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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郭沫若的故事，要全的啊

郭沫若 原名郭开贞，生于四川乐山沙湾，幼年入家塾读书，1906 年入嘉定高等学堂学习，开始接受民主思想。1914年春赴日本 留学，这个时期接触了泰戈尔、歌德、莎士比亚、惠特曼 等外 国作家的作品。1918年春写的《牧羊哀话》是他的第一篇小说。 1918年初夏写的《死的诱惑》是他最早的新诗。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在日本福冈发起组织救国团体夏 社，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写出了《凤凰涅磐》、《地球，我的 母亲》、《炉中煤》等诗篇。1921年6月，他和成仿吾、郁达夫 等人组织创造社，编辑《创造季刊》。1923年、他在日本帝 国大学毕业、回国后继续编辑《创造周报》和《创造日》。 1924年到1927年间，他创作了历史剧《王昭君》、《聂莹》、 《卓文君》。1928年流亡日本，1930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参加“左联”东京支部活动。1938年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 会理事。这一时期创作了以《屈原》为代表的6个历史剧。 他 还写了《十批判书》、《青铜时代》等史论和大量杂文、随笔、 诗歌等。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 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一、二、三 届主席，并任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至 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 员、副主席等职。作品有《新华颂》、《东风集》、《蔡文姬》、 《武则天》、《李白与杜甫》等。
1892年 11月16日 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县沙湾镇，学名开贞。
1897年春入家塾读书。习读《诗经》、《唐诗三百首》，喜欢王维、孟浩然、李白。
1901年家塾采用上海编印的新式教科书授课。
1905年 春 长兄郭开文赴日留学，有意偕从同行，父母未准。
1906年 春 入乐山县高等小学。第一学期成绩名列第一，因受年长同学忌妒，被降为第 三名。
1907年 春 因反对教师专制，被学校开除，经斡旋返校。 夏升入乐山县中学堂，大量阅读林琴南的译述小说。
1908年 秋 患伤寒并发中耳炎，听力受损。病中读先秦诸子等古籍，偏爱《庄子》。
1909年 秋 因参加罢课,请求校方与当地政府交出惩办打伤同学的肇事者,被学校开除。
1910年 春 进省城成都，插入四川官立高等分设中学堂。冬 参加成都学界要求早开国会的罢课风潮，任班级代表，又受开除处分，因故 未实行 1911年 冬 清帝退位。回乡组织民团响应辛亥革命。
1912年，2月受父母之命与张琼华结婚，5日后即离家返成都。
1913年春 考入成都四川官立高等学堂理科，未学。 夏，被天津军医学校录取，未就学。年底 得长兄资助，决定东渡日本留学。
1914年1月抵东京。秋 ，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与郁达夫同学。
1915年 秋 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与成仿吾同学。阅读泰戈尔、屠格涅夫、歌德、海涅 等人作品，与斯宾诺莎思想接近。
1916年 夏 与东京圣路加医院护士佐藤富子相识。 冬，与佐藤富子在冈山结婚。开始新诗写作。
1917年 试译泰戈尔诗集，因无法出版而中止。 1918年 参加留日学生罢课，抵制签订"二十一条"。夏 升入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 与留日同学张资平酝酿出版文学刊物。
1919年夏 与留日同学响应"五四"运动，组织抵日爱国社团夏社。作小说《牧羊哀话》。诗作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震动中国诗坛。
1920年 与田汉、宗白华的通信辑为《三叶集》出版。译歌德《浮士德》第一部，因译稿被老鼠咬毁未能出版。
1921年 休学半年。往返于上海、日本之间筹备出版文学刊物。 6月 文学团体创造社在东京成立。第一部诗集《女神》问世。
1922年 《创造》季刊五一节创刊。译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
1923年 春 自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随即回国从事文学活动，编辑出版创造社刊物。 译尼采《查拉图斯屈拉钞》前半部。 诗歌戏曲散文集《星空》出版。
1924年春 赴日本，在福冈翻译河上肇《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屠格涅夫长篇小说 《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系统了解，从此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冬 归国调查江苏、浙江军阀战祸。作《水平线下》。
1925年 在上海结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目睹五卅惨案实况，作二幕剧《聂耳》。《文学论集》出版。译爱尔兰约翰沁孤戏曲集。发表组诗《瓶》。
1926年3月 与郁达夫等赴广州，任广东大学文学院学长，实行文科改革。结识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创造社出版部成立。 7月 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1927年 3月 在南昌朱德住处作《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痛斥蒋介石叛变革命。被蒋介 石政府通缉。8月 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国民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起义部队总政治部主任。竟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冬 潜回上海从事文艺活动。重译《浮士德》第一部。因患斑疹伤寒，错过乘船转移到苏联去的机会。
1928年2月 为躲避国民党政府缉捕，得内山完造帮助离沪，化名旅日，定居千叶县市市， 行动受警方监视。通览东京东汉文库先秦史籍，研究中国古代史。译美国作家辛克莱长篇小说《石炭王》。
1929年 作自传《我的幼年》、《反正前后》。译辛克莱长篇小说《屠场》。译德国米海里斯《美术考古发现史》。
1930年 论证中国古代存在奴隶制社会形态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译辛克莱长篇小说《煤油》。
1931年 作《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译俄国托尔斯泰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英国威尔士《生命之科学》等。
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生命之科学》等译稿在上海商务印书馆被焚。作《金文丛考》、《创造十年》。
1933年作《卜辞通篡》、《金文余释之余》、《古代铭刻汇考》等。1934年 作《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先秦天道观之演进》、《屈原研究》。再译《生命之科学》。辑译《日本短篇小说集》。
1936年作历史小品数篇，辑为《豕碲》。译日本林谦三《隋唐燕乐调研究》。译德国席勒《华伦斯太》。
1937年作《殷契粹编》、《创造十年续编》。7月 抗日战争爆发。只身归国参加抗战。在上海主办《救亡日报》、组织文化宣传队、战地服务团赴前线劳军。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从事抗战文化工作。
1938年1月 与于立群结合，同由广州赴武汉，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当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 10月 武汉失守，经长沙、桂林撤至重庆。
1939年《石鼓文研究》出版。
1940年4月 在重庆嘉陵江北岸发掘延光四年汉墓。9月 辞去三厅厅长职务，抗议国民党政府强行改组政治部。11月 国民党当局被迫同意组成文化工作委员会，任主任。
1941年11月 周恩来、于右任、冯玉祥等发起纪念郭沫若创作生活25周年及50寿辰。编《五十年简谱》。改写《棠棣棣之花》。
1942年作历史剧《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译歌德《赫曼与窦绿苔》。创办群益出版社，主编学术刊物《中原》。
1943年 作历史剧《南冠草》。研究先秦诸子。
1944年春，作《甲申三百年祭》， 被中共中央定为整风学习文件
1945年草拟《文化界时局进言》，呼吁民主政治。文化工作委员会遂被国民党政府解散。《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出版。 夏 离重庆抵上海。赴南京参加国共和谈。《历史人物》出版。
1947年 译歌德《浮士德》第二部。编《少年时代》、《革命春秋》、《天地玄黄》等。冬 迁抵香港。
1948年作《抗战回忆录》（后改名《洪波曲》）。年末 为出席新政协会议，赴东北解放区。
1949年 3月 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布拉格会议。 建国前夕 当选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 10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任政务院副总理、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
1950年 3月 当选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理事长。 5月 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成立，任主任。 8月 率中国代表团访问朝鲜。11月 出席在华沙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
1951年 2月 出席在柏林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11月 出席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12月 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海涛集》出版。
1952年 2月 《奴隶制时代》出版，确定奴隶制社会下限在春秋、战国之交。 任中央考古训练班主任。 获匈牙利科学院院士。保加利亚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
3月 出席在奥斯陆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会议。
7月 出席在柏林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
10月 与宋庆龄、彭真等发起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
11月 出席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
1953年 作《屈原赋今译》。3月 随周恩来赴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吊唁斯大林、哥特瓦尔德。5月 出席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委会。6月 出席在布达佩斯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当选第二届中国文联主席。获波兰科学院院士、保加利亚名誉院士称号。
1954年作《管子集校》。 5月 出席在柏林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 6月 出席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缓和国际局势会议。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1955年 1月 出席在维也纳召开的争取世界和平的国际会议。 4月 出席在新德里召开的争取世界和平的国际会议。6月 出席在赫尔辛基召开的争取世界和平的国际会议。冬 率中国科学代表团访问日本，作《访日杂咏》等。
1956年 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推广普通话委员会副主任、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主任。
1957年 17卷本《沫若文集》开始出版。6月 出席在科伦坡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
郭沫若于1978年6月1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6岁。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及中共中央委员等职。
为我国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考古学家、思想家、革命活动家、诗人。
(1892～1978），1958年9月至1978年6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任校长。
郭沫若，男，汉族，中国现代著名学者、文学家、社会活动家。1892年11月16日出生，原名郭开贞，四川乐山人。早年赴日本留学，后接受斯宾诺沙、泰戈尔、惠特曼等人思想，决心弃医从文。与成仿吾、郁达夫等组织“创造社”，积极从事新文学运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诗集《女神》摆脱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束缚，充分反映了“五四”时代精神，在中国文学史上开一代诗风，是当代最优秀的革命浪漫主义诗作。1923年后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倡无产阶级文学。1926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蒋介石清党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1928年2月因被国民党政府通缉，流亡日本，埋头研究中国古代社会，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重要学术著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后改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团结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46年后，站在民主运动前列，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文化界的革命旗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当选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主编《中国史稿》和《甲骨文合集》，全部作品编成《郭沫若全集》38卷。
郭沫若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主要创建者之一。1958年5月，为了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加速培养国防建设和尖端科学技术方面急需的专门人才，当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联合部分著名科学家，向党中央提出由中国科学院创办一所新型大学的建议。建议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等的支持，以及中央书记处会议的批准。同年9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北京正式成立，国务院任命郭沫若兼任校长。此后，郭沫若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长达20年，显示出渊博的知识和深邃的教育思想。在他的领导下，科学院贯彻“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校方针，实施科研与教育一体化政策，充分发挥科学院各研究所师资力量雄厚、科研设备优良的优势，全力支持科大建设；确立了教学与科研、科学与技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办学原则，倡导了“勤奋学习，红专并进，理实交融”的优良校风，建立了培养新兴、边缘、尖端科技人才的新型教育体制，形成了开明开放、兼容不同学派的民主学术氛围，这些都在中国科大以后的办学实践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为学校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科大于建校30周年之际，在东区校园树立郭沫若铜像。

1.萧三郭沫若合作联珠对
1961年3月，诗人萧三到海南岛儋县参观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和华南热带作物学院，当时这两个单位正值初创时期，条件很差。师生们一面开荒建房，一面上课学习。萧三为师生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所感动，提笔撰一句云：生产产诗歌，诗歌歌生产，热带作物区里作诗，诗情最热；这是一副对联的上联，萧三将下联空着，并题附言：“希望有后来高明者对下联。”事有凑巧，时隔三天，郭沫若也来这里参观，看了上联，便信手为之续出下联：劳动动教研，教研研劳动，红旗照耀光中施教，教益通红。
上世纪50年代末期，有几位日本学者来中国登泰山，沿途的风景令他们流连忘返，赞叹不已。穿红门，过万仙楼，北行一段，自然风光绝佳，盘路西侧的石壁上镌刻有“丿虫二”两字，引起日本学者的很大兴趣，他们向陪同的中国学者询问，这两个古怪的字意思是什么？还真把在场的人都难住了。游山归来，日本学者仍追问“丿虫二”的读法和意思。于是，我国学者们便翻书查卷，多方请教专家教授，可就是得不到满意结果。后有人带着临写的这两个字找到中国科学院，请教郭沫若。郭看了这两个字，沉思片刻，提笔在“丿虫二”两个字外边各加两笔，“丿虫二”变成了“风月”。郭沫若笑道：“这两个字应读作‘风月无边’，不过是古代名士的文字游戏罢了。”
1962年秋天，郭沫若到南海普陀山游览。在梵音洞他拾得一个笔记本，打开一看，扉页上写着一联：“年年失望年年望，处处难寻处处寻”；横批是“春在哪里”。再翻一页，竟是一首绝命诗，且署着当天的日子。郭老看了后很着急，马上叫人寻找失主。失主终于找到了，是一位面色忧郁的姑娘。她叫李?真真，因三次考大学落榜，加上恋爱受挫，于是决心“魂归普陀”了。郭老耐心开导她，对她说：“这副对联表明你有一定文化水平，不过下联和横批太消沉了，这不好，我替你改一改，你看如何？”姑娘点头，郭改道：“年年失望年年望，事事难成事事成”；横批：“春在心中”。 姑娘听了感佩不已。心想眼前这位长者一定是位有学问的首?长。他把自己的心事都倾吐出来。郭老听了，挥笔写一联云：“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下署“蒲松龄落第自勉联”。 　
李真真仔细阅读，好像见到了楚霸王破釜沉舟大破秦军的壮烈场面；又好像看见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灭吴雪耻的一幕；还想到蒲松龄落第后意志不消沉而发奋创作了不朽杰作《聊斋志异》……这副对联不正是“事事难成事事成”的最好注脚吗？姑娘请郭老为这副对联签上名。
待郭老写上“郭沫若，六二年秋”几个字后，姑娘才惊喜地知道眼前这位首长就是大文豪郭沫若啊！她激动地表示要永记教诲，在人生道路上奋勇前进，李真真还大着胆子写了一首诗作谢郭老云：梵音洞前几彷徨，此身已欲付汪洋，妙笔竟藏回春力，感谢恩师救迷航。

郭沫若是我国著名的作家和历史学家，同时他也是我国新诗的奠基人。
郭沫若在四岁半时就进入学堂读书一直读到十二岁。学堂的老师很注重古典文学的教育，小小年纪的郭沫若在老师的教导下开始读《唐诗三百首》和《千家诗》等许多我国古代的经典作品。在读书期间，郭沫若就已经为自己的文学功底打下了基础，到七岁时他就已经能写出很不错的诗词和对联了。
郭沫若在古典文化的熏陶下逐渐成长为谦逊有礼，善良真诚，热于助人的少年。他的好朋友家境穷困，但和他一样也是热爱读书的人。因为实在是读不起书了，他的好朋友打算退学。友郭沫若十分同情这个朋友，他能理解喜爱上学却不得不退学的痛苦。郭沫若认为这个朋友品学兼优，聪明刻苦，如果就此失去学习的机会就太可惜了。于是，他自告奋勇写了一副对联送给学堂的老师，希望老师免费教导他的朋友。
可是，郭沫若的老师只看了郭沫若写的对联后就放到一边了，郭沫若知道这是因为自己写的不够优秀不能打动老师。他又羞愧又为自己的朋友着急，于是专心深情地写下了一首七言绝句《怜余童生》，这首诗是这么写的：“学海茫茫庭院森，无银不敢拜大成。吾望吾师施恩典，同病相怜应有人。”
这首诗写的情真意切，郭沫若的老师被深深地感动了，觉得郭沫若在写作上十分有造诣，并且是个热心善良的人，于是就答应郭沫若让他的朋友免费读书。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清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1892年11月16日）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市观娥乡沙湾镇，汉族，原名郭开贞，字鼎堂，乳名文豹,号尚武。笔名沫若、麦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鸿、羊易之等。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无产阶级文学家、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思想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书法家，学者和著名的革命家、社会活动家，蜚声海内外；他是我国新诗的奠基人，是继鲁迅之后革命文化界公认的领袖

郭沫若Guo Moruo（1892――1978） 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
在四川大渡河与岷江汇合处，有一座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名城――乐山市。这里是蜀王开明的故治，秦为安南县，隶蜀郡，汉代改隶犍为郡。北周为平羌县、郡治所，宣帝时置为嘉州。清雍正末年增置乐山县，始名乐山。
嘉州山水秀丽，有举世闻名的“仙山”峨眉山，有唐代凿建的世界第一大佛。峨眉第二峰绥山，俗称二峨。又有三峨，名为美女峰。在这美女峰正北有一小镇，唐代名为南林镇，清道光年间旧址被冲毁，迁至今天称为沙湾的地方。100多年前，这里是清末的四川省嘉定府乐山县观峨乡沙湾镇。
清光绪十八年（壬辰年）九月二十七（1892年11月16日）午时，母亲忍受着难产的巨大的痛苦，产下颇带“反叛”意味的婴儿――一个迫不及待“脚先下地”，跨出“反逆者的第一步”的“骄子”。母亲受胎之际，梦见一小豹咬自己左手虎口，便以文豹为这“逆产”婴儿的乳名，入家塾后以开贞为其学名，号尚武。
这家人祖上原籍福建省汀州府宁化县，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前迁蜀。传至此时，已是第六代了。祖父爱散财，以致家业凋零。父郭朝沛善理财，把家业恢复起来，并在旧居后园设立“绥山山馆”，为子弟们延师授业。母杜邀贞，又名杜荪福，进士之女，15岁嫁到郭家，勤苦操持，受到全家敬重。
1897年春开贞入家塾“绥山山馆”，8岁时塾师教读唐诗和司空图《诗品》，后来他关于诗的见解大体还受着《诗品》的影响。9岁左右开始学作对句及五言、七言试帖诗，产生了一个连本人都感到“有点奇怪的现象”，即“喜欢李白、柳宗元，而不喜欢杜甫，更有点痛恨韩退之。”进入20世纪的最初几年，开始大量接触新书刊，读古书也比较有条理了。同时，养成日后好议论和好做翻案文章的“脾气”。他毫不掩饰在“十一岁的时候”，性觉醒“泛滥到几乎不可收拾”的程度，以至沾染上 的毛病。然而“责备”有什么裨益呢？发蒙时天天读“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圣经贤传，对于“同年代的一般人的性早熟，怕要负很大的责任”。刚满13周岁，即入乐山县高等小学寄读。这个时候，他把《史记》读了一遍，“很喜欢太史公的笔调”。1907年秋升入嘉定府中学，林琴南的翻译小说是“所嗜好”的一种读物，对其“后来文学倾向上有决定的影响”。此间，“喜欢读的书是《庄子》、《楚辞》、《文选》、《史记》、严几道译的《天演论》、《群学肆言》”，并“特别喜欢《庄子》”。1910年2月，投考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三年级插班学习。
20虚岁一过，转瞬即是民国元年（1912）。正月十五上元节，奉父母之命与张琼华草草完婚。五天过后，人自此便分开了，但这个一生生活在孤寂“洞房”中的女人，始终使他感到“应该要忏悔”。经考成都高等学校理科、报考天津陆军军医学校，最终在长兄的帮助下赴日本留学。1914年1月中旬抵达东京，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经过半年的努力，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备班医科，成为中国的官费留学生。到1915年7月，升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第三部医科，与在第二部工科的成仿吾相识。1916年8月初，正当其患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悲观到了尽头，屡屡想自杀”的时侯，“无意之中”与左藤富子相遇，为其取名安娜，致“恋爱发生”，“作诗的欲望才认真地发生了出来”。年底，专程赴东京接安娜来冈山同居。因此，招来父母的指责，甚至一度与他断绝书信往来。
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的德语课，由于教员以文学士居多，对他产生了“与目标相反的影响”，即“把决心抛弃的文艺倾向又挑拨煽动了起来，而且使旧文艺和新文艺深深地结合了”。因为德语课而喜欢歌德，进一步熟悉斯宾诺莎，由当时日本的“太戈尔”热而喜欢太戈尔，“便和哲学上的泛神论（Panthei *** ）思想接近了”，同时“又把少年时分所喜欢的庄子再发现”。泛神论思想不仅影响他的诗歌创作和对中国古代神话的认识，还表现在他对先秦诸子思想的论述中。
1918年8月，免试升入在福冈的九州帝国医科大学。1919年9月发表新时，首次署名沫若，自谓是取其家乡的两条河――沫水（大渡河）、若水（雅河，又名青衣江）“合拢”而成。从此，沫若之名便取代开贞了。20年代中期，在出版翻译小说和戏曲集时，开始使用“郭鼎堂”三字。其后，在古文字、古器物研究领域，常以“四堂”----罗雪堂（振玉）、王观堂（国维）、郭鼎堂（沫若）、董彦堂（作宾）并称，成为显示其学术成就的一个代号。
在福冈4年半的学医生活，基本上被其诗歌创作、文学活动所取代，完完全全“凫进文艺的新潮”，走上“弃医从文”之路。与田汉、宗白华通信讨论诗歌创作、人生道路，与郁达夫、成仿吾方等发起成立创造社，往返于日本、上海之间，出版白话诗歌集《女神》，翻译出版《少年维特之烦恼》以及太戈尔、海涅、惠特曼、雪莱等人的诗文，发表诗剧、历史剧作……人虽然在福冈，但“旺盛的创作欲”使他对于繁重的医学课程“感到痛苦”。坚持到1923年3月，在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毕业，获医学士学位。当时有人高薪聘其为医生，但却被拒绝。他表示“医生至多不过是医治少数患者肉体上的疾病。要使祖国早日觉醒，站起来斗争，无论如何，必须创立新文学”。4月，携眷回国，到达上海。
一年以后，开始与泛神论决裂：“从前的一些泛神论的思想，所谓个性的发展，所谓自由，所谓表现，无形无影之间已经遭了清算。从前在意识边缘上的马克思、列宁不知道几时把斯宾诺莎、歌德挤掉了，占据了意识的中心”。翻译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河上肇博士的《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对于郭沫若“转向马克思主义和固定下来”，“起了很大的作用”。1924年8月，在写给成仿吾的信中自信地宣布：“我现在成了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了！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唯一的宝筏。”从《文艺论集》到《文艺论集续集》集中地反映了郭沫若文艺思想的转变过程，折射着他的整个思想、生活、作风的变化。
经瞿秋白推荐、林伯渠具体安排，1926年3月郭沫若自上海赴广州，应聘为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文科学长（即文科学院长）。到达广州的当天，便在林伯渠家见到毛泽东。在随后的两个多月中，先后与周恩来、毛泽东等多次见面，结下他们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从此，郭沫若便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和影响下，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6月，与阳翰笙、李一氓约定投笔从戎，参加北伐。经周恩来具体安排，由孙炳文向蒋介石和邓择生（演达）推荐，任北伐军政治部宣传科长（上校军衔）。7月出征，郭沫若随两湖主战场一路。孙炳文为其饯行，赠以“戎马书生”的徽号。8月，由北伐军政治部秘书长（少将军衔）晋升为政治部副主任（中将军衔）。在复杂尖锐的内部政治斗争漩涡中，郭沫若始终保持着他那清醒过人的洞察力。1927年3月，蒋介石秘密委任其为“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说“你无论怎样要跟着我一道走”，“文字上的事体以后要多多仰仗你”。郭沫若“虚与委蛇”，跟随其自南昌赴九江、安庆，终于完全“看出了他的真相”，决定脱离蒋介石，在朱德家中写成《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发表。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政变。14日，郭沫若潜入上海，通过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与李一氓、周恩来取得联系。周恩来听取了郭沫若的汇报，结合上海的实际情况，向中央提出《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的建议。5月，郭沫若遭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南京政府通缉。几经辗转，于8月4日赶赴南昌，找到周恩来、贺龙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任其为主席团成员、起义军总政治部主任。随即，与南昌起义部队南下。8月17日抵达广昌，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郭沫若与贺龙等一道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2月，经与周恩来商定，再次东渡日本。此一去，海外十年，在受着“双重监视”和“为糊口文字百忙”的艰难情况下，郭沫若“走了他应该走的唯物主义研究道路”，一连写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金文丛考》、《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殷契粹编》等重要学术论著，成为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开拓者，奠定了他在甲骨文、青铜器研究领域的崇高学术地位。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南京政府取消对郭沫若的通缉，郭沫若即“别妇抛雏”秘密回国。12月，日军攻占上海之后，国民党南京政府迁都重庆，郭沫若与何香凝、邹韬奋等赴广州。1938年1月，辗转到武汉，始与于立群开始了新的家庭生活。4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10月下旬，撤离武汉，辗转长沙、桂林，于年底到达重庆。1940年9月，三厅被撤销。10月，重新组建文化工作委员会，继续担任主任之职，并请回三厅原班人马。就这样，郭沫若以双重身份度过了八年抗战岁月。此间，一方面写下大量政论性的文章，另方面又在学术研究上写出《屈原研究》、《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甲申三百年祭》、《历史人物》，在文艺创作上推出《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历史剧，做出“至少使得自己较为满足的成绩”。
抗日战争胜利后，郭沫若全力投入到“反对独裁”和迎接“人民新春”的活动当中。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郭沫若连选连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三、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相继当选为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主席，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出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历史研究所所长，又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1954年以后，连选连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69年以后，又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49年－－1959年的10年间，郭沫若连选连任世界保卫和平理事会副主席（主席为约里奥·居里），“一直在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不曾间断”。在国际交往中，为增进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和了解，郭沫若做出重要贡献，先后被苏联及东欧各国科学院授予院士或荣誉院士称号。
“文革”期间，郭沫若协助周恩来做了大量外事工作。1970――1977年的8年间，他先后接待外宾数百次，尤其是在为中日建交和中美建交方面，做出了他应有的贡献。
作为国务活动家和世界和平使者，耗去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然而，郭沫若毕竟是文坛巨匠，从政之余继续追寻一个个的学术高峰，实践其“努力攀登不问高”的誓言，留下了学术论著《奴隶制时代》、《管子集校》、《李白与杜甫》和大量文物考古论文以及文艺创作精品――《蔡文姬》、《武则天》，讨论《再生缘》及其作者的一系列论文等，并主编了《甲骨文合集》、《中国史稿》等。
郭沫若的学术研究大体可以作如此划分：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以甲骨文和青铜器等古文字、古器物为基础，进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中，一面配合历史剧创作进行历史人物研究，一面纵论先秦诸子思想学说；50年代主要精力放在古代社会分期问题和古籍整理方面，60年代则以历史人物研究与历史剧创作影响着当时的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在50－70年代的20余年间，随时都有对于古文字、古器物的单篇考释或研究论文发表。
郭沫若一生留下千余万字的著作，经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辑出版的《郭沫若全集》历史编8卷、考古编12卷、文学编20卷。尚待出版的还有译著12卷、佚文集等。其著作被翻译为日文和欧、美主要文字，受到广泛的热爱，并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郭沫若北京前海西街18号的故居、四川乐山沙湾的旧居，均辟为纪念馆供国内外人士参观。
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最富时代特征的文坛巨星，他的学术文化成就呈球形发展态势，表现在诸多领域中。下面，分十个方面作简要介绍。
一、以中国文化为基点的世界文化观
在对20世纪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郭沫若形成以中国文化为基点的世界文化观：瞩目异民族的优秀文化，以中国的传统考验其适应度，吸吮其科学的甘乳，促进民族新文化的创造，再走出去填写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
如何认识和吸收“异民族文化之优秀成分”，郭沫若有过两次重大的选择。如果说第一次选择是凭着感情的喜好，创作了白话诗《女神》，开辟出新文学的发展路径。那么当郭沫若进到理性的追求时，瞩目“异民族的优秀文化”的目光便集中在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上。他注意到辩证唯物论的阐发与高扬“已经成为了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同时意识到要让这一外来的思想和方法置根于中国“固有的文化”当中，为中国人所接受，就要看其适应不适应中国的国情了。自1919年至1978年的60年间，郭沫若正是这样走过来的。郭沫若开辟的这一路径，在进入开放时代的今天，仍然为我们的学术文化发展所遵循着。
二、接受科学，走科学的中国化途径
在郭沫若的世界文化观中，包含着一个“科学的中国化”的思想，即关于“接受科学，主要的途径应该是科学的中国化”以及“以大众化为其目标，以文学化为其手段”和以“政治的民主化以为前提”的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
20世纪20年代，郭沫若提出“要唤醒我们固有的文化精神，而吸吮欧西的纯粹科学的甘乳。”30年代翻译英国著名学者威尔士（H. G. Wells）的巨著《生命之科学》（Science of Life），涉及到科学的综合化、大众化与文艺化的问题，认为科学的“综合化是以大众化为其目标，以文学（艺）化为其手段的。”40年代为上海“大众科学丛书”作序，强调“科学在今天是我们的思维方式，也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我们人类精神所发展到的最高阶段。”这是科学在最高层次上的综合，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全方位的综合！“科学的中国化”，与反对愚昧迷信、实行科学大众化紧密联系在一起。郭沫若分析中国落后的原因，认为“主要的就是由于科学不发达，一切不合理的累赘太多。”同时强调“不仅要使科学知识大众化，而且要使科学精神大众化。”真正做到这一点，愚昧迷信自然就无存身之地了！“科学文艺化”是郭沫若科学思想中的特殊认识，他的整个学术生涯始终充满着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的融通。后面将要说到，建立认识中国青铜器的科学体系，体现出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艺术思维与科学思维的完美结合。历史剧创作，更是被当作“科学与艺术”结合的成果。“科学的中国化”，又是与政治的民主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于科学与民主的关系，郭沫若说得很清楚：“要做到这一层（按：指科学的中国化），总要有政治的民主化以为前提。”
直至逝世之前发表《科学的春天》，郭沫若最后的心声依然是：“打破陈规，披荆斩棘，开拓我们科学发展的道路。”仍然融汇着科学思维和艺术思维：“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这是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让我们在无穷长河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
三、个人本位 --“革命文学”-- 人民本位的文艺观
由个人本位的“自我表现”的创作主张到“革命文学”的文艺主张，再进到以人民本位的文艺观，既标志着郭沫若所走过的创作道路，又反映其文艺思想的不断成熟。这当中，折射着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孔孟以人民为本位，墨子以帝王为本位，老庄以个人为本位。这样的认识，长期贯穿在郭沫若的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中。把握住这一点，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他对历史人物的种种评论了。
四、以新兴科学的观点把纸上材料与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确立起“中国古代文化体系”
在“清算中国的社会”，以中国的国情、中国的传统来考验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这一“外来的异物”的适应度的同时，郭沫若发现恩格斯的《家庭、所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便决心以这部名著为“向导”来撰写“续篇”，提供出来恩格斯“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写下具有开拓意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针对当时的“国故”之争，在认识上有着三个重要的突破：一是“国故”不再局限于经史子集等文献，扩展到地下出土实物----甲骨卜辞、青铜铭文等。二是“国故”包含“古代的真实的情形”。三是提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虽然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但其对“国故”的了解“是有莫大的帮助”的。“跳出”经史子集的范围，以地下出土实物为出发点，“跳出”传统观念的范围，引进外来的辩证唯物论观念，以此去认识“古代社会之真情实况”，一个全新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确立起来。这就是：“以新兴科学的观点来研究中国社会的古代”，“把《诗》、《书》、《易》里面的纸上材料，把甲骨卜辞、周金文里面的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而确立起来的“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
尽管《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有“好些错误的结论”，但具体结论的错误却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它是以20世纪20年代最新的思想观念----唯物史观为指导，综合了当时最有代表性的两大学术派别----古史辨派、古史新证派的最新成果，确立起独特的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体系，领导了此后的学术文化潮流。在这之后，郭沫若对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继续进行探索，不断完善他的奴隶制时代研究体系，成为古史分期讨论中颇具影响一派的代表。
为着认识“古代的真实的情形”，郭沫若首先是对《易》、《诗》、《书》等传统经典进行考察。因“疑经”而深入地下发掘的实物，于甲骨卜辞、青铜器铭“创通条例，开拓阃奥”，在甲骨卜辞、青铜器铭研究两大领域分别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五、推进甲骨学由草创迈向成熟，并预示着后来发展的基本趋势
自1899年河南安阳发现甲骨和甲骨上的文字，到20世纪20年代，识其文、断其字，加之罗振玉、王国维等“导路”、“考史”的业绩，甲骨文研究走出草创阶段。1928－1937年，中央研究院对殷墟先后组织了15次科学发掘。在此期间，郭沫若推出了他的《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契粹编》三部巨著，使甲骨学由草创迈向成熟。
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走着一条“读破它、利用它、打开它的秘密”的路径。《甲骨文字研究》，反映的是对于甲骨文“读破它、利用它”的初始阶段的水平。《卜辞通纂》通过传世的精品，确立起认识甲骨文的“系统”，使甲骨文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郭沫若“所怀抱之系统”是将甲骨文按照干支、数字、世系、天象、食货、征伐、畋游、杂纂8类编排，不仅将甲骨卜辞各项内容的内在联系交代得一清二楚，而且为初涉这一领域者指明入门的路径。这一“系统”的建立，既使其得以纠罗振玉、王国维所误释，识罗振玉、王国维所未识，更使其洞悉了甲骨卜辞本身的诸多奥秘。突出的例证是：《卜辞通纂》考释“世系”类的卜辞之后，列出了一个基本完整的殷代先公先王先妣世系表，解决了其中的一些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殷契粹编》也对殷代世系多有发明，为纠正《史记》记载之误提供了可靠证据。
郭沫若对于甲骨卜辞自身奥秘的探索，大致表现在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当时如何占卜记事（包括占卜、刻写、用辞、行文等），二是后人如何科学利用（包括区分时代、断片缀合、残辞互足以及校对去重等）。对于当时如何占卜记事，郭沫若虽然没有亲身发掘甲骨的经历，仍然获得了与董作宾（彦堂）差不多是殊途同归的巨大成就。对于占卜的次数即“兆序”、占卜用骨和卜后刻写的问题，都提出了带规律性的概括和有预见性的合理探索。特别是甲骨文的刻写部位、行款顺序，即所谓甲骨文例，《卜辞通纂》阐发尤多，纠正了前人不少错读。在科学利用卜辞方面，断片缀合和残辞互足是重大创获。断片缀合，是将二片乃至三片、四片残破、分散的甲骨片经过缀合而基本恢复原貌，使片断记事得以完整。由于一事多卜，关于同一事的残损严重的卜辞可以相互补足，成为较比完整的史料，这就是所谓的“残辞互足”。由于缀合和互补，还发现著录重复的甲骨片。《卜辞通纂》中校出重片18片，《甲骨文合集》校出重片6000余片，为著录甲骨以来的一次总清理。
郭沫若从60年代起开始主持《甲骨文合集》的编纂，直至其去世后才陆续出版完成13大册，成为甲骨学的集大成巨著。郭沫若虽然未来得及为《甲骨文合集》写出“前言”就离世而去了，但他作为主编确实是当之无愧的。
六、建立起认识中国青铜器的科学体系
《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金文丛考》等，体现着郭沫若考释器铭的新思路----把考古学纳入“美术的视野”，从器物的形制、花纹入手，以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结合，求得器物的历史系统，以历史系统与地域分布建立起认识中国青铜器的科学体系。
北宋以来著录的殷周青铜器多达三四千件，但多数年代和来历不明。郭沫若翻译出版德国人米海里斯《美术考古学发现史》，并以书中“对于历史研究的方法”进行最初的实践，完成《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郭沫若改变以往“以器为类”的著录方法和孤立考释器铭的传统，理出两周青铜器铭的历史系统和地域分布。《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上编为西周金文，“仿《尚书》体例，以列王为次”。下编为列国金文，“仿《国风》体例，以国别为次”。所录器铭，西周铭辞162器，东周铭辞162器，合计两周金文辞324器。《图编》专辑形象，《录编》专辑铭文。《图编》所录图像，依器类形制和年代排比。该书完整地表达出郭沫若在这一领域形成的新的治学思路，以及首次建起的研究两周彝铭的学术体系。后来，郭沫若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中有一段自我总结：先寻到一些表明年代的标准器，把它们作为联络站，再就人名、事迹、文辞的格调、字体的结构、器物的花纹形式等以为参验，寻出一个至少比较近是的条贯。凡有国度表明的，在国别中再求出时代的先后。就这样，一共整理出了324个器皿，都是铭文比较长而史料价值比较高的，两周800年的“混沌”被凿穿。从这又发展出花纹学、形制学等的系统，作为社会史料来征引，就更有着落。以花纹、形式作为考定器物时代的重要手段，从彝器形象出发，郭沫若勾画出中国青铜器发展的基本轮廓，将中国青铜器时代（自殷周前期至战国末年）划分为四期----滥觞期、勃古期、开发期、新式期，为中外学术界所接受和沿用。如此的分期和论述，标志着郭沫若以考古学的科学方法研治金石之学，做出划时代的重大贡献。
释读周代彝铭，确立断代体系，是要探讨两周社会。由此出发，郭沫若发掘出若干重要史实，为研究两周社会开出新局面，这是郭沫若超出其他古文字学家、古器物学家的地方。
七、苏活古代文献生命，倡导古书今译
在以实物证史的同时，郭沫若念念不忘苏活古代文献的生命，倡导古书今译，尤其注重古代文献的年代，将古籍整理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一起。
《<屈原赋>今译》、《再生缘》前十七卷校订、《崖州志》校勘等，从不同领域、不同侧面展示出郭沫若在古籍整理方面的特色和成就。其中，以《管子集校》最有代表性。在版本搜集、对勘下大功夫中，发现不同的版本系统，同时尽可能无遗漏地网罗了以往校释《管子》的诸家著述。全书写有2000余条“沫若案”，总字数不下20万字。以校为主，校注一体；校释与辨伪、断代结合；运用甲骨文、金文、隶、草等新旧文字，并注入现代经济学等学科思想，将《管子》一书的整理推向新的高度。
八、系统考察先秦社会与周秦诸子思想
考察周秦诸子思想，与郭沫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由于不满意“游离了社会背景”而专谈周秦诸子的做法，便对秦以前的社会和思想作了系统研究，呈献出考察周秦之际学术 *** 的“姊妹篇”----“偏于考证”的《青铜时代》和“偏于批评”的《十批判书》，成为其贯通诸子学说的代表作。其中，关于辨识儒家两重性、探究道家渊源与流派、区分法家与法术家等的研究，颇具久远影响，成为研究先秦学术思想的一家之言。
九、研究古典文学，产生巨大社会效应
郭沫若关于古典文学的论著，总字数近百万言，主要写成于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虽然这在他的全部学术研究论著中只占较小的一席之地，却有着其他绝大部分论著难以产生的社会效应。其中，以考释屈赋、辨胡笳诗、考陈端生、评李（白）说杜（甫），最能展示其学识渊博、思路敏锐、勇于创新的治学特点和研究成果的长久学术价值。兼具诗人气质和学者博识，一生贯穿热爱诗人的美、崇尚哲人的真的双重追求，形成郭沫若独特的思维特点和学术风格。诗人、学者兼而为之，性情、理智交相融汇，写出《李白与杜甫》。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审视，透过李、杜尤其是李白的遭遇，生动地展现了唐代社会由盛转衰的历史画卷；二是以诗证史，把李白身世、李杜宗教生活等项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三是突破了杜诗研究的旧框子，推动着杜诗研究的新进展。
十、以戏剧小舞台“再现”历史“大舞台”
把“运动、变化”的中国历史“大舞台”的若干片断（细节）“复制”出来，以艺术的形式再现于戏剧小舞台，产生巨大社会效应，是其他学者无法追及郭沫若的一个不可否认的原因。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进入成熟阶段,以《屈原》为突出代表，蕴含着其研究屈原的重要成果。《虎符》在把握“历史的精神”方面，使其历史研究与历史剧作关系的理论得到新的充实。60年代，以历史人物研究与历

街市上陈列的一些物品，
定然是世上没有的珍奇。
你也不要辜负了我的思量。
淡淡地，幽光 浸洗着海上的森林。
森林中寥寂深深， 还滴着黄昏时分的新雨。
云母面就了般的白杨行道 坦坦地在我面前导引，
引我向沉默的海边徐行。 一阵阵的暗香和我亲吻。
我身上觉着轻寒， 你偏那样地云衣重裹，
你团鸾无缺的明月哟，请借件缟素的衣裳给我。
我眼中莫有睡眠， 你偏那样地雾帷深锁。
你渊默无声的银海哟， 请提起你幽渺的波音和我。
青沉沉的大海，波涛汹涌着，潮向东方。
光芒万丈地，将要出现了哟
天海中的云岛都已笑得来火一样地鲜明！
我恨不得，把我眼前的障碍一概划平！
从我两眸中有无限道的金丝向着太阳飞放。
太阳哟！我背立在大海边头紧觑着你。
太阳哟！你不把我照得个通明，我不回去！
太阳哟！你请永远照在我的面前，不使退转！
太阳哟！我眼光背开了你时，四面都是黑暗！
太阳哟！你请把我全部的生命照成道鲜红的血流！
太阳哟！你请把我全部的诗歌照成些金色的浮沤！
太阳哟！我心海中的云岛也已笑得来火一样地鲜明了！
太阳哟！你请永远倾听着，倾听着，我心海中的怒涛！

女神》所表达的思想内容，首先是“五四”狂飙突进时代改造旧世界、冲击封建藩篱的要求。主人公以一个追求个性解放的叛逆者形象出现，要求打破一切封建枷锁，歌唱一切破坏者。其次，是对祖国深情的热爱和对美好明天的憧憬。诗中歌唱太阳、光明、希望，处处洋溢着积极进取的欲望。
《女神》在艺术上取得了新诗最辉煌的成就，它是“五四”时期浪漫主义的瑰丽奇峰。《女神》的格式追求“绝对自由，绝对自主”，而不受任何一种格式的束缚。它的形式自由多变，依感情的变化自然地形成“情绪的节奏”。
《女神》的浪漫主义特征主要表现在：诗中采用了比喻、象征的手法，并常借助神话传说、历史故事表达感情。
《女神》的诗风多豪壮、雄健、颇具阳刚之美。郭沫若的诗可以说是新诗中豪放的先驱，但同时，他也有许多清丽婉约之作。

（1）明亮，动词（2）明亮的，形容词

“忍俊不禁”在此并非表示某种情态的，而是表示石榴的生长过程，是由“忍不住笑”向“破口大笑”过渡。“秋天来了，它对于自己的戏法好像忍俊不禁地破口大笑起来，露出一口的皓齿。那样透明光嫩的皓齿你在别的地方看见过吗？”这一句运用拟人手法写果实的饱满。文中用“忍俊不禁”饱含感 *** 彩地表现了石榴的自然生长过程，又表现了它美好可爱的形象；用“破口大笑”表现它作为热烈夏季心脏的爽朗、热情、大方。整句具有鲜活的形象和富有动感的表达效果。还有一种理解，就是“忍俊不禁”与“破口大笑”连用，增强文章的口语化，但是一般情况下，上一种说法更具有科学、权威性。 楼上的，不懂的别随便发表言论。就算是鲁迅在世，貌似也不敢随便对郭老的大作指指点点的吧？何况您还不比韩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