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瑰宝 晋地商周青铜器(图)_网易新闻
文物瑰宝 晋地商周青铜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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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卿墓出土的镬鼎
　　造型雄伟、纹饰古朴、铭文丰富，极具中国古代青铜器独特的民族风格和鲜明的时代特征
　　青铜，指红铜和其他化学元素的合金，如铜与锡的合金为锡青铜，铜与铅的合金为铅青铜，还有铅锡青铜、镍青铜、磷青铜等。中国商周时代的青铜称为金或吉金，与商周社会的礼制有密切关联。
　　在人类发展史中，主要以使用青铜工具的时代称为青铜时代，这个词最初是由丹麦考古学家G·J·汤姆森(Thomsen) ()提出的。他在《北方古物指南》一书中称“青铜时代乃是以红铜或青铜制成武器和切割器的时代”，当然他指的是西方青铜时代。而中国青铜时代是以大量使用青铜生产工具、兵器和青铜礼器为特征的。
　　中国青铜时代始于公元前两千年左右，经夏、商、西周、春秋和战国早期，大约1600年之久。距今4500年～4000年前，是中国青铜器的萌芽与形成时期。此时期，石器和陶器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普遍的生活劳作工具。人们在采石过程中，遇到较大的石块，会架起火来将其烧裂，由此逐渐获得用火冶炼矿石的技术。其间，铜和铅、锡等共生的矿石混在一起经过火烧之后，熔化又冷却，凝结成了青铜饼块。人们发现青铜可以铸造成比石器工具更硬、更耐用的兵器和工具，而且可以反复利用，于是中国最早的青铜器得以诞生。
　　铜合金种类很多，为什么古人多采用铜、锡、铅的青铜呢？
　　铜的熔点较高，加进锡熔点会降低，同时随着锡的适量增多，青铜硬度也随之增高，超过纯铜的硬度。但锡过量后，青铜反而变脆易断裂，加入定量的铅能克服青铜较脆的弱点。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周礼·考工记》中，对于铸造各种青铜器物的合金配比已有比较明确的记载。可见，春秋战国时期的古人已总结出青铜合金的配制规律。
　　青铜器依照功能可分为兵器、饪食器、酒器、乐器、杂器等，如太原晋国赵卿墓出土的青铜器即有多种类型。
　　赵卿墓是1988年3月至10月，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太原市文管会在太原市南郊金胜村西北发掘，是迄今所见等级最高、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丰富、资料最完整的晋国高级贵族墓葬。在墓葬中共发现随葬品3421件，包括青铜器、玉器、金器、木器、骨角器等，其中数量最多的青铜器共有1402件。
　　赵卿，名鞅，后人也称赵简子，是赵氏孤儿赵武之孙，执掌晋国军权长达19年。之所以判断墓葬主人为赵卿，是因为墓葬中发现有赵孟之御戈。赵卿墓出土兵器多达700余件，器类有剑、戈、戟、钺、矛、匕、斧、镞等，在墓主套棺内发现了两把带铭文的戈，其中一把戈通长20.7厘米，重260克，刻有铭文“赵明之御戈”。据考证，明与孟相通，赵孟即赵鞅，所以此戈又称赵孟戈，可谓推断墓主人的有力证据之一。戈，古称勾兵，是用以钩杀的兵器。中国古代的兵器不但用以战争，有时更是贵族身份的象征。“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足见兵器在古代国家中的显赫地位。
　　中国饮食文化源远流长，青铜饪食器包括鼎、鬲、甗、簋、盨、簠、敦、豆等。“钟鸣鼎食”体现了古代贵族饮食场面的奢华。赵卿墓出土的鼎共有八种27件，其中一套升鼎共7件。青铜鼎是由新石器时代的陶鼎演变而来，它是最重要的饪食器，也是青铜器中使用时间最长的器皿，一般用于祭祀或宴饮等重要场合烹煮肉食。升鼎又叫正鼎，用以“明尊卑，别上下”，被用作象征等级制度和权力的标志。据《周礼》记载，西周时天子用九鼎，称为太牢；诸侯一般用七鼎，称为大牢；卿大夫用五鼎，称为少牢；士用三鼎或一鼎。赵卿为当时晋国的卿大夫，以其身份享用诸侯级别的礼制可视为僭越。
　　同时出土的镬鼎，全名附耳牛头螭纹蹄足镬鼎，通高93厘米，双耳间距129厘米，腹深50厘米，口径102厘米，重约220公斤，是迄今所发现春秋时期最大的青铜鼎。此件镬鼎可能是祭祀时用来煮整头小牛使用的牛镬，镬鼎主人赵简子与太原素有渊源。太原古称晋阳，公元前497年，赵简子命其家臣董安于修筑营建了最早的晋阳城，可谓是太原城最早的开创者。2003年纪念太原建城2500年时，以镬鼎为原型制作了一件“春秋大鼎”，置放于太原市龙潭公园。
　　中国是世界上酿酒最早的国家之一，青铜器中多有酒器，包括爵、觚、角、觯、壶、杯、斝、尊、卣、觥、罍、瓿、盉等，按用途分为饮酒器、调酒器、温酒器、挹酒器等。赵卿墓出土有一件鸟尊，整体保存良好。倾斜鸟身倒酒时，鸟的上嘴唇会自动开启；鸟身复位时，鸟嘴就会闭合，既可防尘，也可防虫侵入，设计巧妙。
　　青铜乐器包括铙、钟、镈、钲、铎、铃、钩鑃、錞于、鼓等。镈是大型单个打击乐器，为春秋晚期新出现的一种乐器，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在贵族宴饮或祭祀时与编钟、编磬相合使用。赵卿墓出土一组编镈共19件，形体高大，形制豪华，鼓部纹饰分夔龙夔凤纹和散虺纹两种，镈上的钮做成两只带翅膀的老虎，栩栩如生。经中国艺术研究院专家研究和测试，这组镈可奏出由高到低38个音，形成六个半八度的整齐音列。用这组镈与同时出土的13件石头质地的编磬演奏《康定情歌》等山西民歌，音质完美、清脆悦耳，由此改变了“镈只能击节拍而不能演奏旋律”的定论。镈体设置音脊，有效防止了复音钟、镈的余音干扰问题，从而填补了我国古代乐器史上的一项空白。
　　青铜器虽然具有浓厚的贵族性，却深刻反映着当时社会的观念和意识形态，赵卿墓青铜器展示了晋地千百年来人们精神和艺术活动的结晶。雄伟的造型、古朴的纹饰、丰富的铭文，使其形成了中国古代青铜器独特的民族风格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它们是中国文物宝库中的瑰宝，更是世界艺术园地中的一朵奇葩。　　刘文霞
本文来源：山西新闻网-山西日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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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王方壶　　　　1978年于河北省平山县战国中山王墓出土，方体，小口，斜肩，腹两侧有一对环耳，这是战国中、晚期常见的方壶形式。它在造型上的突出特点是，使用了八条雕龙为装饰。在壶盖上有四个抽象的龙形钮，在壶肩四棱上各雕塑有一条小龙，龙头冲上，独角大耳，颈背生鬃，长尾。这些龙装饰的使用，为光素无花纹因而略显呆板的壶体增加了活泼气氛，而龙身无繁缛的花纹，与壶体协调相称，共同构成一种素雅明快之美感。　　　　　　该壶最受学术界珍视之处，是它的四个光平的腹壁上，用纤细的笔道、工整优美的篆书，刻下的长达四百四十八个字的铭文。根据铭文的记载，这是一件中山国王命令其相邦（相国）铸造的酒器。该壶铭文云：“择燕吉金，铸为彝壶，节于禋〓，可法可尚，以飨上帝，以祀先王。”意即选择燕国优质铜，铸造铜壶，按照禋祀的礼仪规定装酒，用于祭祀上帝和祖先。在铭文中说该器叫做彝壶，用来盛祭祀上帝、祖先的酒。到了汉代，人们给这种方体铜壶起了个专名叫做“钫”。中山王方壶中山王方壶中山王方壶
　　铭文大约刻于公元前314年。是迄今发现的第三长（450字）的铭文。记录了本壶的制作时间（中山王璺14年）、用料（择燕吉金）、动机等情况。把先王值得赞美的功业和事迹刻在壶上，以显扬先君光辉的德行。 把燕国国君子哙仿效尧以国禅让子之所造成的国亡身死、卒为天下耻笑的教训也镌刻在壶上，以告诫继位的君王。表彰相邦用“竭志尽忠”地辅佐中山王璺“协理国事”，早晚不懈地举贤荐才，任用能人，并“身蒙甲胄，以诛伐不顺之人（指燕国的子之“作人臣却反使其君为臣”之事），为中山国开拓了疆界等辉煌功绩。　　　　通过这个方壶和另一个著名的铁足铜鼎的铭文，结合史籍资料，让我们解开了中山国的神秘面纱。　　　　中山国是由世居西北草原的白狄族鲜虞部建立的，立国后称为中山，春秋（公元前770－476年）时期，中国北方的戎狄十分强盛，常常大举内侵，直逼中原。公元前7世纪中期，陕西北部和山西西北部的部分白狄，东进到太行山东侧，首先占领了力量薄弱的鲜虞地区,并在公元前六世纪中期建立了鲜虞、肥、鼓等部落联盟，后两者不久即被灭亡，只有鲜虞牢牢地将根基扎在中原,它的国都初在新市(今正定东北新城铺),后来迁到唐县西北峭岭名中人的地方，其国名也因此而改称“中山”。　　　　在各诸侯国连年不断的征伐中，历史进入了一个群雄并起，割据争霸，战争更为频繁的新时期－－战国。据有关材料研究考证，战国时中山国的国君有文公（武公追封）、武公、桓公、成公、璺王、尚王等七代。面对虎视眈眈的强邻，国运更加多桀，特别是在公元前409年，魏文侯以乐羊为将，由熟知内情的狄族人翟璜、翟角参与谋划，大举进攻中山。中山虽倾国迎战，但因寡不敌众，在坚持了三年之后终告灭亡，成为魏的附属国。魏国对中山国施行宽柔政策，并把先进的中原和魏国文化带到中山，促进了这一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及民族间的相互融合，中国山的文化国的文化面貌也因此发生了巨大变化。　　　　中山虽亡于魏国之手，但并未绝祀，其中有部分力量转移到太行山区，以求复国。经过二十多年的励精图治、积蓄力量，在公元前380－378年间终告成功。桓公率领他的追随者杀出了太行山，重新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故土，并将都城迁到灵寿（今河北省平山县三汲乡境内），坐落于滹沱河北岸的丘陵台地上，充分利用太行山脉和自然河沟等天然屏障护城。城址南北4.5公里，东西4公里，内分东、西两城，东城北部为宫殿区,其南部官署区,居住区和手工业作坊区,西城部分为中山王墓区,南部王公苑囿和商业区、居住区、农业区。作为中山国最后一个国都，它见证了这个国家的鼎盛与最后的衰亡。　　　　桓公和其后的成公为中山复国和发展壮大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在公元前328年左右，正当国家大致稳定巩固，可以和邻国抗衡时，成公却崩逝了。中山国史上最有作为的国王－－璺登上了的历史舞台。　　　　璺（应为昔字底，而非玉），读suo（错）音，有措置得当之意。一直以来是被作为中山国一位英明君主来看待的。他在16岁即位，共统治中山国20年，任用先朝老臣司马用为相，把这个中原地区惟一由北方民族建立的国家逐渐带向了繁荣与兴盛。公元前323年，21岁的国君璺与韩、赵、魏、燕等几个万乘之国一起称王。公元前314年还趁燕国内乱齐伐燕之时，掠燕地数百里，列城数十，采燕吉金和重器，并参加了迎立新王的活动，然后很快回师，因而受到了周天子的褒奖和诸侯的祝贺。正当国力蒸蒸日上时，璺王却以36岁的英年早逝了，这一年是公元前308年，继位的儿子，虽然仍以年老的司马用为相邦，但国力已开始衰落。　　　　中山国和赵国世代为仇，经常发生战争。历史上著名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强兵富国消灭中山。公元前306年赵联合燕，南北夹击中山，经过多年的激战于公元前296年占领了中山国，中山王子咨奔逃齐国，很快客死异乡。赵国立了一个傀儡尚作国王，一年后就把尚遣送回白狄老家陕北肤施。从此，白狄人再也没有回到太行山脚下，重建他们的家园。中山方壶铭文局部中山方壶铭文局部中山方壶铭文局部中山方壶铭文局部
　　中山王圆壶　　　　为中山王的嗣王为先王所作。圆壶为短颈鼓腹,两侧有二铺首，圈足，有盖，盖饰三钮,通高44.5厘米，腹径32厘米，腹与圈足皆有铭文，腹部铭文59行、182字。　　　　中山王鼎、壶的铭文内容相似,主要是赞颂相邦率师伐燕而建立的功勋，并谴责燕王哙让王位于燕相子之，因为“臣主易位，逆天违人，故身死国亡”。文献记载，当时只是齐国乘机入侵，攻破燕都。今据鼎、壶铭文，中山国的相邦司马也率师参加了这次伐燕，并夺地数百里，城数十座。齐伐燕事发生在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 316），鼎和壶的铸造时间当在此后不久。　　　　中山王圆壶 旁边玻璃瓶里装的是壶里倒出来的液体 据说是酒中山王圆壶中山王圆壶中山王圆壶中山王圆壶 壶脚铭文
　　中山王墓出土情况简介　　　　战国时代群雄并起，相互割据称霸，曾出现包括秦、楚、齐、燕、韩、赵、魏在内的战国七雄。在这个弱肉强食的年代，一个国家能否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国的军事实力，北方小国中山拥有强悍的军队号称“千乘之国”而成为曾经左右政局变化的关键因素，在强邻的夹缝中顽强生存，后期周旋于七雄之间，国君曾经称王。《战国策》有《中山策》，当时的纵横策士，颇看重中山国所处的地理位置与实力，说明中山国足以立身于七雄之间。更为重要的是中山是由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从出土的文物看，后期中山国虽然仍保留某种程度的戎狄之风，但已经华化，中山国的青铜铸器也有很高的工艺水平，这说明华夏文化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但是有关中山国的历史，史书中无详细记载，中山王墓的出土在很大程度上补足了这一缺陷，由此笼罩在上面的那一层面纱得以掀开。下面先简要的介绍中山国的历史，然后再主要以河北平山中山王墓的出土情况（分为墓葬制度和出土器物两个部分）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一 概述　　　　　　中山国是由北方草原上的少数民族白狄创立，最初被称为鲜虞，后称中山。公元七世纪左右，鲜虞向中原一带内迁，并且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在与中原强大势力的竞争中，鲜虞中山国的命运可谓一波三折，曾经一度失国。大概三十年后，中山复国，桓公及其追随者从太行一带返回故土，并且迁都灵寿，公元323年，达到鼎盛状态，王昔与韩、赵、魏等国国君相继称王，之后在参与齐国对燕国的讨伐中，中山国占地掳物，迎立新君，并由此获得周天子的嘉奖。但是之后中山国处于衰败的过程中，势力一蹶不振，最终被赵国所灭，这一次，他们再也没有回到太行脚下重振家园。关于这一段历史，史书中有所记载，但是仍然有许多疑问使得这一小国的历史不完整。新中国的考古给我们展现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中山国。这一墓葬考古的出土也是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1935年，平山县三汲乡南七汲村出土了一块刻有文字的“大河光石”，经过认定，三汲一带是战国中山国国王的园囿和陵墓所在地，中山国扑朔迷离的历史初露端倪。1956年当地农民在掘井时，发现了战国时期的青铜车器，其后出土过一些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和刀币。1973年，发现了古人修建陵墓时专门建造的封土，而如此壮观的形制，也只有王侯一级的人物才有资格“享用”。在附近地面上还有一些战国时期的陶片等，说明这里应该是战国时期的墓葬。之后在墓南东侧发现车马坑1座，西侧由东向西排列有车马坑1座、杂殉坑1座，葬船坑一座；还分别在墓的东面、北面西侧和西面发现了陪葬墓6座。年，经过整理确认，中山王墓的出土正式向外公布中山王墓出土现场照公乘得守丘刻石(大河光石)
　　二 中山王墓葬制度 　　　　墓葬在一定程度上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一种物化形式，发展到东周，原来的一套制定严格的墓葬制度到此时已经遥遥欲坠，战国时期更加明显，而中山王墓的出土情况也正式反映了这一改变。中山国都城灵寿城及中山王墓地处河北省平山县，属于中原的边缘地带，由于民族融合，中山国与中原各国在文化面貌上基本一致，中山王墓及其陪葬墓在“随葬的铜器或者陶器，主要都有鼎、豆、壶、区（内为也）和鸟柱盘、筒形器等，基本组合与三晋墓葬相同，而铜器的形制尤为接近”。特别是墓地的布局情况与辉县固围村魏王室墓地及邯郸赵王陵墓地极为相同。中山国王墓分布在城西2公里的西灵山下和城内西北部的东灵山下。西灵山东西并列1、2号大墓，附近有建筑痕迹、车马坑、陪葬墓等。东灵山下主要有4座墓并列，其中1、2、6号为大型墓，3、4、5中型墓为王族近属的墓葬。下面以1号墓为例说明中山墓葬结构。1号墓是发掘墓葬中最大的一座，现存封土高度达15米左右，封土上的享堂已被复原为有回廊环绕的三层楼阁式覆瓦建筑。封土为方形，由下自上呈三级台阶式。第一台阶的内侧有散水，第二台阶上有回廊建筑残迹，有壁柱及檐柱撑起回廊的顶部，檐下散水以鹅卵石铺筑。墓室两侧有6座陪葬墓，陪葬者头皆向主墓，有棺有椁，陪葬墓的墓扩打破了大墓封土，随葬器物早晚不同，说明这些陪葬者不是杀殉，而是自然死亡后才被葬到大墓旁。南面的东西两侧各有车马坑1座，墓室南面有杂殉坑、葬船坑各一座。主室平面呈“中”字形，全室分为南、北墓道、椁室、东北库（面积较小，无随葬遗物）、东库（陈列青铜器和漆木器）、西库（陈列礼乐器和玉器）六个部分，椁室为石筑，室内积碳。葬具为二棺二椁。据推测，中山王墓共有五层木棺，棺椁的层数在古代中国实际上是身份的标志，五层棺椁限于国君使用。椁室内还出土了极珍贵的“兆域图”铜版，铜版上用金银嵌出了中山王陵园的规划图。由这六座墓葬形成陵园及与其他中原大墓的情况可见，战国中晚期，随着各国君权力的加强，有了一个以国君为中心的陵墓，而且还有王后等陪葬墓，这也标志着东周墓葬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各以其族”的公墓制已走向了瓦解，国君单独的陵园制在逐渐形成。从墓葬中诸坑的分布来看，车马坑是典型的中原文化的产物，而杂殉坑仍然显现出强烈的北方游牧民族的气息，文化的包容能力可见一斑。 　　
　　三 出土文物简况 　　　　（一）铜器： 　　　　战国的匠师们掌握了高难度的青铜器铸造技术，创造出独具特色、精美绝伦的青铜器。它们不仅具有中原各国的特点，更兼具北方民主善于刻画动物形象，器具机动灵巧，便于携带的特点。不仅将人物和动物形象塑造得千资百态，生动逼真，而且将模型发乳炉中烘烤以增加强度。器物复杂则采用最先进的分筑法、失蜡法等工艺。中国青铜器时代礼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列鼎数量的规定，然而战国中期偏晚期，列鼎制已基本失去了对墓主身份地位的象征。中山王1号墓西库出土九件升鼎。“九个鼎形制不一。第三、五、七、九号鼎有刻铭，从器形上看，第七、八号鼎盖较平，其他鼎盖呈缓圆形隆起，第九号鼎是一个铁足大鼎，所以不是同时制作成一套的”。与九件升鼎配套的是六件陪鼎，但是墓中只发现五件。从王墓出土的乐器来看，1号墓的编钟数量减少，之年代更晚的6号墓竟然没有发现出土乐器。这两个墓主的身份和地位和族属完全相同，仅仅差别是年代，可见，随葬乐器的崩溃和铜礼制的崩溃在时间上是大体一致的。出土的青铜云雷纹编钟和石制编罄两者演奏时依次编排悬挂。墓中发现大量的青铜器，在1号墓中，有90件有铭文的铜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山三器”：中山王铜鼎，铜身铁足，圆腹圜底，两耳二三兽蹄足。方壶，方座，盖上有二立兽，边棱上四夔龙，腹部两铺首。嗣子（妾子）圆壶，两铺首，圈足，盖饰三钮。这三件铜器记载了中山国的历史，填补了文献的空白，其中前两器铭文相似，主要赞颂中山国相邦司马赒率师伐燕之事，并谴责燕王哙让位于燕相子之，叮嘱嗣王警惕此类事件在中山国发生。第三器中有王昔，四位先王的庙号（文、武、桓、威），从而衔接起了六代中山王系。这不仅涉及到中山族属的问题，而且有利于1号大墓年代的确定。十五盏连枝灯是古代铜灯的精品，由灯座和7节灯架组成。灯底座为透雕三只夔龙，在蟠曲飞跃中巧妙将外圈与中间柱座连接在一起。下方以三只双身虎承托底座，虎口各衔一圆环。每个灯枝顶端各托一圆形灯盏，灯枝上为短尾猴长臂的猿猴形象，各具形态，构思精巧。另有短发式，上身袒露，下着短衫，腰系宽带的家奴于灯座上右手抛食，做戏猴状。山字形器是中山国独具特色的青铜器，其中一号墓出土5件，六号墓出土6件。器体呈山字形，顶部三锋作三角形，下部两侧成透空雷纹状，中间为圆筒状銎，其前后有方形楔孔。每件山字形器銎内均有朽木灰，由此可知，此器原应立于木柱上，木柱与銎间，由楔孔钉入木楔固定。銎的外侧下方刻有文字或符号，文字是铸作器物的机构和工匠的名称，符号是器物排列的位置。目前学者对山字形器的性质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它是代表中山国的徽志 ；有的认为它是旗杆首 ；有的认为它是帐前所列之戟 ；有的推测它应排列帐前，或立于帐柱之上而围列帐周，并非宫殿前固定设置。与山形器同时发现的还有一些小件帐的构件像铜橛、铜接扣、顶式帐帽、错金青铜牛屏风插座、挑叉、套管等，考古学家推测出的中山国王军帐气势恢弘。此外，还出土了一些中山国的兵器，可见千乘之国的威风。错金银龙凤方案，龙凤方案由四龙四凤四鹿组成，结构和造型复杂，底部圆形，下有四只梅花鹿为足，上有龙凤扭结盘绕，翼尾相接，内收外敞，打破了传统青铜器的常规，充分反映出中山国分铸工艺的高超。银首男佣灯也是中山国的照明工具，灯座为一男佣，身穿右衽宽袖云纹锦袍，腰系宽带。据分析，这应该是具有高级身份的内侍或庞臣，社会地位较高的士也应该穿这种服装。对比齐国贵族的照明工具人形双灯上的男佣，身穿短衫和长裤，是社会地位底下的士所穿的服装，可见当时的士这一阶层已出现分化。 　　山字形器
目前学者对山字形器的性质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它是代表中山国的徽志 ；有的认为它是旗杆首 ；有的认为它是帐前所列之戟 ；有的推测它应排列帐前，或立于帐柱之上而围列帐周，并非宫殿前固定设置。青铜“中山侯”钺青铜“中山侯”钺铭铜灯铜灯局部
　　酒 　　　　中山酒是闻名遐迩的酒中名品。为中山王殉葬的各式青铜酒器中，有成对的酒器一个盛水一个盛酒，根据当时的制度都分装有不同的酒，而且保存得相当完整，酒呈深浅不同的绿色，开盖时散发着浓郁的酒香，实验结果显示中山酒是用奶汁或者粮食酿造。 　　中山圆壶中山圆壶
　　中山王兆域图 　　　　　　1977年秋，人们在墓坑角落的一块石头下意外发现了一块扭曲的铜板。这块长方形铜板在盗墓人放的那把大火中被烧得面目全非。清理之后人们惊讶地发现，这块长96厘米、宽48厘米的铜板表面，是一幅由金银线镶成的图案，旁边还有文字注释。 　　　　　　　兆域图铜版“图上详注陵园各个部位发尺度，并附关于营建陵园的王命……长方形丘坪整齐的排列五个享堂，尺度则分为两级，居中的王堂和两侧的王后堂、哀后堂，均方200尺，相距百尺，两端间隔80尺的夫人堂和另一堂，则方百五尺。丘坪之外绕以内宫垣和中宫垣，前侧的两垣正中有门直达王堂，后部两垣之间又有四个方百尺的宫目前王陵四周的内宫垣和中宫垣还找不到痕迹，由诏命可知兆域图一式二份，一件随葬陵墓，一件收藏内府]兆域图的方向也是上南下北，左东右西，与中国古代的地图绘制惯例符合。 　　　　　　
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也是中国保存下来最早的建筑平面图，也是目前惟一发现的中国古代王陵的设计图。中山王陵兆域图
　　中山王陵兆域图　　　　（公元前475－221年） 系战国时中山王的陵园规划图，48×94cm铜版（线条为金银丝镶嵌）。图中详细整齐地排列了五个享堂的方位，图面规整，线条匀称，注记清晰，注有相应文字说明。该图充分反映了中国战国时代制图技术已达相当高的水平，堪称中国古地图中的珍品，现藏于河北考古研究所。　　中山王陵兆域图（公元前475－221年） 系战国时中山王的陵园规划图，48×94cm铜版（线条为金银丝镶嵌）。图中详细整齐地排列了五个享堂的方位，图面规整，线条匀称，注记清晰，注有相应文字说明。该图充
　　讲到古地图，再来几个。　　　　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公元前299年） 　　　　　　
战国未期秦国的县地图，26×18cm木版，共七幅。图上重点表示了境内的河流、居民地及其名称，部分地区还表示了树木的分布情况及里程注记和其它地名。地图对地形地物的表示内容丰富、形象。现藏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
　　　　天水放马滩纸地图　　　　 　　　　甘肃省天水市北道区党川乡放马滩 5号墓出土的西汉初年纸质地图。它是迄今所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用于书写的纸张实物，对研究造纸起源、造纸用料、造纸技术等具有重大价值。 　　　　纸质地图出土于1986年 6月，出土时置于死者胸部，因受潮图呈碎块，无法复原。其中绘有图线的最大残块，长5.6厘米，宽2.6厘米。出土时呈深黄色，逐渐干燥后，褪变为浅灰间黄色，表面有污点，纸面光滑平整，纸质薄软而有韧性，结构紧密，表面有细纤维渣。纤维排列杂乱，比现代纸厚，碎片边缘起毛，不规整。研究后知其制造过程经过切割、捣舂、制浆、沉淀过滤、挤压整平等工序。制纸原料为大麻，是早期麻纸。纸上用墨线绘有山脉、河流、断崖及道路。绘法与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驻军图》、《区域图》相似。从笔迹看，山、水、断崖用软笔绘成，道路则用硬笔所绘。 　　　　经对比研究，该墓时代当在秦晚期至西汉初年，故该纸图的产生年代，其下限最迟在西汉初年。放马滩秦汉墓出土的纸质地图，证明西汉初年已有书写用的纸张，而且质量较好，工艺成熟，达到了较高的生产水平。以此推测，纸的出现应能早到战国时期。 　　　　意义　　　　　　　　第一,放马滩地图是当前所见世界上最早的实物地图.根据文献记载和铜器铭文，我国早在西周初期可能已有地图，但一直苦于没有实物证据.放马滩地图的出土，继马王堆地图之后，又将我国现存古地图的历史向前推进了将近一个半世纪，距今已有两千三百余年.更重要的是它填补了先秦战国时代实物地图的空白。世界上最早的古地图是公元二世纪托勒密《地理学》一书中的地图，它比放马滩地图已晚了将近五个世纪。所以，放马滩地图是当前世界上最古老的实物地图，为我国乃至世界的科技史,地图学史,增添了新的篇章。　　　　　　第二，地图内容丰富，精确度较高，代表战国时代地图学的科学水平。放马滩地图的出土，以实物地图的形式，充分证实了先秦典籍《周礼》,《管子》中关于当时我国地图种类繁多，内容丰富的记载是完全可信的。而且，放马滩地图所示的地域和政区，又有良好的精确度。　　　　　　第三,具有较高的制图技术，代表当时世界上的先进水平。放马滩地图虽然还比较粗糙，不如马王堆地图那么精美细致，但后者继承了以放马滩地图为代表的战国时代的制图艺术，是十分清楚的。马王堆地图采用的一整套制图规则十分先进,这在放马滩地图上已初具规模。而放马滩地图中水系，居民点，道路，地貌以及关隘，庙宇等地理要素的表示方法，不但大都为马王堆地图所继承，而且也成为后世地图之典范，基本符合现代制图思想，极其可贵，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图方法。在制图艺术方面，接合图的应用是其一大创造；而闭合山形曲线的试制成功，更是一大发明，它已具投影概念的意义，近似等高线的性质，相当先进。总之，放马滩地图的绘制特点与历史地位证明，我国先秦时期地图绘制水平，居世界领先地位。天水放马滩纸地图
也是最早的纸实物
　　长沙国深平防区地形图：　　　　　　长沙国深平防区地形图亦称长沙国南部地形图（西汉 文帝）1973年12月发掘湖南长沙市东郊马王堆三号汉墓（轪侯之子墓）时出土。绢底彩绘，成图于公元前168年以前。比例尺约为1：180 000，相当于汉代的一寸折十里，地图幅面为纵96cm、横96cm。原图上本无名，由于地图内容包含了山川、道路、城镇等要素，故取名“地形图”。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本图上方为南，下方为北， 采用田青、淡棕、黑三色绘画， 较详细地表示了山脉、河流、道路、城镇、乡里等内容。河流表示得十分突出，从河源到下游，以逐渐变粗的线条表示。较大的河在河口处均注有河名。著名的深水、冷水在其源头标注“深水源”“冷水源”文字。 地貌表示颇具特色，山脉、山峰、山头、山谷诸元素皆清晰可见。采用闭合曲线表示山脉坐落、山体轮廓和走向，这是中国和世界上最早的表示地貌的科学方法，它虽然还不是18世纪出现的等高线，但已具备了高度概括和抽象的特点。该图翔实的内容、科学的表示方法，都超越了以往人们对古代地图传统的概念。国际制图学界普遍认为：马王堆汉墓地图是世界地图学史上罕见的珍宝，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长沙国深平防区地形图
　　长沙国南部驻军图（西汉 文帝）　　　　1973年12月发掘湖南长沙市东郊马王堆三号汉墓（轪侯之子墓）时出土。绢底彩绘，成图于公元前168年以前。　　　　比例尺为1：80 000——100 000，地图幅面为纵98cm、横78cm。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本图上方为南，下方为北。 采用红、黑、青三色绘画，出土时色彩艳丽。图上表示了军队番号、驻地、防区界线、指挥城堡等，均用红色表示。图上表示的三支军队：周都尉军、 徐都尉军、司马得军呈梯形布置。图幅中部的三角形城堡，是各支驻军的指挥中心。指挥城堡后面注有“甲钩”、“甲英”的地方是军队武器、粮草的集积地。 　　　　长沙国南部驻军图（西汉 文帝）
　　虎符　　中国古代对虎的形象十分崇拜，特别是在军事上，比如在调兵遣将的兵符上面就用黄金刻上一只老虎，称为虎符。　　　　　　虎符是古代皇帝调兵遣将用的兵符,用青铜或者黄金做成伏虎形状的令牌,劈为两半,其中一半交给将帅,另一半由皇帝保存,只有两个虎符同时使用,才可以调兵遣将。考古学家发现过得最早的虎符是秦惠君的杜虎符,汉以后的虎符设计上又有了变化,　　　　　　虎符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采用铜制的虎形作为作为中央发给地方官或驻军首领的调兵凭证，称为虎符。虎符的背面刻有铭文，分为两半，右半存于朝廷，左半发给统兵将帅或地方长官，并且从来都是专符专用，一地一符，绝不可能用一个兵符同时调动两个地方的军队，调兵谴将时需要两半勘合验真，才能生效。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中藏有“西汉堂阳侯错银铜虎符”（汉错银铜虎符）一枚，长7.9厘米，2.5厘米，虎作伏状，平头，翘尾，左右颈肋间，各镌篆书两行，文字相同，曰“与堂阳侯为虎符第一”。西安市的陕西博物馆也藏有一枚从西安西郊发现的虎符，据考是公元前475至公元前221年的战国文物，称为秦代错金“杜”字锏虎符，高4厘米、作猛虎疾奔状，象征军威和进军神速。虎符的身上刻有嵌金铭文40字，记述调兵对象和范围，制作却极为精巧。　　　　　　虎符在古代战争中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发生了很多与其相关的故事。《史记》中记载，战国时期的公元前257年，秦国发兵围困赵国国都邯郸，赵平原君因夫人为魏信陵君之姊，乃求援于魏王及信陵君，魏王使老将晋鄙率10万军队救援赵国，但后来又畏惧秦国的强大，又命令驻军观望。魏国公子信陵君无忌为了驰援邯郸，遂与魏王夫人如姬密谋，使如姬在魏王卧室内窃得虎符，并以此虎符夺取了晋鄙的军队，大破秦兵，救了赵国。郭沫若先生曾经选取这一题材创作了著名话剧《虎符》的剧本，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在《三国演义》第五十一回中，曹操因赤壁之战兵败北退，诸葛亮则趁南郡空虚，命勇将赵云夺城成功，并且俘获守将陈矫，取得虎符，然后以此虎符诈调荆州守军出救南郡，趁势又由张飞袭取了荆州，接着再用同样的方法调出襄阳守军，乘机由关羽袭取了襄阳。诸葛亮仅凭一个小小的虎符，便将曹兵调开，兵不血刃就夺取了三处城池，而耗费许多钱粮、兵马的东吴周瑜却一无所获，如何不生气？由此也可见当时虎符作用之大。　　　　　　在历史上，虎符的形状、数量、刻铭以及尊卑也有很多较大的变化。从汉朝开始至隋朝，虎符均为铜质，骑缝刻铭以右为尊。隋朝时改为麟符。唐朝因为讳虎，改用鱼符或兔符，后来又改用龟符。南宋时恢复使用虎符。元朝则用虎头牌，后世演变为铜牌。 　　
　　金虎符　　　　1.古代发兵或表明身份的凭证。　　　　《文选·潘勗＜册魏公九锡文＞》：“授君印绶、册书，金虎符第一至第九。” 吕向 注：“金虎、竹使符， 汉 家符名。”《元史·兵志一》：“万户佩金虎符。符趺为伏虎形，首为明珠，而有三珠、二珠、一珠之别。”《元史·地理志六》：“ 至元 十七年，命 都实 为招讨使，佩金虎符，往求 河 源。”亦省称“ 金虎 ”。 元 萨都剌 《送管监司升广西宣慰使》诗：“花骢一日行千里，金虎三珠照百蛮。”
　　金虎符　　　　　　陕西省凤翔县还曾出土　　　　　　这件虎符没有铭文，且体型较小，高仅2.3厘米，长仅4.8厘米，重35.6克，为金制。虎符也为卧虎状，但造型夸张： 虎巨目大耳，张口露齿，四腿曲卧，长尾上卷，通身纹饰为凸雕和阴刻，背面还有扣槽。可惜仅存半符。此件虎符应该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用品，而秦国首都最早在雍（今陕西凤翔东），有可能它也是秦国所制。 此件虎符现藏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　　金虎符金虎符
　　东周铜鎏金虎符　　　　 长7 cm　　　　铜鎏金做虎符，分两片相合。器身阴刻篆字“右君左吕凡披甲百人必会君符”。吕为东周时河南境内附国，意为用兵百人之上，必须要天子所持的虎符。此器保存完好，通体鎏金，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收藏价值。 　　　　东周铜鎏金虎符
秦杜虎符　　　　为铜质，虎形。器物高4.4、长9．5、厚0．7厘米，背面有槽，颈上一小孔，虎作半立走形，昂首，尾端卷曲。错金铭文9行40字：“兵甲之符。右才(在)君，左在杜。凡兴土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燔燧之事，虽母(毋)会符，行殴(也)。”虎符“右在君，左在杜”，意思是说右半符存君王之处，左半符在杜地的军事长官手中，凡要调动军队五十人以上，杜地的左符就要与君王的右符会合，才能行军令。但遇有紧急情况，可以点燃烽火，不必会君王的右符。器物铭文是在虎身镂刻阴文，再将金丝嵌入阴文之内，最后镂平打磨光亮，虽历经两千多年，仍熠熠闪光。字体绝大部分是小篆，规整挺秀。
　　　　该器1973年于西安郊区发现，现藏陕西省博物馆。　　　　秦杜虎符秦杜虎符
　　战国晚期 新郪虎符　　　　通长8.8、前较至耳尖高3.、后脚至背高2.2厘米，重95克。　　　　模铸，伏虎形，前后脚平蹲，头前伸，耳上竖，尾上卷。　　　　铭文字数，体有错银铭文39字（其中合文1）　　　　铭文释文为甲兵之符，右才（在）王，左才（在）新郪。凡兴士被（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王符，乃敢行之。燔□（燧）事，虽母（毋）会符，行殹。　　　　战国晚期 新郪虎符新郪虎符
　　阳陵虎符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颁发给阳陵驻守将领的铜制兵符。虎符高三.一四厘米，长八.九厘米，虎形，有左右两半。铭文为：“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是关于符节制度的重要实物。相传山东省临城出土，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虎符”为古代帝王调动军队之信和物。授予地方官吏或者统兵将领以兵权，既以虎符的左半授予，待要调动军队时，即派使臣持虎符的右前往驻地。地方官吏或统兵将领两半虎符对合，验明无误，即应发兵。虎符盛行於战国、秦、汉。此件为秦代之物。虎颈至胯间左右各有错金篆书铭文两行十二字，书曰：“甲兵之符，右才（在）皇帝，左才（在）阳陵”。阳陵为秦之郡名，即今陕西高陵县。此件铜质，为秦始皇授予驻守阳陵将领之虎符。此件因年代已久，对合处生锈，现左右不能分开，整体形成一艺术品。伏虎卧地，昂首前视曲尾上翘。虎符字体谨严浑厚，风格端庄，笔法圆转，具有很高的艺术性。　　阳陵虎符
极有可能嬴政哥哥把玩过阳陵虎符阳陵虎符
　　　　　　以上三个虎符的铭文大致相同，有一点不同令人注意。新郪虎符，铭文称&右在王&，秦杜虎符称&右在君。，而秦阳陵虎符则称&右在皇帝&，这说明这三个虎符出于秦的三个不同年代。秦国的国君先是称王，这说明新郭虎符是在秦初制作;秦国只有惠文君一人称君，所以，杜虎符是在惠文君在位时制作的;秦始皇开始称皇帝，故阳陵虎符是秦始皇以后制作的。 　　　　　　新郪虎符杜虎符阳陵虎符
　　　　　　虎符是发兵之物，贵在谨慎严密，所以虎符多做得短小而易于藏匿，不易被人发现。　　　　
　　西汉齐郡太守虎符　　　　 　　　　 　　　　1989 年在陕西省咸阳市渭河以南秦都区沣西乡李家庄村出土了一合完整的齐郡太守虎符（见图）。该虎符为青铜质，左右两半共为一合。长5.8厘米、高2.3厘米、厚2.1厘米。虎作伏卧状，嗔目、圆耳、短吻，鼻梁较宽，嘴微启，体粗壮肥硕，尾巴较短，呈半球形。器身有铁锈红斑。体上有三处错银阳文篆书，分别为脊文和左右肋文，脊文为：“与齐郡太守为虎符”8字；左肋文为：“齐郡左二”4字，其中“气”字下半部磨蚀不清；右肋文：“左二”2字，左右肋文字划均较浅。 　　　　　　虎符一般用青铜或者黄金做成伏虎状，劈为两半，分为左右两个半虎符，以右为尊，左半交给将帅，右半由皇帝保存，并且专符专用，一地一符，绝不可能用一个兵符同时调动两个地方的军队，使用时需要两半勘合验真，方可调兵遣将。宋代陈傅亮说汉高祖刘邦时“材官骑士散在郡国，虎符与檄召而后来”，说明当时为了防止调兵有诈，还要同时持檄文才能有效，檄文起到了一定的防伪作用。调兵任务完成后左半虎符继续留将帅处，右半虎符朝廷收回，以备下次调兵使用，所以说虎符左右两半都是异地单独存放，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见到的都是半虎符，一合左右完整的虎符较难看到，而咸阳博物馆收藏的这合左右完整的虎符实属罕见。　　　　 　　　　《汉书·百官公卿表》：“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景帝中元二年，更名太守。”《汉书·地理志》云：“齐郡，秦置。”《西汉会要·方域一》 齐郡曰：“汉天年，项羽分齐为三国……三年，并属汉为郡。六年，封子肥为齐国。武帝元朔中，齐王次昌亡后，国除，为郡。”可见太守一词最早来源于秦的郡守，汉景帝中元二年才正式出现太守；齐郡最早也是秦置，齐在楚汉之际为诸侯国，武帝元朔间国除设置为齐郡。据《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及虎符的造型断定，该齐郡太守虎符的时代应为汉武帝元朔中到王莽时期。　　　　　　宋人钱文子说西汉“村官、骑士、非虎符不得辄发”；现代学者程树德说：“汉时发兵须有虎符。”可见，汉代虎符应是汉王朝或地方郡、国对于军队的调动，主要时指中央对地方军队的调动。属于汉代发兵的一种重要信物。顏师古注引应劭曰：“铜虎符第一至第五，国家当发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听受之。” 该虎符肋文“左二”和“右二”之辞（数字2）确系汉代发兵信物，与文献记载完全相吻合。　　　　　　虎符在古代战争中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许多与之相关的故事，如《史记》中战国时期信陵郡“窃府救赵”。《三国演义》第五十一回中，诸葛亮仅凭一个小小的虎符，便将曹兵调开，兵不血刃就夺取了三处城池，而耗费许多钱粮、兵马的东吴周瑜却一无所获，由此可见当时虎符作用之大。　　　　 　　历史上虎符多有变化，汉朝开始至隋朝，虎符均为铜质，骑缝刻铭以右为尊。隋朝时改为麟符。唐朝因为李渊的祖父是李虎，所以唐人讳虎，改用鱼符或兔符，后来又改用龟符。南宋时才恢复使用虎符。元朝则用虎头牌，后世演变为铜牌。　　　　　　 齐郡太守虎符出土地为陕西咸阳李家村，汉时属于都城上林苑的区域。齐郡，汉时位于今山东省内，按常理虎符应该是右半留在都城，左半留在山东齐郡，而今却同时在都城出土，原因何在？笔者推测有三个可能，一种是铸成后尚未使用；一种是完全废弃不用了；另外根据虎符一地一符，不得跨地区使用的特点，还有可能当时齐郡太守的军权被朝廷收回，虎符也随之收回存放。　　　　　　该虎符铭文清晰，工艺精湛，一合同时出土的齐郡虎符在全国极其罕见，为进一步研究汉代的发兵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西汉齐郡太守虎符西汉齐郡太守虎符
　　汉代在兵符上承袭秦制，但不同的是，汉代虎符上的铭文大多刻于虎背上，采用错银书，用篆书刻写“一、二、三、四、五”等字样。同时字由中间剖开，因此只有两个半符的字完全相合才可发兵。但在汉代，要发兵除了对验虎符，还要需要有玺书或诏书。虎符是发兵信物，诏书则是为了明确统兵长官的职权和任务。当然，汉代的军队调动并非只靠诏书和虎符作为信物，同时作为信物的还有“节”和“羽檄”，西汉鲁王虎符
　　错金铭文虎符节
西汉　　　　出南越王墓西耳室，长 19 厘米、高 11.6 厘米，厚 1.2 厘米。作蹲虎欲跃状，虎 扬头，口大张，露齿，弓腰，尾巴上扬卷起，姿态威猛生动。虎两面的毛斑， 系先铸出弯叶形浅槽，再贴以金箔片，虎眼、耳以细金片勾勒。从侧面观察， 虎形线条流畅，层次分明。整体造型采用局部夸张的表现手法，脖颈粗壮， 前爪微曲稳稳着地，腰弓特甚，臀部紧贴后爪跟上，后爪尖着地，爪跟抬起， 犹如满弓之箭，准备随时射出，浑身积聚了巨大的能量。这是目前国内仅存 的一件错金虎节，不论在造型上还是在工艺上，都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 虎节正面有错金铭文“王命：车徒”。 据研究，传世有龙节、虎节，皆 楚国用器，用途是持节者所到之处可以得到当地官府提供的饮食便利。南越 王墓出土的虎节，形制、字体与传世的龙节、虎节全同，但铭文有别。从铭文来看，用途应是用以征调 战车和士兵的，属军事性质的内容，与传世的秦国虎符（新郪、阳陵虎符）和考古发现的秦国杜虎符的用途相类。故它有可能也是化为兵符使用的。此 虎节的原产地应在楚国，后流入岭南，归南越国所有。　　错金铭文虎符节错金铭文虎符节错金铭文虎符节
　　 　　　　铜虎节　　　　战国。虎节长8厘米、高3.9厘米，传世品。此节为伏虎形，体内侧有凸榫两处，用来扣合另一半虎节。这件虎节的背侧面有“韩将信节”等十字的阴刻铭文。由此可知战国时期发兵过关的一种信物和凭证。　　　　　　铜虎节
　　“王命传”虎节 邮票　　　　发行于日，邮票主图采用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战国邮驿凭证“王命传”虎节，这是一件年代比“驿使图”更为久远的文物，非珍贵。“王命传”虎节也没有发现自然片。在《杨鸣中国极限明信片藏品图录》上有一枚用这枚邮票制作的极限片，销“北京//9（支）”日戳（文物收藏地邮局）。票、片图案是同一件文物。这片的载体虽然是专印片，但弥补了其没有自然片的缺憾（图3、杨鸣藏品）。王命传”虎节 邮票
　　符是古代军事调遣、命啥传达的重要凭证。早在 周代时就已用之,战国“窃符救赵”的故事正反映了 兵符在军事战略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说文》 曰:“符,信也。汉制以竹,长六寸,分而相合。”《玉 篇》释符曰:“符节也,分为两边,各持其一,合之为 信。”《周礼·掌节》即云:“犷了关用符节。”最初的符 以竹子制作而成,故字以“竹”,后来以铜为之,‘但仍 仿竹节之形,并逐渐变为兽状,称为“虎符”。汉以前 多为卧姿,晋以后至隋代为立虎状,唐以后因避李虎 讳用铜鱼符,宋则以豹符明以金牌。虎符一般均在背 部铸有铭文,分为两半,右半为君主,左半给将帅．　　　　隋鎏金铜虎符
　　最近看了一些关于青铜器的纪录片，突然觉得青铜器也很美，以前不懂得欣赏，现在开始学习
　　龟符　　　　年代：武周（武则天）　　　　铭文：九仙门外，左神策军第二。　　　　兵符历代以虎形为主，唐代为避其祖“李虎”名讳，改用鱼符，武则天时改用龟符，中宗后复用鱼符.　　　　此件上铭“九仙门外右神策军”，据考，九仙门为大明宫西侧靠北之城门，神策军为唐代中央禁军，负有保卫宫庭之责。时神策军分有左右厢，此中右当为此意！　　龟符
　　鱼符　　　　　　唐代，唐高祖为避其祖李虎的名讳，废止虎符，改用黄铜做鱼形兵符，称为“鱼符”。《朝野佥载》：“逆韦诗什并上官昭容所制。昭容，上官仪孙女，博涉经史，研精文笔，班婕妤、左嫔无以加。. ... 汉发兵用铜虎符。及唐初，为银兔符，以兔子为符瑞故也。又以鲤鱼为符瑞，遂为铜鱼符以佩之。至伪周，武姓也，玄武，龟也... ”武则天当朝后改为“龟符”，中宗年间又恢复为鱼符。鱼符也分左右两半，中缝处刻有“合同”两字，分开后，每半边符上只有半边字，合在一起才见完整的“合同”两字，所以又称此符为“合同”。后代签约，一式两份，中缝盖章，双方各持一份凭据。这种凭证统称为“合同”。“合同”一词由此而来。 　　　　唐代的鱼符、龟符附了征调军队时做为一种凭证外，也是官员出入宫门身份的标志，据《新唐书·车服志》载，唐初，内外官五品以上，皆佩鱼符、鱼袋，以“明贵贱，应召命”。鱼符以不同的材质制成，“亲王以金，庶官以铜，皆题其位、姓名。”装鱼符的鱼袋也是“三品以上饰以金，五品以上饰以银”。武后天授元年改内外官所佩鱼符为龟符，鱼袋为龟袋。并规定三品以上龟袋用金饰，四品用银饰，五品用铜饰。 　　　　唐代诗人李商隐的《为有》诗： 　　　　为有云屏无限娇，凤城寒尽怕春宵。 　　　　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 　　　　写一贵族女子在冬去春来之时，埋怨身居高官的丈夫因为要赴早朝而辜负了一刻千金的春宵。金龟既可指用金制成的龟符，还可指以金作饰的龟袋。但无论所指为何，均是亲王或三品以上官员。后世遂以金龟婿代指身份高贵的女婿。从此便有了“金龟婿”这个美称。将丈夫称为“金龟婿”，与唐代官员的佩饰有关。鱼符
　　鱼袋制度　　　　 　　　　 　　　　 　　　　　【鱼袋制度的起源】　　　　　　　　鱼袋制度是唐宋时官员依据品级高低佩戴不同鱼袋以证明身份的身份等级制度。此制始于唐，盛于中唐至宋，宋以后衰弱。唐时鱼袋中配有随身鱼符，至宋时不再用鱼符，而是在袋上用金银直接饰以鱼形。宋时鱼袋分为两种：金鱼袋和银鱼袋，而紫金鱼袋和绯银鱼袋之说中的“紫”和“绯”分别是佩戴鱼袋的官员的官服颜色，四品以上（有说三品以上的）才可以穿紫袍，七品以上可以穿红衣服，七品以下只能穿绿衣服，至于没有品的，就只能是皂白，也就是黑色和白色的衣服。而相应的紫袍佩金鱼袋，红袍佩银鱼袋。而七品一下至庶人无袋可佩。武则天时，暗谶她姓武，是玄武，就是龟了，曾改佩鱼为佩龟。　　　　　　【鱼袋制度 - 鱼符】　　　　　　鱼符早在隋代就已经出现，但其作为一种身份象征放入鱼袋中作为一种确定的制度则是到唐代才确定下来。唐代的鱼符是用木头或金属精制而成。其形为鱼，分左右两片，里面刻有官员的姓名、在何衙门任职、官居几品、俸禄几许，出行享受何种待遇等，比隋代仅有姓名、官品的身份证要完整得多。鱼符分为三种：一为“铜鱼符”，二为“随身鱼符”，三为“交鱼符”。　　　　　　铜鱼符　　　　　　唐代，唐高祖为避其祖李虎的名讳，废止虎符，改用黄铜做鱼形兵符，称为“鱼符”。《朝野佥载》：“逆韦诗什并上官昭容所制。昭容，上官仪孙女，博涉经史，研精文笔，班婕妤、左嫔无以加。. ... 汉发兵用铜虎符。及唐初，为银兔符，以兔子为符瑞故也。又以鲤鱼为符瑞，遂为铜鱼符以佩之。至伪周，武姓也，玄武，龟也... ”武则天当朝后改为“龟符”，中宗年间又恢复为鱼符。鱼符也分左右两半，中缝处刻有“合同”两字，分开后，每半边符上只有半边字，合在一起才见完整的“合同”两字，所以又称此符为“合同”。后代签约，一式两份，中缝盖章，双方各持一份凭据。这种凭证统称为“合同”。“合同”一词由此而来。而铜鱼符则成为征调军队时的一种凭证。　　　　　　随身鱼符　　　　　　随身鱼符用于标明官员身分地位，配以鱼袋随身携带。据《新唐书•车服志》载，唐初，内外官五品以上，皆佩鱼符、鱼袋，以“明贵贱，应召命”。鱼符以不同的材质制成，“亲王以金，庶官以铜，皆题其位、姓名。”装鱼符的鱼袋也是“三品以上饰以金，五品以上饰以银”。武后天授元年改内外官所佩鱼符为龟符，鱼袋为龟袋。并规定三品以上龟袋用金饰，四品用银饰，五品用铜饰。　　　　　　交鱼符　　　　　　交鱼符用于出入宫门、开关宫门并证明官员的身份。如存世的“延政门外左交”、“嘉德门内巡”等鱼符。也称作“巡鱼符”“开门鱼”“闭门鱼”等。 　　　　　　【鱼袋制度的发展历史】　　　　　　鱼袋之制是与随身鱼符的出现紧密相连的。唐高宗初始定随身鱼符并鱼袋之制。主要为这些高级官员应征召出入宫门时验明身份所用，以防诈伪，因此具有实用功能。起初，随身鱼符只有五品以上京官才佩，武则天时外郡都督刺史也赐随身鱼。此后，鱼袋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唐会要》卷三一《鱼袋》条记：“神龙元年(705)九月十七日敕嗣王、郡王有阶卑者，许佩金鱼袋。”自此鱼袋之制延及诸王，但到了玄宗时又有了变化，《唐会要》卷三一《鱼袋》条引苏氏记：“开元八年九月十四日中书令张嘉贞奏曰：‘致仕官及内外官以上检校、试、判及内供奉官见占阙者听准正员例，许终身佩鱼。’”这样,鱼袋的使用范围被明显扩大了，其象征化的特点也随之加强。 　　　　　　宋时并无佩鱼制度，赐鱼袋事最早见于宋太宗初年。《宋史》卷一四九《舆服志五》载：“(太宗雍煕元年南郊后)大赦，内出鱼袋以赐近臣，自是内外升朝文武皆佩鱼。凡服紫者，饰以金；服绯者，饰以银。廷赐紫，则给金涂银者；赐绯亦有特给者。京朝官、幕职州县官赐绯紫者亦佩，亲王、武官、内职将校皆不带。”同卷载：“熙宁(1075)八年，神宗命工匠琢玉带赐岐、嘉二王，并赐以玉鱼，鱼袋制度延及亲王。”同卷还记载了借服佩鱼制度。也就是官员出京外任或作使臣时，还可“借紫”、“借绯”，即借用比原先高一等的章服。“尚书兵部侍郎王诏政和元年(1111)奏：今监司、守、倅等并许借服色而不许佩鱼，即是有服而无章，殆与吏无别，乞今后应借绯紫臣僚并许随服色佩鱼，仍各许入衔，候回日依旧服色。上许之。”　　　　　　综上所述，自唐以来作为官员服章之一的鱼袋，本为盛放随身鱼符的袋子，具有一定的实用功能。至宋时，鱼袋较唐不仅形制不同，作用亦异。但唐宋鱼袋制度演变过程中呈现了共同的规律性，即使用范围日益扩大，如由品官延及皇子郡王；由京官扩至外官；由身没、去任、致仕即去，到佩带终身；由近臣高官渐及位卑者，并进入对致仕官员的优抚政策。至此，鱼袋由有实际使用功能的物品变成了身份地位的象征物，并因此得到极度尊崇，遍布朝堂，最后也由于赐发过滥，终被弃于章服荣宠的制度之外。　　　　　　【鱼袋功用】　　　　　　唐代放官印、鱼符（龟符）的佩袋（鱼袋）与装细物的佩囊是分开使用的，据《朝野佥载》记载：“上元年中，令九品以上佩刀砺等袋，彩为鱼形，结帛作之，取鱼之象，强之兆也。”刀砺袋，鱼形袋，新、旧《唐书》称之为“鱼袋”、“蹀躞七事”。“七事”即佩刀、刀子、砺石、契真、哕厥、针筒、火石袋等物。蹀躞七事应是后来的“七事荷包”（《歧路灯》第七十八回）的前称。 　　　　　　据考，唐宋时期作为饰物随身带的“鱼袋”、“龟袋”还多是盛物的口袋，有类荷包。荷包作为珍贵佩饰物当缘始于唐代。唐封演《封氏闻见记•降诞》：“玄宗开元十七年，丞相张说遂奏以八月五日降诞日为千秋节，百寮有献承露囊者。”杜牧《过勤政楼》诗：“千秋令节名空在，承露丝囊世已无。”承露囊，即荷包，由眼明囊演变而来（眼明囊之俗：古俗农历八月初一凌晨，妇女以彩帛之囊盛装树木花草上的露水，相传以此洗眼，能使人一年之内保持目明）。百官献囊名曰“承露囊”，隐喻为沐浴皇恩。民间仿制为节日礼品相馈赠，用作佩饰，男女常佩于腰间以盛杂物。　　　　　　所以，基本可以确定，鱼袋实际上是一个小荷包，在唐代时，里面放有鱼符，而宋代之后就没有鱼符了。这不仅是一种装饰，也可以当放小东西的口袋，古人的衣服都没有口袋，随身必须携带很多小玩意的话，就只能靠荷包了。在封建社会，连这样的小荷包都要体现出等级制度，分为了金鱼袋和银鱼袋，只有六品以上才能佩鱼袋，四品以上（唐宋可能不同，有三品说）才能佩金鱼袋。而对于本身品级不能够穿紫衣服，佩金鱼袋的官员赐给紫金鱼袋，就是说给他这个资格，能够穿紫袍，佩金鱼袋，这当然是一种恩宠。这两种赏赐可以一起赐，也可以分开赐，但大部分时候是一起的，赏给老臣，大都是表示荣誉，而给新人，则表示赞赏居多，当然，也就是说皇上看这个人特别顺眼，预示着这个人可能的飞黄腾达。　　　　　　【鱼符与“金龟婿”】　　　　　　这个美称出自唐代诗人李商隐的《为有》诗：“为有云屏无限娇，凤城寒尽怕春宵。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写一贵族女子在冬去春来之时，埋怨身居高官的丈夫因为要赴早朝而辜负了一刻千金的春宵。 将丈夫称为“金龟婿”，与唐代官员的佩饰有关。据《新唐书•车服志》载，唐初，内外官五品以上，皆佩鱼符、鱼袋，以“明贵贱，应召命”。 　　　　　　鱼符以不同的材质制成，“亲王以金，庶官以铜，皆题其位、姓名。”装鱼符的鱼袋也是“三品以上饰以金，五品以上饰以银”。武后天授元年(690)改内外官所佩鱼符为龟符，鱼袋为龟袋。并规定三品以上龟袋用金饰，四品用银饰，五品用铜饰。可见，金龟既可指用金制成的龟符，还可指以金作饰的龟袋。但无论所指为何，均是亲王或三品以上官员。后世遂以金龟婿代指身份高贵的女婿。 　　　　　　但在现代汉语中，其“贵”的含义正在逐渐减弱，而“富”的含义却有逐日加强之势。 与“乘龙快婿”、“东床婿”指“女儿的配偶”不同，金龟婿侧重于指“女子的配偶”。　　唐代鱼袋
　　铜龙节　　　　解放前1946年9月在长沙市东郊黄泥坑出土.据当时挖掘者谈,系出土于一小型土坑墓中,墓室宽1.2米左右,同出的有素面铜镜和双耳陶壶等.龙节出于墓室腰部,出土后辗转于古董商人及恶霸手中.解放后,归湖南省博物馆保存.龙节为长条形,头端较大,尾端较小,一端铸有龙头,其余为长方形.正面有铭文&王命命?赁&五字,反面有&一棓飤之&四字,共九字.其中&命&字为重文,通长21、头端宽3、尾端宽1.9厘米.铭文留有明显的刀凿痕迹,为鑴刻无疑.周礼秋官载:&小行掌达天下之六节.山国有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皆以金为之;道路用旌节,门阙用符节,都鄙用管节,皆以竹为之&.　　　　铜龙节
　　　　　　天涯的相册有时真是令人发疯！　　　　　　
　　上不了图，转一个　　　　作者：图腾论道　回复日期：　17:59:11　
　　　　　　　　　　　　日我在回家祭祖的偶然机会拍下了这张照片，使我看到农村孩子的坚强。一个5岁的孩子推着车往家运柴火，仿佛是他要撑起和婆婆爷爷留守的家。让人感慨！大家有何感想？　　　　　　。。。。。。。。。。。。。。　　　　栋梁栋梁
　　鄂君启节 　　　　　　制造年代: 战国 　　　　　　材料: 青铜 　　　　　　规格: 舟节长31厘米，宽7．1厘米，车节长29．6厘米，宽7．3厘米 　　　　　　收藏地: 中国历史博物馆 　　　　　　节是古时由帝王或政府颁发的用于水陆交通的凭证。就形制而言，有虎形、马形、龙形、竹节形。早期的节是剖竹为之，《周礼·小行人》中有所记载。后来虽用青铜铸造，但仍多取竹节之形。 　　　　　　鄂君启节共出土5件，舟节2件，车节3件，合在一起则呈圆筒状。节面文字错金，各有9行，舟节163字，车节154字。据铭文记载，其铸造时间是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为怀王颁发给封地在今湖北鄂城的鄂君启于水陆两路运输货物的免税通行证。铭文还严格规定了水陆运输的范围、船只的数量、载运牛马和有关折算办法，以及禁止运送铜与皮革等物资的具体条文。 　　　　　　此节为研究其时楚国的符节制度、商业、交通和楚王同封君上下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另外，其器型迄今为止仅此一见，更显珍贵异常。　　鄂君启节鄂君启节铭文细部
　　《鄂君启节》于1957年4月在安徽省寿县城南邱家花园出土，青铜铸造。古人为防奸杜伪，在镶嵌工艺的基础上进行“错金银”再创作，故又称《错金鄂君启铜节》。此次出土共有4件，其中车节3件，舟节1件。车节长29.6厘米，宽7.1厘米，厚0.6厘米，弧宽8.0厘米。舟节长31厘米，宽7.2厘米，厚0.7厘米，弧宽8.0厘米。车节为陆路通行政，三件大小相同，可拼成一个大半圆的“竹筒”（五件可拼成一个完整的）。　　　　　　
每件计有铭文9行，行16字，共计150字（重文4字）。舟节为水路通行证，较车节稍长，每件计有铭文9行，行18字，共计165字（重文2字，合文1字）。　　　　　　车节铭文如下：　　　　　　大司马昭阳败晋师于襄陵之岁，夏囗之月，乙亥之日，王居于茂郢之游宫。大工尹囗以王命，命集尹囗囗，囗尹逆，囗令阢为鄂君启之囗囗铸金节。车五十乘，岁能返。毋载金、革、黾（渑）、箭，如马、如牛、如特，屯十以当车；车如棓（棒）徒，屯廿廿（二十）棓以当一车，车以毁于五十乘之中。自鄂往，庚昜丘，庚邡城，庚囗禾，庚畐焚（或作埜），庚繁昜，庚高丘，庚下囗（蔡），庚居鄛，庚郢。见其金节毋征，毋舍桴饲，不见其金节则征。　　　　　　
舟节铭文如下：　　　　　　大司马昭阳败晋师于襄陵之岁，夏囗之月，乙亥之日，王居于茂郢之游宫。大工尹囗囗铸金节。屯三舟为舿，五十舿，舿岁能返。自鄂往，逾湖，徒（涉）汉，庚邔，庚芑昜，逾汉，庚郢，逾夏，内囗，逾江，庚囗（彭）囗，庚松昜，内浍江，庚爰陵，徒（涉）江，
内湘，庚囗，庚囗昜，内囗，庚鄙，内囗，沅、澧、囗、徒（涉）江，庚木关，庚郢。见其金节毋征，毋舍桴饲；不见其金节则征。如载马、牛、差以出内关，则征于大府，毋征于关。　　　　　　“鄂君启”中的“鄂”为地名，“启”是鄂君之名。鄂君启，字子皙，是战国时期楚怀王之子。通过车节和舟节的文字内容，我们可以了解到“鄂”到“郢”的水陆交通路线、车辆及船只得调配、沿途所享受的特权等。据专家研究，此时的“节”相对于“符”来说，更方便，更实用了。它对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交通等都有着巨大的研究价值。此节制于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　　　　舟节铭文细部战国鄂君启金节（右为舟节、左为车节）：铭文细部铭文细部
　　铜器表面镶嵌着金银丝，构成瑰丽的图案，叫做“金银错”。有的金银丝细如毫发。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 　　　　　　目前我们能见到最早的错金银青铜器，就是一件错金铭文的栾书罐，是春秋中期的，器高四八．四公分，素面，颈至肩下，有金错铭文五行共四十字。铭文大意是：在正月季春，栾书作此器，用以祭祀祖先，希望长寿，子孙永宝用。栾书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大臣，卒于公元前五七三年。目前，我们尚未见到过比此更早的错金青铜器。 　　　　　　自公元前六世纪金错铭文开了个头，从此之后，竞相仿效，风行了近一千年，其高峰期是春秋后期至汉代。 　　　　　　金银错本身是一种装饰工艺，为了追求装饰美，铭文从此发生了变化，铭文的位置，从器内移于器表，并刻意进行经营。金错铭文一般使用各种美术字，其中用得最多的，是吴越鸟虫书。 　　　　　　鸟虫书又名虫书、鸟篆、鸟籀，是篆书中的花体，往往用虫鸟组成笔画，似书似画，饶有情趣。金错鸟虫书铭文，在春秋至战国早期，多用于兵器上，秦汉则见于壶等容器上，如上海博物藏金银错鸟篆纹铜壶和河北省满城西汉墓出土的金错鸟篆纹铜壶。 　　　　　　有些青铜器金错铭文，虽然不是鸟虫书，但也有图案化、艺术化的倾向。如一九五七年安徽寿县出土的战国金错鄂君启节，上有金错铭文三一二字，字体似草叶篆，线条劲细飘逸，横竖笔划交叉处，常常以圆点装饰，好似点点明星，散落于字里行间，非常美观。 　　　　　　以错金为饰的青铜器，鲜见伪品，大概是因为此工艺极难仿制，即便有伪作，也容易被识破的缘故。　　
　　　　中山王鼎是战国时期铭文最长的青铜器。　　　　也是禁止出国展出的64件（套）文物之一。中山王鼎
　　毛公鼎 　　　　被誉为晚清“海内三宝”的大盂鼎大盂鼎在北京，大克鼎在上海，惟独另外一宝毛公鼎越过海峡，落脚在了台北故宫博物院。 　　　　毛公鼎通高近54厘米，重34.5公斤，大口圆腹，口沿上耸立着两只高大的耳朵，半球状深腹，腹下三只兽蹄形足敦实有力，整个造型浑厚而凝重，饰纹也十分简洁有力、古雅朴素，标志着西周晚期，青铜器已经从浓重的神秘色彩中摆脱出来，淡化了宗教意识而增强了生活气息。毛公鼎内腹部的499个字铭文，是迄今为止西周青铜器上最长的铭文。毛公鼎毛公鼎
　　毛公鼎　　　　　　　　西周晚期器物。道光末年出于陕西省岐山县。由作器人毛公（厂音）得名。直耳，半球腹，矮短的兽蹄形足，口沿饰环带状的重环纹。铭文32行499字，乃现存最长的铭文：完整的册命。共五段：其一，此时局势不宁；其二，宣王命毛公治理邦家内外；其三，给毛公予宣示王命之专权，着重申明未经毛公同意之命令，毛公可预示臣工不予奉行；其四，告诫勉励之词；其五，赏赐与对扬。是研究西周晚年政治史的重要史料。　　　　　　毛公鼎为西周晚期的宣王时期器物。清道光末年于陕西岐山出土的重器。为皇皇钜制，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其内容是周王为中兴周室，革除积弊，策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辅佐周王，以免遭丧国之祸，并赐给他大量物品，毛公为感谢周王，特铸鼎记其事。其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奇逸飞动，气象浑穆笔意圆劲茂隽 ，结体方长，较散氏盘稍端整。李瑞清题跋鼎时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　　　　全铭文辞精妙而完整，古奥艰深，是西周散文的代表作，例如文章共五段如下：　　　　王若曰：“父歆，丕显文武，皇天引厌劂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率怀不廷方亡不觐于文武耿光。唯天将集厥命，亦唯先正略又劂辟，属谨大命，肆皇天亡，临保我有周，丕巩先王配命，畏天疾威，司余小子弗，邦将曷吉？迹迹四方，大从丕静。呜呼！惧作小子溷湛于艰，永巩先王”。 　　　　王曰：父歆，余唯?，至先王命，命汝?我邦，我家内外，?于小大政，?朕立，?许上下若否。宁四方死母童，祭一人才立，引唯乃智，余非庸又昏，汝母敢妄宁,虔夙夕，惠我一人，?我邦小大猷，毋折缄，告余先王若德，用印邵皇天，??大命，康能四国，俗我弗乍，先王?。　　　　王曰：父歆，余之庶出，入事于外，专命专政，?小大楚赋，无唯正闻，引其唯王智，?唯是丧我国，历自今，出入专命于外，厥非先告歆，父歆舍命，母又敢?专命于外。　　　　王曰：父歆，今余唯?先王命，命汝亟一方，弘我邦我家，母?于政，勿??庶口。母敢?事囊囊，??鳏寡，善效乃友正，母敢湛于酒，汝母敢?，才乃服，?夙夕，敬念王畏不赐。女母弗帅用先王乍明井，俗女弗以乃辟?于?。　　　　王曰：父歆，已曰及兹卿事寮，大史寮，于父即君，命女??公族?叁有司，小子，师氏，虎臣?朕亵事，以乃族干吾王身，取贵??，易女??一卣，?圭，?宝，朱市，?黄，玉?，金车，??载，朱?弘斩，虎?熏裹，右厄，画?，画?，金?，?卫，金?，金?，??，金??，鱼?，马四匹，攸?，金?，金?，朱?二?，易汝兹关，用?于政，毛公?对?天子皇休，用乍?鼎，子子孙孙永宝用。　　　　　　毛公鼎铭文译文如下：　　　　　　　　周王这样说：“父瘖啊！伟大英明的文王和武王，皇天很满意他们的德行，让我们周国匹配他，我们衷心地接受了皇天的伟大命令。循抚怀柔了那些不来朝聘的方国，他们没有不在文王、武王的光辉润泽之中的。这样，老天爷就收回了殷的命令而给了我们周国。这也是先辈大臣们辅助他们的主君，勤恳奉天大命的结果。所以皇天不懈，监护着我们周国，大大巩固了降给先王的匹配命令。但是严肃的上天突然发出威怒，嗣后的我虽没来得及领略天威，却知道对国家是不吉利的。扰扰四方，很不安宁。唉！我真害怕沉溺在艰难之中，永远给先王带来忧惧。”　　　　周王说：“父瘖啊！我严正地遵守先王的命令，命令你治理我们国家和我们家族的里里外外，操心大大小小的政事。屏卫我的王位，协调上下关系，考绩四方官吏，始终不使我的王位动摇。这需要发挥你的智慧。我并不是那么平庸而昏聩的，你也不能怠忽苟安，虔诚地时刻地惠助于我，维护我们国家大大小小的谋划，不要闭口不说话。经常告诉我先王的美德，以便我能符合天意，继续勉力保持大命，使四方诸国康强安定，使我不造成先王的担忧！”　　　　周王说：“父瘖啊！这些众官出入从事，对外发布政令，制定各种徭役赋税，不管错对，都说是我的英明。这是可以造成亡国的！从今以后，出入或颁布命令，没有事先报告你，也不是你叫他们颁布的，就不能对外胡乱发布政令！”　　　　周王说：“父瘖啊！现在我重申先王的命令，命令你做一方的政治楷模，光大我们的国家和家族。不要荒怠政事，不要壅塞庶民，不要让官吏中饱私囊，不要欺负鳏公寡妇。好好教导你的僚属，不能酗酒。你不能从你的职位上坠落下来，时刻勉力啊！恭恭敬敬地记住守业不易的遗训。你不能不以先王所树立的典型为表率，你不要让你的君主陷入困难境地！”　　　　周王说：“父瘖啊！我已对这些卿事僚、太史僚说过，叫他们归你管束。还命令你兼管公族和三有司、小子、师氏、虎臣，以及我的一切官吏。你率领你的族属捍卫我。取资三十寽，赐你香酒一坛、裸祭用的圭瓒宝器、红色蔽膝加青色横带、玉环、玉笏、金车、有纹饰的蔽较、红皮制成的鞃和艰、虎纹车盖绛色里子、轭头、蒙饰车厢前面栏杆的画缚、铜车辔、错纹衡饰、金踵、金秜、金蕈席、鱼皮箭袋、四匹马、镳和络、金马冠、金缨索、红旗二杆。赐你这些器物，以便你用来岁祭和征伐。”　　　　毛公瘖为了报答天子的辉煌美德，因而铸造了一个宝鼎子子孙孙永远宝用。　　毛公鼎铭文1毛公鼎铭文2
流传经过　　　　
毛公鼎於清朝道光年间在陕西岐山周原出土，据贺世明考证是清道光年间（1851年），自陕西岐山县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挖出来的，有古董商人闻名而来，以白银300两购得，但运鼎之际，被另一村民董治官所阻，买卖没有做成。古董商以重金行贿知县，董治官被逮下狱，以私藏国宝治罪。此鼎最後运到县府，被古董商人悄悄运走，张燕昌之子张石瓠曾巧见此鼎。　　　　後毛公鼎辗转落入西安古董商苏亿年之手。咸丰二年（1852年，北京金石学家、收藏家陈介祺又从苏亿年之手购得，并赏给苏亿年1000两，此鼎深藏於密室，鲜为人知。陈介祺病故後，1912年其後人卖出此鼎，归两江总督端方所有，端方被派到四川镇压保路运动，被革命军所杀。端方之後人因家道中落，将毛公鼎典押给天津俄国人开办的华俄道盛银行。英国记者辛浦森出美金5万元向端家购买，端家嫌钱太少，不肯割爱。当时有爱国人士极力呼吁保护国宝，毛公鼎辗转至当时担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得大收藏家、後来国学馆馆长叶恭绰手中，存入大陆银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叶恭绰避走香港，毛公鼎未能带走，藏在了上海的寓所里。由於叶恭绰是用假名买走得毛公鼎，让日本人无法查知它得下落。叶恭绰嘱咐其侄叶公超：「美国人和日本人两次出高价购买毛公鼎，我都没有答应。现在我把毛公鼎托付给你，不得变卖，不得典质，更不能让它出国。有朝一日，可以献给国家」。毛公鼎几经易手，甚至差点被日本军方夺走，所幸叶公超拚死保护，是不承认知道宝鼎下落。叶恭绰为救侄子，制造了一只假鼎上交日军。叶公超被释放後，于1941年夏密携毛公鼎逃往香港。不久，香港被日军攻占，叶家托德国友人将毛公鼎辗转返回上海。後来因生活困顿，将毛公鼎典押给银行，由钜贾陈永仁出资赎出，毛公鼎才不至於流浪他乡。1946年陈永仁将毛公鼎捐献给政府，隔年由上海运至南京，收藏於中央博物馆。　　　　1948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大量南京故宫博物院珍贵文物南迁至台北，毛公鼎亦在其中。现在毛公鼎收藏於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毛公鼎
　　讲到台北故宫，来件有趣的　　　　猪肉石　　　　　　台北故宫中最负盛名的藏品：猪肉石　　　　清代。用不透明的玉髓雕成，色峰纹理全是天然形成，玉工不过是妙手偶得。“肉”的肥瘦层次分明、肌理清晰、毛孔宛然，酷似一块新鲜猪肉，令人叹为观止。猪肉石猪肉石猪肉石猪肉石
　　翠玉白菜（翡翠白菜）　　　　【类别】玉雕 　　　　【年代】清代　　　　【文物原属】清宫旧藏　　　　【文物现状】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长：18.7公分，宽：9.1公分，厚：5.07公分 。　　　　　这件与真实白菜相似度几乎百分百的作品，是由翠玉所琢碾而成，亲切的题材、洁白的菜身与翠绿的叶子，都让人感觉十分熟悉而亲近，别忘了看看菜叶上停留的两只昆虫，它们可是寓意多子多孙的螽斯和蝗虫。 　　　　此件作品原置于紫禁城的永和宫，永和宫为光绪皇帝妃子瑾妃的寝宫，因此有人推测此器为瑾妃的嫁妆象征其清白，并企求多子多孙。 　　　　虽说翠玉这个材质与白菜造型始风行于清中晚期，白菜与草虫的题材在元到明初的职业草虫画中，屡见不鲜，一直是受民间欢迎的吉祥题材。除此之外，包心叶类的蔬菜也曾被唐代的诗人杜甫用来作为政治环境恶劣、怀才不遇的隐喻，在文人画的传统中，亦被引用来作为绘画的主题，以表述类似的心情，暗谏为政者的昏庸。　　　　在乾隆四十年（1775年）的一首名为《题和阗玉镂霜松花插》的御制诗中，作为帝王的清高宗，从以包心叶菜为造型的花插，联想到以杜甫诗中园吏不识嘉蔬之隐喻为艺谏的传统，而有所警惕；诗云：“和阗产玉来既夥，吴匠相材制器妥。仿古熟乃出新奇，风气增华若何可，菜叶离披菜根卷，心其中空口其侈。插花雅合是菜花，绯桃雪梨羞婀娜，民无此色庶云佳，艺谏或斯默喻我。”　　　　不过相信无论是此位宫廷作坊中的工匠，或是制作翠玉白菜的玉匠，都只是发挥创意、巧艺，为顺应赞助者喜好而创作，但是由于并未留下相关的资料记载，也留给观者更多想像的空间。翠玉白菜（翡翠白菜）翠玉白菜（翡翠白菜）上的螽斯
　　 　　　　
此件翠玉白菜原是永和宫的陈设器，永和宫为清末瑾妃所居之宫殿，据说翠玉白菜即为其随嫁的嫁妆。白菜寓意清白；象征新嫁娘的纯洁，昆虫则象征多产；祈愿新妇能子孙众多。　　　　
自然色泽、人为形制、象征意念，三者搭配和谐，遂成就出一件不可多得的珍品。玉，在中国是非常珍贵的质材，琢磨玉料成为器物则相当的费工、费时，如何节料、省工遂成为玉器设计过程中，空间思考的准则之一，而“量材就质”便是此思考方向下产生的艺术特质。所谓“量材就质”，简而言之，就是顺应玉料自然天成的外形或色泽设计玉器形制，是一种在外设条件的限制下发挥创造力的创作方式。协调天然与人为，则是此一创作方式最重要的理念。以一块半白半绿的翠玉为原材，运用玉料自然的色泽分布，琢碾出一棵鲜活欲滴、叶片上还停留了一只螽斯与一只蝗虫的白菜。　　　　　　 此件翠玉白菜原是永和宫的陈设器，永和宫为清末瑾妃所居之宫殿，据说翠玉白菜即为其随嫁的嫁妆。白菜寓意清白；象征新嫁娘的纯洁，昆虫则象征多产；祈愿新妇能子孙众多。自然色泽、人为形制、象征意念，三者搭配和谐，遂成就出一件不可多得的珍品。翠玉白菜（翡翠白菜）翠玉白菜（翡翠白菜）
　　翡翠白玉，质地高贵，温润，象征有德　　　　白菜寓意清白；象征新嫁娘的纯洁；　　昆虫则象征多产；祈愿新妇能子孙众多。　　自然色泽、人为形制、象征意念，三者搭配和谐，遂成就出一件不可多得的珍品。　　　　　　多么完美的嫁妆！翠玉白菜
　　台北故宫纪念品“翠玉白菜”大陆造惹争议　　　　乌鲁木齐在线
13:20:00 　　　　　　乌鲁木齐在线讯 台北故宫“翠玉白菜”纪念品为大陆制造的风波，仍在岛内持续发酵。据香港中评社和台湾“中央社”5日报道，绿营社团当天跑到台北故宫做秀，用刀砍碎“翠玉白菜”，抗议大陆货。他们穿着“我爱MADE IN TAIWAN”（台湾制造）的T恤，向欧美及大陆游客散发传单，要求不要购买大陆制造的商品，同时要求马英九当局从台北故宫做起，大力销售台湾制造的产品。　　　　　　翠玉白菜是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其复制品也是大陆游客赴台最喜欢购买的纪念品之一。据《中国时报》报道，国民党“立委”江连福4月初在“立法院”质询时，出示了一款台北故宫商品部贩卖的翠玉白菜复制品。他说，翠玉白菜是台湾“国宝”，也是大陆游客的最爱，细看厂商是国立故宫博物院，但产地竟然是大陆，反而价格较低的“翠玉白菜”手机吊饰才是台湾制造。江连福质疑台北故宫采购草率，陆客大老远搭飞机来台，却买到大陆制造的商品，“究竟是台湾技术无法制作？还是不爱台湾货？”“立委”朱凤芝也批评这件事“有点丢脸”。她说，虽然大陆制作的成本低，但是台北故宫要赚那么多干吗，“政府纪念品应该要求一律在台湾制造”。台北县莺歌老街发展协会理事长谢宇明也称，要仿制翠玉白菜，以台湾的技术绝对没问题，但公家机关采购案都是价格取向，大陆工厂多、人工便宜，台湾厂根本无法竞争。现在“台湾接单，中国出货”的情形很普遍，台湾陶艺工厂连一块钱都赚不到。 　　　　　　受到质疑的台北故宫立即将大陆制礼品下架，改贴“台湾设计，中国制造”标签。副院长冯明珠说，与台北故宫合作的厂商共66家，全部是台湾厂商，大多数商品从设计、开发、生产到营销全部在台湾。在翠玉白菜81款相关纪念品中，只有两款是大陆制造，比例非常小。冯明珠还说，按照台湾“采购法”规定，当局未明文限制产品不得在大陆产制，台北故宫商品收益仍归合作的台湾厂商，一切都是依法办理，“大家也都买得很高兴”。台北故宫今年前3个月的销售统计显示，两款迷你版“翠玉白菜”，各卖出两三千件。最热门的“翠玉白菜”手机吊饰，共售出3.4万件，为台湾制造。 　　　　　　《联合报》的一篇评论认为，发展观光业很重要的就是要创造特色景点，创造以客为尊的服务文化及创造特色产品。中国大陆是一个世界工厂，在美国与欧洲许多景点的礼品店里买made in China的纪念品早已不是新鲜事了，重点是礼品本身能反映该景点的特色，观光客买得也高兴就好了，哪里做的有那么重要吗？文章还说，媒体与民意代表大肆嚷嚷翠玉白菜纪念品不是台湾做的，就好像一家商店的店员告诉客人本店的商品质量不好一样，“这种做法不只是扫了观光客的兴，也是在扯整个观光业的后腿，实在不可取”。　　　　大陆客青睐的翠玉白菜纪念品大陆客青睐的翠玉白菜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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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嵌绿松石饕餮纹铜牌饰　　　　　　　　又名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　　　　镶嵌铜牌饰是一种主要流行于夏代的青铜器，以镶嵌绿松石为最大特征，是集铸造和镶嵌于一身的神秘艺术品。它是史前兽面纹到商周饕餮纹的中介和传承，这种传承不仅是沿用了一种艺术传统，而且是传承了信仰和神话。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镶嵌铜牌饰对于研究中国文明起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是名副其实的夏代遗宝。　　　　二里头遗址出土此类铜牌饰共3件，形制大同而略有小异。所嵌绿松石磨成种种形状，互相结合，非常工巧。如此精美的杰作，表明夏代绿松石镶嵌技法已相当成熟，同时也开启了青铜器镶嵌工艺的先河。　　
　　嵌绿松石饕餮纹牌饰（甲）　　　　　　　　　　这件铜牌饰于1981年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长14.2厘米、宽9.8厘米。牌饰 为青铜衬底，略呈弧角长方形，表面凸起，两侧有两组穿钮，用以固定在织物上。出土时，牌饰背面尚存麻布痕迹。牌饰表面用数百块形状各异的绿松石小片铺嵌成饕餮纹图案。　　　　饕餮双目正圆，稍凸起，鼻与身脊相通，上唇向内卷曲，对钩“T”形角，两角长而上延，卷曲似尾，均不同于后来的饕餮。　　　　饕餮纹是青铜器上最常见的花纹之一，广义上也可称为兽面纹。这种纹饰最早可追溯到距今五千年前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神人兽面纹，山东龙山文化继承了这种纹饰。饕餮纹，本身就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吕氏春秋·先识》篇有云：“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故此，一般把这种兽面纹称之为饕餮纹。　　　　这件牌饰的饕餮纹，是青铜器上已知最早的一例。此后的商周两代，饕餮纹日益丰富起来，类型很多，或像龙像虎、或像鸟像凤。西周晚期之后，青铜器纹饰的神秘色彩逐渐减退，但饕餮纹始终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作 为寻找夏文化的重要途径，二里头文化的重要地位自然不必多说，同时，二里头文化也是公认的中国最早的青铜文化，因为在二里头文化的代表遗址——二里头遗址出土了一批铸造工艺水平非常高的青铜器，如鼎、爵、盉、戈等，其中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可说是最精美的一件作品。　　嵌绿松石饕餮纹牌饰（甲）嵌绿松石饕餮纹牌饰（甲）
　　嵌绿松石饕餮纹牌饰（乙）　　　　　　　　　　夏代　　　　河南博物馆藏　　　　1984年秋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通高16.5，宽11ｃｍ。为盾牌形，面微突起，它是先铸好牌形框架，　　　　然后有数百枚方、圆或不规则的绿松石粘嵌成突目兽面。　　　　这件牌饰出土于死者胸前，很可能是一件佩戴饰品。是目前发现最早　　　　也是最精美的镶嵌铜器，可以说它的发现开创了镶嵌铜器的先河。　　嵌绿松石饕餮纹牌饰（乙）嵌绿松石饕餮纹牌饰（乙）嵌绿松石饕餮纹牌饰（乙）
　　嵌绿松石饕餮纹牌饰(丙）　　　　　　夏晚期　　　　长15.9，宽7.5－7.8CM　　　　1987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呈上宽下窄圆角长方盾牌形，弧面，两侧各有圆鼻一对。作工奇物。牌饰不是满托，而是如剪纸那样，镂空成兽面纹的基本图案的框架，绿松石即镶嵌于框架之空隙中。图案为虎头纹，圆眼，直鼻，有须，形象生动。此物出土于墓中部东侧，约当墓主人腰侧。　　嵌绿松石饕餮纹牌饰(丙）
　　二里头文化铜牌饰的介绍　　（1）二里头铜牌饰的外表形象　　考古工作者分别在1981年、1984年和1987年在二里头墓葬中发现镶嵌绿松石铜牌饰。这三件铜牌饰的具体形象如下：　　1.　　1981年出土的铜牌饰：出土于M4。呈长圆形，长14.2厘米，宽9.8厘米，中间呈弧状束腰，近似盾牌形，两侧各有二穿孔钮，用以固定在织物上，凸面由许多不同形状的绿松石粘嵌排列成兽面纹。兽面纹双目圆睁，鼻与身脊相通，两角长而上扬 。　　　　2.　　1984年出土的铜牌饰：出土于M11。长16.5厘米，宽最窄处8厘米，最宽处11厘米，形状与1981年出土的相似，只是略大，兽面纹面部尖喙，两角上延，卷曲似尾，眼睛呈梭形 　　　　3.　　1987年出土的铜牌饰：出土于M57。长15.9厘米，宽最窄处7.5厘米，最宽处8.9厘米，厚0.25厘米。形状与1981年、1984年出土的相似。圆角梯形，瓦状隆起，两侧各二钮。以青铜铸成兽面纹镂空框架，镶嵌以绿松石片。出土时，绿松石片全部悬空（原来似有依托），整体为一猛兽形象，其头端窄而身部宽，圆头、圆眼、弯眉、虎鼻状直鼻，下颌有数颗利齿，身有鳞状斑纹。所嵌四百余块绿松石片，厚约0.2厘米，多数十分细小，大者宽仅0.5厘米左右，它们排列致密有序，镶嵌十分牢固，至今未脱落一块。其兽面纹造型别具特色，极为罕见
　　其他地区所藏的铜牌饰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这类铜牌饰，目前共发现10余件。其中以美国收藏的最多：哈佛大学沙可乐博物馆有3件，《保罗·辛格医生所藏古代中国文物》内记录1件，《火奴鲁鲁艺术研究院所藏中国古代青铜器、陶瓷器合玉器》内著录1件，檀香山艺术学院内收藏1件；日本京都附近的MIHO博物馆收藏1件；英国伦敦古董行内曾有1件 。 　　　　英国伦敦埃斯肯纳齐行收藏的二里头文化铜牌饰 ， 美国檀香山艺术学院收藏的“商代”铜牌饰 ， 哈佛大学沙可乐博物馆所藏的铜牌饰 ，以及日本京都附近MIHO博物馆收藏的铜牌饰 ，均为兽面纹，大小纹饰都和二里头出土的牌饰相仿。　　　　另外，在相当于殷商早期的三星堆文化遗址东北部的小型祭祀坑中出土了两件铜牌饰。这两件铜牌饰器体拱凸如瓦，两侧各有对称的两钮，牌饰上的图案左右对称。器身平面略呈长方形，上端平直，仅转角处较圆，图案与二里头铜牌饰有较大的不同：其一为双重兽面纹形象，另一则由更抽象、图案化的五重变形兽面纹组成 。　　
　　　　老祖宗到底是如何把绿松石镶嵌上去的？镶上去又几千年而不松弛脱落 ，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河南城市博物馆&镇馆之宝&不完全系列（豫西篇）三　　　　　二里头镶嵌绿松石铜牌饰　　　　洛阳盆地东部的偃师二里头村，西距汉魏洛阳故城约５公里、距隋唐洛阳城约１７公里，东北距偃师商城约６公里。 　　　　
村落背依邙山，南望嵩岳，坐落在洛水和伊河之间广阔的夹河平原上，这里土质肥沃，地势平坦，北面林木茂密，南面苇草伏地，自然环境极适合农业耕作。 　　　　
１９５９年５月，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带队，在偃师寻找古遗址。５月１６日，当他们进入二里头村口时，“看到有种银灰色的光芒笼罩着村庄，一缕缕薄雾轻轻浮荡在上空，他们嗅到了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幽微气息”。走不几步，他们便在村南路旁的地坎及断崖上看到衳露在外的灰坑和夹杂着各类器形的陶片、碎石器。徐旭生先生抠出一块灰色陶片，马上意识到陶片异乎寻常，是他以前从未见过的类型。 　　　　
很快，陶片和别的遗物装满了随身携带的几个蒲包，一行人在沟边还发现了一件因雨水冲刷直接露出地面的灰陶鬲，居然毫无损伤。徐先生感到，这儿到处是宝。 　　　　
但事情的进展完全超出他的想象，以他的发现为发端，考古学界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持续４０余年的发掘，发掘结果不断给世人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