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天早上起床，都会被改良世界的欲望和享受世界的欲望搞得不知如何是好。”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尚未进城上幼儿园的我，和我妈住在豫南的一个小镇上。有一天，有人到镇中学家属院，推销自制的饼干。我妈买了好几个那种大的饼干，是常见饼干的数倍大，能覆盖巴掌。我对于这件事的记忆很是模糊，不过记得带我的一个阿姨对我说，“农村的人吃煎饼，城里的人吃饼干。”

处于城市和乡村过渡带上的我，可能就是在那一刻，体会到了一种都市的特性。它说不清道不明，但在日后多年里缭绕在我的人生之中。

许多年后，我学了城市规划专业。这专业在国外有许多种名称，最常见的名称是Urban Planning或City Planning。那么urban和city，哪个词更能代表城市？

对此，学术界有各种定义、概念和解读，我则在迈克尔·杰克逊的音乐标签中找到了答案。在关于他的一篇文章中，我首次看到对他音乐风格的定义——rban（都市音乐）。Urban又被称之为Urban Contemporary，起源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从R&B与Soul衍生而来，并于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发扬光大。

听到这个名字，你能想象到那种当年Disco舞厅：镭射灯打出五颜六色的光，都市男女们随着迈克尔·杰克逊歌曲的节拍，跃跃欲试地跳动起来。

根据马克思·韦伯的说法，City特别突出一个空间单元的法定意义，这个单元是一个行政实体。与之相对应的，Urban更突出城市的社会属性。按照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融合社会经济诸多因素的城市空间，不再仅仅是我们进行生产的场所，而成为我们生产的对象，所谓空间的生产。

Urban意味着都市性（urbansim）与都市的生活方式（urban lifestyle），现代城市的特性、气质、品格与风尚蕴含其中。摇滚乐是六十年代的理想和激情的代表，而流行音乐和电子产品则在八十年代随新自由主义治席卷全球。

Urban的气质，是当年引领青年风潮的电影《霹雳舞》，是童年的变形金刚玩具、大大泡泡糖、印着哆啦A梦的铅笔盒和滚轴溜冰鞋。成大后，你会在网络上翻阅Urban Dictionary，那里面充斥着那个时代都市青年们才能理解的俚语。你会会心一笑，urban便是这样一种幽默。

我从小生长在一个非都市的地方。大院文化形成于计划经济时期，带有军事化的特征，而部队大院则是这种文化的终极呈现。在豫北小城里，我生活的那座部队大院，就像是一个乌托邦，独立于那座城市的肌理而存在。

大院的墙内和墙外的城市，几乎是两个世界。在大院的环境里成长的我，对于外界的都市性，自然是缺少认知的。对我而言，大院是我童年的伊甸园，是塑造了我精神的理想城市。那些在大院生活的岁月里，大院就像是我童年的一片海，让我在其中自由地远航。

部队大院干净整洁，是一座园林式的兵营。在市场经济逐步兴起的年代里，依旧充满着革命情怀。高音喇叭的声音，覆盖整个大院，定时播放的音乐，形成了人们生活的稳定节奏。白天会播放各种革命歌曲，以及《军营男子汉》那样的军旅歌曲。晚上则会在固定时间，响起熄灯号，带人们入眠。

大院里的规划布局，如今看来颇得霍华德花园城市理论的真传。楼房整体密度不高，各种花园绿地穿插其间。家属院住宅区容积率超低，而绿化率极高。两栋三层公寓楼之间，有着超大面积的草坪——极少有商品房小区能有这样的设计。

家属院之外，大操场广阔宽敞，平日里很少有人，漫步其间，仿佛置身于非洲的稀树草原。而在夏天，则会在上面放露天电影，在整齐划一的军人队列后面，是儿童们的乐园。

那可以说是一个充满着田园牧歌的理想国。

和小伙伴们玩到深夜，散去时，总听到大喇叭里传来一段音乐，悠远又富有柔情，动人心弦。后来很多年这些旋律都留在心底深处，却无从考证它的由来。直到刚上大学，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才知是谭咏麟的《水中花》。当时并没有过多感叹时光流逝，只是简单地欣喜，很平和，却又深入且持久。那段音乐过后，便是熄灯号，然后整个世界一片宁静。

小伙伴们纷纷回家了，最后只有我一个人还在闲逛。夏夜里，草丛里虫鸣窸窸窣窣；昏黄的路灯将空无一人的道路映照出一片金黄，小虫子围绕着灯泡在飞，黑色的小点在炽热的灯罩上随机游走。墙上有壁虎在爬行，迅疾出现，又迅疾消失，不留下一丝影踪。许多童年时的情景如今回忆起来都已模糊一片，留在心里的尽是那种淳朴的、古典的、旧时光里的情绪。

多年后，当我在沈阳的铁西区，漫步在建成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大厂区的时候，又一次感受到了部队大院的气质。红砖砌成的苏式公寓楼，整齐划一的小区布局、连片的绿地，以及隐约出现在空气中的集体性、纪律性的味道，都让我似曾相识。

从斯宾塞的军事社会与工业社会的理论来看，大厂区和部队大院，都是一种封闭的、集体组织的军事社会，而大院之外的城市，则属于工商业文明塑造的现代工业社会。后来我走出了大院，外面的城市异彩纷呈，都市性已然繁盛。

具有流线型的玻璃圆罐、橘红色的盖子，以及淡红略带粉色的粉末，是Tang果珍经典的产品形象。它对我的人生并未产生重大影响，但是我认为它对于都市性的回溯来说，是一个极好的叙述线索。

我们或许是最后一代有着物质匮乏记忆的人。在我们童年时，小卖部里尽是一毛钱的冰块、两毛钱的唐僧肉、三毛钱的汽水，而一块一包的虾条已经是轻奢品了。

当时中央电视台经常播出的一个饮品广告，让我们大开眼界。广告里，冬日的窗外，白雪皑皑。屋子里一个小男孩拿着航天飞机模型，张望着外面。这时候他的母亲冲调出几杯Tang果珍，端了上来。玻璃杯中的速溶冲剂化为华丽的果浆，冒出的热气让人隔着屏幕都感到温暖，似乎能闻到屋子里芳香的气息。刚回家的父亲也坐在桌边，一家三口共同举杯畅饮，在寒冷的冬日里，尽享温馨一刻。

这个广告有着那个时代不同凡响的质感，让人印象极为深刻。后来Tang果珍还推出了一些其他版本的广告，尽管那时候中产阶级这个词语尚未被使用，但Tang果珍的广告，则提前十年，将这种代表着中产生活方式的产品，向人们进行了强力的宣传。

在人们对于冲调品的印象还停留在麦乳精、蜂王浆的年代，Tang果珍以一种卓尔不群的气质，开启了人们的味蕾对于都市性的想象。三十元一罐的果珍，伫立在大型百货大楼食品专柜上最显眼的位置，在众多国产饮品的包围中脱颖而出，鹤立鸡群。

它是当时普通人一周工资的等价物，更代表着一种时髦、国际化的意向。购买果珍，并不仅仅是买了那个橘红的玻璃罐，而是攀上了广告中所展示的那种极具品质感的生活方式。

我始终觉得这个广告，在那个时代具有极强的超前性，尽管它并没有造成巨大的轰动，而果珍在当时也一直是小众产品。但看过那个广告的人，都会对“TANG果珍，太空时代饮品”的广告语记忆深刻。广告里小男孩手上的航天飞船，似乎是一种隐喻：新的时代即将到来，将带着我们的想象冲破天际。

事实上，航天飞船并非空穴来风，Tang果珍曾经长期是NASA官方指定饮品，因此其包装上也带着宇航飞船的标志。与传统橙汁相比，Tang果珍的口味更好，但植物纤维极少，不会促进身处机舱内的宇航员的快速代谢，因而成为宇航员的最爱。

Tang果珍之所以有这样的特性，是因为它并非由果汁做成粉末，而完完全全是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在二战后，美国迎来了婴儿潮，妇女们也纷纷走上工作岗位。社会大环境对于能够在家庭中快速冲调食物有了大量需求。食品巨头们开始尝试用各种制剂进行人工食物合成，创造新的产品，创造新的需求。

果珍便是美国历史上首个完全使用添加剂制成的食品。它易于保存，能够及时冲调，口感良好，深受孩子们喜欢。但它的成分是白砂糖、维生素C、焦磷酸铁、食用盐、食用葡萄糖、柠檬酸、食用香精、蔗糖素、二氧化钛、柠檬黄……它包含一切，唯独不含橙汁。一切都是人造的，好似发达的人工智能一般，工业流水线为我们的味蕾制造出了高度仿真的幻像。

在那个时代的广告中，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中，金发主妇拥抱着畅饮果珍的孩子。广告词是“果珍有我们喜欢的（橘子）口味和我们需要的全部维生素C”，听上去是那么完美，正如六七十年代美国中产家庭闪闪发光的形象。果珍、中产阶级、宇宙飞船，串联起一个商业资本的梦幻故事，也成为美式文化的象征。即便在NASA已经不再使用果珍的多年之后，奥巴马在和太空中的美国宇航员连线时，还调侃道：“你们是否还喝果珍呢？”

TANG果珍成为席卷全球的商品大潮的缩影，能够被快速消费，具有良好的体验，以及精致的包装和诱人的宣传。在各国都以标准化的形式生产、运输和销售。

最重要的是，它有着一套独特的叙事，代表着一种无从抗拒的都市性。它是不是真正含有橘子的成分，不再重要，从这个年代开始，产品的内容开始让渡于形式。

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与大院生活关系密切的那些“经典国货”，开始将市场让渡于果珍这样的国际产品。跨国资本席卷全球。一种更为全球化和普适性的叙事，开始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消费主义怒涛汹涌，澎湃激荡，所有人都或主动或被动地投入其中。与充斥着反叛精神的霹雳舞和摇滚乐相比，商品经济更加老少咸宜，在它柔和诱人的外表下，具有更加强烈的控制性，让我们不知不觉地成为其拥趸。

百货商场开始成为城市生活的中心，在九十年代，红极一时。当时经常能在省电视台上看到郑州亚细亚商场的广告。反复播放的广告，给人的意识中注入这样的概念：河南省的中心在郑州，而郑州的中心则在亚细亚。

那些年，到郑州的游客不一定要去什么旅游景点，但一定要去亚细亚购物。在贾樟柯的电影中，百货楼和商业街，也是小城市集中展现都市性一面的场景。多年后我在石家庄看到北国商城，在太原见到解放大楼，这些老百货楼都散发着同样的气息。

九十年代中期我爸转业去郑州，我从部队大院的海，一下子进入了城市的大洋，那是另一个更加纷杂错乱的世界。我对城市的认知也面临巨大的颠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完全不喜欢郑州，对我来说，它意味着都市的冷漠、集体的消解、个人的无所适从。

大院文化的宏大叙事，开始转向商品房小区的经济法则。童年生活戛然而止，田园牧歌一去不返。市场和商场成为日常生活和休闲活动的展开空间。

列斐伏尔在《都市革命》中认为，宏观的革命与阶级斗争，都转向了都市街头的日常生活的革命。毫无疑问，商品是这场革命的核心。商品成为市场经济舞台的主角，而一切经济活动都围绕商品全生命周期的特点而展开。购物承担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城市的重任。商场也成为人们心中的圣地。

对于孩子们来说，各色商品琳琅满目的超级市场，则是那个时候我们憧憬的终极乐园。我记得，直到香港回归前几年，超市还并不多见，商场依然是以柜台为主。小伙伴们一起玩的时候，有人说97年香港就要回归了，到时候就去香港逛超级市场，想买什么直接从货架上拿。那种对于商品渴求的眼神，用现在的话来说，便是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仅仅在香港回归后的两年，1999年，丹尼斯大型超市在郑州开张。我和小伙伴们一起去，看到两层楼，上百个货架，琳琅满目的商品，简直惊呆了。在小伙伴们纷纷推着购物车肆意购买零食的时候，我脑海中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如果当年苏联的商场中，有这么丰富的商品，那么苏联还会解体吗？

城市在商品消费的道路上一路狂奔。看上去，购物似乎在为城市塑造着一种终极形态。进入21世纪之后，高端商场、大型超市、综合体层出不穷。消费主义大行其道，购物成为城市最终的形态和归宿。库哈斯认为，全球化会将各地的城市变为“广普城市”（Generic City），城市的个性与历史均被磨平。在库哈斯对于未来城市的展望中，购物中心成为公共空间的核心，购物将成为公共活动的唯一形式。

前两年，当我再次造访深圳的时候，当地的朋友带我去了欢乐海岸。那是一个像主题公园一样的大型购物中心，或者说是一批购物中心组成的一个主题公园。漫步其中，擦肩而过的人群平均年龄很可能只有二十五岁。消费成为了都市生活最重要的乐趣，所有人都沉醉其中。

购物可以证明是现存公共活动的唯一形式。通过一种日益加剧的掠夺的斗争，购物开始殖民甚至是取代都市生活的各个方面。历史性的城市中心、郊区、街道以及当今的火车站、博物馆、医院、学校互联网甚至于军事越来越由购物场所和机构来控制。教堂是吸引信徒的购物中心。飞机场正广泛地从将旅客转化为顾客中获利。博物馆正在努力向购物转化以便获得生存。

在我看来，欢乐海岸是库哈斯论断的一个绝佳案例。在这里，一切体验皆可消费，一切消费皆可体验，购物即游园。我们所有的都市活动都在异化为消费的过程。

如果说库哈斯的展望在当时有着激进的一面，那么随之而来的网络时代，更是将这一场消费盛宴推上高潮。2017年11月11日，我到杭州开会，研讨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而此时，那个西子湖畔的东方山水城市，正在成为全国乃至全球在网络世界中的消费中心。“双十一”那天，我和各国教授一起到西湖泛舟。有人说到“双十一”的销售额又创新高，相当于一个小国的GDP。

那天下着小雨，西湖烟雨蒙蒙，颇有山水画的意境。后来雨水渐渐变大，天空乌云密布。远处的山与水模糊一片，好似《黑镜》中的的未来场景，一切都是黑白色的，物体的细节被虚化，实体只显示出轮廓。在消费和被消费的场景中，未来山雨欲来。

而平日里的城市街头，也随处可见各大电商创造的各个购物节广告。618、双十一、黑五、双十二....一个个新兴的节日，虽然非法定，但对于网民们来说却至关重要。我总以为狂欢节（Carnival）是拉美人的专属，他们外向、热情，惯于表达激烈的情绪。诸多网购狂欢节，能够看出商品对于网民和都市人格的塑造：哪怕平日里少言寡语的人，也能在互联网的世界里，进行着拜物教般的狂欢。资本能够创造节日，或许将来能创造文化。

购物成为节庆，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流行，更是成为一种宗教般的信仰。对于都市白领们来说，网购和取快递成为他们在“996”面前的唯一精神寄托和生存动力。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每个人都跃跃欲试。红极一时的情景喜剧《我爱我家》，虽然主要展示的是体制内家庭的日常生活，但也有不少剧情展示了市场经济浪潮激发的文化碰撞。待业青年贾志新，早早就下海经商，甚至跑到了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岛。一直在国家机关的贾志国，后来也从政转商。而干了一辈子革命的老傅，也偶尔“发挥余热”，与志国、和平一起参股燕红的生意，并且表示：“这股份制就是好……还能在商品大潮中学游泳……”

在下海成为风潮的九十年代初，在军队经商的时代背景下，我爸随部队一起南下深圳，搞工程建设。在小学三年级暑假，我和我妈一起去深圳看他。在那个夏天，我充分感受到了商品经济对世界观的冲击。

在很长一段时期，深圳是我们能到达的都市性的最前沿，因为它最接近我们对于都市性的终极野望之地——香港。在回归之前，香港一直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异托邦，存在我们的想象之中。

来自沈阳的歌手艾敬，在《我的1997》中这样歌唱着自己对于来自香港的男友的单向遥望：“他可以来沈阳，我不能去香港。”同样是来自大院的我，尽管年幼，但能感受到远方都市性的呼唤。

当时的深圳，好似一个热火朝天的大工地。除了最繁华的市中心那一小片，大部分地区尚未展现出城市的形态，各种楼宇、道路、桥梁，都在建设之中，大卡车和烟尘弥漫的施工场所随处可见。

对于我们内地大院的孩子来说，那里的物价极高，不少日用品是内地的十倍，让人瞠目结舌。但是据说那里人的工资收入，同样是我们那边的十倍以上。而各种物质的繁荣，从琳琅满目的小商品市场，到灯红酒绿的饭店酒楼，更是让这里弥漫着一股野蛮生长的都市性。

这真是一个魔幻的城市，房地产、股份制等内地还颇感陌生的名词，在这里充斥着我们的耳朵。我们住在三九大酒店里，每天下楼，都能看到酒店附近停满了各种各样的豪车。这令只在大院见过北京吉普的我大开眼界。酒店距离罗湖桥不远，站在高层的房间里，就能看到远处的香港——郁郁葱葱的山丘的那边，一些高层建筑星星点点地冒出来。

有时候我会站在窗前，喝一瓶可口可乐，那味道对于只喝过健力宝的我来说，既奇怪，又新鲜，还带着一点小激动。远处的香港像是一种终极的幻想，而身边的深圳则像可乐一样充斥着难以言传的味道。我很难说这里是好还是坏，唯一能肯定的是这是个完全不同的地方。

在这里我见到了许多没有见过的事情。宾馆里的电视，能收看几十甚至上百个台的节目，包括香港和国外的电视台。许多娱乐节目充斥着商业化的聒噪，女嘉宾们短裙的亮片blingbling的闪个不停，看上去是那么的不真实。

一同去深圳的几个阿姨，跑到口岸附近的市场，去买据说是以洋垃圾形式进口来的旧衣服。和我们一起去深圳的一个姐姐，第一次听郭富城的演唱会，激动得满场蹦跳，直到崴到脚。马路上的豪车队伍中，公路赛车摩托飞驰而过，飞男飞女们借助两轮工具在各大迪厅之间穿梭。

后来在中学的政治课上，我们学到了商品拜物教的概念，和资本对于人与人关系的异化。那时候我虽不了解这些理论，但也隐约体会到这里和内地的不同。

有时候在街上向人问路，就被索要带路费。而在大酒楼吃饭时，看到我感冒不适，大堂经理干练地脱下自己的西装，披在我身上，告诉我顾客就是上帝——哪怕他只是个孩子。

你能感受到这样一个看起来像“资本主义”的城市，对一个从小在部队大院“根正苗红”氛围中长大的少年的冲击。这或许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体会到异域的孤独和迷惑。

在一个台风来临的下午，我来到楼下，任由狂风暴雨淋湿全身。对我来说，台风和暴风雨也是新鲜的事物。热带气旋带来了南中国海的水汽，狂暴的撒播在这个燥热的城市的每个角落。城市像一块烧红的铁板，让水汽蒸腾，而自身依旧无法冷却。暴雨非但没能洗去世间的喧嚣，反而成为喧嚣的一部分。豆大的雨点，奋力洗刷着这座资本雕琢的城市的每处毛孔。水滴与墙上的马赛克、玻璃窗激烈地碰撞，徒劳地试图与之融为一体。天空偶尔有闪电划过，街上的行人匆匆，不为所动。花园中的芭蕉被雨水打得七零八落，草坪上的积水漫出流到道路上，继而淌入并填满城市的每一条河流。幽蓝色的天空被大楼的玻璃幕墙传导、衍射、放大，天与地上下皆墨。全城昏暗无比，白昼如同夜晚。

那是1993年的夏天，是我与深圳的第一次接触。几个月后，顾城在南太平洋的小岛上举起斧头，将自己与诗歌一同葬送。一年之后，魔岩三杰在深圳河那边的红磡，余音绕梁，之后再无摇滚。又过一年，王家卫的《堕落天使》上映。金城武在影片中喃喃自语：“1995年8月29日，我遇见了我的初恋情人。可是她已经把我忘记。可能是我变得太英俊了吧。”

伴随着城市的快速崛起和城乡关系的巨变，整个九十年代的都市性是充满喧嚣的。到了世纪末，它突然变得陌生了起来，这个阶段的都市性，好似世纪之交兴起的电子乐一般，在电脑与合成器的作用下，带给都市人紧张又兴奋的阵阵节拍。

1997年香港回归，是我们拥抱都市性的重要一刻。刚来郑州不久的我，发现都市性扩展的速度正在加速。我们曾经以为，香港是我们遥望的终点，但其实只是全球化背景下都市性传播的一个驿站。香港、台北、东京......

越来越多亚洲繁华都市，在我们的视野中，从远景变为近景。它们长期以来是我们步入都市时代的导师，但我们最终发现，它们很多时候扮演的是二传手的角色。所有人都在模仿美国，然后进行亚洲式的消化和再输出。

从更长的时间跨度来看，韩国的Kpop似乎更加卓尔不群。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文化产业被举国扶持政策托起。愈发成熟的商业运作，动力十足的产品线，为整个亚洲带来了源源不断的都市性生产。在世纪之交，第一代韩流开始在青少年中流行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