械斗是民间因私忿，辄鸣锣聚众。百十为群，持刃交战，这是一种愚昧落后的社会风气，它危及人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本文拟就泉州历史上械斗的原因和影响作一探讨。
一、泉州械斗的由来和发展
泉州械斗风气很盛。泉州械斗，起于明代。曾在福建任官多年的张集馨说:“本省泉州……其俗专以械斗为强”，“此风起于明永乐年间，相寻干戈，至今愈烈。”黄烈谋的《从先维俗》也说“泉俗械斗，明已有之”。
清代初年，泉州械斗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雍正皇帝亲自过问泉州的械斗。雍正十二年上谕说“朕闻闽省漳泉地方，民俗强悍，好勇斗狠，而族大丁繁之家，往往恃其人力众盛，欺压单寒，偶因雀角小故，动辄纠党械斗，酿成人命案，及至官司捕治，又复逃匿抗拒，目无国宪。两郡之劣习相同，而所属之平和、南胜一带尤为著名，此中外所共知。”
清末吏治腐败，土地兼并激烈，阶级矛盾激化，全国械斗范围更广，规模更大。泉州械斗之风仍然很盛，咸丰九年(1859)清文宗召见张集馨详细询问闽南械斗情况。一直延续到解放前，泉州仍然有大规模的械斗。
二、清代泉州械斗的原因
清代泉州械斗由许多因素造成的，主要表现在下列几方面:
宗族势力的扩大是造成械斗的重要原因。宗族有强弱，强宗欺凌弱宗。弱宗不得不寻找同宗同姓的支持，由于宗族势力发展不平衡而发生械斗泉州械斗有氏族对氏族，如晋江洪、林、蔡对施、吴、许，五林对北蔡。有同族强弱房自相残杀，如晋江前后港强弱房之斗。还有不分姓氏的械斗，如东西佛、乌白旗械斗等。
封建迷信是愚昧的。泉州许多械斗就是由封建迷信引起的，其中东西佛、乌白旗尤甚。
据施鸿保《闽杂记》卷七载:“乌白旗之始，起于仙游洋寨村与溪里村械斗。洋寨村有座大帝庙，村人执庙中乌旗领斗获胜;溪里村有天后庙，村人遂执庙中白旗领斗亦胜。由是二村械斗，常分执乌白旗，各近小村附之，渐及德化、大田、南安等处，一旗皆万余人，乌旗尤强。”乌白旗械斗在闽南影响很深。
泉州东西佛械斗是清康熙年间施琅和富鸿基挑起的，一直延续到解放前。
泉州有三十六铺，每铺有宫庙，都奉祀有神，叫铺主;每境也有神，叫境主。人们把铺主和境主的神统称为佛祖。因当年施琅居住在泉州城东凤池境，富鸿基住在城西奉圣境，他们之间的械斗演变为东西佛械斗。东西佛的械斗也播及晋江、惠安、南安各乡。
东西佛械斗的原因大都与封建迷信有关:妆人、迎神、刈香、掬火、谒祖、镇符、接香等封建迷信活动最容易引起械斗。各铺、境的神是不能越境的，如越境，则视为莫大耻辱，会引起械斗。再如鞭炮过界，也会引起械斗。
泉州东西佛械斗的情况，吴增在《上香山》诗中是这样描述:
东佛去取火，西佛去接香，旗鼓各相当。最怕相逢狭路旁，狭路相逢不相让，流差蓦地相打仗，打仗打死人，石片弹子飞如尘。东家妇，西家叟，茫茫丧家狗，孩子倒绷走，神魂惊去十无九。后年五六月之间，怪汝又去上香山。
咸丰年间，泉州地方官曾立奉宪示禁碑，禁止东西佛械斗。但是禁而不止，一直延续到解放前，东西佛械斗仍时有发生。
在闽南的械斗中还有“械斗神”。如厦门郊区蔡村的老爷神就是械斗神。八、九十年前，蔡村的老爷庙是械斗据点，据说老爷神托梦村民，授以破敌妙计，使蔡村化险为夷，老爷神就成为蔡村的械斗神。
风水之争，由来已久，清末此风仍盛。因风水之争而引起械斗时有发生。
光绪二十九年(1903)秋，晋江“都蔡冤”械斗就是塔头村刘姓修建宗祠，因新祠比旧祠高，坐落在其后的蔡姓祖厝因恐有碍风水而发生的。这场械斗延续六年，牵涉到二百多个村镇，死亡三百六十多人。处理这一公案，晋江县令，五易其官。
一九二四年晋江安海镇黄姓和颜姓，因祖墓风水发生械斗。张林乡因张颜同宗，助颜姓。当时驻泉州军阀孔昭同派兵前往张林弹压，为张林村民侦知，伏兵拒捕，打死连长和士兵二十七人。事态扩大，几经周折，孔昭同得张林赔款二万八千元人命钱息事。
泉州地处亚热带，以种植水稻为主。水利对泉州地区的农业生产至关重要，因争水而发生械斗时常发生。泉州东门外田园坑与后园争夺水源械斗连续七年。晋江陈埭西边村与高岑村，因争夺沙塘水源引起械斗，延续十五年之久，双方各有死伤，连孩子也不能幸免。1939年城东田园坑村，一房吴丽与二房吴估树，因抢水灌田械斗，由于二房势力大，吴丽一家被迫远逃他乡。
清朝外国传教士来泉州传教，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和教派不同，各派发展自己的势力，互相排斥，互相仇视，引起械斗。光绪二十二年(1896)惠安爆发一次由基督教和天主教外国传教士操纵的大规模械斗。天主教徒被击毙二人，受伤十多人，基督教徒受伤八人。最后由基督教赔偿天主教人命款白银五千元了事。
泉州会社之风甚盛，组织会社是为了借会社的势力以巩固自己的利益，有的人加入会社是为了避免其他会社的迫害。会社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不断发生矛盾冲突，导致会社之间的械斗。如一九二九年惠安县山腰坝头乡留山村郑姓发生纠纷，因一部分人参加“父母会”，另一部分人参加“扁担会”，酿成械斗，各乡凡参加组织者都要前往支援，双方均有死伤。
赌博是不良的社会风气，有的因赌博而倾家荡产，有的赌棍输了之后，偷盗行窃，杀人越货，严重威胁人民的安全。聚赌容易发生争吵，引起械斗。清末泉州地区赌博陋俗甚为严重，成为发生械斗的导火线。光绪三十三年(1907)惠安辋川前张村械斗即由方肴与陈江水因讨赌帐起事，酿成械斗，牵连大小两姓，时间延续三年之久，死于械斗者一百六十多人，伤者不计其数。
争码头停泊，客栈争客引起械斗。
洛阳是泉州通往福州官道的重镇，洛阳江从这里通向大海，是陆海交通要冲。洛阳商业发达，商行、店铺林立，南北货船在此停泊进行交易，因此设有码头和客栈。码头因争招商船停泊起运，客栈争客临宿而发生械斗。械斗以洛阳街两所客栈为核心，洛阳附近的乡村和隶属双方的码头工人也卷入，混战三年，各有伤亡，光绪三十四年(1908)泉州知府李增蔚率兵来弹压，双方首要人物外逃，只好抓十数人入狱。辛亥革命后，械斗才告平息。
1929年泉安汽车公司董事会议商议把公路打通到东石，在东石建造码头，并与厦门海运公司商定派顺安轮每天定时定班由东石直驶厦门。由于东石蔡姓同肖下渔民因海港产权发生械斗，码头无法修建。后旅马来亚华侨蔡天锡出示向肖下渔民购买海港的海契，并将产权献给蔡姓，械斗才平息。1923年晋江县富美和后山两乡也因争码头而致械斗。
封建统治者的腐败，官吏贪求无厌是造成械斗不能平息的原因。
清朝吏治腐败，福建更甚。张集馨说“吏治之坏，至闽极矣”。由于民间词讼迟迟不能解决，最终演化成械斗。械斗发生后，官吏不能秉公审理，结果愈演愈烈。
封建官吏在审理械斗案件，宁承担缉不力，不肯下手实办。正如《闽琐记》所指出:
“其未斗之前，预买嘱一人为凶手，如有杀伤，当官直认，供吐情形，一一不爽。及据供拟解，赴司、赴院展转翻供，以致上宪狐疑，案悬不结，而真凶得以远飏、漏网，原审官徒受参劾，以故巧滑之吏遇此种疑难命案，宁担承缉不力处分，而不肯下手实办，诚虑转为所误也”。
封建官吏贪贿成风，借处理械斗进行诈财。在处理械斗事件，他们不是“鼓之以忠义，缓急用之”，而是“以歛贿为事，为民所积轻且深怨。”在械斗激烈进行之时，官吏往往不敢过问，待械斗收场进行勒索。“斗之时，营县不敢过问，若亲往阻挠，矢石立至;惟俟两姓收场后，差役前往收械斗费。”“若斗费不交，官即带差役千余人，前往洗庄，房屋树木，一概毁伐。”光绪三十三年(1907)惠安辋川械斗，惠安温知县是一个贪官，他下乡察验，不追究事因，不缉拿凶手，惟利是图，诈财而去。于是斗争愈演愈烈。
光绪二十二年(1896)惠安天主教与基督教械斗中，惠安知县唐志燮惧怕洋人，将双方被拘捕的教徒释放，不敢下手处理，于是双方械斗不能制止。
泉州械斗中官吏差役从中勒索，逼得当事人倾家荡产，还不知被虏者生死存亡，被迫再去械斗。吴增《慢押放》一诗就是生动的写照:
掳人请押放，难得批准见字样。批准发票来，又苦差无状，说起马，说伙计，欲去不去故迟迟，草鞋饭食无定例。勒索到手下乡去，又是炰烋说公事，公事说了腹膨胀，管汝将人掳何处!吁嗟乎押放之难难如此，枉费卖妻与鬻子，不知是活与是死，死活不知奈官何，惟有归去弄干戈。
在封建官吏中也有少数清廉的，他们喻以大义，制止械斗。如徐树铭，督学福建，按试兴泉。适莆田、惠安吕黄二氏械斗，势汹汹。树铭“喻以大义，手书劝谕文付二氏，躬祭斗者而哀之，二氏愧悔;复为立型仁、讲让二塾，训其子弟，二氏愈益和。”泉州知府李增蔚在处理惠安涂岭赤埔乡械斗一案中，贴出晓谕曰:“凡有随行人员兵役夫马费用，一切均自行发给，不准取诸民间”、“筹捐经费五千元”，“开设学堂，延聘教习。”结果很快制止这场械斗。
清朝泉州械斗许多是由乡绅挑起和操纵，如泉州规模最大，时间延续最长，影响最深的东西佛械斗就是由施琅和富鸿基挑起的。
械斗前，由乡绅出面召集族人决定械斗，议定数人抵命，“抵者之妻给公产以赡之”。械斗发生后，由乡绅操纵，有的械斗官府出面弹压，但由于乡绅从中作梗，不愿息事。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惠安辋川械斗，就是由小姓文举人陈兆阶，大姓武举人何绳武操纵。泉州知府李增蔚前往弹压，并责令两个文武举人具结负责办理息事，但他们不但不制止双方息事，仍然从中操纵，致械斗愈演愈烈。
有的乡绅乘械斗之机，向群众摊派“枪弹费”、“守望费”、“招待应酬费”等，从中饱私囊。
清代泉州的械斗规模大，往往牵涉数十乡乃至几百乡。晋江“都蔡冤”械斗，由塔头村刘蔡两姓引起，后联络各方面参加，牵涉二百多个村镇，二十余姓。惠安辋川械斗，大姓二十五乡，小姓十三乡四十多村参加。泉州械斗对当时的社会经济，华侨乃至台湾都产生了影响。
械斗发生后，人民的生命财产，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许多人死于非命。
械斗中有截虏。械斗开始后，有的人在外做生理，或从外面归来不知情，偶然经过敌邦的界。或者在敌帮做客，就会被截虏而去。如惠安张吴械斗，张坑黄村补鼎匠张萍水，张阶明被截拿，押至大吴村被害者吴妈谅墓前，活祭而杀之。
截虏来的人，拘禁起来进行残酷的刑罚。其刑法是把大木头凿两个巨孔，套住双足，然后再扣上木板，使其混身笔直仰天而卧，伸曲不得。这些俘虏要等到械斗终止，双方才各把所虏的人交换。也有的被杀害。
械斗中有时对阵，有时化装为乞丐、妇女。卖东西等混入敌乡，进行暗杀、特杀，攻劫烧毁，虽小孩妇女亦不免遭其毒手。
关于对阵的情况，张集馨记述颇详。他在回答清文宗奕詝的询问时说:“臣过惠安时，见械斗方起，部伍亦甚整齐。大姓红旗，小姓白旗，枪炮刀矛，器械具备，闻金而进，见火而退。”械斗的武器有农工器具，铜炮枪，还有步枪。在村庄交通要道设枪楼，以防止敌方攻入，当一方攻入另一方村庄后烧杀抢掠，无所不为。
参加械斗的人有本村受雇的。本村参加械斗的人“凡出斗者，妻孥喜笑相送，不望生还。”受雇者死一人，则雇者给洋银三十元，祠堂设忠勇牌位，妻孥俱有养赡。按照泉州地区的传统，械斗双方大姓如击毙小姓二十命，小姓仅击毙十命，除相抵外，每一条人命赔偿六十元。也有的赔偿不止此数，如1949年惠安争虎械斗中胡晚成命案赔偿黄金七两。
在械斗中村庄城镇被焚毁，有的甚至被夷为平地。械斗时交通断绝，田园荒废，水利设施遭受破坏，正常集市贸易无法进行，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械斗中死伤不计其数，或因伤而致残者有之，或因伤而家破人亡者有之。泉州械斗简况列表如下:
泉州举人吴增《械斗》诗对泉州械斗的悲惨和祸害进行深刻的揭露:
蔑天理，无人心，械斗祸最深。彼此同一乡，既分大小姓，又分强弱房、东西佛、乌白旗，纷纷名目何支离。械斗祸一起，杀伤数十里，死解尸，冢发骨，乡里毁成灰，田园掘成窟，伤心惨目有如是，不知悔祸不讲理。劝君快设小学堂，学堂不兴祸不止。
泉州械斗在华侨中的影响:
泉州华侨出国的原因有许多方面;有的是航海到国外经商，定居国外;有的因忍受不了压迫和剥削而外出谋生;有的因政治迫害而出国避难而成为华侨;也有一部分人是因为械斗被迫出洋谋生，如蔡明盘因其父光绪丙寅(1890)在两乡械斗时无辜被虏，终致惨死，被迫于十一岁时出洋谋生。
华侨与家乡有密切的联系，械斗在华侨中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寄钱帮助各自家乡的械斗。有的械斗甚至影响到国外华侨互殴，如一九二七年惠安张吴械斗，直接波及南洋华侨，在新加坡监公仔内的张吴两姓，每天因之互殴，当地警兵亦不能制止。后“公班衙”派兵将两姓之头目，各捉去十多人，押禁严限具立甘结状，不再生端动武，海外殴事始定。
华侨有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许多械斗经华侨调解才得以停止。他们拿出钱财，请人调解，抚慰死难家属，修理房屋，恢复生产。光绪二十九年晋江“都蔡冤”械斗，华侨陈增斜，把本来要盖房子的三千两银子拿出来“抚死属，修房厝。”
光绪十九年泉州南门外械斗，华侨曾天眷适归国“排难解纷，赔费縻巨金”为之和解，才使得“十年来附城一带无南乡之衅连祸结，戕命数百者。”
1924年安海黄颜械斗，华侨李清泉组织的“救乡会”出面请人调处，出资补助。又华侨黄奕住、黄仲训、黄秀琅等及张颜两姓华侨及其他华侨劝募资助，此案才得以了结。
1929年晋江东石蔡姓与肖下渔民为争夺海港权属械斗，旅马来亚华侨蔡天锡将向肖下渔民购买海契产权献给蔡姓，械斗才告平息。
华侨柳步坚在泉南械斗中“延请调人为解息并垫补，所全者至大。”
泉州械斗对台湾的影响:
台湾移民主要来自福建泉州府、漳州府和广东省。随郑成功入台者多系泉籍移民，随施琅入台者多系漳籍移民，广东移民多系渡台政策松弛后去的，不同祖籍的移民团体不断出现竞争开发而发生械斗。
漳泉两地之民“民情强悍，好勇斗狠”漳地之民“喜争斗，虽细故多有纠乡族持械相向者，”泉地之民“逞强健斗，轻死而重财”。强悍的民风、结盟会社、赌博等陋习随移民带到台湾是台湾械斗的原因之一。
在台湾漳籍移民间的械斗多分姓而斗，泉籍移民间的械斗多分乡而斗。前者是宗族主义的体现，后者则源于强烈的乡土观念。这种乡斗、姓斗均源自大陆。
台湾的漳泉移民，把原籍供奉的保护神带到移居地。因保护神不同而发生分类械斗。
以上由李玉昆撰写，本自媒体整理发布
阮道汀、何健魂、尤国伟、曾连昭等人资料汇编整理
闽南民间的封建械斗，在解放以前的几百年中间，是相当猖獗的，特别是形成两大派系的斗争更为突出。以后，例如泉州的“东西佛”、惠安的“乌白旗”、同安一带的“大小姓”、晋江石狮的“强弱房”等，其械斗范围、死伤人命、财产损失、生产破坏，都是骇人听闻的，其中尤以泉州的“东西佛”的械斗，最为残酷，最为严重。
泉州的“东西佛”械斗，蔓延地区除泉州的市区、市郊外，就晋江及南安邻近泉州市的各个乡村，几乎都在“东西佛”范围之内，有的互相间世世代代仇隙深远，如遇一小小纠纷，亦有一触即发之势，进而酿成“东(佛)护东(佛)、西(佛)护西(佛)”，一联数乡、数十乡，相继列械参入格斗。其生命财产的损失甚为惨重。这一根深蒂固的“东西佛”械斗的陋俗，直至解放后，在党与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采取了各种措施，经过了各个时期政治运动的宣传教育之后，才得到了根本的消弭。但由于“东西佛”这一械斗的历史悠久，地区广阔，事件繁杂，虽经熟识这方面的社会人士加以追忆，尚难完臻，因此本文仅能就所知的一些情况加以整理为一概略，提供研究参考。
泉州“东西佛”械斗，究竟开始于何时，如何形成?在地方文献上还找不到有关的记载，但据民间传说，却纷纷不一，今仅将主要的有关传说，摘录于下:
(一)出于“反清复明”运动，而逐渐演变而来的大致有三种传说:
1、闽南为明末清初郑成功“反清复明”的基地，当时闽南一带，英豪志士，群举义旗，有的直接参加郑国姓军队进行抗清;有的在各个地方举义，而与郑成功互相呼应。后因郑成功进入台湾以及康熙时，清廷施加压力，迫令闽南百姓迁界，致使“反清复明”运动，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与摧残，久而久之，这一些组织逐渐分化、变质，有的被地方封建势力所利用，清廷亦即因势而用，从中制造封建矛盾，以便于压制民族斗争运动，巩固其统治地位。
2、在“反清复明”运动失败后，许多“反清复明”秘密组织，如“天地会”、“哥老会”、“三点会”……等盟、帮，久而久之，有的星散，有的变质，终为地方封建势力所利用，作为封建斗争的工具，故在“东西佛”的同盟村落间，仍常有“老兄弟”、“会兄弟”、“盟兄弟”等一类称呼。
3、清廷在康熙间，为镇压“反清复明”运动，借名治安，实为瓦解抗清的群众力量，将泉州地方划分为东西两段，而以当时告老回乡的施琅及富鸿基二人，分掌东西两帮，并各有六十名兵丁为“治安”武力，发给旗帜，东为四角红旗，西为三角红旗，继而利用民间迎神赛会之习俗，抬出“境主公”，四处巡行，如东段常抬出通源宫的“赵天君”、行春宫的“广平王”;西段是抬出三朝的“上帝公”、古榕的“赵天君”。在迎神赛会中，东西两派常常发生纠纷，酿成械斗，以此相沿，而形成为“东西佛”之械斗。(此说“东西”之分，似乎是以南北大街为中准，界分东西，这与后来错综分立的“东西佛”不同。)
(二)另有由于施将军(琅)富翰林(鸿基)因嫁娶事件的纠纷而引起的传说，相信的人似乎较多。据说清初施琅有一女许配富鸿基之子，两家结成姻亲，迨完婚三日后，女家的亲属必须到男家会亲(俗叫探房)。当时施琅官为靖海侯，恃其势焰，事先令人询问富鸿基，嫁娶之仪要行“官礼”还是“民礼”?而富鸿基觉察施意，是欲丢他的脸子，迫不得已，乃约施琅行“官礼”。至是日，施即穿武官功服，气势赫人，并以“七十二队”壮大行列，迳往富家而来。不意富家则如常态，仅于厅中张起“尉曲龙伞”陈列权君信物“铁鼻”(民间有富翰林七日权君之说，有的说系陈出奉令主祭黄梧之子黄香度之诏旨)。富居中独坐，施抵富家时，一见此状，便匍匐入厅，先行“君臣礼”，然后相见。施自恃烜赫，而意外受此奇耻大辱，即与富家执怨如仇。自此以后，施就蓄意纠集所居凤池境及势力所及的境铺，寻隙向富家报复。而富家亦有预谋，同样地纠集所居奉圣等境辖民，列械与斗，因施家居凤池在东，富居奉圣在西，故“东西佛”之分由此而起。
(三)起于迎神赛会之纠纷，而逐渐形成的说法，主要是以:清初泉州城西湖尾巷朱道尹(名不详)，因恶病求白礁吴真人而得痊愈，乃建妙恩宫于己屋祀吴真人。后被移建于曾井巷口，改名妙恩;另有一林尚书(名未详)因谋占奉圣宫地建私宅，亦将奉圣宫迁往谈乾巷口斜对，祀田都元帅。因此奉圣与妙恩两宫，相距仅数百步而已。当奉圣宫移建落成之庆，抬出田相公欲往坑口“乞火”，并由林尚书主其事，因林与施琅有亲戚关系，欲壮“乞火”行列，而向施琅借出仪仗七十二队。讵料施琅许借后，又再反悔，乃煽动东门凤池壮汉数十人，预伏于中途，企图劫抢仪仗。林尚书侦悉后，也选数十壮汉以对抗，此事即演成一场恶斗。凤池人因此次劫抢仪仗落空，心怀不甘，乃于事后，再纠集数十人，潜往西门阴谋拆毁奉圣宫，以示报复;奉圣事前得悉，亦纠集人马以待，终因寡不敌众，凤池人乃退入妙恩宫，适有一奉圣人“跛脚庆”(姓名未详)途经于此，而凤池打手将跛脚庆误为奉圣人前来包围，一齐冲出，因用力过猛，冲倒妙恩宫一墙，刚好压死了“跛脚庆”。自此双方结下深仇，四出纠集铺境，建立盟帮，列械格斗。因凤池在东，故名“东佛”，奉圣在西，故曰“西佛”，至今民间尚有“东凤池，西奉圣，冲倒妙恩宫，压死跛脚庆”的谚谣。
根据以上传说，虽不完全可靠，但如果以“东西佛”这一名称来看，顾名思义，是与封建迷信有密切关系的。早在清嘉庆年间，南安的桃源乡(西佛)因修筑桃源宫及丰乐乡(东佛)进城拈香，而引起的“东西佛”械斗(详附录二)，距结案前后有一百四十七年，其起因出于迎神赛会。不过民间原有的械斗陋俗，应该早于“东西佛”、“黑白旗”等封建械斗的形成而存在的，当时可能以宗族与宗族，或村与村的局部械斗居多，嗣后发展为“东西佛”、“乌白旗”这一类大规模的封建械斗，其严重性自然就更大了。(当然在“东西佛”械斗当中，有时也夹杂着宗族与宗族的械斗，如光绪年间泉州、南安交界的刘、蔡两姓的大械斗，便是一例。)至于传说中所说的施琅与富鸿基两人的矛盾而引起的“东西佛”械斗，是有其可能性的，因为施琅与富鸿基两人，各仗其官势，互相倾轧，利用民间封建矛盾，来扩张私人势力，进行明争暗斗。这正是统治阶级本身内部矛盾的一种具体表现，相应地也可来压制当时残余“反清复明”的运动。至于所传施、富的姻娶纠纷，恐是传闻附会，奉圣与凤池的械斗，应该是“东西佛”形成之后所发生的一个械斗事件，恐非“东西佛”械斗形成的主要原因。
自“东西佛”形成以后，民间的封建械斗，就更为猖獗，“东佛”与“西佛”两大封建派系的斗争，日益尖锐，世世代代沿袭下来，其械斗蔓延地区，越来越大，双方仇隙越来越深，在各地的封建把头、恶霸、流氓……等等的操纵下，引起械斗的事端，就越来越复杂，常常是旧案未结，而新案又来，即使是小小的纠纷，也能引起大规模斗杀，但是最常引起械斗的事端，主要有下列几种:
(一)起于迎神赛会:泉州一带的迎神赛会特别多，村村里里，一年到头都有大小不同的天香、设醮、普度、佛生日以及大规模的乞火、进香、装佛……等迷信活动，这些又最容易引进纠纷、发生械斗的。例如:
1、每一境或村都有一个“境主公”或其他菩萨，每年必须向它祈求平安，收放神兵、做天香、谢天、设醮、酬神等。特别所谓“天香”，常要抬出菩萨，进行巡境，贴“镇佛符”、“钉界牌”来勘定境界或乡界。但常因越界“钉界牌”、抬佛或放鞭炮过界，对方就认为奇耻大辱，而引起殴打、抢佛，以至列械战斗。例如民国廿七年(1938年)本市中和与生韩二境交界，中和境因镇符越过生韩境界，立即发生争执，继而以汽水瓶作为武器，互击互殴，结果中和境青年叶捌被殴受伤，生韩境保长林天恩并欲将叶捌送开元联保处，罪以流氓骚扰地方，加以究办。而叶捌原籍为小泉涧人，小泉涧境闻知，随即纠众三十余人，突入生韩境抢回叶捌。同时妙华境的石安郎、郭九、张炳熏等封建头子，亦乘机出而声援中和，欲向生韩进攻。后得东帮及中立邻境出而调解，始告息事。如此情况，村村经常发生，不胜枚举。
2、每年各地常有普度、酬神、宴佛、佛生日等民俗迷信节日，每逢这些节日必须大开筵席，四处演戏，常因看戏“打戏厢”、赌博、调戏妇女等，因而引起纠纷、互殴，后发展到大规模械斗。例如民国卅四年(1945年)农历七月十八日，本市奏魁(西佛)普度，而当时有水仙境(东佛)数人，在胭脂巷口，因买卖殴打奏魁一菜贩。至农历八月初五日适值水仙普度，奏魁封建头子葛笃庆即纠集无赖流氓郭坎、许虾等二十多人，各怀刺刀、手枪，伏于水仙境井巷口，谋杀水仙人以示报复，误杀执节(东佛)王清桂(事详附录三)。在农村中，因“普度”而发生的械斗事端更为普遍。
3、乞火、进香、迎神这一类的封建迷信活动，在闽南民间是非常普遍的，仅是规模大小不同而已。例如泉州五堡的“康王府”、富美的“萧太傅”、树兜楼下的“大人公”、晋江许坑“王爷”等等的迎神、乞火，其规模之大，都是响动闽南的，其各色彩旗、廿四班头“马队”、“马阁”等队伍达万人以上，每次环游地区也甚广阔，但不论大小规模的乞火、迎神队伍，每次“东佛”要经过“西佛”界，或“西佛”要经过“东佛”界，如无事前通好(如投刺、拜访以借路)，势必引起留佛、抢佛之事发生，自然进而双方列械格斗，甚至数年、数十年、百多年难得和解的。例如:清同治三年(1864年)五月，有五伦(即龙会、凤池、桂香、水仙、小泉涧等五境，均属东佛，祀田都元帅)抬田都元帅前往南安坑口乞火，途经奉圣(西佛)境界，事前没有通好借路，而奉圣即纠众将五伦的田都元帅抢走，当场双方发生冲突，结果打死凤池(东佛)人命十三条。据说凤池过去还将此被害者的血衣保存起来，于每年端午节拿出晒太阳，以作纪念。自此双方结下仇怨。至光绪廿
四年(1898年)有南安某乡(西佛)王爷，欲往泉州东岳庙“乞火”，而奉圣境 (西佛)抬出田都元帅及接香队，参加盟帮迎神，途经东街的东佛地界，此时龙会(东佛)为报前奉圣抢五伦“田都元帅”之仇，乃纠众持械伏于东街第三巷口(即东佛圣公境界)，抢走奉圣的田都元帅，将其关闭在涂门街三义庙内，当时虽经公亲调解，无法息事。至民国廿九年农历五月初九日，龙会在三义庙内，张灯结彩，大宴境主田都元帅。而奉圣在当时封建把头陈庚等的操纵下，企图报复“前仇”，曾暗中串通其盟帮后城，特别是与大特务黄克绳勾结起来，派出流氓，向龙会主持人林存实(俗呼西姑猫)打探情况，然后潜入三义庙，乘夜深及守坛人酒醉时，将龙会田都元帅抢走。后由公亲黄金炎等人出面调解，由公亲团代将田都元帅迎回龙会归庙，此案至此方算平息。另如亭店三凤乡(西佛)田都元帅乞火，也造成黄甲街(西佛)与南安丰乐铺(东佛)发生械斗等等事例，还是甚多的。
(二)为农田水利、码头地权、坟墓、风水这一类利益与地界之争执，致而引起械斗也是很常发生的。如在农村中，村与村的农田毗邻，自然在农民当中常有争灌田水或家畜毁坏五谷而引起纠纷;在近海近江地区也常有码头界或搬运权的争夺而引起纠纷之事发生;破坏“风水”或坟墓更是容易引起械斗的。例如:泉州的富美(东佛)后山(西佛)两地码头毗邻，其争执码头权利而引起的事端甚多，如在民国十一年(1922年)富美的董天庆(当时泉州有名大讼棍)、林水、邱青牛(封建把头)与后山的陈泽山(前清举人)、杨深、杨贡、吴德(封建把头)等人，就利用当地码头权纠纷，煽动及主持双方械斗，结果后山死人命一条，富美因此也耗费不少钱财，才算了事。霞州(东佛)塔内(西佛)也经常为争夺渡头，发生械斗。如民国卅四年(1945年)晋江的砌田(东佛)与张林(西佛)也因水利纠纷发生大械斗。这种争夺与纠纷，都成为长期性、经常性的滋生“东西佛”械斗的导火线。
(三)另外如春节的“装人”、端午节的“迎龙王”、债务纠纷、买卖纠纷都有引起“东西佛”械斗的发生，例如春节“装人”(即化装游行)，民间是非常普遍，特别是在泉州城内，许多“装人”的铺、境或村落，常有以“联络感情”为名，在盟帮间互相游行(如东佛到东佛、西佛到西佛)，而“东西佛”的铺境、村落是交错的，因要游行必须事前投刺以借路，才能通过，否则便会引起纠纷，以至械斗，甚至在“东西佛”交界处，由于导引队伍的“头枝火把”或迎“装人”的爆竹，逾越界址(俗叫洗铺尾)，往往发生械斗。至于债务和买卖上的纠纷本是小事，但如双方系属不同盟帮，其争执事端常因而扩大，以至于械斗。如民国三年(1914年)晋江余店(东佛)与福坡“西佛”，因贩卖鸦片，亦曾酿成大规模的械斗。民国四年(1915年)，泉州东郊外，(东佛)万国庆因与邻村钱头(西佛)蔡蚶因年终讨债务，终于引起两村械斗，双方均有死伤人命，并波及市内的圣公、凤池、龙会、水仙等境(均东佛)，亦列械前往助战，酿成局部“东西佛”械斗。据说过去在晋江青阳附近有名的“大五乡”(东佛)与“小五乡”(西佛)的械斗，弄到死伤人命，许厝废乡，究其起因说也可笑，只不过因为当时小五乡有一人，路过大五乡地界，在路上因打自己身上的苍蝇而口角，结果也引起械斗。
引起“东西佛”械斗的起因，虽然错综复杂，但总而言之，有时某些事件并不是完全不可以协商解决的，过去封建械斗会如此猖獗，其主要的原因，是由于铺铺境境、乡乡里里，都有一些封建头子、把头(或所谓铺董、乡里老大)、恶霸、无赖、流氓，在从中滋事、操纵，扩大械斗规模，以便从中渔利;加上封建的反动的政府和地方派系、特务、讼棍以及一部分“职业”和事老(即所谓公亲)与各地方的封建头子互相勾结，互相利用，不是化小事为无事，而是乘机制造矛盾，扩大事端，使械斗双方互相仇杀，酿成人命，然后从中勒索、敲诈，使许多本来安分守纪的老百姓，长期的无辜的遭受着“械斗祸”，弄到家破人亡，难以为生。
泉州“东西佛”的械斗，假如从康熙年间开始算起，迄解放前为止，前后有三百年之久，在这漫长的敌对的械斗中，人民的生命、财产的损失是难以估计的。这里仅从所知的几条事例等说明其严重后果是相当可怕的:
(一)在“东西佛”械斗中，其最严重的后果，便是死伤人命，死的又都是安分安纪、无辜的老百姓居多，例如:在清宣统二年(1910年，一说为光绪末)泉州与南安交邻的刘、蔡两大姓，因蔡姓盖大厦，刘姓挡伤，引起两姓长期的械斗，据说双方死伤达数百人，屡次虽经地方士绅出面调解，双方总因为人命死伤的太多，无法解决人命赔偿费，而拖延下来，最后才由地方士绅、慈善机关、商会等出面向华侨及各方面募捐，代双方赔偿人命，方告了结。又如民国十二年晋江霞浯村(东佛)与浯垵、塘头村(西佛)因田水纠纷，列械格斗，牵连到东西佛各盟帮数十乡卷入大规模械斗，结果双方伤亡达数十人，械斗仇隙达数年，方告平息。如果从数百年来为“东西佛”械斗而作无谓牺牲的人命加以统计，其数目一定非常怕人，至少达数万人。
(二)由于长期的械斗，其仇恨是越积越深，械斗事件是越拖越长。例如泉州奉圣(西佛)与南安的丰乐(东佛)两铺，因桃源宫奠基，奉圣人前往庆贺，路经丰乐铺，被丰乐人侮辱，后丰乐到泉州元妙观拈香，路过奉圣，因口角而互殴，以至发生械斗(事详附录二)。其事发生于清嘉庆五年(1800年)，直至1945年才调解息事，先后计一百四十七年。另如晋江莲塘(东佛)与莲埭(西佛)双方发生械斗，前后延长十三年，死伤人命达数百条;厝宅被毁几乎成为废墟。还有如晋江的洋埭林(东佛)洋埭李(西佛)两村毗邻，居住民屋双方仅隔一巷而已，然两村因械斗成为世仇，平时很少来往。泉州的富美(东佛)与后山(西佛)为争码头权，经常发生械斗，形成为“不可调和”的仇隙。同时有许多地方由于械斗，而世世代代成为仇敌，断绝交往，不通婚娶。许多长期积怨下来的械斗案，在过去不得解决，直到解放后才和解的。如泉州的下洲村(东佛)与塔内、黄甲街(西佛)，于1947年杀死人命一案，直到解放后，才由人民政府帮助解决，双方和好。
(三)由于“东西佛”械斗的产生，不但给军阀、土匪、地方派系所利用，甚至为他们制造敲诈勒索老百姓的机会，使老百姓遭到更大灾难。例如清宣统二年(1910年)有民军头目赖乾(原为安溪土匪头，经当时驻泉提督军门洪永安招抚来泉)，驻于泉州南较场头大楼(属龙会境)，当时龙会封建头子虎母沙(不详真姓名)，即利用他来壮大东佛势力，百般奉承，而赖乾亦想勾结地方势力来巩固其地位，狼狈为奸。时义全(西佛)与龙会(东佛)有“东西佛”仇隙，龙会虎母沙即怂恿赖乾杀害义全封建头子陈恭。时赖乾探知陈恭在乌暗巷内开妓馆，有一妓女月娇，已为陈恭收为小妾，而赖乾偏要召月娇出馆卖唱，陈恭拒之。赖乾即以其开妓馆，窝藏匪徒，报请提督军门，将陈恭逮捕处决。这一事件虽为统治阶级与流氓的矛盾，但与“东西佛”关系也很密切。另如民国卅三年(1944年)水仙境奉田都元帅，欲往南安坑口谒祖，而路必经奉圣境，侦知奉圣境人准备抢佛，而当时该境董事吴玉、柳开明、王振坦等，即四出“募捐”巨款，请泉州军警护送出城，谁知当时特务汪波(时任第四专员公署谍报秘书)，以其所开“杏花村”酒店，被摊派一款，心有不甘，即将柳开明拘传究办，后由医师陈振辰(中统特务)出面说情，方以柳等所募捐的巨款转充建国商校(汪波所办)为经费而了事。再如民国卅四年(1945年)晋江砌田(东佛)与张林(西佛)因田水纠纷发生械斗，酿成命案，而当时晋江县长吴德露即派军警驻在两村十多天，军警在村里即是“遇鸡捉、遇菜摘”，老百姓每天要杀猪宰牛宴请军警，据说当时每村每天要花费伪币二千多元。名为“镇压”械斗，实是老百姓遭殃。再如民国卅四年(1945年)奏魁葛笃庆谋刺王清桂一案，黄克绳、陈怀吾、王庆和各得黄金五十两，而王清桂作无辜牺牲(详附录三)。其他如“职业”公亲的假调解，讼棍的制造矛盾事情，多如牛毛，这里不多赘述，以待今后熟识此中内幕者，撰述此类专稿。
(附注:本文系根据阮道汀先生、何健魂先生撰写的“东西佛”原稿以及尤国伟先生整理初稿等材料，而由连昭同志整理出来的。)
泉州的“东西佛”地域分布很广，除目前泉州市区与市郊外，东至桥南，南至晋江青阳、张林，还包括今南安邻近泉州地界各村落，紫帽山下属于泉、晋、南三县市的村落，都在“东西佛”范围之内。在泉州市区与市郊，过去地方编制一般叫铺、境或铺、村，每一境或村，各都有一座或大或小的神庙(又叫“宫”)，各宫中祀有如田都元帅、保生大帝……等类的“佛”，这些佛有的叫“境主公”。每一铺、境、村都有三五豪强之徒，自称铺董，专门主办每年的定时节序的祭神、祈天、佛诞、谒祖进香、乞火、出巡……等等迷信活动，境与境，村与村，如属同盟者，还互相庆贺、应酬，故常因此而挑起械斗，械斗一开始，东帮东，西帮西，以相对抗，酿成大规模的东西佛械斗。然“东西佛”中的各境村，当时如何划分?怎样形成?现尚查不出其究竟。同时“东西佛”地区大，那些村落是属“东”抑属“西”尚未完全调查清楚，这里仅将泉州原有铺境属于“东西佛”者抄录于下，以供参考。
东佛——城中有:凤池、宜春、百源、玉霄、五魁、应魁、圣惠、威惠、圣黄、通源、通天、忠义、圣公、桂香、和衷、中和、行春、崎头庙、灵慈、双忠庙、凤春、大泉涧、县后、执节、广平仓、生韩、南岳、妙因、惠存、妙华、小泉涧、龙会、水仙。
附郭有:仁风、东禅、草坡、水漈、湖心、后茂、势挚、花园头、普明、魏厝、府地、石笋、蔡洲、浦南、通津、永湖、鳌旋、青龙、二堡、三堡、四堡、津头坡等五十五铺境。
西佛——城中有:后城、文兴、龙宫、篮桥、约所、上乘、孝悌、义泉、都督第、大希夷、北门通天、河岭、孝友、彩华、平水庙、广灵、崇正、文胜、佑圣、奏魁、凤阁、桂坛、瑞应、奇仕、华仕、清军驿、白考、联魁、进贤、奉圣、联墀、紫云、五显、宏博、三朝、甲第、定应、古榕、高桂、义全、会通、真济、熙春、小希夷。
附郭有:坡任、潭美、紫仙、坑美、马加坡、田庵、塔前、塔后、洪林、段湖、霞美、普云、仁寿、帅亭、白水营、黄甲、溪后、沙尾下、金山、浦东、紫江、后山、后田、一堡、五堡等六十九铺境。
中立——二郎、崇阳、聚宝、水仙王、浯江、松里等六铺境。
不知何属——浯渡。以上三十六铺列出:东有五十五铺境，西有六十九铺境，东佛仍沿袭着凤池为首，西佛也沿袭着奉圣为首，各铺境是有大小之差，力量就有悬殊。那些中立的铺境，有时因依恃势力，倚东靠西，恒有变动，有时也会叛东就西或叛西就东，如东门附郭的仁风，原属东佛，却以种种关系，必要依附西佛，无如仁风境的人出入都要从东门经过，遂有俗语:“入城东，出城西”的存在。
清嘉庆五年(1800年)，南安北门外西佛桃源乡修筑桃源佛宫完工，择二月初十日行“上梁”庆典，当时凡是西佛兄弟的铺境都备有礼品派人往贺。西佛奉圣有两人带大灯红彩等物欲往桃源乡祝贺，路过东佛丰乐乡时，那里有人鄙为妻舅辈冷笑说:“要去‘换花’。”奉圣只有两人不敢与较，当为无所闻，急步过境。
至五月初一，东佛丰乐乡乡董为求人畜平安，抬出铺主“玄天上帝”来泉州玄妙观拈香，当时凡是东佛兄弟铺境也以彩旗、鼓乐等等参与行列，以壮威风。这一浩浩荡荡的人群，入西门至玄妙观，一路无事，因丰乐的人要来泉城必从西门出入，西门内外属奉圣，在西门外一带有不少瓦窑，汤有信所经营的一个瓦窑正在修筑，地上散有沙石泥土，“玄天上帝”拈香诸事既毕，仍出西门，有的人于无意中步踏了泥土，汤就破口大骂:“奉圣婊子……。”瓦窑附近的工人立刻围来对骂，且以砖石相掷，丰乐人苏香额角被石子打中出血，一时群情汹涌，双方打闹一场，丰乐人不敌，退入东佛潘山街，佛轿、鼓乐、彩旗……破的破，丢的丢，颇为狼狈。在这当儿，西佛段湖乡的人，看势成骑虎，乃集了十多人，为缓和一时紧张局面，以息事通好为辞，将佛轿、彩旗、鼓乐等，为之搜齐整好，送至潘山街交丰乐人，请先迎还，以后理会，暂压乱局。
初二日，苏香向南安县呈告:“晋江奉圣人王君、汤有信、蔡义福等，纠集百余猛截途抢打拈香人，苏香被殴重伤，请验备案，并缉凶惩治”等语。奉圣人王君也现晋江县呈诉:“丰乐人苏文、苏元、苏香，靠伊财势，串通衙门，欺压良善”等语。那时西佛武荣、长寿两乡乡绅邀同附近十余乡长相议，以事件不宜扩大，因同往丰乐，拟请有关人等商讨息事，虽被丰乐人拒绝，后也没有任何动静，事遂于无形中平息。越年三月间，苏香因病身亡，于是苏文藉此向南安县呈诉:以“苏香重伤病发，乃告身亡，乞缉凶赔命”为辞。如此，事涉命案了。南安县的批辞:“苏香伤发身亡，一时未请本知事相验尸体，事属难凭，容候查实。”奉圣王君也呈诉晋江县“苏香非伤致，系染病身亡，请严办苏文诬告等罪。”晋江县的批语:“候会同南安县查明事实办理。”由此，双方互相控告很久，终归徒然。因上控府、道至按司，仍无结果。
嘉庆二十年(1815年)二月行大赦令，原被告的命案也予以撤销，该案至此，已有16年之久，银钱所费殊多，各也无心是事，后又有东佛富春乡绅士请同西佛武荣、长寿两乡绅董，再出调解，仍被拒绝。延至1945年，桃源乡傅维杰偕乡长及糖房乡黄清风偕乡长，洪濑镇树德境乡长陈清培也请社坛、金溪、后田、楼下、顶堡、琉塘诸乡长，一齐向双方一再提出调解，这时双方以事经百多年，诸调解人为了息事且很诚意而来，以此，从诸调解人的意见，由奉圣赔丰乐佛轿、旗鼓、富春彩旗、鼓乐等件，另由诸调解人筹募款项若干(数目不明)送苏家亲属为前苏香丧葬费。这一调解，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后，并呈晋江南安两县备案息事，总看这一斗案从开端至结束计147年。
民国卅四年(1945年)农历七月十八日，为本市奏魁境(西佛)“普度”。有水仙境(东佛)数个青年在涂门街胭脂巷口(属奏魁境界)围殴奏魁一个菜贩，当时暂告无事。到八月初五日，适水仙境正在普度，奏魁境的封建头子葛笃庆(时为安盛兴牛灶老板，又名宰牛庆)纠集一些流氓无赖，乘机欲报复前水仙境人殴打菜贩之仇，即于是夜指使流氓郭坎、黄绳武、许虾、黄钱、蔡实基等二十多人，各怀刺刀、手枪，一面在各交界处的巷口街边放哨;一面派许虾、蔡实基二人潜伏在水仙境井巷口(在新门街)鼎丰药行店口，伺机发作，刺死水仙人。讵料当夜适有执节(东帮)人王清桂(系当时正平印字馆经理王庆和从弟，该印刷馆工友)途经该处，而当时奏魁蔡、许二人，误为水仙境负责人，遂抽出刺刀向王清桂的右颈部刺入，深寸余，王一时鲜血淋漓，大喊“救命”，幸其身体较为魁梧，尚能勉强拖命奔逃入井巷口转由金鱼巷、直至镇抚巷口“祝三医院”求诊，但因伤势较重，敷药后尚是鲜血直流不止，再又拖命回正平印字馆，抵门口因血流过多，不支昏倒而毙命。
谁知“曾参杀人，曾子受谗”，当王清桂被刺后逃向井巷尾转入金鱼巷时，突遇一个惠安籍的木匠和他碰头，而将血水溅上木匠衣上。当此案发生后，晋江县警察局(在庄府巷口)局长林健康、刑警队长陈怀吾，亲自出马前往出事地点检验“侦查”，而当时刑警队长陈怀吾、刑警组长陈庚(两人系叔侄)，属西佛奉圣境人，事前已知奏魁欲杀水仙人之事，因而暗中庇护凶手，忽闻有一个木匠，是夜混身染血，即不分皂白，将这木匠抓来吊打滥刑，而木匠始终不予供认。而二陈又暗中通知蔡、许二凶手逃避他处(当时逃往台湾，待案结后方回泉州)。
此案发生后，水仙与执节二境，亦侦知原为奏魁欲杀水仙人而误杀王清桂，遂将此阴谋向死者之兄王庆和说明，王庆和立即将这冤情，向其义父黄克绳哭诉(黄时任晋江县参议会议长)。黄即通知警察局长林健康、刑警队长陈怀吾二人，应该主持公道，缉拿凶手，可是杀人凶手早已逃之夭夭，仅能从当时主谋者葛笃庆下手，而这时黄克绳、陈怀吾与王庆和均认为这是“发财”大好机会，但葛笃庆的老婆马燕燕又与黄克绳的姨太太绢舍又是结拜姐妹，算来也有亲戚的瓜葛，因此主谋杀人犯与死者家属均提出由黄克绳主意处置，黄克绳乃与王庆和、陈怀吾相议，以追索赔偿人命款而假公济私的平分秋色办法:①由葛笃庆独付赤金三十两。②由陈怀吾对奏魁等西佛施加压力，令其统筹赤金一百二十两，合计一百五十两。结果葛笃庆西佛各境，惧怕恶势力，均如数交款。然此等款项，虽名为欲作为赔偿死者人命案，实为黄、陈、王三人分赃款，其中王庆和得五十两，黄克绳、陈怀吾各得五十两。一场人命官司，到此草草了结，吃亏者还是无辜牺牲的王清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