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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南怀瑾讲《论语》
听南怀瑾讲《论语》
一时间，读《论语》在中华大地变成一种时尚，这种现象不能简言之为“传统文化的回归”，而应该视作“人本”思潮对价值失范现象的拨乱反正。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曾相约法国巴黎，联袂宣言：“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到2500年前汲取孔子的智慧。”《论语》共20篇，其条理井然，脉络一贯，我们只有“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地体验，并重新确定它的内涵，才能使“一般陷于现代社会心理病态的人们能够求得一个解脱的答案，建立一种卓然不拔、矗立于风雨艰危中的人生目的和精神”。
2500年前的语录，可以跨越时空差异与文字隔阂，显示其中蕴藏的观念吗？这些观念在今天还有多少可行性与正确性呢？脑中存着现代思潮，言行披上孔子衣冠，我们难免显得格格不入；若是倒过来，心中领悟孔子思想，外表顺应现代生活，则会产生意料不到的效果。
南怀瑾先生对此就深有研究。他在我国的宝岛台湾享有极高的声誉，并有着很多的头衔——“教授”、“大居士”、“宗教家”、“哲学家”、“国学大师”和“禅宗大师”等，他还曾一度名列“台湾十大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如果说传统儒者把孔子推向了远离普通人的神坛，那么，南怀瑾先生便是使孔子走下神坛的一座桥梁。南怀瑾先生在《论语》的讲解过程中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抛却前人的思想束缚，用心体味孔子真正的思想内涵。
正如南怀瑾先生所说，孔子学说与《论语》的价值，无论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区，对它的原文本意只要不是故加曲解，就能认识到其中的不朽价值。后起之秀笃学之，慎思之，明辨之，融会有得而见之于行事之间，必可得到自证。
在南怀瑾先生的讲解中，孔子的形象与以往传统儒者塑造的形象大相径庭，没有生硬刻板，没有简单说教，没有不近人情，只是一位循循善诱、学识渊博的长者在向你讲述人生的道理，而这些均源于他人生与学问的积淀。
孔子的思想其实一直都十分贴近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只不过在传统意识中，人们对《论语》的“高山仰止”，将孔子的思想推向了常人不可触及的高处。在南怀瑾先生的讲解中，《论语》这本完成于2000多年前、被很多人奉为圭臬的著作，充满了浓厚的人情味和人性关怀，与我们当今普通人的生活和精神息息相关，是一本立身、修身、处世的宝典。
南怀瑾先生的解读通俗易懂，所言之事都是人一生中必须面对的事情。他在深入浅出的文字之间将人生道理演绎得几近完美，于诙谐间见机智，于平易处见深邃。借助南怀瑾先生深厚的文化积淀与高深的修养，我们试图重新解读《论语》，希望能给读者以新的人生启迪。
第一篇 真聪明与假糊涂——做人是一生的学问（1）
你距离完美还有多远
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
——《论语·泰伯》
“恭而无礼则劳”，南怀瑾先生认为孔子说的“恭”就是恭敬的意思，有些人表面上对任何人、任何事都很恭敬，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有一些人和他们正好相反，给人的印象似乎就不太好，其实他们的内心并不是表现出来的那样，这只是他们天生的禀赋与其他人不同而已。所以我们在给一个人下定论的时候切莫犯了以貌取人的错误。
不要轻易被他人外在的态度左右，要尽量客观地看人。孔子所说的“恭而无礼”，这个“礼”不是指礼貌，是指礼的精神、思想文化的内涵。所以可以这样说，态度恭敬未必是德，如果有恭敬态度而没有礼的内涵则“劳”。换句话说，态度礼貌固然重要，如果内心并没有礼的精神内涵，碰到人一味地表示礼貌，则很辛苦、很不舒坦。“慎而无礼则葸”，我们看自己身边一定有这样的人，这种人做事小心翼翼、万分谨慎，就怕有什么闪失。做事情谨慎固然是好，但是谨慎过了头就不好了，因为他会因为担心和忧虑而不敢下手，甚至于对自己有把握的事情也如此，这样的人就会显得像个窝囊废。俗话说“树叶掉下来怕砸破头”，确实有这种人。“勇而无礼则乱”，有些人有勇气、有冲劲，容易下决心，有事情就干，这就是“勇”。如果内在没有“礼”的约束，就容易做坏事或者做了让自己后悔的事情。“直而无礼则绞”，有些人个性直率、坦白，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这些人是非分明，眼睛里揉不进沙子。直率固然是好事，也是一个比较受人欢迎的个性，但是问题也来了，那就是直率的人通常说话比较直，有时候当面顶撞了别人还觉得自己没有错。老实说，这种人心地非常好，也很坦诚，非常适合作你的朋友。如果你身边就有这样的人，那么你得要学会容忍他。其实孔子的弟子子路就有这样的特点。这四点：恭、慎、勇、直，都是人的美德，很好的四种个性。但必须要经过文化教育来中和它，不然就会走向偏激，这四点也成了大毛病。太恭敬了，就变成“劳”了，我们中国人说“礼多必诈”，想来确有其道理；太谨慎了变成谨小慎微；太勇敢了，又会太过冲动；太耿直了容易莫名其妙得罪他人。南怀瑾先生认为项羽的个性就有太勇和太直这两个缺点，而清代诗人王昙说他“误读兵书负项梁”，也很有道理。所以教育显得非常重要，一定要晓得中和。懂得孔子所说的四种典型性格，我们也就找到了自己内省的要领。这一点很重要，许多人还一直不能很好地认识自我，不清楚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有时候甚至会误以为自己的缺点是优点。不过，做到真正的中和又谈何容易啊。
孔子接着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我们中国人最讲孝道，观察一个人的时候要看他对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是不是很好，因为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对自己的亲人都没有感情的人又如何能对社会与国家奉献自己的爱心？封建时代一直在提倡以孝治国，提倡仁爱，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孔子认为一个人要对自己的亲人充满爱心，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到如此的话，那么整个社会风气一定是很仁厚与和善的。
下面是：“故旧不遗，则民不偷。”“故旧”有两个意义，过去的解释是老朋友、老前辈。像古人说的“念旧”，老朋友的交情，始终惦念他。
比如，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要找年轻时和他一起种田的老朋友田兴出来，找不到就下令全国找这个人。田兴却硬是不肯出来做官，只是到处在做好事。后来有人说，一个县里，有五只老虎出来吃人，很厉害，但是不久被一个人打死了，有点武松打虎的味道。朱元璋接到这封公文，知道一定是他的老朋友田兴做的好事，于是找来翰林院的进士们，这些人都是文学修养非常高的人，按今天话来讲那都是名牌大学中文系的博士生。朱元璋要他们赶快写信去把田兴找来。于是翰林先生们之乎者也、咬文嚼字地写起来。朱元璋看了半天，皱皱眉、摇摇头，还是自己动手写。他写的是白话，内容大意是：“皇帝是皇帝，朱元璋是朱元璋。你不要以为我做了皇帝就不要老朋友了。我们两兄弟还是好兄弟，我今天不是以皇帝身份找你来。我们两兄弟见面，还像当年一起放牛时一样，你看我不顺眼了还可以骂我。你不来，就没有种。”我们看古人有这种精神，“苟富贵，勿相忘”，现代人就不行了，一旦自己发了财，升了官，就不想理过去的老朋友了。过去讲皇帝还有三千穷亲戚，现代人都恨不得把自己的历史一笔勾销，眼睛里早已经没有过去的影子了，所以现代人觉得活着痛苦也有这个原因。富人怕穷人找麻烦，穷人嫌富人摆架子，相互怨恨。这是“故旧不遗”的第一个含义——“苟富贵，勿相忘”。
“故旧”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传统，“故旧不遗”就是传统观念不要放弃。如果你要推翻传统，最好先推翻你自己，因为你就是在这样的传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好比你每天都喝着长江的水，临了却又说长江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还不如人家美国的五大湖呢。一个伟大的人物，不忘记自己的历史和民族的历史，他一定是有真感情，可以做英雄，可以做烈士的人。有真感情才肯牺牲，才付得出来，有这种血气，不偷巧，社会风气就稳了，所以孔子说“故旧不遗，则民不偷。”这就是孔子眼里最成功的做人法，也是君子的生活准则。我们普通人当然不是那么容易就达到这样的高标准的，但是只要不断提醒自己，知道该往什么方向去要求自己，那么已经是一件很了不得的事情了。
尊重自己最好的方式是尊重他人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论语·学而》
“君子不重则不威”，看起来似乎是说你自己不庄重，那么你在别人面前也就没有了权威、威信。如果这样理解，那么我们仿佛看到了这样的一群“伪君子”：几个“老夫子”式的人物在谈天说地，忽然走进来一个晚辈。为了维护自己的威信，“老夫子”们赶紧收敛了笑容，正襟危坐。这就是受到朱熹影响的“君子不重则不威”，如果孔子知道了后世对他的学问是这样理解的，肯定要被气得吐血。
世人之所以会有如此的误解，南怀瑾先生认为这是我们受了朱熹的影响。他认为这是孔子在告诉世人关于自重与尊重他人的处世哲学。“君子不重则不威”就是说一个不知道自重、没有自尊心的人是做不好事情的。不仅“不重”则“不威”，而且做学问也不牢靠。而“无友不如己者”的解读就更有特点了。宋儒们告诉我们：“不要和不如自己的人交往。”如果这样理解那就错了，那样的孔子也就太“势利”了，我们的祖先又何以称之为“圣人”呢？
根据南怀瑾先生的解释，我们得以窥见孔子的真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所以要学会敬重他人。如此说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连贯的意思，做人既要尊重自己也要尊重他人。别总是认为自己有多么了不起，轻视他人的人也会被他人轻视。人与人之间的一切交往都是互相印照的，你敬我一分，我还你三分。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那么最好的方式便是尊重你身边的每一个人，关羽就是因为在这方面做得不好而落了个兵败身亡的下场。
三国名将关羽，温酒斩华雄，匹马斩颜良，过五关，斩六将，擂鼓三通斩蔡阳，偏师擒于禁。“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如探囊取物耳。”
然而，这位叱咤风云、威震三军的一世之雄，下场却很悲惨，居然被吕蒙一个奇袭，兵败地失，还被人割了脑袋。
关羽兵败身死的最根本原因是蜀吴联盟破裂，吴国起兵奇袭荆州。蜀吴联盟的破裂，原因很复杂，但与关羽的骄傲，不懂得尊重他人有着密切的关系。
诸葛亮离开荆州之前，曾反复叮嘱关羽，要东联孙吴，北拒曹操。但关羽对这一战略方针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他瞧不起东吴，也瞧不起孙权，致使蜀吴关系紧张起来。关羽驻守荆州期间，孙权派诸葛瑾到他那里，替孙权的儿子向关羽的女儿求婚，“求结两家之好”，“并力破曹”。这本来是件好事，以婚姻关系维系政治联盟，历史上多有先例。如果关羽能放下高傲的架子，认真考虑一番，利用这一良机，进一步巩固蜀吴的联盟，将是很有益处的。但是，关羽竟然狂傲地说：“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
不嫁就不嫁嘛，又为何如此出口伤人？试想这话传到孙权那里，孙权的面子如何挂得住？又怎能不使双方关系破裂？
关羽的骄傲，使自己吃了一个大大的苦果，被自己的盟友结束了生命。
俗话说:“蚊虫遭扇打，只为嘴伤人。”以尖酸刻薄之言讽刺别人，只图自己嘴巴一时痛快，殊不知会引来意想不到的灾祸。人与人之间原本没有那么多的矛盾纠葛，往往只是因为有人逞一时之快，说话不加考虑，只言片语伤害了别人的自尊，让人下不来台，别人心中怎能不燃起一股邪火？有了机会，反咬一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孔子的大弟子子贡曾形容他的老师“温、良、恭、俭、让”，这五字真经值得我们用一生去修行。其中的“恭”就是恭敬，对任何人都怀有恭敬之心，自然别人也就对你敬让，更少有被人记恨在心的事情发生。道家学派的始祖老子也说他平生有三宝：“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这个“慈”就是对别人慈悲为怀，有一股悲天悯人的情怀。我们看生性宽厚的人很少口出狂言或对他人不尊重，这种敬人的行为是重己的最好方式。
应该缓行的“特立独行”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论语·为政》
孔子一向提倡做人要讲分寸，不能剑走偏锋。他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从前的学者认为孔子所说的“异端”就是老子的思想，认为你要是走老子的那条路就将要受害啦，其实不然。在春秋时代，那时候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并没有占据统治地位，它只是“百花”中的一朵亮丽之花。而且孔子在《论语》中还说过这样的话：“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窃比于老彭。”在这里孔子提到了自己尊敬的两个人——“老子”和“彭祖”（传说中的一个长寿老人），历史上更有孔子问礼于老聃的记载，所以过去一些学者对于“异端”的解释是不正确的。在南怀瑾先生看来，孔子的意思是这样的：做官也和做人一样，做人不要太走极端，不能表现得过于“特立独行”。做任何事都要合乎“礼仪”，有合适的言行举止，否则“斯害也已”。
这样看来我们明白了，这和孔子一向主张的中庸思想比较一致。不过时下一些年轻人可不这样想，他们最喜欢谈的就是张扬个性。他们最喜欢引用的格言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如今的种种媒体，包括报纸、杂志、电视等也都在宣扬个性的重要性。曾几何时，个性已经成为独特、怪异的代名词，过度张扬的个性在不知不觉间伤害了别人，更毁灭了自己的前途。
人活着确实该有自己的个性，不过如果为了个性而张扬个性那就不应该了。如果你显示出自己要逆潮流而行，神气活现地炫耀你反传统的观念和怪异的行为方式，那么，人们会认为你只是想哗众取宠，引起别人的注意，而且他们还会因此而轻视你。他们会找出一种办法惩罚你，因为你让他们觉得自己低人一等，不如你。过分“特立独行”是危险的，不妨让自己的行为与别人差不多，你就不会受到太多的阻力。
《庄子》中有一段故事是这样的：有一只特立独行的猕猴，它非常喜欢表现自己，处处都要显得与众不同。有一日，吴王乘船在长江中游玩，登上猕猴山。原来聚在一起戏耍的猕猴，看到吴王前呼后拥地来了，立即一哄而散，躲到森林与荆棘丛中去了。
但这只“特别”的猕猴，想在吴王面前卖弄灵巧，它在地上得意地旋转，旋转够了，又纵身到树上，攀援腾荡。吴王看了很不舒服，就拉弓搭箭射它，它从容地拨开射来的利箭，又敏捷地把箭接住。它并不清楚，这种炫耀对掌握生杀大权的君王是种侮辱，吴王脸都气红了，命令左右一齐动手，箭如风卷，猕猴无法逃脱，立即被射死。
吴王回头对他的臣子说，这灵猴夸耀自己的聪明，倚仗自己的敏捷傲视本王，以致丢了性命，这完全是它咎由自取。
可悲的猕猴过于迷恋出头冒尖的感觉，一味张扬，表现自我，浑然不觉自己的行为是多么怪异、幼稚。它的目的达到了，它的确引起了很多人甚至一位君王的注意，可惜这种注意带来的是负面看法和评价。这只猕猴成了众人反感、厌恶的对象。“与众不同”造成了它的命运悲剧，这不得不使我们引以为戒。
俗话说得好，“出头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以卖弄、炫耀为爱好的人必将品尝自酿的苦果，这就是孔子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的现代意义。“烦恼皆由强出头”，这个“强”，一指“勉强”，也就是说自己的能力还不够，却勉强去做某些事，固然有可能获得意外的成功，但这可能性实在太小，结果不但失败了，还会招来嘲笑和白眼。“强”的另外一个意思是指你的能力虽强，但外部环境、条件尚未成熟，“大势”不和，机会不来，此时出头，必将遭到别人的排挤和打压，仇恨的种子从此栽下，冤冤相报却又何苦来哉？你纵有千般术，也难躲暗中箭。
成功做人是要“外圆内方”，而不是为了表面的“个性”，肤浅地表现自己的不随潮流，这样只会让自己吃尽苦头。为逞一时之快而不顾后果是一个危险游戏。
第一篇 真聪明与假糊涂——做人是一生的学问（2）
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论语·雍也》
南怀瑾先生认为孔子的弟子宰我这个人修养不够。宰我是何许人也？大家都熟悉“朽木不可雕也”的典故，宰我就是那个“明星”。宰我有一次问孔子说：“老师你一天到晚教我们学习‘仁’，到底这个‘仁’有什么实际作用呢？如果有人告诉我们说井里面有‘仁’，那我们是不是要听了他的话就往下跳呢？”宰我的话看起来是信口胡说，实际是他对老师的学问有怀疑，起码是对这个问题感到疑惑，因为他看不到“仁”有什么实在的用处，所以他才如此问他的老师。在宰我的疑问背后其实隐藏着他的不屑——天天讲仁义道德，也没有看到这个乱糟糟的世界有什么改变！仁义道德能值几毛钱啊？
孔子对弟子这样的问话并没有感到气愤，想象一下，或许当时他听了还觉得很有意思。一个做学问成为君子的人，并不是一个傻瓜，懂得应变。孔子自己在修订《周易》时就很赞同《易经》中“适度”的道理。所以依据南怀瑾先生的解释，我们对宰我的疑问可以这样回答:你当着我的面欺骗是可以的，我也能够接受，这不是因为我看起来很笨，而是仁慈。我不忍心当面拆穿你，这就是君子与其他小人的区别。但是如果你都识不穿人家骗你的把戏，那就是真正的笨蛋，那还谈什么君子呢？不知道，这是不可以的。如果把孔子的话总结起来大概是这样的：做人不能因为这个世界有不少坏人，我们就放弃仁义道德——这也是孔子学说思想的中心点。君子的内心有自己的气节和信念，只要他懂得适应变化就不会感到寂寞和痛苦。同时，一个君子在有了自己的中心观点后他也不容易被周遭的事物所改变，达到“外化内不化”的境界。做学问也好，做人也好，最怕的是抠死理，陷在外部的环境中不懂变通，这样就让自己变成一个很不灵活的人，那叫迂腐。
从前人们赞扬愚公移山的执著，但是他的这种精神换在今天，我们就得认真思考，这样做值得吗？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吗？或许他的方法并不是最佳的。这样的事例很多，比如刻舟求剑与守株待兔。与之相反的是另外一个古老的故事，它就是司马光砸缸救人，倘若司马光因循的是惯有的思维方式，那么结果可能就没有那么好了。人生在世，做人做事固守原则与信念是不能变的，但是同时还应当懂得适时变通，否则自己不是成了一个盲目的蛮牛了吗？
《易经》有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一意孤行，明知不可为而为，费尽辛苦，却一点效果没有，这个世界上没有那种“只注重过程，不注重结果”的人。既然没有什么结果，那还是及早变通为妙，不会变通者必然死路一条。古老的地球依旧运转，按着那永恒的规律；苍老的岁月依然向前，却不停地转换着方向。世界的一切都在变化着，人生的许多时刻都面临选择，是坚持执著，还是在坚持中讲究灵活的变通？这是值得我们每个人思考的问题。一代钢琴大师贝多芬是执著的，他凭着从小对音乐的热爱和对旋律的热情，顽强抵抗着他的耳疾，最终，是他的执著成就了他的胜利。
然而，一代文豪鲁迅先生为什么不执著于从医的梦想而毅然拿起了笔，走向文坛呢？那是因为精神上的治疗远比肉体的创伤治疗要更为重要，所以，他选择改变，选择拯救灵魂。生活的路不是目光可以穷尽的，执著的信念会增添你途中的信心，让你坚持到底，灵活的变通也可以让你免除荆棘的伤害和避开人生中的陷阱。当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时，你可以用执著的信念衡量内心的抉择，用变通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价值；当面临人生的快意时，你可以用信念鼓舞自己勇敢前进，用变通使自己更加具备实力。现代的生活，不确定性似乎是它最特殊的旋律，它用高科技带动历史的转轮飞速前进，如果一味地坚持着执著的理性而不与实际情况相联系，那么刻舟求剑这样的事就会上演，它带来的也只是更多的遗憾，但一味地变通，使自己在这个崇尚个性的时代失去了自我，这又将是怎样一种不可名状的悲哀呢？人生是路，执著是路标，变通是步伐，用路标指引步伐前进的方向，才能让我们更加快速地迈向人生成功的彼岸。如果说执著是一种信念，那么变通则是一种智慧与手段，没有前者的坚持则万事不成，没有后者的变化则凡事必然遇阻。
所以我们看孔子的真实意思其实是这样的：一个真正的君子、做人成功的人，他不惧怕周遭世界的变化，也不会担心环境的恶劣，因为他知道自己能够做到适应变化，并且能在变化中保持自己的中心思想不动摇。做到了这样，也就不用担心有人骗你说井里有仁义道德，你要不要跳下去的问题，因为你的内心有自己的见解，并懂得如何应付这样的事情。
死要面子活受罪
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
——《论语·先进》
孔子的爱徒颜渊死了，他的老父亲颜路来找孔子，商量怎么给儿子办丧事。颜路也是孔门弟子，但是显然悟性不如他的儿子啊。可惜颜渊偏偏死得早，真是自古才命两相妨！古时候人们办丧事在棺材的外面还要再套一个东西，名字叫做“椁”。现在颜路就是来向孔子要这个“椁”，他以为孔子那么爱自己的儿子，为他出一个“椁”不是小意思嘛。他说：“老师啊，把您的车子卖了吧，给颜渊做个椁。您也知道我们家很贫穷。”看来颜路来的时候是信心十足，打定主意要孔子卖车，然后给颜渊买椁发丧。但是他没想到孔子这样回答他：“这个可不行。你是爱你自己的儿子所以才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的儿子鲤（伯鱼）死的时候也没有这个椁啊。何况我出门办事总不能徒步吧？所以我的车子不能卖。”这样简单看来，似乎孔子不近人情，更不用谈什么仁义道德了。南怀瑾先生觉得孔子的真实意思并非如此，其实孔子是教育颜路，人都已经死了还要讲究那么多干吗？活人当然要比死人重要，因此你也就不必去花费那么多钱了。而且你家里现在也没有钱，不要死要面子活受罪了。发丧要尽力而为，但是别忘了还应该量力而行。
我们平时做事情也许都注意了尽力而为，却经常忽略了量力而行的原则。有很多大师之师已有很大的成就，其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们懂得这个道理。
有一位武术大师隐居于山林中。由于他的名声很大，人们都千里迢迢来拜访他，想跟他学些武术方面的窍门。他们到达深山的时候，发现大师正在山谷里挑水。
他挑的不多，两只水桶都没有装满水。
按他们的想象，大师应该能够挑很大的桶，而且挑得满满的。
他们不解地问：“大师，这是什么道理？”
大师说：“挑水之道并不在于挑多，而在于挑得够用。一味贪多，适得其反。”
众人越发不解。
大师从他们中拉了一个人，让他重新从山谷里打了满满两桶水。
那人挑得非常吃力，没走几步，就跌倒在地，水全都洒了，那人的膝盖也摔破了。
“水洒了，岂不是还得回头重打吗？膝盖破了，走路艰难，岂不是比刚才挑得还少吗？”大师说。
“那么大师，请问具体挑多少，怎么估计呢？”众人问。
大师笑道：“你们看这个桶。”
众人看去，大师在桶里画了一条线。
大师说：“这条线是底线，水绝对不能高于这条线，高于这条线就超过了自己的能力和需要。起初还需要看那条线，挑的次数多了以后就不用看那条线了，凭感觉就知道是多是少。这条线可以提醒我们，凡事要尽力而为，也要量力而行。”
看似很平凡的一条线，却包含了很多人生的道理，我们做人又何尝不是这个样子呢？尽力而不量力只会让我们陷入两难的境地——继续走，内心很痛苦；向后缩，面子又过不去。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反而连原来的一点“面子”——尊严，也丧失殆尽了，还不如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自己的力量，这样做起来也轻松惬意，不会落个“打肿脸充胖子”的下场。这也是为什么孔子不答应颜路的缘故。为了一时的面子而拼尽血本实在不是什么明智之举，为了死要面子而做的事情，最终都会让你受尽“活罪”，后悔不已。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论语·颜渊》
司马牛问孔子怎样才够得上作为一个君子。孔子道：“不忧不惧。”南怀瑾先生指出从孔子的话中可以看出人常驻留在忧烦中，没有一样不担心的。一切都在忧中，一切也都在怕中。透过“不忧不惧”这四个字的反面，就了解了人生，始终在忧愁恐惧中度过，能修养到“无忧无惧”，那真是了不起的修养，这也是“克己复礼”的功夫之一。司马牛一听，觉得这个道理太简单了。你看那些亡命之徒从来就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他们没有钱的时候去偷和抢，反正活着也是活着，怎么活还不都是一样要死？孔子一听，知道他的学生又理解错了，赶紧忙着解释。由此看来这个司马牛的悟性确实不怎样高，如果是颜回和子贡那样的弟子，肯定一下子就领悟到老师的真意了。孔子说，一个人能做到内省不疚，就没有什么好忧惧的！
仔细想想还真是这个道理，就像老百姓说的“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你一个人深更半夜的时候，扪心自问有没有做了什么对不起别人的事，有没有昧着良心说瞎话，干没干过损人利己的损事，如此等等，一圈问了下来，如果没有做过任何亏心事，那么又有什么可忧惧的呢？
做人是一辈子的事情，关乎我们每个人的事业。这个事业经营得怎样，就看我们平时表现得如何。所以一句话看起来简单异常，但是等到我们真正去实行的时候，又会发现它原来不是自己所认为的那样容易。就好比君子的“内省不疚”，又有几个人能在暗自反省的时候没有觉得有一丝一毫的愧疚呢？这样的人是没有的，只是我们还是要秉持这样的信念，因为我们的内心需要安稳和宁静，为了这一份最简单的心安，我们还是要学会常常“内省”，不要做让自己忧惧的亏心事，这是做人最起码的准则。
“柔情似水”的处世哲学
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
——《论语·宪问》
子贡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之一，他是一个性格比较清高、通透的人，悟性也好，最突出的特点是口才好，有才气。但是有才华的人通常会有一个毛病，就是对人求全责备，总是以很高的标准去要求他人，而且因为自己才华横溢，往往就对很多人看不上眼，口出狂言、妄言也是常有的事。子贡大概也有点说话爱刻薄的习惯，不懂得委婉、含蓄，这样出口伤人也是在所难免。《红楼梦》中林黛玉才高八斗，但是说话就有点得理不饶人。南怀瑾先生认为子贡爱“方人”，就是说话刻薄，不够婉转。所以孔子听说了以后，他就说：“子贡对人说话这样，他还能成为贤人吗？换作我，我就没时间去对人吹毛求疵。”
有人说最快能到达终点的不是最直接的方法，而是迂回曲折的道路。说话也是这样，最柔软的话才能让人听进去。如此说话，就能减少因为过于直接而让人心生不满的概率。老子也曾说过“上善若水”的名言，就是说水是天下至柔之物，却也是天底下最厉害的事物，几乎无所不克、无所不摧。说话最好也要像流水一样，轻柔的东西最能获得他人的心。
人到老年时，柔软的舌头尚在，但坚硬的牙齿却脱落了，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柔软的东西比刚强的事物更有生命力啊!商容疾就深深懂得这个道理。
第一篇 真聪明与假糊涂——做人是一生的学问（3）
商容疾据说是纣王时的大夫，因屡次直谏荒淫无道的纣王，结果遭到贬谪。后来纣王剖比干，囚箕子，逐微子，商容疾感到心寒，便躲进深山之中，避世隐居，不问世事。武王灭亡商朝后，天下大定。周室表彰商容闾里，想召他出山，商容婉言谢绝。他遗世独立，静心养性，修得一副道骨仙颜，虽然年岁已过数百，仍然精神矍铄，面色如童。到了春秋末年，老子降世，商容疾知道他不是平凡人物，便收他为弟子，传授他天地玄机、处事妙道，所以老子后来成为一代圣人。
却说有一次，商容疾得了重病，自知将不久于人世。老子匆匆赶来问候老师。他先询问了老师的病情，然后对老师说：“先生的病确实很重了，有什么要嘱咐弟子的吗?”
商容疾说:“乘车经过故乡的时候要下车，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老子说：“过故乡而下车，大概是表示要不忘故乡吧?”
商容疾说：“对了!那么，经过高大的古树的时候，要快速地走过，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老子说：“经过高大的古树要快速地走过，这大概是说要尊敬德高望重的长者吧?”
商容疾说：“是啊!”然后张开嘴给老子看，说：“我的舌头在吗?”
老子说：“在。”
商容疾又说：“我的牙齿还在吗?”
老子说：“不在了。”
商容疾说：“你知道这是什么道理吗?”
老子说：“舌存而齿亡，这是说刚强的东西已经消亡了，而柔弱的东西还存在吗?”
商容疾说：“说得好啊!天下的事理正是这样。你没看见那水吗?天下万物，没有什么比水更柔弱的了。然而积水为海，则广阔无际，深不可测，大至于无穷，远极于无涯。百川灌之，无所增加；风吹日晒，没有减少。上天则为雨露，下地则为润泽。万物没有它不能生长，百事离开它不能成功。奔流起来不可遏止，无形无状不可把握。剑刺不能伤害它，棒击无法打碎它。刀斩不会断，火烧不能燃。锋利无比，可以磨灭金石；强健至极，可以承载舟船。深可渗进无形之域，高可翱翔于缥缈之间。涓涓细流回旋于川谷之中，滔滔巨浪翻腾于大荒之野。水为什么能够具有如此大的威力?因为它柔软润滑，所以能够出于无有，入于无间，攻坚克强，无可匹敌。弱而胜强，柔而克刚，世上没人不知，然而无人能行。你明白了吗?”
老子说：“先生说得太好了!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确实是万世不易的道理。人活着的时候，身体柔软脆弱，死后尸体就变得僵硬坚挺。草木活着的时候，又柔又软，一死就变得枯槁坚硬。所以，刚强的东西是走向死亡的东西，柔弱的东西是生机勃勃的东西。军队太强大，容易被消灭；树木太坚硬，容易被吹折。两国相争，弱国胜；两仇争利，柔者得。皮革太坚固，容易破裂；牙齿比舌头硬，所以先消亡。坚强的东西能胜不如自己的东西，柔弱的东西则克超过自己的东西。所以强大的东西处于劣势，柔弱的东西居于上风。积弱可以为强，积柔也就变成刚。欲刚必以柔守之，欲强必以弱保之。”
商容疾面露慰藉的笑容，说：“你已经得到大道了。天下之理都已被你说尽了，我还有什么需要留给你的呢!”
其实圣贤的道理有很多都是相通的，有异曲同工之妙。《易经》中也谈到了太刚易折的道理，所以天下最厉害的事物往往不是最刚强的，而是看起来最柔软的，因而才有“柔能克刚”之说。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和众多的人交往，借助语言的沟通人们才得以互相了解与帮助，而说话就显得尤为重要，稍有不慎就会引起他人的不满。语言就像是一把双刃剑，用得不好就会伤人伤己。就像是一则寓言里所表达的寓意一样，能让人甘心脱下衣服的不是寒冷的北风，而是温暖的南风。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论语·卫灵公》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句话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言警句。南怀瑾先生说孔子的意思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果做事情鼠目寸光，不是深谋远虑，那么他一定会受到事情的困扰。这个道理很多人都理解，但是等到我们真的要去决定一件事的时候，又会常常犯了目光短浅的错误。要说做到运筹帷幄而决胜千里的，倒是有两个人值得我们一学，他们就是辅佐齐桓公建立霸业的管仲和清朝中兴之臣曾国藩。
管仲与鲍叔牙以及召忽三人很要好，决心在事业上互相合作。他们曾经合作做过生意，但他们更想合作治理齐国。
当时齐王有两个儿子，一个叫纠，一个叫小白。召忽认为公子纠是长子，一定能继承王位，因此对管仲和鲍叔牙说：“对齐国来说，我们三人就像大鼎的三条腿，缺一不可。既然公子小白不能继承王位，那干脆我们三人一同辅佐公子纠吧。”管仲说：“这样等于吊死在一棵树上。万一公子纠没继位，我们三人不是都完了吗？齐国的百姓都不喜欢公子纠和他的母亲。公子小白自幼丧母，人们必定可怜他。究竟谁继承王位还很难说。不如由一个人辅佐公子小白，将来统治齐国的肯定是这两个人中的一个。这样，不管哪一个当了齐王，我们当中都有功臣，可以相互照顾，进退有路，左右逢源。”于是他们决定由鲍叔牙去辅佐公子小白，由管仲和召忽辅佐公子纠。
后来，管仲射杀小白，鲍叔牙叫小白装死。管仲以为小白已死，从容地陪公子纠回国继位。不料公子小白已先回国当了国王，鲍叔牙成了功臣，管仲和召忽成了罪人。
正因为管仲事先想到了退路，所以，鲍叔牙可以在齐桓公面前说情。齐桓公不但没杀管仲，反而让管仲当了宰相，协助自己干出一番霸业。
与管仲的谋略相比，曾国藩则更显出过人的智慧与冷静。
曾国藩带湘军围剿太平天国之时，清廷对其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态度，不用这个人吧，太平天国声势浩大，无人能敌；用吧，一则是此人手握重兵，二则曾国藩的湘军是其一手建立的子弟兵，又怕他对朝廷构成威胁。在这种矛盾思想下，清廷对曾国藩的任用经常是用他办事，却不给高位实权。苦恼的曾国藩急需朝中重臣为自己撑腰说话，以消除清廷的疑虑。
有一天，曾国藩在军中得到胡林翼转来的肃顺的密函，得知这位精明干练的顾命大臣在西太后面前推荐自己出任两江总督。曾国藩大喜过望，咸丰帝刚去世，太子年幼，顾命大臣虽说有数人之多，但实际上是肃顺独揽权柄，有他为自己说话，再好不过了。
曾国藩提笔想给肃顺写封信表示感谢，但写了几句，他就停下了。他知道肃顺为人刚愎自用，目空一切。他又想起西太后，这个女人现在虽没有什么动静，但绝非常人，以曾国藩多年的阅人经验来看，西太后心志极高，且权力欲强，又极富心机。肃顺这种专权的做法能持续多久呢？西太后会同肃顺合得来吗？
思前想后，曾国藩没有写这封信。后来，肃顺被西太后抄家问斩，在众多官员讨好肃顺的信件中，独无曾国藩的只言片语。
有人说人的命运就是因为选择而造成的，确实如此，我们在决定一件事的时候肯定要经过自己的思考，而通常匆忙下决定的人将来一定会为他的选择后悔。人生就像一盘棋，深谋远虑的人每走一步就能看到下面几步棋的走势，而有的人只会盯着眼前的一步。后者就是孔子口中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那种人，他们站得低、望不远，只能将自己的人生之棋下得乱七八糟。
真聪明与假糊涂
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论语·公冶长》
现代人骂起人来很恶毒，有时候会脱口而出“愚不可及”，说这个人笨得可以，简直无药可救。“愚不可及”出自《论语》，在孔子的一段话中。那么孔子的原意真的是骂人愚蠢吗？让我们一起跟随南怀瑾先生的脚步，去探寻孔子的原意。宁武子是一个卫国大夫。孔子在这里说的话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宁武子这个人在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表现得非常机智，在国家政治黑暗的时候他就表现出很愚蠢的样子。他的聪明智慧我们也许能达到，但是他的糊涂我们却是怎么也赶不上的。”这样的一段话等于在夸赞宁武子这个人很会做人做事，有点后世郑板桥“难得糊涂”的味道。其实，这不过是一种假糊涂而已，其内在是一颗真聪明的心。为什么要装糊涂呢？大多是由于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例如楚庄王即位之初就是如此。
楚庄王是战国时楚国国君，在他即位的前三年里，从不过问朝政，日夜沉浸在田猎与酒色歌舞之中，甚至贴出布告：“哪一个胆敢向我提意见，立即斩首，决不宽恕。”其时，邻国不断前来侵犯，国内的许多大臣也贪赃枉法，玩忽职守。一些忠于国事的大臣很是忧虑，可是，谁也不敢向他进谏。
大夫伍举看到朝政日益腐败，心中非常着急，冒死进宫求见庄王。此人个子不高，但语言机智而又风趣。他知道，如果直接向庄王提出看法，必然会碰钉子，便想了个巧妙的办法。庄王好猜谜语，他就给庄王准备了一个谜语。
伍举来到宫中，此时庄王正在饮酒作乐。庄王看见伍举来了，笑着说：“你是来喝酒的，还是来听音乐的?”伍举说：“都不是。我有一件事不明白，特地来请教大王。”
庄王问：“什么事?”
伍举说：“附近山上飞来一只大鸟，已经三年不飞也不叫，不知是什么原因，也不知道这是只什么鸟?”
庄王说：“这不是一只平凡之鸟。它三年不飞，一飞必定冲上九重云霄；它三年不叫，一叫就会令人吃惊。你去吧，你的意思我已经明白了。”
可是数月之后，庄王仍不改逸乐故态，继续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大夫苏从认为这样继续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他决心不用伍举的委婉方式，进宫直截了当地劝说庄王。
庄王说：“你没有见到我颁布的命令吗?”
苏从说：“见到过。我身为国家的重臣，享受着优厚的待遇，如果贪生怕死而不敢指出君王的过失，那不是忠臣。如果我的死能促使大王清醒过来，那我愿意一死。”
此语一出，楚庄王猛然起立，撤去歌舞乐队，立即临朝听政。他从此重用伍举及苏从两人，并经过调查核实，把在这三年中趁机营私舞弊的几百名官员尽数清除，把忠于职守的几百人予以提拔。庄王亲政以后，政治清明，百姓安乐。就在这一年，庄王兴兵灭庸(位于今湖北竹山)，不久又起兵攻宋，缴获战车有五百多辆。楚国迅速强大起来。
我们看楚庄王，在刚即位的三年里他看起来毫无作为，其实他不过是在装傻罢了。
事实上，在这三年的时间里，庄王并没有因游乐而迷失本性。他只是假装沉迷逸乐，以便观察官吏们的真心，选用真正忠心而又有才德的人来辅佐国政。在此期间，楚国也得到休养生息。三年一过，条件成熟，静极而动，一飞冲天。庄王用意之深，他人难及。
楚庄王于外洒脱果敢，形象英武；于内智谋深沉，心机缜密，是春秋五霸中最具霸王姿态的人物。他当初为什么装作昏君呢？这是因为条件不成熟，楚庄王刚即位的时候年龄不大，改革的阻力也较大，所以他表面上放纵自己，而且显得胸无大志。有的人装疯卖傻则是因为自己正处于别人的要挟之下，自己的命运与前途都在他人手中捏着，这样就不免要行事谨慎，偶尔装一下糊涂在所难免，正好也可分散对手的注意力。
孔子曾说过“刚、毅、木、讷，近仁”的话，而老子也说过真正的智者都是大智若愚的模样。在这一点上，古今中外的名人们似乎有着惊人的相似，美国已故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如此表达他的为人哲学：“不懂得隐藏自己智巧的人是一个真傻瓜。”因此说大巧若拙，大智若愚，此乃真聪明、真智慧，只不过用一张假糊涂的脸来遮掩自己的真聪明罢了。
第二篇 行走在“治世”与“乱世”的官场——为官的哲学（1）
当官的“料”
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
——《论语·雍也》
南怀瑾先生认为，能从政的人必须有“果、达、艺”这三个特点，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可以从季康子与孔子的问答中看出来。季康子，鲁国的大夫、权臣。有一天他来“挖墙脚”了，来向孔子“咨询”其得意弟子能否从政。他先问子路是否适合做官，孔子回答他说：“子路很果敢，做事情有决断，很刚毅。只要是他想到的事情他就会立刻去做，很有行动力，并且不会后悔。让他统御三军做一个将帅，可以决胜于千里之外。但是如果让他从政，恐怕不是很合适，因为他太容易下决断，过刚易折。”
紧接着他又问起了非常厉害的子贡。孔子认为子贡是一个很通达的人，而通达的人通常就不一定愿意做官了。所以孔子认为子贡也不适合，因为他把一切都看得通透，不把任何功名利禄放在眼里。其实这样的人做一个文学家或者大思想家很合适。因为他们想问题比较深刻，对人情世故很了解，在文化领域容易取得成功。
季康子眼看着孔子接连拒绝了两个，赶紧又问他冉求怎么样。冉求是最多才多艺的，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很会交际，这个人什么都会。你让他陪你跳支舞没问题，唱首歌、弹个琴都不在话下，很有点名士的风度。但是这样的人容易做事马虎，责任心不强，所以也不能从政。其实，这是孔子在故意拒绝季康子，因为季氏在鲁国很不受老百姓欢迎，孔子当然也就不愿意让他的弟子去那儿当官了。
我们看，如果把孔子这三个弟子的优点集于一身，那真是一个大政治家的料。“果、达、艺”，做事果敢有决断力，同时心胸广阔还多才多艺，这不正是做政治家的条件嘛。
这里是孔子的推脱之词，也是孔子的谦虚态度，他不好说自己的学生都很能干，做大臣没问题。后来这三个人全部当官了。子路还是冉求的上级，子贡就更能干了。他做生意赚大钱，做官也行，做外交家非常出色，他出去走了一趟就摆平了“国际问题”，保全了鲁国，挑起了吴越战争。据司马迁《史记》中记载，当初齐国发兵要攻打鲁国，鲁国是孔子的母国，父母之邦就要陷入战争，孔子很着急，想不出来要派谁出去游说。这时候子路是个急性子，他自告奋勇说让他去，孔子没答应。后来子张也想去，孔子还是没答应，最后让子贡去了。子贡不辱使命，让齐国和吴国打了起来，最后又让晋国与越国夹攻吴国，就这样鲁国被保全了。司马迁说子贡一出，“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由此可见子贡很能干。
孔子的弟子中确实有很多能干的，而且道德也很高。虽然孔子在这里否定了他们几个，其实孔子内心是知道他们的本领的，所以他曾说过“子路在政事上很厉害，子贡会说话、口才好，而冉求就是多才多艺的才子了”。对于一个要从政的人而言，这三个人的特点都需要具备。第一要有宽阔的胸襟，这就是子贡的“达”，因为政事上琐事很多，遇到不顺心的事就想不开那样肯定不行。第二个条件是做事要果断。这是子路的特点。从政的人如果做起事情来拖泥带水，那显然会误事。最后一条是“艺”。有人问：从政的需要多才多艺吗？政治很枯燥，而且每天面临的事情都不是让人愉快的事。不是张三来说李四的不是，就是李四来抱怨王二没把事情做好。总之互相排挤、互相推卸责任。这样让人头疼的事就要有冉求的超然。艺术的东西多半是非常豁达的，很让人修身养性。比如你一天下来很疲惫，这个时候你下盘棋或者听听音乐，甚至读本书，等等，这些就会让你浮躁的心沉淀下来。这些就是从政的条件，有一定经验的人就能感受到这些条件的重要性。
政治家的万世师表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论语·为政》
南怀瑾先生解释说，“共”即“拱”。这几句话，表面上看来，非常容易懂。孔子提出来，为政最重要是“德”。他认为一个大政治家的风范应当像天空中的北斗星一样，它不因季节和时令而有所改变，也就是说孔子觉得一个政治家应当有自己的信念、气节，不会由于一些外界因素的干扰而改变自己的初衷。
这样的人在历史上也有很多，尤其是那些贤良之臣，多半身上有这种气度。
汉武帝晚年时，宫中发生了诬陷太子的冤案。当时，太子的孙子刚刚生下几个月，也遭株连被关在狱中。丙吉在参与审理此案时，心知太子蒙冤，他几次为此陈情，都被武帝呵斥。他于是在狱中挑选了一个女囚负责抚养皇曾孙，自己也对其多加照顾。
丙吉的朋友生怕他为此遭祸，多次劝他不要惹火烧身，并且说：“太子一案，是皇上钦定，我们避之尚且不及，你何苦对他的孙子优待有加?此事传扬出去，人们只怕会怀疑你是太子的同党了，这是聪明人干的事吗?”
丙吉脸现惨色，却坚定地说：“做人不能处处讲究心机，不念仁德。皇曾孙只是个孩子，他有什么罪?我这是看到不忍心才有的平常之举，纵使惹上祸患，我也顾不得了。”
后来汉武帝生病卧床，听到传言说长安狱中有天子之气，于是下令将长安的罪囚一律处死。使臣连夜赶到皇曾孙所在的牢狱，丙吉却不放使臣进入，他气愤道：“无辜者尚不致死，何况皇上的曾孙呢?我不会让人们这样做的。”
使臣劝他道：“这是皇上旨意，你抗旨不遵，岂不是自寻死路?你太愚蠢了。”
丙吉誓死抗拒使臣，他决然道：“我非无智之人，这样做只为保全皇上的名声和皇曾孙的性命。事急如此，我若稍有私心，大错就无法挽回了。”
使臣回报汉武帝，汉武帝良久无语，后长叹道：“这也许是天意吧。”
他没有追究丙吉的事，反而因此对处理戾太子事件有了不少悔意。他下诏大赦天下罪人，丙吉所管的犯人都得以幸存。
多年之后皇曾孙刘询当了皇帝，是为宣帝。丙吉绝口不提先前他对宣帝的救命之恩，知晓此情的家人曾对他说：“你对皇上有恩，若是当面告知皇上，你的官位必会升迁。这是别人做梦都想得到的好事，你怎么能闭口不说呢?”
丙吉微微一笑，叹息说：“身为臣子，本该如此，我有幸回报皇恩一二，若是以此买宠求荣，岂是君子所为?此等心思，我向来绝不考虑。”
后来宣帝从别人口中知晓丙吉对自己的恩情，大为感动，夜不能寐，敬重之下，他封丙吉为博阳侯，食邑一千三百户。
神爵三年，丙吉出任丞相。在任上，他崇尚宽大，性喜辞让，有人获罪或失职，只要不是大的过失，他只是让人休假了事，从不严办。有人责怪他纵容失察，他却回答说：“查办属官，不该由我出面。若是三公只在此纠缠不休，亲力亲为，我认为是羞耻的事。何况容人乃大，一旦事事计较，动辄严办，也就有违大义了。”
丙吉性情温和，从不显智耀能，不知情者以为他软弱好欺，并无真才实学，对此，他也从不放在心上，且不因此改变心意。
一次，丙吉在巡视途中见有人群殴，许多人死伤在地，丙吉问也不问，只顾前行。看见有牛伸舌粗喘，他竟上前仔细察看，很是关心。他的属官大惑不解，以为他不识大体，丙吉解释说：“智慧不能乱用乱施，否则就无所谓智慧了。惩治狂徒，确保境内平安，那是地方长官之事，我又何必插手亲自管理?现在正是初春，牛口喘粗气，当为气节失调，如此百姓生计必定会受到伤害，这是关系天下安危的事，我怎能漠视不理?看似小事，其实是大事，身为宰相，只有抓住要领，才能不失其职。”
丙吉的属官恍然大悟，深为叹服。那些误解丙吉的人更是自愧不已，暗自责备自己的浅薄和无知。
孔子对于政治家的要求很高，他把德行与修养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因为他知道一个人没有德行的话，他能祸害的仅仅是少部分人；而如果一个位高权重的人也没有好的德行，那么他的危害就大了。所以身为领导的人一定要“为政以德”，内心有道，其外在表现就无懈可击。譬如北辰，你在那里本身不用动，只要发号施令，下面的人就像无数的星星，都会跟着你的方向动。
做官一阵子，做人一辈子
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问子西。曰：彼哉！彼哉！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
——《论语·宪问》
有人曾经这样问孔子：“你觉得郑国的子产怎么样啊？”孔子说:“子产是个了不起的大政治家。”子产当政的时候，对社会贡献很大，对郑国的老百姓，是有恩惠的。南怀瑾先生认为孔子最敬佩的人之一就是郑国的大政治家子产，所以孔子才会这样回答。
但是这个人好像还一副很不满足的样子，又接着问孔子认为楚国宰相子西如何。孔子回复他的话有无限的未尽之意，他说：“他啊，他啊!”明眼人一听就知道孔子对他不是很钦佩，但是孔子又不好直接说什么，毕竟这不是我们这位孔圣人的做人风格——孔子很反感背后乱批评别人。那么，孔子为什么要这样说呢？这里有一个插曲，知道了这个故事就明白孔子为什么做如此回答。孔子有弟子三千，其中有很多能人、贤人，所以他的名声很大。当他来到楚国的时候，这位大宰相怕位置不保，担心孔子抢了他的宝座，对孔子的态度很不好。从这一件事我们就能看出子西这个人胸怀不够宽广，有点嫉贤妒能。一个国家有这样一个位高权重的人当宰相，他能为他的国家做出什么实质性的贡献呢？
接下来这个人才有意思呢，他还不满足，偏要把春秋时的几个大宰相放在一起，让孔子来做个比较。他又问孔子认为管仲这个人怎么样。我们知道没有管仲就不会有齐桓公的称霸，是他帮助齐桓公七连诸侯，这在当时是个了不起的功绩。因为当时诸侯纷争，风云变幻，一团乱糟糟，而齐桓公能号令天下，组织大家开了一场又一场的“国际会议”，全部仰仗管仲之力。所以孔子对管仲很是佩服，我们几乎能想象到孔子回答这个人问题时的表情和动作，似乎孔子应该是竖起大拇指，连连点头称赞管仲：“管仲才算得上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真了不起!”他在当政的时候，能够把齐国另一大夫伯氏，连着的好田三百没为公有，而伯氏一家人因此穷困，只有青菜淡饭可吃，但一直到死，都没有怨恨管仲，而是对其心悦诚服。所以孔子说他能够称为一个人，了不起！我们如果稍微注意一下，就能发现孔子心中的标准。他为什么不说管仲也是一位大政治家呢？这是因为仅仅如此说，会降低了管仲的价值。因为政治家只是一个政治上很有作为的人物，而能够将别人的财产拿走，还能让别人没有一丝一毫的怨言，这就不是一个政治家所能概括得了的了。所以孔子称他是一个“人”。
我们通篇看了下来就会明白这样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做官只有一阵子，做人却是我们一辈子的事业。做人比起做官要重要得多，二者也不是一个层次上的哲学命题。不会做人会产生许多严重的后果，有时甚至会让人失去官位，清朝就有这样的故事。
清代康熙年间，北京城延寿寺街上廉记书铺的店堂里，一个书生模样的青年站在离账台不远的书架边看书。这时账台前一位少年购买了一本《吕氏春秋》正在付书款，有一枚铜钱掉地滚到这个青年的脚边，青年斜着眼睛扫了一下周围，就挪动右脚，把铜钱踏在脚底。不一会儿，那少年付完钱离开店堂，这个青年就俯下身去拾起脚底下的这枚铜钱。凑巧，这个青年踏钱、取钱的一幕，被店堂里边坐在凳上的一位老翁看见了。他见此情景，盯着这个青年看了很久，然后站起身来走到青年面前，同青年攀谈，知道他叫范晓杰，还了解了他的家庭情况。原来，范晓杰的父亲在国子监任助教，他跟随父亲到了北京，在国子监读书已经多年了。今天偶尔走过延寿寺街，见廉记书铺的书价比别的书店低廉，所以进来看看。老翁冷冷一笑，就告辞离开了。
后来，范晓杰以监生的身份进入誊录馆工作，不久，他到吏部应考合格，被选派到江苏常熟县担任县尉之职。范晓杰高兴极了，便水陆兼程南下上任。到了南京的第二天，他先去常熟县的上级衙门江宁府投帖报到，请求谒见上司。当时，江苏巡抚大人汤斌就在江宁府衙，他收了范晓杰的名帖，没有接见。范晓杰只得回驿馆住下。过一天去，又得不到接见。这样一连十天。第十一天，范晓杰耐着性子又去谒见，威严的府衙护卫官向他传达巡抚大人的命令：“范晓杰不必去常熟县上任了，你的名字已经写进被弹劾的奏章，革职了。”“大人弹劾我，我犯了什么罪？”范晓杰莫名其妙，便迫不及待地问。“贪污。”护卫官从容地回答。
“啊？”范晓杰大吃一惊，自忖，“我还没有到任，怎么会贪污呢？一定是巡抚大人弄错了。”他急忙请求当面向巡抚大人陈述，澄清事实。护卫官进去禀报后，又出来传达巡抚大人的话：“范晓杰，你不记得延寿寺街上书铺中的事了吗？你当秀才的时候尚且爱一枚铜钱如命，今天侥幸当上了地方官，以后能不绞尽脑汁贪污而成为一名戴乌纱帽的强盗吗？请你马上解下官印离开这里，不要使百姓受苦了。”范晓杰这才想起以前在廉记书铺里遇到的老翁，原来就是正在私巡察访的巡抚大人汤斌。
一枚铜钱断了范晓杰的政治之路，让他在还没有起飞的时候就先折了翼，归根究底不是那一枚铜钱有多厉害，而是他不会做人，人都没做好，又如何能做好事情呢？做不好事情也做不好官，这就是做官一阵子，做人一辈子的核心思想。通篇读下来，我们能感受到孔子知人论世的准确、深刻，同时更感受到只有那些人生经验很丰富的人才能有如此体会。
第二篇 行走在“治世”与“乱世”的官场——为官的哲学（2）
小不忍，则乱大谋
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
——《论语·卫灵公》
“小不忍，则乱大谋”这句话几乎所有人都明白它的意思，在小事情和小细节上如果不能忍耐，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这样的人多半性格急躁且不能宽容，“大谋”就会因此而被破坏。南怀瑾先生认为，中国人是最擅长“忍之术”的，中国的为官之道就在于一个“忍”字。在这方面清朝的中兴之臣曾国藩曾文正公就是一个典型，他一生奉行“忍”的为官处世之道。也因此他才能官居高位，一生都较为平顺，在宦海中几经沉浮却没有被淹没，最终得享天年。如果我们稍微留心一下历史就会发现，笑到最后的人几乎都是有“忍”之海量的人，开创清朝升平之世的康熙皇帝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根据清朝的惯例，康熙满十四岁那年举行了亲政大典。可是亲政后的康熙帝，仍然没有实权，鳌拜继续大权独揽。皇帝与权臣之间的矛盾，终于在如何对待苏克萨哈的问题上公开化了。
苏克萨哈是顺治皇帝临终时指定的四位顾命大臣之一，一向为鳌拜所妒忌。在一次朝会上，鳌拜对康熙帝说：“苏克萨哈心怀不轨，意图谋反，我已下令将他抓了起来。请皇上同意将苏克萨哈立即正法。”
此时康熙尽管对鳌拜的做法不满，可自知实力太差，远不是鳌拜的对手，所以只好忍耐。虽然表面上一个要杀，一个不准杀，谁也不肯让步，但实际上还是鳌拜势力更大。
鳌拜一气之下，袖子一拂，扬长而去。满朝文武，人人惶恐，没人敢说话。鳌拜一回到家，马上传令绞杀苏克萨哈，同时诛杀了他的一家人。
康熙听到苏克萨哈被处死的消息后，气得两眼冒火，决心要除掉这个欺君擅权的鳌拜。但是，康熙心里清楚，鳌拜羽翼丰满，并且掌握着朝廷的军政大权，亲信党羽遍及朝廷内外。而且其身高力大，武艺高强，平时出入总是戒备森严。康熙帝深知要除掉鳌拜绝非一件易事，弄不好，会激起兵变，那么，他这皇帝的位子也就别想再坐了。
经过一夜的冥思苦想，康熙帝最后定下了铲除鳌拜的计策。
第二天鳌拜上朝时，康熙帝不露声色，也不再提苏克萨哈的事情，仿佛根本就没有发生过昨天那场争执。
鳌拜心里却暗自得意：“皇上到底是个小孩子，你一厉害，他就软下来了。”其实他哪里知道，这是康熙帝高明的地方，先忍一步为的是最终的胜利。
没过几天，康熙帝给鳌拜晋爵位，加封号，又给鳌拜的儿子加官晋爵，鳌拜心里美滋滋的。
康熙一面故作软弱无能，稳住鳌拜，一面挑选了十几个机灵的小太监，在宫内舞刀弄棒，练习角力摔跤。康熙帝自己也加入摔跤队伍，与小太监们对阵取乐。消息传到宫外，大家认为只不过是小皇帝变着法子闹着玩罢了。鳌拜进宫奏事，见一伙小太监们练习摔跤，康熙在一旁忘情地呐喊、助威，也认为是小皇帝瞎折腾，闹着玩。
小小年纪就能如此机智，沉默忍耐，康熙确实有过人之处。所以从表面上看，朝中大事一切照旧，鳌拜还是那样为所欲为，康熙对鳌拜还是那样信赖，鳌拜渐渐放松了戒备。练习拳棒和摔跤的小太监们，技艺逐渐纯熟。康熙见时机已到，决定向鳌拜下手。
一天，康熙派人通知鳌拜，说是有要事商量，请他立即进宫。鳌拜直奔宫中，康熙此时正和小太监们摔跤玩，鳌拜上前，正要与康熙打招呼，十几个小太监打打闹闹地到了鳌拜身边。说时迟，那时快，他们一拥而上，拉胳膊扯腿地将毫无防备的鳌拜扳倒在地。
鳌拜很快反应过来，感到大事不妙，急得挣扎反抗时，十几个小太监已牢牢地将他制伏在地，哪里肯让他脱身。他们拿来准备好的绳索，将鳌拜捆了个结结实实。
康熙正颜厉色地对躺在地上动弹不得的鳌拜说：“你欺凌幼主，图谋不轨，飞扬跋扈，滥杀无辜。今日下场，是你罪有应得。你鳌拜罪行累累，罄竹难书，待我查清你的罪行，一定严惩，绝不宽待。”
鳌拜自知难逃一死，紧紧地闭着双眼，一句话也不说，只能像待宰的羔羊那样，任人宰割！
识时务者为俊杰，君子藏器于身待机而动。当自己力量还比较薄弱时，切莫意气用事，为逞一时之快而犯下以卵击石的错误。
看了历史故事再观察我们自身的得失，不得不暗自佩服孔子的智慧，这也正是为什么《论语》得以成为我们“中国人的《圣经》”之故。经典之所以能成为经典，圣人之所以能被称为圣人，不是因为他的理论有多么高深莫测，让普通人参不透它的玄机，而是由于他贴近大众的生活和心理，才得到众人的认可和景仰。
让人惧不若让人敬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论语·为政》
南怀瑾先生认为孔子在春秋时代的影响非常大，他周游列国的时候虽然一直没有受到重用，但是一些权臣和国君对他和他弟子的德行与才能还是很钦佩，所以经常会有人向他请教治国等问题。有一次哀公问孔子关于服众的问题。哀公就是鲁哀公，他是孔子自己母国的国君。哀公说：“怎么样才能让老百姓服从我的领导呢？”注意这里的“服”有两个层次，在南怀瑾先生看来是这样的：要人不敢反抗，这种服气是低层次的，是运用权术的霸道；另一方面是用德政让人心服口服，这是古代所讲的王道。
鲁哀公拿这个问题问孔子，孔子不好直接批评他的国君，他很婉转地说明这个道理，他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这个“举”就是提拔，这是针对鲁哀公当时的政治毛病而来。“举直”，就是提拔直心直道而行的人，包括正直、忠诚、有才能的人。“错诸枉”的错等于措，就是把他摆下去、放下去，把狂妄的人安置下去，这样老百姓自然就服了。相反地，“举枉错诸直”，把狂妄的人提拔起来，或只用自己喜欢的人，而把好人打击下去，老百姓自然就不服了。这是谁都懂的道理，而孔子拿这人人都懂的话去告诉他，就好像说当诸侯、君王的人都不懂，孔子未免太笨了。
看起来孔子的道理并无什么过人之处，就是你我也能说出一些道道来。那么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对他的国君建议呢？这里就要配合我们的人生经验来谈。一个人如果真的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上，他的内心也不是不想“举直”，只不过人们都有一个毛病，那就是任用自己看着顺眼的人。有时候你的一个老朋友或什么亲属来求情，你给不给他面子呢？你也许会担心一旦拒绝就会影响到你们之间的感情，所以你不得不为他谋一个职位。这个时候其他人肯定就要有意见了。谈到这个问题，所有的管理者都应当注意自己的度量，能够做到用真正有才华和德行的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当中可能需要你割舍你自己喜欢的人，有时候用的人也许是你的政敌，也许是你非常不欣赏的人，但是一个真正合格的领导者必须要有这样的气度，敢于用自己不喜欢而确有才华的人。当年林肯总统有一个“死对头”，名字叫斯坦顿，他一直和林肯唱反调，他甚至公然攻击总统的人格。但是林肯没有因为这些而“打击”他，反而在自己当上总统以后请他来做国家的国防部长，要知道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林肯的做法。但是这就是一个领导者的气度，最终林肯赢得了世人的敬重。当他被暗杀后，守在他身边的斯坦顿说：“这里躺着的是有史以来最优秀的统治者！”还有什么更能说明林肯的伟大人格呢？这样颂扬的话语竟然出自一个曾经那么讨厌林肯的人之口，这是世上最难得的褒扬！
今天我们宣扬以德治国，就是在讲孔子的德政思想。虽然我们的祖先告诉我们作为一个领导者可以“举贤不避亲”，这是因为害怕把真正有才华的人给遗漏，但是，如果借着这个幌子，选人用人时只考虑这个人与自己的关系怎样，而不能客观冷静地评价一个人的话，那么就会让有才华的人不服气，也会让底下人觉得你没有慧眼识人的本事。换句话说，孔子是在教导鲁哀公如何用人，要用那些真的有才有德的人，这样民心才会归向你；如果用的人尽是一些趋炎附势的小人，那么普通民众就不会真正地服气。如果你任用了德才欠缺的人，也许人们不会公然反驳你，但是背后的议论在所难免；一旦你用了德才兼备的人，就会上下同心，真可谓皆大欢喜。
不仅在美国有林肯这样卓越的领袖，在中国也同样有这样优秀的领导者，刘邦就是其中之一。汉高祖刘邦在天下大定之后，在一片等待论功行赏的气氛当中，却只先分封了二十多名功劳不大的部将。其他在他眼里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部将，如何分封都还在斟酌考量中。
那些自恃功劳不凡的部将无不伸长脖子，望眼欲穿，而且生怕论功不平、赏赐不公，天天红着眼珠，一个个焦虑难安。不仅同僚之间钩心斗角，与刘邦之间也衍生出相当紧张的气氛。
刘邦非常苦恼，于是便唤张良前来，想听听他的想法。
张良有些沉重地回答他说：“陛下来自民间，依靠这些人打得天下。过去大家都是平民百姓，平起平坐。现在你成为天子之后，先分封的人大部分都是世交故友，所诛杀的都是关系较疏远的人，不然就是得罪你、让你看不顺眼的人。这样下去，难免会有人心生反意。”
刘邦听了之后，面色凝重，便问张良如果真有这么严重，该怎么办?
张良想了一下，便先反问刘邦说：“在这些一起打天下的部将当中，你最讨厌的人是谁?这个人不被陛下喜欢的原因，最好是大家所熟知的事。”
刘邦回答说：“雍齿常常捉弄我，他是我最讨厌的人，我想这也是大家早就知道的事情。”
张良马上提出建议：“那么，今天就先将雍齿封为王侯。这样一来，我看就可以解除一些不必要的疑虑，安定大家的心了。”
刘邦采纳了张良的建议，立刻宣布将雍齿封为什邡侯。
这件事果然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在这些人看来，连皇帝最讨厌的人都封侯了，我们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于是，君臣之间的紧张关系自然得到了暂时的缓解。
张良的建议也正是孔子对鲁哀公的建议，世人知晓张良的多谋善断，却不承认我们的圣人孔子也是一位深谋远虑的人，通常我们都认为领导很有威严，其实作为一个领导者来说，与其让你的下属惧怕你，不如让他们敬重你，这就是孔子所要表达的“服众”的含义。当领导不容易，当一个好领导尤其难上加难。表面上看起来八面威风，个中滋味，不是个中人则是难以体会的。
君使臣以礼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论语·八佾》
鲁定公问孔子政治领导术，他说：“做君主的就该使用臣民，而做臣子的义务就是要辅佐、侍奉君主，对吗?”鲁定公的意思其实就是我是你的领导，我平时用你是应该的，你不能有怨言，这是你应尽的本分。孔子不好直接反驳他，但是回答了他的问题。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南怀瑾先生解释说，孔子的话用今天的语言来讲就是：“你用他们是对的、可以的，但是要讲究方法，你对你的臣民们也要有一颗宽容和谦恭的心，这样他们才能心甘情愿地听你的使唤。另外，作为臣子的理应忠心辅佐君主，对君主的忠诚是一个臣子所应该具备的道德。”
人与人之间是相互的，没有人能比另外一个人高贵。你对我用之以礼，我对你则报之以忠。人们常说爱是两颗心互相撞击的结果，不是一颗心去敲打另外一颗心，这样是产生不了爱的。同样如此，作为管理者如果对下属没有真诚的心，到处讲权术，那他也不会得到下属的敬重。这才是孔子所要表达的真实意思。他等于是在提醒鲁定公，你不要犯了这样的错误啊。如果你希望你的臣民们能对你忠心耿耿，你就需要对他们很礼貌。用现在很直白的话来讲就是：你要用我可以啊，但是你不能对我吹毛求疵，动不动就大呼小叫，摆一副领导的臭架子，这是不行的。反过来，你尊敬我，我就对你死心塌地。这样的领导不是讲权术，而是要领导人自己有政治道德。
人常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必定会用自己的德行来感染下属，而非依靠自己的权势。
范文程的曾祖父曾任明朝的兵部尚书，1618年，努尔哈赤攻下抚顺时，范文程去拜见努尔哈赤，表达了投效之意。努尔哈赤故意考问范文程说：“你为大明名臣之后，本该为大明效忠，为何却叛明投我呢?”
范文程回答道：“明君无道，百姓苦难，我不是腐儒，自不肯愚忠一世了。”
努尔哈赤和他谈话之后，看他见识过人，机智多才，十分爱惜。他对各贝勒说：“夺取天下，范文程这样的才俊当有大用。他不以我等为叛逆，说明他独具慧眼;我等征服中原，也不能视明人都是逆贼，这样才能争取民心。这个道理，是范文程教我的，你们都要善待他。”
皇太极即位后，对范文程更为器重，让他随侍左右。1631年，清军招降了守城的明军官兵，但已投降的蒙古兵又起叛心，想要杀害他们的将领，事情未果。皇太极震怒之下，想要把那些蒙古兵一律诛杀，范文程在旁边提醒说：“陛下以武力让他们暂时屈服，他们不真心归降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他们再次叛乱，早将死亡置之度外，陛下杀他们泄了私愤，而对收取人心却害处太多，此事不可以做啊。”
皇太极气犹未消，说：“征战沙场，杀人不可避免，若只施仁义，人不畏惩，岂不叛者逾多，士不奋战?”
范文程争辩说：“明人不知我大清仁慈，反抗是必然的。陛下若能广施恩德，少杀多惠，人心渐渐就会归附于我。宽恕他们就能让敌军阵营分化，传陛下之美名，以此征伐天下，有百万大军之功效，陛下不可小视。”
第二篇 行走在“治世”与“乱世”的官场——为官的哲学（3）
皇太极听了连连点头，赦免了那些蒙古人的死罪。消息传出，坚守西山的明军斗志瓦解，范文程单枪匹马去劝他们投降，结果他们全都放下了武器。
范文程为皇太极谋划大事，常向他进谏征服民心之策。他劝皇太极养德修身，教化百姓，推行德政，皇太极对他言听计从。每有要事，他总是对大臣说：“范章京知道此事吗?”
遇到范文程有病在家之时，皇太极便不急于处理一些朝政大事，直等他病好了再做决定。有的大臣嫉妒范文程，对皇太极说：“范章京终为明臣之后，身为汉人，他未必和我大清一心啊。他以收取人心为名，处处向着汉人，难道就没有他的私心?陛下对他宠信太过，也该有所保留才是。”
皇太极训斥他们说：“先皇和朕诚心对他，不是逼迫使他效命，他的忠心绝无可疑。你们虽为满人，但有多少皇亲国戚反对过朕?朕用心对人，然不识朕心者大有人在，朕能一再不予追究，施恩不止，这都是范章京所教的结果。否则，你们这些嫉贤妒能之辈，还能站在这里和朕说话吗?”
清世祖即位之后，睿亲王多尔衮率领大军讨伐明朝。范文程担心多尔衮残忍好杀，于是连忙上书说：“中原百姓以我大清为叛逆，势必拼死反抗。大王如果以暴制暴，以杀为能，中原就难以平定。从前，我们放弃遵化城，屠杀永平的百姓，已让中原百姓对我们深有疑虑了。如果今后不加约束，统一天下的大业就难以完成。大王应该严明纪律，秋毫无犯，让明朝官吏担任原职，恢复百姓的家业，录用有才能的人，抚恤那些处境艰难的人。用大公传达我朝的仁念，用行动解除世人的疑惑，这样安定了百姓，叛乱的人才会归顺，我们遇到的抵抗才会减少。”
明朝都城被清军攻克后，多尔衮采纳了范文程的建议，为崇祯帝办丧事，安抚战乱中的百姓，起用明朝的官吏，搜求隐藏和逃逸的名士，重新制定法令。这些措施在收取民心上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为清朝最后平定天下奠定了基础。
俗话说“得人心者得天下”，无论你是多大的官，到任何时候都要记得孔子给鲁定公的忠告。上文中清军之所以没有受到那么大的阻碍而平定中原，就在于他们的领导者很有谋略，他们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对臣民的领导策略用的正是“君使臣以礼”这一条，因而才有后来清初的基业，否则最后谁能稳坐江山还不一定呢。
对下属不要吹毛求疵
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论语·八佾》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这两句话含有很深的意义，尤其一个领导人更要注意这一点。孔子在《论语·八佾》中说：“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孔子想要表达什么呢？南怀瑾先生认为一个上级不能以“察察为明”，太过精明了，眼睛里揉不进沙子，不会装糊涂，这就是“居上不宽”。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如果你是别人的上级，你不能容忍下属的任何过错与不足，那么做你下属的人就惨了。这也是为什么当初管仲没有把鲍叔牙推荐给齐桓公为相的缘故。历史上有很多明君，他们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小事情上他们都无比糊涂，不会把下属逼得每日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当然遇到大事情的时候，或者触犯大原则的时候，他们也毫不客气，一点也不手软。
为礼要敬，并不是只限于下级对上级行礼要恭敬，上面对下面的爱护，也包括在礼的范围之内。而且都要敬，就是都要做到诚恳、真挚，不真诚没有用。天天行个礼很方便，搞惯了成机械式很容易，但没有诚意就没有用。同样地，做长官的对部下的爱护关怀，也要有诚敬之心，假的关怀没有用。
“临丧不哀”，就是当别人遇到悲痛的事情时，我们也要表现出真的哀痛，否则你就没有必要假惺惺地去关心别人。假如没有沉痛的心情，就是属于“临丧不哀”的一种情况。
以上几点总结起来，孔子是要做上级的人有度量，并且能真心关怀下属。容人之过，释人之嫌，不但是一种为人的度量，同时是一种生存的谋略。“摘缨会”的典故就说明了这一点。
楚国在与其他国家的战争中，连续几次取得了胜利。群臣都向楚庄王祝贺，庄王设宴款待群臣。席间，庄王命最宠爱的妃子为参加宴会的人敬酒。
这时，天色渐渐暗下来，大厅里开始燃起蜡烛。猜拳行令，敬酒干杯，君臣喝得兴高采烈，好不热闹。忽然，一阵狂风刮过，客厅内所有的蜡烛一下全被吹灭，整个大厅一片漆黑。庄王的那位美妃，正在席间轮番敬酒，突然，黑暗中有一只手拉住了她的衣袖。对这突然发生的无礼行为，美妃喊又不敢喊，走又走不脱，情势紧迫之下，她急中生智，顺手一抓，扯断了那个人帽子上的缨。那人手一松，美妃趁机挣脱身子跑到楚庄王身边，向庄王诉说被人调戏的情形，并告诉庄王，那人的帽缨被扯断，只要点明蜡烛，检查帽缨就可以查出这个人是谁。
楚庄王听了宠妃的哭诉，却不以为然。他想，怎么能为了这点儿事就使部属受到惩罚呢?于是，庄王趁蜡烛还未点明，便在黑暗中高声说道：“今天的宴会，盛况空前，请各位开怀畅饮，不必拘礼，大家都把自己的帽缨扯断，谁的帽缨不断谁就没有好酒喝!”群臣哪知庄王的用意，为了讨得庄王欢心，纷纷把自己的帽缨扯断。等蜡烛重新点燃，所有赴宴人的帽缨都断了，根本就找不出那位调戏美妃的人。就这样，调戏庄王宠妃的人，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就连尴尬的场面也没有发生。按说，在宴会之际竟敢调戏王妃，那是杀头之罪了。楚庄王为什么不加追究呢?他对王妃解释说：“酒后失态是人之常情，如果追查处理，反会伤了众人的心，使众人不欢而散。”
时隔不久，楚庄王借口郑国与晋国在鄢陵会盟，于第二年春天，倾全国之兵围攻郑国。战斗十分激烈，历时三个多月，发动了数次进攻。在这次战役中有一名军官奋勇当先，与郑军交战斩杀敌人甚多，郑军闻之丧胆，只得投降。楚国取得胜利，在论功行赏之际，才得知奋勇杀敌的那名军官，名叫唐狡，就是在酒宴上被美妃扯断帽缨的人，他此举正是感恩图报啊!
容人之过，方能得人之心。有过之人非常希望看到他人的宽容和友谊，希望得到悔过自新的机会。这种需要一旦得到满足，其对立情绪便会立即消失，感恩戴德，“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的情感很快在心理上占据主导地位。在这个基础上，稍加引导，就会产生像“戴罪立功”那样的心理效果。
如果说当年楚庄王“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之举表现出他在诸侯中问鼎称霸的韬略和气魄的话，那么在宴会中摘缨之事，则表现了他那宽容大度的胸怀。一名统御者能宽宥属下的某些过失，宽大为怀，容人之过，念人之功，谅人之短，扬人之长，必然会得到部下的奋力相报，在客观上为自己留下了一条后路。
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
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诚不以富，亦祗以异。”
——《论语·颜渊》
南怀瑾先生认为我们普通人最爱犯的一个错误就是“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比如一对情侣的相处就可以用孔子的这一番话来印证。两个人好的时候看对方什么都顺眼，就是打骂对方也觉得那是爱，正是打是疼骂是爱，这就是“爱之欲其生”的表现。当两个人由浓情蜜意变成怒目相视时，一对佳偶变作了怨偶，彼此开始谩骂对方，把以往的恩爱岁月早已忘得一干二净，恨不得希望对方出门都要被车给撞死，这就是“恶之欲其死”的表现。
普通人有这个毛病还好，万一是一个领导者还有这样的褊狭，就会引发一场内部人事上的“地震”。汉文帝是历史上一个了不起的皇帝，他也有偏爱。他有一个很宠信的臣子叫邓通。当时有一个叫许负的女人很会看相，她为邓通看相，说邓通将来要饿死。这句话传到了汉文帝的耳朵里很是心痛，于是下旨把四川的铜山赐给邓通，并准许邓通自己铸钱。但邓通最后还是饿死的。这就是汉文帝对邓通“爱之欲其生”。孔子说：“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这是两个绝对矛盾的心理，人们经常会有这样的心理，这是我们人类的通病。
“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是人类最大的缺点，也是最大的愚蠢。历史上最著名的曾国藩和左宗棠的一生交往可谓真正印证了这两句话的深刻。曾国藩和左宗棠两个人是湖南同乡，据说还是姻亲，不仅如此，左宗棠四十多岁时，还是别人手下的一个幕僚，最后经过曾国藩大力推荐，才被朝廷重用，可见两人关系非常密切。到了后来，他们都到了皇上身边，成了权倾朝野的重臣，却反目为仇，变得水火难容。有一次，两人又在一起争论，互不相让，曾国藩为缓和气氛，就说，咱们对对子吧，并出了上联：“季子自鸣高，与吾意见常相左。”意思是说：“老弟你不要总是自命不凡，老跟我对着干。”更妙的是联中巧妙嵌进“左季高”三个字，季高正是左宗棠的字。左宗棠一听火冒三丈，不假思索地对出了下联：“藩臣身许国，问君经济有何曾？”意思是：“我看你不过口头救国，真要论起经世济民之术，你是什么也不懂。”同样下联也嵌进了“曾国藩”三个字。曾国藩听了，也是干瞪眼没办法。
那么他们究竟是为什么从“爱之欲其生”到“恶之欲其死”的呢？这里还有一个民间传说。曾国藩因镇压太平天国有功，得到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的宠信，特别是同治，赏赐给他许多奇珍异宝，其中有一个牛眼大小的夜明珠，价值连城，曾国藩非常喜爱，爱不释手。于是他找了个金匠，把这个夜明珠用金线穿起来，挂在自己的脖子上，晚上睡觉也舍不得摘下来。
有天上朝，曾国藩起得晚了些，一睁开眼就急急忙忙赶往朝房。到了朝房，才发现衣服上有几个扣子没有扣好，眼看皇上和太后就要出来了，曾国藩手忙脚乱，越是着急，越扣不上，好友左宗棠和旁边站着的一个小太监赶紧上来帮忙，这才给曾国藩救了急。可下朝一看，曾国藩傻了眼，自己脖子上的夜明珠不见了！
曾国藩左思右想，最后怀疑到了左宗棠的身上。他认为左宗棠生性孤傲，同样是屡立战功，同治皇上把这么贵重的礼物赐给自己，左宗棠虽然嘴上不说，心里难免妒忌。肯定是早上给自己整理衣服的时候，趁机顺手牵羊了！可这仅仅是怀疑，又没有真凭实据，不好直接开口讨要，于是曾国藩拿起毛笔，画了一幅画，画上有一个人，仪表堂堂，衣冠楚楚，就是有一只眼睛里空空的，没有眼珠。画完后，马上派家丁把这幅画送到了左宗棠的府上。曾国藩给左宗棠送这幅画的意思是想说，我知道是谁拿了我的夜明珠，你赶快给我还回来吧！
曾国藩在家里等来等去，一会儿，送画的家丁两手空空地回来了。曾国藩问：“他说什么了没有？”家丁回禀：“左大人看了老爷的画，脸色大变，显得很生气的样子。奴才在那儿跪了半天，左大人一句话也没有讲。”曾国藩一听，好你个左宗棠！干了这种事，却好像没事人一样，既没有回话，也没有送还夜明珠的意思。更让曾国藩生气的是，从此之后，左宗棠见了他的面，也不像以前那样主动上前打招呼了，反而一有机会就对他冷嘲热讽。曾国藩满肚子不高兴：你拿走我的夜明珠就算了，怎么还这么对待我呢？慢慢地在左宗棠的面前，也就端起“老前辈”的架子，一来二去，两个人的关系就疏远了许多。
这事过去了几个月，有一天下了早朝，曾国藩正准备上轿，突然觉得靴子里有个什么东西硌脚，脱下靴子一看，原来正是他日思夜想的那个夜明珠！看到失而复得的宝贝，曾国藩自然非常高兴，当他拿到手里把玩时，发现上面刻了一个“右”字。曾国藩望着这个字，百思不得其解，正在这时，左宗棠的轿子从他面前走过，曾国藩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古人以“左”为上，“右”为下。曾国藩拿着夜明珠，越想越生气：你左宗棠偷拿了宝珠，在上面刻上“右”字，再把它还回来，这不明明是说，你左宗棠比我曾国藩的学问高、本事大吗？
其实这事是曾国藩冤枉好人了。左宗棠根本就没有偷窃他的夜明珠，所以左宗棠在收到曾国藩的画时，也误解了曾国藩的意思，他以为曾国藩这幅画是讥讽自己有眼无珠。左宗棠是何许人也！他一向自视清高，目中无人，收到这样的一幅画，心里也是憋了一肚子的气，对曾国藩自然不像从前那么好了，言语之间也就多了一些讥讽。不过这时两个人心里虽说有了些别扭，但不管是在大场面上，还是在内心，他们都能相互敬重。
自打曾国藩拿到刻有“右”字的夜明珠，就感觉受到了莫大的羞辱。从此，两人开始交恶，你说东，我就偏说西；你说朝前走，我就偏向后退。有好几次，两个人差点在皇帝面前动起手来，同治皇帝为了让他俩和好，还出面协调了好几次，却没有收到一点效果。
那么究竟是谁偷了夜明珠呢？其实就是那个和左宗棠一起给曾国藩整过衣服的小太监。这太监在入宫前，就是街面上的小混混，看到曾国藩脖子上的夜明珠，便起了歹意，趁曾国藩不留意，盗走了宝贝。小太监私下经常拿出来向别的太监炫耀。没想到，这偷盗夜明珠的事，很快就让慈禧太后知道了，奇怪的是，慈禧太后不但没有处罚小太监，而且还奖赏了他！
原来慈禧太后虽然表面上非常倚重曾国藩和左宗棠，但这个狡猾的女人也在时刻提防着他们。一来因为这两人都是汉人；二来他们军权在握。更让她放心不下的是，两人关系密切，要是联起手来，这后果不堪设想。慈禧拿着这颗夜明珠，心生一计，让人在上面刻了字，又叫那个小太监把夜明珠神不知鬼不觉地还给了曾国藩。慈禧太后怕事情败露，很快找了个借口，秘密地处死了小太监。等她看到曾、左二人矛盾升级，见面就掐，尤其是蒙在鼓里的同治皇帝还在调停两人的关系时，慈禧太后在后宫得意地笑了。
第二篇 行走在“治世”与“乱世”的官场——为官的哲学（4）
据说，聪明过人的左宗棠后来还是隐隐约约地觉察到了慈禧太后的用意。当曾国藩去世时，很多人都认为左宗棠根本不会来祭拜，左宗棠却送来了他的挽联，上面写道：
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欺无负平生。
左宗棠这副对联对曾国藩给予了极高评价。可惜的是，本来可以和睦相处的两个能臣最后却也不免落入俗套——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如果他们能及早内省自己，也许就避免了一场硝烟四起却没有赢家的战争。
要学会中和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
——《论语·先进》
孔子认为颜回对他个人没有什么帮助，说什么话他都听。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就在这种地方。他意思是说颜回认为他说的话都对，但真的都对吗？要多加反省。“非助我者也”，这样对我没有帮助。真正对自己有帮助的，一定会有不同的好意见。南怀瑾先生根据孔子的这一段话进一步引申说，一个领导人，最难的是容纳相反的意见。对于相反的意见我们听了以后，把自己的观点推开，就他的意见想想，也很有道理，然后与自己的意见作正反的中和，这种态度是为人处世的修养。孔子就有这气度，认为像颜回一样，对自己的话认为句句都对，这样对于自己是不会有帮助的。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一段孔子拜见老子的故事。临别时老子对孔子的赠言中说到世间万物皆怕太满，满则溢。孔子很快就领悟过来了，感慨老子乃世外高人。以后他也常常这样教导他的弟子们。
有一次，子路请教老师：“您有什么办法能让万物满而不溢吗？”
孔子不慌不忙地说：“聪明睿智，用愚笨来调节；功盖天下，用退让来调节；威猛无比，用怯弱来调节；富甲四海，用谦恭来调节。这就是损抑过分，达到适中状态的方法。”
子路听后连连点头，接着又刨根问底地问道：“古代的帝王除了在座位旁边放置这种鼓器警示自己外，还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