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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谍影特工》定档3月4日 老邦德续写特工新传奇
《谍影特工》海报。
皮尔斯·布鲁斯南剧照。
卢克.布雷西剧照。
网易娱乐2月16日报道由前任007扮演者皮尔斯.布鲁斯南主演的动作影片《谍影特工》日前正式确定了内地上映档期，影片将于3月4日公映。除了被中国观众熟知的“魅力帅叔”布鲁斯南之外，担任《极盗者》主演的“澳洲小鲜肉”卢克.布雷西和曾在《大破量子危机》中出演“邦德女郎”的乌克兰美女欧嘉.柯瑞兰蔻也在片中扮演重要角色，与布鲁斯南上演精彩对手戏。群星云集的主演阵容为这部动作影片增色不少。
“间谍范”定档海报
聚焦美俄外交黑幕
《谍影特工》改编自美国作家比尔.格兰杰的畅销小说《无间谍》，故事讲述由皮尔斯.布鲁斯南扮演的前CIA（中央情报局）特工，在退休之后被重新召回执行一个私密任务。而在任务过程中，布鲁斯南不仅与他过去训练过的徒弟成为誓不两立的死敌，还被莫名其妙地卷入到一场牵涉CIA高层和俄罗斯当选总统的连环阴谋中。而在布鲁斯南扮演的角色身上，也隐藏着许多致命秘密。影片曾先后在世界范围内的49个国家上映发行，并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和口碑评价。
在公布影片内地上映日期的同时，《谍影特工》还发布了一款“冷战范”十足的定档海报。在纯白的底色上，是影片名称镂空的大写字体，黑红相间的画面之中，则是影片主演皮尔斯.布鲁斯南的经典造型。老牌007双手持枪，神情严肃，紧握的手枪似乎正瞄准着敌人，随时都有可能扣动扳机。而同时出现在海报背景中的，还有美国的华盛顿白宫和俄罗斯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这两座标志性的权力建筑物同时出现在海报上，即体现出影片浓厚的冷战风格，同时也令布鲁斯南扮演角色的身份陷入到一个谜团之中。
从扮演特工到生产特工，老邦德续写特工新传奇
近年来，随着《谍影重重》和《碟中谍》系列影片的上映，特工电影再次进入到了一个历史黄金期。这两部影片与以007为代表的老式特工电影相比，具有身手更矫健，剧情更流畅的特点，深得观众喜爱。而曾在4部007作品中出担任主演的爱尔兰男演员皮尔斯.布鲁斯南虽然已不再扮演詹姆斯.邦德，但这位被称为“史上最潇洒”的007间谍仍然对特工题材情有独钟。此次，布鲁斯南不仅是《谍影特工》的男主角，同时还担任了影片制片人的角色。从扮演特工到生产特工，布鲁斯南这位“老邦德”在银幕上续写了自己的新传奇。
而作为布鲁斯南首任制片的《谍影特工》不仅剧情悬念十足，通过一环扣一环的悬念设置层层陷阱，吊足观众胃口的同时还聚焦美国与俄罗斯外交关系，以人物遭遇的谍战阴谋披露出潜伏在两国关系之下的隐藏黑幕。在保持剧情的紧张刺激之余，影片的动作场面同样精彩，快节奏的格斗和枪战场景搭配主角皮尔斯.布鲁斯南宝刀不老的风采，已然一部新版007的即视感。
责任编辑：hail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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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1日，投入五次战役的志愿军各部全线开始后撤，189师也接到了从洪川江向临津江方向后退的命令。
　　但是，奉命断后的566团碰到了麻烦事——朱彪的部队，被敌军黏上了。
　　当撤退命令下达的时候，566团全部在洪川江以南，是整个63军位置最靠南的一个团，自然地承担了为全军断后的任务。
　　21日一天，美9师、英军28旅和部分韩军向566团阵地连续发起了五次攻击，但是，566团团长朱彪起家的“钢铁第一营”就是打阻击出了名的，这一仗朱彪亲自上阵，以小理山为核心组织全团顽强抵抗。敌军猛攻一天未能得手。
　　小理山地势险峻，双方只能依靠步兵进行一个阵地一个阵地的争夺。平心而论，五次战役前，志愿军部队换装苏式武器的工作已经完成，在近战火力上有了很大进步，所以，美英军要想一口吃掉据险死守的566团，也并不是太容易的事情。
　　但是，566团，也被敌军死死地黏住了。战斗到21日夜间，周围友军均已撤尽，到处都是敌军的炮声，部队弹药补给将尽，再不撤很可能就要被敌军包了饺子。可是，566团各部都在一线和敌军战斗，而且一部分敌军已经插入到阵地后方，这怎么撤得下来？
　　对此，朱彪却似乎并不在意，这个大大咧咧的团长泰然自若地满山一个阵地一个阵地乱转，到处向部下炫耀自己在雪马里缴的一支漂亮的小手枪。
　　据说，那是英军29旅一位副旅长在香港定做的手枪，纯银镀珐琅，漂亮得不像一件武器。
　　566团的老兵有人见过这支枪，但这支枪最后的下落，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谜。
　　虽然有老兵几十年后说起来依然笑话团长那一天拿个“娘们儿用的枪”臭显摆，但是对在炮弹爆炸中像皮球一样翻滚着跳进自己战壕来显摆的团长，明显没有半点儿轻慢的意思。
　　翻看志愿军的战斗记录就会发现，在敌军炮火下巡视阵地，是志愿军基层指挥官一项不变的工作，因此牺牲或重伤的志愿军军官在战史中比比皆是。美军在铁原之战前后的炮火之猛烈被写入了世界军事史，被称做“范弗里特弹药量”——这个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官范弗里特中将，在美军疯狂的反击中，所使用的弹药量是美军作战规定允许限额的五倍以上。美国国内的一些议员们因此在战后提出要调查他，让他接受国会的质询，因为他用的弹药太多了，让美国的纳税人无法负担。
　　假如那个时代的美国议员们看到今天美军在阿富汗用二十万发炮弹子弹才能干掉一个敌人，大概要拥抱范弗里特了。
　　不管怎样，当时美军的炮火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美军飞行员形容空中看到的炮弹爆炸区域——“那里估计不会有任何生物能够生存”。
　　在这种炮火之中巡视阵地，要么是活腻歪了，要么是胆大得没边。
　　朱彪显然两者都不是，他只是履行自己作为一名团长的职责。
　　我没有这么多的炮弹给大家，但我们生死与共。
　　几天前，萨曾在日本和几位记者朋友谈起汶川，有一位记者对萨大力推崇解放军在救灾中的作用不以为然，说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军队都会参加救灾的。萨想了想后回答他：是的，但救灾中可以为之投入自己生命的军队，我还没有见到第二支。
　　一语之后，再无异言。
　　也许，这就是这支军队在朝鲜战场上面对拥有立体化优势的敌人，而能打出五十年和平的深层原因。
　　朱彪和566团政委王致和深入到一线的行为，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也稳定了军心。
　　22日凌晨，朱彪杀出一个回马枪，566团主力甩开逼近的敌军，直追军部而去。
　　就……这样简单？
　　对于整个志愿军乃至第五次战役而言，566团的突围，都只是一次不起眼的小战。然而，细细想来，这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战斗——已经被美军黏住的566团，用了怎样的一记回马枪，竟然可以让紧紧咬住的美国人松了嘴？
　　也许由于这次战斗的规模小，战史上对此没有明确的记载。所以，在小理山之战中，朱彪和他的566团怎样脱身而去，一直是萨心中的一个谜。
　　这个谜，直到2008年的冬天才得到了一个意外的解答。那一天，萨和新浪军事频道的主持人文坛一起采访了一位居住在北京北郊的老人。
　　老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要老一点，双腿都有一点跛，眉心有一块不显眼的疤痕。他出门骑的是一辆三轮车，因为这样可以节约一点汽车票钱。直到他拿出五十年代身穿苏式军官服的照片，我们才能够确认，这个看上去很不起眼的老人，就是照片中那个帅气的尉官——小理山阻击战中的战斗英雄杨恩起。
　　杨恩起，辽宁营口人，当时是中国人民志愿军63军189师566团1营1连的通讯员，抗美援朝胜利后入军校学习，此后一直在566团任职，直到退役。
　　按照杨老的说法，当时和566团交手的敌军中，最能打的并不是美军。“美国人不行，美国兵一打，一见流血他就往后撤，他一看前边有躺倒的了，他就不往上冲了。”
　　倒是抓俘虏的时候颇费力气——“抓住以后他不肯下来，最后咱的兵也狠，拿铁丝把他大鼻子给穿上，拧上跟牵牛似的就给拉下来了——不这样不行啊，敌人一打炮就得把他炸死。我们不敢违反战场纪律，可下来有个兵怕他跑，把人家手腕也给卸了。完了人到团里一告状，那还不受到处分？咱们给人炒面，人也不敢吃，你吃第一口，完了他才敢吃；你给他烟抽，他也不敢抽，你点着了，你抽着了给他，他才抽，他怕毒死。”　　不能说美国人怕死，或许只是价值观不同，但朝鲜战场上美国兵的表现的确让中国军人觉得不太好恭维。
　　真正能打的是英国兵。“最能打就是英国兵，英国29旅（实际应为28旅），胡子兵，都是胡子拉碴的，都参加过二战的。”“英国兵枪法好，专往这儿（用手指眉心）打。”
　　可是，这样能打的英国兵，怎么就没能把566团留下呢？
　　当萨迷惘地问起这个问题时，杨老说出的两个字，一下让萨感到脑海里闪出了一道灵光。杨老说，他们在守卫小理山的时候，使用了一样特别的武器，叫做“飞雷”。
　　杨老的阵地，只用了两个飞雷，就把当面的英军炸得沉寂了足有半个小时。
　　什么也不用说了，仅仅“飞雷”这两个字就能够解释一切。
　　飞雷，是一种中国军队独创的武器，在世界任何一种兵工厂里，都无法找到，它还有一个更加闻名遐迩的名字——没良心炮。
　　根据记载，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军精锐第12兵团黄维部在1948年11月落入解放军包围。黄维是国民党军中的一员悍将，组织兵力昼夜构筑工事，试图依靠精良的装备死守待援。12月6日，解放军发动总攻，率先攻击12兵团第10师坚守的李围子。黄维在李围子放了整整两个团，却被一击而破，国民党军称解放军使用了一种毁灭性的武器，只半个小时就摧毁了国民党军苦心经营、被称做“固若金汤”的集团工事。李围子成了一片焦土。许多俘虏被炮火吓傻了，不少人的棉衣被炸碎，有的是从炸塌的工事里挖出来的，一个个面色如土，连声惊呼：“打得好惨！打得好惨！”国民党军第10师特务连一个伤兵说：“当你们的大炮排放时，村庄被打得好像一只船，乱摇晃！”敌特务连总共一百来人，至少有80人死伤在爆炸之下。其实，这根本不是大炮。当时解放军的炮很少，在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官兵们创造了一种令人丧胆的土武器——用汽油桶作炮管的炸药包抛射器，埋在地下发射，称为“飞雷”。这种不起眼的兵器威力很大，每发“飞雷”大约有十公斤炸药，像个大西瓜，能打出去一二百米，所到之处，碉堡、人马都会炸飞。许多炸倒的敌人身上往往找不到伤口，却七孔流血，是震死的。弄清情况以后，国民党军把这种东西干脆称做“没良心炮”。
　　和杨老谈过之后，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一八九师师史》、《步兵第五六六团团史》中，都找到了此战中朱彪所部使用“飞雷”的记录，并提到566团1营某部副班长王文礼在使用飞雷时不幸牺牲。有不同机关在不同时期留下的记录，说明杨老的描述并非虚妄。
　　这种武器，毕竟是临时的发明，它存在射程短、危险性大等缺点，所以在朝鲜战场，很少听说曾使用“飞雷”的记录。苏联提供的喀秋莎火箭炮，有效地替代了它的位置。那么，朱彪怎么又把它用起来了呢？
　　朱彪对美军使用“飞雷”，其实一点儿也不奇怪。首先，所谓“没良心炮”真正的发明者正是出于华北部队，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工兵连连长聂佩璋和战斗骨干高文魁。聂佩璋是山西人，出身于东北讲武堂，1938年参加八路军，擅长爆破，曾在抗战中多次用炸药抛射地雷的方法炸毁日军汽车。在和阎锡山部作战时，聂、高二人利用抗战期间用炸药抛雷炸鬼子的战术研制出了“飞雷”这种武器，1947年9月首先在河南陕县攻城战中使用。此后，高文魁升任中野4纵22旅工兵队长，才把这个技术带到了淮海战场。同是出身华北的朱彪，懂得玩“飞雷”很正常。其次，在五次战役和美军的反复交战中，566团缴获了大量美军的空汽油桶，再认真进行坚壁清野的美军也不会想到这个东西可以变成可怕的武器。小理山已经打成了短兵相接，“没良心炮”射程短不再是问题，在朱彪眼里，只怕这种其貌不扬的家伙比喀秋莎更令人满意——喀秋莎BM-13火箭炮的口径只有132毫米，而且根本拖不上山，“没良心炮”呢？口径300毫米，挖个坑就能打……
　　制造“没良心炮”，只要有汽油桶和黄色炸药包就足够了，被敌人死死黏住的朱彪不用它用什么来摆脱追兵呢？
　　可以想象，当中国军队突然打出一排“没良心炮”这样古怪的东西时，对面的美、英、韩军是多么的惊讶！
　　从敌方的资料中萨未找到遭到“没良心炮”袭击的相应记录，但英军第28旅上尉参谋诺斯·汉克尔在《1951年朝鲜夏季作战》中，提到当天和志愿军在前线对峙的英军曾遭到中国军队“从纵深打来的准确的大口径炮弹”的攻击。
　　看来，也许是挨了打，还不知道是怎么挨的。
　　不管怎样，挨了打的敌军暂时沉寂下来，朱彪乘机率部迅速摆脱。
　　断后部队，能够不伤筋骨地撤下来，堪称奇迹。
　　老战友却不屑一顾——朱彪打仗多刁啊，哪有他撤不下来的道理？
　　也有撤不下来的。566团撤退的时候，还是要留下一支部队执行最后的掩护，至少，需要留下一个连。
　　566团团部命令1连占领小理山，迅速构筑工事，掩护全团撤退。1营的另外两个连游动策应。
　　朱彪下达命令的时候，或许有点儿黯然——1连，是566团的老本钱，这下子，可要豁在这里了。
　　这个1连，就是前面提到的杨恩起所在的那个连，清一色的铁把冲锋枪，四挺郭留诺夫机关枪，是566团装备最好也最能打的一个连。
　　朱彪也舍不得，可是仗打到这个份儿上，舍不得也得舍了，他能做的，就是把全团所有的弹药集中起来，除了留下自卫的，全都给了1连。
　　一个连，死守，一瞬间，萨仿佛听到了谷子地的声音，《集结号》的影子在萨的脑海里一闪。
　　22日晨这一仗，果然打得血火迸流。
　　“我们连是志愿军189师的尖刀连，我们排是尖刀连里的尖刀排，个顶个的精兵，全排清一色的苏联造波波莎冲锋枪，每人400发子弹。
　　打完五次战役，我们连是大功连，表彰大会，就去了我一个。全连185个人，还剩下17个，能走得动的，就剩下我一个了……”
　　老杨说到这里，眼睛看着窗外，看不出什么表情，拿杯子的手却有些抖。登上领奖台的杨老也是三处负伤。
　　“不是都打死了，”杨老说，“别人负的伤比我重，走不上台。”　　杨老回忆，那一战，他最好的一个战友，副班长李凯就战死在他的身边。
　　“英国兵枪法好，打的人抬不起头。来个坦克上不来，远远的打了一炮，正打在我下边机枪阵地上，六个机枪兵，当场阵亡了三个……就打了一炮……这时候阵地就有点儿动摇。
　　李凯，我就跟他好——光了膀子，一个一个地甩手榴弹，敌人向上反扑，打了三次反扑，都让他打下去了，尸横遍野，遍山坡都趴的狼哭鬼叫的，打伤的，还有死的。他扔那个手榴弹，我按他，说你低一点，低一点，他说没事，我死不了！我要死不了，你们谁也死不了！接着扔。一下子大伙儿的心就定下来了。
　　最后敌人一发子弹打脑袋上了，他把上衣都扒光了，钢盔也摘了，他要不摘钢盔还牺牲不了，一下子穿脑袋上了。我们那个副班长——趴下，趴下。他冲着我们喊——我死不了你们就都死不了！
　　李凯是这儿（指眉心）中弹的，后半个头都没了……英国兵，枪法好啊……”
　　李凯，22岁，山西人，在军史中没有找到对他的记载。
　　杨恩起自己也中了两弹，一发打在钢盔上，划飞了，另一发打在冲锋枪上，把击发框打断了。
　　还是用杨老五十年后自己的叙述，让我们重温这次战斗的过程吧。他的叙述，或许过于朴素，却真实得让人几乎无法呼吸。
　　“我那个钢盔啊，让子弹给我头顶上穿过去，还有那个打在冲锋枪上的，从我两个手中间插过去，没打着我，两边一点都没打着，低一点打这个手，高一点打那个手，都没打着我，钢盔也是，我要不戴钢盔也死了。”
　　“我那个炒面口袋里就剩一小碗炒面了，上边还下着雨，都给浇湿了，我也不敢吃，我就准备战斗的时候，战斗以前吃这碗炒面。可是最后，也没舍得。”
　　“等我那一弹夹子弹打光了，我低下头压子弹。排长在我身后问我，敌人这都三次反扑了吧？他说敌人上到哪儿了？我说你上来看看，离咱们也就20米了。我低头压子弹，他趴在我头上向下看，一扭头，让英国人一枪打到动脉上了，牺牲了（杨老回忆排长的颈动脉中弹，血直往外蹿，用急救包压都压不住，人马上就不行了，一句话都没有留下）。他要不死啊，我上完子弹我还在那儿打，我就死了。我那班长就让我向连长请示去，报告去——‘排长牺牲了，副班长也牺牲了，人没有多少了，管他要人，要弹药！’我走小理山后边那个山梁，我滚过去了，腿、胳膊都让石头给扎破了，英国人打我两个点射，没有打着我。我到那儿跟连长一说——我说阵地上没有几个人了，班长让我请示你，能不能给补充点兵，给点子弹、弹药。他说回去告诉你们班长，剩下一个人也要把阵地给我守住，人在阵地在，我上头请示给你们评功！我说好，我就扭头往回走，我刚走有30步，班长也挂花下来了，阵地上就剩三个机枪兵还有排长的通讯员，真正战斗兵就剩我一个了，连长一看，他带我就上去了，班长一看，也不下去了。阵地上我们一排正面，就剩我们6个人，加上连长，子弹？每人还有20多发子弹。连长就下命令，谁也不要打了，把子弹保存好，等敌人上来——对面打！
　　……我们排就剩6个兵了，加上连长，真正打仗的战斗兵还有何庆吉——他是排长通讯员——跟我，就我们俩，就剩6个人，敌人也不知道我们山顶还有多少人，他们也不敢上，也不打，我们就那么等着，等敌人上来对面打。
　　这个时候停了有半个小时吧，完了后边营里通讯员上来了，说营长命令你们马上撤下去，你们完成战斗任务了，是从早晨9点钟开始打，打到下午4点，打7个小时，我们就撤回来了。
　　这6个人撤到半路上，撤到山半腰下，那3个机枪兵找不着了，我一回头后边没兵，连长说怎么办？我说咱们等一会儿吧，死就死一块儿，活就活一块儿。我们三个人就在山半腰那儿等了有5分钟，我一看在那边山脚下，那三个机枪兵都跑山脚下去了，跟我们三个走的不是一条路。我说不是在那儿么。连长看了，对我们说——跑！这就往下撤。刚跑了有十几步回头一看，敌人已经上山了，占领阵地了，哎，我们三个要不等着他们，我们早就下来了。
　　这一等不要紧，敌人上山了，就拿枪打，火力追击，打的那个脚底下的土直冒烟，我在最后，那个排长通讯员何庆吉（回忆误差，何庆吉实际是营部通讯员）在中间，他哎呀一声，趴那儿不动了。我心想石头绊倒了呢？我去拉他，我一拉，看见他肚子直往外流血，已经牺牲了。我说他枪给摘下来吧。连长说跑，不管枪！没让我摘，我们两个下来了，那个何庆吉就这么牺牲了。”
　　听完杨老的叙述，萨问了他一句话：杨老，你们当时担心不担心营长不给你们撤退的命令就先跑了？
　　杨老愣了半晌，最后终于一挥手——那怎么可能呢？死就死一块儿，活就活一块儿……
　　看来，杨老从来就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那么，那何庆吉后来的遗体给他埋了吗？
　　杨老点点头，答道：“遗体后来派6班半个班，去了有4、5个人吧，把他背下来，背下来在下边挖个坑，拿雨布一包，把何庆吉埋了，脚底下钉个牌子……”
　　忽然想到，杨老曾经提到，此战之前，他们连的二排长刚刚被执行枪决——因为违反了群众纪律，朝鲜女方那边并不希望严惩——经过多年战争，朝鲜女多男少，婚嫁不易，只要这个排长负起责任来，结婚就可以。可是还是给枪毙了，军纪就是军纪。
　　那个排长姓马，杨老回忆。
　　萨抬眼向天，谷子地的影子渐渐淡去，似乎，他在消失之前正在微笑。
　　真的有集结号吗？
　　真的有！
　　在采访铁原之战的过程中，我们意外发现，朝鲜战场上，真的曾经有过一次可以被称做“集结号”的事件。
　　向铁原撤退的过程，许多老兵都不愿回忆，因为那实在不是一段愉快的记忆。
　　没有弹药，没有粮食，前一阶段压着敌人打的部队从凯旋变成了遭到追击，空中是敌人，地面上也到处是敌人。有些部队的建制都被打乱了。官兵们只是依靠长期养成的战术素养执行着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有很多老兵提到了当时敌军组织的穿插部队，在第五次战役中，李奇微也开始效仿志愿军的战术了。其中美军中后来著名的纽曼挺进队直接突入昭阳江方面，给正在组织就地防御的65军带来极大困难。
　　65军奉命在议政府担任全军的阻击任务，但在腹背受敌、侧翼的友军朝鲜第1军团又抵挡不住韩军第1师而被迫撤退的情况下，仅仅打了五天，就不得不放弃议政府再次后退。
　　不过，根据当时老兵们的回忆，美军的所谓穿插还是比较谨慎的，他们不敢以太小的单位活动。所以，对正在分散撤退中的志愿军官兵来说，威胁并不是很大。
　　威胁最大的，是韩国的特工队。当时的老兵回忆——当时的山上到处是南朝鲜特务！由于熟悉民情，擅长伪装，韩国特工队敢于大胆地插入志愿军后方，攻击落单的战士，袭击医院兵站等设施，危害极大。
　　而老兵们谈到的一起“集结号”事件，正是韩国特工队的杰作。
　　实际上，这起事件，更应该叫做“集合号”事件，而不是“集结号”，因为我军条例中有集合号，但是并没有集结号。
　　然而，这起事件却和谷子地们的遭遇毫不相干。
　　一名狡诈的韩国特工队长带着他的队伍穿插到了志愿军前线后方，在清平里附近成功突袭了一支落单的志愿军小股部队。这支遭到突然袭击的志愿军部队尽管顽强抵抗，但最终大部分牺牲，只有一名小司号员落入了韩军特工的手中。
　　很遗憾的是，这名司号员，在韩军特工的威逼利诱下最终变节，这名韩国特工队长在一个山谷中布置好了机枪阵地，然后，给了司号员一个要求——吹集合号。
　　集合号吹响了。
　　附近失去建制的志愿军官兵，几乎是凭着本能，立刻向集合号吹响的地点靠拢。
　　当他们莫名其妙地到达这个无人的山谷时，机枪响了……
　　志愿军的老兵说，有二十多名战士死于这个狡诈的特工队长之手。
　　这个战例，萨在韩国的史料上也看到了，只是韩军把战果扩大了十倍。
　　这名特工队长因此获得了“敌后猛虎”的美称。
　　由此可见，这次撤退的过程，是多么的艰难和混乱。
　　面对韩国特工的猖狂活动，志愿军各部纷纷组织对抗韩国特工的小分队，或者将侦察部队派出断后，来减少韩国特工部队带来的危害。
　　这几乎立刻就获得了立竿见影的结果，那名“敌后猛虎”并没有能够高兴多久，就落入了志愿军的手中。
　　这名韩国王牌特工的克星，就是志愿军189师的侦察英雄李子中。
　　在前面的章节中，萨曾经提到过这位优秀的中国侦察兵。在写作此文的过程中，萨也有幸近距离接触了这位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师副师长。在战友们中间，李子中是一个十分有个性的人物，他有两个特点：第一，聪明；第二，大胆。
　　他的这两个特点是怎样表现的呢？
　　有位战友举了个例子，或许可以叫做“猪心事件”，李副师长的个性，就在其中跃然欲出。
　　李子中，北京人，国民党远征军出身。我曾对他这段经历十分好奇。对此，老爷子很诚恳地只说了一句话——我当时才十七岁啊——这句话萨琢磨了半天，怎么琢磨怎么觉得老爷子厉害，堪比阿庆嫂。
　　老李在国民党军中后来去了第3军，清风店战役被俘，成为解放军战士。
　　朝鲜战场懂英语的人少，是李子中得以大显身手的好机会。老李回国不久就提干了，从军校回来后成了连长。
　　原来的国民党解放战士，成了共产党的连长，会是怎样的一个连长呢？
　　任劳任怨，随时检讨，夹着尾巴做人？
　　老李不是这样的——他的连，军事素质绝对过硬，群众纪律绝对过硬，你挑不出他的毛病来。
　　但是个人呢？那就有意思了。
　　一次开生活会，上级蹲点，大家说来说去，说不出对连长有啥意见。后来有个兵终于想起来了，说，每次炊事班杀猪，那猪心总是找不着……
　　上级看老李，老李拿个笔记本，一板一眼地记下来，说，晚点的时候，我跟全连讲这个事儿。
　　晚点开始了。
　　李子中往队前一站，全连稍息，讲评。
　　然后，说到生活会上提出的连队问题，最后到了“猪心问题”，但见这位大个子连长不紧不慢地问道：
　　“这次有人提意见，说每次杀猪的时候都没看见猪心，你们有人看见过吗？”
　　战士们摇头。
　　“没看见就对了。我问问大家，一个猪有几个猪心啊？”
　　战士们回答：“一个！”
　　“那一个连有几个连长啊？”
　　战士们回答：“一个！”
　　“那我不吃这个猪心，谁来吃啊？”
　　战士们哄笑。
　　“解散！”
　　在操场边看的领导点点头，没说话。后来，有别的单位的人提到这件事，说李子中还没检讨呢，领导说，一个猪就一个猪心，他讲的不对吗？
　　听的时候感觉有点儿异样——这人明明是解放过来的，怎么不知道夹着尾巴做人呢？
　　可就这样一位，后来还愣是提升到了师级领导职务，上头怎么想的？
　　后来忽然若有所悟——他这个师，几个团长参加解放军的时间都比他早，其中一个还满世界宣言当年就是他在清风店把师座抓回来的……
　　这要是夹着尾巴做人的主儿，管得住吗！
　　聪明人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聪明人，在向铁原撤退的途中，遇到了另一个聪明人——就是那位韩国特工英雄——“敌后猛虎”了。　　日下午，志愿军步兵第566团团长朱彪接到189师师部下达的命令，要求其在当天夜间组织力量，夺回种子山阵地，必要时可以放弃手中的其他阵地。
　　当时在566团1连的杨恩起是亲身参加了种子山反攻作战的志愿军老兵，提到种子山，他纠正萨的发音——那个“种”字，不能读“肿”，而要读“重”。
　　种子山，这三个字按照这个发音来读，忽然就有了一种咬牙切齿的感觉。
　　当然会让人咬牙切齿。
　　中国人咬牙切齿，是因为为了这座海拔643米的山峰，志愿军189师曾反复争夺并死死固守，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加拿大人咬牙切齿，是因为它的第25旅在这里的战斗中损失惨重，在联合国军节节推进中被63军打得败下阵来，成了历史的耻辱。
　　种子山，位于朝鲜京畿道抱川郡官仁面方向，海拔643米，美军地图上标为Seed Hill，韩文发音为Jongjasan，而加拿大人称其为467号高地，多个国家参与的战争，让一个战场往往出现了不同的名字，弄得后世研究这场战争的任何努力都变得事倍功半。种子山俯视着脚下的汉滩江，和江面垂直的众多悬崖绝壁交相辉映，展示着自己的雄美丰姿。根据朝鲜民间传说，古时候有一对三代单传的夫妻久不生育，于是他们到山上的一个洞里进行百日祈祷。百日祈祷结束后就有了小孩。后来这座山就被叫做种子山。由于到此山凭吊战友的“联合国军”老兵发现这里风景秀丽，大加宣传，现在，这里已经是抱川郡一处颇有名气的旅游胜地。人们经常可以看到登山的人们沉迷其中，渐行渐慢，直到峰顶。
　　因为繁衍生命而得名的种子山，1951年却是吞噬生命的地方。
　　原来由566团4连据守的种子山，是在6月2日下午失守的。
　　5月30日，由于直属部队在作战中已经疲惫不堪，美军第25师命令配属作战的加拿大第25步兵旅（25th Canadian Infantry Brigade）发动攻击，开始了对志愿军种子山阵地的进攻。
　　实际上，从这个部署，也可以看出美军在铁原未能如李奇微中将所期待那样打出奇迹的一个原因。从四月到五月，志愿军连续的两波攻势之下，尽管李奇微和范弗利特试图采用磁性战术对抗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各部，并有计划的进行后退。但是，由于志愿军攻击极为猛烈，有计划的后退很快就变成了艰苦而漫长的后卫战，部分战斗意志较为薄弱的南朝鲜军干脆被打成了溃败。
　　李奇微原来的计划是将盟军放在后卫线上阻击和迟滞志愿军的进攻，由美军炮兵提供远程火力掩护，以保留美军兵力作为反攻主力。这个让朋友啃骨头自己吃肉的计划让断后的联合国军各部苦不堪言，英军步兵第29旅（British 29th Infantry Brigade）、比利时营（Belgian infantry battalion），菲律宾部队（Philippine 10th Battalion Combat Team （BCT））、法国营（French infantry battalion）等部队都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63军在那个阶段的战斗中也让对手吃了不少苦头。
　　4月25日，败下阵来的英军29旅直属部队在土桥厂北山沟集合，遭到志愿军189师566团3营突袭，旅部直属的四辆装甲汽车均被击中起火，皇家诺森伯兰郡燧发枪团（The Royal Northumberland Fusiliers）团长福斯特中校的吉普车被志愿军用火箭弹击中，中校当即阵亡。汤姆·布劳迪旅长的手枪都丢掉了才突出重围（值得一提的是福斯特中校死后荣获OBE帝国军人勋章，这样的勋章，曾在国际奥委会任职的中国官员徐亨因为在二战中组织香港英军突围，也曾荣获过同样的一枚）。
　　这样的战斗在五次战役中比比皆是。志愿军有力的穿插让想在二线观望的美军也难逃辣手，4月底，在史仓里15军围住了后退不及的美军24师一个团部又两个营，志愿军用缴获的美军大炮对着韩军阵地猛轰，引发了更大的崩溃。激烈的战斗迫使美军不得不将其步兵主力陆续投入战斗。如果不是志愿军后勤的确遭到了极大的困难，李奇微的后退决战很可能演变成一场灾难。　　因为这个原因，尽管美军拥有绝对的火力优势和预备队，但是，当美军投入反攻的时候，各部都已经颇为疲劳，伤亡甚大，急需调整补充，甚至若干部队的建制都处在混乱状态。在此情况下，美军以久战之师执行反攻计划的力度也就不得不打了折扣。无论朱彪在580。7高地打美军空降兵，还是唐满洋穿行敌后时打美军小分队，都可以看出，尽管志愿军弹尽粮绝，但美军也同样处在疲劳崩溃的边缘。这样的敌军，打顺风仗时可以凭着一股虚劲儿猛打猛冲，一旦遭到有力阻击停顿下来，就很难再恢复攻击的锐气。
　　万事皆有因果。志愿军如果没有前期进攻作战中不畏牺牲的猛攻，铁原阻击战会面临更多更大的困难。
　　从这个角度说，每一个牺牲的确都是不朽的。
　　正是因为前期作战消耗太大，加上从汉江一线推进途中不断遭到志愿军阻击部队的截击，始终处在战斗状态的美军25师打到靠近涟川一线的时候已经元气大伤，上上下下都在叫苦，而志愿军所有撤退部队的弹药和食品，都被精简到最少程度，最大限度地交给后卫部队，使担任断后任务的189师战斗力得到较大恢复。这种情况下，美军不得不换上刚刚进入阵地的加拿大部队来攻种子山。
　　加拿大步兵第25旅，下辖加拿大皇家步兵第2团、第22团、帕特里夏公主轻步兵团、第二皇家骑炮兵团、工兵营、装甲营和直属队，共计8000余人，是加拿大投入朝鲜战争的地面主力部队。加拿大步兵第25旅的指挥官是准将旅长J。 M。罗宾汉（这是个响亮的名字，让人想起英国中世纪除暴安良的好汉罗宾汉）。这支部队1951年2月入朝，除了在五次战役前期如同其他美国的盟军一样担任阻击，在加平之战中吃了19兵团一些苦头之外，基本没有受到大的损失。5月27日，原来配属英军第28旅的第2狙击兵营也归还建制，美军已经显露疲态的时候，加拿大25旅却正是兵强马壮。
　　在加拿大1982年出版的《记忆中的勇气——朝鲜战争中的加拿大军团》（VALOUR REMEMBERD Canadians in Korea，ISBN 0-662-52115-3）中，当年的参战加拿大老兵曾详细回顾了这次作战。
　　按照这本书中的描述，加拿大25旅是在5月24日划归美军步兵第25师指挥，参加对志愿军部队的反攻。根据美军所述，由于前一阶段中国军队进攻中的消耗很大，目前正在试图退回三八线以北的山地地区获得补给和补充，这次战役的目的就是要给共产党军队（包括中国和朝鲜）以致命打击，使其无法恢复和有力量发起下一次攻势。
　　既然如此，阻止中国军队返回三八线就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加拿大步兵第25旅奉命跟随美军第25师发动攻势，行动代号“进取”。
　　尽管遭到一定抵抗，“进取”行动的美加联合部队依然在27日顺利抵达临津江畔，并继续向北，朝铁原方向攻击前进。
　　这种进展顺利的进攻作战中，美军当然是出风头的主角，加拿大人执行的都是掩护侧翼，保护补给线等次要任务。30日，加拿大25旅部队接到攻击种子山的命令，踌躇满志的罗宾汉旅长想不到，从此，加拿大人的好日子就算结束了。正如《记忆中的勇气》一书作者所述：“一切都在一座烧成白地的小村庄前停下了，它的后面是一座令人恐怖（formidable）的山峰，这就是467号高地。”
　　种子山攻防作战的前半部分，看来正是铁原之战前线各处争夺要点的一个典型缩影。
　　在接到攻击种子山命令之时，加拿大25旅正呈搜索攻击的行军状态。该旅的前锋是抽调装甲部队和少量精锐步兵组成的“达尔文特遣队”，左右各有一个步兵营作为掩护，其后分别是第2和第22步兵团主力，整个行军队列分成两翼交替掩护。相对于美军而言，加拿大部队属于英军系统，装备和给养都略有不及，但相比志愿军各部来说，其火力强度依然占有极大优势。
　　加拿大25旅旅长罗宾汉准将是这样布置这次攻击的：
　　由于种子山主峰（467号高地）恰好位于加拿大第2步兵团前方，该团即担任攻击主力。对志愿军阵地的攻击由一个主力营进行，其他部队担任预备队，目的是攻占高地和高地脚下那个“烧成白地”的村庄彩乐里（Chail-li）。具体部署是这样的：第一连攻击彩乐里，第二连保护攻击阵线的左翼，第三连负责夺取彩乐里与种子山主峰间的前进阵地，对主峰的总攻击由第四连执行。皇家第二骑炮兵团提供火力支援。
　　战斗的结果，在加拿大军方的官方记录中十分简单：“在这次行动中，皇家加拿大步兵团奉命发动了对于彩乐里和相邻山峰的攻击。攻击是成功的，但是由于该旅的进展过快，在敌军中过于突出，缺乏侧翼掩护的部队被迫后撤。”（摘自《Canadians in Korea，》）　　然而，第25旅老兵们的回忆，显示这次战斗并没有报告中提到的这样体面。在《记忆中的勇气》一书“攻击彩乐里”一章中，作者是这样描述当时的战况的：
　　“5月30日上午，战斗在大雨中打响了，第一、第二和第三连先后完成了任务，但第四连遇到了顽强的抵抗，并在敌军密集的机枪火力下遭受伤亡。
　　战斗进行到下午，中国军队依然控制着山头，他们发动了一次反击。这次巧妙的反击目标是第一连和彩乐里。战斗中他们突破绕袭到了第一连的背后，切断了它与后续部队的联系。此时能见度很低，很难分辨山谷中运动的军队。因此，为了掩护第一连放在中国军队和彩乐里之间的第三连完全无法发挥作用。中国军队的运动路线飘忽不定，使加拿大人的子弹很难打到他们。
　　种子山对于中国军队的补给线和通过铁原的交通线来说十分重要，因此他们最大限度地加强了这个阵地，并有效地顶住了第四连的进攻。连续多次的攻击均告失败，因为中国人在阵地上布置了非常有效的机枪巢和密如蛛网的坑道工事。同时，如果我们进展太快，会在敌军阵线上变得太突出。战斗中，皇家加拿大步兵第2团的情况越来越危险，他们既不可能占领种子山，也无法坚守住彩乐里。于是罗宾汉旅长下令撤退，并要求在后方建立新的可靠防线。在中国军队冲到面前的时候，加拿大官兵们不得不杀出重围（fought their way back）后撤下来，到达预定构筑工事的后方阵地。”
　　说来可笑，其实如同前线每一个据守的要点，种子山上的志愿军部队人数并不多，仅有566团二营四连一个连的部队。而罗宾汉旅长的回忆中，并没有说明这次进攻的全部兵力。为了拿下种子山，除了第2步兵团的步兵和皇家第二骑炮兵团的三个炮群，实际上加拿大人还出动了八辆坦克，并得到了美军六架冒着恶劣天气起飞的飞机的支援。
　　在这样悬殊的兵力对比下，为何加拿大部队依然轻易败下阵来呢？
　　应该说加拿大人的进攻计划本身就存在问题。此战加拿大第25旅名义上出动一个步兵团和一个炮兵团发动攻击，但实际上只有第2步兵团的四个连投入战斗，而这四个连在进攻中又被同时投入到四个不同的方面，显然是胃口太大，摊子铺得过开。真正用于攻击种子山主峰的只有第四连一个连。本来以一个旅打一个连拥有绝对的兵力优势，实战中在主峰正面双方的兵力却几乎旗鼓相当。分散使用兵力是兵家大忌，加拿大25旅的攻击因此显得华而不实，参加过诺曼底登陆的老将罗宾汉旅长此战未免有些过于轻敌。这也让加拿大人重新认识了中国人的战斗力，他们将这次战斗称为朝鲜战场上与中国军队“第一次真正的交锋（first serious engagement）”。
　　攻击失败的加拿大旅得到命令，他们被要求迅速组织第二次攻击，夺取这个中国人在通往铁原道路上埋下的钉子。
　　吃了一次苦头的罗宾汉准将不敢再托大。这一次，他的作战部署异常谨慎。由于天气不好，得不到空军支援的加拿大军团在接下来两天多的时间里只能和中国守军进行零敲碎打式的战斗，直到6月2日凌晨才在美军配合下发动了下一次总攻。这一次，中国军队不再固守，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后，他们放弃了种子山主峰，6月2日上午11时，加拿大第25旅终于夺得了这个来之不易的战利品。
　　能够将敌军一个旅粘在阵地前整整三天，按照189师在铁原阻击战中的作战原则，这属于一次圆满完成任务的防御作战。如果不是欺负加拿大25旅作战经验不足，志愿军很少在一个要点上坚守这样长的时间。实际上，在铁原的防御作战中，大多数志愿军的阵地都是一次性的——顽强地对进攻敌军进行一次阻击，随后立即放弃，转移到附近的预备阵地等待下一次较量。
　　整个189师的防御正面，志愿军都在进行着这种令美军十分郁闷的战斗。
　　萨曾拿了志愿军在铁原防御战中的作战经过给一位住在神户的国民党退休老将军看，请他作为老对手点评一下这场作战“共军”打得怎么样。这位出身桂系的老将军，最为佩服的就是志愿军这条酷似“飞舞的链条”的防线。他说，把部队分散到点上，而且顶一下就换地方，这种看不到一条真正防线的打法，一个连可以当几个连用。因为它打一仗就换一个地方，对手每次和它交手都要重新研究其阵地地形和布防，而研究明白了来打它，它又跑到别的地方去了。美国人和日本人打仗都是重视火力的，抗战的时候，日本陆军的炮打得半边天都是黑的，这边半边天又是红的。当时国民党守军最怕这样的炮击，缺乏意志的部队在阵地上不要说打，连待也待不住。美国军队的炮兵只怕比日军还要厉害，但是碰上这样的防守，大概大部分炮弹都要打到没人的地方去了。正常的防线，打蛇打七寸，你只要咬住一点突破了就可以撕开它，这样的防御阵地是个动态的，你根本不知道它的七寸在哪儿怎么打呢？抗战的时候国民党军队和日军打防御战，可是吃过大亏的。开始，是布置成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的防线，一点突破就会全线溃败，后来，也有部分精锐部队改变打法，分成小部队据点死守，叫做“有一房守一房，有一屋守一屋”，那样损失可就大了，往往是守点的部队一打就是无人生还，再一打还是无人生还。这个仗打得没希望，几次以后没开始打守军就要跑了。　　萨随口问了一句：抗战的时候国民党军队，是不是如果用这样的做法和日本人打，打一下撤一下，作战效果要好得多？
　　老先生摇摇头，说恐怕不行，那时据点死守都是规定谁丢了某某阵地杀谁的头，你允许他撤退转移，怎么督战呢？
　　在谈他的看法之前，老先生曾经先发了一点感慨。
　　他说，你看，这个守铁原（实际是铁原的前方阵地）的63军，有一个188师，一个189师呢。当年广西也有这样两个师，188师和189师，也是打防御出了名的。
　　按照老先生的说法，桂系这两个师打防御出了名，是在黄梅-广济作战，打的就是在南京城下大屠杀的那个日军第六师团。双方恶战大风岭，血斗龙顶寨，那一仗打得星月无光，中国兵的尸体把战壕都填满了，但依然苦苦支撑，日本兵也被打得满坡尸首。两军反复争夺，整整打了半个月，最后，连188师（师长刘任）的番号都打没了。撤退的时候，桂军弟兄们听到当地老百姓编了歌子来唱。
　　老爷子学了当地湖北的口音，这样地唱起来：“军队要学一八九，一八八，到处有人夸……”
　　唱着，忽然停了，老军人把没牙的嘴紧紧抿住了，微闭的眼中已是泪光闪现。
　　不相干的两支军队，一战抗日，再战援朝，都是顶得最苦的仗，一八九， 一八八，莫非也是宿命？
　　忽然意识到，当了一辈子国民党的老先生，说了半天，却没有对志愿军这支共产党的军队说一个不字。
　　那次采访回来，和一个解放军报社的编辑谈起这件事。他淡淡一笑，说这样的事儿多了，总是被日本兵追着跑的，他这是羡慕。
　　换了别人，萨可能会责怪他过于狂傲——那是跟日本侵略军死拼过的老前辈啊。但是对这位编辑，我能够理解他的自豪。
　　这位编辑的父亲，是在朝鲜停战之后，误触地雷牺牲的。
　　他说，我父亲最后在医院说这个兵当得值，50年入朝，看着美国人从鸭绿江被我们用刺刀赶回三八线，还看到美国人签了字。
　　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国民党军的中国军人大半被挤到了国土的一角，我们是苦胜而已。我们胜了，可是敌人并不怕我们，或许是这位出身桂系的老军人心中最深处的隐痛。
　　采访志愿军老兵的时候，有一个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他们出国时候的心情都是“我要打”，如果换成“要我打”呢？
　　看来，就算是好的战术，也要看什么样的部队。志愿军能在铁原打出“飞舞的链条”，指挥官的战术固然重要，如果下层官兵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战，没有“我要打”的觉悟，依然不可能顶住美军的进攻。近代军队与现代军队的区别，在于近代军队最好的士兵是服从命令的木偶，而现代军队的士兵需要很清楚自己为何而战，即便没有人指挥，自己也知道会怎样去作战。尽管从装备上说，志愿军在近代军队中很难算先进，但从这一点来说，这却是一支地地道道的现代军队。
　　中国陆军至今威名远震，或正是得益于此。
　　189师的防御体系，是以点的形式分布在一块长宽各二十余公里的囊形阵地上，美军后勤所依赖的17号公路蜿蜒其间，丢失某一个阵地并不会造成全局的崩溃，但拿不下任何一个阵地，美军的后勤线路就可能暴露在志愿军的炮火之下。在这种情况下，美军不得不一个一个拔除志愿军直到眼皮底下才暴露出来的阵地，但志愿军丢失了的阵地，却没有必要必须夺回。
　　可是，与其他阵地丢失后的情况不同，种子山失守之后，蔡长元师长一反常态，严令566团团长朱彪组织兵力夺回种子山并随即坚守。
　　蔡长元师长下达的这个命令，在志愿军老兵的回忆里是件很平常的事情，就像吃完了早饭吃中午饭一样正常。老兵们讲，当时每天都在打仗，不是防守就是进攻，无论怎么说，都比从洪川江往下撤的时候让人追着屁股打痛快多了。当时在566团四连任班长的王连生（太原干休所）讲，当时打仗都打成家常便饭了。开始是害怕，等有战友牺牲，是愤怒，几个月连续不断的打下来，人就麻木了，已经不再把打仗和生死当回事儿。　　西方把这种现象称作心理学上的一种战时自我保护意识，越是这种忘掉生死的战士，越能够有更加专注和清醒的头脑应付战争中的各种情况，生存的几率越高。这是人类几百万年进化中经过无数次搏斗产生的自我保护功能。但是，这样的战士，也会出现与人类社会疏离的现象，要经过痛苦的自我调节，才能够回到正常人类社会中来。
　　奇怪的是，萨却从未听到朝鲜战争的老兵们提到自己有这样的调节过程。思考了一下，才恍然大悟。在1950年前后，整个中国，都在一种从战争创伤中复苏的过程中。持续不断的战争延续了十几年，有些地方甚至几十年，这种战争的伤痛刻在那个时代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朝鲜之战后，再没有哪个国家同中国打过一场全面战争，那个时候，我们才开始体会和平的含义。所以，志愿军老战士的心理调节，在整个社会的节奏调整中，得以自然地完成。
　　直到2008年萨在北京和蔡长元将军的幼子蔡小心先生谈起种子山之战，也在通过日记和军史材料研究自己父亲军事生涯的蔡小心才揭开了这个不寻常命令背后的原因。
　　即便是利用“飞舞的链条”，189师也撑不下去了。
　　尽管志愿军打出了最高的防御水平，但是189师全师只有12000人，而迎面而来的“联合国军”足足有90000人，其火力的差别比人数更甚——整个189师只有79门炮，还不够一个加拿大皇家骑炮团的配制。
　　这样强烈的对比，即便战术上没有任何错误，依然无法避免我军的重大伤亡。根据189师师部统计，美军在志愿军防御正面上部署的1，300门大炮，仅仅一分钟，就施放出4，500发重炮炮弹！大多数志愿军牺牲人员死于敌军炮火。在种子山一战中，坚守阵地的566团4连，撤离阵地的时候还能作战的只剩了一排长赵明明以下二十余人。
　　在这种情况下，从彭德怀司令员到63军军长傅崇碧，都很清楚189师的困难。担任预备队的188师已经开始进入阵地，准备接防。但是，中国军队的机动能力无法和美军相比，善于防御的188师正在挖掘的工事还没有完全完成。189师至少还要在自己的阵地上坚守一天。
　　一天，24个小时，1，440分钟，如果放在平时，也就是一趟春游的时间。这个局面继续撑下去，大量减员的189师却实在没有把握能扛住这24小时了。
　　蔡长元还有最后一招。
　　这一招，就是打乱美军进攻的节奏。蔡长元看中了种子山。
　　这是因为，种子山一面毗邻汉滩川，另外两面恰好构成了17号公路的一个大拐弯。只要控制了种子山，志愿军即便只用轻武器，也可以打到公路上行进的美军车辆和人员。
　　此时，涟川-铁原一带刚刚发生了一次连续三天的降雨。这次降雨成了后来李奇微解释美军无法完成对志愿军主力拦截的主要理由。然而，从当时战场拍摄的照片来看，这场雨的影响远没他说的那样大。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如果这场雨大到令美军无法行动，志愿军难道比美军的交通手段还好，竟然能在这样的大雨中完成撤退任务？
　　这场大雨的真正影响是大大降低了美军的机动能力，迫使其更加依赖公路来完成负担沉重的后勤补给。
　　如此，志愿军在种子山这个17号公路的拐弯处钉上一颗钉子，就成为美军无法容忍的事情了。
　　因此，蔡长元师长给566团的任务，不仅是反攻，而且要死守在这里。
　　此前，189师防御的奥妙就在于尽量在运动中和美军作战，而不给美军一个固定的打击目标。这种针对美军特点的打法堪称蔡长元师长的神来之笔。要知道，第二次海湾战争中直到伊拉克军队即将全军覆没的时候，有一些军事家才对这个问题若有所悟。蔡长元深知在美军的猛烈炮火之下，想守住一个临时建立的防御阵地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现在师部给朱彪的这个任务却与此背道而驰，蔡长元师长肯定知道566团将为此付出怎样惨烈的代价。但是，蔡长元师长更知道，只要在种子山阵地上还有一个活着的中国兵，美军就不敢放手向志愿军的纵深追击，而566团是63军唯一的红军团，是他手中最好的一个团。
　　也许，这就是慈不掌兵的真正含义。
　　接到命令的566团团长朱彪倒没有过多的想法，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弄清自己还有多少部队可用。这一清点让朱彪吓了一跳。
　　他身边的主力一营，加上铁原之战前补充的一批新兵，三个连竟然还各有六十到七十人的兵力可以使用！
　　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这样惨烈的恶战，从洪川江一路杀回来，不算伤员，还能有一半左右的战斗兵员可用，到底是冀中野战兵团的老底子啊。
　　朱彪明白，其他阵地上的566团部队也在试图向种子山方面集结，但是因为和美军进攻部队粘得太紧，当天的进攻是指望不上了。这一仗，只能依靠一营来打。
　　但是，仅仅靠一营，能不能打下种子山呢？　　借助落日的余晖，朱彪久久地用望远镜眺望着种子山上的美军（当时并不知道山上守军为加拿大25旅），特别是细致地观察了一番对手的工事。
　　当朱彪放下望远镜的时候，黑脸上绽出了一丝冷笑：“一帮新兵蛋子而已，这个种子山，老子拿定了！”
　　给朱彪信心的，并不是弄清了种子山上到底有多少敌军，而是对手修工事的手段。
　　挖战壕可是一门学问。
　　在朱彪的望远镜里，可以看到加拿大士兵都有和美军一样的圆锹和十字镐，交通壕也挖得纵横交错，看起来颇有章法。但是，在打过日军打美军的朱团长眼里，却有个致命的破绽。那就是加拿大兵挖壕沟，挖出的泥土随手就垒在壕沟前面，形成一道低矮的墙垒。这样，原来需要挖一百二十五公分的步兵壕，只要按照散兵坑的要求挖八十五公分，就可以了，加上壕沟前的土垒，加拿大兵完全可以在战壕里半直立着身子射击。
　　这完全符合条例。一般来说，普通步兵构筑工事，先向下直挖他半米，然后向两边推进，再深挖达0。75米到1米，以站立射击后可以立刻蹲下寻求掩护为准，挖出的土就堆在自己散兵坑面对敌人可能来犯的那个方向，然后用工兵锹拍实即可。
　　然而，在打过仗的老兵眼里，这样的战壕并不合格。第一，因为多了前方一条土垒而目标明显，在对方火力占优势的情况下近乎找死；第二，如果对方的手榴弹或炮弹在侧后方爆炸，所需要承受的杀伤就比藏在一百一十五公分的战壕里大多了。因为面对正面以外的进攻战壕深度不够，打这样的阵地一个迂回就够了。在华北平原打惯了日本鬼子，566团挖战壕极有特色，都是把泥土抛到身后去的，整个战壕低低地贴着地面。如果在灌木丛中，不用飞机侦察你根本找不到朱彪的兵藏在哪儿。
　　而种子山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加拿大兵环绕山顶挖的一圈战壕，如同给山顶戴了一条围脖。
　　由此，朱彪断定守山的敌军训练不足，属于“新兵蛋子”。
　　实际上朱彪这个想法真是冤枉了这支守山的加拿大部队。
　　加拿大25旅到朝鲜参战，挑选的都是参加过二次大战的老兵，和老八路一个资格。不过，加拿大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就有训练不够严格的说法。1941年日军即将进攻香港，为了加强那里的守备，英联邦国家决定派遣加拿大部队前去增援。加拿大联邦军总司令派一位罗逊准将对本国部队进行考察。准将用丰富的数据得出结论——这些人虽然是兵，但训练不足，看看俘虏还可以（当时加拿大军队主要的工作就是看管俘虏）根本上不得战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联防军司令部随即下令罗逊准将为司令官，率领两个他说上不得战场的营（加拿大皇家来福枪营和温尼伯掷弹兵营）前去香港。大概也有不信服准将所作结论，让他亲自验证一下的意思。结果，香港保卫战失败，来增援的加拿大官兵大多成了俘虏，罗逊准将自己倒十分尽职，战死沙场，算是用生命捍卫了自己对加拿大陆军的评价。
　　此后，加拿大军队还经历过迪厄普和诺曼底的登陆战，作战也颇为英勇，但基本都是在己方优势炮火下攻击，对于怎样在敌人炮火下修筑工事，并不是十分在行。
　　萨在考证这次战斗的过程中，通过加拿大二战退伍老兵组织获得了一些朝鲜战争中的老照片，愕发现1951年7月，加拿大25旅构筑工事的时候，也不再把挖出的泥土堆在战壕前方，而是和志愿军一样分散地抛到周围。这个转变，不知道和种子山之战有没有关系。
　　由于加拿大官方资料中对于种子山前后的战斗描述笼统，此时加拿大第25旅在山上的部队番号不详，从战后的回忆来看，其兵力大约一个连，至少有一部分部队属于帕特里夏公主轻步兵团，指挥官是突击群指挥官托马斯·丹顿中尉（Lt。 Simpson， T。 Denton）。由于美军正在开始将加拿大25旅与英军、南非、新西兰部队合组为英联邦第一师，作为突击的主力箭头攻打铁原，一部分南朝鲜第9师的部队正奉命赶来接防。
　　如果南朝鲜部队接防完毕，种子山恐怕会更难打一些。在志愿军的回忆中，尽管正面战斗力远不及美军，但同样作为一支东方军队，南朝鲜军在迂回、渗透、夜袭、冒充、设伏等方面极为刁钻。到1952年，面对美军的空步炮协同打“油”了的志愿军，面对南朝鲜军队反而要多睁一只眼。朱彪的反攻，恰好打在了加军与韩军接防未毕的节骨眼儿上。
　　天助我也。得出了上面都是新兵蛋子的结论，朱彪把自己身边的几员大将——一连连长王胜瑞、代理副连长袁子兰、三连代理连长唐满洋、代理排长欧阳忠叫到了身边，商量这个仗怎么打法。由于原一连连长在雪马里之战牺牲，在兰州战役中立过大功的王胜瑞是小理山之战前被提升为连长的。袁子兰是河北人，属于立过两次大功，打过太原战役的老兵，五次战役前是一连二排排长。欧阳忠是苗族，原来是三连八班班长，上战场好抡大刀，可平时却是文绉绉的，好给战士们讲政策讲战局，天生一个草根政委的坯子，和同样动不动就抡大刀片的唐满洋相映成趣。　　四个土八路中打仗的老手加上一个朱彪，还能商量出什么别的好主意？八路军的老传统——夜袭呗。
　　计划是兵分两路，王胜瑞前山，唐满洋后山，带足手榴弹摸上去，一旦被发现就利用华北野战兵团擅长的夜战实施强攻。
　　正在分配任务，奉命休整的四连代理连长来了，报告说有一条隐蔽的路线可以摸上种子山去。
　　原来，四连守山的时候，一度想在山顶和山脚之间挖一条隐蔽的交通壕，以便必要时把伤员撤下来。没想到刚挖一半，美机来轰炸，一个汽油弹正巧扔在交通壕里爆炸，施工的十一个补充兵，一个也没出来。
　　这样，这条交通壕在山上的部分就没有修，但从山根到山腰的部分大体还在，正好是一条上山的隐蔽通道。
　　四连长并表示如果反攻种子山，四连愿意打头阵，虽然只剩二十几个人了，但带路足够。四连在种子山扔下了一个老连长，一个指导员两个排长，这场子得找回来。
　　所谓找场子云云，是萨的演绎。按照唐满洋的回忆，四连那是“杀红眼了”。
　　朱彪没同意，他想给四连留点儿种子。
　　不过，既然有这条上山之路，原来的强攻就没有必要了。566团调整部署，袁子兰的一连还是爬后山上去，作为佯攻，唐满洋的三连从炸塌的坑道向上走，负责拿下原来的核心工事。根据朱彪的观察，那里美军放了四个重机枪巢，强攻会带来巨大的损失。
　　选择三连打主攻，朱彪有自己的考虑。
　　王胜瑞和袁子兰的一连本来是566团的基本部队，又叫尖刀连，清一色波波莎冲锋枪，战斗力最强。用一连一个老兵的话说：“我们都是冲锋枪，打连发的武器，其他后边部队都是骑枪，单打一发的骑枪，打一发掰一次，顶一次，等你顶好了，人那儿瞄准了，把你打死了。”但是，在前面几次激战中一连都是顶在打得最苦的地方，损失比较大。打种子山之前，一连和美军骑一师（1st Cavalry Division）一部顶了一天，从泉站山打到桥头山，又从桥头山打到铁岭，打打跳跳，让美军打又打不上，冲又冲不快。令人头疼的是美军出动了坦克投入攻击。这种坦克装甲很厚，参加过这次战斗的老兵回忆用冲锋枪打根本没用，一打一个点。好在这种坦克颇为笨重，一爬山就往下滑，只能在公路附近活动。在泉站山下的河滩里，美军把十来辆坦克摆开，当作自行火炮对着一连的阵地猛轰，掩护步兵冲击。566团团部看到这种情况，组织部队用爆破筒袭击美军坦克。结果敌军火力太猛，攻击未能成功，部队遭到较大损失，在一线指挥的副团长李铠战死。
　　副团长李铠是566团铁原战役阵亡官兵中级别最高的。
　　但是，这次攻击也让美军感到了恐惧，匆匆把坦克开走，和志愿军脱离了接触。得到这个喘息机会的一连且战且退，转移到了种子山附近。临走，还在铁岭附近的公路上埋了地雷，阻止美军坦克突破。连续转战的一连十分疲惫，现在战斗力不及三连。这大概也是朱彪部署三连担任主攻的原因。
　　出发前，部队吃了顿饱饭。
　　根据当时566团老兵回忆，从洪川江后撤以来，只收到一次补给，吃了三四天，又没了，就再没送上来。他回忆五次战役最难熬的就是没吃的：“那肚子饿的不行，也没劲儿”。“撤到议政府，议政府有美国一个小部队，到那儿没吃的了，没吃的把老百姓准备种稻子的，泡的稻子苗都出芽了，带皮就煮在锅里吃。刚要吃就来命令了，打议政府那个山头，一个人就拿缸子舀一缸子吃，也吃不饱，最后看公路上鬼子扔那个面包，捡起来也不管有毒没有毒，在身上擦一擦就吃，都饿到那个程度。拔老百姓刚发芽的葱吃，这样把这场战斗打下来（据推测这指的是五次战役议政府附近的直洞之战，那一仗以后，美军见势不妙，放弃了继续在议政府抵挡志愿军进攻的作战方案后撤）。”“后方给运上炒面了，运一次只能够吃三天到四天，等打种子山的时候又没有吃的。”
　　铁原一线，上万名伤员在全力后送，后撤的部队不断通过这个炸不烂的铁路枢纽转向后方，这个时候逆流而上给前线送给养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
　　在打种子山之前，566团的官兵又饿肚子了。不过，恰好这个时候，美军的炮击将566团拴在树林子里拉炮的骡马打死了几匹，朱彪下令，就拿那个马肉来吃。早已经饥饿不堪的战士不能等待，马肉在锅里煮得半生不熟已经被捞出来——怕稍晚敌军的炮火把锅掀了，那可就谁也吃不到了。虽然马肉不算很熟，总算每个战士得以一饱。
　　由于美军在不断炮击，部队运动速度极难掌握，朱彪命令两个连出发到达出击阵位后再确定攻击发起时间，务求两线同时打响。
　　入夜，两支部队从种子山脚下的出击阵地开始向前摸进，担任前敌总指挥的是土桥里打英军坦克的英雄、团政治部主任展化南。记入中国人民解放军566团团史的种子山之战就此开始。　　在566团团史中，这一战的描述如下：
　　“（敌）于6月1日集中了大量坦克和摩托化部队，沿公路疯狂的尾追，向我军展开全面攻击。
　　我团在师防御的正面，于板巨里、地藏洞、新浦洞一线地域防御。种子山是我团四连的防御阵地。
　　6月2日晨，加拿大25旅约两个营的兵力在3个炮群、8辆坦克、6架飞机的掩护下，向我仅有一个连守卫的种子山阵地展开了猛攻，从早晨7点打到11点，我四连的战士们英勇反击敌人，终因敌我兵力悬殊太大，我暂时放弃种子山。
　　晚10点钟两个突击队轻装出发了。一连突击队约11时摸至敌前沿阵地，排长袁子兰一声令下，战士们向敌人猛扑过去，一阵手榴弹炸得敌人晕头转向。这时，三连突击队也冲上了山顶，三连机枪班长白增奎，一个人就击溃守敌一个班，在坡下帐篷里正睡觉的敌人，慌乱组织向我反扑，排长唐满洋组织突击队奋勇还击，敌人大部就歼，余敌弃阵而去。
　　此战，毙敌五十余名，获大量枪支弹药。敌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夺下的种子山，仅控制了不到十二个小时，又回到我军手中。”
　　这一战，在加拿大官方6月6日和7日两次公布的伤亡名单中，共记录了三十多个名字，丹顿中尉也在其中，看来，加拿大军官在战斗中颇有罗逊准将身先士卒的遗风。
　　而现场参战的志愿军官兵，对这一战的回忆更加逼近细节。
　　黑暗中，袁子兰的排首先摸到出发阵位。袁子兰让担任通信员的杨恩起返回前敌指挥所，问展主任何时发起攻击。
　　杨恩起这样回忆自己当时的经历——
　　“我们有司号员，但是号都没用上，怕敌人发觉，一般情况下都是用口头传达命令，出发啊、到哪儿啊，都是这样。一吹号，敌人炮弹、远射程炮就过来了。”
　　“当时的这种联络、号令，其实都是用通讯员传达。”
　　“连长给我下指示，让你向团里那个展主任，他叫展化南，他那时候是展主任，回国以后当政委了……打种子山的时候，让我请示主任几点出发，我就通过那个老百姓浇水稻的沟，爬了500多米，那炮弹打我20多发都没打着我，我要站着跑去通讯我就死了。”
　　“完了主任说，回去告诉你们连长，9点钟正式从种子山山脚下往上冲，我们营到的地方离种子山脚下有500米，有1里地。”
　　“我爬着去，爬着回来的。”
　　展化南做出这个决定，因为唐满洋的三连，也已经按时到达了指定阵位。
　　三连，是顺着那半截战壕向上摸的。
　　这个动作十分危险，虽然战壕可以帮助攻击部队最大限度地隐蔽自己，但是谁也不知道山上的敌军是否已经发现了这条战壕。如果敌军在这里设下埋伏，那三连就是灭顶之灾。
　　从后来的情况分析，加拿大人的确发现了这条战壕，但因为它本来就只是半完工的一段，加拿大人未予重视。特别是种子山上“联合国军”兵力不足，所以，加拿大人只是给这条通道布上了雷，而没有派哨兵警戒。
　　不幸的是，第一个顺着壕沟爬上来的志愿军战士是姚显儒。
　　唐满洋和姚显儒的关系，一如朱彪和唐满洋。假如饿肚子的时候唐满洋有一个馍，他不会跟姚显儒平分，肯定告诉他自己弄来了俩馍，吃了一个觉得味道不怎么地，剩下一个你替我吃了吧。所谓好到可以换老婆，大概就是这个程度。但是，每到摸哨、侦查、奇袭这类最危险的任务，唐满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姚显儒。
　　为何说加拿大人不幸呢？姚显儒正是后来因为排雷立了二等功的“地雷搬家大王”，他对地雷有一种天然的嗅觉。
　　杨恩起回忆姚显儒怎么成了“地雷搬家大王”——“那时候他是在159，我们159高地跟敌人对峙一个阵地，跟敌人当中就间隔一条小河，距离我们阵地也就有400米吧，他每天晚上和姚显儒带着一个班到159阵地取敌人地雷，取回来以后就埋到我们阵地去。”
　　“完了他起那么多地雷，把159高地敌人的地雷都快起没了，敌人摸上来就碰自己的雷，没想到是他自己的地雷，那雷先进，炸了都不知道怎么炸的，美国人说苏联给中国人送来了新式武器。”　　“他把敌人的地雷都起完了以后，我们才打，一下就把敌人阵地给打下来了。最后通过上边批准，定他是二级起雷英雄，姚显儒。”
　　所以，加拿大人用地雷封锁战壕，碰上姚显儒就算碰上了克星。要放个哨兵呢？恐怕也够呛，照唐满洋的说法：“姚显儒那小刀子玩儿的，用美国话说是歪裂疙瘩的水平啊。”
　　封锁的地雷没费劲儿就被姚显儒发现了，并且将其引信拆除，回头让欧阳忠传话问唐满洋，说敌人在战壕里埋雷了，怎么办？
　　唐满洋说接着起，你朝前走的时候，拿块白粉把脚踩的地方画个圈，后面的人只许踩圈里不许踩圈外。
　　直到今天，提起姚显儒来，566团的老兵还很佩服，但也有点儿无奈，说你看看这个姚显儒啊，又会玩刀，打枪又准，摸地雷一摸一麻袋。小理山打得那么狠他连个头皮儿都没碰破，结果呢，转业以后，教民兵摆弄手榴弹愣给弄响了，炸残了一只手。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呢？
　　看来，有的人只有在枪林弹雨中才会毫发无伤。
　　就这样，一连按时摸到战壕尽头，顺利到达出击阵位，并且也派出通讯员和展化南联系。
　　九点钟，突击部队开始向山上摸进。
　　志愿军各部动作轻捷，经验丰富，依然惊动了守军。快要摸到山顶时，三连首先被敌军发现。
　　出发前已经被任命为代理班长的杨恩起依然记得被发现的一瞬间。当时，他手提一支苏联铁把冲锋枪，紧随着袁子兰在三连袭击队列的最前端，眼看已经摸到了那条朱彪所看到“围脖状”战壕的前面，迂回的一个战士却踩断了一根枯枝。
　　杨恩起这样回忆那一仗：“打种子山，战斗是9点钟开始往上摸，那山也比较陡，爬两步我出溜一步，跑两步我出溜一步，9点钟还是爬，爬到快2点来钟了，下半夜2点来钟了（时间与战史稍有出入），离敌人山头阵地很近了。还得轻轻的，不能刮树叶子，刮树叶子哗啦哗啦响，敌人听见了就完不成任务了，还得慢慢一点一点的。9点钟到2点钟，爬了有5个小时，离敌人山顶还有20来米，就不爬了，绕弯走的那几个战士拿手榴弹准备投，趟在树叶里，敌人发觉了，发觉了以后往那边扔手榴弹，我这鼻子就在那儿被崩的。”
　　加拿大人虽然修工事不太在行，但哨兵还是尽职的。随着喀吧一声轻响，加拿大哨兵立即在上面大声喊叫起来。
　　发现已经暴露，连长王胜瑞高声叫道：“冲！”
　　跟着跃起的杨恩起刚刚直起身来，只见两个黑乎乎的东西迎面飞来，夜色中杨恩起头脑还很清醒——手榴弹！
　　加拿大哨兵不愧是打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警惕性太高了，一声口令不见回答，立刻投弹。
　　“敌人扔两个手榴弹，扔右边那个，炸伤了咱们好几个人，扔左边这个，就离我跟袁子兰前边有五米远，把我鼻子给崩破了，轻伤不下火线，弄个纱布就给我包上了。”
　　这两枚手榴弹其中一枚落在志愿军夜袭部队的队列中，当即炸死炸伤六名志愿军战士，另一枚慌乱之中没有投远，正扔在杨恩起前面的战壕里，在战壕内部爆炸。这一枚手榴弹的弹片大多被战壕的土壁挡住，只有一小块如同蝉翼大小的弹片迸飞出来，正打在杨恩起的两眼之间。
　　加拿大哨兵投弹的时候，袁子兰没有躲，他正按照和三连的约定，举起信号枪发信号弹呢。
　　杨恩起一把将袁子兰拉在了身后。“好玄”，几十年后杨恩起回忆起这次负伤，依然余悸未消。他用手抚摸着两眼正中那块斜斜的伤疤，神情欣慰中还带着一丝后怕。
　　战场上杨恩起顾不得后怕，当时他的感觉只是鼻梁上被什么拂了一下，连摸一下都顾不得，就地一跪，朝着手榴弹飞出来的方向扣了扳机。一串子弹飞过去。“也不知道打着没，反正唰里扑通的，不知道是让我打着了，还是他们那哨兵躲子弹在地上滚。”
　　就在这时，看到袁子兰发射的信号弹，唐满洋连在前山方向同时打响，两面遭到袭击的敌军顿时陷入一片混乱。
　　杨恩起这样形容此后的战斗——“等他一扔完手榴弹，一爆炸，我们排长（即袁子兰）一发信号弹我们就冲上去了，冲上去就把敌人阵地占领了，那个坑道里头死了不少人，死的加拿大的兵，我还摸呢，我说他死了没有，没死再给他补一枪，完了袁子兰排长还问我你摸什么呢？我说我看他们死了没有，没死再给补一枪。”
　　事后才知道，杨恩起和袁子兰的关系极好。
　　杨恩起说：“过临津江的时候，那炮弹打的，把我头埋在弹灰下面，然后袁子兰排长用手把我刨出来，我这两个腿被炮弹崩破了，还好没崩到骨头。”
　　杨老至今双腿上各有一个大疤，走路颇为艰难。“咱们入朝救治包都是上海资本家生产的，都是烂棉花，包上以后伤口都感染了。”“最后毛主席知道了，把这些资本家的头头都给枪毙了，1952年的时候都给枪毙了。”杨恩起说。
　　类似的情节，周而复在《上海的早晨》中曾经提到，但在“谁是最可爱的人”那个时代，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还是第一次看到实证。
　　这也是真实的历史。　　我曾经问杨恩起，是不是因为这种特殊的战友之情让他在面对手榴弹的时候把袁子兰拉在了身后。
　　杨老迷惘地看了看我，想想才说：“也没……那么想，他是排长啊，排长要给炸死了，我们这仗还怎么打啊？”
　　看来，这就是真正的士兵和纸上谈兵之间的区别了。
　　唐满洋三连方向发动的攻击更为凶猛，因为三连的机枪手白增奎硬是顺着战壕把一挺郭留诺夫重机枪拖到了进攻阵地上，战斗一开始白增奎就打掉了加军的值班机枪，周围一个班的加拿大兵非死即逃。五次战役中，白增奎先后立大功两次，是566团唯一的“双大功功臣”。
　　与此同时，带着“死剩一个也要冲进去”的念头，唐满洋和欧阳忠率队以最快速度直插山顶加拿大军的核心阵地。不料，预期敌军有四挺重机枪扼守的核心阵地却只有零星的子弹打出来，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三连就攻占了种子山的制高点。
　　冲进核心阵地的欧阳忠看到射击口那里有一个黑影，仿佛是一挺机枪，连忙飞起一脚，想把它踢开，免得有敌军夺过来阻击后续部队，却被这东西撞得后退一步。
　　紧跟在后面的唐满洋问：“是机枪么？”
　　欧阳忠看了看，摇摇头，那东西又短又粗，后面连根电线，连个枪管都没有，什么玩意儿？
　　天亮了才明白，原来是一具大功率探照灯，整个核心工事里没有机枪，只有四具探照灯。566团攻击之前，朱彪就是把这个东西当成了重机枪。
　　事后推测，“联合国军”方面根本就没有想到艰难后退中的志愿军还能杀一个回马枪，所以种子山的防御极为松懈。倒是这个阵地正好可以处于铁原-涟川公路的大转弯处，所以美军想在这里建立一个探照灯阵地，用来控制公路，避免志愿军或者游击队对其后勤运输的骚扰。不料，探照灯刚运上来，就送给了志愿军。
　　战斗中还发生了有趣的事情。唐满洋连攻占核心工事以后，发现制高点下面有一片帐篷，黑乎乎的一群敌人正从帐篷里跑出来朝制高点爬，大多赤手空拳，看来完全是被打懵了。
　　三连一排手榴弹过去，下面的帐篷顿时燃烧起来。这些敌人马上掉头就跑，却正迎着一连冲击的方向而来。
　　一连发起攻击时，一排手榴弹就打垮了加拿大军的警戒阵地，有两个敌兵扛着一门无后座力炮，正要对进攻的志愿军开火，不知道是有人的子弹打进炮膛引爆了炮弹，还是有人把手榴弹刚巧扔进了炮膛，那门炮忽然在敌兵的肩头爆炸了。扫清障碍的一连正撞上那群如同绵羊一样被三连赶过来的敌人。
　　杨恩起回忆当时的情景：“完了那边剩下的小兵，一个连大部分被歼灭了，往那个我们这左边跑，跑着还喊呢，往这边跑，往这边跑。说的是中国话，有蒋介石的兵。”
　　“完了袁子兰排长还问你们是不是三连的？我说什么三连的，敌人！快打吧。袁子兰就把一排子弹打光了，往那儿跑的几个人可能也都打死了。”
　　这一仗566团没有抓到俘虏，杨恩起缴了一支“大巴力”枪。所谓“大巴力”，就是美国步兵的标准武器M1式7。62mm半自动步枪。
　　“那个枪我拿起来以后我还拆卸了，开始不会拆，连个螺丝都没有，就把那个扳机后边那地方一挑开，哗啦哗啦都开了，等擦完枪以后你上完了，把这个地方一摁，又成原形了。”杨恩起回忆起那支枪来，依然觉得挺新鲜。
　　事后查明，被打倒的这批敌军，并不是“蒋介石的兵”，而是接防的南朝鲜第9师部队，南朝鲜军队中有很多军官曾在伪满洲国受过训，中国话都说得倍儿溜。
　　也曾问过杨恩起老人是否懂得朝鲜话。老人张口就来，说完还很骄傲地说，我还会说英国话呢。
　　您还会说英语？在场的人都很惊讶。
　　老人同样张口就来，十分流利——“Give up your arms， you won抰 be killed。”
　　“缴枪不杀”，老人说，“英语我就会这么一句。”　　6月3日，伤痕累累的189师从铁原东面的战场逐步后撤，进行调整，军长傅崇碧下令189师转入预备阵地，担任战斗的预备队。接替189师继续坚守铁原的是开国少将张英辉的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88师。188师是张英辉的老部队。如前所述，张英辉和蔡长元两位将军，同属于63军的虎将，两个人也是相交默契，但还有一种说法讲两个人也经常见面互捶。
　　两位将军从开始参加革命到在朝鲜作战到回到北京，经常会争斗不断，但是两家又亲睦如兄弟，一度几乎成了儿女亲家。这是因为188师是63军的主力，189师也是63军的主力，两个主力怎样分出谁是第一谁是第二，经常是两位老人到了晚年依然不能释怀的事情。
　　在铁原面对同样机械化武装到牙齿的美军，两位将军却体现了完全不同的作战特点。
　　事实上两个将军性格也是不大相同的，如果去看蔡长元将军，会发现这位将军虽然仅仅上过几年私塾，却是一副学者的模样。他走在路上有一种文质彬彬的书生气质。当他和美军作战的时候，他以一种施展东方式军事谋略的方式与美军交手，阻止了美军攻击部队锐利的锋芒。
　　张英辉是用怎样的方式和美军作战呢？这不得不提到张英辉个人的性格和其率领的部队的作战特点。张英辉本人是江西人，江西人有一个独特的特点，这块土地既保留了江南的灵秀，同时又没有太受到外来文化的侵扰和污染。江西人保持着中国传统之中灵秀、正直而又富有豪气的特点。他在抗日战争最辉煌的战绩是一战平型关，二战雁宿崖，三战黄土岭。在击毙阿布规秀的部队中，当时的前线指挥官陈正湘部下的第一营营长正是这位张英辉。张英辉所率领的188师更是一支极具特色的部队。看冯志小说《敌后武工队》就知道，那些神出鬼没的武工队员就是冀中九分区，后来的188师指战员。这支部队在冀中军区长期坚持与日军的作战，一直坚持到抗战的胜利。这支长期在敌后平原与优势日军交战的部队，究竟有什么样的作战特点呢？
　　秉承八路军在敌后战场上独特的战法，第一个特点是地道战，从《敌后武工队》可以看到，当时冀中九分区怎样利用地道和日军展开斗智斗勇的搏斗。第二个特点则是麻雀战，麻雀战就是以狙击手和隐蔽射击为特点的对日军的袭扰作战。这支部队走上了铁原的战场，同样运用了这两种战术和优势的美军进行战斗。观看当时的作战记录，我们会发现张英辉师长和蔡长元的战术不一样，蔡长元在当地摆了一个飞舞的链条，而张英辉在铁原东南边的高地上摆出了一个横八纵八的大型坑道阵地。
　　188师把铁原当做了冀中的土地，挖出了一个大规模的地道体系，一万多名官兵挖出了若干条平行的向前的堑壕，前面要堆上沙袋，他们掀开土往两边放，每前进3、4米左右，也就是所谓一丈左右必须拐弯，叫做蛇形堑壕，每几个拐弯地方要选择一个点作为机枪工事，也就是做火力掩护。再往前时，顶部会用木板搭着，这样当别人丢手榴弹丢到上面也不会炸到自己，这种方式在战史中并非首创，但都是解放军用在国民党兵身上的。而这一次，作战对象是美国军队。像鼹鼠一样的188师官兵们在八横八纵大规模的堑壕之中，与美军的机械化部队捉起了迷藏。
　　志愿军在这种防御作战中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态势呢？那就是阵地战与狙击相结合。
　　为了能够了解志愿军“阵地战与狙击相结合”的防御作战究竟有哪些特点，萨采访了《中国骑兵》的作者黄晓峰先生，请他来讲一讲当时朝鲜战争志愿军的防御特点。
　　以下是对黄晓峰的采访记录：
　　在铁原战役也可以说第五次战役之后，整个朝鲜战场志愿军态势从进攻转为防御。
　　我们首先回顾一下，在此后阶段的战争中，朝鲜战场有三支部队特别有特点，特别有标志性。这三个军在进入朝鲜的时候，严格来说，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并不是解放军中赫赫有名的王牌军，但是他们在朝鲜战场上打出了王牌军名声，这三支部队用自己的特点打出王牌军的名气，刚好就集中在五次战役前后。
　　铁原铁血大阻击打出63军王牌军的名声，另外一支坚守上甘岭的部队打出王牌军15军的名声，以后还有一支部队就是24军。这本来是默默无闻的一支军队，此时却以它的阻击方式打出它的王牌军的名声，24军它的特点是用冷枪作战的方式，打出了他们的王牌军的名声。这三支部队的作战方式和敌后抗战一样，都是地道战和麻雀战的结合，都是坑道和冷枪分不开。　　从地理上来讲，我们看铁原这个地方，它是朝鲜北部防御的一个连接点，为什么说是连接点呢？在五次战役之后，整个朝鲜作战进入了防御。铁原之战为主力争取了缓冲时间。此时，我们要做的最主要的工作、最急迫的工作就是把整个朝鲜北部志愿军和人民军控制的地域建设成密不透风的防御圈，在这个防御圈的正面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铁原是一颗关键的棋子。
　　防卫铁原，188师在堑壕中，被称为火力略显稀疏但是非常准确，美国人说只要枪一响我们就有人倒霉。显然，是因为188师除了正规的阵地防御，还采用了类似麻雀战的打法来打正规战。
　　正规战，针锋相对和敌人作战是上甘岭一线部队的骄傲，主要依靠的是堑壕战。当时到处都在修筑工事，比如朝鲜东西两岸，大搞海岸防御工事，是因为我们知道，在此之前，人民军曾经吃过美军登陆的亏。美军是一个非常善于登陆作战的部队，五次战役之前，麦克阿瑟下台了，李奇微接任。他之后，接替他的克拉克也是登陆作战的行家。他登陆作战的经验，虽然在知名度上低于麦克阿瑟，但是技巧上一点也不弱于麦克阿瑟，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志愿军人民军把大量的精力建立在东西海岸反登陆的作战指挥部上，把大量的兵力集中在东西海岸进行反登陆防御的准备，修建了大量以坑道和交通线为主体的防御纵深。连接正面上防御体系和东西两岸防御体系的连接点就是上甘岭。这时候的部队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和随时和敌人作战的准备。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一个另类的24军在上甘岭创造出了冷枪作战的典型的作战方式。
　　我们知道，上甘岭是防御正面，但是事实上在上甘岭的前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战场，那就是板门店的谈判战场。防御作战不仅牵扯到阵地防御的状况，而且决定了前面政治战场板门店谈判是否胜利，也决定了后方东西海岸防御体系是否变成真正的战争，真正大规模的战争。因此志愿军在不断有效杀伤敌人的同时，稳固坚守住我们的现有阵地。出现了被称之为打打看看的状况，从大的政治态势来看说为打打看看。从战士的角度上来说，它就变成看看打打。
　　看见的是什么呢？看见敌人在自己目力所及的阵地上，大摇大摆来回走动，怎么样打、打不打就变成不仅仅是军事问题，而且是政治的问题，因为你看到了什么不重要，而怎么样打，有可能会影响到前后方的军事变化和动态，这时候很多的指挥员、很多的部队选择比较谨慎的方式，有限地打，不主动地打，很担心万一打得不好或者力度控制不好。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志愿军从来就是非常在乎政治影响的一支军队，很担心自己打得尺度万一控制得不好，反而会影响前方的政治谈判或者后方的军事局势。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指挥员就选择一种谨慎地打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上虽然稳妥了，却给很多士兵、很多战士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憋屈。
　　一向仇恨的敌军放在我面前，我居然要有节制地对待他，他可以在阵地上大摇大摆地走动，随意向我开枪，而我一定要等到指挥员具体下命令我才能抠动我的扳机，对于任何一个战士来讲都是一个非常窝囊的事情。这样窝囊的情绪持续一段时间之后，总有人会憋不住的，首先憋不住的人、首先憋不住的部队一定是有性格的，有性格的人和有性格的部队永远会导致一些精彩的故事发生。这一次憋不住的人和憋不住的部队不仅导致新的战术留在朝鲜战场上，也造就了一支新的王牌军的诞生。
　　铁原之战中，虽然188师使用了冷枪战术阻击美军十分有效，但并未因此成名，所以，让我们看看志愿军冷枪战术集大成的24军，是怎样打冷枪的，于是，188师的战术，也就呼之欲出了。
　　首先憋不住的这支部队来自24军72师215团。这个团是诞生于抗日战争战场上新四军的一支部队，这支部队说起来前身事实上不是很光彩的，因为它曾经是顽军李明扬的部队，在国共双方摩擦作战中间，不断败在新四军手里，最后直接编成新四军的一支部队。严格来说，这是一支由地方豪强组成的有很强帮会性质或者游击习气的一支武装。这支武装在加入了新四军的行列之后，很快成为一支非常有特点的军队，曾立下赫赫战功，它是“老虎纵队”解放战争期间的大功团，最有名的一次作战就是在孟良崮战役中间。首先由这个团拿下国民党军重要后方基地垛庄，堵住了张灵甫整编74师的退路，因此，它在解放军序列中间有一个非常响亮的称号叫做“垛庄大功团”。
　　但是这支垛庄大功团也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缺点，有人说，这个大功团是一个状态非常不稳定的团，这个团打仗厉害起来时神仙也挡不住，状态失常的时候，连小鬼打不过的情况也经常出现，有一点像NBA球场上那种叫神经刀的球员，准的时候投得很准，状态不好一分得不到。　　因此，这样一个团在情绪高涨时能做出别的很多王牌团、很多主力团做不出来的事情；在情绪不高的时候，也会做出新部队都能够完成的任务，它反而做不到。老首长王必成对此有一个很独特的办法，就是把它的老大哥团，在志愿军序列中间的24师214团放在它的身边。
　　有意思的是，214团番号比它大一点，永远是它的老大哥，而且永远在它的身边盯着它，永远在它的身边帮着它。214团是由南方游击队组成的老红军团，更主要的是，在新四军建军时成为一个团的编制，建团的元老是一位非常善于总结、非常善于思考总结和教育人、而且非常善于观察学习问题的团政委，这个人就是彭冲。这个团很多时候大家也称之为彭冲团。有了彭冲在旁边盯着，215团，所谓神经刀团基本上不会走样，干不出太出格的事情。
　　但这时候彭冲早已担任更重要的职务，已经到了地方上。所以离开了有远见卓识的老大哥团政委之后，神经刀团又能干出什么样神经的事情呢？
　　终于有人忍不住了，有一个战士那几天正在拉肚子，坑道里方便的时候，不能在主坑道里头，每次拉肚子要越过一段40多米的战壕，到坑道卫生间里去。倒霉的是，这一段战壕正对面的山坡上刚好有一群正在晒太阳的美国兵。拉肚子的可怜的志愿军每隔一小时要跑一趟的时候，不是遭到美国军的嘲笑、哄笑，就是遭到美国兵拿枪逼着威胁他，实际上没有打他，更倒霉的是那群美国兵仿佛知道他拉肚子，似乎算出他要上厕所的时间，每当他往厕所里跑的时候，路上就哄笑，每当蹲到茅坑里头的时候，美国兵用枪打茅坑周围的土和木板门，让他很不愉快，在这种情况下，郁闷使得这个战士忍耐度达到了极点，最后一次拎着裤子跑回自己坑道的时候，他不是找纸，而是拎出一杆枪，当场打掉对方两个嘲笑他的人。他感觉是惹祸了，有了惹祸的感觉之后，第二个决定是一不做二不休，打两个也是犯错误，打二十个也是犯错误。但是这时候对方美军士兵已经被打了两个，其他都已经跑回去躲起来了，他这时候索性采取的方式就是追到美军阵地上打，运动到了两个阵地之间的一个有利位置。在这个位置上，那一天就打掉了美军八个人。他接下来做的事情就是跟着连长到指挥部承认错误，接受处分。令他没想到的是，神经刀团的团长同样也是一个神经刀，他已经被憋闷得没有办法，面对犯错误的这个人，团长采取的办法是“我不太清楚你具体怎么打的，原因是什么，你回去好好总结”。对这件事采取了一个放羊的政策，这样的做法直接产生的效果，就是整个团都觉得这样打至少处罚不会很严厉，而直接的效果却是让自己非常愉快。因此，从这一天起，215团就进入了无组织的冷枪运动状况。我们知道，这个团基本上中级以上的指挥员对冷枪运动是有先天基础的，为什么这么说？实事求是地说，新四军在南方的水网作战过程中，对地道战是不太熟悉的，但对麻雀战却是非常熟悉的。这使得24军这支由新四军改编过的部队，在上甘岭作战时不可能像冀中老八路那样对坑道非常适应。他们很不愿意待在洞里头的，而是很乐意拎着枪跑到洞外面打敌人的。
　　所以说，这就使得其他部队从前老老实实在洞里坚持的战士，到了24军之后就变成一群喜欢漫山遍野到处乱跑的羊，因此在这之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首创冷枪运动的215团战果影响非常大。当时的一个情况是，这些打冷枪的251团的人不仅在自己这里打，而且还跑到两军交界的地方打，甚至还跑到对面敌人背后去打，更严重的是居然跑到兄弟部队防御正面去打，这样一来导致什么样的情况呢？使得没有参加冷枪运动的友邻部队同样遭到美军的报复。这样使得友邻部队都在思考，我到底应不应该也跟着打冷枪，这样就进入对冷枪运动的大讨论。
　　大讨论的结果是，24军采取的方式是，不是自上而下的命令，而是自下而上的讨论的方式，这是一种军事民主的方式。讨论的结果出乎意料地一致，大家都认为，应该打，应该针锋相对地打。摆在215团边上最亲密的团同样是它的老大哥214团，这时候依然体现出以往既有的传统，特别会总结，它总结下来以后就产生比215团更为先进的方式，这几种方式包括：第一用机枪小组参与冷枪运动，这是214团首创出来的。第二，它是改变了214团单个冷枪的模式，变成狙击小组，每个狙击小组里头至少是三个人，一是主要的主狙击手，另外有一个观察员，另外还有一个掩护手，这三个人组成的狙击小组的效率明显就高于215团单个游击。事实上也说明这两个团的特点，215团之所以是神经刀，就是比较强调个人英雄主义的团，214团政治素质之所以高，也就体现在它什么都是有集体行动的，事实也证明，214团的方式是更有效的。因为打出了全军闻名，到现在我们依然琅琅上口的解放军头号狙击手张桃芳，他加入冷枪运动远远晚于215团，更晚于鲜为人知的188师。他的名字却永远刻在志愿军史册上，给214团带来了光荣，变成狙击手称号的荣誉放在了214团的头上，事实上真正创造冷枪运动的215团像以往一样，除了很开心的回忆之外，并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荣誉。　　在铁原之战中当时也发生了大规模类似于冷枪的运动，当时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双方对峙之中主动用冷枪对付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