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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中国近现代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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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老兵
士兵永远是战争中的主角。60年前,那场旷古的中华民族的伟大战争中,留下了他们浴血奋战、英勇无畏的身影;一个“甲子”过去了,曾经年轻的士兵,变成了垂暮的老者。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本刊记者特地走访了几位老兵,他们以不同经历、不同视角带我们走近那惊心动魄、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曾思玉:几经生死抗日斗志终不改曾思玉原名曾世裕,1911年3月出生江西处信丰县游州堡庄上村。历任鲁西军区政治部主任、冀鲁豫军区第二军区分区司令员、64军军长、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武汉军区司令员、济南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顾问等职。曾当选为中共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55年被授予中将。曾思玉将军已是94岁高龄,但身体依然健康。老将军历经大小战斗几百余起,提起抗日战争,他向我们讲述了几个惊险故事:1939年9月,曾思玉接到上级任命,到鲁西军区政治部任主任。从太行山到大平原与日、伪军进行斗争,曾思玉没有经验,他在与军区何德全参谋长谈话,了解情况之后,决定到大祝潭村与杨勇旅长(独立旅兼鲁西军区司令员)见面。第二天,曾思玉在两位骑兵的护送下,从张博土集出发,摆渡过了清水河,向黑虎庙前进。在进到离黑虎庙附近的枣树林时,曾思玉突然发现前面约百米的地方有日本鬼子的两辆汽车,鬼子们在汽车头上掀起了盖子,好像是在修理。曾思玉急忙地叫骑兵:前面有鬼子,快往回转,往回转。可是曾思玉的马不听使唤,马头没有掉过来。前后骑兵的马也没能转过头来。敌人发现了他们,马上开枪射击。两个骑兵都负了伤,曾思玉也从受惊的马背上摔下来。头部碰伤流血,鲜血沾满了帽子。三匹马都被枪声惊吓跑走了。两个负伤的骑兵快速藏了起来。曾思玉也赶紧爬起来,就近跑到一个老百姓家的院里,敌人在后面猛追。曾思玉一进老乡的院子,看到一位50多岁的妇女和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就说:老人家,鬼子追我来了,我在你家躲一躲。老大娘一看是一位受伤的八路军,就非常惊慌地指着北房说:“快到北屋去!”曾思玉手握着上膛的马牌手枪,快速藏到屋里,把门关上。他先把脚印扫干净,然后看到屋子里有一个空的粮食囤子和其他乱东西堆在一起,便一下躲进空粮囤的后边贴墙处。鬼子捡起带血的帽子,就到老百姓家找八路。他们抓住小男孩恐吓说:“八路藏在哪里,快说!”曾思玉在粮囤后听到小男孩的哭声,非常担心小男孩一下子说走了嘴,可小男孩连声叫奶奶,“我怕,我怕!”老人家劝孙子:“不要怕,我们没见到八路军。”听到这些话,曾思玉心里有了底,这是一家敢于舍生救八路的好百姓。这时,鬼子一看问不出什么名堂,就端着刺刀,一脚把北屋门踹开。喊道:“有人吗?快出来!”此时,曾思玉把心都提到嗓子眼。他紧紧握住小手枪,双眼圆睁,密切注意敌人的动静。曾思玉心想,如果鬼子真地进来搜查,那我就首先开枪,拼个你死我活。鬼子兵踹开门,向里一看,房子低矮,黑洞洞没见到人,他们也不敢轻易到粮食囤子后面察看,就转身回到院子里,向老太太要火柴。曾思玉一听鬼子要火柴,放下的心又悬了起来。心想坏了,鬼子要放火烧房子,这一回看来难逃厄运了。鬼子要完火柴却说:“有烟吗。”曾思玉听到这句话,悬着的心才落下。一会又听汉奸翻译官说:“你家没有八路,还没有水吗?”老人忙说:“有,有一缸呢!”只听到汉奸领着鬼子提着水走出了院子。一会儿,就听到鬼子汽车的喇叭发出急促的叫声,又听到汽车开走的声音。老人快步走到北屋北口说:“鬼子走了,八路军你出来吧。”曾思玉从粮囤后面钻出来,走到院里,一再感谢老大娘:“您和您的孙子都是我的救命恩人,有机会我一定来看望你们。”曾思玉也牢记老人的救命之恩,逢年过节时,他都会抽出时间,去看望老人家。有时还接老人家到分区司令部做客,并送给老人和孙子衣服。在抗日战争中,曾思玉还两次逃过鬼门关。1940年,时任鲁西军区运河支队政委的曾思玉和支队长曾国华率领五团六团向巨南进军,打通巨南与华东新四军、湖西分区和鲁东南一一五师活动区通道走廊,开辟了抗日根据地。不久,鲁西军区命令运河支队撤回运东地区。曾思玉率领支队往回撤时,路过郓城西南的王老虎镇。当时镇内驻有鬼子30多人和伪军200多人以及10多名慰安妇。摸清敌情后,经过反复侦察研究,曾思玉和曾国华决定偷袭王老虎镇。他们采取突然袭击,一举攻入王老虎镇,速战速决歼灭了地主大院内伪军。30多名日本鬼子,驻扎在另外一个院子的碉堡里。敌军凭借火力,死守待援。曾国华、曾思玉组织火力强攻据点。日本鬼子感到危急,生命难保,就在碉堡里用曳光弹集中射击,将伪军居住的地主大院房屋打着了,烈火熊熊。敌人还惨无人道地投掷了罐式毒气弹,造成不少指战员中毒,曾思玉也被毒气熏倒。中毒后,头痛难忍,眼睛睁不开,流泪不止,看不见东西,心口像火烧一样难受。经过口嚼大蒜、喝凉水等土办法,待一小时后才逐步缓解。由于中毒人员较多,被迫撤出战斗。1941年初,为了粉碎日寇的扫荡,鲁西军区决定曾思玉率九团在济宁——菏泽公路上采取积极行动进行破坏,埋设地雷,破坏桥梁,电话线路,钳制敌人,并袭击嘉祥县以南的南纸坊、陈垓等据点。在攻克陈垓据点时,日寇垂死挣扎,再次施放毒气弹。此次,曾思玉汲取攻打王老虎镇的经验,事先做了防备,带了大蒜、毛巾等简易防护物品。当日寇投掷毒气弹,快速下令防范并逆着风向跑。为了快速撤出毒区,他们不顾枣树林的荆枝树刺,手上脸上都被划伤了。曾思玉说,两次遭遇毒气弹,那种痛苦至今难忘。日本帝国主义谎称帮助中国建立王道乐土纯属强盗逻辑。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决不能忘了过去曾遭受的痛苦!中国必须要强大。吕世斌:苦中作乐的战斗英雄吕世斌:82岁。山东临朐县人。1923年出生,1939年10月参加革命。先后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获得各种功勋,1960年转业,后任辽宁省邮电局副局长。“我的身上共有5个眼,小鬼子给我打了3个眼”。当我记者见到82岁的吕世斌老人,他指着身上的伤疤说。吕世斌老人身体十分硬朗,他和老伴相濡以沫,已携手走过了50多个春秋。提起抗日那段经历,老人情绪仍很激动。吕世斌的家乡在山东临朐王家营村。1938年,日本鬼子侵略到山东,烧杀抢掠,汉奸伪军仗势欺压,山东又逢百年不遇的大旱,瘟疫肆虐,人们四处逃荒,饿殍遍野,吕世斌所在的王家营村周围几十里渐渐成了野草疯长的无人区。据史料记载,当时临朐县人口38万人,等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仅剩下8万人。吕世斌一家也深受战争的磨难。大哥逃到本溪一家煤矿做工,没多久得病死了;最小的弟弟营养不良饿死了,父亲也被瘟疫夺去了生命。老百姓根本活不下去了,对那些耀武扬威骑大马挎刺刀的日本鬼子恨得牙痒痒。当时山东临朐地区活动着一支由马宝山领导的抗日武装,年少的吕世斌在1938年鬼子刚来的时候就要参加抗日部队,无奈岁数太小,部队不接收。1939年10月,在保人的极力推荐下,吕世斌终于加入了军队,跟着部队进了山。当时汉奸闻听吕世斌参加抗日武装,便把吕世斌年仅9岁的小弟弟吕世俊弄到炮楼里,逼他讲出吕世斌的下落。可小弟弟咬紧牙关就是不说。当时已是深秋时节,天气十分寒冷,敌人就让小弟弟穿着单衣在外面冻着。家里人非常着急,卖了仅有的8分地,乡亲们又一起凑了点钱,才把小弟弟保了出来。母亲害怕了,只好带着小弟弟外出逃荒。此时吕世斌也开始了艰苦的军旅生涯,当时日军对我根据地几次扫荡围剿,物资极为匮乏。那时没有粮食,大家吃灰菜、榆树皮、榆树钱,吃得脸都浮肿了。天气日趋寒冷,也没有棉衣棉被,战士们仍穿着夏天的半裤和草鞋。当时部队号召战士自己动手,开荒种地。要求一个人开荒一亩地,平均一人养一只鸡,12人养一口猪。可艰苦环境下,猪都养不活。由于长期没有油吃,很多战士得了夜盲症,看不清路。行军的时候,战士们只好将绑腿解下来,一个牵着一个,由眼睛好的战士在前面带路。首长一看这样哪能打仗,听说肝能明目,战士们就上山掏鸟窝,要不晚上溜到敌占区的坏地主家,做个诱饵将地主家的狗引来,然后套上。回去后,熬上一大锅狗肉汤,眼睛不好的战士能分到一块狗肝。有一回好容易套条狗,等一上桌的时候,怎么也找不到狗肝。首长问煮饭的小战士,他就说没看见。到了晚上,小战士捂着肚子在地上打滚。首长一问,他才讲出实话。原来他听说肝能明目,就把整个狗肝都吃了。那时他才十五六岁,多日不见油水,猛地吃进那么大块狗肝,哪能消化啊。战争环境艰苦得无法形容。在这种恶劣环境下,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发挥了威力。当时要求支部建在连上,针对战士中的不稳情绪,连指导员及时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还从中选拔优秀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吕世斌说,那时处于白色恐怖之下,入党资格审查得非常严格,组织工作进行得十分秘密。积极分子经常是在晚上被组织找去秘密谈话,谈话内容甚至连自己的班长、排长都不能告诉。指导员跟吕世斌说:要想吃共产党这碗饭,就必须得入党。没有什么大道理,不参军你就没有出路。那时大家都争着比谁作战勇敢,争着抢着立功。谁要能上前线打鬼子去,那是组织对他的最大信任。平日不作战的时候,战士们刻苦训练刺杀动作。吕世斌因作战勇猛,表现突出,在参军的第二年,便火线入党。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没多久,部队就打了一场在当地历史上很有名的五井反袭击战。当时在距离五井16公里远的地方驻扎日本一个中队,大约60多人,还有汉奸300多人。他们一心想消灭五井的抗日武装,就定于日对我驻莲花山的部队展开袭击。我军将计就计,将主力撤出莲花山,由二连副连长带一个排增强作掩护,其余直插五井中队所在地,把敌人老巢给端了,那场仗我军大获全胜。为从政治上瓦解敌人,我军把日军的56具尸体都摆在莲花山的庙上。写了一封信给敌人长官。后来吕世斌特地回山东查到这封信:临朐日本驻军部队长殿下:贵军于25日在五井与我军激战终日,贵军官兵全部阵亡,尸体俱全,现放置莲花山庙前,希接函后酌情处理,如需帮者,愿尽力为之。察日军侵华以来遭中国人民之坚决抵抗,我军配合人民,持久抗战,誓死打败日军,收复失地,不达目的,决不休止,敬候明察。八路军驻五井部队首长启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九接到信后,日军很快回了一封信:八路军驻五井部队长麾下:贵军人道主义,本军钦佩,留下尸体完整无损,特致谢意。大日本皇军部队长昭和十四年十一月二日五井大捷之后,部队士气大振,当地百姓纷纷参加抗日武装。气急败坏的日军加大对我根据地的扫荡围剿。1944年,日军集中了当地投降部队吴化文的大部分人马向鲁中地区扫荡。这次扫荡进行了20多天。鉴于敌人众多,我军采取了避开战略。当时山东葛庄地势呈葫芦屿状,鲁中军区下令要在此歼灭日军。于是集中三个团的兵力,由一团一营担任主攻,同时派出一小班的战士诱敌深入,使敌人渐渐走进我们的包围圈。那时高梁还没割,我军战士就隐蔽在青纱帐里。当时部队下令谁也不许先开枪,每个战士都把枪栓拉上。吕世斌所在的三连二排担任突击排。大家焦急地等待着,一直等了三个多小时,眼见着四百多个鬼子骑着高头大马,驮着几门炮走进包围圈,前后还跟有汉奸一千多人。这时有个战士沉不住气,扣了扳机。枪一响,敌人马上就警觉起来。这时由机枪班作掩护,突击排的同志都冲了出来,与敌人展开肉搏。当时日军小队长负伤装死,吕世斌带领四班战士冲了下去。那小队长拿枪一下子打中吕世斌的胳膊,危急之际,六班班长雷耀臣冲上前,给了小鬼子一刺刀。副排长侯以臣带领九班又冲上来夺了鬼子的大刀。那场战役,我军大获全胜。仅一营就消灭了182个鬼子,俘虏了19个,还缴获山炮3枚,重机枪近10挺,轻机枪8挺,小炮10挺,战马20多匹。在你死我活的斗争,吕世斌先后三次负伤。作战十分勇敢,曾一次拿刺刀拼死了五个鬼子。战争是残酷的,可吕世斌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们苦中作乐。那时部队枪弹很少,战士们就把高粱秸削成子弹模样,整齐地与真枪弹码在一起,一打仗胸前鼓囊囊地,乍眼一看,也满像回事的。八年艰苦抗战,终于迎来胜利的曙光。日这天下午,部队又打了一个大胜仗。天已经黑了,战士们正准备休息,部队突然宣布在山沟里集合,由首长讲话。当首长一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刹那间,欢呼声不断,战士们高兴得扭起了秧歌。吕世斌的眼泪流了下来。回忆过去,吕世斌心潮澎湃。他说:“那时我们就害怕吃饭,早上这个人还和你一起有说有笑,晚上这个人就不见了,大家就知道是牺牲了。这么多年,我还能健康地活下来,过上这么好的日子,我非常知足了。我常常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82岁的吕老对生活充满着无限的热爱。闲暇时,他兴致于笔墨丹青,已办了好几次画展,颇有造诣。他说:“共产党让我从个农村娃成长为共产党的干部,给我太多的荣誉和优厚的待遇,我也希望能在有生之年,为党和社会多做些有意义的事情。”程迈:革命路程大步迈程迈河南漯河县人,1922年出生,1938年6月到延安,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至1945年一直在延安学习和工作。1953年到沈阳,曾在辽宁省总工会宣传部工作,后任辽宁省医学科学分院办公室主任、沈阳市卫生局人事处处长、沈阳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等职。程迈,原名王君兰。父亲王拱璧是早期同盟会成员,曾留学日本,1919年作为中国留日学生代表回国参加五四运动。在日本他与周恩来毗邻而居。后来父亲看透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多次拒绝同僚的邀请,坚决不当官,于是就回家乡河南做起了学问。他是河南大学的创始人之一。至今他的照片在河南大学与李大钊并排悬挂着。王拱璧还创办了开封青年高中,被盛誉为“乡村教育家”。程迈小的时候,就听到父亲的好多轶事。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共产党活动从公开转入地下。王拱璧在河南大学教书时,经常有一些抗日学生被敌人抓捕。王拱璧就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积极展开营救,还从经济上帮助他们。河南大学迫于当局压力,将王拱璧解聘。他又到开封师范学校当教务长,同样因为思想“左倾”被校方解聘。“七七事变”后,日本人得知王拱璧德高望重,遂派他的学生力邀他出山当河南省教育局长,可王拱璧毅然决然地推辞了。他对学生说:“我不能给日本人干活,我要一去,地位就比你高,到时你就没有好结果了。”因王拱璧的同学都做了国民党的大官,见王拱璧经济不济,遂推荐他当开封县契税局长。王拱璧坚决不做国民党的官。那人再三劝说:“你带一个人下去收费,他收钱你做农村调查。而且收上来的钱是用于教育经费。”闻此话,王拱璧才当上了这个官。有了这个幌子,王拱璧保护营救了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程迈记得当时有个共产党干部牺牲了,他的夫人生活难以为继,父亲便为她们母子提供住处和食物。正是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年少的程迈思想也极为进步。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在争取青年学生充实到自己的军队。程迈一心要到战场抗日去。一路上国民党汤恩伯的部队在几个城市都设有部队征询处,可程迈一听还得受训,就不干了。当时日军正向南逼进,难民如潮,城市都快走空了,可程迈她们也不懂得什么危险,一行五六个人一直走到黄河以南的焦作。当他们到一个部队征询处一打听不用受训,高兴极了,就留在那里教战士唱抗日歌曲。可没过几天,他们被告知连歌也不让唱了。程迈就想,这算什么抗日部队,连抗日歌曲都不让唱,于是夹着小包裹又出来了。后来,经共产党地下组织有关人士介绍,程迈一行人辗转来到延安。程迈说,当时一说到延安,人们警惕性可高了。他们那一行共汇合了四五十个学生,分坐着三辆大车,都是奔延安。可一路上,谁也不吭声。问去哪,就说到延昌。其实延昌就是延安,心知肚明。一路上,国民党的军队还不停地拦截这些学生,怕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本来程迈的一个姑姑也是要前往延安的,结果到西安就被国民党军队留下来了也说去抗日。一念之差,走上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1938年6月,程迈终于到了魂牵梦系的延安。在这里住窑洞、睡土炕,吃小米,开荒种地。生活虽然清苦,却让这个纯真的小姑娘感受到生活的新鲜和快乐。1939年春天,延安搞生产开荒,程迈当时在陕北工学院学习。她记得女生看到农民班的一人一把镐头,工人班的二个人一把镐头,可知识分子班的却是三个人分一把镐头,就噘嘴不干了,说歧视她们。学校遂搞了一场开荒比赛。结果一镐头下去,农民班刨下好大一块土疙瘩,可轮到她们半天也没刨下一块。这回她们服气了。后来,干脆分工明确,女同志负责做饭送水送饭,男人下地干活。日,日军开始轰炸延安。中央决定将大批学生大约1万多人撤离延安,分赴到前方。当时程迈跟着队伍已经走到晋东南了,指导员找到她说,中央决定培养一批妇女干部,决定让程迈留在延安。从陕北工学院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到中央党校,到延安女子大学,延安鲁艺,程迈从一个天真无知的少女成长为我党优秀的妇女干部。1940年秋天,在延安鲁艺的时候,程迈遇到了麦新。当时麦新声名远扬,他所创作的《大刀进行曲》抗战时期家喻户晓。麦新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从事音乐创作和理论批评工作,是党支部书记。程迈也在音乐系担任宣传委员。由于工作的原因,两颗年轻的心越走越近,1942年,麦新和程迈结合了。在程迈眼中,麦新非常成熟稳重,是个模范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谈的更多的是工作,很少儿女情长。1943年,程迈生下一个女儿。在孩子未满月的时候,麦新就做程迈的思想工作,让她担任“妈妈班”的班长,负责管理该班的学习和劳动。程迈被革命的热情所鼓舞,每天下课之后,带领学员参加劳动。程迈说,那时他们都年轻,也没有做父母的经验。周围的同志也都是这样。1943年冬天,他们四个月大的孩子不停地哭,咳嗽。程迈以为孩子饿了,就喂奶,可孩子根本不进食。可当程迈看孩子时,孩子都已经翻白眼了。她赶紧把孩子抱到卫生所,医生一看就责怪她怎么送来的这么晚,孩子烧成了肺炎。因缺医少药,程迈和麦新的第一个女孩夭折了。在延安时,毛主席到延安鲁艺大学宣讲过几次,程迈总是很激动地前往,看着主席那瘦削的身躯,听着他极富感染的演讲报告。程迈还参加黄河大合唱,由冼星海亲自指挥。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程迈他们闻讯后迅速奔回延安,当时延安早已成了胜利的海洋。回忆起抗战在延安的日子,程迈说:“虽然我没打过仗,但延安是革命的大熔炉,锤炼了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么多年,我对党始终忠贞不渝,甚至听到谁说不利于党的话,我都不答应。”历经60年,程迈仍保持着最初那颗年轻率真的红色心灵。徐奎甲: 战争中的后勤保障员徐奎甲1923年12月出生,山东莱芜县人。1940年参加革命在山东纵队15师教导旅供给部。先后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战争胜利后,到东北地质局工作,离休前任辽宁省地质局副局长。徐奎甲老人亲身经历了抗日战争。只不过他没有面对面地和敌人拼刺刀,当时他在供给部工作,为部队筹集粮食衣物兼会计等。1940年,山东纵队在他家所在的村子住了好长时间,走的时候,部队领导对他说,你会蒸馒头,就跟我们走吧。徐奎甲在家里是老大,一想跟部队走还能有口饭吃。就这样,他参加了革命。徐奎甲是6年小学文化,在部队也算个秀才,部队就把他安排在粮食科工作,负责各个连队的住房、吃饭等开销。徐奎甲说,那时敌人几次到沂蒙山区扫荡,部队一天走个七八十里路是常事。战争年代物资匮乏,充分体现军民鱼水情深。部队没有营房,就分散在老百姓家住。老百姓对他们十分热情。都是穷人家的子弟,有百姓一口吃的,就有部队这些战士吃的。部队一搞到粮食,也分给老百姓。抗日战争给徐奎甲印象最深的就是部队的整风运动。那时不打仗的时候,大家就在一起学习讨论,学马列著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每个人都很认真。有一次,供给部开会,徐奎甲对于形式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当时与会人都没吱声,徐奎甲心底也敲起了小鼓,不知自己说的正确与否。晚上,政治委员罗顺初找到徐奎甲,称赞他做的对,并说整风运动不是整人,而是让不正确的思想彻底暴露,不要有什么思想顾虑。徐奎甲说,那时人的思想很纯正,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共产党的教育是根深蒂固的。从那以后,徐奎甲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抗战胜利前夕,徐奎甲所在的部队接到上级指示,到东北去。他高兴极了,当部队走到莱芜老家时,他借了辆自行车回家看了看。参军五年,梦里萦绕的全是父母的音容笑貌。父母说,他走后,日本鬼子也来扫荡,家里情形也挺艰苦,那时就担心他,不知生死。因部队还在行军,徐奎甲在家呆了不到二个小时,就匆匆告别,奔赴东北。这一走又是十几年。奔赴东北时,徐奎甲已升任部队的财务科长,掌管着部队的经费。部队开往四平车站时,敌人不知从哪打探消息,派出数架敌机进行轰炸。徐奎甲抱着机密材料和工作人员先跑出列车,他回头一看随身的钱袋子没抱出来,转过身又跑回去。当时几节车厢已经起火,工作人员拉着徐奎甲不让他取。徐奎甲说,那是我们部队的命脉。他不顾头顶飞机盘旋,又回到车厢,幸好钱袋子还在,他一鼓气把几个装钱的麻袋都背了起来,少说也有四五十斤。当他踉踉跄跄地走出来,一发炮弹正中车厢,巨大的冲击波一下将徐奎甲击倒。工作人员连忙上前将他救起,人和材料、钱财都保住了。为此,徐奎甲获得二等功。在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徐奎甲十分感激我们还能记得他这样的老兵。他说,他十分难忘在沂蒙山区的军民鱼水情。共产党靠争取民心夺得了天下,和平年代,更应永葆革命本色,将中国建设得更加富强。李炜:用生命镌写忠诚李炜山西省定襄县人,1920年出生,1937年参加革命。1939年参军,1942年入党。历任文印员,连、营、团、师领导,64军副政委,沈阳军区装甲兵部顾问等职,1983年离休。现在沈阳军区联勤部第四干休所。曾任该所关心下一代协会会长。曾多次被沈阳军区评为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与李炜老人见面是在沈阳军区总医院的病床上。他已经85岁了,岁月在他的身上积淀了太多,个别记忆甚至有些混淆。但对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老人记忆仍很清晰。李炜5岁就没了父亲,母亲带着他和几个弟兄靠种地为生。1937年12月,日本鬼子打来了,当时都架着明晃晃的刺刀,骑着高头大马,一大帮汉奸为虎作伥,烧光杀光。打那以后,老百姓的日子也过不下去了。李炜住那个村来来往往的有一些地下党员,看他高小毕业,也算个秀才,就把他吸收为宣传队员。1939年,部队南下,他也跟着走了。当时在晋察冀军区二分区政治部文印股工作。那时部队已经有了石印机,文印股的主要任务是印制大量的宣传品。他们知道敌人爱财如命,就把宣传品印成钞票形式,上面也有“水印”,写着“今日打败希特勒,明日打败日本鬼”的宣传口号。李炜趁着天黑把假钞票送到敌占区去。十几个伪军一看地上有钞票,也没分辨钞票的真假,就兴高采烈地拿着钞票到商铺抢购老百姓的东西。商铺老板对他们说:“你们好好看看,那钞票是八路军闫王部队送给你们的。”一听这话,那十几个伪军吓破了胆,把钱一扔撒腿就跑了。阎王部队是他们二分区四团二连军政主官的姓氏,连长阎贵生、政委王干一,四团二连作战勇敢,打得鬼子和伪军魂飞丧胆,所以一听阎王部队,他们就吓坏了。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里,苦中作乐的事情常有。1941年下半年,日本鬼子大扫荡。李炜所在的二分区转移到山西省五台地区,与敌人周旋。日本鬼子对我解放区“大扫荡”时,对当地老百姓实行“杀光、烧光、抢光”三光政策,当地老百姓的房屋全叫鬼子烧光了,一片焦土。部队没有住的地方,怎么办?这时,分区政治部队主任汪子力,把大家召集到一起作动员。他激昂地说:“同志们,日本鬼子想用‘三光’政策,冻死我们困死我们,那是白日做梦。鬼子把老百姓的房子全烧了,我们自己动手来建。”汪主任参军前是个大学生,学建筑的。他利用地形,亲自画图设计,设置了各科室窑洞的位置,还带领大家一起干,一镐一锹地挖,每个人手上都磨起了血泡,没有一个人叫苦的。汪主任既要亲自设计,又要指挥大家干,自己总是战斗在最危险的地方,大家都十分敬佩这个身先士卒的知识分子。经过大家的日夜奋战,到1942年初冬,整个分区机关都住进了自己亲手建的窑洞,大家打鬼子的劲头更足了。1944年,李炜当上了四团四连的指导员。有一次,在西坡,他所在的部队和日本鬼子的一个中队遭遇了。那场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连长马银贵和一个排长在战斗中光荣牺牲。最后全团全歼了日本鬼子的一个中队,取得了二分区扩大解放区战役的第一场胜利。从17岁到24岁,战争使李炜迅速地成长起来。在解放战争中,他更立下卓越战功。李炜老人戎马生涯,虽然离休,可仍投身于关心下一代的工作当中,经常给学生做革命传统报告,为贫困地区儿童捐资助学。从硝烟中走出的李老回顾过去,深有感触地说,珍视和平,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是他最大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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