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怡 [家乡三部曲] 读胡适：从成都到三台
作者：王怡的麦克风 微信公众号
点击▲“王怡的麦克风”，即可订阅摘录年前回三台老家，许多感慨。重贴写于十几年前的几篇文章，是为“家乡三部曲”。○周末回趟老家。临行，在后宫般的排排书架上胡乱扫过几眼，随手翻了张牌：《胡适随想录--实用人生》。因为开本小，刚好揣进兜里。我在91年读高三时买的，一念旧，便带它上车。我孤陋寡闻，当年在边鄙小城看到花城这一套《人生文丛》，封面雅致，又尽是胡适、周作人、林语堂、沈从文这些语文课上的异端姓名。一口气买了几乎全套，在高考将近的时日读了个饥肠辘辘。又不得要领，只觉自己对于人文的见识有了这山望见那山高的感慨。记得今年国庆，三台老家一两岁侄儿来成都玩耍。回去后他妈妈来电说：“点点（侄儿小名）眼界宽了，现在遇谁都不怕咧！”我当年读胡适等人就是这种效果。其中胡适的文章略略枯燥，离文学较远。高三的时候最喜欢是林语堂。大学里接触到自由主义，回头再看胡适，还是觉得但开风气不为师，尽是大实话。毕业后胡先生的名声陡然壮大，隐隐有了与鲁迅划江而治的势头。又陆续买了不少胡适的文集、论著，选美般地在里面点着读，渐渐就有了盐味。觉得在一个烽火佳人的大时代，一个思想界的领袖人物能够一以贯之，写出如此去火、节欲的平白文字，粗浅道理，真正做着自己信奉的点滴的改良。这才是道地的自由主义的姿态，一种柴米油盐的，而不是满怀浪漫和道德感的自由主义。孔子云：吾未见好德有如好色者也。道德欲和色情欲皆是我们内心的洪水猛禽，日三省其身也难以抵御。所以君子好德，小人好色，都是社会的祸根。克制住色情欲，便是君子，克制住道德欲，便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如胡适。因而有人说：鲁迅是满汉全席，胡适是白饭大米。鲁迅是当归，胡适则是板蓝根。人又说网络的魅力就是虚拟性。但对我而言，一当汽车（或飞机火车）发动，在它抵达目地的之前的这段飘逸的时空，也是虚拟性的。我在旅途中无论长短，几乎从不与人交谈。只要翻开一本书，如这本《胡适随想录》，我便如堕庄生晓梦，又仿佛落入电影《黑客帝国》里所谓的“母体”（matrix），不再知天高地厚、时光如织。即便读到“编辑者说”中的下列言辞：“胡适在五四前后那些孕育和脱胎于大时代的文字，是富有革命气息的。但是，他的反对暴力革命的思想，点滴改良的主张，则为编者所不敢苟同。至于……就更不足取了。”——也只是一笑，未把我拉回车厢之外的世道。
胡适的《自由主义》一文已读过多遍。高三时第一次读了，比较兴奋，把“自由主义”从我脑海中由一个贬义词还原成褒义词。还不敢大张旗鼓说出来，但在朋辈中已有一种早恋般的精神优势。因为我不仅知道了非常遥远的一些地名，而且知道了离我们同样遥远的，一些思想的片断。当时我心中的自由主义，是一种有火气的自由主义。胡适此文给我的感觉还是檄文。在一个思想已被烈士的鲜血染红了的孩子眼里，那是多么富于颠覆性和义无反顾的句子：“反对党的对立，第一是为政府树立最严格的批评监督机关，第二是使人民可以有选择的机会，使国家可以用法定的和平方式来转移政权。”还有那令人神往的另一个乌托邦：“这样重大的变化（指1945年工党执政）--从资本主义的英国变到社会主义的英国，--不用流一滴血，不用武装革命，只靠一张无记名的选举票，这种和平革命的基础，只是那容忍反对党的雅量，只是那保障少数人自由权利的政治制度。”即使我在多年之后，在从成都驶往三台的汽车里，在充满虚拟性的时空，仍然无法在读到上述文字时去火、节欲，无动于心。反而浮想联翩，血压上涨。○经过德阳，空调中巴驶往中江。这是与三台西面接壤的必经之途。能在这时让我想起的人物有两个。一是诗人肖开愚。他的《中江县》是我近年来读到最好的诗之一。这首诗将世俗的叙事与诗歌的理想主义媾和，是一首离这里的土地和人民最近的现代诗。当然这种感慨里多了半个老乡的偏好。熟悉的诗人和作品我们是容易打高分的，因为那一切我们所了解和怀有温情的，都构成了诗歌文本的注释和潜台词。另一个赫赫有名的中江人，也是肖开愚诗中提及的红色英雄，就是韩战中的黄继光。那是代表了战争年代最有火气的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的人物，如今成为中江县最大的一份无形资产。小学时我们曾远道而来，参观黄继光先生的纪念馆，并对那挺起胸膛去堵机枪的行径膜拜得五体投地。学雷锋是需要反复教育的，学黄继光根本不需要教育说服，不用讲他为了什么什么、又在当时想到了什么什么。那些香港片里的古惑仔，只要敢手起刀落，剁掉自己几个手指头，就可以感动所有二十五岁以下的观众。后来年龄见长，知道了中江人不好惹。在老四川，重庆人出了名的火爆脾气，川西一带则温良恭谦。但中江在川西是个异数，仿佛摆在坝子和丘陵间的一盆火锅。以前回三台的老公路要翻中江一座山，不仅坡陡、道弯，而且劫匪出没，远近闻名。每回翻过山去竟有二世为人的欢喜。中江民风骠悍，直来直去，怕只有湖南的邵东可比。黄继光先生出在中江而不是三台、江油、盐亭，就并非偶发事件。拿胸口去堵枪眼的，扔了枪械动刀子的，拚着脑门挨刀也要扇敌人一巴掌的，在1967年内战期间，这样的英雄人物中江县数不尽数、罄竹难书。1967年中江县广福镇“太阳山”大战，至今令中江、三台两县父老谈之色变、讳莫如深。当年中江造反派得势，对保守派大开杀戒。双方都有了武装，火器精良。造反派从县城一路追杀，保守派便逶迤向南。三台的造反派武装纷纷加入围剿队伍，最后在靠拢两县南端交界处的一座山上形成合围、短兵相接。此山名曰“太阳山”，距离黄继光出生地二十余里，是古已有之的地名。用作红色恐怖的杀戮之地，不是巧合，就怕是天意。那一战惊天地、泣鬼神。令我无法用更优美的语言或没有火气的悲天悯人去描述。但在此地，有无数的黄继光高呼着“毛主席万岁”而死于非命。保守派残余继续向南长征，经蓬溪、过射洪，从东面进入三台。此时三台县城正散播着“中江人（保守派）要来屠城”的流言。鳏寡孤独者皆闭关绝户，气盛者挺身而出为保卫家园而战，私人恩怨未了的人也不断加入围剿追杀的行列。两县人民全面进入“血亲复仇”的年代，不断有人在街市上抬尸而过，以儆效尤。费正清称中国近代史有五次内战，原先我数来数去，总差一回。结果他把年全面武斗也算上了。我的一个远房叔祖对我讲，三台、中江武斗中到底死了多少人，谁也没计过。但他旋即用一种不容怀疑的语气说：无论如何，那是绝对比解放战争（第四次内战）多得多了！这一回过路中江，想起“太阳山”一役的死难者和未被历史勒名留念的“黄继光”们。因为正读着胡适的文字去火，比较少带情绪的去设想整件事在史上的位置。也正好为胡适先生的下面一段话提供了佐证：“我要诚恳地指出，近代一百六七十年的历史，很清楚的指示我们，凡主张彻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没有一个不走上绝对专制的路。这是很自然的，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权可以铲除一切反对党，消灭一切阻力，也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治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代价，用最残酷的方法做到他们认为根本改革的目的。”如果这是胡博士站着讲话不嫌腰痛，作为暴力革命的胜利者和叛逆者的顾准，有过更为简练的说法：“革命家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一九六七：太阳山从窗外望见太阳山千禧年的路上，忽然白雪满车的旅人惟独我表情像似吊客太阳山的沦陷远在卅年前广福镇人头攒动枪尖对枪尖，麦芒对麦芒父老乡亲在内战中战败未亡人在县城抚育幼婴期盼卅年后的我荣归故里一位远房叔父那时从山顶跌落折臂、断根去年夏天坐化于南郊大佛寺堂临终连书七字：杀杀杀杀杀杀杀（狂草。无一字雷同）山阴没有坟没有一只杜鹃庞大的丘陵被依维柯飞速绕过太阳山在身后红如焰口卅年前，五十四军驻扎在成都省毛泽东卧于怀仁堂宽广的书房说：水浒好好就好在投降那时江青在花园抢拍雪景筹备她的个人影展史载：一九六七年中南海寸草不生牛羊不肥领袖终此一生不再行房跋：自今已后，若是各人存心不仁，削绝大义，万望天地行诛，神人共戳，万世不得人身，亿载永沉末劫。--《水浒传》王怡于日○胡适认为“自由主义当然反对暴力革命”，并主张“和平的渐进的改革”。前面听起来还有些信誓旦旦的火气，后面的话在一个国破山河在的时代讲出来，就确实有点不食人间烟火。乍看之下觉得迂腐不堪，等到尘埃落定再回首，确实金玉良言、菩萨心肠。只恨胡博士注定是大米白饭，不能作狮子吼，不能激动人心。“要零碎的改造”不要“笼统的改造”，这种论调又怎麽能拉拢二十五岁以下的善男信女呢。“要么全部，要么全无”，那才是我们更年期之前坚守的信念。汽车驶入三台境内。“不准在公路打场晒粮”和“计划生育好”的标语夺目而来，让我再次回想起黄继光们赴死时高喊的口号。胡适在《名教》一文，对吾国满天飞的标语口号分外看轻，认为是对“名”（文字）的古老迷信。虽也有偏颇之处，但像天安门楼上“毛主席（或XXX）万岁”的横幅，就跟道士画符、或在草人上写个“王七婆婆”然后扎上数针的做法本质上并无二致。哈维尔曾讲一个例子，60年代捷克的一家杂货店，每天都要挂上一幅标语：“全世界工人们，团结起来。”之所以挂，并非店主真的相信工人们可以团结起来，进而能有助于他的生意。他不过是用这幅标语向政府表明自己的立场，以免麻烦。政府也并非相信店主的表态是出于真诚的信仰，只要老百姓做个姿态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家互相欺瞒、心照不宣。满天飞的标语口号便渐渐成了双方都不去戳穿的一层窗户纸。胡适说标语满天飞大概是名教中国的土特产，看来前东欧阵营莫不如此。只不过我们对文字那预言咒语般的魔力特别器重一些。《封神演义》里的张桂芳，只大叫一声：“黄飞虎还不下马，更待何时？”那黄飞虎便立马滚下五色神牛。至今每逢重要庆典，执政党宣传部门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皆要精心拟制标语若干，下发各地。并再三声明，统一口径，不准在钦定标语文本之外别出心裁，更不得篡改一字一词。可见文字的厉害。难怪古人要专门起一座“字炉”，上书“敬惜字纸”四个大字，把一切垃圾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字的，一类是无字的。我们今天也称垃圾桶为“字纸篓”，却是不分青红皂白都往里扔了。上至朝廷、下至黎民，至今对那标语口号还是极为看重的，车停三台红星镇（地名也是定名分的道具，三台全县到处是红星、建设、胜利、跃进等宏伟叙事）时，街头一太婆抱着孙孙坐在门前，一面轻轻摇晃，一面念念有词：“打秋摇秋，今年麦子好收。”--今年的麦子果然就好收许多。三台早已花果飘零，不复有川北重镇的势头。几年来，全县的国有和集体企业关停并转、连卖带送，几乎全军覆没。沿袭一老说法，拿砖头当街随便一砸，十个有九个都是下岗工人。三十不立、四十而惑，人家说不过是从头再来。加上农村信用基金和供销社社员基金东窗事发，许多人颗粒无收，就常围聚街头，又让警察领走了不少加班费。县财政便濒临“破产”，把心一横，将偌大一个县委会卖与了一嫁给澳门富商的三台籍青春寡妇，给与许多年轻人以无限想象的可能。但三台决不萧条。界面繁荣、灯红酒绿。我有一兄长现居广州，年前回家，我陪他坐的绕城一周，看过了每条街道。兄长叹道：广东绝大多地县都没有这般盛世的气象，这般夜夜笙歌。我说：你有所不知，现今三台的支柱产业便是餐饮、娱乐和色情，政府大而化之，称为旅游业。不少下岗家庭，丈夫每晚送妻子去作小姐，天长日久，妻子就不让接送，说是推一辆老永久，丢人现眼，如何能做得长久。我颇为疑心1949年前的三台，有否如此市面？城里街两边都是各类小店，倒是充满世俗的气息，再不见国有国营的番号。五十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一朝灰飞烟灭，潼川府昨日重现，回到了以小业主、小商业和小作坊为主的自发的经济格局。五十年的国有遗产，只够在水、电、气上苦苦支撑，银行风光不再、纷纷撤离，唯有电信一花独放，当作春天里的最后一个瞬间。胡适先生所谓要“零碎的改造”，不要“笼统的改造”，最没有火气的话，偏偏说到腰眼上。在《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一文，胡先生举出英美的“贫民窟居留地运动”，说：一班大学毕业的男女，在出生地拣一块极龌龊、极不堪的贫民区域，买一块地，造一所房，便终生在这里作事。他们把附近的孩子找拢来，教他们游水、读书、打球，演说辩论、组音乐队、演剧团。并有女医生天天访问贫家，替他们看病、接生。胡先生说这便是不用暴力，不用独善，“非个人主义”的社会改造。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所以得我敬重，就在于他有耐心做这样的点滴的改良。茅先生拿出自己的稿酬一万元，在老家一村落设立了微型的金融业。他物色了一位中学毕业生来经管，为老乡提供几百、几千的小额贷款。低息、无担保。茅先生保持与经管人的联系，不断给他写信，教育他如何管理好这笔基金。后来经茅先生四下努力，贷款基金扩展到10万元。至今已放出贷款数百笔，无一坏帐。至少在某些因此脱离困境的人眼里，这个“茅”的功德，不会比那个“毛”少上三分。我在三台有一远房亲戚，父母离异，家境贫寒。侄女今年初中毕业，考上成都工业学校，家里却无钱供书。亲戚们先是挺热心，欲凑钱资助，终因数额较大及各种因缘，而不得善终。侄女去了县里一家私人织厂，月工资二百元。头一回领到钱便给他尚在读小学的弟弟买了书本和过年的新衣裳。当时我欲效法茅先生而不成，知道点滴的改良实在是难于振臂高呼、力挽狂澜。但胡适（包括顾准）的自由主义，还是受着“士农工商”的儒学传统影响，胡适总结的四点（自由、民主、容忍反对党和渐进的改革）全在政治自由主义一路上，而还看不到市场体制对于民主的塑造和维护，在他所谓“点滴的改良”中，也未曾想到将那一笔笔出自双方自愿的、皆大欢喜的交易；将那一项项排斥了国家权力的个人财产权，视为渐进的方向。看不到经济自由主义的路径，所有渐进的努力（包括像贫民窟居留地运动）虽然去了火气，却去不了书生气，到底还是颇为浪漫的另一个乌托邦。因而胡先生也有这样愤世嫉俗的文字，可以拿来对比我的老家，在标语之下，五十年来究竟有多少鸡零狗碎的渐进的革新：“可爱的男女少年，我们的旧村里我们可做的事业多得很咧！村上的鸦片烟灯（海洛因和摇头丸）还有多少？村上的吗啡针（输血管）害死了多少人？村上缠足的女子（失学女童、分不到地的已婚妇女）还有多少？村上的学堂（民办小学）成个什么样子？村上的绅士（党支部书记）今年卖选票得了多少钱？村上的神庙（城南大佛寺）香火还是怎样兴旺？村上的医生断送了几百条人命？村上的煤矿工人每日只拿到五个铜子（人民币），你知道吗？村上多少女工被贫穷逼去卖淫（做小姐），你知道吗？村上的工厂（合资企业）没有避火的铝梯，昨天火起，烧死了一百多人，你知道吗？……”○我合上书，车已到三台。从省城至此一百五十公里，从中午1:00正到下午3:20。这一段形同虚拟的时空不过是我精神界的一瞬间。上述的阅读和思考，在我跳下车的一刻，便如洛·李维斯从“母体”（matrix）返回。我拎着两袋“北极绒”保暖内衣，挥手让出租车停下，一回头看见人力三轮在候车厅外挤住一团，其中一个车夫面善、脸熟（小学同学，姓严？）。我带上车门，正听见司机放着何勇的歌，进入最盎然的一小节：姑娘姑娘，漂亮漂亮，警察警察，拿着手枪。最后一次想起胡适，在谈及“五卅”学生运动和示威游行时，引用易卜生的话说：“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就好像在大海上翻了船，最要紧的是救出我自己。”这便是胡适所理解的“真正的个人主义”，是去到“国家主义的唯一大路”。在一个群体主义的时代，在革命者退烧之后，也是细民们理直气壮的选择。潼川府1在家乡仰望星空仰望一个青春期的，布满粉刺的夜人们各自挑选一个位置坐下城外的工厂隐没于骤然的黑暗2县长卖掉了体育场去五十里以外的水库练习蛙泳我们居留下来在城南的古城楼上轮岗3杜甫离开了牛头山的草堂沿着当年游击队的路线入城顺利地避开了交警和债权人4徐家桥的盲者说：本城在北宋时免去了一场民变必在千秋之际获得补偿一个明显的征兆是开国后三台地位的不断下沉5退休老人集聚在凤凰山手持徳生牌收音机交换来自海外的隐密消息一些人回到家中，戴上老花镜翻开了一册繁体竖排的书籍6每一辆超载的客车经过中江。驰往省城带走敌人、麦冬上访者和新婚妻子的梦想留下我们仰望星座仰望一个更年期的，缺乏欲望和恩情的夜（注：三台古称梓州，清时设潼川府。）王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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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又说网络的魅力就是虚拟性。但对我而言，一当汽车（或飞机火车）发动，在它抵达目地的之前的这段飘逸的时空，也是虚拟性的。我在旅途中无论长短，几乎从不与人交谈。只要翻开一本书，如这本《胡适随想录》，我便如堕庄生晓梦，又仿佛落入电影《黑客帝国》里所谓的&母体&（matrix），不再知天高地厚、时光如织。即便读到&编辑者说&中的下列言辞：&胡适在五四前后那些孕育和脱胎于大时代的文字，是富有革命气息的。但是，他的反对暴力革命的思想，点滴改良的主张，则为编者所不敢苟同。至于……就更不足取了。& 　　　　　　--也只是一笑，未把我拉回车厢之外的世道。 　　　　　　胡适的《自由主义》一文已读过多遍。高三时第一次读了，比较兴奋，把&自由主义&从我脑海中由一个贬义词还原成褒义词。还不敢大张旗鼓说出来，但在朋辈中已有一种早恋般的精神优势。因为我不仅知道了非常遥远的一些地名，而且知道了离我们同样遥远的，一些思想的片断。 　　　　　　当时我心中的自由主义，是一种有火气的自由主义。胡适此文给我的感觉还是檄文。在 　　　　　　　　一个思想已被烈士的鲜血染红了的孩子眼里，那是多么富于颠覆性和义无反顾的句子：&反对党的对立，第一是为政府树立最严格的批评监督机关，第二是使人民可以有选择的机会，使国家可以用法定的和平方式来转移政权。& 　　　　还有那令人神往的另一个乌托邦：&这样重大的变化（指1945年工党执政）--从资本主义的英国变到社会主义的英国，--不用流一滴血，不用武装革命，只靠一张无记名的选举票，这种和平革命的基础，只是那容忍反对党的雅量，只是那保障少数人自由权利的政治制度。& 　　　　　　即使我在多年之后，在从成都驶往三台的汽车里，在充满虚拟性的时空，仍然无法在读到上述文字时去火、节欲，无动于心。反而浮想联翩，血压上涨。 　　　　　　　　○ 　　　　经过德阳，空调中巴驶往中江。这是与三台西面接壤的必经之途。能在这时让我想起的人物有两个。一是诗人肖开愚。他的《中江县》是我近年来读到的最好的诗之一。这首诗将世俗的叙事与诗歌的理想主义媾和，是一首离这里的土地和人民最近的现代诗。当然这种感慨里多了半个老乡的偏好。熟悉的诗人和作品我们是容易打高分的，因为那一切我们所了解和怀有温情的，都构成了诗歌文本的注释和潜台词。 　　　　　　另一个赫赫有名的中江人，也是肖开愚诗中提及的红色英雄，就是韩战中的黄继光。那是代表了战争年代最有火气的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的人物，如今成为中江县最大的一份无形资产。小学时我们曾远道而来，参观黄继光先生的纪念馆，并对那挺起胸膛去堵机枪的行径膜拜得五体投地。学雷锋是需要教育的，学黄继光根本不需要教育说服，不用讲他为了什么什么、又在当时想到了什么什么。那些香港片里的古惑仔，只要敢手起刀落，剁掉自己几个手指头，就可以感动所有二十五岁以下的观众。 　　　　　　后来年龄见长，知道了中江人不好惹。在老四川，重庆人出了名的火爆脾气，川西一带则温良恭谦。但中江在川西是个异数，仿佛摆在坝子和丘陵间的一盆火锅。以前回三台的老公路要翻中江一座山，不仅坡陡、道弯，而且劫匪出没，远近闻名。每回翻过山去竟有二世为人的欢喜。 　　　　　　中江民风骠悍，直来直去，怕只有湖南的邵东可比。黄继光先生出在中江而不是三台、江油、盐亭，就并非偶发事件。拿胸口去堵枪眼的，扔了枪械动刀子的，拚着脑门挨刀也要扇敌人一巴掌的，在1967年内战期间，这样的英雄人物中江县数不尽数、罄竹难书。 　　　　　　　　1967年中江县广福镇&太阳山&大战，至今令中江、三台两县父老谈之色变、讳莫如深。当年中江造反派得势，对保守派大开杀戒。双方都有了武装，火器精良。造反派从县城一路追杀，保守派便逶迤向南。三台的造反派武装纷纷加入围剿队伍，最后在靠拢两县南端交界处的一座山上形成合围、短兵相接。此山名曰&太阳山&，距离黄继光出生地二十余里，是古已有之的地名。用作红色恐怖的杀戮之地，不是巧合，就怕是天意。 　　　　　　那一战惊天地、泣鬼神。令我无法用更优美的语言或没有火气的悲天悯人去描述。但在此地，有无数的黄继光高呼着&毛主席万岁&而死于非命。保守派残余继续向南长征，经蓬溪、过射洪，从东面进入三台。此时三台县城正散播着&中江人（保守派）要来屠城&的流言。鳏寡孤独者皆闭关绝户，气盛者挺身而出为保卫家园而战，私人恩怨未了的人也不断加入围剿追杀的行列。两县人民全面进入&血亲复仇&的年代，不断有人在街市上抬尸而过，以儆效尤。 　　　　　　　　　　费正清称中国近代史有五次内战，原先我数来数去，总差一回。结果他把年全面武斗也算上了。我的一个远房叔祖对我讲，三台、中江武斗中到底死了多少人，谁也 　　　　没计过。但他旋即用一种不容怀疑的语气说：无论如何，那是绝对比解放战争（第四次内战）多得多了！ 　　　　　　这一回过路中江，想起&太阳山&一役的死难者和未被历史刻名留念的&黄继光&们。因为正读着胡适的文字去火，比较少带情绪的去设想整件事在史上的位置。也正好为胡适先生的下面一段话提供了佐证： 　　　　　　&我要诚恳地指出，近代一百六七十年的历史，很清楚的指示我们，凡主张彻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没有一个不走上绝对专制的路。这是很自然的，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权可以铲除一切反对党，消灭一切阻力，也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治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代价，用最残酷的方法做到他们认为根本改革的目的。& 　　　　　　如果这是胡博士站着讲话不嫌腰痛，作为暴力革命的胜利者和叛逆者的顾准，有过更为简练的说法： 　　　　&革命家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 　　　　　　　　一九六七：太阳山 　　　　　　从窗外望见太阳山 　　　　千禧年的路上，忽然白雪 　　　　满车的旅人惟独我的表情 　　　　像似吊客 　　　　　　太阳山的沦陷远在卅年前 　　　　广福镇人头攒动 　　　　枪尖对枪尖，麦芒对麦芒 　　　　父老乡亲在内战中战败 　　　　　　未亡人在县城抚育幼婴 　　　　期盼卅年后的我荣归故里 　　　　一位远房叔父那时从山顶跌落 　　　　折臂、断根 　　　　　　去年夏天坐化于南郊大佛寺堂 　　　　临终连书七字： 　　　　杀杀杀杀杀杀杀 　　　　（狂草。无一字雷同） 　　　　　　山阴没有坟 　　　　没有一只杜鹃 　　　　庞大的丘陵被依维柯飞速绕过 　　　　太阳山在身后红如焰口 　　　　　　　　卅年前，五十四军驻扎在成都省 　　　　毛泽东卧于怀仁堂宽广的书房 　　　　说：水浒好 　　　　好就好在投降 　　　　　　那时江青在花园抢拍雪景 　　　　筹备她的个人影展 　　　　史载：一九六七年中南海寸草不生 　　　　牛羊不肥 　　　　领袖终此一生不再行房 　　　　　　　　跋： 　　　　自今已后，若是各人存心不仁，削绝大义，万望天地行诛，神人共戳，万世不得人身，亿载永沉末劫。 　　　　--《水浒传》 　　　　　　　　○ 　　　　胡适认为&自由主义当然反对暴力革命&，并主张&和平的渐进的改革&。前面听起来还有些信誓旦旦的火气，后面的话在一个国破山河在的时代讲出来，就确实有点不食人间烟火。乍看之下觉得迂腐不堪，等到尘埃落定再回首，确实金玉良言、菩萨心肠。只恨胡博士注定是大米白饭，不能作狮子吼，不能激动人心。&要零碎的改造&不要&笼统的改造&，这种论调又怎麽能拉拢二十五岁以下的善男信女呢。&要么全部，要么全无&，那才是我们更年期之前坚守的信念。 　　　　　　　　汽车驶入三台境内。&不准在公路打场晒粮&和&计划生育好&的标语夺目而来，让我再次回想起黄继光们赴死时高喊的口号。胡适在《名教》一文，对吾国满天飞的标语口号分外看轻，认为是对&名&（文字）的古老迷信。虽也有偏颇之处，但像天安门楼上&毛主席（或XXX）万岁&的横幅，就跟道士画符、或在草人上写个&王七婆婆&然后扎上数针的做法并无二致。哈维尔曾讲一个例子，60年代捷克的一家杂货店，每天都要挂上一幅标语：&全世界工人们，团结起来！&。之所以挂，并非店主真的相信工人们可以团结起来，进而能有助于他的生意。他不过是用这幅标语向政府表明自己的立场，以免麻烦。政府也并非相信店主的表态是出于真诚的信仰，只要老百姓做个姿态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家互相欺瞒、心照不宣。满天飞的标语口号便渐渐成了双方都不去戳穿的一层窗户纸。 　　　　　　胡适说标语满天飞大概是名教中国的土特产，看来前东欧阵营莫不如此。只不过我们对文字那预言咒语般的魔力特别器重一些。《封神演义》里的张桂芳，只大叫一声：&黄飞虎还不下马，更待何时？&那黄飞虎便立马滚下五色神牛。至今每逢重要庆典，中共宣传部门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皆要精心拟制标语若干，下发各地。并再三声明，统一口径，不准在钦定标语文本之外别出心裁，更不得篡改一字一词。 　　　　　　可见文字的厉害。难怪古人要专门起一座&字炉&，上书&敬惜字纸&四个大字，把一切垃圾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字的，一类是无字的。我们今天也称垃圾桶为&字纸篓&，却是 不分青红皂白都往里扔了。但上至朝廷、下至黎民，至今对那标语口号还是极为看重，车停三台红星镇（地名也是定名分的道具，三台全县到处都是红星、建设、胜利、跃进等宏伟叙事）时，街头一太婆抱着孙孙坐在门前，一面轻轻摇晃，一面念念有词：&打秋摇秋，今年麦子好收。& 　　　　　　--今年的麦子果然就好收许多。 　　　　　　三台早已花果飘零，再没有川北重镇的势头。几年来，全县的国有和集体企业关停并转、连卖带送，几乎全军覆没。沿袭一老说法，拿砖头当街随便一砸，十个有九个都是下岗工人。三十不立、四十而惑，都不过是从头再来。加上农村信用基金和供销社社员基金东窗事发，许多人颗粒无收，就常围聚街头，又让警察领走了不少加班费。县财政便濒临&破产&，把心一横，将偌大一个县委会卖与了一嫁给澳门富商的三台籍青春寡妇，给与许多年轻人以无限想象的空间。 　　　　　　但三台决不萧条。界面繁荣、灯红酒绿。我有一兄长现居广州，年前回家，我陪他坐的绕城一周，看过了每条街道。兄长叹道：广东绝大多地县都没有这般盛世的气象，这般的夜夜笙歌。我说：你有所不知，现今三台的支柱产业便是餐饮、娱乐和色情，政府大而化之，称为旅游业。不少下岗家庭，丈夫每晚送妻子去作小姐，天长日久，妻子就不让接送，说是推一辆老永久，如何能做的长久。 　　　　　　我颇为疑心1949年前的三台，有否如此市面？城里街两边都是各类小店，倒是充满世俗的气息，再不见国有国营的番号。五十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一朝灰飞烟灭，潼川府昨日重现，回到了以小业主、小商业和小作坊为主的自发的经济格局。五十年的国有遗产，只够在水、电、气上苦苦支撑，银行风光不再、纷纷撤离，唯有电信一花独放，当作春天里的最后一个瞬间。 　　　　　　　　胡适先生所谓要&零碎的改造&，不要&笼统的改造&，最没有火气的话，偏偏说到腰眼上。在《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一文，胡先生举出英美的&贫民窟居留地运动&，说：一班大学毕业的男女，在出生地拣一块极龌龊、极不堪的贫民区域，买一块地，造一所房，便终生在这里作事。他们把附近的孩子找拢来，教他们游水、读书、打球，演说辩论、组音乐队、演剧团。并有女医生天天访问贫家，替他们看病、接生。胡先生说这便是不用暴力，不用独善，&非个人主义&的社会改造。 　　　　　　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所以得我敬重，就在于他有耐心做这样的点滴的改良。茅先生拿出自己的稿酬一万元，在老家一村落设立了微型的金融业。他物色了一位中学毕业生来经管，为老乡提供几百、几千的小额贷款。低息、无担保。茅先生保持与经管人的联系，不断给他写信，教育他如何管理好这笔基金。后来经茅先生四下努力，贷款基金扩展到10万元。至今已放出贷款数百笔，无一坏帐。至少在某些因此脱离困境的人眼里，这个&茅&的功德，不会比那个&毛&要少。 　　　　　　我在三台有一远房亲戚，父母离异，家境贫寒。侄女今年初中毕业，考上成都工业学校，家里却无钱供书。亲戚们先是挺热心，欲凑钱资助，终因数额较大及各种因缘，而不得善终。侄女去了县里一家私人织厂，月工资二百元。头一回领到钱便给他尚在读小学的弟弟买了书本和过年的新衣裳。当时我欲效法茅先生而不成，知道点滴的改良实在是难于振臂高呼、力挽狂澜。 　　　　　　但胡适（包括顾准）的自由主义，还是受着&士农工商&的儒学传统影响，胡适总结的四点（自由、民主、容忍反对党和渐进的改革）全在政治自由主义一路上，而还看不到市场 　　　　　　　　　　体制对于民主的塑造和维护，在他所谓&点滴的改良&中，也未曾想到将那一笔笔出自双方 自愿的、皆大欢喜的交易；将那一项项排斥了国家权力的个人财产权，视为渐进的方向。看 不到经济自由主义的路径，所有渐进的努力（包括像贫民窟居留地运动）虽然去了火气，却去不了书生气，到底还是颇为浪漫的另一个乌托邦。 　　　　因而胡先生也有这样愤世嫉俗的文字，可以拿来对比我的老家，在标语之下，五十年来究竟有多少鸡零狗碎的渐进的革新： 　　　　&可爱的男女少年，我们的旧村里我们可做的事业多得很咧！村上的鸦片烟灯（海洛因和摇头丸）还有多少？村上的吗啡针（输血管）害死了多少人？村上缠足的女子（失学女童、分不到地的已婚妇女）还有多少？村上的学堂（民办小学）成个什么样子？村上的绅士（党支部书记）今年卖选票得了多少钱？村上的神庙（城南大佛寺）香火还是怎样兴旺？村上的医生断送了几百条人命？村上的煤矿工人每日只拿到五个铜子（人民币），你知道吗？村上多少女工被贫穷逼去卖淫（做小姐），你知道吗？村上的工厂（合资企业）没有避火的铝梯，昨天火起，烧死了一百多人，你知道吗？……& 　　　　　　　　　　○ 　　　　我合上书，车已到三台。从省城至此一百五十公里，从中午1:00正到下午3:20。这一段形同虚拟的时空不过是我精神界的一瞬间。上述的阅读和思考，在我跳下车的一刻，便如洛·李维斯从&母体&（matrix）返回。我拎着两袋&北极绒&保暖内衣，挥手让出租车停下，一回头看见人力三轮在候车厅外挤住一团，其中一个车夫面善、脸熟（小学同学，姓严？）。我带上车门，正听见司机放着何勇的歌，进入最盎然的一小节： 　　　　　　--姑娘姑娘，漂亮漂亮， 　　　　警察警察，拿着手枪。 　　　　　　最后一次想起胡适，在谈及&五卅&学生运动和示威游行时，引用易卜生的话说：&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就好像在大海上翻了船，最要紧的是救出我自己。& 　　　　　　这便是胡适所理解的&真正的个人主义&，是去到&国家主义的唯一大路&。在一个群体主义的时代，在革命者退烧之后，也是我们细民们理直气壮的选择。 　　　　　　　　潼川府 　　　　1 　　　　在家乡仰望星空 　　　　仰望一个青春期的，布满粉刺的 　　　　夜 　　　　人们各自挑选一个位置坐下 　　　　城外的工厂隐没于骤然的黑暗 　　　　　　2 　　　　县长卖掉了体育场 　　　　去五十里以外的水库练习蛙泳 　　　　我们居留下来 　　　　在城南的古城楼上轮岗 　　　　　　　　3 　　　　杜甫离开了牛头山的草堂 　　　　沿着当年游击队的路线 　　　　入城 　　　　顺利地避开了交警和债权人 　　　　　　4 　　　　徐家桥的盲者说： 　　　　本城在北宋时免去了一场民变 　　　　必在千秋之际获得补偿 　　　　一个明显的征兆是 　　　　开国后三台地位的不断下沉 　　　　　　5 　　　　退休老人集聚在凤凰山 　　　　手持徳生牌收音机 　　　　交换来自海外的隐密消息 　　　　一些人回到家中，戴上老花镜 　　　　翻开了一册 　　　　繁体竖排的书籍 　　　　　　6 　　　　每一辆超载的客车 　　　　经过中江。驰往省城 　　　　带走敌人、麦冬 　　　　上访者和新婚妻子的梦想 　　　　留下我们仰望星座 　　　　仰望一个更年期的，缺乏欲望 　　　　和恩情的夜 　　　　　　（注：三台古称梓州，清时设潼川府。） 　　　　　　　　　　王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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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心的地方在於：黄继光和武斗的人相比。　　　　把朝鲜战争成为韩战。　　　　自由主义者？唉。
　　楼上，我看你才是够恶心的
　　呵呵！王怡兄有点瞧不起现在的年轻人了，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小子辈”都是信奉胡适先生的循序渐进的社会改良主义的，并不惜被骂作“卖国贼”和“汉奸”。
　　“爱谁是谁”，武斗的人是怀了革命的热情，这一点黄跟他们没什么区别。，把朝鲜战争称为韩战，没什么不妥，直接转译“Korean War&。　　　　“班布尔汗”，我看你有点误读。　　　　我比较相信性格决定命运的说法。于群体于民族，文化和心理就是个体性格的放大。我是南部县人，虽然离开家乡接近10年（算上大学四年光景），三台县的过去和现在与南部惊人一致！！！！　　　　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就好像在大海上翻了船，最要紧的是救出我自己。　　　　　　
　　应该补充一句：性格决定命运，命运也决定性格
　　引一段王怡原文给班布尔汗兄：　　　　胡适认为&自由主义当然反对暴力革命&，并主张&和平的渐进的改革&。前面听起来还有些信誓旦旦的火气，后面的话在一个国破山河在的时代讲出来，就确实有点不食人间烟火。乍看之下觉得迂腐不堪，等到尘埃落定再回首，确实金玉良言、菩萨心肠。只恨胡博士注定是大米白饭，不能作狮子吼，不能激动人心。&要零碎的改造&不要&笼统的改造&，这种论调又怎麽能拉拢二十五岁以下的善男信女呢。&要么全部，要么全无&，那才是我们更年期之前坚守的信念。　　　　——也觉得你“误读”了，王怡兄的原意是赞成胡适先生“和平的、渐进的改良”，认为“零碎的、点滴的改良”实在是难于“振臂高呼、力挽狂澜”，也才更难能可贵。　　　　
　　没有看出来“瞧不起现在的年轻人”呵：）
　　剑麻，　　　　不能仅仅靠“革命热情”这一条就把黄继光和武斗的人相比吧？失之偏颇。如果这样的话，在“自由主义者”的眼里，所有曾经有过革命热情的人都是黄继光们了？比方说，解放战争(当然在“自由主义者”的眼里只能叫那一场内战)里，百万雄师也要变成百万“黄继光”们了。　　　　至於“韩战”，中国大陆一向称作朝鲜战争，“自由主义者”们为了表明自己的自由主义立场，故意称作“韩战”。即使要算译法，为什么“KOREAN WAR “须译作“韩战”呢？而不是朝鲜战争？中国现在称韩国，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叫法是“大韩民国”，你看世界杯的话应该知道的。
　　须知现今外语学院已将朝鲜语改称韩语了　　
　　“须知现今外语学院已将朝鲜语改称韩语了”　　　　我还是要说这是两个概念，就算今天已经把南朝鲜称作韩国了，　　那一场战争，对於中国人而言，始终都是朝鲜战争。　　　　　　
　　那一场战争，对於中国人而言，始终都是朝鲜战争。　　　　呵呵，80年代初我上小学那会儿，课本上是称之为抗美援朝的。　　所以现在管朝鲜叫韩国，也是与时俱进嘛。
　　提起来,提起来
　　王怡,厉害厉害
　　中江表嫂也是川中笑星之一　　　　三台　　那是李商隐写巴山夜雨的地方　　　　我突然想哭~~~~
　　不可多得的好文！差点错过了。：）
　　好文章！
　　不错！顶一下！
　　这是俺最近看王怡兄感觉最好的一篇文章，顶！！！　　　　四川出人才呀！
　　好文章总值得复习一下
　　在一个革命口号不断响起的地方，总是充满了血雨腥风
　　转一段文字,向思考者致敬　　　　守卫着这个天堂之门的年轻革命者必须提高警惕：未来必须是完全崭新的，否则它将根本不是一个未来；未来必须是纯洁无限的，否则它将是完全可耻的。　　
　　&学黄继光根本不需要教育说服，不用讲他为了什么什么、又在当时想到了什么什么。那些香港片里的古惑仔，只要敢手起刀落，剁掉自己几个手指头，就可以感动所有二十五岁以下的观众。&好玩！ 　　&革命家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 警钟！！　　
　　王的文章都不错的！！　　可就喜欢这篇和《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落》
　　我，是一个全国最低类大学的现代文学的研究生，我的毕业论文定下题目了《胡适的文学批评》或者类似的关于胡适的题目。可是我现在两眼一抹黑，当然也不急，我发这个帖子，希望大家帮一下，不是说替我写，只是想提供点资料，或者只言片语的提示也好呀！我们现在资料太少太少，昨天看了王怡先生的文章大受启发，希望各位帮忙！谢了！　　我的信箱：
　　三台是我的老家,在以前小的时候每到暑假我都会回去看看,看看当年和益州,利州,夔州齐名的它.现在它的确如王的笔下描绘的那样,已经不在有当年的那种文化氛围了,但是我还是深深的爱着它......　　PS:当年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也是在三台写的,每次一读到它,就想起了三台......
　　没想到附近竟有这般人才，文
如水流雅，真是百步之内，定有芳草。
　　　　　　　　最后一次想起胡适，在谈及&五卅&学生运动和示威游行时，引用易卜生的话说：&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就好像在大海上翻了船，最要紧的是救出我自己。&　　---------------------------------------------　　忽然想到西大学生事件，感觉时光倒转，终点又会到起点。　　提一下王一的好文　　
　　&学黄继光根本不需要教育说服，不用讲他为了什么什么、又在当时想到了什么什么。那些香港片里的古惑仔，只要敢手起刀落，剁掉自己几个手指头，就可以感动所有二十五岁以下的观众。&　　　　传统革命教育中长大的如我,读至此唯有苦笑.
　　读王怡的东东,总是有收获的...
　　这是俺最近看王怡兄感觉最好的一篇文章，顶！！！　　~~~~~~~~~~~~~~~~~~~~~~~~~~~~~~~~~~~~~~~~~~~~~~~~~~　　那你就孤陋寡闻了。推荐一篇《我成为民族主义者的那一天》，写得更好！
　　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　　王怡　　　　　　　　编者按：正月时候，我请王怡先生为本刊写一篇关于他“思想历程”的文章。他果然没有爽约。当作者诚实地面对自己的时候，读者们将从他并非轻松的言说中体味他以及他这批知识分子的激情与深沉。出于刊物的需要，我们删改了部分文字。对于文章的部分观点，本刊持保留意见，自然不必拘于其一家之言。　　一　　　　理想主义，这个字眼大概对一切以知识分子自居的人，至少对我，是难以割舍又首鼠两端的概念，有点像爱情。我这里提及的知识分子，取其超越于专业知识之上的公共知识分子概念。我把知识分子和体制的关系分为两种，一种是幕僚型，一种是江湖型。幕僚型的进言是建设性的，江湖型大多是批评性的。当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多身在体制内，大多有一个与体制若即若离的灰色身份。我也算是身在体制内，因为我有一份教职。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批评性的和江湖型的，他们在一个非自由主义体制下，杜绝了学而优则仕的念头。这与幕僚型不同。幕僚型的知识分子最终目的是想进入政府。这种区分也是我自己的一种自许。某种角度上，我觉得70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最了不起。这种了不起是时代造就的。因为这一批人中除开极少数，大都彻底拒绝了“学而优则仕”的旧式士大夫抱负，和对官府的思春之情。而坚持以民间立场去安身立命，站在政府的另一边去推动多元价值和多元力量的现代社会。在我周围，我觉得这是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变化。放在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上，都是第一次，是非常显赫的变化。以往儒家的入世和道家的出世是分开了的，尽管一个人可能得意时是儒家，失意时是道家，但至少在阶段上也是分开的。而“入世”就必意味着做官，“出世”就全然不理政治。这一点自古以来就没有变过。20世纪40年代那一批自由主义者，也没能从整体上摆脱这个理想。　　　　我在1989年，开始产生一个固执的念头，认为“县处级”以上的官员，全都是坏人，不可能有好人。为什么门槛会定在“县处级”，我记不清楚了。现在当然不会这样非此即彼的看问题，但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个对意识形态教育的彻底的、甚至偏激的“觉醒”，把我一直向前，推到了今天的自由主义立场上。后来进大学，我给了自己一个承诺，就是永远不进入政府。但也不做道家，独与天地相往来。我对道家曾经很迷醉，把它想象为自由主义精神的文言文版本。后来发现这是个误解。我最后的想法是做一个批评者，一个永远批判而不是赞美公共权力的知识分子。就算它值得赞美，也可以让别人去赞美。我只赞美自由和我爱的人。因为人间有一把屠龙刀，所以我选择永远站在倚天剑的那一边。我服膺哈耶克的一个观点，即一个不能容忍对立面存在的社会，就是一个专制的社会。那么我的理想就是做政府的对立面，我认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当仁不让的去做这个对立面。这个使命在一个非自由主义体制下，尤其显赫。　　　　我说的对立面是物理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不带道义和政治的火药味。这种对立其实也是一种合作。自由主义的使命之一就是逼一个政府承认这是一种合作。并且以一种民主化的宪政制度来接受这种合作。所以现在我常借用胡适先生的话，在我那些80年代生的学生毕业时说：我只希望你们在40岁前不要进政府。40岁后呢，若你们愿意，希望社会给你们当议员的机会。这之间你们努力赚钱，我努力说话，那么我们都是在努力追求自由，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　　二　　　　我大概2000年10月份开始上网，网络对我的影响和改变极其彻底。对我这样的写作者而言，网络是个人生活中不能够再好的东西。比钞票和避孕套更重要。在上网之前，我的写作和思想是隐私性的，我从未向任何传媒投过稿。我有篇文章，以柳如是为例，说明女性人物思想的公共性与其身体的公共性密不可分。女性往往只能通过其身体的公共性，来进入思想的公共领域。这种局面在今天也不能彻底改变。我想说的是在2000年10月底之前，我的精神就完全活在这个社会的公共领域之外。我的思想获得一种公共性，并逐渐成为一个主要从事批评性发言的公共知识分子，这一点几乎完全借助了网络，就像柳如是借助了她的身体。　　　　在上网之前，我把写作当作一种私生活。近十年间我以写诗为主。当作是抗拒世俗生活和获得超越的路径。但我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不十分肯定。我的理想化也许更多不是体现在我的自由主义思想和价值目标上，而是体现在下面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一个视精神生活为更高更美的生活的人，如何处理自己和世俗生活的关系和距离。二是作为一个骨子里的个人主义者，如何处理自己和群体的关系和距离。　　　　我想任何一个真正的写作者和思想者，也就是真正从写作和思想中获得快感和满足的人，都会有这两个方面的困惑。真正的写作者像英美的法官，多少是离群索居的。他有意保持着和群体及世俗生活的距离。不是保持一种形象，而是挨近了就会痛苦。我大学毕业后的几年，在世俗生活与属于一个思想者的精神生活之间，有过几次的反复。生存本身的压力，和世俗生活当中的责任感是最主要的牵扯力量。毕业6年，我居住在同一个城市，搬了6次家。搬家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其伤神的生存事件。每次搬家都会提醒自己在世俗当中的漂泊和无住，每次搬家都是对世俗生活一次深深的嵌入，并使我向往中的生活成为一个乌托邦。不过我的理想化体现在这样的时刻里，我的方向并不是努力让自己从此在世俗中“有常”，而是令我更加亟需精神生活当中的有常，以此堪慰生存中的无住感。心的困境永远不可能通过外物的渠道去化解，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精髓。我在这一点上比较传统。作为一个70年代出生的人，在世俗生活面前固执这样一种精神领域的贵族化品质。这一点我自己有时也不好解释。但通过网络，我接触到比我更加年幼的一些朋友，他们同样在艰难的当下坚守着一种精神生活的品质。　　　　我也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吃牛肉面都不会换地方。我最迷恋的概念之一就是“传统”。传统在这里代表一种方向性，比如我在一篇文章里说，情欲是一种有传统的性欲。性欲原本是没有方向性的，方向性在针对特定对象的传统之中形成。这句话可以代表我对传统的整体看法。方向性不是说你随手一指就是那里，方向性是你指向那里之后还要上路，在那条路上一直走下去，走久了才有。方向的形成是一个令人陶醉的过程。用英美的法学观点看，就是对于连续性的遵从。任何东西不连贯就不好看。权利、自由、民主，这样概念如果是抽象的，比如是写在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里的，我一点都不会动心。但它们如果像英国那样，都是从传统中生长出来的，我就会迷醉，会爱不释手。就像我对我的姓氏充满自豪。虽然王怡这个名字很平庸，不如西门吹雪好听。但这个名字中蕴涵了一种传统，一种和我有关的、亘古以来持续不断的血统。以前有一首歌唱道“流在心里的血，彭湃着中华的声音”。这是扯淡。流在我身上的血只和我的祖先有关，和别人、和任何一般人群之集合都没有关系。流在我身上的血是个人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绝不是集体主义的。想到我的血缘来自千万年的传承。我就觉得我不比这世上任何的权威更卑微。我更不会认为国家、领袖和一切公共权力可以当然的凌驾在我之上。凌驾在我所有的先人之上。　　　　换言之，我对传统的看法不是本体性的，不是觉得传统的某个东西真是好，迷进去了。我看中和尊敬的是传统对于今天的意义。我说的是延续到今天的传统，而不是恢复某种已被摧毁的“传统文化”。比如新儒家或大陆一些人对和合文化的吹捧。我对这种吹捧不以为然，那些东西早就没有了。我所理解的传统，就是指构成今天现实语境的所有既成事实。比如革命及其意识形态后果，这也是中国语境中的一个传统。你不能绕开它，也不能像它当初做的那样用暴力去砸烂它。因为你要砸烂的不是抽象的体制，你必将要砸烂无数活生生的个人及其权益。顺水推舟，捍卫民权，不打断历史的连续性。这是一个基本立场。所以我坚持认为在今天的中国，财产权、契约自由、地方自治和地方财政的联邦化，以及司法独立，促进这些可以造就地方鼎盛、民间殷实的因素发展，比强调任何抽象权利的激进姿态更加可靠和富有意义。我觉得当代最伟大的成就，莫过于让“中国人的权利”成为一种鲜活的、正在生长的传统，就像小商店门口挂的牌子，写着“正在营业中”。　　三　　　　中国一百多年来，始终改变不了十年之间沧海桑田的周期性动荡。这使每一个十年似乎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十年代当他的代表人物群体出来后，和其他年代的群体都有极大的断裂。尽管我并不喜欢以生长年代来为某个群体命名，但不可否认“时代性”就像性征，的确对它的群体构成了深入的烙印。我在叫“妈妈”之后学会的第二个词，就是指着墙上的毛泽东画像大叫“婆婆”。这是一个象征性事件，意味着在我童年，意识形态进入家庭之后的成长空间。另一个象征性事件是大地震在童年的阴影。我指的是四川的松潘大地震，和唐山大地震同一年。我有几个月的时间里在院坝的平地上睡觉，当时我三岁。对儿童而言，地震是最大、最神秘的不可预的力量。它象征着更大的地震将是未来岁月里的社会波动和世俗化的高歌猛进。我在刚学会说话的年龄里被一场地震吓坏了，十三年后的春天，我又在思想刚刚断奶的年龄被另一场地震彻底颠覆。这是个在目前不能详谈的话题。但对我来讲1989首先是一个人主义的关口。当时我读高一，满怀反叛的念头、亟待升华的里比多，和如同地下党人般创世的激情。那一年，个人内心的激昂是如此微不足道，时代的风云际会超出一个高中生的想象。一切在霎那间走样，我终究以一个未成年人的灵魂，承担了一场无从介入的风暴。后来读北岛的《一切》，发现1989对于我们，如同1979之于他们一样荒诞，仿佛西西弗又一次推石上山，又一次回到起点。　　　　对自由的思想而言，这是一个糟糕得不能再糟糕的青春期。他对整整一代人的成熟和生理卫生造成不可想象的损害。我的全部思想成熟过程，都是对这一被摧毁的青春期的反思和弥补。我用了许多年的时间来阅读、思考，目的之一就是想摆脱这一阴影。从我进入成都某座高校，“1989”像一个魔咒，不断在我内心生出冲动，不顾一切地渴望介入和缅怀。我妄图以自己有限的视界，去拼凑时代的残简，建立一种在我的年龄上可以理喻的模型。对我而言这是唯一的方式，可以弥补时代给予一个未成年人的创伤。而那是肉食者们绝不会在乎，也从未想过的。　　　　以后我的思想大约曾有几个转向。大三以后开始从卢梭和法国思想转向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但卢梭和尼采都曾经先后是我的思想偶像和阅读重点。这种英美式的转向，相当程度上得益于朱学勤先生《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和顾准文集。近年的阅读较集中在哈耶克、伯林、贡当斯（贡当斯和孟德斯鸠是法国思想中英美化的异数）等人上。哈耶克可以称为我的精神教父，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最近和最重要的一点，则是促使我迷恋上英国普通法和经验主义的道路。在学科视野上，我由法学向经济学、政治、伦理学和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转向。韦伯和梁治平的多学科视野曾是促使我这一转向的重要力量。我甚至认为，多学科视野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个特征，甚至是任何一个独立思想的人不可或缺的，这是文化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和一个技术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最大区别。科斯的产权理论则对我影响极大。在对思想信仰的坚持和思想者命运的担当上，刘小枫和史铁生是必须提及的。甚至也有张承志式的理想主义。这些阅读经历使我的思想泛信仰化，并使我对于宗教生出敬仰。宗教是我心中的一个情结，但也许在我的青春期，这样的情结不如对自由的渴求来得那么鲜明。因此迄今，我只能走到韦伯“以学术为业”、“以政治为业”的境界，无法踏入信仰的大门。我的精神生活也因此并未得到全然的舒展，因为人生在世，立命之难，难于安身。　　　　像我这样的学者，在没有网络之前是不会出现的。所谓“民间学者”、“民间学术”甚至“民间思想”的概念，在没有网络之前也不可能有。因为你没有发言的空间。你必须先到正规体制中去占山为王，先雌伏在体制的评判标准下，才能得到一个安装了窃听器的麦克风。所以网络是中国在意识形态统治下的一次思想与传媒的大开放。这是有些人不愿看到但却无法彻底挡获的。所以在我眼里，网络在某种意义上就等于是民间（中国电信除外）。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网络对中国人的独立思想，对我称之为“新民权”的时代，对于中国自由主义的成熟，都具有本体性的价值。而且它会为我这样的写作者提供一种新的范畴，甚至是一种新的命名。因为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在前50年的共和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这些人写的文章，也是没有网络之前你绝对看不到的。　　　　　　2004于成都红照壁　　杭州外国语学校 西溪文学社《阅读》第21期　　本期责编：蔺子　　
　　我把这个帖子贴出来，供喜欢王怡的朋友们阅读，因为我觉得这篇文章更加直白，更符合一般水平的读者阅读。
　　作者：风尘剑　回复日期：　0:11:01　
　　　　这是俺最近看王怡兄感觉最好的一篇文章，顶！！！　　　　~~~~~~~~~~~~~~~~~~~~~~~~~~~~~~~~~~~~~~~~~~~~~~~~~~　　　　那你就孤陋寡闻了。推荐一篇《我成为民族主义者的那一天》，写得更好！　　 　　----------------------------------------------------------　　刚读了《我成为民族主义者的那一天》，很好,从今天起,做一个民族主义者吧!
　　好，先支持。
　　我孤陋寡闻，当年在边鄙小城看到花城这一套《人生文丛》，封面雅致，又尽是胡适、周作人、林语堂、沈从文这些语文课上的异端姓名。一口气买了几乎全套，　　---------------------　　哇！我也恰好有这套书！！　　　　很喜欢！
　　“孔子云：吾未见好德有如好色者也。道德欲和色情欲皆是我们内心的洪水猛禽，日三省其身也难以抵御。所以君子好德，小人好色，都是社会的祸根。克制住色情欲，便是君子，克制住道德欲，便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哟哟哟。这个这个孔子的这句话就是说道德和色情都是洪水猛兽啦？怎么理解在引用了孔子这句话以后的感慨啊？　　　　最后这句话最混蛋了：“克制住道德欲，便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如此说来，自由主义者是些什么东西？　　
　　&我要诚恳地指出，近代一百六七十年的历史，很清楚的指示我们，凡主张彻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没有一个不走上绝对专制的路。这是很自然的，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权可以铲除一切反对党，消灭一切阻力，也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治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代价，用最残酷的方法做到他们认为根本改革的目的。& 　　　　　　　　　　如果这是胡博士站着讲话不嫌腰痛，作为暴力革命的胜利者和叛逆者的顾准，有过更为简练的说法： 　　　　　　&革命家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 　　　　　　　　　　　　　　先贤的话总是对的。只怕目前有些人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终极目标，并要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彻底的改革了……　　　　话又说回来。胡适说不能彻底的改革，是什么意思？如果不进行彻底的改革，还有别的可以选择么？赫赫！　　　　记得看超人第一部的时候，克拉克在地球上的父亲死了。他于是把时间倒了回去。这个才叫彻底的改革呢——把时间倒回去。　　
　　“。&要零碎的改造&不要&笼统的改造&，这种论调又怎麽能拉拢二十五岁以下的善男信女呢。&要么全部，要么全无&，那才是我们更年期之前坚守的信念。”　　　　　　　　这个这个王一从2002年到现在，变化还是很大的，有一点没变，就是希望“拉拢二十五岁以下的善男信女”，赫赫！　　
　　我去三台实习过，那里的烧烤可便宜，还买了几本《丁丁历险记》，——在我去三台之前我爸说起那是足球之乡，在车上看见体育场上一小孩用头停住下坠之球让我大为惊服，以前只有在马拉多纳的片断里看见有此技艺；　　那两个月里（1999秋），看见很多人在城市信用社前排队，后来也听说有个富裕女性买了政府地盘，哦，还有赵勇先生也是三台的吧？　　以前东北大学内迁也在三台吧？　　大佛寺也去了，看见海灯的字，才想起当年的电视剧看来是根据真实改编的吧。　　三台 的农业应该很好吧？地里的稻子很好，当地的水果很多，还有几条河，　　三台的地盘也很大呀……
　　我接触胡适的文章是有本论述教育的书《大学的精神》，看到许多教育名家对于教育的见解，当看到胡适的几篇文章，简直就是吃惊，此后遇到问题就想知道胡适是怎么说的。
　　民智已开,人民的权利意识开始觉醒,中国正处于制度和思想剧烈变革的前夜,执政党顺应形式还是逆潮流而动将会在今后数年使中国发生难以预测的变化,天佑中国.
　　所谓死人比解放战争（第四次内战）多得多是不是仅限于三台、中江？为什么当年武斗唯有四川死人最多？恐怕不能都推到“张献忠”头上吧。王一的眼界仍不出四川一省。　　
　　湖南死的人也不少。江西、广西、、、、、、、、、、
　　我是中江人，顶一下。
　　非常喜欢，顶一下！
　　好文，顶！　　　　期待王怡新作。
　　　　王怡之才，当在中国真正有了结社与言论自由之后，方可勃发。　　　　闻王怡去岁末有逃难之厄，在此祝愿他平安！
　　支持王怡　　祝贺春节
　　支持王怡!
　　&我要诚恳地指出，近代一百六七十年的历史，很清楚的指示我们，凡主张彻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没有一个不走上绝对专制的路。这是很自然的，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权可以铲除一切反对党，消灭一切阻力，也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治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代价，用最残酷的方法做到他们认为根本改革的目的。& ----胡适　　　　　　&革命家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 ----顾准　　　　这篇文章唯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被引用的这两段话，其他唯一剩下的就是一些莫名奇妙的jjyy,和无病呻吟。
　　这篇文章唯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被引用的这两段话，其他唯一剩下的就是一些莫名奇妙的jjyy,和无病呻吟。　　------------------------　　文人通病，重辞藻轻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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