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少年时候起即不怕大雷雨,平生遇到的大雷雨不知有多少次,硬是从来没怕过。过了五十岁,到了知天命的时候,才渐渐地感悟到原来把许多人吓得心惊肉跳的大雷雨竟然是老天送给我的一份礼物。苍天的这份礼物,我受用了大半辈子方才领悟与感激,真是应该惭愧了。　　只有十多户人家的老家的那个小小山村,有一条小溪,就在村对面的山脚下,一边傍着山,一边靠着田垅。平日里溪水很浅,只能浸到脚背,就是水最深的凼里也够不到膝盖。当时是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种稻子不打农药,只撒石灰,稻田里鱼虾多,自然生态好。每逢大雷大雨,小溪就会涨水,一涨水就会有鱼。这时候,只要没有去上学,没有去出集体工,我便会去弄鱼。我们那里管捉鱼、捞鱼都叫“弄鱼”,虽是土语,但用法与诗文中的“弄潮”相同。这时,我总是头戴一个大竹笠,腰系一只小竹篓,手提一只箢箕,顶着雷,冒着雨,飞快地在狭窄的田埂上走,听凭震耳欲聋的炸雷在头顶上轰鸣,闪电的火花在四近不停地闪动,心里一点也不畏惧。弄鱼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用手抓紧箢箕的两根木条“挑耳”猫着腰将箢箕紧贴着溪底逆水而上捞,每捞一段就从水中起出箢箕,把捞上来的鱼小心地倒入鱼篓,然后再捞。另一种办法是选在溪水有落差的地方安上箢箕,两边用沙石固定堵卡子,使溪水全部从箢箕中流过,然后人顺流而下一脚挨一脚地哗哗哗地绊水往下赶鱼,赶到箢箕口边时猛然起出箢箕,接着就是往篓里倒鱼了。两种法子有时候使用一种,有时候交替使用,总之,要把有一华里多长的小溪捞遍才算完。每当从水中起出箢箕,看到鱼儿在里面活蹦乱跳,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兴奋与激动的事了。回忆起来,整个童年与少年,没有玩具,没有进过幼儿园,没有上过公园,就是连饭都经常吃不饱,生活中让人高兴的事情实在太少,而弄鱼的时候看到鱼在箢箕里蹦上蹦下,就可以算是最高兴的事了。一箢箕起上来八、十条是最多的了,二、三条也不错,一条都没有则最扫兴。弄到的鱼,几乎清一色的鲫鱼,间或捞到一两条彩色的鱼,大头细鳞,表层粗糙,红黑相间,我们叫它“道士鱼”,至于学名叫什么,后来我一直不知道。反正都是小鱼,没有大鱼,一般的有我当时的大拇指大,最小的则比小手指还要小,有时候运气好,也能弄到手巴掌大一个的。前前后后我弄了那么多年的鱼,收获最大时,一次两三斤,最少时三、四十条,一条也没弄到,两手空空回来的,一次也没有。那时的我,真象是着了魔,只要在家里,只要一打雷下雨,就会不顾一切地冲向那条小溪,而只要一踏入小溪,雷怎么打,雨怎么下,就全都丢在了脑后,眼睛便只盯着溪水和鱼了。每一次弄鱼,全身总是水淋淋的,不剩一根干纱,好比落汤鸡，因为我没有穿蓑衣。刚开始弄鱼时,我只有十来岁,雨衣根本不可能有,而父亲的蓑衣又完全穿不得,就是到十六岁那年我不再弄鱼了,有一次穿起父亲的蓑衣,还有半尺多长在地上拖。　　那些年,看起来很奇怪,全村年龄与我相当或者大上三、五岁的孩子也有一、二十个,而去那条小溪里弄鱼的就我一个,仿佛小溪里的鱼成了我的专利似的。我知道大家为什么不去弄鱼?这主要是因为雷雨交加太危险,方圆十里八村打雷劈死人的事情虽说不多,但每隔三五年便要发生一两起,同时因为有鱼也不多,而且都是小鲫鱼。但村里的人却不知道我为什么不怕死,每每顶着雷雨去弄鱼?有的人还以为我是要鱼不要命,总有一天要吃大亏!而我尽管小小少年,却自有把握。那时候我相信“八字命运”,相信算命的先生的话。算命的先生说我犯“水神”,并没有说我犯“雷神”,所以雷必不打我。“水神”呢?既贵为神,总该有点派头,摆点架子,是决不会到这样的小溪来的,我犯不上他。更何况,“雷公”专打不孝顺的人。我那么听父母的话,不但在校读书刻苦成绩好,而且最知道为父母分忧,放学回家常常是书包一放,顾不上吃饭,手抓两个红薯,操起锄头扁担就去出集体工,为家里挣工分，所以,我是一万个放心,深信“雷公”是一定不会打我的。再者，算命的先生三番五次地说我长大了是会要“做官”的,如果还没有长大就死掉了,那么算命先生的话不就不灵了吗?现在看来，这是多么荒唐！而我当年就是凭着这样的“把握”在大雷雨中弄了几年鱼的。多少年过去了,一直到今天,我都在苦笑自己当年的荒唐,同时佩服自己当年的大胆与自信。想来,真是好险!幸好老家村子周围不是雷区,否则,便有十条命也不够我死的!　　那个年代,我的家庭,虽然也是“贫下中农”,是“革命的依靠对象”,却是贫寒人家,而且还不是一般的贫寒,说是一贫如洗半点也不过份,可说家里的被褥衣物连同家俱加在一起的价值绝对不会超过当时的一百元钱。家里吃饭的多,兄弟姐妹六个,父亲是个只会做死事的老实农民,全家人长年吃不饱饭,母亲常常为生计发愁。就说弄鱼吧,别人家不在乎,我母亲还真在乎,指望我去弄鱼来,使家里有待客的菜。每当我弄了鱼来,不管是多是少,母亲总是立即把鱼肚切开,去掉内脏,焙熟烘干,再用谷壳烧出烟来熏一下,这便是待客的上佳好菜了。我们家亲戚多,所以客人也多,而且一色的穷亲戚,都还比我们家更穷。那时候,村里别的人家来了亲戚,十有八九是不管饭的,有一些人家的客人尽管饥肠辘辘本来是为寻一顿饱饭而来的,一看形势不妙,只好寒喧几句,喝一碗开水告辞。这其实也在情理之中,礼生于有而废于无啊,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啊,当时实在是太穷了!我们家则偏偏不同,亲戚来了总要吃了饭才走,而且总要让客人吃饱饭走。待客时,母亲便用辣椒炒一碗我弄来的鲫鱼作为主菜,再煮一碗蔬菜,打一个蛋汤分盛两碗,一共算便是四碗菜,这在当时就算是很体面的了。体面固然很好,但是家里来客越多,口粮就越少,我们上山砍柴煮稀饭吃的日子就越多,真正是顾了面皮,饿了肚皮。不是说“礼失则求诸野”吗?向谁“求”?我看就是向我母亲这样的村野农民去“求”去问,她们最知道什么叫做“礼”。那么几年,我弄到的一两百斤鱼,经母亲加工成二、三十斤干鱼,大约客人吃了十分之九,家里吃了十分之一,而我自己又吃了家里的七分之一。那时候,闻着香喷喷的菜香,看着客人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每每感觉到自己弄鱼的重要,感觉到自己顶雷冒雨很值,内心有一种成就感。而其中的一个对我个人至关重要的大道理,当时虽然存在着但却未感觉到,后来感觉到了，虽然事过境迁，但仍然十分得意。　　后来,读《易经》,读到《易传·系辞传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个地方时自觉砰然心动,心中似有电光石火将要喷薄而出,若有所思,若有所得,若有所悟,象要顿悟到什么,却又什么也没悟到,最终怅然久之,若有所失。再后来,读《朱子语类》,读到“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时，立即豁然开朗,我根本没有想到我竟然在无意之中，在茫茫无际的故纸之中，在莫名其妙的冥冥渺渺之中，解读了自己的人生,而我本来从没有想到过要对自己的人生进行解读。不错,我小小年纪年复一年地弄鱼很辛苦,也很危险,弄回来那么多鱼,绝大部分都让客人吃了,自己只吃到很少很少的那么一点点,乍看起来,很不公平,我象是为了满足别人的口腹之欲而在赴汤蹈火似的。其实呢,“一鱼两吃”,我同客人各吃各的,各不相干。客人吃的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状”的鱼,是有滋有味的鱼头、鱼腰、鱼尾,也就是具体的“器”。在这里“器”就是鱼。而我则吃的是“形而上者”,吃的是“无形无影”的“理”或“道”。“理”或“道”在这里就是在一次次一年年的电闪雷鸣风雨交加的弄鱼中我被锻炼出来的勇敢、刚毅、不畏艰险与临危不惧。虽然无形无影,无声无息,虽然家里人与村里人都没有觉察到,就连我自己也没有感觉到,但却在我心中潜滋暗长,并且牢牢扎下根来,就象虔诚的佛教徒“结圣胎”。客人们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他们吃了饭吃了鱼,只能受用一阵子,而我因顶着雷雨弄鱼而形成的心理特质则让我受用一辈子。它改变了我的命运，不,更准确地说,是使我获得全新的命运,因此而有一个与那个闭塞落后的小小山村里的所有的人都完全不同的命运。　　从一九六五年秋天开始,我再也没有去故乡的那条小溪里弄鱼了,因为我已从初中毕业考入了一所中等师范学校读书,连户口也从农村迁走了,变成了国家粮户口。当时的我是作了很痛苦的抉择的,以我家境的贫寒,普通高中是不敢考的,考了读不起,只得考了不要交学费,连吃饭都由国家包起来的师范学校。“文化大革命”中,学校停课,所在县城造反派组织山头林立,武斗频繁,经常处在枪林弹雨中,我没有逃离学校而躲到根本没有学习条件的家里去,而是在学校自学,因而没有荒废学业,毕生时被破格分配到一所县立中学任教。四年后,县委临时抽调我参加农村工作队,过了一年时间担任县委工作组长,当时担任这个职务的绝大多数是县里的局长或副局长,而我只是一个二十六岁的中学教员。与此同时，我还被提拔为并不到职的所在县立中学的副校长。我被快速提拔的原因是工作成绩突出,改变了所住队的落后面貌,实现了粮食大增产,从而深受带队的县委副书记的器重。后来,我进入政法部门,有机会上大学完成法律专业的学习,了却了平生夙愿。此后辗转多个单位担任各种国家公职,并且异地为官去了外县,虽然职务最高的时候也只是个“七品官”,自己不敢讲贡献有多么大,但是不信邪,不惟上,不怕“鬼”,不务虚,每到一处总是实实在在地为国家和民众办事,则为干部群众或社会各界所公认,而少年时形成的那种敢闯雷雨的精神则每每为我赢得声誉与威望。例如,有一次,本县的一个偏远乡发生大规模的宗族流血械斗,两边都是有几百户人丁的大姓,并且动用土枪土炮,打死两人打伤多人,事态非常严重。县委的一名副书记和一名常委率公检法“三长”及一百多个干警深夜前去制止。因为事情紧急,抵达时本来决定整个队伍首先冲进其中一方的村子收缴枪炮,然后再去解决另一个村。我当时坚决反对,认为夜色昏暗，这样有可能发生误会造成政法干警伤亡,只能由少数人先行,边走边喊话,大队伍拉开距离缓步跟进,才是稳妥。我那时还只是政法委员会副书记，结果是按我的意见实行,而我则是拔枪在手走在最前面,一遍又一遍地高喊：“我们是公检法干警,前来制止械斗,谁敢开枪开炮,依法从严惩办!”进村后，大家目瞪口呆,村民严阵以待,村子外墙都打了洞子架着土枪土炮,如果我们不大喊大叫亮明身份,而是一声不响往村里冲,村里以为是对方偷袭,肯定一齐开枪开炮,政法干警喋血倒下的绝不是两三个,后果实在不堪设想。再如,我去一个县作法院院长不久,在一宗民事案件庭审中,一帮自称是解放军某中将亲戚的人藐视法庭，大闹法院,影响极为恶劣,法官们包括几位副院长在内都觉得这帮人惹不起,全院都看着我这个院长。这时候,法院被逼到了“山崖”上,当常务副院长请示定夺时,我立即拍案而起,下令依法拘捕几个为首分子。当然,我也讲了一点策略,故作姿态地说,据我所知,某中将总是教育亲戚遵纪守法,这帮人肯定是冒充的。最后的结果是，抓了人万事大吉,谁也没有去找我,相反,这件事不胫而走,我因此而声名鹊起,人称“周青天”、“铁院长”。但我却很清醒,知道铁腕虽灵而贵稀，必须慎用、少用,用多了非但不灵,反而十分有害。　　回首往事,我深深地感到,少年的贫贱艰辛,恶衣恶食,非但不是坏事,而且还是财富。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似乎是大道理,退一步说,就是不担当天降大任,只做个凡夫俗子,早年吃点苦,也绝对是好事,反过来,从小就锦衣玉食,养尊处优,则肯定是坏事。以我而言,少年时候顶着雷雨去弄鱼,炸雷若把我劈死了,便是人生的大不幸,既然没有劈我,便是我人生之大幸。四十年前的那种顶雷踏雨的少年精神,是我一生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不要谈什么金钱,不要谈什么权势,甚至也可以撇开书本,仅此一项便可保我此生不穷。这种少年精神,几十年中一直强我、挺我、帮我、护我,紧紧地伴随着我,不但帮助我建功立业,而且在我处在逆境中甚至遭受政治迫害受到常人难以忍受的不公平对待时支撑我,使我不死、不倒、也不“烂”,不失志，不失节，不失态,始终保持男子汉铁骨铮铮的形象。由于坚持严格执法，公正执法,不肯苟且逢迎,令我“命与仇谋,取败几时”，屡屡处境凶险,不能见容于上司,但正是这种顶雷踏雨的少年精神,一次又一次地让我逢凶化吉,转危为安。大概熟悉的人会认为我的运气好,机遇多,可我觉得机遇不是从天降,应时而生的机遇固然有,百年之中也许会有一两只兔子自戗在树蔸上,而大量的机遇还要靠人的努力去催生,这就需要有一种精神去打拼,而我则靠自己因在雷雨中弄鱼而有的少年精神。若是没有这种精神,便没有现在的我,便没有我的如此人生,我便很可能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荒村野老,顶多也不过是一个白发苍苍而又孤陋寡闻的乡村小学教员,不但看不到世间的沧海横流,星光灿烂,甚至于“不知今夕何夕”,不知道我们的时代到底走了有多远?　　今天,我闲下来了。妻子忙什么,我不管,两个孩子学有所成,他们忙什么,关山遥隔,我管不着,每日喝喝茶,看看书,想想往事,有谁能说这不是福?过去,我没有攒下钱财,但是却攒下了一个不用做恶梦的有如清风明月一般的晚年。曾经有朋友建议趁着身体好挺身下海再赚它几年好钱养老,我没有接受。国家待遇不薄,吃穿之外尚有余钱剩米,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要那么多干什么?《圣经》劝说富人在收割麦子的时候,不可弄得太干净,要留一点丢在麦田里,让穷人拾去填肚子,所以,我这个已经离开“麦田”的人怎么能再又回到“麦田”去呢?还是留与穷人以济无米之炊吧。　　如今的我,好比是一个上了岸的弄潮者,沐浴之后换上了一身洁净而宽舒的休闲服站在高高的海岸上。海空是如此寥廓,天地是如此圣寂,我可以大声地用一种怀旧的伤感潸然泪下地高诵“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也可以静静地面对大海尽情尽性地释放自己,再也不用去管他云卷云舒,潮起潮落？“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想,自己的大半生,于公为政治信仰尽了力,于私撑起了父母的积贫积弱长时间受人欺凌的门户,同时也暗合了先贤的箴言,是不是可以算得没有白来人世间走这一回？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来自于天公赠与的那份厚礼,因此我要永远感谢上苍的恩遇,感谢上苍送给我的大雷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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