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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一词的建构实际上包含着四个层次：一是真实的历史，二是记录的历史，三是传播的历史，四是接受的历史。[来源：17教育网]
“真实的历史”是指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和已经逝去的历史人物。“真实的历史”具有两大特点：一是唯一性，二是不可重复性。
“记录的历史”是历史学家根据当事人与旁观者的口述、回忆、文字记录下来的历史，比如《史记》。当事人与旁观者的口述和回忆可靠吗？当事人的口述一般来说是可信的，但是，当事人的口述与回忆有时也会存在问题。比如记忆本身的多寡、误记、有意掩盖和无意选择等；而且，当事人只是历史事件的部分经历者，任何当事人都不可能知道历史的全貌，不可能了解历史事件的全过程。至于历史事件发生的独特背景、原因，更难为每一位当事人所知晓。这样，当事人的口述和“真实的历史”之间已经有了误差。如果若干或者一批当事人回忆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差别会更大。旁观者呢？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吗？有时候恰恰是当事者清旁观者迷。因为当事者知道事件的真相，知道事件的全过程。旁观者只凭自己的见闻了解历史事件，而获得见闻的五官常常会欺骗我们。并非所有眼见都是真实，并非所有耳闻都是真实。
史学家书写“记录的历史”，必然要对自己依据的文献进行选择，没有选择的历史记录是不存在的。这不仅因为历史事件的本身太复杂、太庞杂，历史文献太复杂、太庞杂，没有选择就无法记写，更由于史学家书写历史的本身必然受到种种制约，这种制约包括政治倾向、价值判断、逻辑鉴别、文艺修养、心理倾向、个人好恶等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史学家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记载的详略和褒贬。
我们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看到的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是司马迁“记录的历史”。“记录的历史”和“真实的历史”之间已经有了差距，至于这个差距有多大，我们已经无从考评了。有时候，“记录的历史”和“真实的历史”竟然会截然相反。就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而言，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重点记录了司马相如的辞赋，对司马相如与县令王吉算计卓文君、卓王孙一事进行了回护，只是在个别叙述文字上透露了“真实的历史”的部分原貌。我们只有细心阅读文本，才能发现琴挑文君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是一场周密计划和安排的事件。
“传播的历史”更为复杂。它存在两个极端：一是神话，二是丑化。神话是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偶像化。偶像，包括政治偶像、娱乐偶像、学术偶像等。
宋元明清直至今天，大量的戏剧、小说演绎着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说明此类故事塑造的卓文君的形象受到了观众和读者的热烈追捧。但是，这些演绎都删掉了司马相如和王吉算计卓文君、卓王孙的相关情节，使得相如“琴挑”文君从“历史”演变成一个美丽的爱情神话。神话也是一种对历史解读的方法，不过它是一种极端的解读。
为什么这些远离了历史真实的故事能够如此受到追捧？因为现实需要偶像。现实并不完美，现实本身具有太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偶像恰恰弥补了现实的不足。比如说现实中的爱情与婚姻存在着太多的不足，因此人们特别需要有爱情与婚姻的偶像。司马相如与卓文君作为一对艺术偶像满足了广大百姓对理想爱情和理想婚姻的向往，尽管这种理想只是一种神话，但是这种神话的本身也是一种现实的诉求。
历史文献往往具有多义性。历史文献本身的多义性也为传播历史带来了神话与丑化的现实可能。特别是“文君夜奔”的多义性更加丰富：第一，浓烈的自由爱情与自由婚姻；第二，不以贫富论婚姻；第三，才子与佳人的完美结合；第四，女儿的慧眼与父亲婚恋观的冲突等等。事件本身的多义性为“解读的历史”带来了两种倾向：批判琴挑和神话琴挑。
丑化和神话一样是对“记录的历史”的另类解读。出于某种现实诉求，传播的历史也会出现神话的反面――丑化。
从“历史”一词建构的四层意义来看，“接受的历史”是“历史”一词的终极意义。历代百姓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了解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婚姻真相的人少之又少，绝大多数读者是通过小说、戏剧知道了这个美丽的爱情“神话”。所以，经过数百年的沿习，今天我们如果讲出《史记》中记录的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婚姻故事，反而会被许许多多的读者和观众看成是有意翻案，刻意颠覆。
（选自《历史建构与文学阐释》，有删节）
（1）下列与“记录的历史”有关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3分）
A．“记录的历史”若是历史学家根据当事人可信的口述与回忆记录下来的，也就是“真实的历史”。
B．如果若干或者一批当事人回忆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据此记录的历史与真实历史之间往往有较大差别。
C．因为历史事件本身的复杂性和史学家书写历史本身受到的种种制约，史学家记录的历史必然是有所选择的。
D．《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重点记录了司马相如的辞赋，而对司马相如与县令王吉算计卓文君、卓王孙一事进行了回护，可见其是“记录的历史”，并不是“真实的历史”。
（2）下列与“传播的历史”有关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3分）
A．传播的历史存在“神话”和“丑化”两个极端，这两个极端是对“记录的历史”的一种另类解读。
B．传播的历史中的“神话”是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偶像化，偶像能弥补现实的不足，因而受到大众的追捧。
C．寄托了人们某种理想的“神话”本身也是一种现实的诉求，而其反面――“丑化”的出现也是出于某种现实的诉求。
D．历史文献本身的多义性使历史在传播过程中必然会走向神话和丑化两个极端。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宋元明清直至今天，演绎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的大量戏剧、小说都删掉了司马相如和王吉算计卓文君、卓王孙的相关情节。
B．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从“历史”演变成一个美丽的爱情神话，满足了广大百姓对理想爱情和理想婚姻的向往。
C．今天的许多读者和观众很难接受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美丽爱情“神话”背后的婚姻真相，因为他们都对《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的记载深信不疑。
D．“文君夜奔”本身的多义性为这个故事的解读带来了两种倾向：批判琴挑和神话琴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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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借助于具体的形象符号，启发人们把握事物的抽象意义，崇尚一种观物取象、立象尽意的思维方式。《周易?系辞传》：“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像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卦象是《周易》的骨骼，舍象则无《易》。借助卦象，并通过象的规范化的流动、联结、转换，具象地、直观地反映所思考的客观对象的运动、联系，并借助六十四卦系统模型，推断天地人物之间的变化，这种思想方式渗透到中医和中国古代科技之中。道家庄子主张“得鱼而忘筌”，“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魏晋玄学家王弼提出“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明象》）的命题，表明了中国思维穿透语言，领略语言背后之象，进而穿透形象而领略其背后之意蕴的特点。
中国儒释道三家都主张直觉地把握宇宙人生之根据和全体。儒家的道德直觉、道家的艺术直觉、佛家的宗教直觉，都把主客体当下冥合的高峰体验推到极致。中国哲学认为，对于宇宙本体，不能依靠语言、概念、逻辑推理、认知方法，而只能靠直觉、顿悟加以把握。
道家认为，心灵的虚寂状态最容易引发直觉思维。因此，人们要尽可能地摆脱欲望、烦恼的困扰，保持心境的平和、宁静。而要使直觉思维真实呈现，则离不开默思冥想的“玄览”。老子主张“涤除玄览”。“涤除”即否定、排开杂念，“玄览”即深入静观。这是在高度精神修养的前提下才具备的一种思维状态。庄子主张“心斋”、“坐忘”。“心斋”即保持心境的虚静纯一，以便直接与道契合。“坐忘”即心灵空寂到极点，忘却了自然、社会，甚至忘却了自己的肉身和智慧，物我两忘，浑然冥同大化之境。
儒家孔子的“默而识之”，孟子的“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荀子的“虚壹而静”、“大清明”，张载的“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朱熹的“豁然贯通焉”，“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陆九渊的“吾心”与“宇宙”的冥契，王阳明的“致良知”，都是扬弃知觉思虑，直接用身心体验宇宙终极的实在，达到对道德本体之契合的一种境界或方法。
佛家更是强调一种精神性的自得和内心的体验，彻见心性之本源。禅宗的参究方法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心而行，无念为宗，触类是道，即事而真。不执着外物，种种言行纯任心性之自然。禅宗的顿悟成佛，排除语言文字、逻辑思维工具，主体直接契入客体（人生的本性或宇宙的实相），与客体融合为一。这种思维活动的过程与结果是只可意会而不能言传的，有赖于每个人自己体悟，别人只能暗示、启发，而不能替代。
超越逻辑，祛除言诠，止息思维，扫除概念，排斥分析、推理诸理性思维活动，精神内敛，默然返照，当下消解了主客、能所、内外、物我的界限，浑然与天道合一。这是一种思维状态，即“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当下得到了对于生活和生命，对于自然世界和精神世界之最深邃的本质的一种整体的、综合的洞悉。但这种状态实际上是在多次反复的理性思维的基础上产生的，没有理性思维的铺垫，这种灵感或悟性就不可能出现。
（选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周易》的思维方式是由具象到抽象，其具体的形象符号，有助于人们把握事物的抽象意义。
B．卦象是《周易》的骨骼，舍象则无《周易》，《周易》的思想方式影响了中医和中国古代科技。
C．《周易》体现的中国思维，完全摒弃了语言形式，崇尚一种观物取象、立象尽意的思维方式。
D．庄子“得鱼而忘筌”和王弼“得象在忘言”的观点，强调的是穿透形象进而领略其背后之意蕴。
（2）下列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中国哲学认为，要把握宇宙本体，应当以直觉、顿悟为主，以语言、概念、逻辑推理、认知方法为辅。
B．道家代表人物老子主张“涤除玄览”，庄子主张“心斋”“坐忘”，他们提倡排除杂念，保持心灵的虚寂。
C．禅宗参悟修行的过程，直心而行，纯任心性之自然，这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他人无从启发和替代。
D．儒学大家张载、陆九渊主张抛弃直觉思虑，而用身心体验宇宙终极的实在，达到身心与道德本体的契合。
（3）下列诗句与文中“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思维状态最相近的一项是
A．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夏元鼎《绝句》）
B．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李贺《致酒行》）
C．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观书有感》）
D．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离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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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春秋笔法”，也叫“春秋书法”或“微言大义”，最初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历史叙述方式和技巧。即按照一定的义例，通过选择特定称谓或在叙述时使用某些字眼，是非分明而又简约、含蓄地表明对历史人物与事件的道德评判，以达到征实和劝惩的目的。春秋笔法以合乎礼法作为标准，在不隐晦事实真相的前提下，运用曲笔“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春秋笔法来源于据传为孔子所撰的《春秋》。孔子编写《春秋》，在记述历史时，暗含褒贬，行文中虽然不直接阐述对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但是却通过细节描写、修辞手法和材料的筛选，委婉而微妙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他从当时的伦理道德出发，以定名分、明等级作为评判人物和事件的标准，“褒贬惩劝，各有义例”，有时一字暗含褒贬，由此就形成了所谓的“春秋笔法”。
左丘明发微探幽，最先对这种笔法作了精当的概括：“《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之？”遗憾的是，限于体例，左丘明没有充分地展开，我们只能看到他思考问题的结果，而看不到他思考问题的过程，因而“春秋笔法”在这个时期还显得有些朦胧。
到了西汉，一代大儒董仲舒在他的代表作《春秋繁露》中，第一个结合《春秋》实例解说了这种笔法，这是一大进步。通过这样演绎，这种表现技巧具有了直观性和可操作性，加上汉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政治措施的推行，这种表现技巧具有了在更大范围内传播的条件。只是董仲舒囿于汉初学术研究的陋习，行文多附会阴阳五行之说，后代不少学者把《春秋繁露》界定为哲学著作，因而也使得“春秋笔法”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最终完成“春秋笔法”普及工作的是晋代的杜预。他彪炳后世的著作是《春秋左传集解》，在序言中，根据《左传》的论述，结合《春秋》的实例，他加以详细解说，把这种表现技巧从经院哲学中解放出来。春秋笔法由写史“义例”变为文章楷模，成为一种写作与表达的常用范式。那就是追求语言的简洁和意蕴的丰富，寓褒贬于叙事之中，通过材料的选择、详略与显隐的不同，以及用词和语气的微妙差别，委婉曲折地透露出作者的是非和爱憎。
值得一提的是，春秋笔法只是委婉行文，并不是说谎，最多只是影射和隐瞒，而影射是靠词语的选择来表达的。隐瞒，仅是对比较小的事情所作的隐瞒，大事从简或者曲笔。春秋笔法一般都是遵从事实下的隐晦，婉转的陈述和评论以及有目的的选择；曲笔是曲折抒笔，这里的“曲”是曲折，并不是歪曲。能够在事实下有重点地描述人物和褒贬事件，以教化人民，在笔墨中又流露出更多的事实，让人看清真相，这是曲笔的最高宗旨和理想。
孔夫子写《春秋》，本来是要用“直笔”来使“乱臣贼子”害怕的，但是写来写去，他竟写出那么多的“曲笔”，可见写“直笔”是多么不容易！春秋笔法其实是一种妥协，是一种无奈！这种办法写出的史书开创了写史服务于政治的先河，为后世考证增加了难度。
（1）下列各项中，其手法不属于“春秋笔法”的一项是
A．《林黛玉进贾府》中，刻画权倾贾府、笑里藏刀的王熙凤：“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
B．《雷雨》中，周朴园对女仆梅侍萍始乱终弃，三十年后面对鲁妈，在回忆当年时说侍萍是“梅家的一个年轻小姐，很贤慧，也很规矩”。
C．《鸿门宴》中写刘邦与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从鸿门宴上逃走时，写道：“脱身独骑。”用了一个“独”字，来显示作者的态度。
D．《记念刘和珍君》一文，鲁迅先生描写烈士遇害时，写到“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又写到“其一是手枪”“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
（2）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孔子编写《春秋》，行文不直接阐述自己的看法，而用一些特别的手法来委婉表达，“褒贬惩劝，各有义例”，形成了所谓的“春秋”笔法。
B．左丘明最先对“春秋笔法”做了精当的解说，但他对“春秋笔法”的解说还有些朦胧，我们只能看到他思考问题的结果，而看不到思考过程。
C．董仲舒第一个结合《春秋》实例解说了“春秋笔法”，使其具有了直观性和可操作性，但行文多附会阴阳五行之说，给它蒙上一层神秘面纱。
D．杜预最终完成了“春秋笔法”的普及工作，这种表现技巧得以从经院哲学中解放出来，由写史义例变为文章楷模，成为写作与表达的常用范式。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春秋笔法，通过材料的选择、详略与显隐的不同，以及用词和语气的微妙差别，来表达作者的是非爱憎，因而为后世考证增加了难度。
B．春秋笔法虽用曲笔，但追求在事实下有重点地描述人物和褒贬事件，在笔墨中又流露更多的事实，让人看清真相，所以曲笔并不是歪曲。
C．春秋笔法以合乎礼法为标准，是非分明而又简约含蓄地表现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道德评判，以达到惩恶劝善的目的，这使乱臣贼子害怕。
D．春秋笔法除了使用“影射”的手法，还对一些小事做了隐瞒，对大事从简或曲笔，孔子用曲笔其实是一种无奈的妥协，可见秉笔直书有多难。
【高三语文】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25分）
一包热情的闻一多
①一个人的性格或者思想大多初步觉醒于十二三岁，到二十四五岁思想定型，此后或许能有纵深的发展或者细节上的改变，若是有本质的改变，我想是非常罕见的。闻一多先生早年追求纯粹的美，后来成为民主斗士，旁人看来似乎有非常巨大而彻底的思想转变，但我以为那不过是一些表面的变化。在这一点上，我同意温德先生的话。温德先生是闻先生多年的好友，一次温德先生和我们谈起闻先生，说：“他（闻一多）就是一包热情。”接着又摇摇头，“不过搞政治可不能单凭一包热情啊。”言下似有惋惜之意。
②温德先生的这句评价非常中肯。闻先生是个热情的人，早年追求唯美是一团热情，后来和梁实秋、罗隆基等人搞国家主义，其实也是一团热情。
③西安事变爆发后，闻先生拥蒋反对张学良，在教授会上痛斥：“怎么能够劫持统帅？！”当时很多人都有那种感觉，如果真杀了蒋介石，肯定要发生内战，岂不给日本制造了机会？所以西安事变的时候很多人都指责张学良，称之为“劫持统帅”，等到他把蒋介石送回南京，当天的《世界日报》――当时北京最大的报纸，头版大标题就是“委座出险，举国欢忭”。第二天，北京的右派学生还举行了游行，也是声势浩大的。
④及至40年代，生活艰苦了，闻先生亲身感受到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黑暗，又满腔热忱地投入民主运动。
⑤闻先生晚年讲诗（其实那时候他还不到五十岁），有一首初唐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他特别欣赏，曾把这首诗评价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当然这首诗写得的确很美，我也非常欣赏，不过除了浓厚的唯美倾向，却带有几分人生幻灭、虚无颓唐的味道，好像和他民主斗士的形象不大合拍。所以我以为，闻先生的思想主潮早年和晚年是一以贯之的，本质上还是个诗人，对美有特别的感受，而且从始至终都是一包热情，一生未曾改变过。现在不是有很多人在讨论：如果鲁迅活着会怎么样？其实同样可以问：如果闻一多活着会怎么样？仅凭一包热情，恐怕也不会畅行无阻，我这么想。
⑥闻先生那一辈人的旧学根底非常之好，可他同时又是极端反传统的。社会转型时期，有的人唯恐中国的旧文化不存在了，拼命维护，还有一种人，认为传统的东西束缚中国人太久了，中国要进入新的时代，就要彻底抛弃，全面创造新文化，闻先生、鲁迅、胡适都属于这种人。鲁迅激烈反对中国的旧文化，甚至提出不看中国书，《狂人日记》里宣称：什么“仁义道德”，满书都写着血淋淋的“吃人”两个字。闻先生在这一点上跟鲁迅非常相像。在搞民主运动的时候，他在课堂上对我们说：“你们是从外面打进来，我从里边杀出去，我们里外合应，把传统的腐朽文化推翻！”意思是说：青年学子没有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毒害，所以你们须从外部推翻它，我是受过这个教育的，所以我现在要反对它，从里边杀出来与你们合作。我想这代表他当时真实的思想情况，虽然他研究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但他并不认同。
⑦另外还有一点我要保留自己的意见。现在很多文章总是特别强调闻先生生活穷困的一面，比如联大时期闻先生给别人刻图章，现在都说成是他为生活所迫，不得已。我觉得也不单是这样。闻先生早年是搞美术的，又会绘画，又会雕刻，现在北大西门一进门的地方有座西南联大纪念碑，上面的篆字就是闻一多写的，落款“中文系教授闻一多篆额”，写得非常好，而且只有公认的大手笔才有资格题这个篆额。所以，搞美术乃是闻先生的本行，写字、篆刻都是他的专业。当然他也是因为贫困，挣点钱补贴家用，但如果过分强调为生活所迫的一面，刻字竟成了他不务正业的谋生手段，不免有些过分渲染的味道。
（选自《民国教授》，有删节）
【相关链接】
①它（指诗人田间的诗）只是一片沉着的鼓声，鼓舞你爱，鼓动你恨，鼓励你活着，用最高限度的热与力活着，在这大地上。当这民族历史行程的大拐弯中，我们得一鼓作气来渡过危机，完成大业。这是一个需要鼓手的时代，让我们期待着更多的“时代的鼓手”出现。（摘自闻一多《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
②以清明的眼，对一切人生景物凝眸，不为爱欲所眩目，不为污秽所恶心，同时，也不为尘俗卑猥的一片生活厌烦而有所逃遁；永远是那么看，那么透明的看，细小处，幽辟处，在诗人的眼中，皆闪耀着一种光明。（摘自沈从文《论闻一多的〈死水〉》）
（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A．本文开头引用温德先生的话，既表现了闻一多是个热情的人，同时也说明他的“一包热情”也存在着局限性。
B．闻一多喜欢《春江花月夜》，包括其中所带有的人生幻灭、虚无颓唐的味道，这与他民主斗士的形象有矛盾。
C．作者把闻一多与鲁迅不同的处事方式做对比，说明如果闻一多还活着，他仅凭一包热情来处事是行不通的。
D．沈从文认为闻一多的眼睛是清明的，在细小处也看得透明，这与何兆武所说的闻一多靠一包热情做事大不相同。
E．文章以情感为主线来讲述闻一多，有叙事有议论，不仅使读者了解闻一多，也对闻一多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2）材料中从哪些方面讲了闻一多的一包热情？请简要概括。（6分）
（3）文章的最后一段文字有什么作用？请简要分析。（6分）
（4）有人认为，文章的第⑥段与文题没有什么联系，你怎么看？请结合原文，谈谈你的看法。（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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