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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安装浏览器，或使用别的浏览器外星人这样看“文革”――很多人看了大哭且大悟智慧大增，神奇呀
作者：&&&&&&&&
――低级的暴力斗争向高级的灵魂斗争升华的萌芽、
――新思维的先兆和人类文明的曙光
――从此，中国结束了人打人很正常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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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我问“文化大革命”发生之地的中国人：“什么是文化大革命？”
中国人异口同声地回答：“那是一场浩劫！”
我问发生之地的“外国人”：“文化大革命是什么？”
他们的观点也以惊人的相同：“那是一场灾难！”
我说中国人：外国人不了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于是才这样认识肤浅，你们身临其境，而且
也曾经全心全意高呼过赞美它的口号，可今天为什么就不懂得它深刻的意义呢？
中国人听了一脸茫然。
我说中国以外的地球人：中国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所以对文化大革命
的看法包含着感情的偏颇，可你们局外旁观，为什么不能“旁观者明”呢？
他们听了耸肩摇头。
我问老者、后生、妇女、专家、教授、政客、首相、总统、民众、学生，都没有得到不同的
回答，始终寻找不到一条真知灼见，那怕是一点独到的偏见。
世界的回答竟是惊人的一致。我敢说，人类这种对大是大非高度一致的认识，在历史上是绝
对罕见的。这简直是一个奇迹。
百分之百等于零――我不禁想起这句哲言。
我不由得万分伤感并仰天长叹：“毛泽东呀，看来懂得文化大革命真正意义所在的就只有你
一个人了！”
“奇怪吗？”
当然，对于毛泽东，这的确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就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不愿牺牲‘真我’，不愿自己使自己成为傀儡……”。
可是，毛泽东这种寻找‘真我’的意识太超前了，于是曲高和寡〔不，是曲高无和〕，
导致当时天下无人懂得这句话的真实含义，直到将近一个世纪后，在中国八十年代大学生
中才兴起了一股“寻找自我”的思潮，而且还为社会所难以理解。
因此，毛泽东在晚年时代所进行的，史无前例的改造人类的试验――文化大革命，为世界难
以理解便并不奇怪了。
毛泽东曾经这样说：我一生只干了两件事,一件是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件是发动了
“文化大革命”。
他在讲这句话时，举国上下没异议，仿佛他们都十分明白。其实，他们只明白一点：“毛主
席所说的话是绝对正确的”。
当时,他们在实践面前，在历史所证明了的“完全正确”面前，在崇高敬爱的巨人面前，已
经否定，停止了自己的思维。
对于毛泽东来讲这似乎是一种成功的象征，而实质上却是一个巨大的悲剧。当他去世以后，
文化大革命被否定得一无是处时，亿万芸芸众生同样没有异议。
他们又一次更惊人的一致认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毛泽东的丰功伟绩，而发动文化大革
命却是毛泽东“晚年所犯的巨大错误。”
高处不胜寒！
――这是毛泽东的诗句。
可见，毛泽东是多么的孤独呀！与毛泽东的“世纪性孤独”相比较，人间的一切不被理解，
一切孤独又算得了什么呢！许多知识分子“怀才不遇”的伤春叹情显得是多么渺小无聊啊！
只有孤独的人，才是自己真正的主人――这是言情小说家琼瑶所说的一句很深刻的话，并在
毛泽东身上得到了最生动的验证。
关键的是，人类可以不懂毛泽东，但是千万不可以不懂文化大革命。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独一无二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处天下绝唱,是一场历史上最宏大的社会大试验,它属于全
人类,它的经验教训和人性的大放映价值巨大。
因为，如果人类懂得了文化的大革命，那么，人类的灵魂便会受到巨大的启发，距离质变性
的升华就不会太遥远。
其实，人类的灵魂与真理只隔着一层薄纸，但是，因为这张薄纸几千年没有人去碰，于是
便带上了神圣的色彩，现代人更加不可能产生去桶破它的意识，所以，人类就只能与真理咫
尺天涯，最后擦肩而过。
这，也是人类对待文化大革命荒唐滑稽态度的一个原因。
那么，怎样才能让人类明白文化大革命的真谛呢？最佳的方法便是请热爱人类的毛泽东自己
来捅破这张纸吧。
因此，我们恭敬地叩问苍穹……
问：毛泽东先生，您在人间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呢？
毛：为了中华民族真正取得解放，为了医好占世界四份之一人类灵魂上的顽固疾病。这正如
基督所言――使他们的灵魂得救。
人类这样的疾病已超过半数，不过绝大多数都集中在中国，所以，拯救他们的灵魂，就是拯
救全人类。
问：请用最通俗的语言把这段话再说得明白一点好吧。
毛：我很早就告诉过他们，我在人间走了一回，只干了两件事情:一也是建立了政权统一了
国家；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问：是的，我明白。但是，现在人间的人认为您干的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件事伟大无
比，第二件事却并不是这样。
毛：我很遗憾。他们刚刚说反了。其实，我当年的那句话严格来讲不够准确，应该说我在人
间只做了一件事，那恰恰就是――文化大革命。
希望人类不要为这句话而惶惑。因为，建立一个政权，甚至建立一个国家这样的事，在人类
历史上过去很多人都做过了，连古代人都做得很好，甚至，在某种角度上来看，老虎、豺狼
、狮子、猴子、蜜蜂、蚂蚁、老鼠等等飞禽走兽都可以建立一个王国。
所以，建立一个统治体系只是人类向动物模仿的一种行为，是动物的一种俗性在人类身上的
沾染延续，算不了什么大事。
但是，文化大革命却不同。文化大革命是动物们绝对不可能办得到的事，也不可能看懂得事
文化大革命不仅是纯人类的东西，而且，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例，开创了人类从针对别人革
命转而上升到对自身革命的先河。
试问，人类历史上，有哪一个帝王，有哪一个总统，有哪一个统治者能够自觉发动，组织民
众，鼓动被统治者造自己的反呢？革自己的命呢？造自己统治机器的反呢？革自己统治机器
没有，从来没有。他们无一例外地害怕人民造自己的反，革自己的命，千方百计的镇压、蒙
骗、奴化民众，死皮赖脸地维护自己的统治。
当然，那次文化大革命只是人类首次自身革命的尝试和试验，很不理想。比如说它没有被人
民大众所广泛的真正认识。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建立一千个统治机器，
一万个国家的分量。
甚至，这样比都是不合适的，因为二者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人类有史以来，只是疲于生存，为了生存拼命地打击别人，保护自己，贬低别人，美化自己
，所以，从来就没有觉悟到这样去认识问题:只有自己才可以打败自己，自己才是自己最大
的敌人，甚至是惟一的敌人，也从来没有想到去打击自己身上的敌人，乃至诚心诚意地请别
人帮助把自己的灵魂里面的兽性垃圾打扫干净，从而使自己更加完美，更加进步，更加“人
化”，更加“像人”。
而文化大革命敲响了人类打扫自己灵魂中兽迹的号声。
相比之下，革自己的命比革他人的命更加有益。比如说，那些注重提高自身素质的人，要比
那些“看不见自己头上屎痂子，只说人家腿上尿痂子”的人要高级的多，有前途的多。尤其
是现代人应该具备前一种人的水平了。人类如果真的要有一个光明的前途，严重一点地说，
也就是能够拥有未来，那么就必须学会革自己的命――革自己灵魂的命！
只有禽兽才只懂得攻击他人，革他人的命。
能否懂得革自己的命的智慧和行为是鉴别是否真正之人〔真人〕的一大标尺。
我这样讲,不知到是否已经说明了问题，是否点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所在。
问：是的，您的话语哲意深远。但是，那些曾经流着热泪，狂呼着“毛主席万岁！”的人民
却只能似懂非懂，因为人类目前最多也只不过是一个大孩子。他们的智商还不足以理解您刚
毛：您低估了人民对觉悟，当年我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曾经意外地得到他们的支持、理解和
热烈响应，尤其是得到了青年学生――亿万红卫兵小将热情洋溢的参与。正是他们把那场革
命搞得轰轰烈烈，波及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刺激了每个人的心灵以及中华民族的每一个细
问：是的，他们是热情洋溢，但那只是对您的无限热爱无限信任所致，而并不是真的懂得了
“文革”的特殊意义。
毛：何以见得？
问：有一首歌就是足以证明一我的话:
&&&&《文化大革命好》
〓〓〓文化大革命好，
〓〓〓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就是好呀！
〓〓〓就是好！
〓〓〓就是好！
〓〓〓……
听啊，这赞美文化大革命的歌声多热情、真挚、纯朴，但是，“好”声不断，感叹不止，还借用“就是”坚定地强调。
然而，这纯洁的情感只是出于对您的深厚情感，出于完全可以寄托心灵的信任，却并没有唱出“好”在何处？为什么好？。所以，这种盲目的热情不能持久，唱这首歌的民众，包括当年的亿万红卫兵，现在也都毫不怀疑地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了。而您刚才的话，和您学生时代“寻找‘真我’”一个样，太超前了，可能超前了一个世纪呀！
毛：你分析的可能有道理。这真令我遗憾！那么，我就非常俗非常白直地告诉世人吧！如果
你们有耐心听下去的话。
怎样讲才最通俗易懂呢？这可真有点困难――唉，看来，我的确不了解人民了，脱离人民群
众了嘛！这样吧，浪费一点大家的时间，首先从我开始萌生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过程，以
及当时的时代背景谈起吧……
从鸦片战争开始，一直处于发达先进的中华民族就开始陷入耻辱的，被欺凌的落后境地，于
是，千千万万民族的精英苦苦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从康有为变法，“五四”运动，新文化
运动，辛亥革命，到民国政府等等事件，都无一例外的属于热血人士发起，最后归于失败或
腐败，大多甚至给善良的人民带来更为深重的灾难。
“十月革命”给中国人民又一次带来了希望，原因是俄国也是一个落后贫穷的国家，和它在
“一夜间”就取得成功的巨大魅力。所以，许多“爱国人士”在一次次革命失败面前，便自
然寄希望于俄国式的革命。因为，他告诉中国的爱国人士，贫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仍然会很
快取得成功，中华民族的尊严，统一和独立的愿望仿佛指日可待了。
显然，“十月革命”的炮声没有让中国人民失望，马列主义造反有理的理论使几万万被封建
统治者几千年训练成绵羊一般的中国农民，蜂拥而起，一盘散沙的中国民众在一个具有时代
魔力的共同信仰下得到了凝聚，被梦幻一般美好的共产主义前途所激动不已。
所以，萎靡不振的“东亚病夫”突然红光满面地激动起来，爆发出了强大的力量。公元一九
四九年，这位“东亚病夫”终于“站立起来了”！
然而，这位刚刚站起来的巨人，在朝鲜，在西藏，向世界显示了力量，在举国欢庆，举世震
惊的时候，我却突然发现：这个巨人并没有真正站立起来，“东亚病夫”顽固的老毛病并没
有康复，甚至没有得到根本的丝毫有效的治疗，而且，必然会在某一天，突然倒下，永世不
站起来的只是一个国家政权，而不是一个民族本身呀！
我知道，全人类只有我毛泽东一个人发现了这一悲剧。我感到悲哀。
那么，我为什么这时才发现了这一问题？是什么东西启发了我发现这一问题的感觉呢？
我告诉你们，是国家政权，是我亲手建立起来的这个国家政权和中国共产党……
虽然，我建立了严明的纪律，并亲力执行;虽然，我建立了一个靠信念支持，异常艰苦朴素
的党组织;虽然，我把党支部建立在连上、村上、车间、衔道，用宣传与教育的方法，曾经
让所有的干部党员有理想，讲节俭;虽然，我婆婆妈妈地不断告诉全党，防止“变修”，甚
至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这样最通俗的比喻，向全党说明腐败堕落的可怕;虽然，
我一再用李自成失败的教训，刺激着政权的神经，还煞费苦心地拿来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
祭》让全党学习;虽然，我成功地树立了张思德、雷锋、白求恩等等大公无私的高尚榜样，
激励全党继续革命的精神;虽然，我不断借用马克思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鼓励着党员干部继
续吃苦耐劳;虽然我用为人民服务作为每个党员的宗旨;虽然，我呕心沥血，建立了一个在历
史上，世界上靠自觉而成为最廉政，最朴素，并且有朝气的政府干部队伍和几千万党员……
但是，我还是发现，这个政府，甚至这个庞大的，保障一切健康发展的党员队伍，已经不可
被免地走向腐败，走向堕落，走向李自成、太平天国、国民政府等等往日那些政治集团那种
由勃勃向上，到腐化堕落，由胜利到失败的老路。
这难道是一种规律，是一种身不由己的命运走向？
为了不使我一生的心血白流,为了不让苦难的中华民族万劫不复，为了不让“东亚病夫”再
次倒下，为了不让中国共产党走向堕落腐败，为了千千万万好干部不走向人民的反面，在
刘青山、张好善等腐败领导干部刚一露头之时，我曾经告诫过公安部长罗瑞卿说：“你们的
公安机关，最有可能变成欺压人民的黑窝子！”，而后，又不断地的动员全党，全国干部开
展了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主要目的之“三反”、“五反”、“四清”等等
大规模的人民运动。可是，这些运动不像过去那些群众运动成功，不但劳民伤财，事倍功半
，而且还带来许多让人不忍目睹的问题。尤其是“四清运动”的车轮战术，导致全国冤案重
重，冤魂遮天蔽日，让人难以相信这些悲剧为人民政府所为……
我深深地感到，我对某种悲剧的发生已经无能为力，有种力不从心地感觉。这种感觉在庐山
会议的时候，曾经困扰过我的心。我必须要寻找出路。
为了不陷入庸庸碌碌的官场之中，从而有一个良好的反思状态，我便从公元一九五九年把国
家的实权交给了刘少奇管理，但是，几年中，仍然没有为那个感觉寻找到良药。
关于“良药”的问题，早在延安时期，我曾经对美国作家斯诺先生说“我们已经找到了！”
记得，当时我们谈到历代王朝和政党都难以逃脱这样一个规律：即廉政、向上、胜利――腐
败、堕落――失败、灭亡。
我对斯诺说：我们已经找到了超脱这一规律的良方，那就是――民主。
是的，民主！只有民主才可以使全体人民监督政府，使其无法腐败，保障其永远充满朝气，
永远清明廉洁，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那么，是我们没有赋予人民广泛的民主吗？
平心而论，我们一直都在致力于民主的建设。在军队，正因为这样，才能够官兵平等，充满
了战斗力；在农村、工厂，我们把工人、农民的地位确立到主人翁的最高度。在历次运动中
，我们都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解放战争是这样，抗日战争是这样，土改、
镇反、合作化、大跃迸、四清等运动，无一不是这样……
我们依靠人民，发动人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却仅仅是一方面的成功，在另一方面
却是失败的――一旦共产党的高层有了失误，却得不到群众的有效抵制、反对和提出宝贵的
意见。他们甚至去盲从，推波助澜，就连受害者也高呼“拥护”的头号，以至酿成政府的大
错误，人民的大灾难。
中国民众能够很好他帮助我们革别人的命,但却不会有效帮助我们革自己的命。
然而,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是民主的主要方面，是让政府青春常驻的最宝贵之法宝，但是，
我们却没有得到呀！
大跃进时，中央一些工作的偏差本来很正常，应该得到纠正，但是在一片叫好声中越走越远
，直到中央高层主动出来纠正，却又导致一片哭爹骂娘的声音。高级干部们从“亩产达一万
斤粮食”的一个洋洋自得的极端，走向“一团漆黑、一无是处”的另一个悲观失望的极端…
三年困难饿怕了人民，农村一度出现了广泛的偷窃粮食的风气，农村基层干部出现了严重的
多吃多占，虚报冒领的风气。
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政府在广大农村把“贫农协会”普遍建立起来，实实在在地发挥人
民群众对干部和政府的监督作用，也就是说要有一个群众性的合法的全国性团体，来动员，
组织群众不断地“造反”，帮助千千万万的干部免于堕落腐化，让“贫协会”成为臼细胞成
为一个有效的免疫系统。
可是，我的这个期望和努力没有引起人民的注意和兴趣，而且遭到了来自上上下下各级政府
官员的软抵制。
他们不理解建立“贫农协会”这个群众组织的远大意义，却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了它的存在是
个“麻烦”，加上我当时毕竟不想太多地干预中央政府工作,从而让刘少奇独立锻练的思想
，所以“贫协会”便没有真正地在中国的广大农村真正建立起来，让它发挥作用也成了一个
良好的梦想。
让人意外的是，中央高层竟然出现了教条的马列主义形象，可笑地连书呆子也会捧腹。他们
竟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农村干部腐败了，农民堕落了，必须抽调城市先进的产业工人和干
部进入农村进行“清理”。于是，“四清”运动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这个运动，一开始在“前十条”的指导下，进展还无大的错误，但是，随着“后十条”和国
家主席夫人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之推广实施，便过激起来。广大的农村到处私设公堂，让
千千万万的村级干部“上楼”，对他们进行连续几十乃至上百小时的“车轮战”，全国逼死
人命无数……
由于牵扯到最高领导层的威信，所以群众哭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事实上，他们连哭天呼
地也不能够了。由于问题太敏感，就连一些军区司令这样的一路诸侯也上告无门了，有的人
甚至只能对退居二线的我大发脾气。
当时，由于中央没有比刘少奇更为合适的政府出席了，加之考虑到庐山的教训，防止党的高
层再次出现分裂的危险，另外，我也不愿意损伤我们打倒“高岗反革命集团”的代价才好不
容易稳固起来的刘少奇的地位和权威，所以，我也没有决心出面纠正运动的错误，虽然这个
错误非常严重。为了从长远计,我不得不慎重又慎重。但是，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呀，尤
其是在“见死太多”，而且有更加严重的趋向之情况下。
我想出一个两全之策：中央发出一个“二十三条”，用显要地方的大部分条款内容同“后十
条”明显保持一致，显示出不矛盾和肯定的意义，只在不显眼的最后条款里面，提出了“减
、缓、免”的政策，放慢了飞奔着“四清”马车，使无数正在遭受迫害的人得到了解放，最
起码也起到了“缓和”的作用……
当时，“四清”这个运动对于大家的印象仍然同过去历次运动没有两样，但是对毛泽东的感
觉来讲，它比广岛的原子弹震动更大……
试想：“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宪法》,《东方红》被亿万民众真情歌唱,
党和军队的缔造者,开国元首,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导师,拥有无比崇高威信和权威,全国人民
的精神领袖和全党全军的最高统帅……这一切无与伦比的基础和优势都为我毛泽东所拥有，
这是何等的权威和巨大的力量呵！可是，我却无法在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而且，要推行它
，却得不到人民的理解和响应〔更不用说希望他们主动积极地向政府争取民主了〕，还受到
各级政府的消极抵制。
请问，连我毛泽东都无法让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那么，我身后的人谁有这个能力？谁哪怕
仅仅有这个觉悟和热情呢？
建立政权容易，实现民主难矣！
这便是中国的国情，可悲的国情呀！
这个时候，有很多人向我谈到“四清”的错误，谈到“左倾”错误的极端表现――私设公堂
，谈到中央领导的夫人参政，谈到“桃园经验”和“后十条”……
能够看到这些问题的人很多，但是他们都站在争权夺利的传统思维上看待这些问题。他们无
法看到历史糟泊的渗透和哲学的高度。
我想，“四清”运动的错误不仅仅是刘少奇的，而是全党，乃至全国人民的错误，换一个人
做国家主席，也不见得能比刘少奇做得更好。如果追究刘少奇的责任，只能引起混乱而于事
无补，更谈不上治病救人了。
“四清”运动充分暴露了“东亚病夫”的顽症不但十分严重，而且，病毒潜伏得太深。
我有一个切肤刺骨的感觉：庞大的人民政府将沿着几千年来的一个巨大惯性，进入那个可怕
的规律之中，许多共产党人将会在某一曰堕入腐败而难以自拔，被人民所唾弃。
我不禁想起一个老农民在五十年代中期对我说的知心话：“毛主席呀，要不是你‘镇着’，
有些干部早就和国民党的官一个样了！”
我明白，无论是共产党的干部还是国民党的干部，都是一块水土养出来的。身中封建文化大
较轻的朴实老农常常比书呆子的目光更明亮。所以使产生了一句著名的毛主席语录:“群众
的眼睛是雪亮的!”
但是，人的生命有限，我总不可能“镇”他们一百年，一千年啊！
而且，我还没有死，还身强力壮精力充沛，但已经感到力不从心了。善良的老农哪里知道这
我们必须发现善良的老农这句话中所表现出的“严重问题”！
中国人民为什么总想靠别人，总想靠什么天啦、地啦、神仙啦、清官啦、领袖啦等外部力量
来“镇”贪官污吏和妖魔鬼怪呢？
为什么不想靠最实在的最有力量的最大的“自己”呢？
这种依赖思想和那个“规律”有没有天然的关系呢？
是的，历代王朝无一幸免地由兴盛走向腐败和灭亡不是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的答案嘛！
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进入了在这个死亡规律，后来的中华民国和国民党
也进入了这一规律，而今的人民政府和共产党人在此强大贯性力量之下也有些身不由己了。
想到这里，我不禁大汗淋漓。我再次喃喃着这样一句话：一九四九，站起来的只是一个政府
，而不是一个民族啊！
问题是“东亚病夫”的病到底害在哪里？病根到底在哪里？这很重要。
不搞清这个问题，只能乱吃药，中国就永远不能再生。
我迷茫、痛心、苦思……我终于从孙中山先生和鲁迅先生的一生奋斗中受到了启发。
孙先生青年时代学医，但是，他后来发现“东亚病夫”的病不是在肉体上，而是在于反动落
后的封建制度。于是，他改行成为专业的革命家。但是，当他的资产阶级政党推翻了满清王
朝以后，中华的灾难并未减弱，他亲手建立的国民党也堕落腐败，屠杀人民，罪恶累累的程
度不亚于封建王朝。
我不禁想想起共产党。这个党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于是推翻了国民党建立的无产
阶级政权，刚刚大权在握，便有了滑向腐败泥潭的迹象。
我不得不对满身俗气的政治家感到绝望，于是求助于超脱的文学家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青年时也是学医，但是，他在某一天见到这样一种场景：外国强盗砍杀一个中国百
姓的头时，百姓们竟然麻木不仁地围观着“看热闹”，象是在观看杀一只狗。
那件事给他触动很大，刺激很深，于是，“哀其不幸，恨其不争”的复杂感情由然而生。
鲁迅先生从这里发现：“东亚病夫”已经病入膏肓，但是，病,并不在躯体，而在灵魂深处
。为了救治东方芸芸众生的灵魂，鲁先生和中山先生一样抛弃了医生的职业，不同的是他拿
起了笔，试图拯救中国人的灵魂。
同中山先生相比，鲁迅先生要深刻得多，因为，灵魂是决定政治前途的关健，是决定一切东
西具有何种性质的关健所在。
经过苦苦地探索之后，鲁迅先生终于明白民众之所以麻木不仁，是因为几千年封建文化的毒
在漫漫的长夜中，先生苦苦研读着封建礼教的圣书，看见每页写的都是“仁义道德”；先生
不懂，于是不断读去，终于读破，发现每页都写着两个字――“吃人”！
先生恍然大悟――中国人的灵魂都被吃掉了呵！
那么，“人”〔灵魂〕是如何被吃掉得呢？鲁迅先生终生都在研究和《呐喊》。
可以说，只有鲁迅先生接近了真理，但是却仍然没有抓住真理。当然，如果抓住了，便没有
了以后的悲剧，更不会有毛泽东的烦恼……
从“五、四”运动以来，知识分子都知道封建文化毒害中国人，但却只是停留在空泛的理论
上。这种理论无异于朦胧的感觉，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还无法提纲挈领，一语道破，只会
做一些批判孔圣人“打倒孔家店”的表面文章，做一些浪费精力的无用之功。
其实，任何事物，无论其多没复杂和深奥，都有一个“要害”可一语道破，使之简单明了的
“要害”。抓住了这个“要害”，一切高深都归于浅显，一切病症都会药到病除。
例如，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洋洋万余言，不知让多少学者先生越是研究，越觉得其高深
如苍穹，庞大如太平洋，无边无际，神秘莫测，越加对之顶礼膜拜，成为教条的马列主义者
和理论家，成为“腐儒”。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可以很简单，完全可用一句话概括：“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归根结底
一条道理，那就是――造反有理！
根据这个思路，我给自己提出这样一个设问――那么，毒害中国人灵魂的几千年封建大毒，
千头万绪，归根结底，“真毒”为何？中华多病，千头万绪，万病之根，又是何物？
谁能够一针见血，一语道破地作出回答呢？
没有，从来没有。辛亥革命至今，大家都知道中华巨人“是个病失”，而且是在封建社会的
历史长河里染上的病，“封建文化”是罪魁祸首。但是他到底患的什么病？如何被感染？却
没有人做出准确的诊断，只是不停地给他胡乱用药，常常是不能治病，反害肌体。
所以，那些革命家都认为别人的药物有害，又不谦逊地进行会针而去大打出手，所以，出现
了革命不断推翻革命的恶性循环。如此，受害的只能是人民大众，只能是“东亚病夫”本身
虽然，有的“大夫”为病人服用了“肌素药”、“补药”，甚至“兴奋济”，于是出现了病
人精神转好的现象，并因此认为自己找到了真理，却不知自己一片赤心却是在把病人向死里
现在，我要告诉你们，我找到了真理……
建国十五年，苦思十五秋，我终于在“四清”运动的刺激下发现，封建毒药千千万，但能够
毒害中国人的毒药只有一种，那就是――“奴性大毒”。
也就是说，这种毒性可以慢慢地把人的灵魂泯灭，让人只留下一张人皮，变成了实质上的奴
才，象绵羊一般温顺听话，象牛一般麻木不仁，象猪一般愚昧堕落，像狗一般愚忠……
不，用“羊、牛”等做比方都不够准确，更不能提纲挈领。比如说“羊”是绝对温顺的，但
是中国人却有着两面性，他们虽然面对统治者面对领导面对上级非常温顺,但在外敌侵略面
前却勇于献身。所以，准确地说,那巨毒把中国人变成了“奴”，最准确形象的词语是要把
中国人变成――“狗”！
《白毛女》那个电影的意思是说：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而我要说：几千年的封建大毒要把人驯化成狗……
亲爱的中国人呀，请原谅我的坦率和残酷的直白，因为不这样猛刺，我怕你们太久麻木的神
经没有感觉啊！
请你们坚强地面对自己的过去，面对自己的德性里面的一大特点吧！
不反强权，只反侵略――这是中国人人性中非常独特一面。
只要是主人、皇帝、领导、统治者，无论其对自己进行如何的肉体鞭挞，人格污辱，只要饿
不死，中国民众就不会反抗。
是他们怕死吗？但是，只要听说有“外国”人来侵略,那么，温顺的中国人就会很容易愤怒
起来，很勇敢地投入战斗，决不会惧怕牺牲。
这难道不是和狗非常相象吗！――只要是主人，无论是脚踢、棒打、辱骂，都不会反抗〔有
时只会显得委屈一点〕，只要给扔一根骨头，喝一盆洗锅水，都会感激万分，摇着尾巴说“
谢主龙恩”、“肝脑涂万死不辞”的脏话，但是，只要大门外有“外”人来，或者猛兽威胁
主人，他就会狂吠不止，张牙舞爪，勇敢战斗，勇于献身了。
是的，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间，中国也有一些可歌可泣的反抗统治者的故事。
梁山一百单八将就是最生动的代表。但是，这些人没有一个不是被“逼上梁山”的。就是造
反以后，骨子里的奴性仍然不可救药。他们只敢反高级一点的奴才――贪官污吏，而不反对
最大的贪官，贪官的靠山和根本依托――皇帝。
最可悲的是，当他们抓获了他们最痛恨的，直接让他们许多弟兄家破人亡的高球时，不仅不
能爱憎分明地除掉仇人，反而奴性十足地巴结之，保护之，护送之！
他们最高的理想就是“招安纳降”、“封妻荫子”，不管这条路是多么的危险和不可能，也
矢志不逾，就是牺牲了众多弟兄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仿佛，凭借自己的力量打下江山，做自己的主人就总是六神无主，不实在，不正道，必须要
有一个那怕是禽兽不如，毫无人性，但却自称“皇帝”的人，用一张淫色的纸，让人写上“
封”他们一个某某“官”，然后由一个不男不女的变态人，连要后代的权利都被剥夺，比狗
还狗的“太监”拉着刺耳的娘娘腔，高傲地对着跪在地上的他们读上一读，然后，三呼“万
发”，头破方砖，大声谢恩，泣不成声，大摇狗尾……然后，走出宫殿，蔑视人民，草菅人
命，鱼肉百姓……
想到这些，我不禁扼腕叹息！
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栀――罪不在“种”，而在于“水土”呵！
中国历代王朝的绝对腐败，和清朝灭亡后的各色政府，各色党派，包括孙先生的国民党，蒋
先生的国民政府，以及许多人才一旦大权在握就很快腐败，原因都不在于这些政府、党派、
人才，而在于中国民众这块“水土异也”！
世界的东方有这样一群人民，他们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开始不相信自己是自己的主人，苦苦
地寻找着主人，从骨子里认为自己就是供“官”使用压榨的“草民”，低贱无比，永远认为
当官就能出人头地，就高尚无比，天经地义就应该作威作福，山珍海味，骄奢淫逸，吆五喝
六，否则，便是不会当官，便是无能；永远认为自己的最好选择，也应该做的就是当好一个
“顺民”，安分守己，听“上面”的话，任“上面”打，为“上面”卖命，忠诚不二，只要
换来一声“表扬”，那怕是欺骗性的“戴高帽”，也会感激流涕，“虽肝脑涂地也不足以报
答于万一”，永远以为除了做官，所有的行业都是“下流”，工人农民是草民，生意人是奸
商，文艺人是戏子，新闻人是吹鼓手，教师是酸秀才；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也崇尚读书，但并不是为了追求真理,而是因为，读书使他们惟一可以
做官的独木桥。他们可以在这个桥上考秀才，升进士，做中状元的美梦。
他们热衷读书，但不是为了做学问，只是为了“黄金屋”和“颜如玉”――做贪官污吏，欺
男霸女，妻妾成群，最高级也不过是做一个皇帝让死就死，让活就活的“忠臣良将”，一旦
看到草民胆敢违抗“上面”，甚至“叛逆”、“造反”，就会像疯狗般扑上去“勇敢杀贼”
，做“乱世英雄”，抓住一次千载难逢的，成为“效天犬”获得出人头地,“青史流名”之
他们最实用的技术就是阿谀奉承，拍马溜须，三拜九叩，什么“万岁”、“大人”、“尊驾
”、“万寿无疆”等等无耻的词语，是他们的“文明用语”，而诸如“小人”、“贱民”、
“奴”、“贱妾”、“贱内”、“卑下”、“卑侄”等等成为他们贬低自己，逢迎“上面”
不论这些词汇多么无耻，他们都会朗朗上口。不过，这些表达卑贱的词语非常切合他们自卑
他们所讲的“本事”，通常不是指一技之长，或者自己生存于世界的根本能力，而是指那些
投机取巧、结党营私、巴结上司，陷害同类，以达到“出人头地，威风八面”的人事技巧，
羡慕的往往是那些不务正业，但却能获得“荣华”的小人――即能取得主人宠幸的巴尔狗。
他们的本能就是绝对的“忠诚”，但却不是对人民，对人类，对真理，而是对“国家”――
皇帝、上司、当权者、统治者。
这绝对的忠诚，也并不是绝对的幼稚可爱，所表现出来的的本质非常肮脏。例如:“六国”
之民，包括几千人的嫔妃宫女，当被秦始皇征服以后，也很快忘记了过去的主子，伺奉起秦
王了；宋朝的草民食了鞑子的烟火以后，也当了几百年的顺民；明朝的臣民后来也作了清王
朝很好地顺民良臣，当革命党在几百年后剪掉外族强加给他们的辩子时，他们竟然以生命保
卫；在日本人侵略中国时，也竟然出现了几百万人的汉奸队伍，帮助外来一百万侵略者残害
自己的同胞……
这一切和狗完全一个样，一旦有陌生人给其骨头，就会改弦易张，换了主人。
请想一想，有这样一群百姓，有这样一块滋生专制的风水宝地，有这样一块生长暴君和腐败
的沃土，什么样的“高人”，“高党”以及廉洁的政府在此能够不走向腐败呢？什么样的信
念、理想、道德、清官能够在这里不被改变呢？不走向反面呢？就连毛泽东这样从小就人格
健全，不信神仙皇帝、富于正义感，非常厌恶阿谀奉承，绝对超凡脱俗的人，对于“万岁”
之声也由不适，到变的习惯了，那么，谁又能够招架得住封建大毒的进攻呢！〔毛泽东毕竟
是千年难出一个的“真人”，即使到了耄耋之年，仍然警觉地嘱托周围人，要求他们不要说
自己万岁，人活七十古来浠；不要讲自己说话“一句顶一万句”，“一句顶半句就够了！”
我不否认，中国人也梦想民主，希望享有西方世界那种民主权利，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西
方的民主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是那里的人民浴血奋战而获得的。那里的人民毕竟受
到奴化的历史要少得多，所以他们的人格意识得到了很好地保全。
比如说了，西方就有过“决斗”的历史。如果一个人不尊重另一个人的尊严，被侮辱者的直
觉为了维护人格，为了保住做人的真正资格，就会邀请对方进行决斗。
决斗公开举行，有规则，有公证人。无论结果是胜利还是失败，是死还是生，都算保住了“
人格”，但是，如果逃避决斗，或者用阴谋等不正当的阴暗手段陷害对方，则就算人格出卖
，就被世界不当着人看，就变成了没有做人权利，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
是的，这种风气有野蛮之嫌，但是它表现了人民的鲜明个性――把人格看得比生命更为贵重
，把灵魂看得比肉体更加宝贵，把尊严放到了生命的最重要地方。
相反，从汉朝以后，中国人就失去了这种血性，失去了有过这样风气的机会。“好死不如懒
活着”是他们的口头禅。这一点，是不是和中国走了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却没能够进入
民主社会，甚至当民主被送到面前而仍然不适应的可悲有着天然的因果关系呢？
记得，当年列强侵略俄国的时候，列宁甚至号召俄国工人阶级帮助列强进入自己的国家，以
加速沙皇的灭亡。他说，列强只不过是外来的盗贼，他们打进来无非是偷盗一些东西就会离
开，是皮肤病，而沙皇却是要永运骑在俄国无产阶级头上的强盗，是心脏病。所以，无产阶
级应该借用外贼的力量，以加速内贼沙皇的灭亡，从而使工人阶级早日获得解放。
试问，列宁的这番话可以拿到中国来讲吗？中国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能够接受这番话
吗？不能，绝对不能！如果，谁敢讲这样的话，中国人民一定会把他当作叛徒来处理掉。
中国人怎么了？他们难道天生就软弱、奴性、庸俗，狭隘和没有想象力，没有人格、骨气和
不，这绝对不是他们的本来面目。如果他们真的是这样，那么，他们的勤劳智慧又是怎样来
的？古老、搏大、精深的东方文明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战国以前的中国人显然就决不是如此。无论是文人蔺相如的完璧归赵，还是粗人荆轲的勇刺
秦王，无论是毛遂自荐，以阳刚之气感召秦国出大军救楚，还是一夜愁白头的伍子胥灭掉祖
国昼夜鞭挞仇人尸体之恐怖，无论是破釜沉舟的项羽，还是斩蛇起义的刘邦，无论是哭倒长
城的孟姜女，还是饿死不食嗟来之食的无名氏，甚至舍生取义的思想等等无数的人和事上，
无不闪耀着美丽的人格光辉，无不透射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舍生命，誓保尊严，绝对
阳刚的人格魅力。
就连封建礼教的大圣人孔子，其灵魂也没有被“国家”、“忠诚”等大魔圈所围困，国界对
他形同乌有。他胸怀天下，周游列国，寻求真理所能够发扬光大的土地，那里适合，就在那
里发展。孔子忠诚的对象是“周礼”，是对真理的追求，而不是后来儒生和天下人所忠诚的
国家、主人、权威、皇帝、党派等等这些俗物，不是这种禽兽对忠诚的理解水平。
那么，后来的中国人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很显然，中国黑暗的“中世纪”太过漫长。
那么，漫长的封建社会又是如何改变了中国人的灵魂呢？用的是什么可怕的武器呢？
很显然，不是那些只可毁掉暂时性生命肉体的刀枪原子弹，而是可以夺走永恒灵魂的封建
原子弹尚不能夺人灵魂，什么样的封建文化比原子弹更凶恶呢?
很显然，是儒教，是孔孟之道。不过，不是原汁原味的儒教，而是被封建统治者强盗们，御
用文人之走狗们所歪曲，利用了的儒教。这种行为就像开黑店的阴人，利用美味佳肴投毒一
归根结底，中国人也是吃了太优秀的亏。他们过早地统一了当时人们所能看到的“天下”，
取得奴役他们地位的统治者，有条件为了子孙万代都能坐江山而对他们进行精神驯化并继而
进行严密的精神控制。
刘邦刚刚登上皇位，就很快采纳了假文人实政客的董仲舒的建议：“废除百家，独尊‘儒术
从那个时候起，思想活跃的东方就没有了各类思潮的碰撞，真理就被魔鬼牢牢地捆住了翅膀
；中国人再也没有了周游列国，择枝而栖的自由，永远告别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真
理乐园；社会科学远离了民众，进入了统治者打造的金色鸟笼；知识分子被纳入科举制度的
“囊中”，纳入八股说教的泥潭，纳入只有贾宝玉才能看破的“禄蠢”的粪坑，纳入忘却真
理而只顾追求功名利禄的庸俗之臭水沟。
另外，加上没有同样文明的“外邦”思想之水交流，东方古国人类的灵魂便在这一大潭死水
中越陷越深，经过两千年的“习以为常”，思维已经彻底进入了这个千年大死角难以回头了
。所以，两千年后，当西方人发现他们的同时，也发现这个巨人已经是一个过分懦弱，没有
活力，病息奄奄的“东亚病夫”了。
孙中山、鲁迅这两位超前绝后的大夫早已发现，“东亚病夫”之病不在肉体，而是在于灵魂
――这一点已可以确诊：东方巨人患的是精神病啊！
文化，应该是启迪人类走向文明的精神食粮，但是，封建帝王却在此美味佳肴中下了毒，要
毒死掉人类的尊严，掏空灵魂，只留下躯壳，变着他们的奴仆和“孝‘天’犬”。
黑店老板所用的毒药名叫砒霜，毁灭的是肉体。
而“国家老板”所用的毒药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忠孝仁义”、“君臣父子”
、“祖国母亲”等系列精神砒霜，毁灭的是灵魂。
就像“国”要借“家”的名声来掩饰自己的丑恶用心一般，“国家老板”也借用神圣的“孝
”来美化虚伪的“忠”，借用神性的父子之情来美化虚伪的君臣之“义”，并组成新词――
“忠孝”，然后对这一新的“道德观念”进行大力宣传美化，再用科举制度为诱惑，经过千
年的“广告效应”，利用“谬误重复千遍就会成为真理”这一人性的弱点，把古老的东方人
民陷入不可回首的“千年思维大死角”，从而重创地球东边的“左大脑”，让人类这个智慧
大鸟的双翅必然严重失衡，必然面临死亡。
从董仲舒开始不久，东方古国的人类便渐渐地进入糊涂状态，从心灵深处将“三从四德”等
教义看着做人的准则和真理了，并自觉地成为拥护、推广和传承这种“道德”的忠实信徒了
最可怕的是，经过孔子传人孟子等历代“奴才大儒”的不懈努力，竟然把这种“道德”推向
了荒唐的极端，推向了比兽性更加残酷的精神地狱――把孔子对君王的“仁政、爱民”等
求通通谈化掉，竟然把“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让子亡，子不得不亡！”这种极端荒唐
、极端流氓、极端强盗、极无逻辑、极为毒辣的魔鬼诅咒，当着天经地义的“道德规范”，
化装成真理，向人民灌输让人民遵守。
在“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让子亡，子不得不亡”的“魔鬼逻辑”之下，独裁、兽性的
封建皇帝就有了杀人喝血，抢劫强奸，胡作非为，草菅人命的权利，而公平、正义、人权、
自由、真理等人性的东西便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至于人格，尊严等神性的感觉更像是鱼儿被
抛进大沙漠中没有了存活的可能。
于是，那些人格不丢的“顽石”就会命运多牟，生不逢时，没有了出头之曰，广大民众只能
茫然地如狗一般活着，奴性十足者还可以得到更多的骨头奖励。如此，久而久之，人类整体
的灵魂就难免会被扭曲、掏空，变成了“披着人皮的狗”，行尸走肉于世界……
此刻，我的思路终于理顺。
我曾经想把过激的“四清运动”结束掉，转而对农民进行温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
就是当时所讲的“社教运动”。可现在看来此举仍然是庸俗的，毫无意义的。
因为，无论是干部，还是知识分子，都不一定比民众更有个性，因此，让谁教育谁？是让瞎
子教育聋子，还是让聋子教育跛子？是让中毒较浅的人去教育中毒较深的人，还是让中毒较
深的人去教育中毒较浅的人？是让重病号救护轻病告，还是让轻病号救护重病号。干部和知
识分子读书一定比民众多一些，近墨者黑，所以，他们的奴性也许比“刁民”们更加严重，
用他们教育人民只能是适得其反。
既然，“东亚病夫”的病为中国的几千年封建文化所致，既然这个文化是慢性毒药，使中国
人失掉个性和人格，而去“愚忠”，趋向狗性的方向发展，所以，我们当然要对症下药去革
这个文化的命，只有清除几千年文化这坛美酒中的毒素，才能使浸泡在这坛酒里面的“东亚
病夫”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中国人的生命恢复个性与活力，才能使中华巨人康复；只有
每一个中国人寻回了自己的三魂六魄，不辜负大写的“人”字，而站立起来寻找到真正之自
己，中华民族才算真正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如果能如此,即使这个国家还未统一，这个民族也是顶天立地的巨人。就如一家人，也许其
子女各奔前程，五湖四海，但他们都是优秀的人才，那么这个家庭仍然是兴旺发达的;假如
这个家庭的子女年年月月都团聚在一起，但他们个个无能和是非不分，个个充当别人的奴才
和杀人放火的鹰犬，那么这个家庭也算不上兴旺，等待他们的只能是衰落和灾难。
以上这些就是我产生发动中国人民进行“文化革命”的思想轨迹和时代背景。
所以，中央便成立了“文革小组”，开始了如何进行文化革命的研究和尝试。
必须要说明的一点是，我发动文化革命的初衷并不想打倒具体的人。我非常想有一个稳定的
中央政府与和平的社会环境，以保障文化大革命的健康进行。因为，打碎旧文化，建立新文
化不像推翻旧政权那样简单，那样需要暴力，而“文化”革命和暴力流血是不相容的。这一
点是任何人都清楚的道理。
然而，现在看来，这种愿望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这场触动灵魂和千年思想道德的革命，不
可能不损害权利人士〔即当权派〕的利益，也不可能不遭到他们的反对。而且，当时水平的
他们也不可能具有理解这场革命的觉悟。
说老实话，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不但中央全体领导都“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处于茫然惶惑之中，就连我自己这个发起人的思路也不是很清晰，一直到第二年的中旬，
一个突发事件才使我豁然开朗。
由于五七年“反右”的过火行动，使本来温顺的民众对政府更加顺从了，更加不敢提什么意
见了。人民的温顺程度达到了历史的极端。而政府官员对这种不正常状态当然是觉得再也正
常不过了。这助长了政府官员腐败的出现。干部打骂群众，公安干警随便捆绑群众，关押群
众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但是，无论是干部还是群众都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不过，这时出现
了一个让人兴奋的现象，有一种数量很少的人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种人就是“早上太阳
”的精华部分――大学生。
由于，青年学生一方面接受了一些西方民主的观念，另一方面受封建思想毒害较浅，而且正
处在血气方刚的年龄，个性还没有遭到社会大染缸的污染，疾恶如仇,对政府官员“不懂民
主”的专制做法很是愤怒。可是，他们却没有提出意见的渠道和环境。
他们对有权的干部们讲，可这些干部大多都是文化太差的大老粗，根本听不懂他们满嘴的“
民主”、“人格”是什么意思，同时受君臣父子观念的毒害太深，认为小小学生竟然敢于对
着自己讲自己听不懂得话，这就是炫耀学问，就是在教训自己，是对自己的大不敬和蔑视，
加上，大老粗对大学生天生的妒忌、羡慕和偏见等复杂心理，使他们之间的误解更加严重和
难以化解。
于是，他们就和学生对立起来，以蛮横不讲理的态度向学生扣“右派言论”的大帽子，以权
压人，甚至，他们在过去对敌斗争的习惯下，把大学生当成了新的可怕敌人。于是，学生真
是秀才碰上兵，有理说不清，许多人因为“乱说乱动”而遭到捆绑关押。
初生牛犊不怕虎。学生遭到强权的压制，但内心里面并不服气，所以，议论“朝政”在当时
蔚然成风。最典型的要数北京各高等院校。由于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高干子弟，因此，中央
的一些“内幕”成为热门话题在学生们中间传播。他们甚至发出这样的感叹：“为什么现在
的干部这样转制蛮横，不讲民主，尤其是公安干部无法无天，乱捆人抓人，和国民党差不多
，原来，毛主席没权了。”“毛主席离开北京很久了，为啥不能回来？”，“四清运动有‘
前十条’，为什么会出现‘后十条’？”……
由于几千年封建君臣思想继续作怪，由于“反右”的余悸，由于害怕当右派，由于共产党还
很有威信，大学生们也只是议论议论罢了，对于向上提出书面意见，发表文章讨论，甚至，
静坐、游行示威这种现代社会正常的民主权利，他们连想也不敢想。他们只是焦急地在相互
之间，在校园里面谈论着。仅此而已。
然而，这已经引起中央高层的惧怕，并迅速采取有力的行动。
公园以一九六六年六月，中共中央派出大量中央直属干部，组成工作组，进入北京各大中学
校，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反干扰”运动。
为了杜绝学生谈论政治，工作组严厉禁止学生搞“小集会”，传播“小道消息”云云。有些
没有文化的干部甚至用窃听，夜查等当年统治者对付他们的办法，学过来用于对付学生，有
时发现一个宿舍人数多于床铺，便断定他们在搞“小集会”，于是，这个宿舍的学生就可能
大难临头，被打成“右派”，一辈子不得翻身。
学生有的是理论，但是，他们不许学生同他们讲道理辩曲直，因为,在他们的脑海里始终有
一个“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和“我是钦差，我就是真理”之几千年形成的可笑逻辑。
当然，这两句话在他们的口中还算有所发展，变成了“我是中央派来的――你反对我，就是
反对中央――反对中央，就是反对党――反对党，就是反革命！”的可怕逻辑――可见，对
他们几十年的政治教育不是一点效果都没有，否则封建大员的原版语录会让他们一字不露背
诵给学生听的。
教师更不能保护学生，否则就会被打成“反革命”，遭到比学生更严厉的迫害〔处分〕。
当时，校园中恐怖、压抑的气氛是任何反动军阀，封建帝王，法西斯的力量都无法做到的。
这里有一个足以上鬼神震惊的数子：“反干扰运动”才进行了十几天，仅北京高等院校就有
一万多学生被打成右派，数千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有些教室里的学生几乎在一夜之间全部
变成了人民的敌人。富于正义感的北大女青年讲师聂元梓老师实在看不下去了，和他的学生
把对工作组善意的看法、建议和批评写在大白纸上，贴在墙上〔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大
字报”〕，便让人无法想象地遭到了逮捕。
当时，中国的教育非常落后，人才匮乏，北京总共只有二十四所大学，汇聚了那么一点点中
华民族非常宝贵的优秀知识青年，他们是民族的精英和未来。可让人难以想象的是，他们就
因为有一点点的性格，就遭到如此无情的摧残。其残酷荒谬的程度恐怕连希特勒那样的法
西斯也会难以理解的。
我在南方听到这个消息时简直无法相信，目瞪口呆了，心，开始泊泊地泣血呵！
我怎么能继续安坐南方，避事西湖，做隐退故乡，著书立说的好梦呢！
“反干扰”这棵毒草还处于“小荷才露尖尖角”，但是，却在仅仅半个多月的时间中所造成
的破坏就如此空前绝后，等它成苗，长大，发展，播种，成了气候，流行推向全国后,那么
对中华民族造成的灾难将会是难以想象的。
呜呼，我的教条的，又中了封建大毒的“马列主义者”呀！
我匆匆北上，来到长江南岸，看着飞向远方的长江之水浮想联翩，心潮澎湃。
有些善于见风使舵的政客，把人生价值误认为是官职大小的俗人，仿佛看到了中央有矛盾，
毛泽东正在准备交出一切权力退休，于是企图混水摸鱼，“表现自己政治态度”，从新排队
寻找靠山投机政治的人正在造舆论说“有些人年龄太大，身体不行了，已经退下去了”。好
吧，那就让身体不行了的毛泽东和他们拿这长江赌一把――让毛泽东游过长江去，让他们，
让我自己瞧瞧，我的身体到底怎么样？如果我游不过去，那么，就算我输了，就是“天意”
使然，我应该留下来，退下去，再也不管俗世的是是非非，天塌下来也不管，而是为中华的
长远大计，利用晚年把自己的思想记录下来，交给世界，而中华的眼下正在萌发的灾难，就
只好听天由命了。
然而，我征服了长江，横渡过去。
难道命中注定，我毛泽东就不得不继续陷入庸俗的官场，和庸俗的人继续打交道，去过封建
帝王那种人人羡慕，但却是僵尸般和囚犯般的生活吗？
不，决不！我既然没命去写一部真正的书，那么，就让我用晚年时间发动一场空前绝后的文
化大革命，对罪恶的封建文化毒瘤――这个长在中华民族灵魂深处的“毒瘤”做一次最彻底
的手术吧！
公元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八日，在北京大学“六、一八事件”后的一个月，我回到了北京。
虽然，还是盛夏，但北京却透出一些秋天的凉意；虽然，我离开它还不到一年，但却有一种
久违了的陌生感――隔着车窗观看了几所大学，不见一点青年学子的热情洋溢和青春活力，
满目都是一片凄凉，恐慌，冷清，有些大学甚至连大门都关了，人们神色惊慌而沉重……
苍天，现在的执政党不是国民党，不是北洋政府，不是反动军阀和法西斯，而是由人民群众
拥护出来用担架抬出来的人民政府呵！
我流泪了。
抹掉泪水，抹掉情绪化的东西。我冷静地以为，这一切的责任不在中央负责人，不在那一个
个人身上，而在于几千年的封建文化；绝不能政治的庸俗肤浅地看问题，必须要站在哲学的
高度，历史的深度；必须尽快整理出文化革命的思路，方法，和道路；为了保障文化大革命
这个大局，必须维护团结现在的中央，尤其是要继续树立刘少奇的权威，使文化革命有一个
和平的局面，从而顺利进行；对于反干扰运动的办法是，停下来，赶快停下来，中央吸取教
训即可，不可追究任何人的责任。这和我在当年庐山的观点一样不能让群众对政府失去信心
；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是理智的认识，文化革命是高级的革命，决不可庸俗地因小失大；
任何问题都可以淡化掉，忽略不计,时间不等人,文化大革命必须马上进行。
然而，令我意外的事发生了：“反干扰运动”的队伍却不能从神圣的学校撤回。我关于撤回
“工作组”的意见遭到了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的坚决反对。更令我意外的是，他反对的是那
样的政治和策略。
是的,我在提这个意见时有些情绪化，批评有点不够委婉：“……谁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
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工作组阻
碍革命，势必变成反革命……”
我的态度非常明确。但是，针对我的这番话，国家主席刘少奇却在会后“汇集了”，“在北
京中央负责人对工作组问题的看法”做出以下“结论”：“工作组有三种类型、一是实行三
同，同左派一起斗‘牛鬼蛇神’；二是工作组当官做老爷，脱离群众；三是更加脱离群众。
……然而，这么大的运动，来势又很猛烈，依靠谁去抓？党的领导总得通过一定的形式去实
现，这个形式就是工作组，有了工作组就比较主动。大部分工作组还是好的，因此，对工作
组不能采取消极撤换的方法。”
如果刘少奇象彭德怀在庐山那样骂娘，我可能很理解他的认识水平，心理也能好受一些，遗
憾的是，他却这样的策略，就如泰极权一般文质彬彬又暗含杀机，有板有眼，进退有余，官
样文章，不仅令我意外，而且寒心。
由于掌握国家大权的刘少奇的策略反对，中央不能做出任何关于工作组的决定。我的处境非
常尴尬。这是遵义会议以来从未有过的。
不过，处境最艰难的还是那些大学生。刘少奇指示工作组“刹住反干扰，转入斗黑帮”。这
表面上看是一个退步，而实质上却进了一步，是一个文字游戏。反干扰不过是禁止学生“搞
小集会”，而“斗黑帮”却是明确指示要把“搞小集会”者打成“黑帮”。学生的处境更加
学生，毕竟是中国的学生，虽然他们相对而言血气方刚，个性突出，但是，面对官员，尤其
是中央高干，而且是威信很高的共产党的中央干部，他们仍然“忍”字当头，惧怕万分。
稍有血性的青年学生忍不住发几句牢骚，顶撞工作组干部几句，然后却要承受由此而带来的
严重后果而毁掉一生前途。一些“少年老成”的学生靠近工作组寻求“进步”，攻击打倒“
不成熟”的同学，以捞到走向未来社会的政治资本。北洋军阀时期，国民党时期的学校中，
如此的学生都不少见。他们是任何一个国家统治者都认同的“好学生”……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被写入党章，但是，当毛泽东把大权交到接班人手中
，交给建议把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的人手中以后，便说话不如放屁了。当然，他不会被打成
右派和“黑帮”，不过，也很难讲。我在南方听到学校的恐怖时，就给江青写信说：事物总
是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身碎骨的……马克思，列宁都被他们
搞的粉碎，何况我呢？”
现在看来，这个南方的预感更加贴近现实了。但这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
物质第一、精神第二。我还不知道我这个精神领袖和刘少奇等手握大权的实质性领袖，在工
作组撤留的问题上，能够僵持多久，而后被他们粉碎。
然而，又一个出乎意料――僵局有了改观的迹象。
“文革小组”的人接受我的意见去北京大学调查问题，允许学生对“六、一八事件”进行
论，在辩论的基础上，表示同情学生的一个看法，即――“我是中央派来的，反我，即是反
中央，即是反党”的逻辑是错误的，“反工作组就是反革命”的看法是错误的。尤其是七月
二十五日，在北大群情激愤的大会上，康生忍不住说了一句“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有派。
”，把大学生感动得热泪盈眶。就这一点点的透明度，便使学生被压抑的情绪如火山一般爆
发出来，群情激忿的场面难以形容。
北京大学学生立刻愤怒地将工作组赶出了校门。此举大得人心,各大中学校群起响应。学生
终于又一次走到政府的前面，走到时代前列，“五四”运动的光芒又一次照耀于北京，也为
中央解决了进退“两难”的头疼问题。
此刻，我才明白，工作组之所以能够让学生最大限度地忍让，不仅靠的是封建大毒，共产党
的威信,而且，还借用了毛泽东在民众心目中被过分信任的力量呀！借助了毛泽东的人格力
量呵!善于借用他人力量是泰极拳的精髓，高明嘛!
二十九日，“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学生
的人格意识〔时称革命热情〕空前苏醒和解放。在学生火热、青春、革命的气息中，出席大
会的中央领导隐隐乎乎感觉到了工作上的失误，纷纷主动站出来做了检查。正如周恩来所说
的那样：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新事物，我们从没有见过，“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难免犯错
误,希望同学的帮助。
是的，“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话很确切，也说到我的心里去了。我很欣慰，中央有这样
高的见识水平。〔我不过分奢望他们会有“封建大毒”式的认识，他们毕竟只是一些政治
到这时，我还是计划象四清运动那样设法维护刘少奇的威信，维护中央的团结，以便不影响
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和探索。所以，我向大会，向学生提出了“一斗、二批、三改”的三大任
务，希望大家提高认识,改正错误，共同前进,向前看。然而，刘少奇的思想还是转不过弯来
，而且，在学生面前表现了出来，引火烧身。
他在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人的带动下，也在大会上做了较长的自我检查。但是，他的检
查却是这样做的：“怎么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清楚，不太知道。你们问我们，
怎样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有时没犯错误，大家
也说你错了，是不是？那时，连自己也莫名其妙……”
学生们在听刘主席讲话时的表情也是“莫名其妙”，会后纷纷议论说听不懂刘主席说的是什
么意思。学生一直对工作组问题感到迷惘，一直在思考，因此对这个问题很敏感。于是,二
十天后，清华大学出现了《刘少奇同志七月二十九日讲话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字报。中央
的矛盾第一次有了一个缝隙的透明度，群众怀疑的目光第一次开始大胆对准了中央政府主席
。这在中国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是胆大包天的目光和思维了。
事实上，刘少奇仍然从内心认为他是正确的，也错误地估计了手上权利的力量。在八月一日
至十二日的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首都高校部分代表
列席了会议），刘少奇又一次站起来寸土不让地和我就工作组问题进行辩论，使会议陷入僵
局。刘少奇还在群众中进行大量活动，开了中共领导夫人参政先例的王光美在清华大学异常
活跃，刘少奇也蹲点于北京建筑工业学院。
为了打破会议陷入僵局的尴尬局面，为了向人民透明此大事大非听取“主人”的意见，我于
八月五日在中南海贴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既然中央会议解决不了问题，那么就把是非曲直交给群众，让群众去判断。由于群众知道了
事情的真相，通过各种渠道显示了民意的力量，参加会议的高干才开始有了观点态度，八月
八日，会议终于通过了《十六条》，十二日，通过了会议《公报》，僵局终于打破了。正如
林彪所说：“毛主席又一次把局面扭过来了……”。
此时，善良怕事多灾多难的中国群众还是怕“官”，还是惧怕“秋后算账”，所以，当刘少
奇,王光美幼稚地通过儿子刘涛在清华大学组织了一些学生和干部，把针对刘少奇、王光美
的大字报撕掉，大肆恐吓宣传说“不许右派翻天”，于是反“右派”，抓“黑鬼”之事在各
省开始发生了。于是，“秋后算账论”到处泛滥，人心惶惶。而政治投机分子见这是政府的
意旨，再联想到五七年的“反右”和“引蛇出洞”，便站到了群众的对立面。但是，大多数
愤怒的学生还是不服，并顶住了压力。
十月二十三日，刘少奇、邓小平终于在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上做了检查，承认错误。邓
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炮轰的就是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
。第二次向外界公开了一点中央高层对工作组和文化革命的不同观点。
这时，毛泽东和刘少奇观点分歧的问题已不再是中央核心才知道的机密，干部，群众，学生
终于明白了亲密的“毛、刘”之间有了矛盾。从此，胜利的天平开始一边倒了，群众开始大
胆把大批判的矛头对准了王光美。文化大革命以有点过热的形态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关于文革的思想、行动的起因和过程，我已经讲了太多，再也不可以浪费时间了。总之，当
时我非常遗憾，由于刘少奇一反常态的固执，使他不可能再做接班人了。而那时，周恩来身
体不好，又是我的同代人，其他文职高级干部都不成熟，因此寻找一个打仗的将帅不困难，
选拔一个国家主席的确太难了。我不希望武将担当国家主席，那是现代民主政权的大忌。
后来，当我看到学生反对“当权派”的劲头非常火热，我想，压迫越深，反抗愈烈，这也许
是统治者在几千年内把人民压制得太沉重，所以今天首先觉醒了的学生之人格力量反弹得也
必然太强劲，因此，当许多高官随着刘少奇之后被群众“打倒”了。所以，我不愿意对这伟
大的革命热情浇凉水，保持了沉默，后来，连中央常委陶铸也被打倒了,我还是保持沉默。
为了中华人格觉醒的大局，只要不危及国家安全，我准备着引火烧身。〔当然，我还是身不
由己地保了个别必须保的同志，如周恩来、陈毅〕。
最令我激动不已的是，在群众热火朝天的革命运动启发下，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思路在我的脑
海里彻底明朗了……
中国人，你们不是只反侵略，不反奴役，不反“上面”和尊崇“鸡不与狗斗，民不与官斗”
的原则嘛！现在,这些民族精英――大学生们被刺激得带头反起来了，而且反的还是很有威
信的共产党的小官、大官和“高官”，甚至反了共产党中央政府主席和各省、市、地、县的
当权派。好呵！那你们就反吧，热热闹闹地反吧，把瘾过足，把几千年以来灵魂深处的闷气
全部释放吧!如果需要更大的刺激,以便把你们的灵魂刺痛，使它全面苏醒，那么就连我一起
反都行。我衷心祝愿你们把心灵中所有的神灵和权威“打倒”！
我就是要让你们的灵魂深处明白，人人都是平等的，不论是什么人，过去有什么了不起的功
劳，多么伟大崇高，只要他现在有了错误，都可以反对，都必须承当和你们贫民百姓一模一
样的惩罚；你们不是“草民”,从来就没有什么神仙皇帝，而你们就是神仙皇帝，是世界的
主人，是至高无上的“上面”；谁欺压你们，你们就应该理直气壮地把谁打倒在地；造反有
理，有理就造反，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正如你们所高唱得这样：
〓〓〓马克思主义
〓〓〓千头万绪
〓〓〓归根结底
〓〓〓一条道理
〓〓〓那就是
〓〓〓造反有理
〓〓〓造反有理
〓〓〓根据这个道理
〓〓〓于是
〓〓〓就反抗
〓〓〓就斗争
〓〓〓就干“社会主义”
你们是大写的“人”，高贵无比，人格比生命更贵重；只要你们敢于造反，善于造反，正确
造反，中国就没有了腐败政府生存的土壤，当官的就不能骑在你们头上榨油喝血，把你们不
当人看，相反，他们将永远是你们的仆人――“公仆”，永远因为为你们服务而存在。
这样，只有这样，中华民族的“东亚病夫”之病才能彻底根除，所有中国人伟大的人格、尊
严、活力、智慧、天性、前途、幸福都会重新回到自己的生命中，永久的和平和美好的世界
就会来到美好的生活中，中华民族才算真的有了希望，才能真正地为整个人类造福。
就象对病人扎针，一根银针刺进肉体就必然要伤损细胞，文化大革命也必须付出代价。在法
制还未健全，在历史的惯性和时代的局限之下，刘少奇、陶铸等人后来的命运虽然比过去要
好但也很是悲惨。但是，文化大革命这一针却使中华的躯体的每一路神经，每一个细胞，乃
至每个毛发都震颤了，都有感觉了！
“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等等也算得上是对“东亚病夫”的针灸，但在当时只有少数知识
分子略有感觉，绝大多数中国人，广大农村，包括偏僻的市镇甚至都不知道。而文化大革命
却使每一个中国人，那怕只有几户人家的原始森林里面的小村也参加了进来，虽然有点盲目
,但直觉仍然使他们激动异常，热血沸腾呀！
进入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的思路更加完善。
针对东亚病夫的症状，中央开始有的放矢――让民众反当权派，让农民反村盖子，让学生反
师道尊严，反潮流，反“绵羊学生”，让妇女反夫权，让人民打倒孔家店……
象树立雷锋为榜样一般，这时我们也树立了敢于造反的榜样，象张铁生、黄帅、还有那个竟
敢对我写信说他的儿子插队吃不饱的小学老师――人们一向认为的“胆小怕事之教书匠”。
总而言之，我们从各个角度，向千年封建大毒，向一切旧权威发起了前所未有的全面进攻！
鼓动各种弱势群体反抗一向压迫他们的强大对象。
不破不立、轿枉必过。只要人民敢于造反，我就高兴，就不怕天下大乱。我相信“只有天下
大乱，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嘛！”
我仿佛看到东方人民以排山倒海之势，高呼着“造反有理”的口号，向着历史上的一切神仙
皇帝，牛鬼蛇神，发起了史无前例的猛烈冲锋，直到灵魂的一切枷锁被砸烂，获得彻底解放
嗨，没有问题了吧？我不能再多讲下去了。这种隔着时空的对话大累了。
毛泽东显出非常筋疲力尽的样子。
问：听君一席话胜读百年书！可我过去一直以为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向刘少奇夺
回政权，许多老百姓甚至认为您为了打倒一个刘少奇而发动一场全国性的运动有点小题大做
，杀鸡焉用牛刀。我们曾经认为这个见解非常有水平。现在，我为我们这种庸俗的旧思维方
式而惭愧万分。这正是所谓“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量”。
事实上,在刘少奇倒台后的十年间，您不但没有随着刘的垮台而开始压制人民的造反，而是
继续地鼓励着人民不断造反，不断革命。看来，世界的思维的确太落后太陈旧了。目前，人
类的思维同您有着很大的距离，您的思想太超前了。
毛：不是我的思维太超前了，而是人类的思维太落后了，社会科学的严重滞后几乎使人的哲
学思维和兽的思维没有拉开距离。
问：我还有两点疑问:一是您为什么那么痛恨“中间派”呢？
毛：中间派就是中庸之道，比反对派更可恶。反对派有时只是世界观发生错误，有时也许还
坚持了真理，是有血有肉，有观点，有灵魂，有正义感，有人性的人。而中间派却是行尸走
肉，是寄生虫。他们对任何事物都没有是非观念，没有感情，没有好恶，没有痛痒，活着只
是为了活着，又往往坐收渔人之利。中间派就是永远失去灵魂的人。如果人人都作中间派，
则民族无救矣！“东亚病夫”无救矣！
问：我的第二个疑问是，“文化”大革命为何不依靠“文化人”，依靠知识分子？为什么许
多知识分子反儿被下放到农村接受农民的改造？我们知道，知识分子是人类的精英，促进人
类进步的革命必须要依靠他们，特别是“文化”革命。然而，“文革”为什么反而依靠学生
和无文化的农民工人，而不依靠知识分子呢？这一点,是否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美中不足呢？
毛：人类一思考、上帝就会发笑！
这不是贬义词，因为，人类看着自己的孩子幼稚地思考时，也会发笑，欣慰，慈爱地发笑。
请你想一下这样的一个问题：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除“封建文化这坛酒美中的大
毒”，那么，哪一类中国人中毒最深呢？显然，谁把酒喝得最多，自然就会中毒最深，所以
，中毒最深的当然是文化人，是知识分子了。让重病号去救援轻病号不是很可笑嘛！依靠封
建文化的主要传播者，捍卫者去革封建文化的命，那不是火上浇油适得其反嘛！那不是用墨
汁洗脸越洗越黑嘛!
如果说，封建文化大毒就像金箍咒的咒语，诅咒了中华千年之久，那么，是民众听得多，还
是知识分子听得多？如果说，封建文化大毒是一锅“迷魂汤”，让中国人喝了几千年，那么
，是民众喝得多，还是知识分子喝得多？
这是显而易见的。知识分子十年寒窗，捧着书之汤碗，听着先生的诅咒，毒气必然深深地侵
入灵魂之中，而大字不识农民反而没有条件喝汤听咒，只是通过知识分子间接中毒而矣！假
设，封建礼教的谎言在农民耳朵中重复了一千次而成为真理的话，那么，这谎言在知识分子
耳中恐怕已经重复了十万次了，从而变成用生命捍卫的神圣了吧！
虽然，民众也中毒不浅，但是，他们还是对知识分子中毒的身子看得比较清楚，于是“懦弱
”、“书呆子”、“小白脸”、“臭老九”、“穷酸书生”、“文人无用”等词汇成了他们
口中知识分子的代名词。
最能显示知识分子满身病毒，人格丧失严重的是元朝。那时，蒙古人刚进中原，没有认识到
科举制度是奴化人民的一个重要法宝，于是没有立刻沿用。失掉用八股文求取功名梦想的知
识分子不想种田，不屑经商，不敢造反，不会做人，却纷纷堕入青楼，为妓女梳头抹粉，填
词谱曲，买乖邀宠，寄人篱下,靠妓女吃饭，当妓女的佣人、作妓女的妓女，一副没有骨头
的伪君子嘴脸暴露于天下。于是，便有了“八妓九儒”的典故。
当时天下人被分为十个等级：一道、二君、三臣、四吏、五农、六工、七商、八妓、九儒、
知识分子的地位排在了第九，比“老八”妓女还低一等，虽然比乞丐略高，但是却多了一个
“臭”字，成为让人恶心的“臭老九”了。
以上的说法还不够形象彻底，现在就例举一些活生生的人物来说明吧。
《水浒》中的宋江，可算得上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政治权术、三纲五常、笼络人心等东西学
了不少，但是,在学这些阴功的同时中毒也很深，奴性十足。被逼上梁山后，虽然不再受整
天三拜九叩，点头哈腰的窝囊气，但他却惶惶如丧家之犬，灵魂不安。虽然，梁山聚集了天
下众多的英才，很可能发展壮大并一举夺取天下，从而作自己的主人，可是,他却万分的不
自在和不情愿。它最高的人生价值梦想和神圣的最大理想就是招安，让所谓的皇帝用一张破
黄纸写上封他一个什么“官”，然后，让一个宦官拉着个娘娘腔给读上一读，接着自己再叩
上几个响头，泣不成声，然后在去过那种日日三拜九叩的日子。惟有这样，他才感到灵魂有
为了这个可耻可卑的目的他不惜昌生命危险，甚至以宝贵的生命去交换，为之，它可以助纣
为虐，保护众兄弟的仇敌高球，而无视生命一般的兄弟情谊和梁山义气。一直到喝了皇帝下
了毒的酒，仍然不可救药地亲手毒死李逵，防止自己死后，李逵为自己报仇，破坏了他的“
忠义”之“名声”。
宋江这个人呀，虽然智商很高，但是它的心性却和狗相同，不，简直连狗也不如，因为，狗
虽然天生奴性十足，但是，当主人要杀它时，它也会逃跑、反抗和拼命挣扎，还有自卫的本
能，更不会帮助恶毒的主人去杀戮同类弟兄。可见宋江中毒之深己经到了连自己起码的生物
本能都丧失掉了。被封建统治者颂扬的宋江之流，实为中华躯体上的最大的毒瘤，已不可救
药，必须要用手术刀割掉方为上策。
还有军师吴用此人，虽然才学八斗，“能掐会算”，精通兵法，也明白“招安”之路不通。
但是他与李逵等粗人相比，还是毒气浸身，少了许多的阳刚之气，明显缺少宝贵的豪气成分
。宋江、李逵被朝廷谋害以后，他不但不热血奔涌，起来报仇雪恨，消灭无道朝廷，反而一
个人默默来到梁山忠义堂，用一条麻绳吊死在大梁之上，小妇人一般寻了短见。
吴用，虽有翻天覆地之才，却因身体中毒而最终“吴用”了。这就像一架非常先进的飞机却
由一个喝了剧毒的人驾驶，所以，这飞机很难逃“无用”的命运。
李俊、阮小七、鲁达、武松这些大字不识的人，相比之下反而人格比较健全。
最典型的还是那李逵，虽然智商平平，但待人直爽，阳刚可爱。他佩服宋江的才华义气，几
次舍命相救并愿为其死，但是，当他认为宋江要占扈三娘为妾时，就大闹忠义堂，大骂宋江
是为君子，他误听宋江下山强抢民女，便义愤填膺他冲迸忠义堂要手忍宋江；他虽然难免受
到“三纲五常”的困扰毒害，受到忠君思想的诅咒，但是，当他见宋江死活要招安时，人格
亦感觉到了无限的屈辱，于是便血气冲天，抡了大板釜，将那象征投降的“替天行道”之大
宋江、吴用死后，没有文化的李俊、阮氏兄弟在血的教训面前，眼前豁然开朗，国家大魔圈
对他们突然失去了捆绑作用。他们第一次面向海阔天空的世界，寻到了自己的出路。他们制
造了大铁船，顺着长江而下，漂向茫茫无边的海外，成就了一番霸业。今天，阮家后代已经
成了越南的一个大姓。
为什么这些大老粗，而且智商平平的人之命运，比宋江吴用这些高智商，学富五车的人之命
运要好的多，甚至有天地之差呢？这是因为，他们的灵魂中毒深浅不同的缘故呵！这是上帝
基因迅息对生命是否起主导作用的原因呵!
聪明反被聪明误，责任并不在“聪明”本身，而在于聪明人更多地贴近了封建文化，并遭受
毒害而大伤元气和阳气之故。
善于阴谋诡计的范曾看不起项羽，但是，离开了豪爽的项羽，“聪明”的范曾便一钱不值，
只有贫困潦倒，孤死他乡了。他至死也不会明白，项羽只所以能够成为西楚霸王，正是得力
于其太阳般光明磊落的人格，和这种伟大的人格所带来的神奇力量。如果让范曾看起了，那
么，项羽便只能是范曾，甚至还不如范曾，因为他没有范曾那样高的智商。
三国的诸葛亮虽然是智慧的化身，“能知身后五百年之事”，而且非常超脱而看不起那些只
会背书的腐儒,属于知识分子中难得的洒脱之英才,但是与关羽、张飞等相比，身上还是少了
那种侠肝义胆的风范，敢做敢闯的阳刚之气。
如果不是刘备的苦苦三顾茅庐，他就会因为自己的犹豫不决和不主动创造机遇的性格老死乡
野，而一无所成。刘备死后，他便掌握了蜀国的军政大权，虽然他智慧超群，但是他身上的
“阴气”却使国运不昌。他事必躬亲，导致青年人才失去了锻炼和施展的机会，过去的人才
也不能人尽其用。大将魏延处处受到压制迫害，重用亲信马谡，差一点做了司马懿的俘虏，
六出岐山，只能劳民伤财，自己也阳气尽失，于是曾经义气风发气死周瑜的他反被司马懿气
刘备在世时，诸葛亮也常用小心眼于内部，同张飞打赌，害张飞去吃西川名将严颜的苦头，
反而“人算不如天算”，让张飞抢了头功，却不懂那是阳刚豪爽的气运所带来的好运气；出
征西川，明知关羽乃是武夫，需要文才帮助，偏偏先走了庞统，再带走了法政，只留下两个
“账房先生”，要看关羽出丑，以显示自己的价值，消磨关羽的傲气，不料竟然闯下大祸，
不但失去了关羽，还丢了荆州，继而导致了蜀军的一系列噩梦――张飞、孙尚香、张苞、关
兴、刘备接二连三魂断黄泉，七十万大军灰飞烟灭，刚刚兴旺的蜀国大军一蹶不振，丧失
了统一天下的大好形势，从此只能苟延残喘于西南一角，反而于几十年后被司马昭所消灭。
古代知识分子是这样可悲，那么，当代知识分子又是怎样的呢？
虽然，民主、自由、人权、平等，等等西方文化观念开始那么有力地撞击着当代知识分子的
心门，但是，软弱、奴性、教条、缺乏个性和没有独创精神仍然主导着他们的人格。他们的
精神还是习惯寻找和依靠“主人”。
封建皇帝这个老“主人”被辛亥革命打碎了，但是习惯使他们感到不适，不断寻找着新的精
神依靠。马克思主义一度不是作为理论工具，而是作为神圣被王明这样的知识分子顶礼膜拜
。延安时期，一个马列理论家的一篇文章，竟然有一多半文字是引用的马列语言。一九四九
年以后，知识分子的文章又流行引用毛主席“语录”。他们办事不重实际，只是套用伟人的
话来判断正误。他们越是读不懂的文章，越是认为其高深伟大。他们很文弱，很清高，很白
净，象孔乙己一般自卑又自以为是，看不起民众，脱离实际，但骨子里又是极度的空虚。当
他们遇到困难时，不是说想怎样靠自己勇于争取，而是垂头丧气地发牢骚，怪自己生不逢时
，怪领导不识才，不用才，怪社会不公平，怪命不好，一旦被重用了，就会比没有文化的官
员更厉害地压制其他知识分子。
往往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窝里斗问题就更加严重，他们常常不为任何利益，而莫名其妙地
相互倾轧拆台得不亦乐乎。
这和“妾”们有什么区别――总是怨天尤人，怨丈夫不爱自己，怨命苦，一旦受到宠爱，则
欺压同类,平日里总是同类间在勾心斗角，阴阳怪气。
出国的知识分子因为受到外部阳刚文化的直接冲击，要阳刚得多，但是，同“洋人”相比，
还是显得非常软弱，胆小，缺乏阳刚之气――总是因为过分的谦虚而不被重视，总是不敢大
胆地要求老板增加工资，总是“资”不如人，总是拉帮结派，互不团结。华人街上派系如林
就是最好的写照。他们不明白，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总是吃亏，总是面临许多难题，其实根
本的原因就在他们自身，在他们的灵魂深处。那里面的人格被封建大毒麻翻了，破碎了，所
以，他们的脸色苍白，时运不济,被农民们称为“小白脸”。
我反对“中间派”，就是要让中国人恢复良知，要有美丑观念，明辨是非，要有血有肉，爱
憎分明，并且敢爱敢恨，充满阳刚；
我反对“师道尊严”，就是要让文化大革命的依靠对象――那些受社会污染轻，中毒浅，血
气方刚的青少年，破掉包括老师在内的一切神圣，让他们充分地自信起来，认识到任何神圣
都是不存在的，自己就是神圣，“人”就是天地之间最伟大最高贵的神圣。
虽然，“人”的躯体有限，但是人有一个无限高贵，与天地同寿的永恒灵魂。肉体只是载体
，人格却是真正的“我”。肉体只是暂时的，百年寿命的房子，而灵魂却是“房”中的“人
”，是永恒不灭的。不得已时，只可以为舍“房”保“人”，而决不可舍本求末呀！
如果有一天，中国人都不贪生怕死，都爱憎分明，都充分明白了人格的价值，都不要奴性，
都敢于同一切邪恶作斗争，如果“统治者”清明廉政，为人民服务，那么，人民就拥护，一
旦这个统治者，这个政府，归结到“这个人”，突然堕落，那么、人民都直接来推翻他，其
中包括他的军队，他的警卫、护士、夫人、儿女、父母、朋友。只要人民能够恢复到李奎的
人格水平，这一天就自然来到。
如果真能这样，中国还会有腐败分子吗？还会有腐败政府吗？不，决不会，有的只是公仆，
而不是“官”。这样，中华民族不就真的站起来了吗！“东亚病夫”不就完全康复了吗！中
国人不就成为充满阳刚,朝气蓬勃，善良美好，高贵无限的“人”了吗！
今日可好，一个大权在握的人突然变坏了，就像汪精卫那样，由一个热血沸腾，置生死于度
外的革命青年，突然变成了镇压人民保卫贪官污吏的反革命卖国贼。但是，却有愚忠者、中
间派、把人生当成吃饭者、贪生怕死者，无所谓爱憎者、重肉体轻人格者、“一臣不使二君
”者等等一群奴才庸才和行尸走肉，明知这个“主人”〔总统、元首、主席、将军或政府）
变成吃人的魔鬼了，却仍然拼命地保护之，同正义的人民刀枪相见，使人类大流其血，使千
千万万个鲜活的生命，美好的少男少女变成了血淋淋的尸体，使数不清的生物灭亡，使美丽
的地球伤痕累累、污浊不堪、环境破坏、日月无光、花不再红、天不再蓝、水不再清、食不
再香、人心变恶、灵魂贬值、爱心渐失、仇恨满宇、冤魂满天……
所以，我就是要人民恢真正的“我”，寻找回“自己”。要达此目的，就是要推掉人民头上
的一切高高在上的神圣，靠人民自己造反――让村民反村盖子，让市民反街霸，让妇女反夫
权，让群众反当权派，让学生反潮流，反师道尊严，反“绵羊学生”，提倡“头上长角身上
长刺”的无所畏惧的精神，让有良知的人反对中间派，反对见风使舵没有良心的小人品行和
老鼠本性。
我为什么要在七十年代发动一场“评《水浒》批宋江”的文化运动呢？我就是要让人民明白
奴才的可耻，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欺软怕硬，回避矛盾，没有勇气面对矛盾的可耻。
当时，陈旧的思维方式决定了许多人猜想我又要打倒谁了？如果当时要动员人民打倒一个象
皇帝的人，那么就只有我了。这不是要引火烧身吗？其实我们要打倒的是人民灵魂中的皇帝
。人民何时才能有这样高的精神境界呢！
不过，那时的中国人如果能受到宋江的启发，有胆量一起来造我的反，批判我一切大权在握
，象一个皇帝，那么，我会全身心的轻松，会放心地把民主交给人民实现中山先生的梦想，
会诚恳地承认错误。我会举起双手高呼：文化大革命彻底胜利了，东亚病夫真正康复了，中
华民族真正站起来了！
我会完全没后顾之忧地圆我五九年的梦――大隐起来，出一部真正的书，把我的心高举过头
顶，让世界看――包括缺点，不论美丑，毫无保留。
问：毛主席，您的思想比世界超前了一百年。
毛：人类不要听我一方之言，要开动自己的头脑。你们的未来世界，你们的天堂，你们的永
恒幸福，宇宙的真理，包括了整个宇宙都在你们的头脑之中，都包容在你们的智慧之中，希
望你们开发它们吧！
问：我们并非只听到你的一方之言，还有华盛顿的二方之言呢！
毛：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吧――从宇宙哲学的意义上讲，其实，耶稣、华盛顿、毛泽东同为
一人耳，只不过是载体不同罢了。大家的灵魂同是一个灵魂，信念同是一个信念，皆为救苦
救难，拯救世界耳。
吾曾依托于耶稣之身，降临耶兽沙冷，帮助犹太民族忘掉仇恨和国家，脱离出大魔圈，超脱
世界之上，影响世人远恶近善，并以苦难锤炼自己的智慧，周游天下，四海为家，与万国联
姻，等待世纪末到来的时候，启发人类走出大魔圈，度过大劫难，结束破碎的世界，实现人
类的团圆和永恒的幸福，以及人格的大统一。
我曾经用耶稣躯体，代替世人受难于十字架上，启发人类明白，肉体只是暂时的载体，灵魂
才是永恒的真我，真我才是实质上的“真主”。人格才是无价的珍宝。人如果失掉灵魂，那
么，就会失去宇宙。
我曾依托于华盛之身，降临北美大陆，为了一个全新的土地和天空，为了那些敢于离开祖国
，越洋冒险的人群取得独立，免受世俗世界的污染，冲出大魔圈的诅咒建立最新的观念和最
新的社会，寻找全新的有别于低级动物的思维方式，为人类与魔鬼的最后决战加重胜利的筹
我曾依托于林肯之身，再次来到全新的大陆，是为了让那里的黑人得到解放，让这一群最有
希望的人类，擦掉世俗世界留在身上的不平等之尘土，明白人类都是兄弟，都是上帝的儿女
，人人生而平等，高贵无比，从而诞生出《人权宣言》的硕果，帮助全人类摆脱总想高人一
等的野兽之罪恶价值观，从此踏上自醒之路，成为真正的人。
我曾经依托于毛泽东之身，来到古老的中华大地，使这里的人类脱离战争、屈辱的苦难,解
除他们中毒悠久的灵魂，使他们挺直腰杆做人，并最终同全人类团聚融合，以智慧勤劳的美
德影响全人类。否则，这个拥有人类四分之一的群体就会很被动地被同一于世界，同各民族
大量的奴性人类汇合，那么，统一后的人类奴性成分就会占主流，社会就会邪不压正，人格
就会无法彰显，帝王、不平等、腐败等等魔鬼就会复活并再次蹂躏人类。
那时，因为没有了“外国”，没有外力的影响，没有魔鬼的自相残杀，人类将无隙可乘，永
无出头之日矣！所以，决不能让人类重复古代中国的悲剧――由春秋战国的百花齐放，到秦
汉统一后几千年的万马齐暗，沉睡不醒。
当然，比中国人中毒更深的国家还有不少，但是，只有解放了中国这个圈子的人群，就可事
半功倍，就等于拯救了全人类的未来。只有这个文明古国，才有条件进行一次“文化革命”
的伟大试验，树立一座人类进行自身革命和灵魂革命，进入新层次新境界的里程碑。
关于这一点，未来世界才会很明白。就像一个从未看见过桃子的幼童，必须在吃了桃子之后
，才能明白当年埋桃核于泥土中的意义……
如果人类真正明白文化大革命的真谛，就可能打开心智的窗户。这便是《盗天机》讲解这一
课文的真实原因。
《盗天机》的使命是拯救全人类，决不谈关系一国一族问题的小事。请人类记住这一点，研
究明白它的每一句话。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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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15-07-31 10:31
&&[第2版 07-31 10:31]
&&&文章很不错啊。 文革确是一场人类灵魂的大革命。毛泽东的思维更是绝世无双，博大精深，虚怀若谷，普度众生的伟人思度。
发表于：15-07-31 18:37
以下是引用 第2楼 @野渡闲鹤 的话：
文章很不错啊。 文革确是一场人类灵魂的大革命。毛泽东的思维更是绝世无双，博大精深，虚怀若谷，普度众生的伟人思度。
&&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句话意义非凡，毛泽东为什么如此胆大妄为？敢于发动民众推翻自己的自己亲自创立的政权？古今往来有这样的旷世领袖，神奇人物吗？
发表于：15-07-31 21:34
毛泽东是佛祖化生，毛泽东是神灵指引
脚印是人生的轨迹，足迹会留下美好的记忆。
发表于：15-08-02 21:02
文革是绝世无双的一场变革，它深深的扎入一切没落阶层的血脉中而引起伟大的更新。
毛泽东的“吐故纳新”的自然辩证法是执政党发展建设应遵循的规律----鲁愚夫
&&&&&&&1969年党中央的权威刊物《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了毛泽东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性指导意见，当时被称为“无产阶级政党也要吐故纳新”，原文是：
&&&&&&&“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毛主席把党的建设理论用人类生命科学的自然规律进行形象化比喻，应当说是对自然辩证法的科学运用。任何政党都是人类社会肌体的组成部分，无产阶级政党当然也不会例外。毛主席把政党这个特殊的社会组织作了人格化的理解，赋予它生物化功能，那当然必须具备靠“吐故纳新”的代谢机理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 & & 毛主席肯定的“新鲜氧气”和“新鲜血液”，当然要靠“清除废料”来实现“吸进”和“吸收”的新陈代谢过程。
& & & &以此自然法则，我们的党如果不能坚持经常有效地清除废料，补充新鲜血液和新鲜氧气，它的生命安全系数也就可想而知了。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发表于：15-08-02 21:25
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是党的自我净化和吐故纳新
&&&&&& 1965年夏，毛泽东在接见法国文化部长时，低语道“我将单独和群众在一起----等着吧。”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时断时续，转弯抹角，态度悲观。同时，他又给人一种莫测的神秘感。这位来自巴黎的自由主义者并没有得到关于中国现状的乐观描述，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