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外国电影有,女子被绑住后又踩到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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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第一部电影叫《定军山》,是由谭鑫培主演的,是中国最早的黑白电影。那要说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是啥呢?你可能就不知道了。

世界上的第一部彩色电影,是1930年到1935年期间,英国的《浮华世界》。中国的第一部彩色电影,最早是1948年在上海拍的《生死恨》,由梅兰芳主演。但是《生死恨》这个电影并不成功,它的色彩做得并不好。那真正的比较成型的彩色电影,是

1953年拍摄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这是新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彩色电影。


这部电影诞生的意义是非比寻常,它不仅仅是电影当中的一个重大的技术突破,同时这部电影还有非常强烈的政治意义,有什么政治意义呢?

1954年,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这五个国家,开了一次五国外交会议,当时在日内瓦的国联大厦举行。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次正式走上国际舞台。和英美这些国家,对一些国际问题进行谈判。


日内瓦会议期间的周恩来总理

但是在谈判过程当中,我们知道,从意识形态上,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和咱不一样。所以对中方代表提出的议题,百般阻挠,同时也对社会主义阵营充满敌意,因为当时在全世界冷战的情况下很正常的现象,所以这个谈判就陷入了僵局。

就在会议进入僵局的时候,1954年五月份,在日内瓦参与会议的代表团和进行新闻报道的各国记者,突然接到来自中国代表团的一份请谏。这份请柬,是邀请大家来欣赏一部中国的彩色歌剧电影。那么,这个请柬就勾起了外国记者的好奇心。

那么这部彩色歌剧电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1953年拍摄完成的,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

咱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凄美动人的东方爱情故事。当时这些西方的记者看完这部电影,也让陷入僵局的谈判峰回路转,让大家对这个电影背后的中国有了一个新的认知角度。《梁山伯与祝英台》这部彩色电影作为中国与西方沟通的桥梁,功不可没。

那么,一部中国的传统戏剧《梁祝》为什么会在日内瓦引起轰动呢?那么新中国的第一部彩色电影它是怎么拍出来的呢?下面就来讲讲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

关于“梁祝”的故事,大约在东晋的时候开始,民间就已经流传,到现在有1700多年历史,算得上家喻户晓。据说东晋时期,在浙江上虞,老祝家有个女儿名叫祝英台,女扮男装到杭州去上学,在学堂里碰见了一生挚爱的真命天子梁山伯。梁山伯知道祝英台是女儿身以后就向祝家提亲。谁知道这时候祝英台,已经被他爸爸许配给了马文才。梁山伯娶不到心爱的女人,郁郁寡欢英年早逝。祝英台在出嫁那天,特意绕道到梁山伯墓前祭奠,这时候,风雨雷电大作,墓地裂开,祝英台纵身跳进去了。墓穴瞬间合拢,接着两只蝴蝶飞出墓穴,这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化蝶的故事。


根据考证,梁祝传说是真实存在过的,但对于它的发祥地众说纷纭,但这并不妨碍一代代的文学家、戏曲家以这个为原型写出各个版本爱情故事,这个故事里面,其中以

《梁祝》最早在越剧当中,叫

。从晚清开始,是常演不衰的保留剧目。但那时的《梁祝哀史》和咱们现在看到的越剧《梁祝》有很大出入。最早的《梁祝哀史》,里面有很多阴气森森的人鬼恋的故事情节。唱词上也有很多不健康的低俗内容。按现代人的眼光分析,这个

《梁祝哀史》最早的版本就是迷信和色情的大杂烩。

比方说,梁山伯之所以跟祝英台同窗三年,认不出她是女的,那是因为,梁山伯的魂儿被祝英台摄走了,后来又还给他了,他才明白祝英台是女儿身,这是《梁祝哀史》早期的版本。

那么在《梁祝哀史》当中,有一个选段叫“

”,讲的是祝英台的父亲写信让他回家,梁山伯相送,十八里路到长亭。而这个在现代版越剧里也很有名,一路上祝英台用各种说辞暗示,祝英台说我是女的,梁山伯就是不明白。后来梁山伯送完祝英台回到书院,师娘告诉她,祝英台其实是女儿身,梁山伯这才对一路上祝英台的各种暗示恍然大悟。于是收拾行李赶赴祝英台家里相会,在赶路过程当中,梁山伯一路回想祝英台的各种暗示,那是又喜又羞,老版的《梁祝哀史》里边儿唱着“回十八”的时候,梁山伯唱的都是黄色唱词,你说大家能想象到被祝英台戏称为“呆头鹅”的梁山伯,以前是满嘴的淫词艳曲。

那么当时在民国时期,在上海演这个《梁祝哀史》最出名的,是当时的粤剧名角袁雪芬,是越剧泰斗级的人物。袁雪芬是1922年生人,那时候演《梁祝哀史》,十多岁就演戏,20多岁在越剧行当里面已经红起来了,可当时她最不愿意演的剧目就是《梁祝哀史》。因为演这个剧,底下观众有很多起哄的、吹口哨的、喊的、哄堂大笑的,令这个生性倔强的袁雪芬那内心是非常愤怒。她心里想,这个戏我得改。


这个时候是1940年,袁雨芬18岁。当时跟袁雪芬那一起演《梁祝》的是范瑞娟。袁雪芬是演旦角,范瑞娟饰演小生。越剧这行当,有句话叫“有旦吃饱饭”,所有的戏基本都是生旦的,对戏就是小生、小旦爱情故事,这在越剧里头是最多的。而且,往往演这个小生的,是由女角反串。范瑞娟就是反串这个梁山伯,袁雪芬演祝英台。


当时袁雪芬、范瑞娟两个人还不到20岁,这两个人就开始了越剧改革运动。在改革当中,袁雪芬坚决去掉《梁祝哀史》一些不健康唱词,她说:如果不改,我唱不出这些肮脏的词。就这么着《梁祝哀史》变成了《新梁祝哀史》。不仅内容进行大量精简,两位主人公,也是一改以往庸俗形象:祝英台,定性为天真忠烈的少女;而梁山伯,成了那个呆而且可爱的书生。两人的爱情变得干净,成为一个永恒的悲剧。

就这样,在民国期间,40年代在上海演《新梁祝哀史》的时候,台底下不再哄笑,不再叫喊看热闹,观众开始真正为梁山伯和祝英台的爱情故事所感动。所以每一次,袁雪芬演到动情的地方,台上台下那是哭成一片,从此之后,袁雪芬、范瑞娟合演的越剧《新梁祝哀史》成了当时爆红的剧目,场场爆满。

就这样,电影版的前身基本成型,这个电影版的《梁山伯祝英台》,就是以越剧《新梁祝哀史》为整个的故事构架的,所以以后老版的《梁祝哀史》慢慢就消失了。


新中国成立之后,1952年的时候,这个时候袁雪芬已经30岁了,1952年国庆刚过,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开始了。这一天,忙完一天工作的毛泽东主席,在秘书陪伴下来到中南海怀仁堂看戏,戏台上演的就是袁雪芬、范瑞娟合演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前后演了将近三个小时,毛主席是很有兴致地就看完了整个演出,演出结束之后,主席对身边人说,这个戏演得好啊,我看可以拍成电影让更多人能看到。

本来,袁雪芬和范瑞娟所在的华东越剧团,就有把新版《梁祝》拍成电影的打算,现在得到毛主席赞许,那更得努力把电影拍好了,相关人员就开始着手准备。

没过几天,华东越剧团接到上级明确通知,

毛主席指示要把新版《梁祝》,不是拍黑白电影,要拍彩色电影。

此时电影进入到中国,已经快半个世纪了,从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的中国电影界拍了很多优秀作品,但基本都停留在黑白电影阶段,除了我们前面说的梅兰芳《生死恨》拍过彩色,但又很不成功。所以接到这个指示,华东越剧团每个人,一方面很激动,一方面心里很忐忑:为啥要拍彩色电影,咱没这个经验怎么拍啊!

那么在1952年年底,上海电影制片厂就开始筹拍彩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参与的人都很激动,当时一部黑白电影投资大概20万,彩色电影肯定得翻倍,当时新中国,财政比较紧张,但是这个钱,是财政专门划出款项来投入。

为了拍好这部彩色戏剧电影,华东越剧团派出最强电影制作阵容,由袁雪芬、范瑞娟分别饰演祝英台、梁山伯。

那么导演是谁呢?这时候年轻的导演桑弧把拍摄任务接下来。桑弧原名叫李培林,在1941年就开始接触电影,到新中国成立后,他已经拍了十多部优秀电影。


别看他当时年轻,有很丰富的电影导演经验。但是对于拍彩色电影,桑弧也是新兵,他不知道从哪里入手,所以这时候桑弧去请教苏联电影专家。当时苏联跟中国的关系还在蜜月期,这苏联专家,听到新中国要自己拍彩色电影,摇了摇头,就说你们拍彩色电影,还得至少再过三个五年计划,说白了在15年以后吧,现在拍好黑白片就可以了。

对苏联专家意见,桑弧很不理解:不就拍个彩色电影吗?我们已经拍了那么多成功的黑白电影,彩色电影还能有多远呢?

其实在这之前,刚才说过在1948年的时候,大导演费穆,就拍过梅兰芳主演的京剧彩色片《生死恨》。但当时拍摄经验不足,那片子色彩不理想。所以在那之后几年时间,中国再没人尝试拍彩色电影,都觉得这很难干。

可是桑弧,他有一种创造精神,也不信邪不服输。他就对剧组成员说:“1948年的大导演费穆,拍过京剧彩色片,但是,他在1951年去世了,要不然我向他问问,真能得到很多经验,但是现在没办法,咱们自个摸索吧。”

开拍第一天,拍的是新版《梁祝》里头十八相送“回十八”这段,就是最有名的这一段,作为一次实验。这一段袁雪芬和范瑞娟准备很久了,拍对他们来说一点儿不成问题,那已经驾轻就熟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没费什么劲儿就拍完了。第一次拍摄完胶片洗出来之后,大伙发现拍摄效果不错,颜色也好看,这青山绿水,花红柳绿比黑白片好看多了,大家也挺高兴,就觉得彩色电影也没什么难的,上下就对这彩色电影充满信心了。

可是隔了一个晚上,到第二天再看工作人员发现胶片竟然变成咖啡色了,整个画面就跟火烧云似的,拍摄组就陷入困境,说什么原因呢?曝光不充分还是怎么的呢?桑弧认为可能是洗胶片的药水或者方式不对,就再次向苏联专家请教,结果这苏联专家摆上谱了,干脆我就不理你了,吃了闭门羹。

桑弧也只好带领剧组从头摸索,演员继续拍,工作人员继续负责用药水做实验,那么演员这边,在摄影棚拍,同时那头工作人员拿着小瓶药水不停做实验。

那么在拍摄过程当中,一个镜头,往往要拍十几次。有的演员要不断的返工,还不是因为他演的不行,而是最后胶片冲洗出来不行,就得一遍遍返工,结果拍摄的时候,演员们最关心的不是怎么演戏,而是拍摄完了之后,胶片洗出来效果到底怎么样能不能用。

几个月下来,无数次的失败就把演员们的积极性给消磨差不多了,桑弧这阵子也开始琢磨,按现在进度要完成彩色片拍摄,还得碰到不知道多少困难,不知道啥时候能完成,但要退一步拍黑白电影的话,那马上很快就能完成。而且质量也高,这个桑弧就陷入两难之中,是放弃还是继续呢,这个新版越剧《梁祝》的拍摄工作虽然还继续进行,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对拍彩色电影不抱什么希望。

就在剧组陷入最大困境的时候,中国电影制片厂的电影专家来帮忙来了。来解决拍摄当中遇到的难题,他们发现了剧组最主要问题,除了

不够好,还有个大问题就是

拍彩色电影打光一定得打得准,剧组里边有两盏从苏联进口的阿克炭精灯。这个阿克炭精灯,在现场发现效果不怎么好,总跟打摆子似的,一会儿明一会儿暗。灯光不解决,这彩色片肯定拍不好。由于遇到的困难解决不了,所以很多人才动摇要拍黑白片。这样电影厂就决定了,说改拍黑白片,这么一来,拍摄现场的彩色布景和服装就得重新设计。

就在大家拆布景的时候,剧组的电工突然发现,这个阿克炭精灯安装的时候没安装好,给装颠倒了,所以导致它接触不好,不稳定。现在又给它重新安装,马上打光就好了,现场效果就漂亮多了,所以灯光不好是虚惊一场。

可是拍彩色电影的困难当然不止灯光一个,后来,还有就是有关画面的问题、胶水的问题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在说看来要改拍黑白片的时候,很多演员心里头不舒服,说虽然是彩色电影咱现在拍不出来,可是那色彩看着真漂亮,像袁雪芬这些艺术家特别希望把最好的效果展示出来。这时候袁雪芬,亲自找了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夏衍,就著名的剧作家,咱们语文课本里都学过他写的《包身工》。夏衍亲临现场看了彩色画面之后,他马上召开会议说要拍就拍彩色电影,否则咱们这些年的努力白费了。这样,导演桑弧就坚定了信心。

这个时候距离当初立项已经半年过去了,时间就来到1953年的夏天。1953年夏天来得早,而且特别热,当时有38度,但是大家的工作热情很高,坚持在高温底下工作。这时候解决了现场这个打灯的问题,但同时,药水的问题剧组自己解决不了。所以据报道当时上海市市长陈毅,对于《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拍摄很关注,一听说这个问题,马上给想办法。甚至为了照明,把当时军队用的防空探照灯都借给剧组用了。白天剧组用这灯拍电影,晚上送回去,接着进行防控照明。防空探照灯它功率特别大,拍电影的时候尤其白天还热,使演员那根在火炉子烤一样,你这演员还得穿着西装呢,所以现场为降温弄了很多电风扇吹,但当时还是不少演员在这个时候中暑了,反正牺牲是很大的。

这个时候终于传来好消息,咱们从国外引进了新的胶片药水。在洗的过程当中,大致能保证原来这个电影彩色效果不失真,就比原来好多了。所以这个关卡的解决,最终使电影顺利的拍出来的,前后经历多长时间十一个月。新中国的第一部彩色电影新版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就这样终于拍摄完成了。


1953年的11月份,周总理、邓颖超还有陈毅一起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来看样片。周总理一看这电影色彩鲜艳,层次分明,对这部彩色电影大加赞赏。说咱们这是个伟大突破,也给新中国争光了。就夸赞桑弧又夸剧组的这些演员和工作人员。

周总理还详细询问了有关这个片子的一些情况,他知道舞台上《梁祝》要演三个多小时,对电影来说,看三个小时的电影是过量的负荷。所以

周总理建议,要把电影长度控制在两小时以内。

当然这是个难题,因为开始创作剧本的时候,这些主创人员以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为基础,现在要把时间缩短,那还要尽可能保留舞台上精华,所以要对原来的剧本进行删改,再通过镜头变化,省去一些舞台上不可避免的动作。就在拍的时候,把原来一些动作能省则省,而且又对越剧剧本里面人物性格不一致的地方进行修改。

你比方说梁山伯听说祝英台嫁给马文才之后,大吵大闹,要到衙门告去,不仅要告马家,还要告诉老祝家,去告祝英台悔婚。这段叫“三状纸”,就是告马家、告祝家和告祝英台。梁山伯定位是一个有点呆的淳朴青年,这显得有点矫情,不符合人物性格,所以把这个唱段就给删了。

尽管做了最大努力,成片效果还是不尽如人意。有些地方一删,有硬伤不好衔接,所以这个时候,剧组为了剧情连贯,又重新补拍了一些镜头。

同时,周总理作了重要的建议,说能不能在“楼台会”和“山伯临终”之后,加上个祝英台思念梁山伯的场面。

原本在剧本里头,“楼台会”是梁祝二人最后一次相见,在这之后,梁山伯病一日重过一日,最后没等到跟祝英台相见就病死家中。梁山伯死了之后,马上衔接马文才的花轿进门,祝英台他爹硬逼女儿上轿,这个中间的过渡不太自然。祝英台在这中间,也没有表达过对梁山伯思念和再见面的期盼,所以后头祭奠梁山伯,然后俩人化蝶就显得突兀。所以这么着桑弧觉得周总理的建议很好,就补拍了一场。增加了四句唱词:“落叶满地秋风尽,一日相思一日深,梁兄啊,你几时病好来看我重续草桥结拜情。”这一衔接,就特别自然。随后接着就是她这个丫鬟银心,告诉祝英台说梁山伯已经去世,这时候马家的花轿到了,祝英台他爹逼着祝英台上花轿。这短短四句不仅能凸显人物的悲剧色彩,还跟后面的情节形成强烈对比,就把梁山伯和祝英台的坚贞不渝,爱情烘托得更浓烈了。所以这个改动应该说是周总理给剧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导。后边儿还有祝英台把一只绣花鞋作为信物给梁山伯,但相关的专家建议啊,把赠绣花鞋改成赠玉蝴蝶,这更好的呼应了后边化蝶的结尾。


1954年《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全国影院上映,一上映是风靡全国,总共放了1000多场,观众将近150万人次,在那个时候可是了不起的成就,电影传到台湾之后,有个越剧戏迷前前后后看了140多场。

这个剧当时在海内外引起的轰动非常大,最终就是呼应前面说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走出国门,给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了贡献。1954年的4月20日,周总理带领中国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

出国之前,周总理带上了中国的两个法宝,简称“两台”。什么叫“两台”呢?就是彩色越剧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和中国的茅台酒!

在日内瓦会议召开期间,给外国记者举行电影招待会上,周总理先是安排放了1952年的国庆纪录片,向全世界媒体带去新中国的新形象,获得一致好评。但是,有的外国记者报道说中国利用电影宣传中国的军国主义。周总理一看,确实这个纪录片,政治宣传色彩很浓厚,所以他就让当时任新闻联络官的熊向晖,在电影招待会之后再增加一场戏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这熊向晖接到任务得赶紧跟外国记者做介绍,就准备在驻地旅馆,先简单的放一次。

听说正在放映中国电影,驻地旅馆的瑞士员工都来看,可是放没多长时间,原来挤得水泄不通的方向时没人了,一个一个走了,为啥?看不懂。其实别说外国人看不懂,中国官员要不是越剧迷,要不看字幕,你也不知道唱的是什么。像咱们现在听越剧,很多人听不懂一个道理。但任务还得完成,熊向晖就跟懂越剧的同志,把剧情介绍、主要唱词,写了十几页的说明书,准备翻译成英文发给外国记者。把这片名,别叫《梁山伯与祝英台》了,就叫“梁祝的悲剧”。这样简单一点。

结果熊向晖向周总理汇报工作的时候,周总理就说:“你这可不行,十几页的说明书谁看呢?我看电影,我还要看十几页说明书,我要是记者我就不看。”就这么周总理又给出了个主意说:“你在请贴上写一句话:请您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你看这不就一下子扎进理解的桥梁了吗?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西方人说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放映前,用英语做个三分钟的说明,简单介绍一下剧情用词,有点诗情画意,带点悲剧气氛,把观众的思路,引入到电影就不用再做其他解释了,观众看这个场景就听不懂,他也能大致看明白,他得是先入为主,对这句有点儿简单了解就可以了,按罗密欧朱丽叶角度欣赏两个人的爱情。

就这么着按周总理的安排,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果然引起外国官员和记者极大兴趣。当时放映时租的旅馆的大餐厅,250个座位座无虚席。电影放的时候,观众很快入戏了,全场鸦雀无声,而且基本都看懂了,等演到哭坟化蝶的时候,很多观众,发出同情的感叹声,还有看哭了的,这影片结束,全场的灯光一亮起,这些观众静默了一分多钟,然后有观众先鼓掌,全场就沸腾,掌声可以说是经久不息。


在日内瓦,周总理还特别邀请了世界级的喜剧大师查理卓别林观看了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卓别林看完之后,很感动的流下眼泪,说这是一部非常出色的影片。当年卓别林,不是没看过中国戏曲,他在美国的时候,就现场观摩过梅兰芳先生的这个演的京剧。他就说,中国的舞台上,这种程式化表演的非常非常具有独创性。表现人物性格,你明知道他是举手投足之间的事,好多东西都是虚拟的,可是一下就把人抓进去,让你明知道台上表现的东西,它不是完全真实的可是你比真实世界里发生的事儿,你还能够更感动,说这是中国戏曲的魅力。而且卓别林,还和演梁山伯的范瑞娟见面,一看演梁山伯的范瑞娟穿着旗袍是个时髦女子,卓别林就惊呆了,说没想到这么个漂亮小伙子是一位女士扮演的,无论从这个唱音色到神态动作,都看不出是女的,很佩服。也就是说梁山伯祝英台这部电影征服了喜剧大师卓别林。


1954年瑞士日内瓦,范瑞娟会见卓别林

那么,当时普遍的国际舆论对新中国,是抱有敌意的,认为中国共产党压制文化发展,只会搞一些军事题材的宣传品,而这部《梁山伯与祝英台》正是从另一方面说明中国也有经典的爱情片,也非常重视文化发展。所以当时参加电影放映的200多名外国记者被这种陌生而优美的文化给感动了。有美国记者说,这个电影太美了,比莎士比亚的罗密欧朱丽叶更感人。有的记者报道就说,新中国成立不久能拍出这种片子,说明新中国的政局比较稳定,这一点超越了电影,比电影本身是更有意义的。所以国际舆论很多人认为不能再用老眼光看待中国了。所以当时的国际舆论转了风向,说新中国建国不久就拍出这样美丽的爱情色彩,偏谁说共产党只要军事不要文化。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梁山伯与祝英台是打开了西方了解中国的大门,也使陷入僵局的谈判峰回路转,日内瓦会议中国代表团最后,算是顺利完成任务,周总理后来就说这次任务,全靠《梁山伯与祝英台》和茅台,这“两台”征服了外国朋友,所以周总理这个总结也很有趣儿。

《梁山伯与祝英台》是新中国电影事业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它后来也成了新中国电影永恒不灭的经典,那么几十年过去了,这个电影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风采,而且影响了大量后来戏曲电影的创作。当然这个经典是在桑弧、袁雪芬和范瑞娟,这些艺术前辈可以说孜孜以求的追求和努力之下,才能够突破重重逆境,最终破茧成蝶,最终使梁祝在电影里的化蝶变成了电影作品呈现上的真正的彩色的蝴蝶。

对于电影《梁祝》,你有什么想说的吗?对于目前我国几乎很少有输出国外的优秀文化作品,你有什么看法吗?欢迎在下方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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