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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使用浏览器不支持直接复制的功能，建议您使用Ctrl+C或右键全选进行地址复制到2020年我国近视发病率将达50% 高度近视7000万人
眼科医生们正在为一个数字忧心忡忡：20年前，上海市小学毕业生发展成为近视眼的仅为极少数，但如今，刚入学的6~7岁上海儿童的近视患病率已接近10%，三、四年级10岁左右儿童近视患病率超过50%。
值得注意的是，6~10岁发生近视的青少年，18岁成年前发展成为高度近视眼(高于600度)的风险大大增加。
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暨眼底病学组组长、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执行主任、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主任许迅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对当前我国青少年的视力发展状况表示忧虑。“我们统计，高达90%的大学生是近视。中国20~30岁年轻人中有20%患有高度近视。”
他说，一般来讲，相当一部分高度近视在中年以后发展成病理性近视，病理性近视的患病率目前约为人群的1%至2%，中国至少有1000万以上这样的患者，它是成人常见的致盲原因之一。可怕的是，大多数青少年学生的家长对此并不重视。相比于奥数培训班、英语提高班、“小升初”择校，给孩子戴上一副厚厚的眼镜，根本不算事儿。
在小学毕业前，远视度数就已经耗尽
在上海，随意走进一家餐厅，都可能看到“低头族”。年轻的爸妈在刷手机，年幼的孩子则边看iPad边吃饭。
一只装满水的玻璃杯，就能成为一个支点，把iPad往侧前方一架，点击“播放”键，时下最流行的动画片就能开始专属播映了。
为了方便孩子吃饭，上海家长妮妮几乎在自己的平板电脑上下载了孩子所有喜欢看的动画片，每次外出吃饭，妮妮与朋友聊天，孩子就在一旁乖乖地边看动画片、边吃饭。
妮妮认为，现在的孩子不可能不接触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现在(幼儿园)不给他接触，到了小学，也不得不接触。躲不掉的。干脆就这样吧。”
许迅说，手机和平板电脑现在成了“懒惰妈妈”的陪伴神器，越来越多的孩子在小学入学伊始，就被检出近视。
近年来，上海一些民办小学在招生时会使用平板电脑作为面谈环节的工具。比如，平板电脑上跳出若干个图形，让孩子寻找图形的规律并选择答案。
这种做法，一方面响应了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不能笔试”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满足了学校考察学生的要求，得到了较多应用。但同时，家长们也由此形成了让孩子“先练练”的心理，练着练着，孩子就离不开平板电脑了。
在一家英语培训机构，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看到，每一个报名的孩子，都被要求同时购买一套标价468元的“游戏”。培训机构要求孩子课后自行登录该游戏，边闯关边学习英语单词。每个月，培训机构还会对通关成功、积分前十名的孩子进行奖励。该培训机构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是“寓教于乐”的新方法，“这是健康的游戏，有助于孩子知识的巩固”。伴随着手机、平板电脑、“健康游戏”的发展，孩子们的视力越来越糟。
湖南某大学微电子专业硕士小容，从小爱玩电子游戏，最开始在游戏厅里打《坦克大战》，后来用电脑玩《星际争霸》，现在又是网游高手。他在念大学时，已经高度近视伴散光。而18岁的湖南大学生小阳，也是著名的游戏玩家，学习成绩全班第一，同时伴有高度近视。
因为小阳学习成绩一直不错，父母对他的视力问题并未有多大重视，“只要不影响学习，就没关系”。
许迅说，除了遗传性近视，每个人一生下来，都是天生的远视眼(正向度数)，过去，人到了成年时，眼睛发育成为正视眼定型，保留轻度远视度数。但现在，我国青少年大多在还没有成年时，甚至在小学毕业前，远视度数就已经耗尽，“中国青少年整体人群的屈光度数已经严重向近视方向漂移。”
“爱学习”的东亚人近视发病率高
这种“近视漂移”的罪魁祸首，专家们认为，一是持续不断的学业压力，二是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一个值得探究的现象是，儿童近视的发病率在崇尚“学习”的东亚人群中最高。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伊恩·摩根2012年在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称，韩国96%的年轻人(20岁以下)患有近视，排名第一，我国台湾地区的比例是85%，新加坡则是82%。
许迅强调，东亚人群的近视发病率高，并非出于遗传，一个例证是，在上世纪60年代，只有20%的中国人患有近视。
“儿童和青少年面临着极端的学业压力。我们要求孩子能够取得好成绩，即使这意味着他们童年的大部分时光被关在室内。我们都知道，缺乏自然光会增加近视的风险。”他说。
许迅团队的研究发现，中国青少年在入学后二、三年级近视发生率激增，到了三、四年级，约一半的孩子发展成为近视。
“很多家长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给幼儿园的孩子进行早期智力开发，英语、数学、绘画、音乐、棋艺，却牺牲了体育锻炼和户外玩耍的时光。”许迅说。
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视光学组副组长、中南大学爱尔眼科学院的杨智宽教授也发现一个问题，文革时的近视发病率最低，而恢复高考后近视发病人群日渐增加、且越来越低龄化，“这与越来越重的学业负担明显相关”。
户外运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杨智宽介绍，喜爱户外运动的澳大利亚华人要比新加坡华人的近视发病率低20%，而研究表明80%以上的近视发病与后天相关，为“获得性近视”。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是“近距离工作导致的用眼负荷大增”，其中近距离工作视物的距离和持续性是最重要的因素。“目前看来手机的危害最大，手机内容丰富、趣味性强，尤其是游戏更加具有吸引力，它有独立的光源，不需要光照。特别容易导致持续性的视觉工作。”杨智宽说，手机、电脑、液晶电视均含有蓝光损害，而目前无论是学校老师，还是学生家长，对蓝光的损害认知都非常少，这种蓝光实际上可能会损害眼底。
近年来，不少学校都开展了信息化教学改革，有不少学校开展基于iPad使用的实验教学，杨智宽认为，这种方法尤其不智，“最容易损伤孩子的视力。研究表明，以目前的速度，20年后眼底病可能会大爆发。”
2016年10月，国家卫计委、教育部和体育总局曾联合下发文件，要求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关注、缓解青少年近视问题。
记者注意到，无论是出于学生减负的需要，还是出于增强学生体质的需要，上海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已经开始行动起来了，最直接的一个做法是——规定所有中小学校每天都要保证“阳光1小时”。
也就是说，所有的孩子，每天在校期间至少有1小时的户外活动。“教育部门的规定摆在那里，学校很重视，但家长是否全力配合，还真要看各人的重视程度。”许迅说。
“人的观念”，总是决定一件事到底能不能执行下去、执行到什么程度的最关键因素。近视问题也是一样，许迅认为，近视在我国青少年群体中高发这件事儿，实际上并未引起家长们多大程度的重视。
这位医生在门诊接待中发现，除了弱视、斜视的患儿家长会重视治疗，很少有家长因为孩子近视来看病，“家长觉得，配副眼镜就可以了。”
但实际上，青少年近视“一定要医治”。根据许迅团队的调研，青少年近视后每年的度数增长幅度在75度左右，因此，6~10岁段发生近视的青少年，成年后绝大部分会发展成为高度近视，“目前中学生高度近视比例是10~20%，谁也说不准，按照这个情况发展下去，10年后会不会达到50%。”
而高度近视中，会有一部分发展成病理性近视，出现致盲的眼底并发症。高度近视性的黄斑变性、视网膜脱离、青光眼等眼底病变会带来严重的视力损害，有可能导致不可逆的低视力，乃至致盲，而这种情况，眼科医生们认为是“灾难性的”，“不能通过光学或手术解决”。
许迅说，每个家长都认为，自己的孩子不会变成高度近视，但现实是，目前10个青少年里至少有一两人发展成为可怕的高度近视，其中相当一部分将最终失去全部或大部分视力。
北大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李玲所做的2016年国民素质调查报告指出，男性健康问题第一是眼科问题，女性健康问题第一是乳腺问题、第二就是眼科问题。近视也是世界卫生组织指出的影响人类健康的三大疾病之一。报告认为，到2020年我国全国人口近视发病率将达到50%，其中高度近视人群将达到7000万人。
“大多数患者只会在视力已经非常差的时候才寻求治疗，但情况往往已经不可逆转了。”许迅说，对青少年来说，光学离焦原理设计的特殊眼镜如OK镜，以及M胆碱受体阻断药物如阿托品，是目前业界公认能缓解近视快速增长的措施。可惜的是，大多数家长对此并不在意，也未寻求过眼科医生的帮助。
（责任编辑 骆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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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027-一战中,一名小士兵好意放走此人,却直接导致7000万人受难!
【新奇军事文化团队第241期】希特勒，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德国元首，纳粹党党魁。1921年7月，希特勒成为德国工人党元首，享有指挥一切的权利，1933年上台成为元首。随后占领奥地利，掀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序幕。1905年，16岁的希特勒开始热衷于政治，对所有非日耳曼民族产生了强烈的憎恨，成为一个死不悔改的狂热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并且大批大批的借阅图书，最喜欢读德国历史与德国的神著。1913年，变成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狂热信徒。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希特勒志愿参加了部队与英法联军作战，先后参加了多次战役。1919年，希特勒受邀加入德国工人党，他满腔热血的投入到工人党中去。组织群众集会，发表演说，竭力向大家煽动对“凡尔赛合约”，“11月的罪人”，“犹太人的仇恨”。他的演说通俗易懂，让大家倍感亲切，成功使他们保持高度的狂热。就这样，希特勒不久便闻名遐迩，纳粹党对他刮目相看。希特勒任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元首之后，得到更多人的拥护。他积极宣扬法西斯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反共产主义，反犹主义，改组并建立纳粹党。试图在欧陆建立以纳粹德国为首的新秩序。希特勒在政治上整肃内部时，又把全部经济都纳入受国家控制，适应政治需要，实行强制生产的轨道，以更有利于扩军备战。接着希特勒就开始实施其侵略扩张的计划，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展开，六百万犹太人被迫害屠杀，7000万人死亡。而这个被世人称为大恶魔的独裁者，其实在一站中差点死亡。在战争中，希特勒被炮弹炸的昏过去，不久后他醒来起身，却看到一个英国士兵亨利正拿枪对准了他，可是亨利没有开枪，他觉得每个人都是战争的受害者，亨利选择了放他走。他不知道，他放走的是一个恶魔。
原标题:虎啸龙吟:“算死”诸葛亮！真实历史的司马懿真有那么厉害？最近，
据中国国防科技信息网报道，韩国一家公司近日表示，它已经开发出一种适用于7000万人脱贫之路：现存在严重地域性绝对贫困|扶贫|脱贫_新浪新闻
　　7000万人的“脱贫”之路
　　全面建成小康之路，已经进入决胜阶段。
　　但仍有7017万人挣扎在贫困线下——要让这部分人口实现脱贫，是未来五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按照11月3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未来五年扶贫开发领域确立了新的目标任务：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扶贫开发已使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六亿多，成为全球首个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贫困人口减半的国家。但扶贫开发的任务依然艰巨，进入扶贫开发的新阶段，贫困问题多是难啃的“硬骨头”，减贫难度激增，迫切需要国家贫困治理体系作出调整，不断创新机制，借用综合性的政策“组合拳”，来应对多元贫困的现实。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下称《纲要》）明确提出了“两不愁，三保障”（即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的扶贫目标任务。
　　根据这一目标任务，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
　　也是基于此，2013年底，国务院扶贫办动员几十万人，逐村逐户对贫困人口进行建档立卡，得到一套比较完整的数据，其时建档立卡的8000多万贫困人口中，有40%是困病致贫、因病返贫。
　　“到2020年，通过产业扶持，可以解决3000万人脱贫；通过转移就业，可以解决1000万人脱贫；通过易地搬迁，可以解决1000万人脱贫，总计5000万人左右。还有2000多万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可以通过全部纳入低保覆盖范围，实现社保政策兜底脱贫。”在关于《建议》的说明中，习近平总书记给出了扶贫工作路线图，而贯穿其中的正是精准扶贫的理念。
　　当“精准扶贫”上升为国家战略，一系列“超常规”举措、政策“组合拳”的出台，有望使之前老少边穷的贫困地带从城市到人群，都发生新的改变。当然，实现这一过程并不容易，7017万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592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中。因此，在这些地区精准扶贫，产业扶贫、金融扶贫、社会扶贫更需要全面推进，以2020年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节点，只剩下5年时间。
　　时不我待，期待全社会都能凝聚共识，并肩作战。当7000万人最终摆脱贫困，我们将见证属于这个时代的光荣与梦想。
　　扶贫之变：精准扶贫的多元之路
　　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为7017万人。按新的“十三五”规划建议，要确保7000多万人口全部如期脱贫，每年要减贫1200万人，每个月要减贫100万人，任务十分艰巨。
　　文|《小康》记者 郭煦 北京报道
　　贵州省侗族小伙罗沙最近很忙。春节时，26岁的他辞掉浙江温州打工的工作回乡创业，成为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黄道乡“农村淘宝”服务站的“操盘手”。除了要帮乡亲们网购各种商品、把村里的土特产通过互联网卖出去，在当地政府支持下，他和伙伴们近来正在筹备电商培训班。“我希望用自己的实践经验，让村里人了解电子商务、慢慢学会用互联网这个工具致富。”罗沙说。
　　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为7017万人。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连续两年提出“1000万以上”的年度减贫目标。2015年初，国务院扶贫办将电商扶贫工程列为精准扶贫十大工程之一。
　　以阿里巴巴、苏宁、京东为代表的中国电商企业正借助市场的力量，推动“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双向流通，拓展农村市场，进而带动创业创新，助推“互联网+”发力精准扶贫。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部门正在作出努力。贵州省铜仁市将吸引人才返乡创业的“雁归工程”与电商企业的人才需求对接，引入人才返乡创业，电商企业也在县级服务点进行定期业务培训，为当地就业人员建立交流圈子，形成良性互动。
　　罗沙只是“互联网+”时代国家精准扶贫的受益者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扶贫开发使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六亿多，成为全球首个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贫困人口减半的国家。但扶贫开发的任务依然艰巨，进入扶贫开发的新阶段，贫困问题多是难啃的“硬骨头”，减贫难度激增，迫切需要国家贫困治理体系作出调整，不断创新机制，借用综合性的政策“组合拳”，来应对多元贫困的现实。
　　事实上，建国以来，我国的扶贫模式经过历次改变，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关于扶贫开发体制机制创新的指导性文件，各级政府也以更为开放的姿态鼓励市场主体参与扶贫开发事业。
　　救济式扶贫模式演变
　　建国初期，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极低、社会普遍贫困，40%—50%的人口都处于生存贫困状态。基于此，我国开始实施以解决大多数人基本生存困境为目的救济式扶贫。这一目标任务下的扶贫模式是典型的输血式救助，即以政府为责任主体，以国家财政为经济基础，通过财政补贴或实物救济等途径保障贫困群体最低程度的生活水准。
　　相关资料显示，从1949年到1977年，实行以平均分配制度和城乡分割体制相结合为显著特征的救济式扶贫。在城市，主要通过工业汲取农业的方式，依托保障充分就业，公平享有住房、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严格价格控制和定量供应，以及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体系等手段，带动国民经济增长，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在农村，主要通过三级所有的人民公社体制依托重新分配生产资料，实行农业合作化，建立合作医疗制度等措施，来解决人们的基本生存问题，实现减贫。
　　这种输血式扶贫在赤贫人口生存困境中起到暂时性缓贫作用，却不能真正培养起贫困群体的自我“造血”的能力。一方面切实保障了普遍贫困状态下多数城市居民的临界生存需求，另一方面却严重阻碍了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截至1978年，农民年人均收入只有134元，人均收入增速仅为1。9%；贫困人口规模高达2。5亿人，农村贫困发生率达30。7%。
　　1978年到1985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逐步取代人民公社的集体经营制度，生存救助为主的无偿救济开始转向生产帮助兼有的部分有偿救济。体制变革彻底打破了平均分配主义，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迅速缓解了农村贫困状况。1985年，农民人均年收入增长到397元，年增长率高达16.5%；绝对贫困人口减少到1。25亿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14。8%。社会普遍性的绝对贫困状况基本解决。
　　针对国家区域性贫困和结构性贫困的状况，国家“七五计划”把扶贫开发工作纳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布局，开始了生产救助与生活救助相结合的，以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为主要目标的开发式扶贫。
　　这一目标下的扶贫模式是典型的发展型援助。
　　在扶贫主体上，成立了各级专门的扶贫开发领导机构；在扶贫方式上，仍然是以经济扶贫为主，但改变了单纯生活救济的办法，致力于在贫困地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改造生产条件，帮助贫困地区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在扶贫资源的传导上，改变单纯由财政渠道拨款救济，扶贫资金无偿使用的方式，转向以财政支付和银行贷款相结合，无偿与有偿相结合的扶贫资金投资。
　　从1991年起，农村贫困人口减少的速度明显减缓，1991—1993年平均每年只解决了250万人的温饱问题。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地域偏远、农业资源匮乏、生态失调、文化教育落后、生产生活条件极为恶劣的地区。
　　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并颁布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扶贫开发行动纲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重新划定了贫困县的标准和范围，调整了国家扶贫资金投放的地区结构，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有效的脱贫措施，农民人均收入提高到1347元，农村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减少到3000万，贫困发生率下降到3%。
　　2001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将扶贫工作的重点从县级瞄准转向村级瞄准，在全国确定了14。8万个贫困村，以整村推进为切入点，以产业化调整农业结构，提高扶贫开发目标的瞄准性，实现了基础建设、社会服务、文化培训等各方面的融合发展；2006年起免征农业税、2007年实施两项制度衔接、2008年进一步提高了低保补助水平、2009年实行了1196元的新扶贫标准，随着中央一系列强农惠农支农政策的出台和实施，我国贫困人口进一步减少。截至2010年，按照年人均纯收入1274元的扶贫标准，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已从2。5亿减至2688万人，农村贫困人口的比重下降到2。8%。
　　“从总体上来说，中国已经解决了绝对贫困，但仍存在严重地域性的成片的绝对贫困。”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专家委员会委员李小云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认为。
　　十年开发 “扶贫”求变
　　2010年，随着综合扶贫开发模式下扶贫任务的圆满完成，我国农村地区的温饱问题已基本全面解决，扶贫开发从以解决温饱问题为主要任务的阶段转入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的新阶段，进入到一个更加注重扶贫对象自我发展能力，更加注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加注重解决制约发展突出问题的扶贫开发新时期。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下称《纲要》）明确提出了“两不愁，三保障”（即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的扶贫目标任务。在扶贫主体上，强调调动全社会力量，构建大扶贫格局；在扶贫方式上，改变了以生活救济为主的“输血式”扶贫，强调生活救助和能力扶贫的“两轮驱动”，并把社会保障作为解决温饱问题的基本手段；在扶贫资源的传导上，除继续加大财税和信贷支持力度外，更加注重以金融服务体制的完善、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的创新、民间借贷的规范发展、征信体系的建设等为重点的金融服务环境的打造。
　　根据这一目标任务，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
　　新的扶贫目标的提出以及扶贫标准的相应调整，将绝对贫困人群和低收入人群都统一纳入了我国新时期扶贫开发的对象范围，表明新时期我国的扶贫不再仅仅局限于脱贫领域，而是要实现在脱贫基础上的稳步致富。经过近几十年的规模化、系统化扶贫，新时期，我国贫困人口主要集中于部分生产生活条件十分恶劣的连片特困地区。针对这一现状，《纲要》提出了要把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新时期扶贫开发主战场，并在民生保障、特色优势产业培育、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明确了相应的政策倾斜。
　　由此，扶贫工作从过去相对狭义的开发性扶贫进入到相对广泛的大扶贫领域。在《纲要》中，这种“大扶贫”格局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扶贫对象“大”，即以“中央标准+地方标准”确定扶贫对象。《纲要》明确要求各地要“因地制宜制定扶贫政策”，事实上地方各级政府在保民生、保稳定的过程中，也确实因地制宜地采取了不同的扶贫措施，其扶贫对象远大于中央政府确定的扶贫对象数量；二是扶贫力量“大”，即《纲要》明确提出了构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国际援助”的“三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并就如何充分调动政府扶贫机构、政府所属各部门、社会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财富拥有者等力量共同参与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发展的“减贫效应”逐年递减，与过去相比，同样的投入、同样的方法难以取得应有的“产出”。有关专家认为，“中国式扶贫”有必要在以往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创新，走出一条适应新形势的扶贫之路。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表示，贫困人口致贫原因各不相同，有的读不起书，有的看不起病，有的住危房，有的没有劳动能力，有的缺乏启动资金，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而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精确识别是精准扶贫的重要前提，扶贫工作要到村到户，首先要了解哪一村贫，哪一户穷，摸清底数、建档立卡，被称为精准扶贫的“第一战役”。据介绍，2014年全国共识别贫困村12.8万个、贫困人口8800多万，并录入扶贫业务管理系统。
　　信息化、动态化管理，为实施精准扶贫打下了坚实基础。
　　精准扶贫成减贫新战略
　　2015年6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召开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把握时间节点，努力补齐短板，科学谋划好“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向全国全世界立下了扶贫攻坚决战决胜的军令状。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6次国内考察，有3次主要涉及扶贫，2次召开座谈会。1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党委和政府，要逐级立下军令状，层层落实脱贫攻坚责任。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推进扶贫的理念创新、模式创新和机制创新，深化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实现从“输血式”的生活救济型扶贫向提升贫困地区内生动力的“造血式”开发型扶贫转变，从“大水漫灌式”的全面扶贫到“滴灌式”的精准扶贫转变，开创了扶贫开发的新战略、新模式和新路径。
　　在宁夏固原市原州区贫困户情况登记册上，贫困户的家庭收入水平、劳动力数量和教育程度、致贫原因、帮扶措施等一目了然，原州区信用社针对每一户的家庭状况对其进行信用评级，并据此提供扶贫贷款和支持帮扶举措。
　　“对缺少资金的贫困户，将依据评级授信情况给予贷款支持；对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户，将为他们提供职业教育培训机会；对找不到致富门路的，将引导他们发展当地特色种植养殖产业。”固原市扶贫办主任王世明说。
　　固原所在的“三西”地区是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核心区和最困难地区，“三西”是宁夏西海固、甘肃河西、甘肃定西的“统称”，因其地理位置相邻，而贫困人口集中。通过创新扶贫开发理念，“三西”地区开辟了开发式扶贫道路，创造了扶贫新思路、新模式、新经验。
　　宁夏扶贫办主任董玲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宁夏已对去年识别出的1100个贫困村的80万贫困人口，明确了安居房、农田、增收产业等8项脱贫标准，对有发展能力的贫困农户给予“普惠+特惠”的政策支持，对低保户实施民政救助，逐渐实现全面减贫。
　　据了解，在贫困人口集中的中国西北其他省区，精准扶贫也在全面推进。
　　甘肃省庆阳市环县政府提出按标准补贴贫困户，将危房危窑改造成抗震框架房；修建集雨水窖，一处补助4500元；增收项目定为养牛，群众自选品种自主购买，一头补助5000元，乡村负责核实是否真实买牛等。这些措施实施后，部分贫困户增加纯收入至少在2000元以上。
　　“滴灌式”扶贫开发让农户正在逐渐摆脱贫困。2014年，中国完成了规模浩大的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工作，为推进精准扶贫奠定了基础。
　　“以前没有建档立卡，扶贫政策大多像大水漫灌，一享受都享受，一不享受都没有。”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认为，现在是让有限的扶贫资源更精准地指向真正需要的人，发挥出最大效益。“建立精准扶贫战略，意味着在扶持对象确定、资金使用、措施到户、因村派人、脱贫成效上都要体现精准扶贫的理念，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移民搬迁安置、低保政策兜底、医疗救助扶持等多种途径，确保按照时间节点努力补齐短板，实现贫困人口精准脱贫。”
　　2014年，中国各级政府向贫困村派出了12.5万个工作队、驻村干部达43万人，他们成为精准扶贫的“传感器”和“带头人”。刘永富表示，今年开始推进的精准扶贫十大工程成为有力抓手。“比如整村推进工程，整合各类涉农资金来完善村组道路等基础设施、推进公共服务和发展特色经济。再比如扶贫小额信贷，给他们启动资金，就能给生计带来很大变化。还有旅游扶贫、光伏扶贫等，都能有效增加农民收入。”
　　2015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扶贫资金补助地方部分460.9亿元，比上年增长8%，目前所有资金已拨付完毕。据了解，2015年，中央财政将重点支持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扶贫攻坚。
　　此外，中国不少省份还调整了对扶贫工作的政绩考核，推动精准扶贫措施落到实处：甘肃取消了对绝大多数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市、区）的GDP考核，而完不成扶贫攻坚任务的县级领导干部，将面临一票否决；广西也对贫困县采取了取消或降低GDP考核的举措，把考核结果与贫困县领导干部年度考核挂钩。
　　全面脱贫：机遇和挑战并存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要确保7000多万人口全部如期脱贫，每年要减贫1200万人，每个月要减贫100万人，任务十分艰巨。
　　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云介绍说，近年来，中国的扶贫开发事业又取得了新的重要进展。“2013年减少贫困人口1650万，2014年减少1232万人，连续两年都完成了减贫1000万人以上的目标任务。2015年上半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幅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增幅。尽管也有经济下行、就业难度加大等压力，按趋势判断，今年再完成减贫1000万人的目标有望实现。”洪天云表示。
　　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要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那么未来五年，我国将如何坚决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呢？
　　前述《建议》指出，在十三五期间，要“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因人因地施策，提高扶贫实效。分类扶持贫困家庭，对有劳动能力的支持发展特色产业和转移就业，对“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实施扶贫搬迁，对生态特别重要和脆弱的实行生态保护扶贫，对丧失劳动能力的实施兜底性保障政策，对因病致贫的提供医疗救助保障。实行低保政策和扶贫政策衔接，对贫困人口应保尽保。”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吕方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表示，精准扶贫是新时期连片开发的基本理念和灵魂，是对过去地方经验的总结和提升，但仍要注意把握好顶层设计与地方探索的关系。应该赋予基层政府自由裁量空间，反对一刀切，真正做到管好放活政策资源，“要尊重地方特殊性和内在的发展逻辑”。
　　前述《建议》针对性地提出：实行脱贫工作责任制。强化脱贫工作责任考核，对贫困县重点考核脱贫成效。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扶贫投入，发挥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互补作用，整合各类扶贫资源，开辟扶贫开发新的资金渠道。
　　消除贫困不可能一蹴而就。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向德平表示，贫困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应该有更多的社会力量加入到消除贫困的阵营中，“社会扶贫”就是要动员和组织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参与贫困地区的开发建设。
　　与此同时，我国已开始探索以金融资本撬动扶贫开发。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表示：“我们现在一年的专项扶贫资金400多亿元，平均下来一个人只有几百块钱，靠这脱贫显然不够。要把这笔资金放大，撬动金融的钱。”
　　随着扶贫工作进入冲刺期，单纯依靠一个政策、一项举措让上百万人脱贫已不现实，扶贫政策边际效应不断递减。顺应这一趋势，针对不同致贫原因分类施策，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职业技能培训、整村推进、易地搬迁、保障兜底等举措将成为扶贫开发工作“主轴”。而这些举措的实施，将形成巨大的规模效应，给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产业扶贫：精准扶贫的核心动力
　　产业扶贫的思路是以产业发展带动农民增收，可以使这些地方的贫困人群由“输血型”向“造血型”转变
　　文|《小康》记者 郭煦 北京报道
　　早在2013年，陇南成县县委书记李祥因为在微博上推销“成县核桃”走红网络，“成县核桃”通过网络开始源源不断地走向全国，步入“网销时代”。通过网络将全国各地的买家和“山大沟深”的陇南的农特产品建立联系，帮农民把优质农特产品卖出去，核桃县长让陇南看到了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的新路子。
　　2013年底，陇南把通过电子商务销售农特产品上升为市级发展战略，助推陇南扶贫开发进程。截至目前，陇南市已经开办了6000多家网店，农产品网上销售额超过10亿元，农民人均增收240元，帮助1.7万人就业。&&
　　陇南的经验正在被更多的县市借鉴，通过网络使得产业发展带动农民脱贫。近年来，一些贫困地区以市场为导向，调整经济结构，开发当地资源，发展商品生产，不仅培育了马铃薯、中草药、经济林果、草地畜牧业等适合贫困地区发展的产业，而且探索了“县为单位、资源整合、整村推进、连片开发”的成功经验，逐步形成了产业龙头企业、合作组织、农户等不同主题的利益联结机制。2001年以来，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产业扶贫贡献巨大。
　　“互联网+” 时代的陇南电商扶贫
　　65岁的花椒种植户杨云开家住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汉王镇，每隔一段时间，他便会把自己挑选出来的花椒，送到当地花椒专业合作社，这里给出的收购价格比直接卖给花椒商要高不少。而在十几公里外，不到30岁的年轻设计师徐涛则坐在一间不大的工作室里，给汉王镇等几个乡镇的土特产品设计用于电商销售的统一包装标识，希望能让乡亲们的土特产在网上畅销。
　　这是地处秦巴山区深处的甘肃陇南发展电子商务、探索电商扶贫的一个缩影。陇南是甘肃乃至全国最为贫困的地区之一，这里虽然生物资源丰富，核桃、花椒、油橄榄等农产品类型多样、品质优良，但由于种植分布零散和交通不便等因素，长期以来，优质农产品“卖出难”问题突出，当地群众守着富庶的物产却难以转化为实际收入，“富庶的贫困”严重制约当地脱贫步伐。
　　针对特色农产品种类多、品质优，但规模小、分布散的实际，当地政府和群众意识到电子商务或是破解这一制约瓶颈的“蹊径”。自2013年7月开始，当地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快贫困地区光缆入村入户速度，打通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形成了“服务点+农民专业合作社（企业）+网店+物流快递”的新型电商精准扶贫模式，为群众提供在线交易、代购代销、信息服务、物流配送等服务，有效解决了特色农产品产销不对路、增产不增收的问题。大大小小的网店和电商扶贫点通过电商平台帮助农民在卖出中做挣钱的“加法”，在买入中做省钱的“减法”，让农民双重受益。
　　10月16日，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甘肃省陇南市扶贫开发办公室获得2015中国消除贫困创新奖。据国务院扶贫办工作人员介绍，这是“电商扶贫”模式首次上榜。电商扶贫是国务院扶贫办2015年十大精准扶贫工程之一，经过两次专题调研，今年1月，陇南被国务院扶贫办列为2015年全国首个电商扶贫试点市。
　　陇南市委书记孙雪涛在大会上介绍了陇南电商经验，目前，陇南市扶贫办已经在陇南9县区普遍建立了县乡村三级电商扶贫综合服务中心，在450个贫困村创建了一批电商扶贫示范网店。截至2015年8月底，陇南全市网店达到6837个，网店销售总额8.9亿元，带动了1.7万多人就业，通过开展电商扶贫，贫困人口纯收入人均增加306元。
　　据商务部市场建设司副司长孔令羽介绍，目前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电子商务发展可观。移动网购消费增幅最大的100个县中75%位于中西部，亿元淘宝县中，国家级贫困县21个。“电商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实现弯道超车的有效途径”。
　　国务院扶贫办国际合作和社会扶贫司巡视员曲天军表示，电商扶贫的思路实际上是“消费扶贫”，通过有效建立贫困地区资源独特的产品与外界买家的沟通，扩大外界的积极消费，从而拉动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
　　在阿里巴巴零售平台上，全国贫困县网店销售额超过120亿元，而网店销售额超过1亿元的贫困县由2013年的11个增长到21个。依然有问题困扰着迅速发展的农村电子商务。今年8月，商务部等1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的意见》，指出农村电子商务存在的不足之处：总体上，我国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着市场主体发育不健全、物流配送等基础设施滞后、发展环境不完善和人才缺乏等问题。
　　“我国电商扶贫的主要力量还是大型企业和政府。”曲天军说，农村存在的问题多集中在交通、物流、网络覆盖及质量标准不够完善等方面，这需要大型企业的积极帮扶和政府的全力支持。
　　企业开创“造血式扶贫”新模式
　　沁县是山西省扶贫开发重点县，2011年财政收入1.37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3306元，没有煤炭和重工业使得沁县财政拮据，百姓致富困难，是名副其实的穷县。然而，沁县水资源丰富，空气、水、土壤无污染，非常适合发展有机蔬菜产业，被国家质检总局评为“全国有机农业示范县”。
　　因此，在山西省经济转型跨越发展的背景下，沁县县委、县政府根据自身优势将发展有机蔬菜产业作为沁县十二五发展的主要方向。近年来，全县鼓励企业、合作社、农户种植蔬菜，尤其是发展设施蔬菜，目前已发展设施蔬菜2.5万亩。然而，现有的多数蔬菜基地面临技术不过关、标准不统一、市场不对接的问题，经济收益较少，迫切需要引进蔬菜种植和运营的专业公司。
　　据了解，中国扶贫开发协会长期致力于扶助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通过帮助贫困地区对接龙头企业，推动扶助贫困地区的产业建设，以帮助其发展经济、扩大就业，实现造血式扶贫，是协会近年来积极探索的产业扶贫新模式。帮助沁县引进的“嘉盛农业沁县百万亩有机蔬菜项目”就是这一模式的具体实践。
　　“嘉盛农业沁县百万亩果蔬产业项目”计划在5年内建成50万亩左右有机蔬菜生产基地及相应规模的配套产业，成为全国最大的有机果蔬产业基地。项目的建成将带动沁县及周边区县20万以上的农民脱贫致富，参与农民人均收入将达到3万元，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和谐发展。
　　作为蔬菜产业的领军企业，嘉盛农业具有多年积累的蔬菜生产核心技术优势，能够实现反季节蔬菜的种植和丰产丰收，并可凭借多年积累的市场经验打开蔬菜销路，通过带动农民参与，保证农民的经济收益，推动项目快速扩展。本项目采取“龙头企业+合作社”的组织形式，由嘉盛农业统一技术标准、统一种苗培育、统一农资供应、统一生产加工、统一仓储物流、统一品牌形象、统一市场销售，进行全产业链运营，合作社组织农民在公司技术指导下负责生产环节。这种模式确保了蔬菜达到绿色、有机产品的标准，实现了项目的规模化、产业化、标准化、科技化、信息化、市场化的健康发展。
　　“慈善不仅仅是简单的现金捐赠，而更应该在一些困难的地方做投资，带动就业，上缴税收，带动当地经济的成长，促进当地人观念的转变。不是‘输血式’，而是‘造血式’扶贫。”嘉盛农业董事长杨建国如此表示。
　　要真正做到彻底脱贫，就要实现从单向“输血式”公益，向提升内生动力的“造血式”公益转变。此前，中央政府已下发文件要求各地进一步落实精准扶贫要求、创新扶贫开发机制、探索金融扶贫模式。
　　越来越多像嘉盛农业这样的企业开始更加注重模式创新和产业集合，从单向“输血式”公益，向提升内生动力的“造血式”公益转变。嘉盛农业打造绿色蔬菜产业基地，全面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开创了“企业包县、整体脱贫”的新模式，这些新的公益理念越来越受到各界的肯定。
　　对于产业扶贫，嘉盛农业董事长杨建国表示，希望这种“企业与农民共同发展”的模式能够复制和推广。除了向杨建国这样呼吁创新公益模式的企业家之外，也有不少企业家提出，要把利润和价值重新返回到公益事业中去，形成一批以公益慈善为职业的“社会企业”。社会企业在欧美十分流行，其通过商业方式解决社会问题，可以盈利，但不以盈利为目的，且获得的合理利润全部用于公益，将输血变成造血。
　　产业扶贫是脱贫的必由之路
　　虽然各地产业扶贫项目成功案例很多，但是，多年扶贫过程中产业扶贫的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像陇南电商扶贫和嘉盛农业产业基地扶贫的模式并不是不可复制，但要因地制宜，不能盲目效仿。
　　中国扶贫开发协会金融项目部主任蒋任重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表示，产业扶贫的实质就是为贫困地区找到一个适合发展的产业，同时要引进一个有能力拉动这个产业发展的龙头企业，在两个前提基础之上，再调动金融的资源、科技的资源和其他的资源来推动这个项目的发展。“首先地方得有产业，比如我们农业扶贫项目，项目所在地是个贫困县，它适合发展生产产业，你不能说那个地方根本不适合你去搞，那肯定不行的。如果没有龙头企业是不行的，零零散散的小打小闹的搞是搞不起来的，一定得有一个龙头企业，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扶贫协会的扶贫项目都会有个龙头企业牵头来带动”。
　　事实上，国内多年的扶贫经验验证了产业扶贫是脱贫致富的重中之重。没有产业发展带动，很难脱贫。目前对于我国贫困地区来说发展的方式有很多，但为什么目前将产业扶贫作为一个重点呢？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孙小兰认为，一些贫困地区一直以来靠传统农业都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救济式扶贫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产业扶贫可以使这些地方的贫困人群由“输血型”向“造血型”转变。因此国家扶贫资金到了地方上要求将其中70%左右用于产业扶贫。这几年贫困地区产业扶贫作为重点在推进，而且成绩比较突出，支柱产业初具规模，实践证明产业扶贫是解决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手段，是脱贫的必由之路。
　　但是，产业扶贫的难度也非常大，有的地方有产品没资金。有的地方有人力没技术。因此，产业扶贫应该可持续发展。孙小兰建议，特殊地区应该有特殊政策，做大规模，延长产业链，完善利益机制。在产业扶贫过程中应该让企业和农户都成为受益者。而不是某一方受益另一方受损。大力培训贫困农民也是产业扶贫的重要因素，首先，强化搞好9年制义务教育。其次，加强现有农民的职业培训。通过职业培训，让农民成为“明白人”，并有一技之长，能够顺利就业和创业。
　　脱贫减贫要取得长效，发展致富产业，形成造血功能必不可少。来自贵州省江口县偏远大山里的闵孝镇鱼良溪村党支部书记杨再炼对此有切身的体会。鱼良溪村山高路难，村民收入微薄。如今，通过发展以大棚果蔬为主导的种植业和中华鲟鱼、虹鳟、大鲵等特色养殖业，2014年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达8650元，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产业扶贫，还可探索以土地经营权确权入股开展资产收益扶贫，以财政资金形成资产确权入股开展资产收益扶贫。”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汪三贵说，资产收益扶贫以产业为平台，将自然资源、农户自有资源以及各类扶贫资金资产化，由经济实体以市场化的方式经营，并将收益落实到每个贫困农户，从而达到持久脱贫的目标，可为我国实现脱贫目标提供有力保障。
　　但同时也要注意到，很多贫困县都在搞产业扶贫，力图从根本上改变贫困面貌，这些扶贫中，有些是切合当地的产业发展，因而取得了成功，但失败的亦不在少数。一些地方，看到百合等中药材需求高，于是拍拍脑门就把该产业列为当地重点扶贫支持产业，因没有经过认真调研，一方面并不知道百合到底是否适合在当地生长，另一方面，由于市场意识不强，生产出来的产品缺少销路，最后损失惨重。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副会长、产业扶贫委员会主任林嘉騋认为，“产业开发一定要看准，不能说上就上，一定要有特色，千篇一律就没意义了。”
　　“随着扶贫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扶贫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我觉得未来扶贫方式会更多地在三个方面发生变化：一是更多地从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转变，二是更多地从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产业式扶贫转移，三是更多地从悲情式扶贫向快乐式扶贫转型。这几个转变归根结底都是要让扶贫从一次性变为可持续性。”林嘉騋说。
　　“看到一些地方花了很大的人力、物力去搞产业开发，却没有成功，我非常心痛。”林嘉騋认为，没有成功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视野不开阔、可借鉴的经验不多成为主因。
　　事实上，在扶贫开发过程中，依然存在一些部门在扶贫中愿意“锦上添花”，不愿“雪中送炭”，“造富造典型比扶持困难群众更容易出名”，这种政绩观加剧了“扶弱不如扶强”现象。
　　云南省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郑宝华认为，在“政绩冲动”左右下，一些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投入资金后想尽快见到“扶贫效果”，认为帮扶贫困农户效率不高，而扶持部分种养殖大户或龙头企业则可以明显壮大当地农业经济规模，更容易获得上级重视，“扶弱不如扶强”由此产生。
　　郑宝华建议，首先要加强调控，合理布局，避免“一拥而上”。其次，扶持产业可持续发展，延长产业链条。要优化人才环境，人才是发展的前提和关键。为进一步优化连片特困地区的人才发展环境，各地应积极拓宽各类科技人才培养资金投入渠道，加大对科技人才发展的资金投入，为科技人才培养创造条件。同时，通过推进产业发展带动更多外出群众回乡参与扶贫开发，充分发挥贫困地区群众在扶贫攻坚战中的主体作用，变“输血”为“造血”，探索开发式扶贫新路。
　　金融扶贫创新路
　　在互联网科技发达的今天，如何做到创新的金融模式，也成为了金融扶贫的关键所在。1017扶贫基金，很大程度上，担任了这个重要的角色
　　文|《小康》记者 于靖园 北京报道
　　10月16日下午，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34岁的北京白领王璇通过“2015减贫与发展社会扶贫分论坛”的宣传海报关注了“日摇一善”的微信公众号。
　　很快，点击进去，摇一摇手机，就出现了一个人的信息：“王*民，四川省巴中市，肢体疾病，左小腿短缩畸形，小腿屈伸肌肌力0级，行动受限”，王璇选择马上捐助，屏幕里出现了“海南航空”、“中油首汽”、“中信银行”三个选项，只要选择积分渠道，就能为受捐者捐助价值1元人民币的积分。
　　王璇选择了自己中信银行的积分，捐出了一元钱。
　　日行一善，在越来越多的移动化应用中变成了一种新的时尚。
　　脱贫离不开金融
　　这种方便快捷的捐助模式让王璇感慨万分，并打算每日都“摇一摇”，把自己平时不怎么使用的积分，累积成善款给需要帮助的人们。
　　王璇并不清楚，其实他刚刚参与的，就是金融扶贫形式的一种。
　　“金融扶贫目前就是运用现代的金融手段和金融工具以及金融政策服务于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事业，金融扶贫四个字，金融界定了它的手段和方法，扶贫界定了它的目的和目标，它的手段是各种各样的，形式也是丰富的。” 中国扶贫开发协会理事、1017扶贫基金主任蒋任重对《小康》杂志记者说道，“日摇一善”就是1017扶贫基金首推的项目。中国扶贫的现状，让金融扶贫在扶贫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根据2014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监测公报显示，我国目前还有7017万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贫困是短板中的短板，六年时间解决7000万人口脱贫，每年就要减贫1170万，平均每个月要减贫100万，时间非常紧迫、任务非常繁重艰巨、资金缺口非常大。推动扶贫开发、带动农村人口脱贫，离不开金融机构积极参与。
　　“不同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的差异很大，这就决定了金融扶贫不能搞大水漫灌、大而化之，要做到有所为、有所侧重。” 10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在扶贫开发金融服务论坛上表示，一方面，要精准定位金融扶贫对象，解决好“扶持谁”的问题，利用贫困村、贫困户建档立卡工作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成果制定差异化政策；另一方面，要精准定位金融扶贫主体，解决好“谁来扶”的问题，发挥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再贴现、差异化监管等政策的正向激励作用。
　　潘功胜表示，开发性、政策性、商业性等多种金融机构要发挥金融扶贫的主体作用，在加强监管和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引入互联网金融企业、风险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机构进入扶贫开发领域，规范发展民间融资，多渠道增加资金来源。
　　中国扶贫开发协会与国家开发银行合作的饮水工程，是蒋任重引以为豪的金融扶贫合作项目。
　　2008年，由于地下水氟、砷元素含量高，人畜饮水安全问题长期困扰着山西省长治农村地区。国开行与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开展合作，将长治农村饮水安全项目列入双方合作开展产业扶贫合作的试点项目，投资3.3亿元，其中国开行贷款1.17亿元，支持当地饮水基础设施改造。2009年，长治全市3334个行政村、82.4万人口、11.6万头牲畜喝上了放心水。
　　“当时根据政府的财政支农逐步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作为一个联络方、推动方，与国家开发银行制定了一套方案，运用金融贷款把原计划三年解决的饮水工程，在一年之间解决了。”蒋任重回忆道。他表示，这其中，最核心的元素就是利用了金融的手段进行贷款。在过去，扶贫系统并没有这个思维。
　　互联网+模式的金融扶贫
　　目前，中国扶贫开发协会正在大力推动用金融手段来支持贫困地区的产业化，他们与国家开发银行的中国开发性金融促进会合作，积极调动此类金融机构对扶贫领域的金融政策。除此之外，为了加大未来金融扶贫的力度，中国扶贫开发协会专门成立了惠民产业扶贫基金，以基金的形式来推动金融扶贫，鼓励有条件的单位设立扶贫基金拓展社会资源渠道，同时开展贫困地区的工作，达到双赢。
　　不过，在互联网科技发达的今天，如何做到创新的金融模式，也成为了金融扶贫的关键所在。1017扶贫基金，很大程度上，担任了这个重要的角色。
　　2014年8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将每年的10月17日设立为“扶贫日”。
　　在这个大背景下，经国务院扶贫办批准，为配合“扶贫日”活动接收社会捐赠的平台，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建立“1017扶贫基金”。
　　“与市场化的惠民产业基金不一样，“1017扶贫基金”是一个公益性基金，其运用了互联网表情等创新模式筹集整个社会的扶贫资金。”蒋任重说道。
　　2015年10月17日是我国第二个“扶贫日”，为迎接扶贫日的到来，配合国家“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战略，动员社会大众积极参与扶贫工作，1017扶贫基金联合深圳腾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亿美汇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了“日摇一善”项目。
　　“在微信关注日摇一善公众号，摇一下以后我们的数据就对接到了贫困地区的贫困户的信息，这些信息是经过国家核实的，人们可以选择捐赠，用什么来捐呢？用积分来捐。”蒋任重说，这叫小积分，大慈善。每个人的积分数量都是有限的，但很多人一起参与的积分价值是无限的。
　　这个积分扶贫项目倡导移动互联网用户将日常生活中坐飞机、刷信用卡、加油、打电话等行为产生的积分捐赠出来，通过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日摇一善”并开启“摇一摇”功能，每摇一次，将价值一元钱的积分捐赠给建档立卡中的贫困人口，为他们在智力、文化、科技、医疗、产业发展等方面给予支持和帮助。
　　金融扶贫的江阴样本
　　造血式的金融扶贫也正在地方县市脱贫致富的道路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变“输血”为“造血”，帮助困难群体彻底摆脱贫困是江阴市一直以来都在积极推动的目标。
　　江阴，位于长江下游南侧，是江尾海头的一座滨江小城，全市地域面积987.53平方公里，户籍人口123.2万。2014年江阴实现GDP2753.95亿元，公共财政收入200.66亿元，居民人均纯收入39506元，各项经济指标均列全国同类地区前茅。在发展经济、造福民生的同时，江阴十分重视本市6956户低保困难户和60个经济薄弱村等弱势群体的脱贫转化工作。
　　双赢才能共赢，共赢才能长久。在金融扶贫模式里，江阴市坚持只有双方都有益的工作，才能良性循环发展。在本轮经济薄弱村结对帮扶过程中，江阴突破原有机关部门和大企业集团参与结对帮扶的方法，把各大乐于承担社会责任的商业银行纳入帮扶单位，把帮扶企业的选择权交给镇和行政村，对援受助双方逐个进行分析，研究双方存在的潜在优势，科学确定3+1+1帮扶模式，逐村分析制定帮扶措施，收到了良好效果。
　　通过农林部门和农业资源丰富的村结对，帮助这些村打响农产品品牌、建设高效农业设施，使这些薄弱村由单纯土地提供者转变为农业生产的直接受益者；通过经济招商部门与存量工业土地资源村相结对，帮助这些村“腾笼换凤”，依托产业转型提高村级收入；通过银行对共同帮扶企业的信贷支持，间接提高村集体收益。
　　类似江阴市的金融扶贫先行者还有很多，他们正在这个领域的道路上努力摸索着，毫无疑问，这其中将遇到无数个迎头而来的困难阻碍，但，毋庸置疑的是，金融的力量正在推动全国精准扶贫的车轮滚滚前行。
编辑：SN054
其实，凤姐身上最让人钦佩的不是成功，而是那种不息的火种，那样一种高大上的人在她身上看不到，其实跟罗永浩相同的东西——理想主义情怀和积极的行动力，他们内心里总有梦想，懂得如何去行动。
“稳定”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稳定”还表现为上升空间的狭窄。除非特别优秀，再加上各种机遇，一般都是论资排辈，苦熬资历。越往上竞争越激烈。
文化从来都是多元的，文化的保护也应该多元参与，关键的问题还应该在于我们是不是已经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申遗本身只是一种传承保护的形式和手段，而不是狭隘的占有与掠夺。
女教师和田树昌都是因骂领导而引火烧身，且“后果很严重”，但对女教师的处理显然就不公平，置于对田树昌如何处理，相信当地纪检部门会有一个合理又合法的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