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4-26 09:00
来源:
新史学1902
方震华
从唐高祖至玄宗时期（618～756），军功是唐代文武官员追求升迁的重要途径，这不仅是由于唐初统治阶层承继了北朝以来的尚武传统，也与当时的国家情势与政治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个时期的统治者多半热衷于开边拓土，经常发动对外战争，对于建立军功的官员极为重视。不论官员的出身背景或职务，只要能立下战功，官位快速升迁是常见的酬赏；就如侯君集（?～643）这种“出身行伍，素无学术”的武人，亦能凭借着军功“入朝参政”，担任高阶文职。这是吸引士人和文官参与军事的重要因素。由于士人不论是通过恩荫还是通过科考入仕，在仕宦的初期，常被派任地方基层职务，若任职地点为边区，即有参与战争、一展军事长才的可能；若能立下战功，往往受到倚重而长期统兵，如武则天时代的名将唐休璟（627～712）。休璟于明经中第后起家吴王府典签，后调为营府户曹。高宗调露元年（679），突厥、奚和契丹连兵入侵河北道，休璟统兵抵抗，一战成名，开始了长期的戎马生涯。后于武后长安三年（703），因“谙练边事”而拜相，入朝参政。
此外，在朝廷任职的资深文官，也可能因得罪主政者而被贬官边区，因此参与军事工作。对于某些官员而言，此种挫折却成为他们仕宦生涯的一个转机。以高宗朝的裴行俭（619～682）为例，他本由明经入仕，任职长安令期间，因参加反对高宗（628～683，649～683年在位）策立武后（624～705，690～705年在位）的行动，左迁西州都督府长史，后来升任安西都护。这一段经历，奠定了他日后处理西部边防的基础。上元三年（676），行俭由吏部侍郎转任洮州道左二军总管，从此成为高宗朝对抗吐蕃和突厥的名将。玄宗初年的宰相张说（667～730）也有类似的经历。开元元年（713），张说因姚崇（650～721）的排挤，失去相位且遭外贬，一度转任武职，担任右羽林将军兼检校幽州都督。但他在开元八年、九年（720～721）连续弭平胡人的叛乱后，凭此战功得以再度入朝为相。由此可见军功对于官员升迁的重要性，也使“出将入相”成为部分高阶官员的仕途写照。
相对于武将，拥有学术知识的文士若能在军事领域中崭露头角，将比同侪更容易得到皇帝的青睐，高宗朝的刘仁轨（602～685）即为一例。刘仁轨与刘仁愿于龙朔三年（663）同时领军镇压百济的叛乱，事定之后，仁轨奉命留守，仁愿带兵返回京城。
仁愿既至京师，上谓曰：“卿在海东，前后奏请，皆合事宜，而雅有文理。卿本武将，何得然也？”对曰：“刘仁轨之词，非臣所及也。”上深叹赏之，因超加仁轨六阶，正授带方州刺史，并赐京城宅一区，厚赉其妻子，遣使降玺书劳勉之。
由于仁轨才兼文武，他的仕途就比同时立功的刘仁愿顺遂。麟德二年（665），也就是平定百济后的第二年，刘仁轨率领新罗等四国的酋长参与泰山的封禅大典，展现其经营域外的成绩，高宗即授予大司宪之职，一年后，升任右相。仁轨在四年内，由刺史而拜相，其升迁之速，充分显示了具有文武两方面能力的官员，在仕进上占有的优势。
军功成为官员争取升迁的重要方式，即使是进士出身的文官，仍会争取统兵的机会。高宗朝的娄师德（?～699）是一个例子。
娄师德，郑州原武人也。弱冠，进士擢第，授江都尉……上元初，累补监察御史。属吐蕃犯塞，募猛士以讨之，师德抗表请为猛士。高宗大悦，特假朝散大夫，从军西讨，频有战功，迁殿中侍御史，兼河源军司马，并知营田事。
师德虽为文臣，仍自许为“猛士”，由京官转而任职军旅，前后长达三十多年，并因此两度拜相，入朝参政。另外，朝廷中高阶官员是君主选派将帅时首先考量的人选，宰相或诸部尚书往往被任命为行军总管，指挥大军出征，形成“卿相统兵”的现象。武德二年（619），以尚书右仆射裴寂（573～632）为晋州道行军总管，统兵征讨宋金刚（?～620）是最早的例子。到了高宗、武后时期更为常见，并一直持续至玄宗（685～762，712～756年在位）时代。
在玄宗朝后期，新的发展趋势开始成形。一方面，是国家内部的长期安定，促使学术持续发展，文学之士的自我优越感日益增强，开始拦阻建立军功官员的升迁。开元初年，宰相宋璟（663～737）压制边将郝灵佺诛杀突厥默啜可汗（?～716）的战功，致使灵佺愤而自杀，已开其端。开元二十三年（735），玄宗因幽州节度使张守珪（?～739）立下战功，欲以之为相，张九龄（678～740）以“宰相者，代天理物，非赏功之官也”为理由，成功地加以阻止。至天宝年间，玄宗重用缺乏学术知识的蕃将为节度使，边将入相的可能性大为降低。例如，天宝十三载（754），玄宗欲授予平卢节度使安禄山（703～757）同平章事之职，宰相杨国忠（?～756）谏以“禄山虽有军功，目不知书，岂可为宰相！制书若下，恐四夷轻唐”，打消了玄宗的念头。一旦徒有军功不足以担任宰相的观念得到普遍的认同，“将”与“相”就不易成为高阶官员交互出任的职位。另一方面，玄宗不断发动对外战争，受倚重的边将往往长期统兵，也减少了朝中文官与闻军事的机会。部分文官即使担任节度使，也因缺乏军事能力，致使兵权旁落。例如，担任剑南节度使的张宥因“文吏不习军旅”，所有军政都委由团练副使章仇兼琼掌管，玄宗乃于开元二十七年（739）将张宥调回朝廷，由章仇兼琼接任节度使。开元末期，宰相李林甫（683～753）以“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为理由，建议玄宗重用蕃将，进一步削减了文士出身官员的统兵机会。后来安史乱起，朝廷为了作战任务的需要，也改派有军事经验的武将取代某些由儒者担任的地方官职。例如，河东太守李麟（694～759），在任时甚有政声，但因安禄山的军队逼近，“朝廷以麟儒者，恐非御侮之用，乃以将军吕崇贲代还”。儒者、文士不能处理军事的印象，似乎在玄宗朝晚期已然形成，上位者将统兵之任交付武臣成为趋势。
然而，“卿相统兵”毕竟是唐代长期的传统，肃宗（711～762，752～762年在位）即位后，仍任命有“文武才”的文臣统兵。至德年间（756～758），房琯（696～763）和张镐（?～764）先后以宰相的身份统兵作战，但两人皆未能立功。尤其是房琯亲自领军反攻长安，却大败于陈涛斜。当时人将此一挫败归咎于房琯所倚重的僚属李揖、刘秩等人是“儒家子，未尝习军旅之事”，似乎更加深了读书人无法处理军务的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武官更有理由独揽军事议题的发言权，压制文臣对于边防的建言。大历八年（773），宰相元载（?～777）建议重修原州的城池，以据陇山之险，防制吐蕃。老将田神功反对此议，向代宗（726～779，762～779年在位）进言：“夫兴师料敌，老将所难；陛下信一书生言，举国从之，听误矣。”以元载是不具军事经验的书生为由，成功地阻止这个计划的执行。与此同时，部分文官也因自身的背景而在军事领域中退出，这也许是受到当时中央权力衰落、军队难以统御的影响。例如，建中元年（780），泾原节度留后孟皞“自以文吏进身，不乐军旅”，请求调职入朝，而推荐行伍出身的武官姚令言（?～784）继任。两相作用之下，文士对军事的参与持续减少。
事实上，儒者、文士不能统兵只是一种刻板印象，并不表示在当时全无例外。武人轻视文人的军事能力是唐代后期出现的普遍现象，但这种态度有时反而成为招致失败的原因。科举出身、并以礼学知名的文官辛秘（757～820），就曾在宪宗朝指挥军队痛击来犯的武人。
元和初，拜湖州刺史。未几，属李锜阻命，将收支郡，遂令大将监守五郡。苏、常、杭、睦四州刺史，或以战败，或被拘执；贼党以[辛]秘儒者，甚易之。秘密遣衙门将丘知二勒兵数百人，候贼将动，逆战大破之。知二中流矢坠马，起而复战，斩其将，焚其营，一州遂安。贼平，以功赐金紫，由是佥以秘材堪将帅。
李锜（741～807）的部将因对手为儒者而轻敌，辛秘把握反击机会，得以一战成名。不过，时论虽然认为辛秘“材堪将帅”，他日后的仕宦生涯却未得到太多统兵的机会；与唐代前期文官一旦获取军功，即久掌军务的状况颇不相同。
另一位在德宗朝被誉为“有将帅材”的文臣樊泽（742～798）也有类似的状况。樊泽于建中元年（780）试中“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而入仕。他生长于河朔，既有武艺，又好读兵书，因此“朝廷以其有将帅材，寻兼御史中丞，充通和蕃使”。也就是说，朝中的执政者虽看重其军事能力，却未派任军职，而是命他出使吐蕃，处理两国会盟的相关事宜。因此，樊泽虽具有统兵的能力，终其一生，参与军事任务的机会仍然有限，仅在山东南道节度使时，领军参与讨平淮西节度使李希烈（?～786）之乱，并立军功。由此可见，个别的文官虽具有处理军务的能力，仍无助于改变武官对兵权的专擅。
自安禄山叛乱以来，武将的擅权削弱了朝廷对地方军、政事务的控制。朝廷威信的减弱，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一个关于郭子仪（697～781）的故事，正反映这一状况。
郭汾阳在汾州，尝奏一州县官而敕不下。判官张昙言于同列，以令公勋德，而请一吏致阻，是宰相之不知体甚也。汾阳王闻之，谓僚属曰：“自艰难以来，朝廷姑息方镇武臣，求无不得，以是方镇跋扈，使朝廷疑之，以致如此。今子仪奏一属官不下，不过是所请不当圣意，上恩亲厚，不以武臣待子仪，诸公可以见贺矣。”
在郭子仪看来，“方镇武臣”已成为“跋扈”的代名词。朝廷对出任节度使的武官表面上是言听计从，其实存有极深的猜忌。因此，尽管自己是手握重兵的大将，忠于朝廷的子仪却不愿君主视自己为“武臣”。
朝中的主政者对武将有所猜忌，任命朝中高阶文官执掌军务，就成为维系朝廷统兵之权的象征。杜佑（735～812）就特别强调“出将入相”传统对于国家安定的必要性，并引初唐的史事为证。
国朝李靖平突厥，李灭高丽，侯君集覆高昌，苏定方夷百济，李敬玄、王孝傑、娄师德、刘审礼皆是卿相，率兵御戎，戎平师还，并无久镇。其在边境，唯明烽燧，审斥候，立障塞，备不虞而已。实安边之良算，为国家之永图。玄宗御极，承平岁久，天下乂安，财殷力盛。开元二十年以后，邀功之将，务恢封略，以甘上心，将欲荡灭奚、契丹，翦除蛮、吐蕃，丧师者失万而言一，胜敌者获一而言万，宠锡云极，骄矜遂增。哥舒翰统西方二师，安禄山统东北三师。践更之卒，俱授官名；郡县之积，罄为禄秩。于是骁将锐士、善马精金，空于京师，萃于二统。边陲势强既如此，朝庭势弱又如彼，奸人乘便，乐祸觊欲，胁之以害，诱之以利。禄山称兵内侮，未必素蓄凶谋，是故地逼则势疑，力侔则乱起，事理不得不然也。
杜佑把唐朝前期的长期承平，归功于以朝中的卿相统兵。朝中的高阶官员统兵出征，等到军事任务结束，即返朝任职，并不久任于一地、一职，故边将的权势不致坐大。后来玄宗改变这个体制，导致兵权失控，安禄山之乱即是边将久任体制下必然产生的结果。因此，提倡恢复“出将入相”的传统，最重要意义在于中央政府能有效控制军队，维持政治的秩序。至于在战场上，这些统兵的卿相是否能获取战争的胜利，并不是杜佑关注的重心。在上述的几位统兵卿相中，李敬玄（615～682）与刘审礼（?～678）于高宗仪凤三年（678）统兵十八万，与吐蕃战于青海。因李敬玄不习兵事，临阵退却，致使刘审礼被俘，唐兵大败，实为相当失败的事例。但杜佑不避讳提及此二人，仍说卿相统兵是“安边之良算”，可见其论说的重点不在于战场的胜负，而在于军队的控制。
正因如此，在唐代后期由武官掌控军队虽为常态，朝廷仍然会为了军事控制的需要，任命文官担任节度使等具有兵权的职务，即使他们未必真有统兵作战的能力。杜佑自己所经历的战争，就反映了此一事实。德宗贞元十六年（800），徐州爆发兵变，乱兵推举张愔（?～806）为节度使。德宗特别授予淮南节度使杜佑“检校左仆射、同平章事”的官衔，命其统兵平乱，显然是仿效宰相统兵的前例，以杜佑代表朝廷讨伐叛逆。杜佑受命后即积极备战，大造舟舰，遣牙将孟準领兵渡淮北进，结果一战大败，只能保境自守，不敢再有攻势。由于进讨失利，朝廷只能屈服，接受张愔统治徐州的事实。
由于任命文官为节度使，是朝廷权威的体现，当唐代后期的官员在对比文官与武将时，所指涉的重点可能是两者对朝廷不同的态度。例如，权德舆（759～818）在元和年上奏请求宪宗（778～820，805～820年在位）允许专擅自立的淮西节度使吴少阳（?～814）“起复”（免除服丧）时说：
少阳丁忧，已近五十日，未有恩命起复除官。比来诸道节将，每有起复，皆不如此淹久。亦闻少阳疾病颇甚，如少阳不起，即朝廷因此便可处置，况蔡州四面悬绝，与山东不同，伏计圣谟，已有前定。至如今日起复，即恐不可过迟。况顷来朝中儒臣、文吏如杜佑、樊泽、路寰，皆不免有此。今若议除替，即须准拟兴师，师徒一举，劳费则甚，京邑旱俭，恐且须安静，养威蓄力，以俟其时。
权德舆认为吴少阳身染重病，来日无多，朝廷与其以丁忧为由命少阳去职，不如等到其身故，再动手铲除此一跋扈的势力。何况在法理上，当时地方长官多半得到“起复”的特权，他特别举杜佑等三位文官为例，皆是朝廷任命的节度使或刺史。显然，权德舆试图强调，朝廷既然不会让自己派任的文官因丁忧而去职，似乎没什么理由一定要吴少阳这样专擅自立的武将离职守丧。因此，权德舆对比“诸道节将”与“朝中儒臣、文吏”，不仅是因为两者官职、身份的不同，更是指是否对朝廷忠顺。正因如此，当时使用“儒臣”一词时，有时是代表为朝廷所统御或任命的官员，未必是指习儒出身的文官。这可由武宗会昌三年（843），宰相李德裕（787～849）的上奏看出。当时泽潞节度使刘从谏（?～843）病故，军中推举其侄刘稹（?～844）继任，李德裕建议武宗拒绝任命刘稹为节度使，理由是：“泽潞国家内地，不同河朔，前后命帅，皆用儒臣。”德裕之意并非指过去出任泽潞节度使的官员都是儒学之士，因为早期担任这个职位的李抱玉（?～777）、李抱真（733～794）等人都是武将，直到宪宗任命郗士美（?～819），才改为文臣。宪宗死后，朝廷任命的刘悟（?～825）、刘从谏父子又是武臣。他所要强调的是，泽潞节度使的人选长期由朝廷决定，不同于河朔地区放任武人自相承袭。由此可见，提倡“出将入相”的传统，实与中央权威的强化有密切的关系。
本文节选自《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875~1063）》，作者：方震华，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九色鹿。感谢出版方授权转载。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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