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上订购的书忘记购买了怎么办

原标题:街角社会︱报刊时代过去了,老邱不得不退休

 “四点在原来的地方见。”9月4日下午两点,邱福荣在微信上给小林发了一条信息。消息发出去后,他骑着新买的电动车匆匆出门了。
“原来的地方”在上海市黄浦区,局门路和瞿溪路的交叉口上有一个“东方书报亭”。过去八年里,邱福荣是这家书报亭的经营者,直到2018年7月,这份工作结束了。

报亭关闭后,邱福荣每天早上去公园里吹笛子,打发时间。 澎湃新闻记者 董怿翎 图
在这八年里,邱福荣每天早晨5点半骑电动车从家出发,6点准时开门营业。他和妻子租住在闵行区梅陇镇,但他跟报亭周围的邻里却更熟络,大家都喊他“老邱”。不再经营书报亭之后,他和这片老城区的联系似乎没了凭借。
他经营报亭时还兼着出售旧书刊,报亭关张之后,老邱把剩下的一部分存货拍照发在了自己的微信朋友圈。这个月老邱在微信上做了近2000元生意,像小林这样的熟客现在都是通过微信联系。
微信成了老邱与过去的生活最直接的纽带。但他仍觉得:“微信比不上报亭”。他担心时间长了,这些年笼络来的人气会逐渐散去,“等天气凉些,每天去那里(路口)站站,和老朋友们打打招呼也好。”
62岁的老邱,一米六五左右的个头,戴了副老花眼镜,留着寸头,说话夹带着福建客家口音。
他住在上海市中环外一套租来的一室户,四十多平方米,每月租金2000元。房子没有装修,保留着水泥地,墙面也因年久而印记斑驳。2007年,他和妻子刚搬来这里时,租金是700元。
“当初这套房子也就卖五十来万,现在要三百万了。”老邱感到有些惋惜。但那时候,初来上海谋生的他没有在这座城市安家置业的本钱。
现在,妻子住在市区一户上海人家做保姆,每个月回来住四天,平日就他一个人在家。两年前,为了节省开销,他把卧室转租给了一对来上海务工的夫妻,自己住在七八平方米的客厅里。房间靠墙摆着一张一米五的双人床,另一侧放了一张四方桌和一只橱柜,报亭留下的旧书就堆放在橱柜上。
在上海住着合租的毛坯房,老邱的生活显得有些拮据,如今赖以谋生的报亭也拆了,但他却说自己不想再回老家去。
他将翻滚着的开水倒进放着一小撮武平绿茶的瓷杯,一边微笑着说:“这是我老家的茶,每年侄子都给我寄一些。”老邱已经多年没回过老家。回忆起当初离家的往事,他皱了皱眉,说道:“那个时候在老家,根本赚不到钱,当时我还欠了些债。”
1978年,他在福建武平合成氨厂寻了一份稳定的文职工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中国南方掀起下海经商的热潮,当时在工厂工作的老邱也动了心。1994年,他选择停薪留职,在武平县城开了 一家室内装潢店。老邱原本以为就此能发家致富,却因几年后遭遇的一次商业欺诈欠下了债。
那时,老邱与一家湖南长沙的建筑开发商签订了装潢合同。实地考察后,老邱从老家带着施工队伍赶到长沙,交了一笔20万的保证金,但对方却一直拖延开工的时间。
一个月之后,他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调查后,发现对方使用的公章和文件皆是伪造的。他算下来,那次亏了近40万元。这笔钱在当时足以在老家买上三四套百平米左右的房子。更让他无奈的是,投进去的钱大部分还是向亲友借来的。
2002年,化工厂实施改制,老邱下岗了,而经营装潢店也没能赚到钱。常找他收购邮票的老乡告诉他,自己在上海发了财。恰巧老邱也有收藏邮票的爱好,“倒邮票能赚大钱”让他动了念头。为了还清债务,2004年夏天,年近五十的他下定决心出去试一试。
上世纪末的国企改制导致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下岗潮,也引发了新一轮的外出打工潮。 根据历年上海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分析,2000年至2010年的十年间,上海常住人口增长了近40%。
刚来上海时,老邱花600元在黄浦区租了一间12平方米的卧室。一年后,妻子搬来上海,和他挤住在出租屋里,找了一份做保姆的活计。
但是,老邱到上海的时候,邮票市场就已经从1990年代末期的盛世跌落。早几年,同乡赚得盆丰满钵,在上海购置了房产,而他却没能淘到金。
为了能够在上海待下去,2005年,老邱经朋友介绍做起了《新民晚报》的投递员,他当时心里想:“做报纸投递,至少是给国企干活,能有保障”。世界报业大会数据显示,新民晚报在2005年的发行量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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