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的帝国号令：别让大富豪跑了
广州十三行
　　作者：雪珥
　　 57岁的华人首富兼世界首富伍秉鉴，终于跑路了。
　　 伍秉鉴十分富有，在2001年《华尔街日报》统计的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Fifty of the Wealthiest People of the Past 1,000 Years)中，他是上榜的6名人之一，《华尔街日报》称他是那个时代的世界首富。
　　 作为帝国特许的外贸进出口商，&行商&曾经是中国式财富的代表，广东十三行也是中国外贸的垄断群体，他们与盐商一起构成了中国富豪的主体。但是，日，伍秉鉴正式通知东公司，他已经获得了&粤海关监督&的准许，不再担任行商；同时，他也把生意交给了其四子伍受昌管理，请英国商业伙伴们多多帮助他儿子。
　　 帝国商场，从来不是自由进出的所在，一切都握在政府手里，不仅包括准入，也包括退出，违者将遭到国家机器的严厉打击。首富为了这次跑路，花费了巨大的代价：一是时间成本，从嘉庆十四年(1809年)提出退休熬到了道光六年(1826年)，足足17年；二是经济成本，根据东印度度公司的文件记载，首富为此足足花费了50万银元的巨资，上下打点，才获得了这张史上最贵的退休证。
　　 但是，东印度公司的文件也记载道，这份花费巨资、等待 17 年才拿到手的退休证，依然可能被当局随时撤销。
　　 此时看，伍秉鉴似乎还算幸运的&&
　　不准跑
　　 就在18年前，另一富豪就被帝国的一纸号令，在跑路之后被截回。
　　 1808年，另一行商、&同文行&的老板潘致祥，也花费了10万两白银(约合人民币2000万元)贿赂官员，获准&退休&。那时，潘老板才53岁，与卢观恒、伍秉鉴、叶上林一起，号称广州四大富豪，并且名列榜首。但是，他却公开宣称：&宁为一只狗，不为洋商首&。
　　 仅仅6年后， 日(嘉庆十九年十二月初二日)，潘老板就不得不结束&宁为一只狗&的自由生涯。嘉庆皇帝直接下文：&退商潘致祥久充洋商，家道殷实，从前朦混请退，本属取巧，现当洋行疲敝之时，岂容任其置身事外。着责令仍充洋商，与各总商认真清理一切，毋许狡卸。&(《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
　　 在帝国看来，商人们当年靠权力致富，却在致富后一走了之，实在有点辜负朝廷的多年培养。好在朝廷还有国家机器，自有办法不容其&置身事外&，一纸文件，取消了&退休&资格，将已经跑路的潘老板捆绑回来，他之前花费的10万两白银，等于扔到了水里。
　　 重新上岗的潘老板，将行号由&同文行&更名为&同孚行&，继续经营，直到1820年他病故，潘家无人愿意再担任行商，才算最后退出，真正是&死而后已&。他因死退出，也成就了伍秉鉴的首富地位。
　　 帝国的经济圈是森严的，只要出任政府的行商，尤其是经营的不错的行商，就没有自由退出的机制。政府明文规定：&乏商(无实力的行商)应即参革，殷商(有实力的行商)不准求退，即实有老病残废等事，亦应责令亲信子侄接办。总不准坐拥厚资，置身事外。&(《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
　　 行商后人、民国时学者梁嘉彬在《广东十三行考》中说，行商因不堪苛征暴敛，多有中途退办行务者，但退办时必须先清偿债务及历年来欠饷及罚金，才可能被批准退出。而且，因为行商资格是皇帝亲自任命的，退出也必须等待圣旨核准。否则，即便行商不想再干，却不能不继续承担义务。&有时行商即已退办，而海关以其他行商信用较弱，仍令其重新执行行务，行商不愿再作冯妇者，海关监督则强其为之，因是值得借债勉强支持生理(生意)，迨至不可收拾时，遂须受监追、查抄家产、充军伊犁之苦。&
　　 梁嘉彬记载说，诸多行商中，只有&义成行&老板叶上林，顺利地获得了同意退出的圣旨，而其他人则要通过行贿才能退，而且依然可能被随时取消退休资格。梁嘉彬记载道，就在伍秉鉴花费了创纪录的50万银元后次年，&天宝行&老板梁经国为了&退休&，仅仅行贿了3万银元，价格之低&为向来所稀有&。
　　受够了
　　 伍秉鉴的确是受够了。
　　 这个家族，自从其父亲伍国莹开设了贸易公司&怡和行&、成为第一代&浩官&(Hawqua)之后，就一直在财富和动荡中不断折腾。
　　 1787年，伍国莹为给一家中国公司担保，卷入了英国商人与中国商人的经济纠纷，被英国东印度公司非法拘禁，勒逼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而第二年，据称他又因为欠下不少海关关税及其他税捐，干脆一走了之(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当了&伍跑跑&。最终侥幸过关的伍国莹，迅速将公司业务交给了次子伍秉钧，开始了第二代掌舵。
　　 在第二代&浩官&伍秉钧的手上，怡和行业务增长很快，成为行商中的佼佼者。1800年，伍秉钧也依然难以逃脱公权力的压榨。这年，怡和承保的一艘英国商船， 被大清海关查获有两对表未纳税&&据说这是船员们自用的表，忘记申报。伍秉钧希望罚款了事，愿意支付180银元， 海关监督却罚他纳税50倍。 次年，年仅35岁的伍秉钧因病去世，把摊子交给了32岁的三弟伍秉鉴，开始了第二代的第二阶段。
　　 伍秉鉴长袖善舞，怡和行终于成为中国最大的外贸公司，伍秉鉴也成为世界首富。
　　 在伍秉鉴奔向首富的道路上，十分坎坷。面对着强大的政府公权力，作为首席行商的伍秉鉴，不得不为外商们和其他行商们的过失承担连带责任，甚至在1821年52岁时还因此被&罢官&&&摘去了花费巨资购得的三品顶戴。
　　 这年冬天， 2月13日(农历十一月十九日)，道光皇帝下旨：&着将伍敦元(伍秉鉴)所得议叙三品顶带，即行摘去，以示惩儆。&这是道光元年，刚刚即位的皇帝需要立威，伍秉鉴撞上了他的枪口。
　　 罢官的理由，是伍秉鉴作为行商领袖，没能做好防范鸦片走私的工作：&鸦片流传内地，最为人心风俗之害，夷船私贩偷销，例有明禁，该洋商伍敦元并不随时禀办，与众商通同徇隐，情弊显然。&
　　 一个月前，两广总督阮元向皇帝参了伍秉鉴一本，指责他协助走私鸦片：&盖洋商(即洋行商人，如伍秉鉴等，不是外商)与夷人最为切近，夷船私带鸦片，即能瞒臣等之耳目，断不能瞒该商等之耳目&&乃频年以来，从未见洋商禀办一船，其为只图见好于夷人，不顾内地之受害，显而易见。洋商内伍敦元系总商居首之人，责任尤专，各国夷情，亦为最熟。今与众商通同徇隐，殊为可恶。&
　　 在大清特色的体制下，行商们承担了外贸管理的职责，要为外商们的一切违法行为承担连带责任，以达到&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目的。反走私的第一责任人并非政府，而是为外商担保的公行商人。这一制度设计，为官员们提供了绝佳的进退空间，既可以高调打击走私，抬高&寻租&的行情，又不必亲自动手，且可以随时推卸责任。
　　 阮总督要弹劾伍老板，根据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史料，实在是因为当年发生的&叶恒澍事件&令他十分生气。犯下命案的叶恒澍，是澳门行贿基金的负责人之一，为了保命，居然在牢里扬言要公开广东官员们的贪腐证据，最终，还真的仅仅被追究了走私罪，逃脱了命案。
　　 走私鸦片一度是广东的热门生意。就在4年前(1817年)，伍秉鉴为一起存在争议的鸦片走私案，被迫承担连带责任，而被判罚16万两白银巨额罚金。犯下那起走私案的，是一艘商船&渥巴希号&(Wabash)。伍秉鉴不仅被罚款，还似乎和&案发地&澳门的&同知&(副市长)钟英结下了梁子&&钟英因此事被问责，险些丢官，而记恨伍秉鉴。根据马士的记载，&叶恒澍事件&发生时，已经升任广州知府的钟英试图运用此事报复伍秉鉴，推动总督进行弹劾。
责编：王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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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四十年前，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秘密访华，叩开了中美之间尘封了二十多年的大门。在之后的几十年间，他访问中国达五十多次，一直是中美关系的一条十分重要的非正式沟通渠道。四十年后，这位年近九旬的老人，再次以他的重磅力作《论中国》来向世界解读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及局限性何在？
一个社会或国家常认为自己将亘古永存，并对自己起源的传说备加珍视。中华文明的一个特点是，它似乎没有起点。中华文明不是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作为一种永恒的自然现象在历史上出现。黄帝被很多中国人尊崇为开天辟地的第一位帝王。根据这一传说，当时中国似乎已经存在。上古传说中的黄帝出现时，当时的中华文明陷入混乱。各路诸侯相互攻伐，鱼肉百姓。统治者大权旁落，无力维持社会秩序。这位英雄招募军队，平定天下，被百姓拥戴为帝。
黄帝于是作为中华始祖流传于世。然而根据有关黄帝的古代传说，他重建了而不是创建了一个帝国。早在黄帝之前，就已经有了中国。在历史意识中，中国是一个只需复原，而无须创建的既有国家。中国历史的这一悖论同样体现在古代圣贤身上。孔子被视为中华文化的“始祖”，尽管孔子强调说，他没有任何创新，只不过是想重振大同的理念。这种理念曾盛行于黄金时代，然而在孔子所处的政治乱世已不复存在。
19世纪的一位传教士和旅行家凯吕斯·古伯察在思考中国起源这一悖论时评论道：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虽欲穷其渊源而不可得。中国人早期的生活状况邈无痕迹，此乃中国的一大特点。研究一国历史时，我们习惯于先确定一个清楚的起点，然后借助流传下来的历史文献、历史传统及重大历史事件，一步步地追溯文明的衍变过程，从其起源到发展，再到壮大，直至衰亡（通常情况下）。中国人则不同，无论何时，他们似乎永远处于和今天相同的发展阶段。历史文献验证了这一观点。
在距今3000多年的商代中国有书写文字时，古埃及正处于鼎盛时期。希腊辉煌的城邦尚未兴起。罗马帝国的建立还是1000年以后的事。而今天有十多亿人仍在使用直接从商代延续下来的书写体系，今天的中国人可以看懂孔子时代的碑文。当代中国，无论书籍还是会话中，依然饱含从古代文化典籍中汲取的养分，例如关于战争策略和宫廷权谋的警句格言。
同时，中国历史上战乱频仍，中央政府几度荡然无存，天下大乱。然而仿佛受一条亘古不变的自然法则的左右，中央政权每次垮台，都会被重建。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个志在统一的人物站出来，基本上沿袭黄帝的做法，征服敌手，再次一统中国（有时是开拓疆土）。《三国演义》是一部写于14世纪的长篇历史小说，数百年来深受中国人喜爱（包括，据说他年轻时沉迷于此书）。该书卷首的一段话脍炙人口：“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的每一次分裂都被视为不正常的暂时现象。每次改朝换代后，新朝均沿袭前朝的治国手法，再次恢复连续性。中华文化的精髓历经战祸考验，终得以延续。
公元前221年中国的统一意义深远，此前的朝代延续了近千年。随着分封的诸侯从自治渐渐走向独立，周朝逐渐解体，陷入了长达250年的动乱，史称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相当于西方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段时期。其间，欧洲诸国根据均势理论互相争夺霸权。自公元前221年起，中国维系了大一统帝国的理想，然而分裂与统一的循环周而复始，有时一个周期长达数百年。
国家四分五裂时期，地方豪强混战不止。毛泽东曾说，三国时期（公元220~280年）4，中国人口从5000万减至1000万，而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中的交战各方打得同样惨烈。
古代中国疆域最大的时期，文化势力圈覆盖整个亚洲大陆，远非欧洲国家可比。中国语言与文化以及皇帝的敕谕行及所有疆土，从北部绵延至西伯利亚的草原和森林，到南部的热带雨林和层层梯田的水乡；东部港湾密布、运河交织、渔村点点，西部有戈壁荒漠及终年冰雪的喜马拉雅山。疆土辽阔的中国加深了自成一体的观念：皇帝威加海内，“君临天下”，或者说“天下一统”。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中国却从未主动与其他幅员一样辽阔、历史同样悠久的国家或文明打过交道。正如日后所说，中国当时知道有一个印度，但历史上印度往往分裂为诸多王国。中印两大文明通过丝绸之路交易商品，传播佛教思想，然而几乎难以逾越的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阻隔了两国之间更密切的交往。中亚无垠的荒漠隔断了中国文化与波斯和巴比伦近东文化的交流，更不要说罗马帝国了。中国与他国之间时有商队往来，但作为一个社会，中国似乎不需要与同样幅员辽阔、文化发达的社会接触。尽管当时的中国和日本具有同样的文化内核及政治制度，但却彼此相轻，它们处理彼此关系的方法就是减少往来，几百年一直如此。欧洲地处中国人所称的“西洋”，距离中国更为遥远。正如1793年中国皇帝对一位英国使者所说，既然是西洋，中国文化自然鞭长莫及。
在宋朝（公元960~1279年），中国的航海技术即居世界之首，其舰队本可以将中国带入一个探险和征服的时代。然而中国没有攫取海外殖民地，对大海另一边的诸国并无探知的兴趣。中国也没有提出过跋涉重洋向未开化之地推行儒家学说或佛教的理论。元朝蒙古人曾凭借宋朝遗留的舰队及其经验丰富的船长两次试图到达日本，每次均因天气恶劣——日本人所谓的神风——无功而返。尽管远征日本是可行的，然而元朝灭亡后，中国再未作过尝试。没有一位中国当政者提出过中国应控制日本列岛的理由。
但公元年明代初期，中国开始了历史上最壮观、最神秘的航海之旅。郑和统率技术上最先进的"宝船"舰队出洋，远至爪哇、印度、非洲之角和霍尔木兹海峡。郑和下西洋时，欧洲的探险时代尚未开始。中国的舰队拥有似乎难以超越的技术优势，无论舰船尺寸、技术水平还是舰船数量，均令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尚是150年以后的事）相形见绌。
时至今日，历史学家对郑和下西洋的确切目的依然存在争论。郑和是探险时代的一位杰出人士。他是回族人，幼年入宫，历史上很难找到有类似经历的人。航海期间，郑和每到一地，便宣示中国当朝皇帝的德威，厚赠遇到的君主，邀请他们或亲赴中国，或派遣使者访华，让他们通过行叩头礼的方式认可自己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中的位置，承认皇帝的至尊地位。然而，除了举行庄重的仪典炫示中国的伟大外，郑和对开疆拓土似乎并没有多少兴趣。他带回国的不过是礼物，即“贡品”。除了为天朝扬威这一抽象成果外，郑和没有为中国攫取领土或资源，充其量不过是较早地运用中国的"软实力"，为中国的商人创造了良好条件。
1433年，郑和的航海活动突然结束，当时正值中国北部边患再起。新皇帝下令解散舰队，销毁郑和的航海记录，此后中国人再没有下过西洋。虽然中国的商人继续沿着郑和昔日航行过的海路往来穿梭，但中国的航海能力却日益衰微，以至于中国南部沿海地区面临海盗侵扰时，明朝的统治者竟想强迫沿海居民向内陆迁移10英里。中国的航海史就这样成了一片生了锈的合叶。就在西方对航海兴趣日浓之时，有能力称雄海上的中国却自愿放弃了航海事业。
中国的光荣孤立在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酝酿了一种独特的中国自我意识。中国的精英阶层逐渐习惯于认为，中国举世无双，不仅是世界诸文明中的“一个伟大文明”，更是文明的化身。1850年，一位英国翻译家写道：
一个聪慧的欧洲人，如果习惯于思考一些国家的优势和不足，只要提出几个问题，即便不掌握什么数据，也可对一个他此前并不了解的国家的人民有一个大致不错的认识。但若以为这一点也适用于中国，则大谬不然。对外国的排斥加上本国的封闭导致中国人根本没有比较的机会，这可悲地禁锢了他们的思想，使中国人完全无力挣脱自己的生存环境，评判任何事情皆套用中国的传统观念。
对周边的朝鲜、越南、泰国和缅甸等国，中国当然有所闻。但在中国人心目中，中国乃世界中心，是为“中国”，其他国家皆是中国文化的变种。中国人认为，吸收了中国文化、向中国朝贡的其他小国构成了宇宙的自然秩序。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疆界与其说是政治和领土的分界线，不如说是文化差异的分水岭。中国文化的辐射圈涵盖整个东亚。美国政治学家白鲁恂（LucianPye）有一句名言：近代中国依然是"一个自诩为民族国家的文明社会"。
支撑传统中国这一世界秩序的妄自尊大的观念一直延续到近代。迟至1863年，中国的皇帝（他本人即是200年前征服了中国的“异族”——满族王族的一员）致函，告之中国致力于保持与美国的友好关系。他在信函中自高自大地称：“朕承天命，抚有四海，视中国和异邦同为一家，彼此无异也。”发此函时，中国已经输掉了与西方列强的两场战争-西方列强正忙于在中国领土上划分势力范围。这位中国皇帝似乎认为，这些灾难与其他野蛮人的入侵没有二致，最终也会败给中国人的坚韧不拔和优越的文化。
纵观历史长河，中国人的这种观点并非臆想。汉族人代代向外扩展疆界，从最初起源的黄河流域逐渐将四邻吸引过来，形成一批不同程度上受中国文化影响的社会。中国的科学技术成就不逊于西欧诸国、印度和阿拉伯各国，而且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不仅在人口和疆土上远远超过欧洲诸国，而且直到产业革命前，仍远比它们富饶。一套运河体系把江河与人口中心连接起来。数百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生产率最高的经济体和人口最密集的贸易地区。由于中国基本上自给自足，其他地区对它的辽阔和富饶只有粗浅的了解。过去的2000年里，有1800年中国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都要超过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直至1820年，中国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仍大于30％，超过了西欧、东欧和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
中国的活力和繁华令近代初期接触过中国的西方观察家瞠目。法国传教士、著名汉学家杜赫德在1736年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去过中国的西方人的惊愕：
各省地方特产丰饶，加之假河道及运河运载货物之便利，帝国的国内贸易总是一派繁荣……中国内地贸易量之大，即使把全欧洲的贸易加在一起，也难与之相比。各省犹如诸多邦国，彼此互通有无。
30年后，法国政治经济学家弗朗索瓦·魁奈写道：
毋庸置疑，这是世界上已知的最美丽、人口最密集、最繁华的王国。中华帝国不亚于一个统一在同一王朝之下的欧洲。
中国与外国人通商，偶尔也会采纳国外的思想和技术。但中国人一般认为，无论奇珍异宝还是知识学问，中国都应有尽有。由于各国渴望与中国通商，中国的精英阶层不把通商看做是普通的经济交换，而称之为"朝贡"，以示他国承认中国的至尊地位。这种观点并非尽是妄语。
（本文摘自《论中国》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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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图教育与中国文联出版社即将联合推出本人视频新作《华夏魂》10
1800年前，汉民族因为什么差点亡种
从“三国归晋”的公元280年，再到南北朝被大隋接管的公元589年，中国历史这300年间，汉民族的精神状态整体是走下坡路的。用史学家陈寅恪的话来讲，此时“中原文化”已陷“颓废之躯”，堕为“久远而陈腐之文化”。
那么，这“颓废”和“陈腐”是如何而来的呢？导致了什么后果？
没有任何树木，是不自朽而外虫磕入的。
简要评价晋朝开启的这段历史区间汉民族精神病症，我以为可三字释之：乳糜血。
所谓“乳糜血”，用医学的语言来说，就是血液中含有高脂肪。通俗地讲，就是血液中杂入了大量油脂。可以想见，一个高脂肪的肥胖之躯，怎么会保持无病的健康状态呢？
提及大晋“时代精神”，可以用一个成语来描绘：穷奢极欲。这个朝代留给历史的，是各种突破想象极限的暴殄天物的故事。诸如“万钱一餐”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晋朝重臣何曾，时任太尉。此人在曹魏时期投靠权臣司马家族，到了司马氏篡魏建晋时就成为“开国元勋”。何曾前半生还算是个敬业敢言的干臣，看到放荡不羁的士大夫，马上弹劾让皇帝将其逐出朝廷，不要“污染华夏”。但是到了晚年，他却开始撒起欢来，污染起华夏了。
老何是西晋有名的“奢士”，以“极品生活方式”闻名于世。他奢到了什么程度？皇家宴席都看不上眼。每当皇帝请客，他都要带着自家厨子做好的饭菜到场，因为御厨的饭菜他“吃不习惯”。
当时中国饮食业，在发酵技术方面尚不发达，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与时间，所以皇帝也往往吃不上“发面馒头”，但这个何大人却“非发面馒头不吃”。一个蒸饺，没有十道以上花纹不吃。每当设宴，厨具摆设务求奢华，菜肴色香味都要讲究到极致。有人给何府算过一笔账，说何曾一天的伙食费至少要一万钱，而当时一万钱相当于1000个平民百姓一个月的伙食费，也就是说，他的一顿饭，是10万农民一天的消费！而何曾的儿子何劭，虽然本事不如老爹，但在摆阔方面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个不学无术的官二代，“食之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
，他每日的伙食费是两万钱，高出其父一倍，相当于2000个平民百姓一个月的伙食费，是20万农民一天的消费。奢侈到了这个程度，这爷俩还常常向别人抱怨：没什么可吃的。惹得皇帝都非常好奇，经常到他家“蹭饭”。
西晋斗富的传奇层出不穷，还有“蜡烛当柴火”“击碎珊瑚树”，诸如此类的故事，实在太多了，足以令今日中国“土豪”自惭形秽。
大晋开启了华夏极乐模式。在国家体制层面，祭出了“门阀制度”。所谓“门阀制度”，可归结为一句话：王侯将相有种，当大官须拼爹。统治者的顶层司马家族成员分封各地为王，名门望族子弟世袭官爵平步青云，平民子弟上升无门，永远靠边站。说白了，这是“官二代”和“富二代”的天下。
“官二代”和“富二代”的天下，是士族坐享其成的世界，晋朝的极乐世界，其实就是一个士族“二化”社会——享乐化和流氓化。尽管享乐主义打破了虚伪的礼法，肯定了人的七情六欲、自然属性，并直率地加以表现，但其精神本质是非理性的，是以吃喝玩乐的兽性形式表现出来的。不管“官二代”和“富二代”们怎么“讲究”，只剩声色犬马追求的他们，本质上不过是群“权贵流氓”而已。所以，一个“士族二化”的社会，终究必走向道德沦丧、精神颓废的末世。&
末日很快到了。糜血的大晋，在北方只存活了65年，西晋很快灭亡了。它亡在了“后院”。
这与大晋的穷奢极欲因果相连。为了方便享乐，晋朝的士族囤积驱使了大量家奴，这些家奴很多是“外来移民”，他们大都是从漠北地区迁入中原地区的游牧民族部落，原系生活于奴隶社会的奴隶。
司马炎死后，司马家族内讧，发生“八王之乱”，大晋朝民不聊生、国力大衰。于是，那些达官显贵的后院“移民家奴”，就像凶猛野兽嗅到了腥味，他们引领本族部落军队，入侵中原，开始趁火打劫。
乳糜血的西晋终被胡人之首的匈奴人灭亡。
灭晋的匈奴首领是刘渊及子刘聪，他们系汉化匈奴贵族，匈奴左贤王之后。西晋中期，刘渊与晋廷交往甚密，数次被晋帝加官进爵，后自号“大单于”。到了西晋晚期，他趁司马氏靡乱衰败，自称汉王，进军中原，建立中国北方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史称汉赵、前赵。刘渊死后，其子刘聪即位，攻占长安，俘获西晋最后一个皇帝——司马炎的孙子晋愍帝司马邺，西晋亡。
刘聪俘获亡国之君司马邺后，令其为匈奴皇室端菜倒酒，洗槽喂马，曾经享尽荣华富贵，穷奢极欲的司马当家人，最后就落到这步“被奴役”的天地。后刘聪又嫌“杂役”司马邺服务不到位，将其杀害。
刘渊父子之前赵，并没有统一中国，甚至连北方也未统一，但它却掀开了潘多拉盒子，从此中国中原大地胡暴乍起，汉民族不得安生。
西晋灭亡后，司马氏及汉族王公大臣逃过长江，远遁南方，建立偏安东晋。汉民族不再是北方的主人，中原先是成为匈奴人的天下，而后又被四个胡人部落陆续接管，这就是著名的“五胡乱华”事件。
“五胡乱华”是中国历史上汉民族的第一个浩劫时代。进占中原的五个游牧民族：匈奴、鲜卑、羯、羌、氐，几乎都没有自己的文字，甚至有些民族还保留着食人的兽性，所以这是一次不折不扣的野蛮降临。
针对汉民族的大规模的吃人事件也在这个时候发生。
这主要是羯族部落军干的。严格地说，羯族不是真正一个民族，而是一个部落。它是五胡中开化程度最低的，有语言没有文字，即便在进入中原之后，因为他们大多从事下等家奴工作，所以也大都还是不识汉字的奴隶。但是，中原内乱，却成就了他们的崛起。奴隶出身、大字不识一个的羯人石勒也趁乱做了一把中国皇帝。
公元319年，羯人石勒在中原乱战中脱颖而出，石勒建立的后赵，采取野蛮的奴隶制，只有羯人才可称为“国民”，他们拥有“治外法权”，可以像杀猪宰羊一般任意屠宰汉人、烹食他们。由此，他们也被一些历史书籍称为
“东亚历史上最残暴的民族”。正是因为它残暴，所以后来此族命运未得善终。遭到被压迫民族的反抗报复，终被灭族。
羯族之后的羌、氐两族，其残暴程度与羯五十步笑百步。总之，这个期间野蛮残暴降临中国，中原大地进入了第一个“黑暗长夜”。史书《晋书》记载，当时中国“北地沧凉，衣冠南迁，胡狄遍地，汉家子弟几欲被数屠殆尽”。遭到灭绝性屠杀的汉民族，出现了第一次亡种危机。史学家称这一浩劫为“中原陆沉”。
《中国人口史》记载，五胡乱华前，中国北方汉民族人口有2400万，而五胡乱华后，据史书《鸣沙石室佚书》记录：“中夏残荒”，汉人或南逃或被屠杀，当时北方的汉人最多只剩400万。
北方汉民族人口数量不仅急剧减少，而且民族精神也一落千丈。华夏的精神血脉——汉魂也史无前例地在北方出现断层。好在在此期间，还有一位叫冉闵的汉民族英雄出现，率领北方残存汉民族，在五胡中杀出一条血路，在十六国中建立唯一的汉族政权冉魏，汉民族才幸免绝迹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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