制的模拟偶像。即装上人头形的再扎结草把做成人身的偶像。也有人认为，帝字出于对母性的崇拜。原因是甲骨文的帝字上面是个三角形符号，充满了女性色彩，那个三角形就是女阴符号。如果说帝字像一个偶人，那么，这个偶人就是一个带着女性符号的偶人。这个倒三角形符号即是女阴符号。中外均以这个来标示女性阴阜的倒三角区。此处置于首部，当视为面具看，这有远古以女阴为面具的例证。三角形符号的下面可理解为偶人的肩与两手。也可以说是再加以强化的女性符号。因为这个符号近似穴，穴也是女性符号，&和作为数字的六的这个（倒Ｖ），其实也可以说它也是一个简化了的女阴符号。
&无独有偶，这种三角形的标志符号，在异国也有。在印度教中，等边三角形的标志，顶尖朝上的是男性标志，即男阴部；顶尖朝下的是女性标志，即女阳部。在东欧亦是如此；犹太民族的六角星，是两个三角形的重叠，其实也就是男女两个性符号的重合。这种在观念上的一致性，是来源于生活上的共同经验。
&这个偶人形的“帝“字，为什么要用女性符来标示呢？从母性社会和先民对生殖的崇拜和对具有绝对统治地位的老母这个角度来想，就不难理解了吧！何况传说黄帝本人就是女性，且又是黄帝命苍颉造字的，他自然会依黄帝女性之身来造这个“帝“字了。正如刘正英在研究黄帝其人时，认为确有其人，而命史官造字的结果，首先造的自然是黄帝二字。不过他认为，现今的帝字很抽象，而其特点与半坡符号非常相似。经他研究，发现是用“一、三、五、七、九”这几个符号组成的“帝”字，有表示“天”的意思，这与文字学家对帝字的天数解释一致。而黄字则由“二、四、六、八”与上古的田字组成，标示“地”的意思。也就是说黄帝二字是由天地之数组成的。从而旁证“帝”字是产生自母系社会顶峰的黄帝时代。而且恰是在这个阶段，先民以从自然崇拜进入到性器官与生殖崇拜。据此：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文物，自然跑不出祭祀天神、祖先、图腾等的范畴。于可著的《世界三大宗教及其流派》说：“随着阶级社会的形成，国家的产生，王权的增长与集中，出现了民族宗教或国家宗教，如犹太教，印度的婆罗门教，日本的神道教等。民族宗教的特点，是在原始部落神的基础上，出现了最高神，主神或唯一神，加以人性化，进行偶像崇拜，崇拜的主神即本族的保护神，具有排他性，仅保护本族人，其传播的范围亦局限于本族，为本民族的信仰；还继承某些原始巫术，杀牲祭祀，礼仪繁琐，并与本民族的传统习俗结合在一起。民族宗教，一般产生于奴隶社会，是适应奴隶主阶级的需要而产生的意识形态；它神化王权与剥削制度，成为当权阶级进行统治的不可缺少的思想工具”。三星堆古蜀王国亦当如此。
&&三、先民对性的崇拜。为了种族的延续，先民对生殖是极其重视的，他们对在两性交合过程中所产生的那种销魂蚀骨、欲死欲仙的感受，视为是忘我极乐的通神境界，是凡人与神相通的途径。这在道家和佛教经典里也可以得到证明，亦可依此作为先民对性、对生殖、对女（母）性崇拜的佐证。佛教经典中的所谓“金刚杵”亦是隐喻男根，“莲花”则是隐喻女阴。经典中亦有视性交为通神悟道之举。如《金刚经》云：“金刚入莲部，乃大乐事”。《佛说秘密经》云：“作是观想时，即同一体性身金刚杵往于莲华上而作敬爱事（性交也），作是敬爱时，得成无上佛菩提果，或成金刚手等。……如果诸大菩萨等作是法时得妙快，乐无灭无尽”。佛教之密宗，则认为性交是最高精神境界，通过它才能不生不灭。佛教以后避不谈色了。但密宗仍重男女双修，故今之喇嘛教的供奉中仍有不少男女合体或人兽合体的所谓的欢喜佛。
&道教更视男女交合是炼丹、得道、成仙的必由之路。老子说玄牝是“众奥之门”，故道士视女性为修行中必不可少的“丹鼎”。说什么：“龙先擒虎，虎擒龙（易理：龙在左，在东，为阳，为青，为男；虎在西，在右，为白，为阴，为女），龙虎交加真趣浓……能知火发灵光透，献出青龙惹妙铅（铅，乃道家炼丹之一隐语，系指女精也）”。又云：“献出青龙惹黑龟（隐语，指女性或云龟伏之交接状），光华闪灼透帘帏，若非献出青龙首（男根），怎得天门（玄牝、女阴也）发地雷”。道家认为：道就在女阴之中。这些密语，其实讲的都是男女调情激发性欲后，忘情撕搏，其势如同天门发地雷一般地惊天动地。也正缘于此，道教成为中国房中术的集大成者。由此推理，则可知先民对性的崇拜，会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综观在远古先民遗留下的众多岩画中，几乎可以说只有两个主题。一个是先民为生存而进行的狩猎活动；一个是为延续种族和自娱的有关性的活动。另外，在陶器上亦有大量的这方面的刻绘，即与生殖有关和性交的图画。如喻生殖的蛙形图或蛙纹，寓男女两性交欢的鱼鸟图和弓箭图（鸟与箭都是隐喻男根，鱼与弓则隐喻女阴）等。在实物方面亦有不少突出男根、女阴的偶像，以及被夸大的孕育中之“女神”。这在中外都是一致的。如，国外发现的《维仑多夫的维纳斯又被号为“母神”。据考证，这个有点夸张发式，矮胖的身躯和细小四肢的，这个被称为《维仑多夫的维纳斯》雕像，是当时“女性美”的缩影，是反映先民对母性与生殖的崇拜。这个据说是世界上已被发现中的最早的雕像之一，它至少已有25000年的历史。这个如同拳头大小的石灰石雕像，很可能是供史前人在举行祈求生育仪式中使用的偶像。
&美国雷H.肯拜尔等著的《世界雕塑史》，在论及《维仑多夫的维纳斯》时说：“此偶像‘是刻画这类多育性形象的，最著名的和予人以难忘印象的雕像。雕像的体积虽然很小，但它以肥胖、成熟而有力的形态，显示了宏伟的纪念碑式的气度，它的脸部没有五官，细弱的双臂无力地搁置在硕大的乳房上，肥大的臀与隆起的腹成为对称，阴部明显；粗壮的大腿逐渐变细，从而接连小腿，未雕出脚，也无其它次要细节。整个雕像象征着旺盛的生育力……’”。这就是典型的对生殖崇拜的反映。为什么呢？肯拜尔说：“如果说旧石器时代人类所画的野兽，记录了人类对食物的重视，那么那些女雕像和女人浮雕，则说明了原始人对本部落生存的关注。女人怀孕和生殖，对旧石器时代人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一个部落能否生存下去取决于这种奇迹，那些被后人称为‘维纳斯’的原始社会雕像，是人类的理想女人并非有诱惑力的待嫁少女，而是强壮的怀孕的和使人敬畏的母神”。这只是西方的现象吗？不是。在辽宁喀山出土了一尊孕妇的陶像，距今5000多年了，在青海柳湾，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4.5千多年前）有彩陶女像，全身坦露，乳房丰满，还用彩绘成乳头，捏出夸张的女阴。&
&人类在其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是大体一致的。正如上文所云，人类生存的需要，一是食，一是性，中外都不例外。正缘于此，中国古人云：“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有焉”。唐汉先生曾谓：“在古汉字中有许多字正是两性文化的反映。”因为一个部落的兴衰与两性生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两性及两性交往乃人类感受最深的“共性经验”（所以古人把男女性交又称为“人事”寓男女间之事也，或称为“人道”寓人间之道也。），他又谓：“华夏民族原本是一个把生殖傲视为功绩的人本主义民族，是一个把‘食、色’视为人之本能、本性，常常加以夸耀的民族，是一个崇尚实用而宣称‘无后为大’的民族。”
&在人类原始社会，人们常常会对发生在自己周围和自身上的一些事情问一个为什么？当这些问题尚不能解释清楚时，则产生了一种人力所不能驾御的“神”的概念。他们对自然现象中的打雷，括风，下雨不了解，就认为天上有专门施雷的雷公和打闪的电母，以及什么雨师、风伯、山神、水神（河伯）等自然崇拜的对象；对自身亦是如此，由对自然诸神的崇拜进而转到对自身性的崇拜。
&在生产较低下的时侯，先民不得不为生存作艰苦斗争时，性交则是原始先民的最大的快乐。原始先民对男女性交为什么会产生那种欲死欲仙、销魂蚀骨、动人心魄的快乐，对女人为什么会生孩子也不可避免地要进行思索。在不能解答时，自然也就认为有一种“神力”的存在。当原始先民还不能把男女生殖器官与性交和怀孕联系到一起的时侯，自然地就产生了对生殖器官的崇拜，对性交的崇拜，和对生殖的崇拜。也还是这个唐汉说：“在上古先民的心目中，把自己享用的最好的东西，供奉在祖宗神灵面前，乃是承认他们对于这些祭品享有最高的主权和优先权。因此，甲骨卜辞中，不乏把女俘当做人牲祭品，烧杀埋沉，祭献给祖先神的记载。”记住，这是祭祀中的重要内容呵！日本、韩国的田野多竖有男根崇拜物。这些崇拜物，其后，在中国演变成带有吉祥如意的如意和上朝的“笏”（又称为朝板）以及代表祖宗的牌位，在非洲则转化为代表王权的权杖。
&&四、对生殖的崇拜。其实，生殖崇拜和性崇拜、生殖器崇拜都与种族的延续有关。生殖崇拜也是有其象征物的。主要是蛙和鱼及石榴等，这是因为初民认识到婴儿是从孕妇鼓胀的肚子里分娩出来的。而蛙和鱼的腹部滚圆、产子多、繁殖力强，于是就以蛙和鱼来象征多育，以寄托人丁兴旺的美好愿望。另外，则有以石榴以及其它产子多的东西都是生殖的象征物。这种观念也表现在古人喜爱百子图，寓多子多孙之意。例如陕西临潼姜寨出土的彩陶盆上，有双鱼和蛙的图形。此外，中国的生殖崇拜，尚表现在有司生殖之神，如观音菩萨，送子娘娘和男性的屌神（台湾尚有屌神庙存在，在台湾中部南投日月潭附近番子田山九族文化村处尚保留有屌神石柱，有照片为证）。
中国在母系社会时期，就有祭祀女性生殖器的习俗。故而各地多有乞求生子的“女阴石”和“摸儿洞”；在印度圣所中供有女性外阴和子宫的圣物；在原始岩画中，反映先民视性交是一种通神和繁衍种族的神圣活动，所以能公然示意。如贺兰山岩画的“交媾图”：一个男子以勃起的生殖器指向图中那个双乳的女性。内蒙古桌子山苦菜沟的岩画，则以粗犷的笔调勾勒出一个蛙形（取其多子、多育之象征）女子，下身被一个阳具插入。类似这样的岩画在中国许多地方都有发现。其中新疆呼图壁岩画，以夸张的手法把男子勃起的阳具明显地突出，甚至有性交插入动作。如同此类的画图或雕刻在石上，砖上（汉砖多有所见），陶器上也不少见。这种对性交的崇拜一直流传了下来，至到明清以后，方才有所隐晦。
&另一方面，先民对生殖器官的崇拜，也与大自然的造化有关。因为在大自然中有不少自然形成的男根和女阴形状竖立在大地之上，并且多是无独有偶的相对应着的。例如：1）广东绍关附近就有一座“元阳石”&，并与只相距两里多路的“少阴石”
遥遥相呼应；2）湖北艮山有阴阳石。传说鞭阳石能晴，鞭阴石则雨；3）四川剑川石钟山石窟，有一被称为“阿央白”的女阴石，为女性的崇拜物；4）浙江绍兴大禹庙的“窆石”，即是古代越人祭“土”（女性）的，后被误认为“窆石”；5）福建漳州以南距10多公里处的东山岛大海边，至今还有一块巨大的女阴石。该石有阴阜、阴唇、阴道均十分写实，惟妙惟肖；6）山西五台山，有一“佛母洞”，似女阴及子宫，人可以钻进钻出，形似生殖过程；7）四川凉山彝族自治洲盐源县城北5公里处，有一公母山。一峰似男根，称之为“公石”，另一峰似女阴，称之为“母石”。母石高60余米，似经过鬼斧神工将母石中间辟开一缝穴，形成下分上合，底平顶尖，中腰鼓突，互为对称，远视恰如两片阴唇。公石高40余米，呈圆柱状，通体光洁，昂然挺立，状若男根形；8）四川沪定桥头有观音阁，所妙之处，在于和对岸的韦驮山相对。一男一女遥遥相望，当地人称其为阴阳石；9）四川本武的一个山峰，其下有两块三四米高的巨石，称为阴阳石。当地白马藏人称其是“白马老爷”的侍男侍女。10）四川蔺县马蹄乡三道坎村，在河南岸山上，各有一石，一为男，一为女；11）云南宁蒗县二区石笋村，有两石似笋，称为公母石；12）江西龙虎山有一处岩壁酷似女阴，号称为“仙女献花”和“羞女岩”。浮现女阴之阴阜、阴唇，及臀部，均极其形似，原先阴阜之上有青草一蓬，酷似阴毛，后因山水枯竭而失其真；另有一形如男根，名“金枪峰”。13）甘肃黄土高原上亦有一酷似女阴之处。
&总之，大自然形成的男根、女阴尚多，这也就是先民会对其崇拜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中国对生殖的崇拜，最最表现在“道”的思维方面。由于远古时人类的生存，较大的程度依赖于自然的力量。因此，强调人与自然要相应，即“天人合一”和“法天法地”，以如何适应阴阳变易规律等，使人的生殖达到阴阳调合、协调同步地顺乎自然而人丁兴旺。为什么我要拿这么多的篇幅来说与性有关的话题呢？因为它与破译三星堆的那几个符号，有着密切的关系。说明在那七个祭祀符号里有三个性符号就不足为奇矣。
&易经思维下的几点谬谈1：从东西方的相背说起。我们中国地处于东方的亚洲，是日出之国,按中国传统经典《易经》方位的说法，我们属阳，故多“阳谋”
，行为上主张光明正大，提倡仁爱,重视社会整体;西方的欧洲则与我们完全的相背，处于西方，是日没之国、属阴,故多阴谋，行为上善于巧取豪夺，提倡弱肉强食,重视个人自由。由于方位上的相背，众多的水土因素影响人文，故而在很多思维观念上也就自然相背,这是不言而喻的事了。譬如说：
&在哲学观念上，西方认为是上帝创造世界的一元论者，而我们是阴阳自然变化的二元论者。西方宇宙观中最高的主宰是人格化的神——上帝，他们认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而我们的最高主宰有时虽也谓之为帝，然而这个帝却是宇宙本身，亦表现为阴阳两面的大自然，也就是俗谓的老天爷。虽说我国早期也有诸多拟人化的神，但都是在天帝的统领之下，不过是人类初期的一种形象化的表达与企盼而巳。在旋转动态上，西方是逆时针的由点到面，我们是顺时针的由面到点。在观察世界上，西方是单一的由微观的点到宏观的面，是属原子论的自然观，故多强调改造自然；我们是综合的由宏观到微观，是元气论的自然观,多主张须适应自然和天人和一的和谐观。在世界结构上，西方认为宇宙是以小的不可再分的原子组成的；我们则认为宇宙是由大气的阴阳凝聚而组合成的。在思维模式上，西方重自然之本质考证、重分解之唯实论、重单一的指认，黑即是黑；白即是白、重自由和个休、重独立性、重逻辑思维，并侧重于向外探索，以发展世界、改造世界藉以获得自身自由的途径，是属开放的价值体系，故而对一事物喜欢穷究到底，赋有一贯性，因之形而下的科技在后期较为发达；而我们却是重人际、重伦理、重综合、重名轻实、重整体、重辩证、重全方位的系统工程，故著重形而上的推理、重悟性和形象思维，侧重于向内探求、以认识自身、完善自身而获得自由为途径，是属封闭的价值体系，并由此走向玄学化，故而不少观念，笼统而又面广，似乎不甚科学和缺乏凿凿的理论支撑，学术与技术又多重口头师徒相传，缺少书面传承，从而不少极科学的东西也就有渐次失传了的缺陷。在认知上，西方社会重实验、重逻辑、重科学发现、重个体、重人权、人性，具有直线性，故后期社会和科技发展较快；而我们则是重直觉、重内省、重伦理、重精神、重国家、民族、家庭、社会、重整体利益,重自然，重天之道，视天人和一，以“园通”为最高境界，因受多种因素干扰、牵扯，故多固步自封和保守性，后期发展较慢。在处世上，西方重利益、重功效、追求人本主义和个性解放，喜欢标新立异，视弱肉强食为天理，则助长了极端的个人主义；我们在处世上，重志轻功、主张循规蹈矩，不违天理、人伦，故多因循守旧，主张中庸之道，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宗教的生死观上，西方认为人是由卵子与精子这两种物质的互化，故重死后的灵魂去向；我们认为气聚成形，气散归虚，故重生，视死为白喜事。在数字上，西方视13为凶数，而我们则相反，恰视13是吉数。在生活中，西方重财货、重经商，故多赋敛财的狡猾和侵略性；而我们重农耕、轻工商，重理性，且多礼，具有一定的斯文和保守性。在美学方面，西方既重写实、又喜猎奇，有些猎奇以致抽象到莫明其妙；而我们则重写意、重高雅，以致不少水墨画可玩味无穷。在婚姻家庭上，西方强调个性自由，婚姻以各人为取向，故不甚稳固，家庭的纽带也比较松散，子女成年以后即行独立；我们则重视伦理，婚姻多以家庭、家族为取向，故结构较为紧密，多为三代之家，甚或有四世同堂的家庭。在男女关系上，西方是太阳落下的地方，属阴，对应少女，故表面上是较尊重女性，女性也相对开放些的，但缘于他们过于追求个人的幸福，婚姻多不稳定因素；而我们在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地方，属阳，对应长男，故而在骨子里是有些大男子汉主义的，但因重伦理,重家庭声誉，故婚姻相对比较稳定。在性爱生理上，西方由于强调个性，重人的自然属性，多陷于性爱的个人之感受和形式技巧的追求，以满足个人的欲望，故缺乏对性爱的全面的观点和论述。男人性欲虽强烈然疲软、猎奇而无张。女性很难从男人那获得性的高潮，故多取向自慰而足，多强调阴蒂高潮、多同性恋之情结。这在西方性学家海蒂的报告中有不少强调。她在调查结论中说：“女人的性欲高潮来源于对阴蒂适当的充分剌激”并指出阴蒂是最重要的女人的“性感受器”。多有排斥正常的阴道性交的例证可以说明。
而中国则以天地为准，尊重自然的阴阳相配之道、为人之道，倡导男女两性的和谐，素来尊循男外女内的阴道高潮为准。按中国的阴阳学说的生理感受上，男人在表，女人在里，故男人的快感在阴茎的表面故快感短浅，女性在阴道深处，故其之快感持久且深沉。古《天下至道谈》云：“凡雄性的属阳，阳主外；凡雌性的属阴，阴主内。雄性在性交时磨擦阴器的表部，雌性在性交时磨擦阴器的里部。这就是阴阳交合的法度，雌雄相配的道理。”在中国的房中论述里仅仅只提到阴蒂的敏感性，谓其属于重要的性感受器之一，在历代的春宫画图里，很少有暴露阴蒂的画面，更没有渲染阴蒂的论述。中国的房中论述比较全面，始终强调男女和谐，注重前戏和以能满足女性为前提，以防致病（故又有“八损、八益”之说）。这种以阴道性交为主的男女合谐为旨的观点在造字方面也有不少反映。例如人字，寓男左女右两人需要相互依赖、支撑，共同营造和谐美满的人生；又如吉字，何以为吉？吉字上面是士，男子也，下为口，喻女子也，寓有男有女，男女在一起结合方是吉、男女相交合谐才好、故视为大吉。再如好字，何谓好？男女在一起有了互依、互补、互爱，对人生来说方是好，以及有儿有女方为好等。总之,是强调男女两方的,绝无只追求个人感受的一面。尽管我们有大男子主义，但在两性关系上，自古以来就是比较重视女方的感受的。
&在文字上，西方大概是从对园的分解形成为繁琐而单纯、互不相关的拼音字的，而我们是从爻的方形而形成寓有深刻含意的，由相互关联的笔划组成的象形字。而我们的每个字都寓意深刻且可单独成文的，所以才称其为文字（此节下面另作专题阐述）。在饮食上，也多有所不同。西方是面食为主，菜肴多为简简单单的烧烤且偏生，进食上使用较为笨拙的刀叉；我们则是以米饭为主，喜欢丰盛、烂熟，讲究有滋有味的菜肴，进食上我们用灵活多变的筷子。所以，从思辨上讲，西方往往是遠不如我们的。在性格上，西方外向；我们内向。在语言表达上，西方直白；我们含蓄委婉。在具体方位上也是相互相背的，我们的南，恰是他们的北，彼此南辕北辙。在医疗方面，西方多从消灭外来的微生物、病菌、病毒著手；我们则是多从调节人体自身的元气以达阴阳平衡。在价值观上，中国偏重社会；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