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不同阶段的思想往往是不一样的,除去原则性的立场不会改变之外,其他的或大或小的事情都存在一定的变化空间,也许过一段时间,你对它的看法又不一样了。——职场君
最近同事小A跟我谈心,一开口说的就是朋友圈。
"最近我删了一些人,因为他们在我朋友圈瞎评论,人虽删了,但此事确实令我感到很不爽。" 小A带着一股怨气,毫不客气地说。
"这么严重?他们让你如此生气,说明太过分了!" 我淡定地回应。
"要是忠言就好了,最怕的就是嘴巴里吐不出好话却还自以为是且闲得蛋疼的人。" 小A在我面前百分百地发泄。
她说有几个人真的很烦:
你发几张美图,他们马上评论说你只知道浪费时间去装逼;
你拍几张照片记录自己的健身历程,他们又神速地赐你三个字——运动婊;
你跟朋友一起参加活动发合照到朋友圈,留下美好的记忆,他们又说"你不晒炫秀会死吗";
你去看了一场电影或听了一场演唱会,发个小视频分享自己的激动和快乐,他们竟然说你傻逼没见过世面......
他们自己不喜欢做的事,就觉得别人也不该做;他们不爱发朋友圈,就觉得爱发朋友圈的人都是Low逼。
这类人可以说是另一种层面上的 "圣人婊" ——以自我为中心,心中充满戾气,无论你做什么,他们都认为是错的。
听小A说完,我想起了以前的自己。
我很早的时候就说过,以前的我也不爱发朋友圈,甚至还会对爱发朋友圈的人投去一种或隐或现的轻视目光;现在想想觉得挺可笑的,对曾经的自己感到汗颜,同时充满理解;毕竟,人总是不断成长的嘛,如果你不断地发现过去的自己很幼稚,说明你已经变得越来越成熟了。
能发现某些事情或观点有问题,说明你的思想或能力提升了;
我存在的唯一价值就是帮助职场中的你从聪明走向成功!也是中国经营报社旗下《职场》杂志的官方公众号。
题图为丹麦剪纸艺术家Peter Callesen作品,下同
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放弃良知的底线吗?
一个黑暗的实验
很多读者应该听说过“米尔格伦实验”——一个关于“服从权威”的著名心理学实验。
耶鲁大学心理学家史坦利米尔格伦教授(下图的E)让一位志愿者假扮“学生”(L)的角色,要求一群受试者(T)问 这位“学生”一系列问题。如果答错了,受试者就按下电击按钮(实际上并没有电击),在墙另一边的“学生”假装发出惨叫,痛苦求饶。实验还要求,在“学生”每次答错后,受试者都要加大电击力度。
一开始,大部分受试者都不忍心这么做,但实验指导人员不停鼓励他们,保证他们不会因此受到惩罚。最终竟有三分之二的受测试者在听到对方痛苦求饶、甚至假装昏迷后,仍然继续按下了更强的电击按钮。
这个实验模拟了一种情境:如果你能保证自己的不受惩罚,同时又有“权威者”的鼓励,你是否会突破良知的底线,做一些不道德的事?
这个实验的结论非常遗憾,暴露了人性最黑暗的部分(虽然后续实验表明不至于那些黑暗):大部分人面对权威,会表示出服从,还会竭力自我说服,去加害他人。
不过,不同的人在实验中还是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毕竟还是很多人从一开始就拒绝这种不人道的实验;还有一些人在迈过人性的那道黑暗门槛之后,突然沉浸在这个残酷的“游戏”中——他并不知道这只是游戏。
什么样的人更可能服从权威去做坏事呢?法国格勒诺布尔—阿尔卑斯大学的社会心理学教授劳伦特?贝格和同事将这个实验继续了下去。
五种性格,谁最容易服从?
猜一猜,假如你有五个同事参加“米尔格伦实验”,谁最有可能是那个“服从权威者”?
同事A:一个有创造力、想象力丰富的高智商的“开放性的同事”
同事B:一个条理性强、非常严谨自律、且平时很正直的“有责任感的同事”
同事C:一个热情、乐观、擅于社交的“外向性同事”
同事D:一个易被人信任的、喜欢帮助他人的、善解人意的“有亲和力的同事”
同事E:一个敏感的、容易焦虑的、常常自我压抑的“神经质的同事”
其实这五个同事是根据“大五人格分析”中的五种性格特征虚拟出来的,因为劳伦特?贝格召集了80名测试者重复了“米尔格伦实验”,不同的是这80人事先做了“大五人格分析”,并按他们最突出的性格分为五组:
结果显示:在 “权威者”向他们布置电击“学生”任务时,其中“有责任感的同事(尽责性或严谨性)”和“有亲和力的同事(宜人性)”这两组测试者,更容易服从命令。
原来我们身边那些看起来很“亲和”,很“认真”的人,内心深处也有很黑暗的地方啊。
因为人格是很稳定的,过了几个月,劳伦特?贝格又重新做了一遍,结果仍然显示:“尽责性、宜人性”与“服从权威”的比例正相关,而“开放性、外向性、情绪性”与“服从权威”无关。
为什么这两种人更容易屈从于权威呢?
“宜人性”者是如何盲目服从的?
比较容易理解的是“有亲和力的同事”,因为“宜人性(agreeableness)”的六个子维度中,就包括了“服从(compliance)”。
但是,以“宜人性”为主性格的人,其他几个子维度(信任、坦诚、利他、谦逊、同理心)和“服从”会相互影响,比如:他们会本能地避免破坏大家默认的规则(信任、谦逊),或者避免令他人不安(利他、同理心),或者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信任、坦诚)、或者满足社会期待(谦逊、同理心),从而选择“服从”,特别是“服从权威者”。
翻看记录“文革”和 “反‘右派’”斗争的回忆资料,那些被“打倒的人”常常会惊讶地发现:那些平时与人为善的同事,大多不会违背“上面”的意愿,什么违心的话都敢说,什么脏水都敢泼;反倒是那些平时跟谁都处不来的“刺头”,就算不会站出来为自己话说,至少也不愿意说谎。
以“宜人性”为主性格者,常常会以别人或社会的标准来判断自己的行为,“米尔格伦实验”的受试者事后被问及为什么会同意这么做时,他们常常会“无师自通”的认为,既然这是一项科学实验,那一定是有社会意义的,我不是在做恶,我是在履行一个神圣的科学使命。
可没有任何人这么对他们说,他们本可以质疑这一切,也可以拒绝参与,但是他们没有。
如果说,“有亲和力的同事”更容易屈从于权威,跟这个性格的定义有关,那么,“认真的人”一旦认真起来,那就是相当可怕的一件事了。
日本人的“认真”,没那么简单
在二战后的国际法庭审判中,很多犯下屠杀罪行的德国、日本战犯,认为自己无罪,他们只是执行命令的军人而已。
如果说“有亲和力的同事”屈从于权威,是因为他们太在乎别人的期望,那么,“认真尽责的同事”屈从于权威,刚好相反,是因为他们太在乎自己的职责。
“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是指我们控制、管理和调节自身冲动的方式。以“尽责性”为主性格特征的人,往往具有相当强的成就动机,并有很强的自我管理能力,对秩序和规范有强烈的偏好,常常显得刻板不够灵活。
这个性格描述很容易让我们想到日本和德国的民族性,“认真的日本人”和“严谨的德国人”不正是人们普遍的印象吗?
以日本文化为例,“职人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倾向。日语中有两个职场常用词,一个叫“一生悬命”,意思是“一辈子把一件事做好”,新人入职的自我介绍里都说自己要“一生悬命”;另一个词叫“一筋”,就是全心全意专注于某事。
“一筋”很像汉语方言中的“一根筋”,但汉语中有点贬义,这就是中日文化的差异。
我们都觉得日本人很认真,但如果从中国文化出发,就很容易把“认真”理解为单纯的优点,从而无法体会“日本式的认真”中不那么人性化的特点。
举个很“日本人”的例子,在1936年的“二二六叛乱”中,一群政变的青年军官冲进反对扩军的大臣高桥是清的官邸,将其乱刀砍死。临走前,这些凶徒竟彬彬有礼地向惊魂未定的高桥妻儿老小鞠躬道歉:“真是打扰了。”
这种“极度的凶残暴虐”与“极度的礼貌节制”融为一体的特点,在日漫中几乎随处可见。他们往往不关心自己所做的事情对不对,只关注是不是“一筋”。
中国人对日本人的认真,还有一个印象,就是喜欢道歉、动不动就引咎辞职、甚至“切腹谢罪”。但奇怪的是,在二战罪行问题上,日本的主流民意是避而不谈的,跟他们日常的“认真形象”大相径庭。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分析日本人性格的名著《菊与刀》中关于“日本耻感文化”的分析:
情况一:干坏事了,可大家都不知道,那就不必自寻烦恼;
情况二:干坏事了,大家也知道了,但都认为没有错,那就不需要道歉;
情况三:干坏事了,大家也知道了,而且认为是错的,耻辱啊,赶紧去死吧。
情况一和情况二是东亚文化的通病,华为因跑分作弊被“抓包”后,脱口而出的解释是:大家都这么干。
但是,大家认为你没错就怡然自得,认为你有错就“切腹谢罪”,这个180度的转弯,就是日本文化独有的了,其实是“宜人性”突变为“尽责性”。
在日本人的性格中,“宜人性”也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时刻注意不要影响他人,与他人保持一致,等等。看起来是美德,但与“尽责性”相结合,就变成了“日本耻感文化”——只要大家都同意,它就是正确的;只要大家都认为我有罪,我一定承担相应的责任。
当然,就像鲁迅反思“中国人的民族性”一样,很多日本文化人士对“日本民族性”的反思也很彻底,但在普通民众中,这种民族性的“集体无意识”是很难改变的。
“服从”是现代社会秩序的基石之一,“按规则办事”是网络舆论最“政治正确”的声音。但是,如果权威者以“服从”为由,要求大家做坏事,或者整个社会舆论无形的压力,“要求”人们“以暴易暴”,此时,“对权威的服从”、“大众舆论的暴行”,很可能成为悲剧的“社会病”。
如果恶不能被接受为一种可能性,那么善就是无意义的。
——安东尼·伯吉斯《发条橙》
还是把话题回归到“米尔格伦实验”吧。
后来人们翻阅实验记录,发现米尔格伦的实验设计有偏颇,人性并非如此不堪。实验规定,受试者理解规则并同意后,一旦开始就不能中途退出,所以在“学生”的惨叫中,很多受试者很快把电压升到最高,并不是因为喜欢作恶,而是想尽快结束这个噩梦。
既无法反抗权威者,又无法忍受内心良知的折磨,这恐怕是大部分人的矛盾心态。
另一些心理学家重新组织了类似实验,并对其中一些变量进行了分析:
当受试者只下口令,不需要自己按下按钮时,服从的比例上升到9成;相反,当“学生”与受试者在同一个房间,受试者能亲眼看到“学生”的惨状时,服从的比例立刻下降到不足四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