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王富仁：关于《套中人》的几个问题
　　日，著名学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原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汕头大学文学院终身教授王富仁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现选取2009年王富仁先生发表在本刊的一篇“重读”文章，借此重温先生对文本的深厚解读，致敬这位“纯粹的学者”。
关于《套中人》的几个问题
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套中人》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对别里科夫这个人物形象，中国读者似乎也没有多大的异议。在这里，我只挑出几个小问题说一说，未必精确，但对于加深对这篇小说的感受和理解，我认为，也不是一点作用也没有。
小说的开头
小说的开头扯得有些远，有些细节对塑造别里科夫这个人物形象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比如小说一开头就交代“误了时辰的猎人们”，实际上，猎人们是不是“误了时辰”，与小说的内容并没有什么关系；作者接着说这些猎人住在米罗诺西斯科耶村，甚至连这个村的村长的名字“普罗科菲”也写了出来，这个人物在后来就再也没有提到过，实际上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名字；在谈到兽医伊万&伊万内奇的时候，作者说他“姓一个相当古怪的双姓：奇姆沙—吉马莱斯基，这个姓跟他一点也不相称，全省的人就简单地叫他的本名和父名伊万&伊万内奇”，还说他“住在城郊一个养马场上”。其实，这都是可以说也可以不说的一些话；对中学教师布尔金的介绍比较简单，只说他“每年夏天都在伯爵家里做客”，这个伯爵是什么人？他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都不知道，大概也不需要知道……
这个开头，契诃夫写得有些随便，并非每一句话都是“紧扣主题”的，正是有些随便，正是并非每一句话都“紧扣主题”，才让人感到有点自由的感觉，一到知道了终其一生都中规中矩、活在各种各样套子中的别里科夫，心里就感到有些别扭、有些压抑了。
一篇揭露“套中人”的小说，绝对不能写得像一个“套子”。
小说的倒叙
这篇小说叙述的不是一个故事，而是介绍了一个人物及其性格，所以小说倒叙的意义不在于将结局提前交代出来，造成悬念，提高读者阅读的趣味性，而在于更集中地介绍别里科夫这个人物，突出体现他的性格特征的那些事实。我认为，除此之外，还有两个更加重要的作用：其一是叙述视角的选择，其二是叙述氛围的营造。这两个作用，在倒叙别里科夫这个人物一生行迹的过程中是交织在一起的。
这篇小说，作者选择的不是完全的第一人称的写法，不是从别里科夫的眼里看自己的人生。我认为，在这样一个选择中，暗示着作者本人两种相互联系的社会感受和人生感受。
第一，像别里科夫这类的“套中人”是没有基本的自我反思能力的，因为他们是传统规则的奴隶，他们对传统规则的奴性服从总是使他们有一种自我道德完满感，总是认为别人都是有不可忍受的缺点的人，而只有自己才重视道德，恪守社会规则：“我没有做出什么事来该得到这样的讥诮——刚好相反，我的举动素来在各方面都称得起是正人君子。”也就是说，他根本感觉不到自己的荒诞性、可笑性，因而也不会起到充分暴露自己的作用。第二，一般的读者对别里科夫这类人还不具有异常明敏的洞察力，还不可能仅仅通过他本人的叙述发现他们的荒诞性与可笑性。对于这类传统规则的奴隶，向来有两种不同的观察视角：从传统规则的角度，他们是一些可以称之为道德楷模、社会栋梁的人物，因为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是不可能像他们那样严格地遵守这样一些道德信条、社会规则的。实际上，在我们平时所说的“好人”、“老实人”、“严于律己的人”之中，就有很多属于“套中人”这类的人，只不过我们是从社会规则的角度看待他们，而不是从人的自由意志、自由要求的角度看待他们的。只有那些具有自觉的、强烈的自由意识和自由要求的人，才会在这类向来中规中矩、律己甚严的人身上感受到极难忍受、令人厌恶乃至愤慨的特征。小说中科瓦连科这个人物大概就属于这类人，但是，这类人在读者中是不多见的，并且他们也没有耐心细致观察和了解像别里科夫这类的“套中人”，“瓦连卡的弟弟科瓦连科从认识别里科夫的第一天起，就痛恨他，受不了他”。这样的人，怎么会将别里科夫的事情讲得那么具体、那么清楚呢？多数读者，是摇摆于传统规则与自由意识之间的一些人，是很容易听信别里科夫的自我陈述而将他仅仅作为一个值得同情的人物的。这分明是作者所不愿看到的。与此同时，作者也没有完全按照第三人称的方式直接从自己的角度叙述别里科夫这个人物。这是一种跨时空的转述方式。作为一个作家的作者，与作为一个中学教师的别里科夫，并不生活在同一个空间环境中，别里科夫的一切，都不是作者能够直接感受和体验到的，是带有更浓厚的客观色彩的事物，这就很难揭示出别里科夫这类人物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所起到的压抑作用和窒息作用。别里科夫不是阿Q，阿Q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对别人是起不到压抑作用和窒息作用的，阿Q的可怕在于未庄的人个个都像阿Q，个个都缺乏自我意识，别里科夫的可怕则在于他能将不是别里科夫的人也变成别里科夫。在他周围的人，大都是有自由要求的人，是能够灵活地对待各种各样的道德信条和社会规则的人，而别里科夫的存在压抑和窒息了他们的自由意识。这就不是远离别里科夫这类人的作者所能直接感受到的了。我认为，只要意识到上述两种视角对于表现别里科夫这个人物的无力性，我们就会感到布尔金这个人物的重要性了。“别里科夫跟我同住在一所房子里。”“同住在一层楼上，他的房门对着我的房门。我们常常见面，我知道他在家里怎样生活。”布尔金这个观察视角，是一个近距离的观察视角，能够将别里科夫极微细的生活细节也表现出来。与此同时，他也是能够亲身感受到别里科夫对周围人的精神压抑的人。他是一个有着天然的自由要求的人，但又无力超越传统规则的束缚，无力摆脱像别里科夫这类人的窒息作用。“我们这些教师都怕他。就连校长也怕他。您瞧，我们这些教师都是有思想的，极其正派的人，受过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的教育，然而这个老穿着拖鞋、拿着雨伞的人，却把整个中学辖制了足足十五年！可是光辖制中学算得了什么？全城都受他辖制呢！我们这儿的太太们到星期六不办家庭戏剧晚会，因为怕他知道。有他在，教士们到了斋期不敢吃荤，不敢打牌。在别里科夫这类人的影响下，在最近这10年到15年间，我们全城的人变得什么都怕。他们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发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书，不敢周济穷人，不敢教人念书写字……”不论是对于作者，还是对于读者，布尔金都是一个最好的角度。
但是，仅仅有布尔金这个视角，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即：容易让读者站在旁观的立场上感受和看待别里科夫这个人物，仅仅将其作为布尔金那个中学的一个奇怪的人物，并将其当作奇闻轶事而感到开心。显而易见，一个像契诃夫这样严肃的作家，是必须防止自己的读者以这样的态度阅读自己的小说的。所以，在布尔金这个人物之外，契诃夫又添上了伊万&伊万内奇这样一个人物。他是布尔金的第一个听众，是一个进入到小说内部的读者。他的感受和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引领了读者的感受方向，将别里科夫其人其事的意义升华到整个社会的一个接受视角。他不是一个中学教师，也不是别里科夫的同事，别里科夫的言行对他并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作用，他之所以与布尔金发生情感、情绪上的共鸣，说明在他的生活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同样感觉到别里科夫这类人的存在，他同样受到这类人的精神压抑和窒息。这就将别里科夫其人其事的意义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啊，有思想的正派人，既读屠格涅夫，又读谢德林，还读勃克尔，可是他们却屈服，容忍这种事……问题就在这儿了。”不难看出，有了伊万&伊万内奇这样几句话，别里科夫的问题就不是一个人或一个学校的问题了，而是关系到整个俄国社会、整个俄国思想界的普遍问题了。如果说布尔金是一个播放视角，伊万&伊万内奇就是一个转播视角，他像一个卫星转播装置一样将布尔金对别里科夫的思想的、情感的和情绪化的感受转播到整个俄国社会和整个俄国思想界，并且使之有了更加深沉的力量和更加内在的激情。“过了十分钟，布尔金睡着了。可是伊万&伊万内奇不住地翻身，叹气，后来他起来，又走出去，坐在门边，点上烟斗。”显而易见，伊万&伊万内奇听到布尔金讲述的别里科夫的事情之后，比布尔金更加激动，想得也更远、更多。布尔金与别里科夫这个人的接触太多了，有些司空见惯了，有些麻木了，更容易容忍这样一个人的这样一些事，伊万&伊万内奇则不同，他是个兽医，与别里科夫这类被驯化得没有了一点野性的人很少打交道，也很难理解在自己的周围环境中，在俄罗斯，在有了屠格涅夫、谢德林的作品之后，怎么还会有这样的人存在，并且受到所有人的容忍和庇护。——这不正是作者希望我们每一个读者都应当有的阅读感受吗？
布尔金和伊万&伊万内奇这两个人物构成的不仅是功能性的叙述视角，同时还是一种情感与情绪的氛围。打猎，对于当时的俄国男人，是一种休闲的方式，也是一种满足自我自由要求的形式。打猎的地点自然是郊外，它离开喧嚣繁忙的城市，来到自由空旷的乡野，这暗示了人的自由要求是无法泯灭的，布尔金和伊万&伊万内奇都是有这样的自由要求的人。但在现实的日常生活里，这种自由意志和自由要求是受到长期的压抑和窒息的，淤积在自己的内心，无法抒发，甚至也想不到抒发，而恰恰在为了打猎来到乡间之后，在紧张的心情得到暂时的缓解的时候，日常生活中各种令人感到郁闷的事情才悄然浮现出来，构成一种扩散着的忧郁心情。乡野的夜晚是静谧的，这两个猎人的心情是平静的，但在这平静的心境中浮现出来的却是平时令人感到不自由、不舒心的往事。这是一种氛围，一种由人物的心境与外在的环境共同酿造成的氛围。正是这种氛围，具体呈现出别里科夫这个人物的具体形象。在过去，我们总是认为，一个人物的形象是客观的、固定的。实际上，文学作品中的所有人物形象都是在特定情绪氛围中呈现出来的特定形象。如果布尔金和伊万&伊万内奇已经在打猎的过程中清洗了平时的忧郁，整个地处于欢乐兴奋的心境中，他们就不会想起别里科夫这个人物；如果他们尚未离开城市喧嚣压抑的环境，正在无奈地承受着别里科夫对他们自由意志的干涉和压抑，别里科夫就会以更加丑陋和凶残的形象呈现出来，或者令人愤恨，或者令人颓丧。而在这时，正是他们的心情虽然有所缓解而仍然不感舒畅的时候。别里科夫的形象虽然令人郁闷，但仍然有些可怜，而这，也是作者所需要的。——作者的写作意图是既能够让读者正视这类人物的存在，也能够让读者意识到这类人对周围生活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毒化作用。
别里科夫是个中学希腊语教师
恩格斯在谈到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时候，曾经提出过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主张，现在很少有人提起了，但我认为，这个主张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人物，总是环境中的人物；环境，总是在整个社会背景上的环境。只有在特定的环境中，一种人物才有其生成和发展的更充分的土壤，也才会呈现出自己特定的意义和价值；只有在整个社会背景上，一种环境才有充分展开的可能，也才会呈现出自己特定的意义和价值。只要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会感到，作者将别里科夫设定为一个中学教师不是没有自己的考虑的。
大凡一个专制主义的国家，都有同时存在的两条专制主义线路：一条是在整个社会上实施的政治专制主义线路，一条是在学校教育中实施的文化专制主义线路。在整个社会上，社会成员是相当分散的，政治专制主义除了政治镇压之外几乎没有其他更加行之有效的统治手段；而在学校教育中，学生则是有组织的，而组织则必须依靠规则、依靠纪律，这就为专制主义提供了极为方便的条件：在学校教育中，专制主义总是通过严化各种形式的规则和纪律的方式达到控制教师和学生、维持国家的专制主义统治秩序的目的。契诃夫将别里科夫设定为一个中学教师，谁都不会感到奇怪。
别里科夫不但是一个中学教师，还是一个希腊语教师：“呵，希腊语多么响亮，多么美！”在这里，存在的不是希腊语到底美不美的问题，而是一个一向谨小慎微、不苟言笑的别里科夫为什么一谈到希腊语，就眉飞色舞、热情洋溢的问题。实际上，对于别里科夫，“希腊语”也是一个“套子”，躲进了这个“套子”，别里科夫就感到放心了、安全了，就可以“放心大胆地”说话了。为什么“希腊语”可以成为一个“套子”呢？因为在别里科夫的环境条件下，“希腊语”的美已是一个公认的事实，是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提出异议的，别里科夫不论怎样热情地赞扬希腊语的美，都是不会有人反对的。这样，他就永远立在了不败之地，永远是正确的了。但也正是因为如此，他说的只是一些废话，是一些没有任何意义的话。语言，是用于交流的，是在差异中显示其意义的，所有那些不言而喻的公认的真理，都是不必言说的。这正像在我们中国，有一些知识分子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以汉语捍卫者的姿态出现，好像在他的周围，有什么人要消灭汉语一样。其实，汉语，是由老子、孔子、屈原、司马迁、鲁迅、曹禺、老舍、张爱玲这样一些有思想、有追求、有创造精神的知识分子创造出来的，像别里科夫这类总是躲在自己的“套子”里，躲在任何人也不会产生异议的“公理”、“定义”、“教条”背后的人，是不会创造出任何美的语言的。对任何事物，空洞的赞扬与空洞的否定都是毫无意义的，因而也是一些废话。
别里科夫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从阶级的观点看，别里科夫绝对不是一个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相反，他倒是一个被压迫者，一个地地道道的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但从他的具体社会作用出发，他起到的却是百分之百的维护当时专制主义政治统治的作用，其可怕的程度甚至超过现实的政治统治本身。官方能够允许的，他也不能允许；校长能够容忍的，他也不能容忍。在他的辖制下，他那个城市的居民连在专制主义政治统治下能够获得的自由也无法获得。在这个意义上，他简直成了当时俄国社会的无冕之王，是一个比专制主义政治统治者更加可怕的自由的杀手。
在这里，契诃夫让我们感受到的是“精神”的作用：专制，是一种政治的体制，是建立在维护现实政治统治权力的目的之上的，但它的无形的精神压迫作用却比它的有形的政治压迫作用更加广泛也更加深入。政治专制，是对直接反抗现实政治统治权力的政治反叛者的武力镇压，但这种镇压绝不仅仅起到毁灭这些反叛者自身生命的作用，还是对整个社会民众的一种精神威慑，在整个社会民众中制造了对现实政治统治政权的精神恐怖。专制，是对人的自由意志的扼杀，是建立在对人的自由性的漠视和敌视的心理之上的。害怕专制，实际上就是害怕自由。别里科夫就是这样一个被专制主义政治统治吓破了胆的小人物，一个下层知识分子。他在本能上就能感到，专制主义政治统治是不希望人民自由的，是害怕和憎恨人的自由的。但也正是这种对专制主义政治统治的“本质性”的了解，加上他对专制主义政治统治的恐怖心理，使他将人的自由与专制政治统治对立起来。
别里科夫把他的思想也极力藏在套子里，只有政府的告示和报纸上的文章，其中写着禁止什么东西，他才觉得一清二楚。看到有个告示禁止中学生在晚上九点钟以后到街上去，或者看到一篇文章要求禁止性爱，他就觉着又清楚又明白：这种事是禁止的，这就行了。他觉着在官方批准或者允许的事里面，老是包含着使人起疑的成分，包含着隐隐约约、还没有说透的成分。每逢经当局批准，城里成立了一个戏剧小组，或者阅览室，或者茶馆，他总要摇摇头，低声说：
“当然，行是行的，这固然很好，可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
毫无疑义，他对专制主义政治本质的感受和了解是极为准确的，也是极为到位的。那么，他的错误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呢？就出在他对人的自由意志的漠然无觉中。专制主义政治是敌视人的自由的，但人对自由的追求也是不可战胜的。这使任何专制主义政治都不可能完全扑灭社会群众的自由要求，尽管不乐意，但也不能不对社会民众的自由要求做出某种程度上的让步。实际上，在任何社会条件下，都有专制和自由两种力量的交锋：自由的力量越强大，专制的力量越削弱；自由的力量越削弱，专制的力量越强大。我们看到，尽管当时处在俄国专制主义政治统治的淫威之下，别里科夫身边的多数人还是热爱自由、有各种不同程度的自由要求的，这也是为什么俄国政府也不能不允许社会民众的一些自由要求的原因之所在。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想到：尽管别里科夫对专制主义政治的恐惧不是没有缘由的，但他之变成一个“套中人”、变成一个专制主义帮凶一类的人物，也不是没有他个人的原因的。——当社会条件发生新的变化之后，这类人总是把自己的过错完全推在专制主义政治的统治上，实际上是没有道理的。
为什么别里科夫周围的人都还程度不同地保留着自己的自由愿望和自由要求，而别里科夫独独成了这样一个“套中人”呢？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他的绝对的狭隘和自私无疑是其中最根本的原因。他对人没有起码的同情和爱。他不爱任何人，也不想爱上任何人。他只关心自己的安全，只想在专制主义政治的淫威下救出自己，所以，他就将自己用各种“套子”包裹起来，这些“套子”里当然就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人。他把所有的人都留在了他的“套子”的外面，其实就是拒绝了人类，拒绝了整个现实世界，并用这种方式将自己变成了一具活尸。——这是一个只爱自己的人的必然结果。
“死尸”是可以埋葬的，但现实社会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权力埋葬一具“活尸”。
别里科夫就像一具“活尸”一样在当时的社会上游走，并将自己阴湿的死气传染到周围每一个人的身上。“他凭他那种唉声叹气、他那种垂头丧气、他那苍白的小脸上的黑眼睛（您要知道，那张小脸活像黄鼠狼的脸），把我们都降伏了。”
别里科夫不是国家专制主义政治统治的本体，而是国家专制主义政治统治在现实社会引发的精神瘟疫的受害者。他是一个受害者，同时也是一个带菌体，他起到的是传播专制主义政治统治的精神病菌而窒息广大社会民众的自由意志的作用。
“套中人”的拯救
《套中人》以主要的篇幅描写了别里科夫与瓦连卡的“恋爱的悲剧”。
但在作者和小说中别里科夫的同事们的眼里，这个“恋爱的悲剧”实际是作为对别里科夫的一场拯救活动而出现的。
如何将别里科夫从他的“套子”中拯救出来？当瓦连卡出现在别里科夫的同事们面前的时候，他们想到了别里科夫的“婚姻大事”。
毫无疑义，“爱情”是将别里科夫从他的“套子”中拯救出来，使他过上“正常人”生活的最有效的办法。“爱情”是建立在一个人的自然本能欲望基础上的一种社会结合形式，尽管别里科夫已经成为一个类似“活尸”的人物，但其自然本能还是没有完全泯灭的，这就使他有可能爱上一个异性，并将其纳入自己的生活和心灵之中去，他的将自己禁锢起来的各种各样的“套子”也就不攻自破了。——也就是说，仅从情理上来说，“爱情”是可以使别里科夫个人的生活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的。
但在这里，也存在一个尖锐的矛盾，即：怎样的一个女人才能使别里科夫从自己的“套子”里探出头来，并使他感到一点爱情的需要？显而易见，这个女人首先必须是一个非常大胆、非常自由，并且是非常美丽的女人，因为只有这样一个女人，才能以主动出击的形式和无可回避的诱惑力量将别里科夫那早已枯竭了的生命欲望激发起来，使之产生对异性的爱情。但是，这样一个女人同时也会使别里科夫感到极大的内心恐惧，因为他恰恰是害怕自由、逃避自由的。不难看出，正是这样一个尖锐的矛盾，将别里科夫送上了死路：他被他渐渐复活了的内心的自由欲望吓死了。
她呢，已经不算年轻，年纪有三十岁上下了，可是她长得也高，身材匀称，黑眉毛，红脸蛋，一句话，她简直不能说是姑娘，而是蜜饯水果。活泼极了，谈笑风生，老是唱小俄罗斯的抒情歌曲，老是哈哈大笑。她动不动就发出响亮的笑声：“哈哈哈！”我记得我们初次真正认识科瓦连科姐弟是在校长的命名日宴会上。在那些死板板的、又紧张又沉闷的、甚至把赴命名日宴会也看作应公差的教师中间，我们忽然看见一个新的阿佛洛蒂忒从浪花里钻出来。她两手叉着腰，走来走去，笑啊唱的，翩翩起舞。……她带着感情唱《风在吹》，然后又唱一支抒情歌曲，随后又唱一支。她把我们大家，连别里科夫也在内，都迷住了。
可以想见，如果瓦连卡不是如此活泼，如此大胆，如此自由，如此美丽，别里科夫这样一个“套中人”怎么会“动心”呢？在这时，别里科夫也开始有意讨好人了：“小俄罗斯语言的柔和清脆使人联想到古希腊语言。”对于别里科夫，这正像一个总是用中国古代文言文排斥“五四”白话文的前清遗老突然说徐志摩的白话诗有中国古代诗歌的古典美一样，实在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大转变。但是，别里科夫并没有在爱心的萌动中感到幸福和愉悦，而是加倍的紧张和慌惧，因为他分明感到了他内心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也正是他平时指责、攻击别人的理由。因这恐惧，他便更加急切地在自己的“套子”里蜷缩起来。他不但没有稍微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反而“越发深地缩进他的套子里去了”。实际上，他此后的所有变化，都是在这两种内心倾向的尖锐对立中造成的：他越是爱上瓦连卡，就越是感到内心的不安，也就越是极力缩进自己的“套子”里，而他越是极力缩进自己的“套子”里，就越是感到自己生活的孤寂和凄凉，也就越是无法摆脱瓦连卡对他的诱惑。实际上，直至他离开人世之日，他也没有摆脱瓦连卡对他的诱惑，但也没有摆脱这种诱惑使他感到的内心恐惧。正是因为如此，他害怕别人看穿他内心的秘密，也害怕瓦连卡毁灭掉他在自己的“套子”里才能够找到的安全和平静。“漫画事件”和“骑自行车事件”分别从两个方面将他内心的恐惧推到了极致，他做了最后一次挣扎，企图通过威胁科瓦连科而平息自己内心的恐惧，但这一次他碰到了钉子上，并在瓦连卡面前丢了自己最后一点“面子”。——他走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
忧郁的远方有一抹薄明的天色
在我们总结《套中人》的主题思想的时候，大概常常用“讽刺”、“嘲笑”、“揭露”、“抨击”这类的字眼。但我认为，这些字眼都不完全适合契诃夫和他的这篇小说。在19世纪末叶的俄罗斯作家之中，大概契诃夫是一个最温厚的作家，“讽刺”、“嘲笑”、“揭露”、“抨击”这类带有激进主义色彩的字眼，很难与契诃夫的作品联系在一起（他早期以“契洪杰”为笔名发表的作品除外）。契诃夫作品的主要基调是忧郁，是对俄罗斯前途和命运的忧郁。这篇小说也不例外。
如上所述，布尔金和伊万内奇这两个人物也是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受到在专制主义政治统治条件下各种现实规则的束缚和禁锢的人物。他们向往自由，但又无法摆脱现实规则的束缚和禁锢，对别里科夫这类的“套中人”也是无可奈何的。他们希望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俄罗斯现实社会变得好起来，但却不知道怎样使它好起来，更不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只能消极地企盼着、等待着。这使他们内心充满一种广大的忧郁，一种由希望和失望交织在一起的忧郁。他们也是用这种眼光看待周围的一切的。其实在契诃夫的自我感觉中，他与布尔金、伊万&伊万内奇这两个人物的情况也差不多。他也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不是一个完全超越了现实规则束缚和禁锢的“新人”，他与他们一样感受到别里科夫这类人对自己的窒息作用，但却没有能力完全摆脱他。也就是说，契诃夫与别里科夫这类人的关系，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关系，那些体现绝对对立关系的“讽刺”、“嘲笑”、“揭露”、“抨击”等字眼都无法精确体现契诃夫对这个人物的感情态度。
我们从墓园回来，心绪极好。可是一个星期还没有过完，生活又过得跟先前一样，跟先前一样的严峻、无聊、杂乱了，这样的生活固然没有奉到明令禁止，不过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许可啊。局面并没有变得好一点。确实，我们埋葬了别里科夫，可是另外还有多少这种套中人活着，将来也还不知道会有多少呢！
所以，问题并不仅仅出在别里科夫一个人的身上，他这个人的生与死与整个俄罗斯，与整个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这也是布尔金、伊万&伊万内奇以至契诃夫在别里科夫的故事中感到了一种广大的忧郁的原因。
俄罗斯的希望、人类的希望到底在哪里呢？俄罗斯的前途、人类的前途又在哪里呢？
我们不知道！
这是一种广大的忧郁，无边的忧郁，充塞宇宙的忧郁。
但是，契诃夫到底不是一个绝望的作家、一个蔑视人类进步理想和追求的作家、一个对人类的前途抱着虚无主义态度的作家。
所以，即使在这篇小说里，在这个弥漫着契诃夫式的无边的忧郁的小说里，也透露出他对生活、对人类前途的一点微茫的希望和一丝淡淡的亮光。那就是瓦连卡和科瓦连科这两个人物的存在。
在小说中，只有这两个人物与“套中人”是绝缘的。
他们体现了人类的自由精神，同时也表明，人类对自由的渴望是无法被扼杀的。
科瓦连科和瓦连卡姐弟不是俄罗斯人，他们来自乌克兰这个在当时尚属沙皇俄国的殖民地的国家，是产生了舍夫琴克这样的自由诗人的地方。他们不是生活在专制主义的传统中，而是生活在大自然中，他们身上保留了人类热爱自由的禀性。科瓦连科是一个充满自由精神的男性知识分子，他在本能上就憎恨专制，也憎恨像别里科夫这样的专制主义的奴才，他一语中的地称别里科夫是一个“告密者”，是一个像“蜘蛛”一样歹毒的人物；瓦连卡则是一个自由活泼、大胆泼辣的女性，她对别里科夫的爱是纯真的，她似乎不相信世界上还有用爱情无法征服的人。在别里科夫的葬礼上，几乎只有瓦连卡的哭是发自内心的，是对作为一个人的别里科夫的死亡的哀悼。在这姐弟之间，也充满了人与人之间的真正自由平等的关系。他们经常“吵架”，任何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也会使他们在大庭广众之下争吵不休，这正显示了他们之间那种真诚无伪、相互信任的关系。科瓦连科是憎恶别里科夫的，但当人们暗示他瓦连卡爱上了别里科夫时，他说：“这不关我的事，哪怕她跟毒蛇结婚也由她。我不喜欢干涉别人的事。”“不干涉别人的事”，也就是不干涉别人的自由，恐怕连契诃夫也会为他笔下的这个人物说出的这样一句话而感动不已：专制主义不就是对人的自由权利的随意侵犯和践踏吗？……
科瓦连科的独立精神，瓦连卡的真诚爱心，像一把钳子的两个钳，使别里科夫这样一个能够辖制整个城市、整个俄罗斯几乎所有人的专制手段无所施其技。可以认为，只有在这两个人物面前，别里科夫的失败才是真正的失败。
如果我们感到这篇小说太沉重的话，想想科瓦连科和瓦连卡这两个人物吧！
俄罗斯还是有希望的，人类还是有希望的，因为像科瓦连科和瓦连卡这样的人物还存在着。
（本文所引《套中人》出自汝龙翻译的《契诃夫小说选》（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
——《语文学习》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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