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多疑症：利用文字狱杀死六位奇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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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多疑症：利用文字狱杀死六位奇才
曹操多疑症：利用文字狱杀死六位奇才曹操生性多疑，曾有句遗臭万年的格言： '宁我负人，毋人负我。 '不让别人负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先下手除去，但是做为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当然不能没理由的乱杀人，于是便有了曹操用文字狱杀人的事件。据《曹瞒传》，曹操杀人之前，常常还会演出一幕'流涕行诛'的小活剧，待戮之士倘以为曹操这把眼泪乃反悔之兆，事到临头只会更加泄气。曹操先杀祢衡，继杀孔融，后杀许攸，又杀崔琰。杀杨修，是比较晚的，好几次要除掉他，没有下手，或许嫉才的同时，也爱才吧，最后曹操还是将他枭首示众了。泄密，是表面上的理由，实际上是因为他卷入宫廷继承的漩涡中。那是一种最危险的游戏，他下错了赌注，押在赌台上的，却是他的生命，对不起，上绞刑架吧！在这个世界上，有聪明的聪明人，也有自以为聪明其实并不聪明的聪明人。同样一件事，在前者手里，做得挺漂亮，挺圆满，在后者手里，以为手到擒来，结果逮不着狐狸，惹一身骚，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就是这个意思了。《三国演义》中的杨修，智慧过人，颖悟超群，看似绝顶聪明，其实却是个糊涂笨伯。他的聪明，不过孔雀尾巴上的羽毛，只是为他招来杀身之祸罢了。杨修听到曹操发布的行军口令“鸡肋”，便回营房打背包，同僚问其缘故，他说，鸡肋者，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丞相肯定要撤兵了。漫说是一个统治者，即使普通人，也并不愿意让人揭开内心隐秘，触到痛处。杨修的这种轻薄行为，落在了刚吃了败仗，而且一直要收拾他的曹操手里，当然是找死了！最后，就被曹操借口这次泄露军事机密，杀了。我们当然可以假设，若曹操没有改变早先对曹植的偏爱，决意立曹植为太子，遭殃的恐怕就是曹丕的智囊团了。为儿子的利益杀人，曹操也不是第一回了，其实有个叫周不疑的孩子，他的死比杨修更值得同情，也更能说明曹操无可救药的猜忌。那孩子太聪明了，也许只有曹操早夭的神童儿子曹冲（字仓舒）可以和他匹敌（按：'曹冲称象'故事，大似有佛门智，故陈寅恪先生断定属陈寿附会佛典）。在曹冲还活着时，曹操对周不疑大有好感，一度还想把女儿嫁给他，但遭到周不疑婉拒。曹冲既夭，曹操担心曹丕等人没能力控勒周不疑，遂果断派出刺客，将年仅17岁的周不疑杀死在某个谁也不知道的荒伧所在。崔琰，一位非常值得爱戴的名士，事实上也曾得到曹操的敬重。当年曹操初得冀州，将崔琰救出袁绍大牢时，曹操兴致勃勃地对崔琰说：'昨天我查阅了一下户籍，发现贵州竟有三十万百姓可供补充兵员，实在是一个大州呀！'崔琰勃然变色：'鄙州饱受战争创伤，生灵涂炭，你不想着安抚百姓，却先计点甲兵，这难道竟是鄙州人寄望于你的事情吗？'在座的全都吓出一声冷汗，好个曹操，不仅全无怒意，反而堆下笑脸，当面向崔琰赔礼道歉。出于对崔琰道德力量的敬仰，曹操甚至将太子曹丕的教育之职也托付给他。崔琰不辱使命，把个曹丕调教得唯唯诺诺。崔琰有两个理由使曹操提高警惕：曹操曾因衣着花哨而'赐死'曹植的妻子，而这位薄命女正是崔琰的亲侄女；曹操决定立曹丕为太子时，知道崔琰平素更喜欢曹植，他担心崔琰从中起不良作用，尽管崔琰的表现无可挑剔，他当时就明确表示：自己坚决站在曹丕一边，并认为只有立曹丕为太子，才能保证政权的稳定。崔琰的死，缘于一封信，缘于曹操本人对文字狱的兴趣。崔琰信中有'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之句，生性猜忌的曹操立刻将此理解成变天的征兆，把崔琰投入死牢。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许攸的来访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为他告诉曹操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使曹操得以率兵烧尽乌巢之粮，一举左右了战局。许攸本就是一个贪脏枉法的小人，他离开袁绍的原因，亦在荀文若的算度之中，属'家人犯法'。许攸自到曹营，手足更加轻狂，对曹操全无敬意，乃至在宴会上大呼小叫：'阿瞒，若不是我，你根本得不到冀州。'曹操无奈之下只得嘿嘿干笑，'那是那是。'也许曹操能够容忍许攸当着自己面无礼，却不能容忍他当着别人面张狂。许攸步出原属袁绍治下的邺城东门时，对随从人员咋呼道：'这户人家（指曹操）若没有我的帮助，根本别想从这道门里进出。'话音落后三小时，许攸即被收入大牢处死。还有一人名叫娄圭，字子伯。他和崔琰一样，其实是死于一种比'文字狱'更可怕的'腹诽心谤'，这也是曹操猜忌心重使然。这位娄圭当年帮助曹操击败马超时，颇立功勋，他提议的抟沙为城法（利用奇寒的西北风，使掺水的沙子一夜间成为坚不可摧的防护墙）曾使曹操感叹：'子伯之计，我不及也。'有一天，娄圭与友人习授同坐一辆马车，正碰上曹氏父子外出，习授感叹道：'为人父子而有如此排场，那才叫痛快。'娄圭脱口应道：'人生在世，不能像看客那样光瞧着别人痛快，得自己痛快才是。'阴险的习授当晚就把娄圭的私房秘语密告曹操。不消说，娄圭人头立刻落地。还有毛玠，这位当年曾向曹操建议屯田的大功臣，感于崔琰无端被诛，唏嘘不已，牢骚满腹。一次在路上见到黥面囚犯，为一时义愤所激，吐出这样一句咒语：'路有黥面者，正是亢旱三年的征兆。'曹操同样没有犹疑，他手下'首席大法官'钟繇迅速行动，将这位大功臣收入了死牢。区别仅是：后因有人出面求情，也许还想到了毛玠当年的好处，曹操特别允许毛玠死在家里，并负责提供上好棺木，确保毛玠家人不受任何株连……所以，当董承等人与献帝合谋欲掀倒曹操时，后来伏皇后与父亲伏完暗中的联络'露泄'时，曹操都不曾有过片刻的犹豫，严格按照'罚不逾时'的古令，在第一时间先下手为强。前者如借粮官之头安抚兵士，后者如为防备刺客而在梦中斩杀近侍。'丞相非在梦中，倒是阁下死在梦中啊！'杨修后来在该近侍入敛仪式上的这声嘀咕，确实会让曹操毛骨悚然。由此可见，当感觉某人有颠覆政权的行为或哪怕仅仅只是一丝意念，曹操杀人总是连眼睛都不眨一下。此外，为了自家性命的安全，他常常也会或事急从权，或巧生变诈，杀人于无形之中。三国中最著名的战例有两起，一是曹操北征乌桓，二是诸葛亮南征孟获。然而后人在评价这两起“外战”时，大多都带有感情色彩去评价，对曹操北征乌桓，贬者居多；对诸葛亮南征孟获，反而赞誉一片。那么诸葛亮七擒孟获背后的真相是什么呢？在准备两年之后，本应由李严或其他将领担当的南征任务，诸葛亮以“虑王连并没有了解诸葛亮更深的意图，所以在“停留者久之”后（同上），依然亲自率兵南征。公元225年春，诸葛亮率兵自水路入越嶲，派马忠向东南出兵牂牁（治所在今贵阳附近，辖区包括贵州大部）攻击朱褒，派李恢向南出兵益州（益州郡，治所在滇池，今云南晋宁以东）。诸葛亮一支部队到达越嶲时，本打算在高定部结集时加以打击，殊料高定部下发动军事政变，杀了雍闿及身边部众，另拥立孟获为首领。诸葛亮主力部队击垮高定，并将其杀掉，孟获在内讧之后尚未来得及整合，忽然间折其一臂，只得率部撤退到益州郡。此时，马忠已歼灭牂牁郡朱褒并将其斩之，李恢部先败后胜。五月，诸葛亮率部南渡泸水，进军云南，生擒孟获，随即留下了“七擒七纵”的千古美谈。《汉晋春秋》载：诸葛亮军队到达南中时，听说孟获在少数民族中威望很高，遂决定生擒感化。活捉后，让孟获查看蜀军阵营，并询问道：“我军如何？”孟获回答说：“过去我不知蜀军虚实，所以失败了。今天承蒙你让我看过，也不过如此而已，我肯定容易取胜。”诸葛亮笑笑，让他回去整军再战。凡七擒七纵，而诸葛亮依然要遣返孟获。这时孟获感动了，诚恳地说道：“您呀，具有上天一样的神威，至此之后，南中人不再反叛了。”当时有人对释放孟获持不同意见，诸葛亮解释说：“若留外人（指蜀军将领），必须同时留下足够的军队，兵留下来又没有粮吃，这是第一件难事；蛮夷刚刚战败，父兄死伤者甚众，若留外人而不留兵，必成祸患，这是第二件难事；更何况，蛮夷累累有叛变杀戮的罪行，自知罪孽深重，若留外人，相互之间都不相信，这是第三件难事。今天我打算既不留兵，又不运粮，但是却能使南中地区服从我方，知道尊卑上下，就彼此相安无事了。”历来史学家对此笃信不疑，《三国演义》更将七擒七纵渲染得活灵活现。然而却不曾细想过以下几点：其一，冷兵器时代，西蜀军队不占绝对优势，李恢部先败后胜的结局，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其二，蜀军劳师远征，主客之势难以移位，千里转输粮秣，陌生的地形等对蜀军十分不利。其三，战争是兵戎相见、斗智斗勇、血流成河、尸积如山的打拼，不是猫捉老鼠的游戏，不是小孩过家家。稍有不慎，优劣之势立即转换，功亏一篑的教训经常发生。谨慎如诸葛亮者，敢玩七擒七纵的游戏吗？其四，即令是胜利，每次胜利的结果也大不相同，失败方主帅战死疆场、为部属所杀、为流矢所中、突围脱逃等难以预测，不可能一成不变的次次活捉。其五，七擒七纵是古今未有的战争神话，是诸葛亮难得一见的丰功伟绩。《三国志·诸葛亮传》的史料，很多来源于诸葛亮本人或部属，诸葛亮对典籍修撰十分认真，而在传记中，何以没有七擒七纵的只言片语？显然，陈寿对没有依据的过分颂扬断然抛弃的结果。至于“南人不复反矣”的颂扬，并没有历史依据。相反，《三国志》明确记载，诸葛亮第五次“北伐”之前，“南夷刘胄反，将军马忠破平之”（见《三国志·诸葛亮传》）。显然，所谓的七擒七纵，是《汉晋春秋》将毫无战争常识的道听途说着入了历史。再者，从《三国志》找不到诸葛亮以德感化南方“蛮夷”的史料，却能见到截然相反的善后措施。其一，利用当地民众的迷信心理。据《华阳国志》记载：南中民众的风俗习惯是相信鬼神和巫婆巫汉，相信诅咒，相信因果报应等，所以官员们常常利用他们的愚昧，以这些手段约束“蛮夷”。诸葛亮班师之前，为南中作画，先画日月天地，君臣城府；再画神龙，龙生蛮夷及牛马驼羊；后画各级官吏，乘大马，坐华车，到下边巡视安抚赈恤；还画了民众牵羊担酒呈贡金银宝货的场面。画成，赐予“蛮夷”。“蛮夷”对此画极为重视，遂以身家性命作出承诺。直到很久之后，西蜀早已灭亡了，朝廷每委派官员去南中，“蛮夷”都要将这些拿出来给官员们观看。其二，分化互解。诸葛亮南征之后，将“蛮夷”青羌族一万多家迁入内地，划分为五部，将家中强壮男子万余人编成所谓的“飞军”，常常被用来冲锋陷阵，所当无前。将老弱病残者，分别发配在内地焦、雍、娄、爨、孟、量、毛、李这些大姓名下，作为私家部曲（私家军）。对地广人稀的南中少数民族来说，万余户可不是小数字。诸葛亮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缺乏兵员；另一方面是釜底抽薪，将南中少数民族的力量分化瓦解。东汉时移民实边，这时候反其道而行之，可见军阀混战造成人口锐减的后果。其三，分而治之。考虑到之前的益州郡、牂牁郡、永昌郡、越嶲郡四郡地域过大，所部的人口还多，其间豪族势力盘根错节，容易对蜀汉政权构成威胁。遂将益州郡改为建宁郡，在建宁郡、永昌郡中间，划出一个云南郡；在建宁郡、牂牁郡两郡中间，划出一个兴古郡（见《三国志·后主传》）；另从犍为郡中分出朱提郡（见《诸葛亮集·元和郡县志》），这依然是分而治之的策略，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西蜀政权同“蛮夷”之间的不和谐根源，更没有德化的影子。反是征战，均有利弊得失、正反面两方作用。三国最著名的两起“外战”中，诸葛亮南征的“闪光点”名载史册。主要是以“攻心”为上、“七擒孟获”的传奇。武则天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正统的女皇帝，她给世人留下了很多的谜团至今无解。如：面相之谜、名字之谜、“杀姊屠兄”之谜以及最著名的“无字碑”之谜等，下面小编为大家列举了，武则天留给世人的六大未解之谜，一起来看看吧。1、武则天面相之谜武德七年（624年），武则天出生于今山西中部的文水县。武则天执政后，因她生于此地之故，曾更名兴武县，还效仿汉高祖刘邦，免除了这里人们的租赋。武则天逊位后，旋即恢复文水县名。关于武则天的相貌，《旧唐书》称为“美容止”；《新唐书》说她“其有色”；《唐会要》称谓“有才貌”；而《太平广记》引《感定录》则渲染她有“帝王之相”。其父武士彠请益州著名相士袁天罡为全家人看相，言其全家人皆富贵也。武则天当时还在怀抱中，穿着男孩衣服，被乳母抱了过来，袁天罡“举目一望”，大惊曰“龙睛凤颈，贵之极也”。并预言若是女子，日后当为天下之主。《唐新语》中又说，袁天罡不仅看了武则天的面相，还让她试着走了几步，才确定“若是女，当为天子”。史书中的皇帝，不是有祥瑞之象，就是有灵异之貌，以此证明“君权神授”。那么，武则天自然也是概莫能外的了。2、武则天名字之谜据史书记载，武则天一生用过媚娘、明空和曌三个名字。台湾学者考证，她在叫媚娘之前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约”。媚娘之名载于《新唐书·武后传》：“太宗闻士彠女美，召为才人，方十四岁”，“既见帝，赐号‘媚娘’”。算起来，武则天用媚娘这个名字，大概只有20多年的时间。因为她自感业寺二度入宫后，其身份已经变成了唐高宗的昭仪。无论是从伦理出发，还是从政体考虑，继续称呼“媚娘”显然是不合适了。可以明确的是，她在登基后，立即弃用了媚娘之名。明空之名载于《唐大诏令集》中的《改元载初敕》：“朕又闻之，人必有名者……朕宜以‘明空’为名。”明，人世间；空，佛教用语。四大皆空。可能是刚刚登基，为了表示低调行事，故选用了这个略显消极的名字。曌之名载于《资治通鉴》：“太后自名‘曌’，改诏曰制。”很有可能，武则天叫“明空”不久，就改称“曌”了。“明”字加“空”组成为“曌”字，音读为“照”，彰显光亮。在她独创的十二个字中，第一个即为“曌”字。为了避讳，遂改诏书为制书，而其孙李重照也得改名为李重润。此后，武则天名曌，一直用到她死。据台湾学者考证，武则天还有一个叫做“约”的名字，主要是根据《旧唐书》中关于“孙处约者”因“寻避中宫讳，改名茂道”这条资料并引旁证而作出的结论。因无实证，只能存说立此。但是，她在叫做媚娘即十四岁之前还有一个名字的说法，应该说是有道理的。3、武则天“所生女暴卒”之谜武则天为唐高宗生产四子、二女。其中，长女死于襁褓。对于这个婴儿之死，武则天与王皇后都曾背上了“杀人”的罪名。然而，究其真相如何，众说纷纭。宋人司马光曾从“虎毒不食子”的伦理常情断言“恐武后亦不至于轻浅如此”，可一般人则宁肯信其有而不愿信其无。在《旧唐书》本纪、列传中都没有记载此事，只是在史臣曰提到“振喉绝襁褓之儿”，详情不明。《唐会要》记载：“昭仪所生女暴卒，又奏王皇后杀之。”《新唐书·武皇后传》则做了详尽记载：“昭仪生女，后就顾弄，去，昭仪潜毙儿衾下，伺帝至，阳为欢笑，发衾视儿，死矣。又惊问左右，皆曰‘后适来。’昭仪即悲啼，帝不能察，怒曰：‘后杀吾女，往与妃馋媢，今又尔邪！”《通鉴》对此有简略记载，并将此事记在永徽五年。总之，不管是出于不明原因而亡，抑或偶然为衾被窒息而死，或者真的就是武则天所“潜毙”，武则天有一女“暴卒”是事实，而此事也确实成为武则天打击王皇后的一个利器。4、武则天“杀姊屠兄”之谜骆宾王所撰《讨武氏檄》批评武则天“杀姊屠兄”。“杀姊”当为不实之词，因为在诸书中连其大姐韩国夫人的死因都没有明确记载。但韩国夫人两个女儿为武则天所害是实，而其中一女贺兰氏之死，又与武则天“屠兄”一事有直接的关联。武则天“屠兄”是成立的，只是在情节上略有分歧。例如，毒死贺兰氏的场合，《旧唐书》说是在武则天母亲的府邸；而《通鉴》依据《则天实录》说是在纪念封禅泰山的宴会上。武则天大姐魏国夫人死后，其女贺兰氏被封为魏国夫人，居于宫中，服侍唐高宗。当时，贺兰氏年龄仅二十多，而武则天却已四十七岁。因此，她嫉妒这个妙龄的外甥女。于是，她在封禅泰山后百官向皇帝、皇后献食的宴会上，密置毒药于食物之中，让始州刺史武惟良和淄州刺史武怀运二人向魏国夫人献食，使其食后暴死。事后，又归罪于武惟良兄弟，将他们杀死，并将他们改姓为“蝮”氏。蝮是一种毒蛇，与“武”字谐音，即综合其谐音之姓和毒蛇之形以诋毁之。武惟良、武怀运是武则天的堂兄弟，据新、旧《唐书》记载，武则天父亲武士彠死后，他们“遇杨氏失礼”。杨氏，即武则天的母亲。“失礼”，所指不明。武则天参政初期，因为需要本家亲戚的帮助，尽管对武惟良兄弟衔恨在心，还是把他们提拔起来做了官。可他们兄弟却不领情，竟扬言说，如果是因为皇后的缘故升官，我们是“引以为忧，不引以为荣”的。武则天于是新仇旧恨一块算，“一石二鸟”，借机先杀了自己的外甥女，接着杀了自己的堂兄弟。5、武则天年寿之谜关于武则天年寿，在正史中有三种说法：八十一岁说、八十二岁说、八十三岁说。《考异》：“《旧则天本纪》崩时年八十三，《唐历》、焦璐《唐朝年代记》、《统纪》、马总《唐年小录》、《圣运图》、《会要》皆云八十一岁，《唐录》、《政要》贞观十三年入宫。据武氏入宫年十四，今从吴兢《则天实录》为八十二，故置此年。”十四岁入宫，是确定武则天年寿的参照年份和事件。笔者就此有专门考证：贞观十一年（637年）底至十二年（638年）初，唐太宗出巡在今河南、山西两省境内。他在十二年二月离开东都洛阳，车驾西还。唐太宗当在此时“闻其美”而将武则天纳入后宫为才人。据此推断，武则天生于武德七年（624年），死于神龙元年（705年），按我国虚岁的传统算法，享年八十一岁。6、武则天“无字碑”之谜神龙元年（705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武则天死于东都洛阳仙居殿。唐中宗与群臣商量，要将母后合葬于其父乾陵，遭到给事中严善思的反对，他引用风水之说及男尊女卑的伦理，主张“于乾陵之旁，更择吉地，取生墓之法，别起一陵”，就是另建一座墓。唐中宗敕令百官详议，最终还是遵从武则天“归陵”遗诏将其祔葬于乾陵。乾陵，在陕西乾县城北梁山上。陵前有两座高达6.3米的石碑，一座为《述圣纪》碑，是武则天为唐高宗所立；另一座为唐人为武则天而立，因通体无字，故被后人称作“无字碑”。中国帝后陵寝向来没有立碑之例。然而，武则天陵破例立碑，却又破例而不在碑上留字，令后人议论纷纷。一般认为，表示武则天对自己一生的功过，留给后人，任其评论。可是没有任何记载，表明这是她生前亲自立下的。有一种说法认为，皇帝功德，光照普天，不需要立碑赘述。此说不然，因为《述圣纪》便是颂扬唐高宗的纪念碑。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武则天身为李家媳妇却以周代唐，以后被推翻又由皇帝转身为李家媳妇的身世不好表述。此说亦不然，已有《哀册文》为其做了辩护。笔者根据乾陵前两碑均6.3米高的规制做如下猜测：当年，武则天在安葬唐高宗时准备了两块碑，一块即《述圣纪》碑，另一块则是为自己所备，待百年之后，再刻上文字。不料，武则天竟是逊位下场，且很快就死了。唐中宗君臣既然满足了她祔葬乾陵的愿望，那么，把她生前所备之碑也就随之立在了乾陵。当时作《哀册文》，写在纸上念一念，可做权宜。如果将类似文字刻在石碑上，让她流芳千古，永垂不朽，那可就别当另论了。显然，当时不会有人提出如此奏议。那么，死者入土为安，又把死者生前所备之碑又立于陵前，此葬礼也就不可不谓“功德圆满”了。女皇武则天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不得而知。历史的真相也许早已淹没在滚滚长河中，但是她给后人留下的未解之谜一直都在困扰着我们，希望有一天我可以找到“真正的真相”。自《马关条约》后，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不可调和。1900年，八国联军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于8月16日攻陷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于前一天仓皇逃走，北京再一次落入外国入侵者的手里。圆明园也就是在这一年再一次惨遭洗劫。1894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与新兴的日本帝国签订了1840年以来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侵占最为严重的《马关条约》，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大大加深了。中外矛盾迅速上升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种局势下，19世纪的最后五年间，义和团迅速发展，并于1900年控制了京津地区。义和团打出“扶清灭洋”的口号，意在中国大地上驱逐外来势力，恢复中国原有的社会秩序。在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清军击毙后，各国以保护公使馆为名，派兵进入北京，以东江米巷（后来的东交民巷使馆区）为中心，与义和团展开了激烈的攻夺战。为了解救在京被困的西方外交官与教会信众、各国侨民，英、法、德、俄、奥、意、日、美八国组成联军，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拆园最烈者为八旗兵1900年的入侵者比1860年的人数更多而且更为凶残。他们又一次展开抢掠和纵火，范围更广，持续更久。抢掠的地点包括有钱人和满洲贵族的家，掠夺者不仅仅是军队，外交人员与传教士亦参与其中。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抢掠现场看到，那些掠夺者的争抢场面只能用“暴动”来形容，许多中国俘虏遭到残暴的虐待和无情的枪杀。当时一位美国作家感觉“这些中国人遭受的对待就像罗马暴君尼禄在位时期的基督徒”。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战争发动的一年前，这八国列强全都加入了1899年的海牙公约，明文禁止战时抢夺和恣意杀戮。这一时期，新建成的颐和园和残破的圆明园也遭到了摧残。八国联军入京后，董福祥率战败的甘军北逃出京，德国马步队追击董军直至南口，此时董军已逃至怀来，德军追赶不及而返。德军部队一部分驻朗润园，英军驻颐和园，意军驻玉泉山。当冬天来临时，盘踞朗润园的德国侵略兵，窜到正觉寺拆走大殿的门窗当柴烧，砍坏佛像的鼻子，抢走寺内珍存的大量西藏进贡的锦边彩画佛像及青铜梵文大钟。与1860年的浩劫有着同样的丑行，入侵者为了分赃而成立了一个奖金委员会，并在英国的使馆举行拍卖会。但也有专家认为，到目前为止，尚无史料证明八国联军曾经进入圆明园进行劫掠，在这一时期真正让圆明园遭受劫难的是当时清政府驻守西郊的八旗兵、太监以及地痞流氓。据王威所着《圆明园》一书记载：“城外的驻军与恶霸们活动得更凶，他们乘机大肆洗劫西郊各园的陈设，圆明园也不例外。他们将殿座亭榭及宫门和铜狮等一齐拆下来出卖，连砖瓦、石料都不肯放过。”外国军队撤离时，京城暂时处于无政府状态，驻守西郊的散兵游勇、太监以及恶霸蜂拥闯进圆明园，再次劫掠院内陈设，大肆拆毁园内的殿堂、亭榭，盗运园内的砖瓦、木料等。其最甚者为本地土着的各旗营，曾经调驻城内，此时却都逃出城来。他们手中操着斜五排快枪，回到家中化兵为匪，自由结合，聚众大拆圆明园宫殿、砍伐树木。只一个月时间，整个圆明园内的树木及原来残存之建筑荡然无存。圆明园的西路毁于精捷营，北路毁于河北黄营，长春园毁于白旗大小营，其拆园最烈者为厢白旗小营与精捷营的八大恶棍首领。守园太监与拆匪激烈枪战长春园中环形的“海岳开襟”原是建在湖中双层汉白玉石园坛上的一座金碧辉煌、宏伟高大的建筑，由于船只被焚，无船可渡，在1860年英法联军之役幸免于难。光绪年间，慈禧还专门到此游幸，因此修葺一新，并由湖西岸上之“榴香渚”方亭至此添修长木板桥一道，桥侧安装红色栏杆。由于八旗拆匪扬言要拆此处，该处太监首领杨四率领四名太监，园户头目周德海也率领园户十名，日夜共同驻守。精捷营正白、正黄两旗头目扬言将于九月初七夜拆“海岳开襟”。于是杨四、周德海等人将木桥拆毁一段，堆积树枝与沙袋，修成工事，又从熙春园请来六名枪手，帮助防守，其他太监与园役也架上大抬杆枪埋伏在沙袋后面。当天夜里，近百名旗民，携带斧锯绳杠由西岸上木桥，发现桥被拆断，八大匪首喊话，责令杨四、周德海搭上桥板，否则如攻上去难逃一死。周德海一声令下，众枪齐发，当场击毙10余人，落水六七人，拆匪被迫退回西岸逃走。至10月初，“海岳开襟”仍十分完整。后来，守方意见不一，又恐天寒结冰，无法防守，更怕敌方拆匪的报复，于是，守方人员纷纷辞职回原籍。此消息被厢白旗小营知道，该旗匪头目，常作绑票勒赎的勾当，他们已从圆明园中掠到不少财物，现在知道周、杨二人撤出，便于10月14日率60名旗民，将“海岳开襟”全部占领，撬开大量陈设箱子，将珠宝奇珍一夜抢光。硬木桌椅一类的笨重之物，又抢运了三昼夜。最后将殿宇柱子锯断，用马车运走可使用的木材，砍掉园内巨大的松树和柏树来卖钱。事实上，这种肆意的破坏让圆明园内的殿堂楼阁完全消失，那些被偷来的木材，从柱子到窗框全都拿到附近的清河镇，堆积成一座“小山”，等着变卖。即使从园内拿走的小木片和树枝都可以在市集上找到，并被人当做烧火的木柴来使用。至此，一组水中楼阁建筑群，便只剩下废墟。另外还有全部铜铸品，也是在这时被洗劫的。万春园的西南角，有东庙和西庙，二庙相连。东庙为“敕建河神庙”，祭祀本园的河神，西庙为“惠济祠”，祭祀运河龙神。两庙前各有两根旗杆，周围有黄柏林木数百株。这两座庙与大片柏林，在1860年之役中免于火劫，保存相当完整。事后，每年二月初九与八月初四春秋大祭，均由河工大臣与圆明园总管致祭。在这次庚子劫难中，旗民蜂拥而至准备拆除发财，他们甚至为“争拆”发生冲突，进行了枪战，双方各死十余人。后经中人调停，改为合作共同拆售，售出之价由双方平分。至此二庙与大片柏林均夷为平地。万春园中的“庄严法界”，也是英法联军毁园时的幸存者，其位置在“鉴碧亭”的北岸，入内正殿5间，东西配殿各3间，东边还有“蔚藻堂”，为南向5间，建于太湖石的高台上，也都在这次被毁。清廷无力执掌圆明园圆明三园被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破坏洗劫之后，一直还是作为皇家的禁园，由老太监守园看护。对圆明园一直念念不忘的慈禧太后，在她即将从西安返回北京的前夕，日在西安颁发了一道懿旨：命令正与各国公使谈判的全权大臣奕匡，在议订和约，将颐和园、圆明园一带收回清廷后，要派得力官兵小心守护，“毋稍疏虞”。但是，动乱后的巨额赔款进一步加重了清廷的财务压力。1904年，清朝政府正式下令裁减圆明园部分官员，撤销圆明园的总管机构，使圆明园陷入了无人管理的状态。尽管圆明园到1909年时仍然有16718人之多，“但他们大部分是以前园户的成员，包括妇女和孩童，而对圆明园来说，他们是破坏者而非保护者。这一次动乱后，圆明园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园内一些地方已变成芦苇连片，麦垅相望，如同田野一般，一些桥涵被破坏已部分不能度跨。除园墙、万春园宫门、正觉寺等极少处圆明园遗址原真性的景区外，其余皆已失去了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罪行的真实物证。到1911年，清政府为把废园管理起来，决定将它附属于颐和园，由清廷总管内务府大臣世续等进行管理。全才人物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很多，但是上得了排行榜的却不多。在这里，先给“全才”的评选标准下一个笼统的定义——“内”当修身养性，学富五车；“外”当治国安邦，出将入相……，下面来看看，中国古代全才人物排行榜上都有哪些人物？1、姜尚名望，字子牙，或单呼牙，其先祖佐禹治水有功被封于吕，故从其封姓，也称吕望，又作吕尚，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和谋略家，被誉为“兵家始祖”、“武圣”。相传有一次，他垂钓于渭滨，周文王出猎相遇，两人一见如故，话语投机，周文王听了姜尚侃侃而谈治国安邦之策，赞赏不已，遂同载而归，说：“吾太公望子久矣。”遂尊号“太公望”，俗称“姜太公”。公元前1066年，武王以姜尚为国师，率部伐纣，大战于牧野，大胜纣军。姜尚因辅佐武王灭商有功，被封于齐，为齐国始祖，亦称“齐太公”。姜子牙学问渊博，“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五行术数奇门遁甲，无一不精无一不通。”相传著有不朽兵书《三略》、《六韬》，是中国历史上被神化了的一代奇人。2、范蠡字少伯，又称范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谋略家，被尊称为“商祖”、“商圣”。公元前494年，勾践伐吴，范蠡谏阻，不听，遂遭失败。后献“卑身厚赂，乞成于吴”之计，订城下之盟，随勾践质吴三年，含垢忍辱，卑辞厚赂，终于使勾践化险为夷，平安返越。及归国，与文种鼎力辅佐越王，奋发图强，筑城立廓，发展生产，以俟时机。范蠡倡“道”、“气”，主“恒”、“常”，重“持盈”、“定倾”、“节事”，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在变化，时势必有盛衰，顺其自然，待机而动，才能取胜。经“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兴越灭吴，完成勾践称霸大业。其后，范蠡深知勾践为人可与之共患难而难与同安乐，遂与西施一起泛舟齐国，操计然之术以治产，因成巨富，自号陶朱公，被后人奉为“文财神”。3、班超字仲升，东汉名将，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和外交家，是著名史学家班彪的幼子，其长兄班固、妹妹班昭也是著名的史学家。 班超少有大志，不拘小节，内心孝敬恭谨，居家常亲事勤苦之役，不耻劳辱。他口齿辩给，博览群书，能够权衡轻重，审察事理。常欲效张骞立功异域，效命疆场，遂“投笔从戎”。公元73年，班超出使西域，来到鄯善，国王先恭而后倨，班超推断匈奴也派使者来了。情势危急，班超当机立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决定先下手为强，斩杀匈奴使者百余人。鄯善举国震恐，随即归汉。班超驻守西域32年，陆续平定了莎车等国的叛乱，击退了大月氏王朝7万人的进攻，保护了西域南道各国的安全及“丝绸之路”的畅通，西域大小50国全部归属，西域从此安定，匈奴不敢南下。纵横捭阖，使西域与大陆联为一体，为大汉民族的基业立下了丰功伟绩。4、曹操字孟德，三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和诗人。一名吉利，小字阿瞒，“少机警，有权数”，自幼博览群书，武艺过人，善诗词，通古学。曹操身长七尺，细眼长须，自幼放荡不羁，但却足智多谋，善于随机应变。20岁举孝廉而入仕途，十数年间，先后击败吕布、袁术、袁绍等豪强集团，征服乌恒，统一北方。曹操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政领袖，还是一位慷慨的诗人和忧患的哲人。精兵法，著《孙子略解》、《兵书接要》等书；善诗歌，《蒿里行》、《观沧海》等篇，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并反映汉末人民的苦难生活，气韵沉雄，清峻通脱，慷慨悲凉。5、诸葛亮字孔明，三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战略家、政治家、外交家、思想家和发明家，人称“卧龙”。公元207年，刘备“三顾茅庐”于襄阳隆中，诸葛亮提出了著名的《隆中对》，“足不出户而知天下三分”。公元223年，后主刘禅即位，诸葛亮受封武乡侯，勤勉谨慎，事必亲躬，赏罚严明。与东吴联盟，改善和西南各族的关系，实行屯田，加强战备。公元227年，上疏《出师表》于刘禅，率军出驻汉中，前后6次北伐中原，多以粮尽无功。公元234年，终因积劳成疾，病逝于五丈原军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娴熟韬略，学识渊博，兼通天文地理，奇门遁甲。多谋略，善巧思，曾革新“连弩”，造“木牛”、“流马”，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千百年来，诸葛亮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智慧的化身，其传奇性的故事亦为世人所歌诵。6、周瑜字公瑾，三国时期吴国名将，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长壮有姿貌”，精音律，多谋略，人称“美周郎”。公元208年，曹操率大军南下，欲并吞江东，大都督周瑜扬长避短，火烧赤壁，“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基础，名震华夏。后图进中原，不幸早逝，年仅36岁。周瑜文采超群，性情宽宏，雍然大度：“与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文武双全，雅量高致，精于音乐，时有谣谚道：“曲有误，周郎顾”。7、李世民即唐太宗，李渊次子，以“济世安民”为名。雄才大略，智勇兼备，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书法家，被誉为“千古一帝”。李世民精于战法，善于运用骑兵，出奇制胜。临战身先士卒，统军驭将，恩威并用。对降将和少数民族将领，能竭诚相待，委以重任，被夷狄蛮羌尊为“天可汗”。在位期间，选贤任能，兼听纳谏，视民如子，不分华夷，海纳百川，文治武功均有杰出的建树，世誉“贞观之治”，亦是中国历史上最繁荣强盛的时期之一。8、范仲淹字希文，北宋名臣，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也是—位杰出的文学家、改革思想家和教育家。公元年，范仲淹以龙图阁直学士身份经略西线边防，改善军事制度和战略措施，号令严明，夷狄不敢犯，被敬称为“龙图老子”、“小范老子”。公元1043年，范仲淹对当时的朝政弊病极为痛心，提出“十事疏”，主张建立严密的仕官制度，注意农桑，整顿武备，推行法制，减轻傜役。宋仁宗采纳他的建议，陆续推行，史称“庆历新政”。后病死，卒谥文正。范仲淹工于诗词散文，所作的文章富政治内容，文辞秀美，气度豁达；且其为政清廉，体恤民情，刚直不阿，经他荐拔的一大批学者，为宋代学术鼎盛奠定了基础；他倡导的“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是中华文明史上闪灼异彩的精神财富。范仲淹亦被朱熹誉为是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9、王阳明原名云，后改名守仁，字伯安，别号阳明，世称阳明先生，明代著名的军事家、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和教育家。他是明代心学泰斗，中国古代主观唯心主义之集大成者，其学发展为姚江学派，对明代及后世儒学影响甚巨。宁王叛乱，王阳明成功的运用自己独特的阳明心学，然后趁敌不备先攻南昌，反客为主，使宁王陷于被动。决战中火攻南康，全面平息宁王之乱，前后只用了35天。王阳明晚年奉旨南巡时，途径大余青龙赤江古码头，病故于船上，后人在此建亭以示纪念。亭中是一座大理石碑，碑西面阴刻“王阳明先生落星处”、“日本九州大学名誉教授冈田武彦手书”。每年都有大批日本及东南亚国家的学者前来凭吊。10、曾国藩号涤生，原名子城，谥文正，中兴名臣，清代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理学家、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曾国藩奉行“立言、立功、立德”。立言，他著述、家书、日记，广为流传；立功，他建立湘军，挽救了清帝国；立德，他事事以身作则。因此，他除了“一品侯”头衔之外，还有“中兴第一名臣”、“洋务运动领袖”、“圣贤”、“近代史之父”诸等称谓。从以上中国古代全才人物排行榜中，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仅排第五。中华五千文明，人才辈出，何止千万，然专而不全者众，内外兼修者少。对于这些全才人物我们由衷的佩服。关于岳飞之死，历来都争讼不断，但 '此乃上意也 '却是学界不争的事实。自岳飞成为民族独立精神的象征之后，他的非正常死亡，就成为纠结大家千年的心结。那么岳飞究竟是怎么死的？宋金战争的一次着名战役。绍兴九年（1139），金朝统治集团内完颜宗弼一派得势，主张再次以武力迫使南宋屈服，夺回河南、陕西。次年，金朝分兵四路，东起两淮，西至陕西，向宋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宋廷被迫命令各路宋军进行抵抗。由岳飞率领的岳家军数万人，自湖北出发，很快进入河南中部，连败金军，占领军事重镇颍昌府（今河南许昌）、淮宁府（今河南淮阳），并乘胜收复了郑州、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东）等地。岳飞还派梁兴等人渡过黄河，联合河东、河北义军，在金的后方痛击金军，收复了不少州县。完颜宗弼见岳家军兵力分散，又探知岳飞只带有少量军队驻于郾城（今属河南），决定亲率精锐骑兵一万五千人，直插郾城，企图一举消灭岳家军的指挥中心。七月初八，宗弼与龙虎大王、盖天大王等，在郾城北与岳家军对阵。岳飞令其子岳云率轻骑攻入敌阵，往来冲杀。金军出动重甲骑兵“铁浮图”（铁浮图：穿上重铠，戴着铁帽子的兵，三个人一组，用皮带连起来，每进一步，便用拦马的木头环卫，只进不退。）作正面进攻，另以骑兵为左右翼，号称“拐子马”（拐子马：布置在左右两翼的骑兵，全由能骑善射的女真人组成。）配合作战。岳飞遣背嵬亲军和游奕军马军迎战，并派步兵持麻扎刀、大斧等，上砍敌兵，下砍马足，杀伤大量金兵，使其重骑兵不能发挥所长。岳家军中的勇将杨再兴单骑突入敌阵，打算活捉完颜宗弼，杀金兵数百人。双方从下午激战到天黑，金军大败。十日，金兵再犯郾城，岳飞在城北之五里店再败金兵，杀死金将阿李朵孛堇。完颜宗弼集兵十二万屯于临颍（今属河南）。十三日，杨再兴以三百骑兵出巡，在小商桥与金兵遭遇，杀死金兵两千多人以及万户撒八孛堇等一百多名将领，宋军也全部壮烈牺性，杨再兴所中箭镞有两升之多。十四日，张宪率岳家军再战，逐金兵出临颍县界。同日，岳家军又大破进犯颍昌的金军主力。郾城大捷后，岳飞鼓励将上说：“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但宋高宗与秦桧为首的投降派一心求和，发十二道金牌强令岳飞班师回朝，最后以“莫须有”罪名杀害岳飞。岳飞成为民族独立精神的象征之后，他的非正常死亡，就成为纠结大家1000年的心结。按照民间平话和小说的说法，那个该死的秦桧和他老婆王氏出于一己私利和汉奸本性，把本来能够一捣黄龙、彻底打趴金国的岳飞，活活地残害而死。给的说法还是一个“莫须有”，也就是说也许有、也许没有的意思，潜台词是，杀人还需要理由么？基于此，秦桧夫妇俩和他的死党万俟卨只能跪倒西湖边，再也站不起来了。当然，后来的研究者们都知道，岳飞被杀的时候，已经是南宋的国防部副部长级别的将军，手中还控制着相当强悍的兵马，如果用这么草率的方式，就被杀了，很难让人相信秦桧之流有这本事。大家知道，确定某人是否是犯罪分子，除了要确定这人有作案的动机和时间等基本要素外，作案能力也是很重要的，作为高宗的得力走卒，秦桧还真没这能力承担斩杀岳飞这种级别大将的全责。一些学者深入挖掘史料后，发现岳飞实际上是死于高宗赵构之手，这个说法比较靠谱。皇帝杀大将，古往有之，没啥奇怪的，别说杀大将，在汉朝，汉武帝杀几个丞相，都是很随意的，为皇帝打工，难度就在于做好了，被人猜忌，被杀，做不好，被人笑话，也可能被杀。这也是古已有之的惯例。大家认为，岳飞对皇帝立储的问题发表过意见，意见还比较极端，让人感觉，他是那种觉得自己很忠心而把皇帝家事当自己事儿的人。可是，对于高宗而言，以前从江北往江南逃的时候，遇到两个大将兵变（“苗刘兵变”），因为来得突然，还被逼迫让出皇帝位置，受到极度惊吓，把生小孩的能力给吓没了（这实在是个小概率事件，太惨了），而高宗以前也是有过一个男孩，因为太小，在逃命过程中也被吓死了。这种情况下，在高宗这一朝，向赵构提立储的问题，说实在的，还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把握不好，就是在找死。岳飞这么做犯了大忌讳，大家认为，非正常死亡就成了他的宿命。岳飞还有其他不利于他生存的环境，比如，岳飞为人孤傲得罪很多同僚，甚至包括对他比较客气的韩世忠等等，他对皇帝时不时耍一些小孩脾气，有两次因为皇帝没让他满意，他直接撂挑子，放了皇帝的鸽子，跑到庐山去隐居。这些细节性的史实被挖掘出来，对全面了解岳飞之死有很大帮助。最起码，现在大家知道，因为迎回徽钦二帝回朝的口号完全是赵构喊出来和坚持的，岳飞不过是在执行，要知道宋朝也是崇尚以孝行治理天下的，赵构杀岳飞不是因为岳飞坚持直捣黄龙迎二圣回朝，会动摇赵构现有的地位。岳飞被冤杀，实际上是另有原因。说起来，很可能是他没有顾全大局。南宋当时的力量只能够将金兵赶出淮河地区，岳飞固守的鄂州（今武汉市），控制的区域就是三国时期的荆州地区（今湖北地区和安徽东部地区），这里是南宋抵御金兵渡江的中轴地带，岳飞手下有10万精兵，而且经常不顾死活地打到开封附近。要知道打仗就是烧钱，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风雨飘摇中勉强站住脚的南宋有能力大把烧钱吗？按照当时南宋的经济状况，不用想，一个在逃命过程中成立的国家能够抗住金兵南下，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可是岳飞不听，非要冒进。所以，才出现赵构十二道金牌招回岳飞的事情，这么做，赵构实际上想表达的意思是“岳兄，兄弟我实在是撑不住了”。对于凶狠的金国而言，想渡过江淮地区，消灭宋朝，其实也很难。金兀术曾做过尝试，鼓足劲，打过了长江，一通“搜山检海”，要把赵构抓住。但赵构跑到海上，在海上渡过了几个月的不眠之夜。可惜，金军都是些旱鸭子，面朝大海，不是春暖花开，而是望洋兴叹。本想着在江南长期驻扎，但这些喝着马奶长大的兄弟实在是水土不服，南方的抵抗组织也不消停，耐不住的金军也只得从江南撤出（还是保命要紧）。结果是，在撤退途中，宋军追着金军的屁股，打了一路，赢了几场关键性的胜利（比如黄天荡水战）。金国想快速灭亡南宋的梦想完全泡汤了。整个战场已经进入相持阶段，谁也不可能马上打破僵局。这时候，对于南宋来说最好的策略就是议和，集聚力量，调整经济结构，休养生息。任何不顾实际的北伐很可能是自寻死路。可是，岳飞看不到这一点，他不是全才，不懂经济建设对于此时的南宋有多重要。他带着猛将们挥舞拳头猛砸金国时，金国其实高兴得很，希望岳飞长驱直入，以至于岳飞的军队很多次都能顺利地一直打到黄河边。然而，当金军想在黄河边合围岳家军时，岳家军也不白给，死扛了几次，把金军的主力打得很没面子后，全军得以安全撤回湖北。但是如果这样没完没了地打，对于南宋就是灾难，对南宋的百姓就是灭顶之灾。岳家军还没出击中原的时候，南宋控制的地域就曾出现很多民变，其中，在鄱阳湖地区的钟相、杨幺这些人搞的声势最大。宋朝派出强将也没把他们给灭了，还是岳飞亲自镇压了这些人，并把这些人的残余部分收编，组装成有模有样的岳家军。可以说，如果不控制战争节奏，江南的老百姓基本上快要搞窝里反，里应外合，迎接北方的金军（解放军）南下渡江了，800年后的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场景可能会提前上演，如果大家看到南宋的老百姓提壶引浆，夹道欢迎金国的解放大军南下，大家将做何感想呢？当然，有些人说，让各大军区的司令长官管行政、管军事，有钱的就去打，没钱的就先歇着。朝廷从中斡旋，指挥大家解放中原，消灭金国。说起来，这样很好。但朝廷可不敢这么干，五代十国时期，军阀格局的恶例殷鉴不远。不用想，一旦这些人掌握军事和行政，必然是出现军阀割据。大家知道，宋太祖定下的规矩主要就是防范这一局面的发生。宋朝怎么玩都不会在乎，但绝不会敢这么玩。正是因为有这一顾忌，从始至终，南宋朝廷哪怕穷到砸锅卖铁，也要为各个军区的部队供应粮草和物质（由朝廷在背后撑着，岳家军自然是能做到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掠夺）。杀岳飞的时候，岳飞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对军队的实际控制，韩世忠、刘光世、张俊等将军都很自觉地退休在家、享受清福了，岳飞可不愿意这么做。当时尽管很多人都不能再支撑战争之苦了，但要是直接提出来不解放北方的主张，有点太窝囊，舆论上说不过去。而有岳飞在，岳飞就成为主战派的一杆旗帜，玩命北伐、与金国鱼死网破的社会舆论就难以消除，南宋一直必须面对在战争中被活活拖死的危险。杀岳飞成为赵构必须的选择。这样才能拔掉这杆旗帜，表明决心，整顿思想，彻底贯彻好踏踏实实搞好内部建设的国策。后来，由此可见，杀岳飞的并非秦侩而是赵构，赵构的继任者宋孝宗北伐，这是已经当上太上皇的赵构，以及秦桧的恶名已经被远播，大家的别扭劲已被种下，再说什么也都晚了。《三国演义》中最为经典的战役——草船借箭，主要是为了说明诸葛亮的智慧和胆识，以至于人们不愿意相信这只是虚构的情节。历来都有一个质疑，那就是曹操当时为何不射火箭？背后隐藏什么玄机第一，由于是大雾天气，空气能见度很低。曹操看不清船上全是草人这样的易燃物品，自然就没有想到用火箭来对付。第二，也正因为大雾弥漫，两边都摸不清对方的底细，曹操是通过对方擂鼓声来判断对方的大致方位。要是曹操贸然使用火箭，还没发射，火光就会先暴露自身位置，给对方以明确的打击目标。第三，火箭一般是用来攻城，烧毁对方防御设施。而现在对手是可移动的船只，要是将其引燃，船只冲进曹军大营，这岂不是引火烧身？第四，当时白雾茫茫，空气潮湿。这种天气非常影响火箭的使用，一般射到半空中，火就被空气中的小水珠扑灭，达不到晴天使用火箭的效果。第五，由于火箭的箭头上要附加可燃物，增加重量，就会降低射程。当时曹操只能隐隐约约看见对方的船只，可见对方离岸边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可能处于火箭的射程之外。第六，火箭的造价昂贵，成本太高。在三国时期，硫磺、火油这些都是稀有产品，不像做箭的竹子羽毛那么廉价，轻易不能使用，何况还是在敌我不明的情况下。第七，正因为造价太高，军中就不可能常备。一般只有在攻打重要城池的时候，军中会事先准备好相应数量的火箭，好钢用在刀刃上。这时候曹操就算想要用火箭，仓促间也拿不出来。第八，火箭的使用非常不方便。要是用普通的箭，士兵们可以拿一大捆放在箭篓里，随用随取，非常方便。而火箭属于危险品，必须小心使用，用的时候还要先点火，影响弓箭手出箭的速度。所以使用火箭必须是在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而不适合突发情况。第九，从环保学，资源再利用的方面看，火箭也不适合随便使用。不像一般的冷兵器，打扫战场的时候还可以缴获不少战利品。火箭属于一次性产品，射出去就烧没了，这不符合战争的长远利益，所以火箭虽好，用起来也应该有节制。第十，曹操并不喜欢用火攻这种极端的方式，费好大劲攻下一座城，都被烧成废墟了有什么意思？只有诸葛亮才喜欢玩火，火烧博望，火烧新野，火烧赤壁，火烧藤甲兵，火烧上方谷，连他自己都说干这些缺德事会折寿。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曹操是不会轻易用火箭的。以上就是分析的曹操为何不射火箭的原因，所以说，罗贯中的心思真是缜密，连编个故事都这么滴水不漏，无懈可击。多尔衮在摄政时期用强权压制下去的各种矛盾在他死后不久便一下子暴露出来。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相互冲突，相互利用，清王朝的政局在多尔衮死后一个多月内，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为何死后遭到顺治帝的清算？顺治七年秋天，多尔衮患病。据说是膝盖受了伤，他用了不该使用的石膏敷治，结果使病情加剧（《北游录》）。为了调治疾病，也为了改善心情，十一月中旬他率领诸王贝勒及大批八旗官兵到塞外打猎行乐。塞北寒冷的气候和行猎时过度的劳累，使多尔衮此行再也没能回到北京。十二月初九日，他病死在喀喇城，时年三十九岁。多尔衮死后各种矛盾的升级。首先是皇帝本人与摄政王的矛盾。多尔衮摄政时，顺治帝福临尚小，而到顺治七年时，他已经成长为一个十三岁的少年了。身为皇帝却无权力，这对福临来说，当然是件无法长期容忍之事。摄政王一死，福临必然要真正操起皇帝的权力。其次是以济尔哈朗为首的一批在摄政期受压的诸王与多尔衮的矛盾。那时他们慑于多尔衮的威望和权力，不敢有所表现，然而却从没有放弃他们那种保守落后的政见。多尔衮之死无疑是他们聚集起来，夺回失去的权力的绝好机会。另外，深受多尔衮信任与重用的一些大臣，此时也会为保住自己在摄政期间得到的权力而拼搏。多尔衮一死，他的亲信罗什、额克苏、鳌拜等人，即利用他的葬事大做文章。先是安排了隆重的迎灵仪式。十二月十七日，多尔衮的灵车运回京城。顺治帝与诸王大臣身着丧服到东直门五里以外迎候。从东直门到玉河桥，凡是灵车经过的地方，都有跪着哭丧的官员。公主福晋以下的命妇，则身着丧服聚集在睿王府大门内跪哭。灵车到达东直门外，顺治帝亲执玉爵为灵车敬酒，奠祭摄政王。这天夜里，满朝文武又都受命到睿王府中去守灵。接着，罗什等人又要求以皇帝的葬礼安葬了多尔衮。即使这样，他们还怕多尔衮死后的地位不牢，十二月二十五日，又通过顺治帝之口追尊多尔衮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其元妃为“义皇后”，并把他们的牌位供在太庙。他们以为这样一来，就能使多尔衮这个护身符永远存在了。与此同时，保守派的济尔哈朗等人，利用顺治帝要亲掌大权的迫切心情，也开始了一连串的活动。他们首先命大学士刚林等到摄政王府收回了象征权力的印符、赏功册，接着就开始削减多尔衮的军事实力。摄政时期，多尔衮将清王朝的主要军事力量交给了自己的亲信、同母兄弟英亲王阿济格与豫亲王多铎。他们是多尔衮推行其政策的重要军事支柱。当时多铎已先多尔衮一年病死，对济尔哈朗等人威胁最大的，就只有阿济格。阿济格是一个妄自尊大的莽夫，摄政时期，自恃有战功，曾向多尔衮提出封自己为“叔王”的要求，但被拒绝。多尔衮死后，阿济格又想扩充自己的势力与诸王抗衡。他以多尔衮生前曾说过“不满养子多尔博，而想让阿济格之子人自己亲辖乙正白旗”为由，企图吞并正白旗。阿济格的这些思想和行为，遭到正白旗多尔衮旧部的反对。他们之间的矛盾，被寻找机会铲除阿济格的济尔哈朗等人看在眼里。于是他们联名上疏，告阿济格对摄政王不敬，轻而易举地给他定了罪，剥夺了他手中的军权，将他逮捕、削爵、幽禁、抄家，并将其诸子皆黜除宗室，赏给仇家为奴。顺治八年正月十二日，福临亲政。于是多尔衮原来的亲信一看形势有所变化，有些就投到济尔哈朗的门下。此时，原多尔衮与多铎分别统辖的正白旗与镶白旗已成无头大雁，阿济格又成了阶下囚，济尔哈朗等人认为时机已成熟，于顺治八年二月上疏，指控多尔衮“显有悖逆之心。臣等从前俱畏威吞声，不敢出言。是以此等情形未曾人告。今谨冒死奏闻，伏愿皇上速加乾断”（《清实录》）。在济尔哈朗等人的奏折中，为多尔衮拟了下述主要罪名。一、顺治帝即位时，诸王立下誓言，由多尔衮与济尔哈朗联合摄政。但多尔衮“背誓肆行，妄自尊大”，剥夺了济尔哈朗摄政的权力，反立自己的同母兄弟为“辅政叔王”。二、多尔衮所用仪仗、音乐、侍从，与皇帝无异，所盖王府形同皇宫，并私用皇帝御用八补黄袍、大东珠数珠及黑貂褂等殉葬。三、散布皇太极称帝是违背太祖本意而系夺位的流言。四、逼死肃亲王豪格，迎纳豪格之妃。追黜多尔衮是顺治帝亲政后处理的第一件大事，他所采取的措施与他对多尔衮的敌视态度直接相关。他本来就痛恨多尔衮的独断专行，见奏折中提到逼死豪格一事就更为恼火。豪格是皇帝的大哥，又是开国元勋，只因反对多尔衮就被罗织罪名整死，这在顺治帝看来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因此，他不顾一个月前曾亲自为多尔衮追封过“义皇帝”的尊称，断然下令将多尔衮“削爵、撤庙享、罢谥号、黜宗室、籍财产人宫”（《清史稿·多尔衮传》）。瞬息之问，清王朝发生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巨大变化。专权多年的赫赫功臣多尔衮，死后尚不到两个月就成了千古罪人。无疑，这是清人关后发生的第一场宫廷政变。多尔衮被贬黜，势必会让济尔哈朗等保守势力有所抬头。看起来这是多尔衮推行高度封建化政策的失败，但实际上却并不完全如此。这些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政策所产生的巨大惯性，使历史的车轮仍然继续向前滚动。功罪自有评说多尔衮以摄政王的身份，全力处理国家的政治经济事务。同时，他还不得不陷于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中。由于明末党争激烈，清初又大量引用旧人，因此明末党争积弊在清初政局中反映出来，并与满洲贵族内部矛盾纠缠在一起。从顺治二年（1645）开始，以弹劾冯铨案形成了南北党争的中心内容。是年七月，浙江道御史吴达上疏弹劾阉党余孽，矛头直指冯铨及其党羽孙之獬等，紧接着，给事中许作梅、庄宪祖等亦纷纷上疏支持吴达。高层官员中如洪承畴、金之俊等均是南方人，大概不会支持冯铨。多尔衮考虑到冯铨这些人死心塌地效忠于满洲贵族，如果处罚了他们，朝中南方官员得势，于清朝统治可能发生不利影响。所以过了十天，多尔衮仍未表态。但出于对稳定整个形势的考虑，他终于决定支持冯铨一派，在朝中公开申斥了龚鼎孳，仅将李森先革职，而对其他人并未深究。从根本上说，多尔衮并未压制某一派、支持某一派。同时，也将冯铨一派的孙之獬革职，永不叙用。多尔衮只是通过双方的斗争更好地利用他们，借此达到他以汉治汉的目的。虽然汉人的党争会影响到政局，但对多尔衮利害关系更大的是八旗内部的勾心斗角。由于皇太极死后争位的余波未息，豪格显然是多尔衮最需严加防范的政敌。还在顺治元年四月，豪格就对何洛会、杨善、俄莫克图等人发泄对多尔衮的不满。后来还屡次说多尔衮不是有福之人，没有几天的寿命。多尔衮自然对他怀恨在心，先后派他征山东、攻四川，尽管取得大捷，但并没有给予应得的奖赏，反而找借口处罚了正黄旗干将鳌拜等，最终幽禁了豪格。没有多久，豪格便死于狱中。这样，主要政敌正黄旗势力群龙无首，谭泰、拜尹图、巩阿岱、锡翰、冷僧机又被多尔衮拉了过去，剩下几个强硬分子图赖、索尼、鳌拜等，都遭到了残酷打击。多尔衮也不遗余力地分化中间派。豪格死后，所领正蓝旗已转给多铎，旗中宗室博洛也已被多尔衮拉了过去，封为端重亲王，成为摄政末期理事三王之一。正红旗中代善家族已经衰落，满达海和勒克德浑被多尔衮所笼络，且长年在外打仗，至摄政末期才参预议政。一旦犯了小错，还要受到多尔衮的惩罚。镶红旗是不同势力的混合体，一方面是代善系统的罗洛浑、喀尔楚浑等，但年轻而逝，构不成威胁。另一方面是皇太极系统的硕塞和褚英的后代，前者已被多尔衮笼络，后者多是一勇之夫，尼堪也因投靠多尔衮而受到提拔。镶蓝旗的济尔哈朗倒是个潜在的威胁，也被多尔衮几次打击，连辅政王的职位都被多铎取代了。多尔衮真正依赖的后盾还是自己兄弟的两白旗，在扩充势力方面他也是下了些功夫的。在入关前后的战争中，他多次让阿济格和多铎充任主帅，就是让他们功勋卓着，地位难以动摇。多铎是个文武全才，很受多尔衮重用，顺治四年七月任辅政王，成为多尔衮的左膀右臂。但多铎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紧跟多尔衮，有时还颇受多尔衮的斥责，特别是顺治六年多铎死于出痘，使多尔衮一派的力量不甚稳固。阿济格是一勇之夫，脾气暴躁，容易坏事，多尔衮不敢十分重用。然而，尽管他们互相之间有龃龉，有矛盾，在对付外来势力时却是团结一致的。就这样，多尔衮一方面分化中间派，一方面狠狠打击异己，使他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而且逐渐闯出了一条通向巅峰之路。顺治元年十月，多尔衮被封为叔父摄政王后，俸禄、冠服、宫室之制均超过一般亲王。据说他的府第“翚飞鸟革，虎踞龙蟠，不惟凌空挂斗，与帝座相同，而金碧辉煌，雕镂奇异，尤有过之者”。顺治二年五月，根据赵开心的建议，多尔衮称“皇叔父摄政王”，重新规定了各项仪注，如跪拜等等，几同于皇帝。顺治四年，他又根据群臣的意见，元旦朝贺时不再对福临跪拜。到顺治五年十一月，又“加皇叔父摄政王为皇父摄政王，凡进呈本章旨意，俱书皇父摄政王”。至此，他的权势地位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多尔衮大权在握，“凡一切政事及批票本章，不奉上命，概称诏旨。擅作威福，任意黜陟。凡伊喜悦之人，不应官者滥升，不合伊者滥降，以至僭妄悖理之处，不可枚举。不令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入朝办事，竟以朝廷自居，令其日候府前”。随着权力的迅速增长，多尔衮个人的生活穷侈极欲日益发展。顺治二年时就曾想仿明制为己选宫女，后来还“于八旗选美女入伊府，并于新服喀尔喀部索取有夫之妇”。他曾逼朝鲜送公主来成婚，但发泄欲望之后，又嫌其不美，让朝鲜再选美女，搞得朝鲜国内鸡犬不宁。他又于顺治七年七月下令加派白银二百五十万两，在承德修建避暑之城，还亲临其地勘察，不料竟死在这里，工程才告停顿。多尔衮身体一直欠佳，据他自己说，是在松山大战时劳神太多而种下的病根。而入关之后，他“机务日繁，疲于裁应，头昏目胀，体中时复不快”。他自己也知道“素婴风疾”，即患有脑血管病。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戌时，多尔衮病死在边外喀喇城。噩耗传到京城，福临下诏为他举行国丧，“中外丧仪，合依帝礼”。国丧之后，他被追尊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顺治八年正月十九日，又将多尔衮夫妇同祔于太庙，二十六日，福临正式颁诏，将尊多尔衮夫妇为义皇帝、义皇后之事并同祔庙享之事公诸于众，并覃恩大赦。但是，多尔衮死后不久，其政敌便纷纷出来翻案，揭发他的大逆之罪，首先议了阿济格的罪，然后恢复两黄旗贵族的地位，提升两红旗的满达海、瓦克达、杰书、罗可铎等。白旗大臣苏克萨哈等见势头不对，也纷纷倒戈。在这种形势下，先兴罗什等五人狱，然后便正式宣布多尔衮罪状，追夺一切封典，毁墓掘尸。接着，当权者又接连处罚了刚林、巴哈纳、冷僧机、谭泰、拜尹图等。多尔衮多年培植的势力顷刻瓦解。多尔衮死后两个月，突然从荣誉的顶峰跌落下来，完全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的结果。但是，多尔衮对于清皇朝所立下的不世之功也绝不是政治对手们的几条欲加之罪所能掩盖的。顺治十二年正月，吏科副理事官彭长庚、一等子许尔安分别上疏，称颂多尔衮的功勋，几乎句句在理，但被济尔哈朗骂了个狗血喷头，流放宁古塔充军。迟至一百年后，乾隆帝当政时，发布诏令，正式为多尔衮翻案，下令为他修复坟茔，复其封号，“追谥曰忠，补入玉牒”。如此铁案又再度被翻了过来。到此时，有清一代对多尔衮的评价算有了定论。多尔衮一生多妻无嗣。其正妻为蒙古科尔沁台吉吉桑阿尔寨之女，即敬孝忠恭正宫元妃。又有继福晋佟佳氏、扎尔莽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拉布希西台吉之女）、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索诺布台吉之女，即原豪格的福晋）、朝鲜李氏，还有妾察哈尔公齐特氏、博尔济吉特氏、济尔莫特氏、朝鲜李氏，前后共有六妻四妾，仅生一女，名东莪，多尔衮倒台后给与信王多尼，以后命运不详。其养子多尔博是多铎之子，后归宗。纵观多尔衮的一生，功大于过，不失为一个值得肯定的人物。有史学家认为，没有多尔衮就不可能有大清王朝268年的历史，他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缔造者，是中华统一版图的杰出奠基人。因位宠功高，擅权过甚，死后遭到顺治帝的被清算，相反乾隆帝为多尔衮恢复名誉后，仍以多尔博四世孙淳颖承袭睿亲王爵，一直传到民国初年。对于历史的真相我们一直都在探索，但是很多事情、很多人物，我们还是无法完全破解。如：老子的出关之谜、西施的生死之谜、徐福的东渡之谜等，下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中国著名历史人物的七大未解之谜。1.徐福的东渡之谜秦始皇并吞六国，统一全国后，位高权重，而最盼望的就是长生长寿，后来听人说东海上有蓬莱仙岛，那里有服后可以长生的灵芝草，就派徐福率五百童男童女和三千工匠，东渡大海。后来秦始皇至死也没盼来徐福的消息。徐福到底去了那里呢？有人说那时航海技术差，碰到大风浪，全部覆没。而史籍中最早记载徐福史事的是司马迁，可是没有讲明徐福浮海到了何处。后人以为是台湾或琉球，也有说是美洲，但大多数认为是日本。最初提出徐福东渡日本的是五代后周和尚义楚。称：“日本国亦名倭国，在东海中。秦时，徐福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国，今人物一如长安。……又东北干余里，有山名‘富士’亦名‘蓬莱’……徐福至此，谓蓬莱，至今子孙皆日秦氏。”义楚称这一说法来自日本和尚弘顺。宋代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也认为徐福东渡到日本，明初，日本和尚空海到南京，向明太祖献诗，提到“熊野蜂前徐福祠”。清末驻日公使黎庶昌、黄遵宪等人，都参观了徐福墓，并诗文题记。而徐松石在《日本民族的渊源》中说，战国先秦时期，中国东南沿海民众大量往日本移民，徐福率领的童男童女是其中一队，“徐福入海东行，必定真有其事。”香港卫挺生著《徐福入日本建国考》，认为徐福就是日本的开国者神武天皇仲田玄，并认为他是颛顼之后徐驹王29世孙。台湾学者彭双松著《徐福即是神武天皇》一书，进一步充实卫挺生的观点。至今日本保存着不少徐福活动的遗迹，如和歌山县徐福和他的传员七人墓、徐福宫，九洲岛佐贺县“徐福上陆地”纪念碑、徐福的石冢、徐福祠，另外又有奉祀徐福的金立神社等等。有些学者认为，徐福东渡日本只是传说，找不到可靠的历史文献来证明。更有人认为，徐福东渡日本的传说，是日本10世纪左右的产物，并非最先由中国人提出来的。徐福当时到的只是渤海湾里的岛屿，他在日本的事迹、遗迹、墓地，均属后人虚设。另外，又有学者认为，徐福东渡是历史事实，但不是去了日本，而是去的美洲，因为徐福东渡的时间与美洲玛雅文明的兴起相吻合，而日本与中国大陆相距甚近，根本不需要耗费巨资，数年才能抵达。人海茫茫，徐福东渡究竟去了何方，至今尚未有令人信服的答案。2.老子的出关之谜有史实记载，老子曾西出函谷关，被关令尹喜，强而著书，留下了中国思想史上的巨著五千言《道德经》。而后就骑着一头大青牛，继续西行，则没了消息。这个史实引起很多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兴趣，则至今没有得出很确凿的证据。有人说老子出散关，经流沙奔印度去了，并说老子到印度传教，教出了释迦牟尼这样的大弟子。历代不少人认为此说只是道教为了抬高自己贬低其他宗教而捏造出来的。而有人说晚年的老子在甘肃临洮落脚，为归隐老者教炼内丹，养生修道，得道后在临洮超然台“飞升”。而又有人胡乱猜测，说那时治安差，有可能被人半路打劫，导之意外身亡。还有一种说法则认为老子不是西去，而是东归。《庄子·天道篇》有一段记载，叙说了老子离职后便离开周室而“归居”了。老子的故乡位于今天的河南省鹿邑县，离孔子所在的曲阜不远。孔子还曾拜访过老子，也就是传说中的“孔子问礼”。这件事不论是在《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还有在儒家著作《礼记·曾子问》中都有记载，说明老子退隐后东归的说法比较可靠。3.杨贵妃生死之谜杨贵妃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一位绝代佳人。她那传奇的一生曾触发无数骚客文人的才情，并为之吟诗作赋。然而，这位国色天香的美女究竟归宿如何呢？史书记载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六月，洛阳沦陷，潼关失守，盛唐天子唐玄宗狼狈地与众臣逃跑，其爱妾杨贵妃死于马嵬驿。可是，文人赋咏与史家记述是相差十万八千里的，因此杨贵妃的最后归宿，至今还留下许多疑问。一种观点认为，杨玉环或许死于佛堂。《旧唐书·杨贵妃传》记载：禁军将领陈玄礼等杀了杨国忠父子之后，以“后患仍存”为由，强烈要求赐杨玉环一死，唐玄宗无奈，与贵妃诀别后只得下令。杨贵妃“遂缢死于佛室”。也有人认为，杨责妃也可能死于乱军之中，这可从一些唐诗中的描述看出。杜牧的“喧呼马嵬血，零落羽林枪”、张佑的“血埋妃子艳”、温庭筠的“返魂无验青烟灭，埋血空生碧草愁”等很多诗句，都认为杨贵妃被乱军杀死于马嵬驿，而不是被强迫上吊而死。一些人称，杨贵妃之死存在其他的可能，比如有人说她实际上是吞金而死。这种说法只出现在刘禹锡所作的《马嵬行》一诗。还有一种说法是，杨贵妃没有死在马嵬驿，只是被贬为庶人，并被下放于民间。俞平伯先生在《论诗词曲杂著》中对白居易的《长恨歌》以及陈鸿的《长恨歌传》作了考证。他本人认为白居易的《长恨歌》、陈鸿的《长恨歌传》之本意，蕴含着另一种意思。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杨贵妃最后逃亡到日本。1984年出版的《文化译丛》第五期，张廉译自日本《中国传来的故事》一文说，当时马嵬驿被缢死的，乃是个侍女。禁军将领陈玄礼为贵妃美色所吸引，不忍杀之，遂与高力士谋，以侍女代死。杨贵妃则由陈玄礼的亲信护送南逃，大约在今上海附近扬帆出海，经海上漂泊，辗转来到日本久谷町久，最终在日本安度晚年。但其生死情况究竟如何，至今仍令人难解。4.西施的生死之谜西施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首，也是中国第一位女间谍。而做为越之功臣，吴之罪人的西施最后的结局如何？则众说纷纭。有人说被勾践沉江，《墨子·亲士》篇就说：“西施之沈（”沉“，古作”沈“），其美也。”《太平御览》引东汉赵哗所撰《吴越春秋》中有关西施的记载说：“吴亡后，越浮西施于江，随鸱夷以终。”这里的“浮”字也是“沉”的意思。“鸱夷”，就是皮袋。在后人的诗歌里，也多次提及了西施沉水的事，李商隐的《景阳井》诗云：“肠断吴王宫外水，浊泥犹得葬西施”；皮日休《馆娃宫怀古》诗：“不知水葬归何处，溪月湾湾欲效颦。”这说明在唐代，人们是认可了西施被沉水的说法的。这与上述记载相同。而民间传说较多的是被越国大夫范蠡暗中接走。《越绝书》却如此记载：“吴亡后，西施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而在《史记》这部具有权威性的史书里，尽管有范蠡的详尽记载，却找不到有关西施的只言片语，难解的谜团让人倍感遗憾。又有人说西施被仇恨她的吴国人民乱棍打死……至今史学界也没有统一的结论。5.宋太祖暴死之谜赵匡胤于公元960年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做了17年皇帝，到公元976年便撒手归西了，正史中没有他死亡的明确记载，《宋史·太祖本纪》中的有关记载也只有简单的两句话：“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受命杜太后，传位太宗。”因此他的死一直是一个不解之谜，为历史留下了又一桩悬案。一种意见是，宋太宗“弑兄夺位”。持此说的人以《续湘山野录》所载为依据，认为宋太祖是在烛影斧声中突然死去的，而宋太宗当晚义留宿于禁中，次日便在灵柩前即位，实难脱弑兄之嫌。蔡东藩《宋史通俗演义》和李逸侯《宋宫十八朝演义》都沿袭了上述说法，并加以渲染，增添了许多宋太宗“弑兄”的细节。另一种意见认为，宋太祖的死与宋太宗无关，持此说的人引用司马光《涑水纪闻》的记载为宋太宗辩解开脱。据《涑水纪闻》记载，宋太祖驾崩后，已是四鼓时分，孝章末后派人召太祖的四子秦王赵德芳入宫，但使者却径趋开封府召赵光义。赵光义大惊，犹豫不敢前行，经使者催促，才步行进宫。据此，太祖死时，太宗并不在寝殿，因而不可能“弑兄”。毕沅《续资治通鉴》即力主这一说法。还有一种意见，虽没有肯定宋太宗就是弑兄的凶手，但认为他无法开脱抢先夺位的嫌疑。在赵光义即为的过程中确实存在一系列的反常现象，即据《涑水纪闻》所载，宋后召的是秦王赵德芳，而赵光义却抢先进宫，造成既成事实。宋后女流，见无回天之力，只得向他口呼“官家”了。《宋史·太宗本纪》也曾提出一串疑问：太宗即位后，为什么不照嗣统继位次年改元的惯例，急急忙忙将只剩两个月的开宝九年改为太平兴国元年？既然杜太后有“皇位传弟”的遗诏，太宗为何要一再迫害自己的弟弟赵廷美，使他郁郁而死？太宗即位后，太祖的次子武功郡王赵德昭为何自杀？太宗曾加封皇嫂宋后为“开宝皇后”，但她死后，为什么不按皇后的礼仪治丧？上述迹象表明，宋太宗即位是非正常继位，后人怎么会不提出疑问呢？现在学术界基本上肯定宋太祖确实死于非命，但有关具体的死因，则又有一些新的说法。一是从医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太祖死于家族遗传的躁狂忧郁症。一说承认太祖与太宗之间有较深的矛盾，但认为“烛影斧声”事件只是一次偶然性的突发事件。其起因是太宗趁太祖熟睡之际，调戏其宠姬花蕊夫人费氏，被太祖发觉而怒斥之。太宗自知无法取得胞兄原谅，便下了毒手。纵观古今诸说，似乎都论之有据，言之成理，然而有关宋太祖之死，目前仍未找到确凿无疑的材料。6.明建文帝生死之谜明太祖朱元璋死后，燕王朱棣于建文元年（1399年）以“清君侧之恶”的名义举兵反抗朝廷，至建文四年朱棣由燕王荣登皇位而结束，历时4年。就在朱棣攻入南京时，皇宫已是一片大火，建文帝下落不明。此后，有关惠帝已经出逃的传闻颇多，明成祖对此总是不放心，这件事也几乎成为他的一块心病。数百年来，建文帝的下落也是一桩争讼不决的历史悬案。综合各家说法，主要有“焚死”说和“逃亡”说两种。一种说法认为建文帝是自焚而死的。据永乐年间修撰的《明太祖实录》中记载，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经过四年的征战，燕王获得全胜，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6月13日，燕王统领大军开进南京金川门。当燕王军队进入皇宫时，宫中已是一片火海，建文帝也没了踪影。与此同时，建文帝所使用的宝玺也毫无踪影。正史记载建文帝死于宫中的大火中。《太宗实录》卷九记载：“上（即明成祖朱棣）望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尸于火中，还白上，上哭曰：‘果然，若是痴耶！吾来为扶翼不为善，不意不谅而遽至此乎！’……壬申，备礼葬建文君，遣官致祭，辍朝三日。”仁宗朱高炽御制长陵后碑也说，建文帝殁后，成祖备以天子礼仪殓葬。成祖后来在给朝鲜国王的诏书中说：没想到建文帝在奸臣的威逼下纵火自杀。但是，太监在火后余烬中多次查找，只找到马皇后与太子朱文奎的遗骸，建文帝是活是亡无从得知。燕王为让天下知建文帝已自焚，曾作有祭文，但其坟墓在什么地方，无人可知。明末崇祯帝就曾说过：想给建文帝上坟，却不知在何处。另一种说法是在南京攻破之时，建文帝曾想自杀，但在其亲信说服下，削发为僧，从地道逃出了皇宫，隐姓埋名，浪迹江湖。明成祖死后，他又回到京城，死后葬于京郊西山。朱棣登位后，感到生死未卜的建文帝对他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因此多次派心腹大臣到处访问。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的陪同官员中，有不少锦衣卫士，这显然就是用于暗中察访建文帝的。明成祖曾向天下寺院颁布《僧道度牒疏》，将所有僧人名册重新整理，对僧人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调查。从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起，还派人以寻访仙人张邋遢为名到处查找，涉及大江南北，前后共20余年。民间传言中，在许多地方都有建文帝的踪迹与传说。有的说建文帝先逃到云贵地区，后来又辗转到了南洋一带，直到现在，云南大理仍有人以惠帝（建文帝）为鼻祖。也有现代学者认为，当年建文帝潜逃后，曾藏于江苏吴县鼋山普济寺内，接着隐匿于穹窿山皇驾庵，于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在此病亡，埋于庵后小山坡上。至于建文帝的下落到底如何，以上两种说法都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7.李自成的生死之谜李自成，陕西米脂人。他家境贫寒，但有勇有谋，大仁大义。他当过驿卒，当过边兵，最后加入了反明的农民起义军，南征北战，不断壮大，几十万大军所向披靡，终于推翻了政治腐败、经济崩溃、摇摇欲坠的明王朝。但因镇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勾引清军入关，李自成领兵退出北京，转战河南、陕西、湖北等地，最后不知所终。有人说李自成在九宫山遇难。《明史》的结论是，自成已死，尸朽莫辨。它的根据是，当时追击李白成的清朝靖远大将军阿济格给朝廷的报告说，李自成兵尽力尽，仅带亲信20人，窜入九宫山中，被村民围困，无法脱逃，自缢而死。他派人前去验尸，而尸体已经腐烂，无法辨认了。还有一个根据是，南明王朝驻湘将领兵部尚书何腾蛟给唐王的报告称，他的部众已将李白成斩于九宫山下，只是丢了首级。但是，这个“遇难”的说却难以令人相信。因为李自成雄才大略，骁勇非常，一直是官府的死敌。无疑，他是清王朝或南明王朝统治者心目中的大患，他的生死绝对是当时的重大事件。而阿济格报告中说是“尸朽莫辨”，纯属浮夸不实，清王朝怎能相信？何腾蛟的报告简直就是马后一炮，谎报战功，南明王朝也不会相信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自成退居湖湘时，他的手下还有40余万兵马，驻九宫山一带至少也有数万人，说他仅带20名亲信与事实明显不符。况且，如果李自成真的被杀，他的几十万大军岂能善罢甘休？九宫山能平静吗？然而，事实上，当时九宫山很平静，那几十万大军也很平静。那么，为什么有“遇难”说，而且在民间广泛流传？据推测，这是李自成与其部下放的烟幕弹，一个缓兵之计。一方面，扬言李自成已死，可以打消南明王朝对这支大军的敌意，下一步可能联合抗清；另一方面，使清王朝以为，心腹之患已除，放松警惕，一口时机成熟，李白成可东山再起。也有人说李自成在夹山寺隐居。据说，清朝初年，即将上任的云南同知张琼伯在赴任途中，游访石门夹山寺，与寺中方丈谈古论今，颇为投缘，相见恨晚，视为知己。几年后，他又重访夹山寺，方丈已死。悼念之中，方丈的徒弟告诉他：那方丈就是威震灭下的闯王李自成。在九宫山替死的是他的部将孙某。乾隆初年，澧州知州何某亲赴夹山寺调查李自成的下落，在寺中他亲限见过一幅李自成的画像，据称，叫“奉天玉和尚”。1981年，在石门夹山寺发现了奉天玉大和尚墓。据考查，在一个瓷坛中盛的遗骨，与李自成身材相近。墓中陪葬物与李自成家乡陕西米脂县的习俗相同。但这一说法仍有不同意见。有人说，奉天玉大和尚墓等的发现，只能说明石门夹山寺确实有奉天玉大和尚这个人，并不能证明奉天玉大和尚就是李自成。又有人说，李自成生前左眼曾受箭伤失明，但李自成画像却双目炯炯有神，以此证叫，奉天玉不是李自成。因而，李自成隐居于夹山寺一说，也成不了定论。李自成的生死之谜至今仍成为史学家探讨不休的事。以上就是中国著名历史人物七大未解之谜，对于这些谜题我们一直都在探索，但是一直都没有确切的答案，希望史学家们早日揭开历史的真相。“万里号”津沪特快客轮在日沉如海底，有传说是秦始皇登基时用过的“传国玉玺”也石沉大海。庆幸的是解放军营救及时，船上1230名旅客和船员全部安全上岸，其中包括着名的“翡翠大王铁百万”铁宝亭。平津富豪商贾撤往上海南京1948年3月，蒋介石集团在战场节节失利的形势下频频下达密令，将科技文化界精英和平津的大富豪商贾尽早撤往上海或南京。铁保亭名列北平珠宝富商南迁之首，是蒋介石钦点必迁的“国宝”级人物。但任凭国民党大员频频造访，铁宝亭却不为所动——北平地下党通过他参加共产党的女婿马常与他悄悄建立了联系。不料，就在此时，他的结拜兄弟、“西北王”马鸿逵派专机将他接到宁夏银川，共商去留大计，使事态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原来，当时的宁夏以区区几个旅的兵力，难抵彭德怀的强大攻势。虽然彭德怀不止一次捎来亲笔信函，保证以诚相待共图国是，但当年杀害过不少西路军官兵的马鸿逵心存疑虑，做好了投蒋准备。他想借铁宝亭在南京高层的人脉关系南下游说。铁宝亭委婉劝说马鸿逵投共未果，便允诺前往南京活动。这次南下，铁宝亭带了8大皮箱珍宝，其中一方传说是秦始皇登基时用的玉玺，更是蒋介石企盼多年的瑰宝。这方玉玺以后为各朝皇帝作为传国玉玺收藏。传说当年元军仓皇离开大都，元顺帝将它掩埋在塞北荒漠，后来有牧民挖到献给蒙古王爷，直至落到皇太极手中。人们万万没想到，这方宝玺后来被溥仪送进洋行做了抵押物。幸好铁保亭被洋行聘为定夺皇宫抵押品的鉴定人，不惜重金抢救出来。“万里”号隐患重重驶向渤海湾由于当时津浦铁路被截断，飞机票又稀缺，海路运输就成了通往江南的主要通道。铁宝亭所乘坐的特快客货轮“万里”号隶属于陈立夫支持的上海福民轮船公司。然而，即将启航的“万里号”隐患重重。就在“万里”轮将要启航的前一天，在“万里”轮已按当局和军方要求提供一批船票的情况下，军方突然提出再增加200张船票以应付紧急“军运”。而此时，额定载客450人的“万里”轮，已暗中超员高价售出580张船票。现在军方强行增加200张船票，旅客人数达1230名。其实，还有连船长也不知晓的“内情”：“万里”轮货运长和码头货运处长相互勾结，超载一大批棉花和煤油。日清晨，严重超载的“万里”轮吃力地驶向渤海湾。触礁后翻船危险步步逼近4月12日凌晨，渤海湾出口处掀起了巨大风浪。严重超载的“万里”轮驶至山东成山头北侧的荣成湾内线时，在海驴岛与成山角之间险峻的航道上偏离航线，不慎触礁，船底被撞开一条大口子。眼见堵漏赶不上进水速度，船长下达了抢滩和发出紧急求救信号的命令。上午9时27分，轮船一侧搁浅在苍岛下沙滩上，正向一侧倾斜。而倾斜的一侧，海水深不见底。全船沉没或翻身倒扣的危险仍在步步逼近……就在当日上午，国内和世界各大通讯社、报纸都争先恐后发出消息：“泰坦尼克号”的悲剧似乎欲在中国重演……“万里”轮载客千人以上，内有数十名平津巨商富豪及部分外籍人士。着名的北平珠宝巨商“翡翠大王铁百万”和千余名乘客生死未卜……一家外国通讯社特意抢发了一条独家消息：“据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称，该海域现正被共军严密控制。彼等如被俘获，将立即被实行共产，生命财产凶多吉少……”1230名旅客和船员全部获救当时为营救“万里”轮，国民党方面受命参与营救的船只不少，但它们最多只是开到成山头海上灯塔以东的海面观望。解放军乘8只大木船紧急救援，到下午两点多钟，船上1230名旅客和船员全部被安全营救上岸。尽管解放军和民兵一再宣传并竭力维护秩序，但卸载物资仍然出现混乱现象。突然之间，从船长室毗邻的房间内抛出一只蓝布包，由于船身倾斜得厉害，蓝布包越过船舷，“扑通”一声落入茫茫大海。铁保亭大惊失色——蓝布包里是传国玉玺！就这样，这方传说中的“传国玉玺”收藏宝物葬入了茫茫波涛。“万里”轮随即沉没，乘客被临时安置在荣成解放区。上海方面，家属每天到码头打探消息。可事发过去数日，船东福民轮船公司对于乘客生死安危如何等家属迫切关心的问题仍说不清楚，还一直隐瞒轮船超载情况，并且不公布乘客名单。直至4月15日，由葫芦岛驶往上海的“自忠”号带去“万里”轮上人员的情况，家属们这才盼来了亲人平安的消息。历经两千余年的风风雨雨，“传国玉玺”数隐数现。自从五代时期传国王玺失踪，这块国宝就已经真假难辨。在欧洲的人们生活中，游戏占卜是不可或缺的，塔罗牌在走过千年之后，不仅没有消亡，还继续在流传、完善，这可谓是一则奇迹，那么塔罗牌真的可以预言命运吗？塔罗牌预言里根被刺日，担任总统仅69天的罗纳德·威尔森·里根，在希尔顿饭店前为劳工集会发表演说。当演讲完毕的总统返回自己轿车时，埋伏在围观人群中的精神病人欣克利，迅速冲出向里根连开6枪，总统捂胸倒下。这一幕恍如当年林肯总统遭受刺杀的再现，但这位创造了里根时代的总统却幸运地在重伤中与死神擦肩而过。消息传来，举国哗然，因为里根打破了被称为“总统20年死亡周期”的可怕怪圈，即美国每一个在末位数为“0”的年份当选或蝉联总统的人都死于意外的怪圈。而对总统死里逃生的奇迹，总统夫人却将其归于琼·奎格莉，认为是这位精通塔罗牌、占星术的女预言师提前预知和告诫，让总统当天特别小心才化解了困局。对此，琼·奎格莉则直言不讳说：“是塔罗精灵的指引才让我能预言此先机。”这位预言师口中所称的塔罗精灵，指的正是塔罗牌：这项流传了千年，与占星学、占数学同为西方神秘学三大术数的传奇学说。扑朔迷离的起源当今凡打算研究西方神秘学的人都有一基本共识：必须兼修塔罗、占星和占数，在三者相辅相成的学说下，才能登堂入室一窥西方神秘学说的奥妙。而在这三门学术中，塔罗牌兼具艺术美感与神秘性两项特质，既可用来占卜，也可当作艺术品观赏收藏，所以在世人中流传最广，受众最多。却惟有塔罗牌的起源至今仍是众说纷纭，无法确定。传说中塔罗（Tarot）就是埃及的王道书。其词取自于埃及语Tar（道或法）和Ro（王或皇帝），原本被刻绘于神殿的壁画之上，用以传达神灵的旨意和解答法老王的疑惑。后因其过于庞大，才绘制成书方便法老王取阅。这本只能被法老拥有的唯一书册，是国事困惑时沟通神灵的智慧之书，旁人若偷窥都将被处以极刑。当古埃及王朝灭亡，面对欧洲的字母文化，以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书写的王道之书面临失传的危险。无奈之下，古埃及最后的神官们干脆将昔日纸草书制作为图片式卡片携带而出，流传至今为塔罗牌。这也是迄今塔罗牌中还保留着为数众多来自埃及的象征图案的原因。认为塔罗牌发源于中国的一大佐证是其本身是纸制。据说世界最早测算子午线的唐代僧人一行，发明了一种叫“叶子戏”的纸牌游戏，这种游戏广泛风行于宫廷和民间。支持塔罗牌中国起源的学者认为叶子戏在制作精美的牌面上绘制不同人物和花色的做法，正是沿用于塔罗牌的痕迹。中国古代“福祸相依”的辩证法也恰好与塔罗牌正、逆位截然不同的解释暗合。在犹太语中塔罗则代表着法则。19世纪的神秘学家李维将塔罗牌与古犹太密教卡巴拉联系在一起。希伯来文22个字母与塔罗牌的对应，以及卡巴拉教义中的“生命之树”（Life of tree）中22条途径与塔罗牌大阿尔罗段的对应，给了希伯来起源说的支持者很大的信心。无论起源于何地，塔罗牌都是伴随着人类最古老的文明而开始它的千载流传，但这一过程并非想象中的一帆风顺。在禁令中流传迄今留存最早的一副塔罗牌，是存放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中的17张“大阿卡那”，据说是画家杰拉雷蒙在1392年为国王查理六世专门制作。有传说记载的塔罗牌出现在更早的1329年德国宗教会议上。3年后，西班牙国王阿弗勒士十一世就制定了第一份反对塔罗牌的声明。随即法国巴塞隆纳市政府正式宣布禁止平民玩纸牌游戏。到了14世纪，这份禁令更加严厉。公元1415年，罗马天主教会公开禁止纸牌游戏。在1460年的一次布道会上，修士们严密论证了塔罗牌的名字与内容失实，并对玩牌之人予以严厉谴责。整个中世纪，塔罗牌和诸多科学真理一样，荣登教会的异端邪说之列，不断地被进行丑化、焚毁。在这种情况下，塔罗牌转入地下，由一些被视为异端的秘密教派保存。和教会严厉禁令相反，塔罗牌的流传有如地下潜行的暗火一样，屡见不鲜。从最早流传于欧亚交界处的一小游戏，渐渐盛行于整个欧洲世界。在塔罗牌流传的记载中可以看见：在意大利埃索古堡发现一幅创作于1450年的画作，画上显示了8位士兵和两位妇人在一家客栈里，士兵的武器挂在墙壁的架上，左边的4位士兵在下棋，右边的两位士兵和一位妇人在打架，正中央两位士兵和一位妇人则在玩塔罗牌。对禁令的无视不仅仅存在于意大利的上流社会，最早发布禁令的法国巴塞隆纳市的普通市民都迷恋塔罗牌，此时的禁令已然名存实亡。而塔罗赢得整个贵族世界的原因，不仅仅是它精美的绘图、稀少制作量加之镶嵌金箔珠宝的外装，还是炫耀财富和地位的绝佳物品，也因为其中隐含的神秘话语的暗示、解读是贵族中传递秘密信息的最好工具。在这种隐信传递的解读中，塔罗牌开始被应用于占卜和预测，它也得以和简单的纸牌游戏区分开来。它在民间的广泛流传的神秘预知力，仰赖于吉普赛人的流浪。四海为家的吉普赛人以杂技和占卜谋生，而他们占卜的主要道具就是塔罗牌和水晶球。因此在关于吉普赛人种种的传奇故事中，塔罗牌也以这神秘道具之姿留驻在人们的脑海中。值此，印刷术传入欧洲，并在16世纪得以发展成熟，昔日昂贵的塔罗牌被大量印刷，塔罗牌普及的最后一道屏障也为之消失，这样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其产生好奇，有关塔罗牌的深层次理论系统得以创立，此时的塔罗牌才以全新的面貌再现于世人眼前。塔罗牌流行于普罗大众在欧洲中世纪的千年沉寂后，伴随着文艺复兴浪潮而来的不仅是各种古代文明科技的回归，更是一次学者对于这些文明重新认识和创新之机，而塔罗牌正是这回归再创的“文化”之一。1770年，第一位公开拿塔罗牌当作占卜用途的学者埃列斯塔发表了占卜用的纸牌（32张）的意义。他认定塔罗牌是埃及的秘传知识，所以希望塔罗牌能够流行于普罗大众。1856年，学者李维提出了塔罗牌起源于犹太人的学说，这个新的学说整合了78张纸牌，成为另一把神秘学钥匙，这也是现今流传的塔罗牌的完整体系。它开启了塔罗牌符号学的研究，让后世神秘学社团承认塔罗牌在神秘学的重要性，认为塔罗牌是一种存在于时间之外的伟大智能。19世纪末，沿着李维的脚步，帕洛斯大幅改进了塔罗牌的理论与系统。在他看来，塔罗牌除了占卜实际生活层面，更强调占卜者的动机与内心的反应，这让塔罗牌摆脱了传统占卜的角色，而充当起叩问人心灵和发掘人第六感的工具。帕洛斯的名着《波希米亚的塔罗》则是世界上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塔罗牌专着。帕洛斯也因此被奉为近代欧洲塔罗牌理论与系统的鼻祖。1888年，一个承袭中古神秘学派——玫瑰十字的社团“金色曙光”在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