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做人准则
曾国藩一生做人对己是“静”、“诚”、“谦”、“敬”、“谨”。茫茫世界，信息纷杂，声音嘈乱，容易让人浮躁。只有“静”下来，本性才不会乱。做人重在平时大的修身养性，只有培养出了清晰敏捷的头脑，即使面对重大困难也毫不畏惧。1.存诚自养，慎独自处慎重独处，则心胸安然；庄严恭敬，则身体强健；追求仁义，则众人爱戴；正心诚意，则神灵钦敬。慎重独处，就是遏制贪欲，连其中最隐蔽微小之处也不忽略；遵循自然之理而行，一时也不间断；这样内心自省而无愧于心，所以心胸安泰。庄严恭敬，就是仪容整齐严肃，内心思虑专一，稳重矜持不懈怠，所以身体强健。追求仁义，本身须心存仁义滋养天性，作用于外则须爱民惜物视如同胞，如此大公无私，自然人民爱戴。正心实意，即内心忠贞不二，言语笃实无欺，以至诚之德感应天地万物，因此神灵钦敬。原文细思古人工夫，其效之尤著者，约有四端：曰慎独则心泰，曰主敬则身强，曰求仁则人悦，曰思诚则神钦。慎独者，遏欲不忽隐微，循理不间须臾，内省不疚，故心泰。主敬者，外而整齐严肃，内而专静纯一，齐庄不懈，故身强。求仁者，体则存心养性，用则民胞物与，大公无我，故人悦。思诚者，心则忠贞不贰，言则笃实不欺，至诚相感，故神钦。四者之功夫果至，则四者之效验自臻。余老矣，亦尚思少致吾功，以求万一之效耳。译文仔细思考古人修身方面的要义，其成效特别显著的约有四项：慎重独处，则心胸安然；庄严恭敬，则身体强健；追求仁义，则众人爱戴；正心诚意，则神灵钦敬。慎重独处，就是遏制贪欲，连其中最隐蔽微小之处也不忽略，遵循自然之理而行，一时也不间断，这样内心自省而无愧于心，所以心胸安泰。庄严恭敬，就是仪容整齐严肃，内心宁静专一，稳重矜持不懈怠，所以身体强健。追求仁义，本身须心存仁义滋养天性，作用于外则须视百姓为同胞，视万物为朋友。如此大公无私，自然人民爱戴。正心实意，即内心忠贞不二，言语笃实无欺，以至诚之德感应天地万物，因此神灵钦敬。如果真能达到上述四者的修身功夫，那么效验自然来到。我年纪已老迈了，却还想在修身方面下功夫，来求得万一的成效。原文尝谓独也者，君子与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为独而生一念之妄，积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君子懔其为独而生一念之诚，积诚为慎，而自慊之功密。其间离合几微之端，可得而论矣。盖《大学》自格致以后，前言往行，既资其扩充；日用细故，亦深其阅历。心之际乎事者，已能剖析公私；心之丽乎理者，又足精研其得失。则夫善之当为，不善之宜去，早画然其灼见矣。而彼小人者，乃不能实有所见，而行其所知。于是一善当前，幸人之莫我察也，则趋焉而不决。一不善当前，幸人之莫或伺也，则去之而不力。幽独之中，情伪斯出，所谓欺也。惟夫君子者，惧一善之不力，则冥冥者有堕行；一不善之不去，则涓涓者无已时。屋漏而懔如帝天，方寸而坚如金石。独知之地，慎之又慎。此圣经之要领，而后贤所切究者也。译文曾说过“独”这个东西，是君子和小人共同感受到的。小人认为自己是独自一人时，会产生一个非分的念头，非分之想积聚多了就会任意妄为，由此欺人的坏事发生。君子忧惧自己是单独一人时，会生出真诚的意念。真诚念头积聚多了就会处事谨慎，由此对自己不满意的德行下功夫匡正。君子和小人都是独自处事，两者的差距却可由此得到评论。自从《大学》穷究事物的原理并获得知识之后，过去的言论行为都可用做个人开阔眼界充实知识的资料，日常处理的琐事问题，更可深化个人的阅历见识。君子这样做了，他的心在遇到实事时，已能剖析公私的区别；他的心在联系道理时，又足以精辟地研究其得失。那么对于善事应当做，不善的坏毛病应去掉，早已经形象鲜明地认识到了。而那些小人们，却不能有实在的见识，去实行他所知道该做的事。于是办一件好事，唯恐别人不知道是自己干的，去办时迟疑不决。改正一件不好的毛病，侥幸别人可能窥视不到，改正得很不得力。背地里自己独处，虚假的情弊自然会产生，这就是欺骗啊！而君子，唯恐办一件善事不彻底，在晦暗中会产生堕落的行为；一个坏毛病不改正，就会像涓涓的流水长年犯错。暗室之中懔然不动邪念，如同面对天神，主心骨坚硬如同金石。在自己主持工作的地方单独行事，一定要慎之又慎。这就是圣人遵奉的准则要点，也是后世贤人切实研究的问题呀！原文修己治人之道，止“勤于邦，俭于家，言忠信，行笃敬”四语，终身用之有不能尽，不在多，亦不在深。古来圣哲胸怀极广，而可达天德者，约有四端：如笃恭修己而生睿智，程子之说也；至诚感神而致前知，子思之训也；安贫乐道而润身目卒面，孔颜曾孟之旨也；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恬，陶白苏陆之趣也。自恨少壮不知努力，老年常多悔惧，于古人心境，不能领取一二。反复寻思，叹喟无已。译文自身修养和治理国家的道理，有四句话可终身适用而受益无穷，这就是“勤于政事，节俭治家，话语忠信可靠，行事诚恳无欺”。真话不在多少，也不在于多么深刻呀。古往今来圣哲们的胸怀极为宽广，而可达至圣大德的，约有四种境界：诚恳谦恭，注重自我修养而生出聪明睿智，是二程的主张；精诚感动神灵而天生就有知识，是子思的遗训；安贫乐道而身体健康面无忧色，是孔子、颜回、曾子、孟子的要旨；欣赏大自然的美妙，吟诗作赋，而意志安适、精神愉悦，是陶渊明、白居易、苏轼、陆游的人生乐趣。我常自己悔恨少壮不知努力，而到老年往往多出悔惧之感，对于古代圣哲们的心境情趣，不能领略获取一二分。只能反复寻思，叹息感慨不已。曾氏体悟曾国藩以大乘的“内圣”法行世，深得古代圣贤之精髓和开明君王的治世之道。以经时济世的儒家礼学为依托，他的人格修养、道德学问自有特殊的造诣，绝不是当时一般的汉学家、理学家、文学家所能比拟的。后来，他因战功闻名于世，被同时代的人称为“圣相”。“内圣”是一种“体”的意境，让人难以说清，不可琢磨，但作为一种“用”的存在去看，便可以知道它就体现在具体的生活中、每日的举止言谈中。所以他与其他理学家一样，强调个人的涵养功夫。他认为，涵养功夫当以“诚”为本。他齿斤而辩，说：君子，没有比忠诚更重要的了。如果真诚而不自欺欺人，则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在他看来，“圣学王道”的核心就在一个“诚”字。曾国藩认为，“慎独”是立诚主静的集中表现。只有自谦无欲，才能静，故“慎独则心安”。周敦颐说：“无欲故静”，曾国藩的“静极”、“无私著”、“至虚”，也是把“诚、静、慎独”提到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高度。概而言之，“诚”可以化育天地万物，求诚须不欺，不欺必能居敬慎独，居敬慎独者必无私著，无私著者必中虚，虚必静，静生阳，阴阳来复，是谓天行。为达“内圣”心法最佳境界，曾国藩在慎独方面着实下了苦功，现将其“修法十二课”的仪式条款列此，资以证验。一、持身敬肃。衣冠外貌保持整齐，心思神情端正严肃，时时刻刻都要警惕、检查自己的念头、举止中有无背离义理之处。平日闲居无事的时候宁静安泰，保养德性，一旦投于事务之中则专心致志，不存杂念。精神状态清澈明朗，就如同旭日东升，光彩照人。二、静坐养性。每天不限什么时候，要拿出一定时间用来静坐养性，反省体悟自己天性中隐现的仁义之心。正襟危坐，凝然镇定，如同宝鼎一般沉稳。三、早早起床。天色初亮就赶紧起身，睡醒了就不要再恋床。四、读书专一。一本书没有读完时，不要再看其他书籍。东翻西阅随意读书，对自己的道德学问毫无益处。五、阅读史书。丙申年购置了一套《二十三史》，家父对他训诫说：“你为买书去向人借钱，我不惜一切替你赔补还账，你若是能够仔仔细细地读一遍，才算是不辜负我的一番苦心啊！”自此之后，曾国藩每天都仔细读十页。六、说话谨慎。对此要时刻注意，这是修身内圣最重要的工夫。七、保养真气。真气存蓄于丹田之中，彻里彻外光明正大，所作所为毫无羞于对人说之处。八、爱护身体。十二月接到家父的手书说：“节制操劳，节制欲求，节制饮食。”应该时刻以此作为健体祛病的准则。九、每天都应获知新学问。每天读书时将自己的心得记录下来，如果刻意从书中凿空，求取深意，那就是偏私他人。十、每月不可荒疏旧技能。每月写作几篇诗文，以此检验自己积存义理的多少，葆养真气的强弱。但不能完全沉溺于其中，因为这最容易使人玩物丧志、隐没本性。十一、写字。饭后写半时辰的字。所有文字方面的交际应酬，都可以作为练习写字的机会。凡事不可留待第二天去做，事情越积越多，就越难清理。十二、夜晚不出屋门。它使人耽搁正事，精神疲惫，务必戒除。曾国藩一生于“克己之学”从不稍懈，坚持终身。人生智慧一个人不管是读书从政，或者是做工种田，亦或是经商做学问，都离不开他修身养性程度的高低。古往今来，凡能成大事者，无不具备“内圣”方面的修为。贤者说：“立身不高一步立，如尘里振衣，泥中濯足，如何超达。”即指为人立身处世，应具有一种高尚明达的心境，否则就好像在尘土中拍打衣服，在泥水里洗濯双脚，又如何能超凡绝俗。“慎独”即是这种境界的最高体现，而只有在自持自制的心性修养中，才能逐步达到这样的境界。自律自制，修身养性，要“每日三省”。程颐说：“君子遇到困难险阻时，一定要思考反省自己是不是有什么错误而导致这种困难的发生。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就纠正它，没有过错就用它来自我勉励，这是修养自身的美德。”在人生旅途中，大多数人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缺点。只有那些头脑清醒的人，能够充分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多多要求责备自己是圣贤们为人仁厚公正的表现。如果不这样的话，只是一味责备别人，埋怨别人，很多不合理的意见凭空产生，人们互相指责攻击，好像踩进坑道、壕沟一样，怎么能迈开脚步呢？人有两只眼睛，一只眼睛应用来观察别人，一只眼睛应用来观察自己，无论观察别人，还是观察自己，都必须抱着“宽以待人，严以律己”的态度。有句俗话“乌鸦落在猪身上，只见人黑不见己黑”，也就是所谓的“见人之过易，见己之过难”。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谁没有说过假话？谁没有说过大话？谁没有嫉妒他人？谁没有伤害他人？谁从来不好女色？谁从来不占他人便宜？谁敢拍着胸膛对自己或者苍天说，我从来不做亏心事？没有，从来没有。只有过错的大与小，多与少，或者你所犯的过错是人人都会犯的，是人们可以原谅的，可以接受的，但不能说你从来就没有过错。只要是人，有七情六欲，就有人的弱点和局限。曾子为什么“吾日三省吾身”，就是为了少犯过错啊！《周易》说，君子“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尚书》也说：“改过不吝（吝啬）。”这一方面告诉人们过错是难免的；另一方面也告诉人们要有过必纠、有错必改。然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很多人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也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可真正让他改正过错，那就很难了。圣人之所以少，是因为知错必改的人太少了；况且很多过错都是美丽的——看见一个美丽的姑娘，情不自禁地想她，虽然自己不会伤害她，也不会告诉她，只是情不自禁地想她，甚至过了好久也还是想到她。这个过错太美丽了，以致很多人都不认为它是一个过错。知己之过失，承认它，并且改正它，毫无吝惜之心，这是最难的。豪杰之所以是豪杰，圣贤之所以是圣贤，就在这里。磊落过人，能透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还有那修饰装点的丑态。过错虽然美丽，但改正过错就更加美丽，况且很多过错却是丑陋无比的！改正一个过错，哪怕它很小、很轻，它都会使你身心更加轻松、无愧无悔。如果你是一个有心人，不妨体验一下改正过错的感觉，虽然有那么一点难堪或难过，但是同时你也感到踏踏实实、坦坦荡荡、自由自在。还是说你见到一个美丽的姑娘，你意识到了情不自禁地想她是不好的，如果你改变一下思维呢？这个姑娘很美丽，所以这个世界也很美丽；她很幸福，我曾看见到这个姑娘，所以我也很幸福。同样是见到一个美丽的姑娘，动机不同，心境也不同。一个省心修身的人，注重颐养德性的人，他所犯的过错不一定是坑蒙拐骗之类的淫恶，往往是一些不为人知、不足挂齿的小隐私。不断地涤除这些小隐私，他就会一天比一天高大起来。明代著名谏臣杨继盛说：“或独坐时，或深夜时，念头一起，则自思曰：这是好念是恶念？若是好念，便扩充起来，必见之行；若是恶念，便禁止勿思。”说得太好了。曾国藩之所以能有所作为，不在于他能日日反省，天天自新。他有一种强烈的、热切的洗心革面的愿望，他是自己卑琐灵魂的严厉审判者，他是自己淫邪恶欲的无情拷问者，他是自己羸弱身躯的猛烈抨击者，这是他得以洁身、保身、全身的法宝。2.博采众长，自立自强原文逆夷据地求和，深堪发指。卧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时事如此，忧患方深。至于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强，不在装模作样。临难有不屈挠之节，临财有不沾染之廉，此威信也。《周易》立家之道，尚以有孚之威归反诸身，况立威于外城，求孚于异族，而可不反诸己哉！斯二者似迂远而不切合事情，实则质直而消患于无形。译文外国人占领了我国地盘，却要求停战议和，这令人极为愤慨。古人云，卧榻之侧，岂能容忍他人自在鼾睡？最近国家不幸艰难到这种地步，令人非常忧虑担心。要想改变这种局面，被外国人敬畏臣服，国家就必须自立自强。装模作样、虚张声势于事无补。而面对危难有不屈不挠的顽强气节，面对财物有不贪不爱的清廉操守，是树立威信的根本。《周易》中议论一个家庭自立于社会，尚且需要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具备令人信服的威望。更何况现在是我们国家要树立威望于外国，要求被他国人信服呢？怎么能够不从自己做起？这威望和信服两点，初听起来让人觉得迂阔遥远而不切合实际，其实却正是简单、明确，可以在无形中消除许多祸患。原文凡恃己之所有夸人所无者，世人常情也；忽于所习见、震于所罕见者，亦世之常情也。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译文凡是拿自己有而他人没有的东西，进行夸耀，是世之常情。忽视经常见到的，震惊极少见的东西，也是世之常情。轮船速度的飞快，洋炮射程的遥远，在英、法两国是夸耀自己独特拥有，对于我们中国人却感到非常罕见而吃惊。如果能购买轮船大炮，据为己有，那么中国就会对它习惯常见而不惊讶，英、法两国也就渐渐失去所倚仗的优势。买回来之后，招募精思灵巧之士，智慧奇巧的工匠，开始演练熟习，然后尝试制造。不过一二年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的必备物，同时还可剿除太平军，巩固国家长远战略设施。原文师夷之智，意在明靖内奸，暗御外侮也。列强乃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师其智，购其轮船机器，不重在剿办发逆，而重在陆续购买，据为己有。粤中猖獗，良可愤叹。夷情有损于国体，有得轮船机器，仍可驯服，则此方生灵，免遭涂炭耳。有成此物，则显以宣中国之人心，即隐以折彼族之异谋。各处仿而行之，渐推渐广，以为中国自强之本。译文学习洋人的智能技术，目的在于明处是平定内乱，剿除奸徒。暗地里还可充分准备，抵御列强欺侮。列强是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强敌，学习他们的才智，购买他们的轮船机器，重点不是为了剿办太平天国，而是着重在陆续购买，为我所有。广东一带，洋人猖獗，实在令人可恨可叹。洋人这样放肆实在有损国家威严。有了轮船机器，就可利用来驯服他们。那么我们的老百姓，就可以免遭劫难了。有了这许多机器，从外表看，可以稳定国内人心力量；从深处讲，也可以折损列强侵略我们的预谋。各地都仿效推广，以此作为我们中国自强的根本。曾氏体悟曾国藩洋务观的形成，有其历史与现实的根源，反映了近代早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被称为封建社会最后一尊精神偶像的曾国藩，其理学经世思想为众人所知。作为一名儒学大师，他在义理、词章、经济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在晚年，面对着列强环伺，摇摇欲坠的帝国大厦，他却积极主张“师夷长技”，并躬身实践，兴办洋务，成为清朝末期著名的洋务派。理学家与洋务派，二者在思想上是尖锐对立、互不相容的，然而在曾国藩身上却兼而有之。那么，在曾国藩的思想上，是什么使它们统一起来的呢？究其原因：一是他对各家学派采取了开放、宽容的态度，摒除了门户之见；二是他积极倡导经世致用，讲求实用之学。曾国藩在潜心研究理学的过程中，继承了朱熹“理一元论”的宇宙观。他主张：“含生负气，必有以得乎乾道之变化，理与气相丽，而命实宰乎赋界之始。”即以为理在气先，由理来主宰世间的万事万物。出于捍卫这个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纯洁性和正统性，他对于“气一元论”的朴素唯物主义，又采取了坚决批判的态度。作为封建社会的士子，他在哲学思想上坚持“理一元论”的宇宙观，完全是出于对封建伦理作为统治宇宙的无上法则观念的维护。“以身上所接言，则有君臣父子，即有仁敬孝慈。其必以仁敬孝慈为则者，性也。其所以纳维乎五伦者，命也。”也就是说，他将封建社会的君臣父子关系中的仁敬孝慈和纲维五伦的道德规范，视为由“性”和“命”决定的。而在理学中“性”、“命”、“理”属于同一范畴，于是，封建的伦理原则遂于至高无上的真理相等同。在曾国藩看来，自觉地服从封建伦理纲常，是人臣的本份。正是从这一高度出发，自觉地维护以君权为核心的封建伦理，便成为曾国藩一生的政治准则。“臣子于君亲，但当称扬善美，不可道及过错；但当谕亲于道，不可庇议细节。”进一步说：“于‘孝悌’二字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今人读书，皆为科名起见，于孝悌伦纪之大，反似与书不相关。殊不知书上所载的，作文时所代圣贤说的，无非要明白这个道理。”但是，清王朝所面临的各种统治危机，并不是单凭“义理”所能解决的，理学“罕言其利”的伦理观念与现实危机之间产生了矛盾。为解决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各种危机，在认识论上，曾国藩更为重视“欲悉万殊之等，则莫若即物而穷理”的格物致知认识方法。曾国藩认为，“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栋、戴震之流，钻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这表明曾国藩在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的情形下，认识到了实事求是在认识上的影响和作用。为了地主阶级的一致利益，需要“克己以和众”，来加强统治阶级的团结。因而，一定程度上摒除门户之见，进行学术兼容，互相吸收和弥补，是很有必要的。在接踵而来的民族矛盾和阶段矛盾的冲击下，曾国藩意识到，无论汉学还是宋学，都无力解决所面临的社会危机，必须寻找新的出路。于是，曾国藩在坚持以义理为本源的程朱理学基础上，并不固守前辈旧有的理学阵地，主张“一宗宋儒，不废汉学”，他认为：“乾嘉以来，士大夫为训诂之学者，薄宋儒为空疏；为性理之学者，又薄汉儒为支离。鄙意由博乃能返约，格物乃能正心，必从事于《礼经》，考核三千三百之详，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细，然后本末兼该，源疏毕贯。虽极军旅战争，食货凌杂，皆礼家所应讨论之事，故尝谓江氏《礼书纲目》，秦氏《五礼通考》可能通汉宋二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明确表示应兼取汉、宋二家学说之所长，使儒家学说在新的形势下能更好地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因此，曾国藩在治学过程中，没有将自己局限在哪一个领域，只要是传统文化的精华，他都加以吸收。在跟随唐鉴、倭仁学程朱理学之前，他就在潜心钻研古文和经世之学，虽然唐鉴告诫他“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但在学习程朱理学的同时，仍然对古文保持着极为浓厚的兴趣，以致于对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王安石的文章达到“日夜以诵之不厌”的程度，曾国藩自踏上仕途起，对“仕途积习益尚虚文的现实十分忧虑”。他希望能从前史中寻找到一二“济世”良方，其中，他倍加推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他说：“窃以先哲纪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如因三家分晋而论名分，因曹魏移祚而论风俗；因蜀汉而论正闰，因樊英而论名实。皆能穷物之理，执圣之权。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又好评名公巨卿所以兴家败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实六经之外不刑之典也。”曾国藩并不是一名单纯的学问家，他始终将自己置于国家藩屏的位置，为挽救清王朝所面临的灭顶之灾，他不是从学术的角度，而是从政治的需要出发，去吸收和利用学术领域中某些合理因素，为封建统治渡过难关而服务。因此，他不能不把经世致用之学放在重要的学术位置上，在他之前，人们常把学问分成义理、词章、考据三种，经世致用之学是包括在义理之中的。曾国藩却认为：“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他赞同将经济之学从义理之中独立出来，从而将经济之学放到和义理、词章、考据一样重要的位置上。曾国藩对于经世之学的研究，主要是反复研读了《会典》和《皇朝经世文编》。他觉得“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婚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为此，他确曾进行了详细的探究。在任工部尚书时，为搞清舆地，曾国藩“左图右书，钩校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漕水利诸大政详求其中”。在研读《会典》和《皇朝经世文编》的过程中，曾国藩对秦蕙田所著的《五礼通考》一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觉得该书“自天文、地理、军政、官制荟萃其中，旁综九流，细破无内”，但深为此书“食货稍缺”而感到惋惜。于是，曾国藩“乃取盐课，海运、钱法、河堤各事，抄辑近时奏议之切当时务者，别为六卷，以补奏议所未备”。经世致用作为一门关于国计民生的学问，虽在明末由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所提出，但在“康乾盛世”之时，却一度低落。道光年间，尤其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伴随着内忧外困，龚自珍、魏源、包世臣、林则徐等人，再度高举起经世致用的大旗。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魏源，面对日益落后的清王朝，提出“师夷之长技”，目的就是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反抗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从某种意义上理解，“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是经世致用思想在“内忧”、“外患”的“千古奇变”情况下的发展。曾国藩早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计求经世致用，并接受林则徐、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向西方寻找救国之良方，也是顺理成章的。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促使曾国藩所产生的民族危机感，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的事情。在此之前，他并没有自觉意识到“碧眼赤珠”、远道而来的“文明”客人们会对中国局势造成什么致命的威胁。因此，他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及战争结束后的这段时间里所写下的家书、日记和信函等，涉及到外国侵略者的字眼，更多地体现了他本能的痛恨和对前线战败、官吏指挥失措的种种忧虑。例如，当英国侵略者因林则徐在广东严密设防，入侵不能得逞，遂改道攻占浙江沿海一带宁波、定海、镇海等地时，他把带来这种后果的原因首先归咎于中国败类之助纣为虐，而并未真正明了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要对弱小民族进行侵略蚕食，以掠夺这些弱小民族的极大财富的侵略本质。他说：“英夷滋扰以来，皆汉奸助之为虐。此辈食毛践土，丧尽天良，不知何日罪恶贯盈，始得聚而歼灭！”与此同时，他认为中国有外国无与伦比的“纲常名教”有驾驭局势的“圣明君相”在上，而外国侵略者则是一些尚未开化的“夷狄”。他们的不法行径虽可“痛恨”，但螳臂怎能挡车？他们必然要以失败告终。他说，“英夷在江苏滋扰”，虽曾攻陷镇江一带，并威胁到江宁、扬州等地，“然而天不降灾，圣人在上，故京师人心镇定”。他批评其弟一闻“英夷滋扰”，便轻信谣言，惶恐不安，乃是无胆无义之人。“虽明知蕞尔螳壁，不足以当车辙，而九弟既非在外服官，即宜在家承欢，非同有职位者，闻敬而告假，使人笑其无胆，骂其无义也”，他把第一次鸦片战争以中国失败，被迫签订城下之盟，割土地，赔金银的悲惨结局说成是清政府的“和戎之策”的结果，是中国对英国侵略者所定的“抚局”。他说：“英夷在江南，抚局已定。盖金陵为南北咽喉，逆夷既已扼吭要据要害，不得不权为和戎之策，以安民而息兵。”显而易见，曾国藩并不承认中国战败，并不承认签订不平等条约是英国侵略者武力胁迫和外交讹诈的结果，相反他把这种结局说成是为了“安民”而主动对外国侵略者的“和”“抚”。他内心虽痛恨指责投降派的腐败无能，但仍满怀信心地预言，通过“和”、“抚”而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即使割地赔款，只是暂受损失，而中国从此将不会有事，以大事小确是上策。他说：“自英夷滋扰，已历二年……然此次议抚，实出于不得已。但使夷人从此永不犯边，四海晏然安堵，则以大事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哉！”造成曾国藩这种似乎“狂妄无知”，夜郎自大观念的原因何在呢？曾氏是中国传统文化浸染而成的士大夫，他与当时一般守旧士大夫以国粹主义的方式来应付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挑战时，本能地用一种传统的文化优越感和安全感的心理作为后盾一样，认为“洋夷”们对中国的侵凌和困扰，并不足以构成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环境的根本威胁；中国在这次战争中的失败，仅仅是受到一些人为的、偶然的因素的干扰，即上引材料所说的“汉奸助之为虐”所致。因此，西方列强迫使中国“割地、纳款、互市”，在曾国藩的思维中，唤起的只是类似历史上契丹、女真、蒙古等边陲民族对中原王朝困扰的那种历史联想和恼恨心理。他对“洋夷”的愤慨和鄙夷，也仅仅是“文明人”对不知诗书达礼的野蛮人的强悍无理行径的情绪反应。这样，第一次鸦片战争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失败和屈辱，就在曾国藩对传统文化的同化力的乐观信念中，在他的中国文化优越感和安全感中得到了苏解、缓冲、补偿和安慰。上述这种文化上的安全感，具有一种强烈的麻痹思维神经的力量。最初而来的民族危机，被这种安全感过滤之后，则会在士大夫的思维中大大地淡化。曾国藩心目中埋下的传统文化思维模式，作为一种浓厚的精神氛围，也就难以突破原来的保守观念的构架。在这种情况下，客观地认识西方事物和应付西方的挑战，对曾国藩来说，乃是不可能的。然而，像在学术上对中国传统文化不株守儒家学说，而是博采众学，兼收并蓄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对事实的了解，曾国藩对西方文化也采取了了解、吸收的现实主义态度。这是他不同于顽固守旧士大夫的根本区别所在。基本原因，就在于曾国藩既是一个典型的士大夫，又带有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等多重色彩，尤其是他在领军从征，血腥镇压太平天国及与洋人打交道的实践中，有机会较多地了解和接触到西方文化，这是整日困居书斋或居京悠闲作官的人所不能领略得到的。曾国藩自点翰林居京作官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前的20余年间，对西方列强的政治、军事和思想文化几乎没有什么接触，因而当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及其结束后的十数年间，他对中国局势持乐观态度，对洋人的侵略并未产生危机感。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情形就不同了：疾风暴雨般的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腐朽政权，摇撼着封建统治，大清王朝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英、法等资本主义列强乘虚而入，“堂堂华夏”竟然被“区区外夷”打得京都不保，一败涂地——卑躬求和，割地赔款，利权日渐丧失。这种严酷现实，对曾国藩的心灵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同时对他也是一剂不可多得的清醒剂。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进行期间，曾国藩深为天津兵败而忧虑不安：“惟天津兵败，洋鬼猖獗，僧邸退至通州，京师人心皇皇，实为可虑。”闻京城岌岌可危，“圣驾”拟离北京他往热河的消息后，曾国藩“且愧且愤，涕零如雨”。于是，他奏请皇上允准他或胡林翼两人中一人带兵北援，“冀效尺寸之劳，稍雪敷天之愤”。又在家书中说：“分兵北援以应招，此乃臣子必尽之分……今銮舆播迁，而臣子付之不闻不问，可谓忠乎？万一京城或有疏失，热河本无银米，从驾之兵难保其不哗溃。”虽然，他认识到此举并非善策，一因江南太平军势力浩大，一旦撤兵北上，将牵动“剿匪”大局；一因北上“勤王”能否成功，实无把握。但他凭着对皇帝的一片赤诚之心和对“洋夷”气焰嚣张的痛恨之情，决心不计个人利害得失，义无返顾，欲成此行。他说：“与其不入援而同归于尽，先后不过数月之间，孰若入援而以正纲常以笃忠义？纵使百无一成，而死后不自愧于九泉，不治讥于百世。”故“成败利钝，不敢计也”。虽然此举因英、法、俄等国胁迫清政府迅速订立不平等条约结束战争而未能如愿，但当他接到不平等条约的副本以后，忧虑、恐惧和愤慨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他在日记中写道：“阅之，不觉呜咽，比之五胡乱华，气象更为难堪。”较之他对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签订的所谓和约的看法，判若两人。这时的曾国藩，对局势不仅不抱乐观态度，进而为之悲愤填膺，难以名状。这种忧惧与危机心理，在有关湘军首领之一的胡林翼的一段史实中，也形象地作了反映。当年，胡氏伫立在长江岸边一个山头上，正在为即将从太平军将士手中夺取军事重镇安庆而踌躇满志时，他猛然看见两艘游弋于长江水面上的洋人军舰，迅如骏马，朔江而行。胡林翼顿时变色不语，勒马回营，并在中途呕血，差点堕下马来。从此之后，每当有人与他谈及洋务，他就摇手闭目，闷闷不乐，口称“此非吾辈可能知也”。胡氏原先本有病在身，由于这一刺激而病情加重。数月之后，便郁郁而死。从这一事例可以看出，胡林翼作为一个典型的封建士大夫，在他的内心中交织着一种自身无法解脱的矛盾——既凭藉他自己敏锐的感性认识，发觉西方列强的近代军事实力为中国军队所望尘莫及；又因自身头脑中传统文化中固有观念的根深蒂固，使他无法找到中国如何通过学习西方的长处来摆脱困境。这就是说，胡林翼内心的文化安全感似乎已经崩溃，而新的出路一时又无法找到。因此，他不能不为清王朝未来的命运而担忧。这种心理紧张状态和不祥预感，使他怎么也无法解脱心中的忧郁之情。与胡林翼的文化心态相类似，曾国藩更进一步认识到：“天道五十年一变，国之运数从之。”从而，他首次提醒清廷，此次款议虽立，和局虽成，但再不能盲目自傲，做什么“四海晏然无堵”的美梦了。这种忧惧感的发展和深化，同时表现于对中国文化整体的思考上，使得曾国藩很自然地产生一种比胡林翼更深一层的危机意识。这种基于中外政治、思想、文化，尤其是中外实力的对比上而产生的危机意识，在他的家书、日记和信函中均有所体现。曾国藩作为湘军的最高统帅，从太平军手里领教过“西洋之落地开花炮”的厉害，确实“惊心动魄”，因此，也购买过同样的东西来对付太平军。于是，战争使他真正懂得了西洋船炮的效用，以前那种凭道听途说而形成的“逆夷所长者，船也，炮也”的理性认识，已经成为阅历之后的切肤感受。因之，畏惧之心随之而生。他曾以湖南乡下通俗之语形象地描述了这种畏惧心理：“不怕柴狗子，只怕洋鬼子。”在曾国藩身上，惶遽怵惕之情超乎个人生死，而又带着啃心噬肺之痛：“四更成寐，五更复醒。念夷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为之忧悸”。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列强的优势面前的极大危机感。历史地考察，相对于当时绝大多数内省和朝廷国粹派士大夫的虚骄的清议高论，曾国藩的“只怕洋鬼子”与对洋人“无以御之”的毫无掩饰，直截了当的内心表白，无疑是对西方文化挑战的严峻现实在认识上的深化，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曾国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所产生的危机意识，既非那种视中国传统礼乐教化不如西方近代文化的自卑心理，也非那种视西方文化源于中国说，或者西方无礼乐教化可言、唯我中华独有的狂妄虚骄之论。它的基本特征，在曾国藩眼里，具有至善至美的儒家礼乐教化的中国人业已受到了在“技艺”、“机巧”和“术数”方面更为强大、更为先进的域外远人的侵凌和威胁。进而，他还认识到，洋人的这种侵凌和威胁如果继续深入中国腹地，则有可能危及中华民族现有的生存环境和稳定秩序。于是，曾国藩在这种危机意识的基础之上，相应地产生了以摆脱危机为宗旨的避害反应和避害价值尺度。尽管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农民起义尚未镇压下去，但他多次对友人说：“目下中外之患自以洋务为最巨”。他念念不忘“海国环伺，隐患方长”。他反复提醒清廷：“此次款议虽成，中国岂可一日而忘备？”由于这种危机感和责任感，是在曾国藩对现实危险的新鲜的警觉和感受中直接产生的，而主要不是从尧舜孔孟的圣人格言中直接引伸出来。它直接听命于他那保国保种的生存意念的呼唤，所以这种基于生存意念基础上的危机意识和价值尺度，便首次并有力地冲破了原先笼罩在他身上的文化安全感的心理氛围，本能地抗拒和抵制着某些不利于实现避害目标——“自立”、“自强”的传统观念和价值规范以及思维习惯；并通过这种抵制和抗拒，力求在他自身所形成的新的观念王国中为生存而赢得一席地盘；同时迫使他反躬自省，面对严酷的现实而采取避害措施和挽救危机之方。然而，经过反复思索，他认为对付洋人如仍沿用“古方”，则不能应付变化多端的局势。他在家书中说，“与外国人交涉，别有一副机智肺肠”，才能补救危局。这种认识也就为在避害反应中相应采取措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的契机。曾国藩的避害反应较为集中地表现在对西方文化中“技艺”和“术数”的功用的积极肯定之上，因为，在曾氏看来，洋人的技艺已经显示出巨大的杀伤力。所以，从避害角度来说，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则是完全必要且异常迫切的事情了。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之时，他在奏折中除提醒清廷不要因款议之立而盲目乐观，而应采取实力防备之外，还提出了“将来师夷智以造船炮，尤可期永远之利”的主张。总之，这种以危机意识为基础而产生出来的避害价值尺度，使得曾国藩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传统文化心理模式和传统思维习惯的某些藩篱，做出比一般守旧士大夫更为现实、更为冷静的也更符合自卫之道的反应——以自强为目的的洋务事业，在他的倡导和主持之下雄心勃勃地开展起来。这至少可以表明，曾国藩已经认识到，以“华夷”对峙时代形成的对外部世界一概闭关自守的态度模式来应付西方对手，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愚妄之举。因此，我们认为曾国藩在当时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识时务”，力图冲破极度封闭僵化的历史文化背景，在他的知识与能力所能达到的范围之内，去实现民族自卫目标。相对于大多数站在更保守立场上来指责洋务派人士的顽固守旧言论，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是在认识上的一种深化和进步。姜铎在1989年发表的《略论曾国藩》一文对曾国藩发起和倡导洋务运动的功绩，曾列举了六项事迹，并提出其中有五项，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均属首创。一是1862年筹设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业——安庆军械所，试制出中国第一台蒸汽发动机和第一艘木壳轮船“黄鹄”号，揭开了中国用手工自制轮船的序幕。二是1863年派容闳赴美国购办“制造机器之机器”，1865年，容闳向美国朴得南公司购办了百余台机器设备运回上海，是近代中国向西方直接购办进口的第一批机器。三是1865年6月，同李鸿章共同筹设上海江南制造局，这是中国自办的第一家使用机器的近代军用工业和近代机器工业。四是1868年鼓励江南制造局设立翻译馆，大量翻译西方科技书籍，传播西方科技知识，它出书的时间和北京同文馆差不多，而出书的种类和数量则超过之。五是采纳容闳建议，会同李鸿章和丁日昌，奏请清廷选送一批幼童赴美国学习，这是中国最早派选出国的官费留学生。上述历史事实，证明曾国藩对中国近代化的首创之功功不可没。人生智慧博采众家之长，使国家强大，是有作为的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事情，也是中国文化能够渊远流长的主要原因。早在汉代就有张骞出使西域，凿通“丝绸之路”，唐朝时更是一个容纳别国文化技艺的时代，而明朝的徐光启尤其做出巨大贡献。徐光启出生于上海徐家汇（今上海市）的一个手工业者家庭。其父以课农学圃自给，祖母及母亲亦早暮纺织。他生长在这样的家庭中，从小对农业、手工业有较多的了解。他喜爱科学，久不通八股文，屡试不第，只好以教书维持生计。万历二十四年（1596），他在赵凤宁家教私馆，随赵凤宁到广西浔州，过韶州时认识了西洋传教士郭居静，开始接触西学。在此期间，徐光启有鉴于李时珍等人总结古典科学，遂有志于科学技术研究，对农学、水利、算学及军事学产生了兴趣，并着手搜辑农学、算学等方面的资料。万历三十二年（1604），徐光启四十二岁，终于考取进士，跻身仕途，生活和科研条件有了改善。在翰林院学习期间，他把主要精力用在研习天文、兵法、屯盐、水利、工艺等“可施于用”的科学技术方面。同时他利用课余时间向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学习自然科学，并翻译西洋科学书籍，吸取有用的东西来弥补中国学术之不足。后来，他在利玛窦等传教士的协助下完成了《几何原本》、《测量法义》、《测量异同》、《勾股义》等书的翻译，并在家守制期间，开辟了一个小规模的试验园，从事移植甘薯的试验。与此同时，他有鉴于明王朝国穷民困和边患日深的现状，决意从富国强兵的根本之计做起，通过他的科学研究，来解决宗禄、漕河水利、盐务、屯田、边饷、兵器改良等技术问题，由此他曾潜心于数学的研究。他认识到数学是研究科学技术的基础。万历四十年（1612），徐光启译完了《泰西水法》六卷。他深知中国是以农立国的，农业是“本业”，而水利则是农业的生命。他翻译《泰西水法》，旨在引进和介绍西方先进的水利知识。在全面了解中国原有的水利灌溉方法及工具的基础上，他对西方水利先进方法和工具等方面的知识进行有选择的翻译介绍，而且这些介绍的方法与工具，他都要经过制器和试验，确有实用的，他才编译到书中。在此期间，他的仕途之路不得意，次年告病居于天津，在郊区开辟水田，采用新的水法，试验在北方耕种水稻。又在宅旁辟一小试验园，种植花草、草药和新的农作物、树木等。在稻田试验园和宅旁试验园里，他进行施肥、接种以及把药物制成蔷薇露等种种试验，每次试验的过程与结果都有记录，这些在后来编入了《农政全书》。徐光启在潜心科学试验的同时，逐渐地形成了系统的科学救国思想。他多次提出“富国必以本业，强兵必以正兵”，抨击“名理之儒”不通科学与生产，固步自封，一谈及西学就言中国古已有之，但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既不应用，又不予以总结和研究，以致“失且天下之实事”。因此，他在大量翻译介绍西学的同时，十分注重对中国原有的农学、军事学资料整理与研究。在农学方面，徐光启以富国强兵为目的，注重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提出了对农业、手工业进行改革的学说，完成了著名的《农政全书》。《农政全书》作为一部农学著作，除了大量介绍和探索农业科学技术问题外，还阐述了徐光启学以致用的科研目的与思想。他认为中国贫穷的原因，是农民不知科学生产，没有充分认识和利用天时地利，以致明王朝每年只知从南方运几百万石大米供给京师和边防，而西北田地荒芜不垦。漕运东南大米，不仅农民负担日重，而且大量的可以用来种植水稻的水利资源也被浪费。此外，北方之民只知种棉而不织布，北棉南运，北方棉贱布贵。针对这种不懂农业科学技术所造成的问题，徐光启打破古典农书的“风土说”和囿于陈陈相因的生产经验论，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和科学实验，在理论与实践上提出了开垦西北荒地、兴修水利，把一切水源包括用于漕运之水都用来生谷，以北之棉教南之织等农业、手工业的改革学说。为了实践和传播这些思想，他以科学试验来解决技术问题。如对高产作物的甘薯、蔓菁都作过多种试验。又如在北方种稻试验，他解决了南稻北植的许多技术问题，大开北方种稻风气。再如北方种棉不织布，它的主要问题是北方自然条件不利于浆纱刷纱。有鉴于此，徐光启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在肃宁人纺织的经验上，提出了解决北方织布浆纱刷纱的技术问题，由此北方纺织业开始兴起。在纺织工艺方面，徐光启基于原有的技术和设备，不断地改进生产工具和方法。在缫丝技术上，他创造了“五人一灶缫茧三十斤”的方法，比旧时“二人一灶缫茧十斤”方法节省了人力和物力。在纺车制造上，他设计从四（梭管）改进成五，以提高纺织手工业的生产效率。此外，他还亲自试验晒盐法，改革了传统的熬盐法。他的晒盐法试验成功，不仅大量节省了灶户的人力，而且节省了樵薪，给国家农业生产的开发也带来了利益。改革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是实践他“富国必以本业”思想的试验。但是，他并不满足于这一个方向，对于“强国必以正兵”也很关注，并作了大量的实验。万历四十六年（1618），杨镐的四十万大军被努尔哈赤打败，明王朝面临的边祸日重。徐光启曾有意研究兵学，针对明军在战场失败的教训，提出培训作战军兵思想。这一年，他在通州昌平训练新兵，亲自撰写了《选练条格》，亲临院校场，从事实选实练试验。后来由于当政者不予支持，兵源饷械不足，训练计划未能实现。十年后，他从兵器改造方面着手，吸收西方火器技术的长处，重新训练新兵。这次练兵试验，他提出了组织车营、建筑台铳的办法。车营即用火器武装起的部队，其组织办法是“以四千人为一营，每营用双轮车一百二十辆，炮车一百二十辆，粮车六一辆，共三百辆。”西洋大炮十六门，中炮八十门，鹰铳百支，鸟铳一千二百支。战士二千人，队兵两千人。这种运用西洋大炮和中国火器的车营，在军事技术上结合了中西兵器和战术的长处。同时徐光启还提出运用西洋的望远镜。徐光启从军事技术上加强国防建设，是他科学研究与实验的一大成就。西洋大炮的制造与应用，在守卫京师战役中发挥了它的威力。但是，由于明王朝政治腐败，他的军事技术改革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徐光启在我国科学史上对天文历法有卓越的贡献。他会通中西历法，编译《崇祯历书》，修正了当时已经失掉正确性的《大统历》，对我国传统历法进行了重大改革，奠定了我国近三百年来的历法基础。3.不怨不尤“坚忍”自重原文昔耿恭简公谓，居官以坚忍为第一要义，带勇亦然。与官场交接，吾兄弟患在略识世态而又怀一肚皮不合时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软，所以到处寡合。迪安妙在全不识世态，其腹中虽也怀些不合时宜，却一味浑含，永不发露。我兄弟则时时发露，终非载福之道。雪琴与我兄弟最相似，亦所如寡合也。弟当以我为戒，一味浑厚，绝不发露，将来养得纯熟，身体也健旺，子孙也受用，无惯习机械变诈，恐愈久而愈薄耳。译文过去耿恭简公曾说过，做官第一重要的是坚忍不拔，有耐性。其实带兵也是这样，和官场往来，我们兄弟们都忧虑的是略知世态需求却本身怀有一肚皮不合时宜的想法，既不能硬做自我主张，又不能软去迎合世事，所以到处落落寡合。迪安之妙就在于他全然不了解世态，他腹中虽然也有些不合时宜的念头，却能一味浑同包容，永不表现显露。我们兄弟却时刻显露出来，总不是拥有福气的法子。雪琴和我们兄弟最相像，也少有彼此投合的人。弟应当以我为戒，一味浑厚包容，决不显露表现。将来性情修养纯熟，身体也健壮旺盛，子孙也受用无穷。不要习惯于机变诡诈之方，恐怕在官场越久，德行就会越浅薄。原文弟书自谓是笃实一路人，吾自信亦笃实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实则作用万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怀恨，何益之有？近日忧居猛省，一味向平实处用心，将自家笃实的本质还我真面、复我固有。贤弟此刻在外，亦急须将笃实复还，万不可走机巧一路，日趋日下也。纵人以巧诈来，我仍以浑含应之、以诚愚应之；久之，而人之意也消。若钩心斗角，相迎相距，则报复无已时耳。译文弟信中自认为是老实人，我也自认是个老实人，只因为阅历世途，饱经事变，大略学些机谋权变之术，自己学坏了。其实这些方面远不如人，只是惹人笑话，教人怀恨，有什么好处？近日猛然醒悟，一味向平实方向努力，将自己老实的本质还本来面目，恢复固有。贤弟此时在外，也急需复还老实的本质，万不可走投机取巧之路，日趋日下。纵使有人以巧诈来对我，我仍以浑含应付、以诚愚应付；久而久之，他会改变态度的。假如勾心斗角，表面接近，而内心有隔阂，那么相互报复，将是无止无休的。原文我辈办事，成败听之天命，毁誉听之于人，惟在己之规模气象，则我有可以自立者，亦曰不随众人之喜惧耳。译文我们办事，成败只能听天由命，诋毁和称赞也随别人的便。只有自己行事的准则，靠自己来制定，也就是说，不随众人的喜惧而喜惧。曾氏体悟孔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国藩正是把“恕”当做“夫子”的一项重要的修养目标。“恕”，是对人而言的，自己不愿意做的，不要强求别人做。“忍”，则是对自己说的，“好汉打掉牙，和血吞”，便是善于忍。在一个虚浮伪滑的世界，惟有守“拙”的人才能获得成功，惟有至“诚”才能收实效。取巧和虚伪，固然可以取得一时的便宜，终究必定是失败的。曾国藩的一生事业，就靠着“拙诚”二字而成功。所谓“拙诚”，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埋头苦干”，就是多做实际工作，不作口头宣传。这虽不能完全包括“拙诚”二字的意义，但它的精粹就在于此。所以专说大话而不知埋头苦干的人，是曾国藩最瞧不起的。所以湘军的首领，都是些不善于说话的人。他认为湘军之所以能胜利，其实就是“拙诚”二字的实效。为了贯彻他的“拙诚”主义，他又创立“五到”之说。所谓“五到”者，就是“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至于这“五到”的解说，照曾国藩自己说：“所谓身到，比如当官，要亲自验尸处置偷盗案，亲自私查乡里；治理军队，要亲自巡视营垒，不惜冒箭石之危。心到，就是要苦心剖析事情，有条有理，先分析后概括归纳。眼到，即认真观察人，认真处理公文。手到，可以说是事的关键，要随手写记，以防遗忘。口到，就是交代别人做事和警惕之话，虽有公文也要再三叮咛。”曾国藩这“五到”之说，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并且企图着手实践。细看他之所谓“五到”，无非是脚踏实地不厌烦琐不怕艰难的埋头苦干。看上去虽觉得不是一件难事，但非有自己认定抱着“拙诚”二字决心的人，是不容易做到的。曾国藩的为人，不问治军治政或立身为学，都有一种不可企及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坚忍和“吃硬”。当曾国藩既经决定一个主张，并且认为是对的，那么无论环境如何恶劣，前途如何困难，他都是勇往直前、不避艰苦拼命地去干，从死路中求生路。这种精神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实干精神”。所谓“实干精神”，不仅在得意时埋头苦干，尤其在失意时绝不灰心。有一次，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连吃两次大败仗，曾国藩写信去安慰他说：“从前的事就如昨天逝去，以后的事好比今天新生。要另起炉灶，重新打开新局面，开辟新世界，最近两次的大失败，不正可以磨练英雄，使你大有长进吗？谚语谈：‘吃一堑，长一智’。我一生的长进，都在遭受挫折和屈辱的时候。你务必要咬紧牙，磨砺意志，积蓄力量，增长智慧，万不可以自灭其志。”他的弟弟听了他的话，后来果然有所成就。可见，不灰心是一切事业成功的基础。曾国藩认为只说不做的人，最是要不得，所以他的军队中，照例不用喜欢说话的人，成为一种风气，因为只说不做，违背了“实干主义”的原则。“实干主义”是要埋头苦干，不重宣传的曾国藩认为惟天下的至拙，可以破天下的至巧。凡是自己认定拙朴的人，才能够厉行实干主义。曾国藩的一生是靠“坚忍”成事的。人生智慧中国有一句名言，“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意思是说当一个人在权势、机会不如别人的时候，不得不低头退让。对于这种情况，不同的人会采取不同的态度。有志进取者，将此当做磨炼自己的机会，借此取得休养生息的时间，以砺再进，那些经不起困难和挫折的人，却往往将此看做是事业的尽头，一味地消积乃至消沉、畏缩不前，不愿想法克服目前的障碍，只是怨天尤人。“坚忍”者，君子所为，于战则无敌，于礼则大治。于事业则会一步步接近成功，于生活才能真正体验到其甘味。所谓“尺蠖之曲，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求存也”，正是这个意思。坚忍，体现了一个人的心理能量，一个人的意志力。刀不藏锋时，叫“忍”。“忍”，怒也，是心字和刈字组合而成的一个古字。心中的感情思想像利刃没遮拦的时候叫怒。怒不是忍。心中无“刃”，空空荡荡无利器的时候，也不是“忍”。刃锋磨隐了，刃锋藏在心胸的刀鞘里，才能算是真正的忍。“忍”不是窝囊废般的忍气吞声。所以“忍”之“刃”就不仅仅是标音的声旁，也是对表义的义附。“忍”是一种能力。《说文解字》说“忍”，“能也”。“能”又是什么？“能”是一种属于熊类的像鹿一样的野兽，皮毛之下，有强壮坚硬的骨肉，所以把贤能而强壮的人叫做人杰。忍是能力，就是说“忍”首先是一种很有内在的锋芒的力。忍是一种能力，是那些善于把尖锐的思想感情含蓄起来的人的本领，是他们行人所不能行，成人所不能成之事的首要条件。腰带宝刀的韩信，硬是从别人的胯下钻了过去，能够忍受胯下之辱的检阅，没有超凡的内在定力，恐怕是很难完成的；范蠡也是一个大忍者，辅佐勾践赢了夫差，面对盛大的功利，依然能够清醒地身退，这恐怕也绝非是那种以物喜、以己悲的愤愤者所能为。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不如意、不顺心的事情时，就要做到“忍让为先”。人无完人，都有犯错的时候，都有有意或无意中伤害别人的时候，或对不起别人的地方，为了营造和谐良好的人际关系，为了少遭明刀暗箭，我们就非要懂得忍让之道不可。忍让是一种修养，一种德行，一种度量、一种糊涂。如果我们人人具有宽容忍让的心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肯定会变得更加和谐。“忍”为修养，其义应该相当深刻、相当广泛。世间取人，唯才、唯德，德才兼备，有才务须要忍，有忍才能有德；不能恃才便张扬，真正的才，是不张扬的。如此，才、德、忍便是一种互动和印证的必然关系。4.不逞不妄，自修求强原文三达德之首曰智，智即明也。古豪杰，动称英雄。英即明也。明有二端：人见其近楼则所见远矣，登山则所见更远矣。精明者，譬如至微之物，以显微镜照之，则加大一倍、十倍、百倍矣。又如粗糙之米，再舂则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则精白绝伦矣。高明由于天分，精明由于学问。吾兄弟忝居大家，天分均不甚高明，专赖学问以求精明。好问若买显微之镜，好学若舂上熟之米。总须心中极明，而后口中可断。能明而断谓之英断，不明而断谓之武断。武断自己之事，为害犹浅；武断他人之事，招怨实深。惟谦退而不肯轻，最足养福。译文“智、仁、勇”三项通透的德行中，排在首位的是“智”。智就是明，古往今来，豪杰志士、才能特出之人都被称为英雄，英也就是明的意思。所谓明有两个方面，他人只看到近前的事物，我则可见更深远的事物，这叫高明。他人只看到粗大显眼的东西，我则可看见细微的东西，叫精明。这里所说的高明，好比身处一室之中，人们只能看近处的景物，若登上高楼看得就远了，再如登上高山所见的就更远了。而精明，就如极为细微之物，用显微镜照它，会放大一倍、十倍、百倍。又如满是粗糠的糙米，捣两遍就可除去粗糠，捣上三遍四遍，就精细白净到极点了。人是否高明取决于天赋资质，精明则全赖于后天钻研学问的程度。我曾氏兄弟如今侥幸身居高位，天赋姿质都不算很高明，全靠勤学好问来求得精明。好问如同购买显微镜，可深知极细微方面。好学如同捣熟透了的米，可去粗取精。总之，必须心中了如指掌，而后才可口中说出自己决断。对事物能了解明白再做决断，就叫英断。稀里糊涂就做决断，称之为武断。武断自身的一些事，产生的危害还不大；武断他人的事情，因此招致的怨恨就很深了。只有谦虚退让而不肯轻易下决断，才足以保住福分。原文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中庸》学、问、思、辨、行五者，其要归于愚必明，柔必强。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养家，亦须以“明”“强”为本。“难禁风浪”四字譬还，甚好甚慰。古来豪杰皆以此四字为大忌。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惟数万人困于坚城之下，最易暗销锐气。弟能养数万人之刚气而久不销损，此是过人之处，更宜从此加功。译文至于要担当大事，全要在“明”“强”两个字上下功夫，《中庸》中的学、问、思、辨、行之方面，主要归结为使不明白的弄明白，使不坚强的变坚强。天下的事，没有志气就不能发起去做，不坚定就做不成功，即使修身养家，也必须以明强为根本。“难禁风浪”四字说得很好，大慰我心，合乎我意。自古豪杰之士都以拥有这四字为大忌。我家祖父教导别人，也说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所以男儿自立于世，一定要有倔强的气概。只是数万人被困在坚固城池之下，最容易暗中消磨锐气。老弟能够保持数万人的刚猛士气，长时间不至于消靡折损，这是你的过人之处，更应在此下功夫呀。原文凡国之强，必须得贤臣工；家之强，必须多出贤子弟。此亦关乎天命，不尽由于人谋。至一身之强，则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孟子之集义而慷，即曾子之自反而缩也。惟曾、孟与孔子告仲由之强，略为可久可常。此外，斗智斗力之强，则有因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古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其智力皆横绝一世，而其祸败亦迎异寻常。近世如陆、何、肃、陈亦皆予知自雄，而俱不保其终。故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福益外家，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译文凡是国家强盛的，必须得到众多贤臣的辅佐；家庭强盛的，必须多出贤良孝义的子弟。这关系到天命，不全由人来谋划。至于一个人的强胜，则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情形。孟子能够集思广义，使自己慷慨自得，和曾子自我反省而屈伸有度是等同的，只有亲身实践由曾子、孟子的经验和孔子告诉仲由强胜的道理，自身的强胜才可保持久长。此外，斗智斗力的强胜，则有因为强胜而迅速兴旺，也有因强胜而彻底惨败。古时人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之流，他们的智力都卓绝一世，而他们灾祸失败也超乎寻常，近代人如陆、何、肃、陈也都自知自家胆力超群，却都不能保持强势到最后。所以我们在自己弱的地方，需修正时，求得强胜就好；而在比别人强的地方，谋求更大的强胜就不好。福气和利益在外，个人如果专门在胜人之处逞强，那么是否真能强到底，还是不能强到最后，都不能预料。即使终身强横乡里安稳度日，这也是有道德的君子们不屑提起的。曾氏体悟曾国藩一生刚强，坚而不脆，以为古来豪杰以“难禁风浪”四字为大忌。他自述道：“吾家祖父教人，也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又说，“至于‘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谓‘至刚’，孔子所谓‘贞固’，皆从‘倔强’二字做出。吾兄弟皆受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他上承家训，进而总结了自己的经历，深刻地认为：“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他甚至“尝自称欲著《挺经》，说他刚毅”。这种倔强的性格，使曾国藩虽屡次踬跌，却依然充满刚毅，勇往直前。咸丰九年十月十四日，他作一联以自箴：“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这正是他这种倔强性格的写照。至于强毅之气，决不可无。然强毅与刚愎有别。古语云：“自胜之谓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为善，皆自胜之义也……舍此而求以客气胜人，是刚愎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谨。”自胜，也得克己，所以，刚强也是一种克己之学。克己，必须从两个方面同时下手，即“刚柔互用”，不可偏废。曾国藩说：“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并非就是暴虐，强矫而已；柔并非卑弱，谦退而已。”为使“刚”得恰到好处，“柔”得也恰到好处，曾国藩强调刚柔均须建立在“明”的基础之上。他说：“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他致书诸弟说：“‘强’字原是美德，我以前寄信也说‘明强’二字断不可少。第一，‘强’字须从‘明’字做出，然后始终不可屈挠。若全不明白，一味横蛮，待他人折之以至理，用后果证明它，又重新俯首输服，则前强而后弱，这就是京师说的瞎闹。我也并非不要强之人，特以耳目太短，见事不能明透，故不肯轻于一发耳。”又说，“修身齐家，亦须以‘明强’为本。”不明而强，于己则偏执任性，迷途难返，于人则滥用权威，逞势恃力，终归都是害人害己。什么是“明”？就是要明于事，明于理，明于人，明于己。欲强，必须明；欲柔，同样必须明。否则，虽欲强而不能强到恰当处，虽欲柔而不能柔到恰当处。一味刚强，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一味柔弱，遇事虑而不决，决而不行，待人则有理不争，争而不力，也是不能成功立业的。所以，曾国藩认为，“强”有两种：“斗智斗力之‘强’，则有因‘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古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其智力皆横绝一世，而其祸败亦迥异寻常。近世如陆、何、肃、陈亦皆予知自雄，而俱不保其终。惟曾、孟与孔子告仲由之‘强’，大概能持久恒常。”《孟子·公孙丑上》载：“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怕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曾国藩所追求的，正是这种“自反而缩”的“强”。孔颖达注：“缩，直也。”指正确的道理。反躬自问，为维护正确的道理而勇往直前，这才是真正的“强”。故曾国藩说：“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一味逞强，终必败露；炼就意志刚强不拔，就可能有所成就。明强就是敢争，当一种判断确定后，曾国藩从不迁就他人的意见，有主见，敢斗争。他向清廷伸手要权、拒绝鲍超北上勤王，便是《挺经》明强法中最显著的事例。人生智慧做官讲求明强，能处理很多麻烦事。所以做官讲明强，修养心性，第一件事就是训练自己处事不烦，不急不躁，无怨，清醒。头脑清醒才能保持安静，保持安静才能稳住部下，稳住部下才能做出决断。不然的话，心急似火，性烈如马，只会使事态的发展更加混乱。因此，“明强”之法，仍讲究修炼自己，尤其在遇到困难时，要能够审时度势，深谋远虑，决不求一时之功，决不轻举妄动。求强是可以的，但在逞能斗狠上求强就不是明智之举了。逞强斗狠，说到底就是要获得对他人的超越感和优越感，从而谋求他人对自我的肯定、服从或尊敬，然而这种优越感的获得往往以压抑他人、伤害他人为代价。在某一时间，某一场合或某一范围内，你确实征服了他人，但在另一时间，另一场合或另一范围内，你又征服不了他人，而且你的这种征服必然激起他人持久的抵抗；倘若你征服的人越多，那么你所激起的反抗也就越广大。最后你就把自己人为地推入到一个孤立的境地，结果你发现路越走越窄，越走越难。所以逞强斗狠最终会失败。然而如果一个人在自修处求强呢？此时你追求的不再是对他人的优越，而是自我超越，当然也就不会形成对他人的威胁或者伤害，也就不会存在征服与反抗的持久的矛盾，因为你所要征服的人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你在不断修正自我，完善自我。所有的反抗来自于你的内部，是旧我对新我的反抗；这一反抗有时会刺激你更强烈地征服自我，恶行得以消除，善举得以光大，你就在这征服与反抗中不断前进。到一定时候，你就因为自修而完美和强大，这种强大就是曾子、孟子和孔子告知仲由的强大，是君子所要尽力珍惜、保持和追求的。5.不卑不亢，刚柔互济原文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乎不拔。昔余往年在京，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亦未始无挺然特立不畏强御之意。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孥享受，则当谦退。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译文自古帝王将相，没有一个不是从自强自立做起，即便是圣贤之人，也各有自立自强的方法。所以才能独立不惧，坚定不移。过去我在京师的那些年中，好与诸位身居要职、名声高远的人闹意见，也是一开始就具有挺然独立不畏强暴的气概。近年来体会到天地之道，要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就导至萎靡不振，太刚则容易招致折断。刚并不是说要暴虐，只是矫正使弱变强。柔也并不是卑弱，而是在强的方面谦让而已。办公办事，就应勉力争取，争名逐利，就应当谦退。开创家业，应当奋发进取，守成安乐，则应当谦逊平和。出外与人接触应答，应该努力表现真诚；回家与妻儿享受，就要悠闲舒缓。如果一方而建功立业，外享有崇高声名威望。一方面求田问舍，内图谋奢侈的待遇享受，这两者都有盈满的征兆，全无一丝谦虚退让的表示，那么这一切必定不会久长。原文肝气发时，不惟不和平，并不恐惧，确有此境。不特盛年为然，即余渐衰老，亦常有勃不可遏之候。但强自禁制，降伏此心，释氏所谓降龙伏虎。龙即相火也，虎即肝气也。多少英雄豪杰打此两关不过，要在稍稍遏抑，不令过炽。降龙以来养水，伏虎以养火。古圣所谓窒欲，即降龙也；所谓惩忿，即伏虎也。释儒之道不同，而其节制血气，未尝不同，总不使吾之嗜欲戕害吾之躯命而已。至于“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谓至刚，孔子所谓贞固，皆从“倔强”二字做出。吾兄弟皆秉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若能去忿欲以养体，存倔强以励志，则日进无疆矣。译文肝火发作的时候，不只是不平和，更不恐惧，确实有这样境况。不仅年轻气盛如此，即使我渐渐衰老，也经常有勃然而起、怒不可遏的时候，但要强迫控制自己情绪，降服自己心境，佛教称之为降龙伏虎。龙就是相火，虎就是肝气，多少英雄豪杰都过不了这两关。主要在于稍稍控制自己，不要让肝火过盛，降住龙用来养水，伏虎用来养火，古人所说阻塞欲望，就是降龙；所说警戒忿怒，就是伏虎。佛家、儒家说法不一样，但节制气血，没有不同，总是要不让自己的欲望残害自己的身体寿命。至于“倔强”二字，却不能缺少，功业文章，都必须要有这两个字的精神贯注其中，否则会软弱无力，一事无成。孟子所说的至刚，孔子所说的贞固，都是从倔强二字引出，咱兄弟们都继承母亲很多美德，好处也正是在倔强上。如果能够去除愤懑的欲望而休养身体，多存倔强之气来激励志向，那么日日就可长进无限了。原文至于强毅之气，决不可无，然强毅与刚愎有别。古语云：自胜之谓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为善，皆自胜之义也。如不惯早起，而强之未明即起；不惯庄敬，而强之坐尸立斋；不惯劳苦，而强之与士卒同甘苦，强之勤劳不倦，是即强也。不惯有恒，而强之贞恒，即毅也。舍此而求以客气胜人，是刚愎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谨。译文至于刚毅的气魄，决不能没有。然而刚毅和刚愎区别很大。古语云：能战胜自我就叫强，说强制、强恕、强为善，都是战胜自我的意思，如不习惯早起，而强迫自己天不亮就起身；不习惯庄重恭敬，强制自己参加祭祀仪式；不习惯劳苦，而强制自己与士兵同甘共苦。能强制自己勤劳不倦，就是强，不习惯坚持，却能强制自己坚定地持之以恒，就是毅。除此之外，力求以气势胜人，就是刚愎，二者有相似之处，但其实质有天壤之别，不可不察，不可不谨慎。曾氏体悟人不可无刚，无刚则不能自立，不能自立也就不能自强，不能自强也就不能成就一番功业。刚就是使一个人站立起来的东西。刚是一种威仪，一种自信，一种力量，一种不可侵犯的气概。自古以来，哪一个帝王将相不是自立自强闯出来的呢？哪一个圣贤不是各有各的自立自强之道呢？孔子可算是仁至义尽的了，他讲中庸之道，讲温柔敦厚，可他也有刚的时候，他当司寇才七天，就杀了少正卯。由于有了刚，那些先贤们才能独立不惧，坚忍不拔，刚就是一个人的骨头。人也不可无柔，无柔则不亲和，不亲和就会陷入孤立，四面楚歌，自我封闭，拒人于千里之外，柔就是使人挺立长久的东西。柔是一种魅力，一种收敛，一种方法，一种春风宜人的光彩。哪一个人不是生活在人间，哪一个人没有七情六欲，哪一个人离得了他人的信任与帮助。再伟大的人也需要追随者，再精彩的演说也需要听众。柔就是一个人的皮肉，是使一个人光彩照人的东西。太刚则折，太柔则靡。曾国藩早年在翰林院整月地研读《易经》，自然受到了其中阴阳消长、刚柔相推思想的影响，他常常引用《易经》中的“日中则昃，月盈则食”来告诫自己和家人。一柔一硬，柔中显刚，可进可退，亦行亦藏。在其著《冰鉴》一书内就有《刚柔篇》，下分“总论刚柔”、“论外刚柔”、“论内刚柔”三节，专门探讨盈虚消长的道理。他说：“日中则昃（太阳偏西），月盈则亏，天有孤虚（指日辰不全），地阙（缺）东南，未有常全不缺者。”“剥”卦，是“复”卦的征兆，君子认为是可喜的。“咸”卦，是“饣曹”卦的开始，君子认为是危险的。事物就是这样彼消此长，祸福相依，所谓苦尽甘来，绝处逢生，山穷水尽，柳暗花明。所以，在大吉大利后，可能就是大凶大难时。人人都喜欢吉利，本能地回避凶难。那么，有没有办法保持吉利，回避凶难呢？曾国藩的办法是柔顺、收敛、抱残守缺。他认为在大吉大利时，通过柔顺可以走向吉利。一般人只知道、“刚毅”过了头才需要柔顺，而不知道取得了成绩还需要柔顺。柔顺是什么？曾国藩说，“柔顺，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有一点残缺和遗憾就让它有一点残缺和遗憾，不要求全、求圆、求满，这就是抱残守缺。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一味追求大获全胜，功德圆满；可是一旦大获全胜或者功德圆满，那凶险和灾祸也就随之降临了。人生智慧中国有句名言，叫做“温柔天下去得，刚强寸步难行”。一语道破以柔克刚之奥妙。君子柔且刚，刚且柔，这又道出了刚柔相济之道。非一味地柔，而是为柔，月缺不改光；为刚，剑折不钝锋。那么，以柔克刚，要点在于“克”，柔是刚的手段，以柔为挺，以柔为进，这就是柔的实质。人生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运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事物的正与反也是处于动态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世上没有死的教条。面对悬崖如果直走过去，不但不能走到对面，相反会摔得粉身碎骨。只有采取迂回的方式，才能达到光辉的彼岸。在生活中，两点间的最短距离往往不是直线，而是曲线，什么时候应当强硬，什么时候需要妥协，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暂时的妥协不过是为了将来的强硬。比如奉劝别人，不能直来直去，要以婉转的方式打动他，这样才能达到说服他的目的。《后汉书·列女传》中记载着这样的故事：河南人乐羊子的妻子，不知是谁家的女儿。羊子走在路上时曾拾到一块金子，回来把它交给妻子。妻子说：“我听说有志气的人不喝叫盗泉的泉水，廉洁的人不吃嗟来之食，何况是拾取别人遗失的东西，贪图利益从而玷污了自己的品行！”羊子十分羞愧，就把金子扔到野外，而到远方去拜师求学。学了才一年，羊子就回来了，妻子跪着问他回来的缘故，羊子说：“长时间在外，因而思念你，没有别的原因。”妻子就拿起刀走到织布机跟前说：“这绸缎是从养蚕抽丝开始的，后在织布机上织成的。一丝一丝的积累起来，才织成一寸，一寸一寸地不断积累，才能积成一丈一匹。现在如果割断这绸缎的话，就会前功尽弃，浪费了时光。您积累知识，应当每天学到自己所不懂得的东西，用来修养您的美德。要是学到一半就回来，与割断这绸子有什么两样呢？”羊子被妻子的一番话感动了，就又回去学完了学业，七年没有回家。就此看来，乐羊子的妻子确是一个奇女子，为了成就丈夫的学业，宁愿忍受空房的寂寞。但更让人佩服的是她劝人的方法。如果见到丈夫如此卿卿我我，就生气指责的话，羊子很可能听不进去。她拿断织来类比学业，形象生动，使人信服。效果当然不错，羊子七年没有回家而成就了学业。“以迂为直”的劝说方式，比直接“死谏”更有效。迂，并不是单纯的“迂回”或走弯路，这需要大智慧，是高层次的人生技巧。人世间的人情冷暖是变化无常的，人生的道路是崎岖不平的。要知退一步之法，明让三分之功。因此，当你遇到困难走不通时，必须明白退一步的为人之道；当你在事业一帆风顺时，一定要有谦让三分的胸襟和美德，这样会让自己的人生之路走得更加顺畅。
试读已结束，购买后可继续阅读
2.00元|购买
阅读本书，两步就够了......
第一步：下载掌阅iReader客户端
第二步：用掌阅客户端扫描二维码
《曾国藩大智慧任宪宝著》| 2.00元
请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掌阅客户端购买：
下载掌阅iReader客户端
用掌阅客户端扫描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