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学校何时才能真的使用上投影仪使用教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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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学校多媒体教学设备应用现状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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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看到一个帖子说学生骂老师的,很有感触
作者:阿呆链接:来源:知乎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自从四月到贫困地区踩点以来,有些想法就憋在心里,不知道该怎么说,今天尝试着梳理一下,文字较长,请有兴趣的读者耐心阅读。感谢您的耐心!为落实全年级的社会实践点,我们一共拜访了河北、山西共计15所中小学,有好几个都在国家级贫困县。穷是一样的。比如校舍老旧,比如桌椅陈旧,比如一日三餐的总费用是8元或10元,比如不能洗澡,比如偶尔断水停电,比如旱厕都很臭很脏等等。淳朴热情是一样的。各实践点对我们的师生都很照顾。有些学校原先没有安排我们学生教授主科,但后来又提供了上课的机会;有学校允许我们的学生去用人家的教工厕所;有学校特意开放一次洗澡的机会;我所在的学校,老师带着我们的学生翻地,食堂大师傅带着部分孩子帮厨,允许我们师生在食堂洗脸刷牙;每到一户村民家里,都是水果点心热水招待,对我们的问题有问必答……其实,我们国家是亏欠农村的。改革开放以前,因为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及优先发展工业的发展战略,国民收入分配表现为农业向工业倾斜、农村向城市倾斜,国家以隐蔽的价格形式、税收方式及储蓄方式从农业提取大量剩余为工业化积累资金。据有关部门测算,1979年以前的29年里,农业部门为国家工业化提供的资金约为4500亿元。(以上引自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科研成果《论财政分配政策与“三农”问题》)可以说是压榨农村带来了工业和城市的初步发展。另外,由于实行农村农业人口与城镇非农业人口两种户籍制度,造成农民和城里人权利和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加剧了城乡结构的失衡。第三,农产品价格始终低廉,导致农业种植收入上不去。发展到今天,农村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农民纷纷在离开农村,农村已经不是许多读书人心里臆想的“田园”了。好在政府开始投入了,虽然数额很少,但终于是开始了。
有几所乡村学校有一定资历的老师告诉我们,他们的月收入能达到三四千,有的县城中学高级教师拿到手的工资甚至能达到六七千(和本人现在的工资相当,我是高级教师、西城区骨干教师,工作量包含年级组长、两个班的语文课、每周两节选修课),比在当地种田、在工厂做工收入要高。另外,每个孩子上学,政府也有相应的补贴给学校。国家还给学校免费配送牛奶和小点心,每个孩子每天一盒牛奶,一包点心。我看了外包装,蒙牛牛奶,当地产的点心,并不是三无产品。也吃了,味道还可以。(在山西的时候,有学生告诉我,他们家自己的地加上租来的地,合计近三十亩地,一年收入两万多。妈妈在村旁边的工厂上班,普通工人一个月一千多,做管理层的话能到四五千。)我所在的县是盐碱地,国家免费发放硫酸亚铁,用以改善土质。本地私立学校的校长告诉我,一亩地用掉了一千斤硫酸亚铁,土地质量才明显改善。同时,因为是贫困县,农户会有按田亩数发放的补贴。我们到村民家里拜访的时候,一位村民告诉我们,国家会免费发薄膜,一大卷管两亩地,会有农药化肥的补贴发到农保卡上(只有几十块钱),6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补贴80元(当然,与城市里的退休金没法比)。之前四处走访确认实践点的时候,主管社会实践两年的科建宇老师也告诉我,今年比去年条件有改善:某校操场翻修了,某校教室里添投影了,某校加了篮球架了,某校食堂有凳子了等等。在我们这支小分队来本地之前,刘校长捐了六千元给学校,更换了食堂里之前脏到已经发黑的洗碗池。去年,四中网校给这里捐赠了五台电脑。但是差异也是巨大的。同样简陋,但有的学校窗明几净,整整齐齐,有的则一进楼就有异味,教学楼内、操场上都有垃圾,苍蝇到处飞。同是贫困地区的学生,有的学校的学生见了我们会主动问好,有的就普遍羞涩腼腆。有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有的脏的不得了。我们这个实践点有个小孩一学期只能洗一次澡,他说他不爱洗澡,因为每次洗澡都很疼。同样是乡村教师,有的看上去的确像老师的样子,但有个别学校里一些老师看上去就像是附近的老农,毫无书卷气。有的学校,阅览室是使用的,晚上安排了电视课,可以带孩子看看新闻、动画,有的学校阅览室则大门紧锁,里面堆满了捐赠的书,但蒙着厚厚的灰尘。我们叨扰的私立学校,实验室里药品齐全,带化学课的郭昕哲同学告诉我,“比四中的实验药品还全”。但是,上面蒙着厚厚的灰,从来没用过,有些可能都过期了。一问当地学生,从来没做过实验。我们叨扰的私立学校八个年级(二年级没有招生)不到两百名学生,16个老师。有个别公立学校一百多学生,三十多个老师。某公立校有四十多位老师,但三十多位是特岗教师。特岗教师是中央的一项措施,鼓励新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去当教师,保证收入与当地公办教师持平。这些年轻人中许多是迫于就业压力而选择这条路的,也没有什么教育教学经验。
有些地方实在太苦了,不会有什么年轻人愿意来。我们到过的山区里的一所小学,最年轻的老师已经46岁了。当时我想,如果是我,见过大同,见过太原,不是迫不得已也不会到这里来。那所学校在山里的几个村子之间。当地政府在山脚下找了块空地,围上围墙,盖了一栋楼,加上些基础设施,就是一所学校了。这所学校离最近的村子都有三四公里的山路要走,所以学生从一年级开始就全部住宿。在光秃秃的大山环绕之下,整个学校萧条冷落。一个年轻人,在这里是看不到未来,甚至会没有正常的生活的。有奉献精神、后顾之忧较少的短期支教可能还可以支撑几年,但要扎根在此,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婚姻、子女的成长、自身专业能力的发展,都会是问题。那么,出问题的到底是什么?这些差异又是如何形成的?我一介草民,不了解更多的现实,只能凭自己只鳞片甲的所见所闻来说一点自己对农村教育现状的感想和判断。并不是专门长时间的调研,并不具备专业梳理的能力,所以,以下文字只是供大家参考,用以了解一些侧面或横截面。首先是撤点并校、规模化办学的问题。因为各地适龄儿童的减少,因为大量进城务工人员的外流,许多地方的学校收不到足够数量的学生,国家开始撤点并校,开始搞规模化办学。于是各地的中心学校开始兴起,校园规模大,人数多。最后汇到高中的时候,就出现了毛坦厂中学、衡水中学等超级学校。这种不得已,表面上看没有大毛病,但实际上是有问题的。一个六七岁的孩子,离开父母、祖父母,到一群同龄的孩子中间生活,每两周回家团圆一次,他们互相之间能浸染什么?一个普通素质的老师要带十几个几十个学生,哪有那么多的爱心和耐心?咱们各家只带自己一个孩子的时候都会有丧失耐心的时候,更无论没有血缘纽带的老师了。小孩子的确又很不好带,我临近大学毕业时曾在师大实验小学实习过一个月,带四年级,深感工作艰巨。带二年级的兄弟最后直接说我可是不当老师了,小孩太难教了!他最终的确也没有当老师。幼教是门极专业的活儿,可惜,有多少专业人士能到这样的地方呢?(我们不可能要求大家都做牺牲自己的圣人。而且,没有道理“选择了教师就是选择了清贫”,知识和教育应该有其价值体现。)所以,这些小孩中的大部分是缺乏爱的。没有被爱的感受,就缺乏爱人的能力。缺乏爱人的能力,长大后会做什么?当我亲眼看到这些离家在外的孩子时,看到他们的宿舍时,我瞬间就想起了贵州毕节自杀的那几个孩子,也想起了校园欺凌事件、杀害师长事件,这可能是这些事件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站在那里,心里除了痛,只有痛。全国有几千万这样的儿童啊!他们,是我们未来的一部分。而且,有些地方政府还提高入学门槛,人为制造父母和子女的两地分离。但另一方面,又有“江苏发出全国首份关注留守儿童督促令”的新闻,督促这些多年外出务工的父母抽空回到家乡,履行法定抚养、教育孩子的义务。你让我们陪孩子,但孩子不能在我们工作的地方上学,好难。
另外,刘校长给我提供了一个角度:村里有所小学,对村里的文化氛围都是有影响的,一所学校就是一个文化、文明传播站。现在,学校纷纷被裁撤,新建的校区都远离村庄、住户,辐射功能不可避免地就衰弱了。另外,过去教师的地位高名声好,在村里的社会影响力也大。但如今,部分教师不好好上课,给自己的学生开补习班,或者过年过节的时候收家长的各种礼金,有钱的坐前排没钱的坐后排等等,导致教师整体形象受损严重,还能起到相应的作用吗?其次是地区经济差异、城乡经济差异带来的师资流失问题。我是湖北人宜昌市人,93年从镇里考上了县里最好的枝江一中。学校里有因为政治动荡阴差阳错扎根在县城的老牌大学生,有华师大毕业的高材生(我记得讲《景泰蓝的制作》时老师拿一根景泰蓝钢笔在全班传看,那是在北京念书的同学送给她的),有五六位特级教师。满头银发的体育老师据说还有某运动项目国家级裁判的资格证。威严而受人爱戴的朱政文校长领国务院特殊津贴。学校从不补课,每天下午最后一节都是活动课。每年有艺术节,有全校参与的新年联欢,高三也不例外。何副校长带着老师们组建了一支乐队,他自己打架子鼓,有模有样。每周五晚我们都羡慕地看着学校多功能厅里霓虹灯闪烁,那是老师们的周末舞会。我们上摄影课,人手一台海鸥相机。四十几位同学在暗房里一起冲洗胶卷的时候,老师骄傲地告诉我们:“这是全县最大的暗房。”我们用当时最先进的苹果机编过程序,听过由自己编程而出现的音乐片段。我们学过给电路板点焊。我们有正经的化学实验。我进文科班后,班主任汤妈妈让我做文艺委员,“你的任务就是带着同学们玩儿!”于是我名正言顺地每天在教室里放流行歌曲骚扰大家。我们三个年级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做操,有一套是体育老师自编的武术操,高三时则打太极拳。然后是高考的辉煌。96年宜昌市理科前三名、文科前两名都是我们枝江一中的,我记得光武汉大学就考上了三十多个。这对于一所普通的县级中学来说,绝对是振奋人心的成绩。那时即使是乡村、地方,都是有活力的,教育理念并不比现在的城里差。可是,20年以后呢?学校搬到县郊的新址了,规模扩大了,开始补课了,办学质量却下滑了。为什么?教师资源流失了。先是一批老先生退休了,接着好多老师走向了宜昌、武汉、广州、深圳、北京等地,因为这些地区经济相对发达,给教师的待遇相对要好。待遇差距一拉大,城镇发展不均衡,有想法的老师就动起来了。2013年,我居然在北京遇到了我毕业后做一中校长的陈老师,他现在在北京某所重点中学任教。自己来了北京,孩子也跟着进了北京,在北京参加高考,录取率上还是有优势的。经济差异拉大,导致师资损失;师资流失,导致成绩下滑;成绩下滑,导致学生流失。现在我们县只要有条件的,都把孩子往宜昌市送,上夷陵中学、宜昌一中。这还只是经济并不算落后的中部地区和一线城市、经济发达地区的较量,那么西部地区、老少边穷地区呢,用什么来竞争,用什么来留人?
第三是社会传统的缺失,家庭教育的缺失。我从好些个村子匆匆走过,又带着学生在本地的村子看了看,每走一段都有垃圾堆。村委会也会做些事,比如在墙上画上二十四孝,贴些标语,但不知为何,没有人管垃圾这事。我记得小时候,每天早上,爷爷都会扫房前的场院,婆婆(我们那儿管奶奶叫婆婆)都会扫家里的地,扫完再洒点水压压尘土,垃圾是不会到处乱扔的。所谓“穷家勤扫地,贫女巧梳头”嘛,卫生是一定要讲究的。有一年我在媳妇老家陕西过年,下了大雪,我岳父带着我们几个扫雪,从院子里一直扫到村口。有垃圾也绝不会堆到外面不管。这就是一个村民对公共区域的态度。但这次我们进农户,家里其实都还行,就是村里公共区域的垃圾堆没人管。我跟当地人交流这个事,人家说村委会不管这个事,只有上级来检查工作的时候才管。我琢磨,就算平时想管,估计也管不了。人情社会,给面子就拾掇一下,不给面子呢,谁听你的呀。村里修个路,跟主路就差三十米却不修了,成了断头路,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老传统上宗法管理宗族事务的力量消失了,新历史里公社的集体管理其实也已失效。村民自治?我估计很多人不会知道这个概念。因为绝大多数父母外出打工,农村里普遍是老人、女人和孩子。子女交给祖辈,家庭教育中也有很多问题。老人不怎么识字,也不太管得住孩子,又不能跟上电子时代、网络时代的步伐,跟孩子没什么好交流的,所以孩子们休息时间里普遍的是玩电脑、玩手机、看电视、看网络小说,看有价值有营养的书的很少。父母在身边的大体也是如此。因为有的父母会很忙。我有个老同学在地方上做副镇长,跟我讲当地的农民种一种经济作物,一年能挣好几万,但经常得早上四点就开始干活,累的很,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管孩子,所以孩子住校还省了家长很多心。有闲有时间的,也因为自身水平的限制,对孩子的教育也没有什么好的做法。贫困地区还有一种极端情况是买老婆,女人生了孩子之后想办法跑掉。或者因为实在太穷娶过来的媳妇熬不住,自己跑或者带着孩子跑。我们拜访某所学校时,校长就指着一个孩子悄悄告诉我们,他妈妈最近天天跑到学校里来要带孩子走,估计是想跑了。这些孩子的境遇大家自己去揣想吧。文化氛围上,大家也可以比较。我小时候,还有金庸古龙梁羽生琼瑶,可现在是劣质的网络小说;我小时候,还有罗大佑、李宗盛,可现在呢,是小苹果、最炫民族风。我们都知道读书(不是上学,不是考试)是能开阔视野、丰富情感、启迪思维的,是能改变一个人的气质甚至命运的,但眼前的这些孩子,没有人引导,没有人提醒,完全靠个人的觉醒,很难走上爱读书的道路。咱们可以想想,外面是充满诱惑的电子产品,家里没有书籍,学校里不让看课外书,在散养的状态下,有几个孩子能自我觉醒?这些孩子的父辈,初中高中学历为主,一年中农忙的时候在家忙农活,农闲的时候就去附近的大同、太原等地打工。我们所在的村子多数是到工地做泥瓦匠。因为多是打短工,自身的劳动价值不可能得到提升,挣的钱也有限。最近几年外面的活儿越来越少,所以有少数人回来想别的办法,比如搞养殖等,但这么做的前提一定是自己原先有一定的资金积累。挣钱的事非常重要,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彩礼。彩礼真的很高!娶个媳妇少的要20万,多的要50万!如果能再加上一辆好一点的汽车更好。而且,地方越穷,彩礼越高。在社会传统、家庭传统都消失的情境下,在大家都要忙着挣钱的情况下,孩子的家庭教育必然是会出问题的。
第四是现有师资水平和管理能力的问题。导致师资较弱的原因在前面讲经济差异的时候讲过了。贫困地区教育的现状是什么呢?是很多领导、老师不会做教育。这么说很残忍,因为毕竟是他们还坚守在一线,坚守在最贫困最艰苦的地方。但有些事真的不是能力的事,是理念的事,是胆量的事。比如之前提到的阅览室不用、实验室不用,比如体罚,比如照本宣科,比如念完课文就让抄教辅,比如只知道加时间加练习……另外,教育水平除了理念上的东西之外,还有很多对细节的管理。之前我们初次拜访的时候,就明显感受到了卫生状况的差异。有几所学校的卫生状况非常好,但有的学校就做的不够好。比如我们这一组体验生活的地方,刘校长提前捐钱换了已经发黑的洗碗池,使用效果是什么样的呢?每顿饭后都堵。硬件上的问题是池子下面的排水管居然是扁扁的排水不畅的软管,软件上的问题是孩子们没有意识到残渣不能大量倒在这个池子里,食堂的师傅们或值日生们也不去清理堆积在池子里和池子边上的剩饭剩菜。我带着学生清了几次,但起不到治本的作用。看着挺好的大理石桌台,看着簇新的泛着金属质感的洗碗池,我心里有些别扭。其实孩子还是听话的。洗碗池上方的墙壁上,写着“请大家按顺序排队”,果然每次洗碗的时候孩子们都是排队的。教学楼内每天早上5:30就有孩子在扫地、洒水,我特意问了一个班长,这个需要人提醒吗,有没有人逃值日,他非常肯定的说不用提醒不会有逃值日的。那么,洗碗这事就是个教的问题,收拾洗碗池桌台就得有人管。有一天我发了张改善伙食的照片,一桌子的鸡骨头。有老同学回复说:“学校竟然不教导每个人收拾自己的残局。”这才是有教育意识的。有一天晚上上电视课,给孩子们放动画片,惊人的情况出现了:孩子们开始集体嗑瓜子。等电视课结束时,一桌一地的瓜子壳、包装纸。第二天早上,值日生再来统一收拾。我们去村民家里拜访,摆出了瓜子,旁边放个盛瓜子壳的小盒子,但家里的小孩嗑完瓜子就是直接扔到干干净净的瓷砖地上的。随地扔垃圾的习惯,就是这样养成的。我犹豫了好几天要不要跟这儿的校长提出来,但最后还是忍住了,只是跟他说这个软管最好换一下。为什么不说呢?因为不好意思。校长对我们很关照很热情,我如果还在那里指手画脚,就太不厚道了,而且真的会伤感情。12年参加过社会实践的同学曾给我讲,某校宿舍始终有一股浓浓的尿骚味儿。为什么呢?因为孩子们冬天嫌冷,都不出楼上外面的厕所,而是在楼道里就地解决。宿舍楼里没有厕所?有。但是不让用,说是没人打扫,于是干脆关闭了事。挺新的宿舍楼,挺浓郁的异味儿。一所干干净净的校园其实并不需要花很多钱,而是自己管理、维护起来的,这也是教育的一部分。教育首先是育人,人都没有,分数也很难上去,就算分数上去了,也没有什么意义。前路在哪里呢?我心里充满疑惑。是的,国家有国培计划(为提升农村教师队伍素质而举行的国家级培训),许多NGO组织也在做农村教师培训(比如崔永元的“爱·飞翔乡村教师培训”),我们学校今年6月也即将开始第一次对社会实践点学校教师的培训……但我总觉得这是杯水车薪。都说发展需要时间,都说改革会有阵痛,都说前进会有牺牲……我也在内心深处告诉自己,这就是野蛮生长的一部分,万物自有其生存之道,但我还是觉得心头沉重。生命从来都是顽强而倔强的。现在,我只能用这句空洞的话语来作为这篇冗长的文章的结尾。如果本文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还请谅解。补充:长期支教和长期的教师培训,是临时解决的办法;发展经济,提升农产品价格,增加农村吸引力,还是长远解决问题的办法。不知妥否。任何短期支教,都是打扰。以上内容均转自本人公众号。
第二篇文章
作者:马前卒链接:来源:知乎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问题很好,我母亲曾是乡村教师,这几年我和在乡镇教书的同学们交流,的确发现农村教育的最短板不是教学质量,而是缺乏梦想的“心态。其实随着这几年并校和标准化中学建设,乡镇中学的条件已经改善很多了,和城里的差距在缩小。但中学生多半被封在“监狱中学”里:要么没有梦想,要么看着玄幻小说编织不靠谱的梦想,对外面的世界一点都不了解。当他们中学毕业走向社会的时候,思想还不如他们在外地打工的父母更接近时代。但这个问题的根源并不是“软件”,而是制度和“硬件”配置问题。我去年年初有一篇文章专门分析乡村中学生的思想和制度配置的关系:2014回乡笔记:肖申克的智能机 高墙下的少年梦1 肖申克的智能机好几年没回故乡的小县城,同学聚会,总有人试图低头刷微博看微信。大伙严厉批判了这种行为,但话题因此转向了手机。一个同学是乡村中学教师,我随口问她:“现在中学生玩啥手机?”“他们倒是想玩,但不让。”“谁不让?”“学校啊。”我这才知道,朋友所在的初中完全禁止学生用手机。之前我听说过有些中学上课时开启信号屏蔽器,避免学生上网。但乡下中学,没有那么高档的设备。老师都安家在县城,要用手机和家里联系,屏蔽信号行不通。何况学生下了课也不许用手机,不能上网不许打电话,玩游戏更是严禁。所以干脆禁止手机进校,学生返校的时候要搜身、行李一律开包检查。平时定期检查、突击抽查一遍又一遍。听着这位老师描述,我立刻想象了一个场景,把美剧中犯人入狱的镜头挪到了《XXX中学》的牌匾下。不过,肖申克监狱的高墙挡不住安迪的小锤,校门口的检查组也阻止不了学生们挖空心思带手机。有人把手机塞在皮箱夹层里,有的爬墙头走私,还有人直接学习《肖申克的救赎》的先进经验,在厚书中间挖洞,偷运手机。得手的学生欣喜若狂不说,还立刻成了奇货可居的风云人物。初听这个段子还觉得有夸大之嫌,结果随便上网一搜,发现类似的事情还真不少:《不得不说我们学校的同学们很牛。。。》(柯南吧 百度贴吧)看来政教处需要买一部X光安检机。学生们也有类似的夹带办法工作多年的中年人虽然也常玩手机,但恐怕不认为手机是必需品,甚至会厌烦被电话、短信和通讯软件催促的紧张生活。在听到这个故事开头的时候,我设想了一下,如果让这些中年人——比如我——回到平静、温馨的校园生活,绝不会狂热地寻求电子设备。但听了同学——现在的中学教师接下来的故事,我发现,如果真穿越到今天的校园,我肯定第一个翻墙去搞手机。因为检查组要封锁的“违禁物资”不仅仅是手机,除了酒、刀具等不合中学生身份的东西外。“杂书”、即不属于课本和教辅资料的书籍,无论是小说还是科普,均在查禁之列,至于棋牌、收音机、MP3以及其他电子、非电子的娱乐物品,更不可能过关。只有吃穿和教科书可以带进学校。我读书的时候,校门没有政教处检查组,不过那时候穷,买本两块钱的杂志都心疼,更没资格操心电子产品更新换代的问题,真要说物质上的娱乐,真不比这些被搜过身的学生多。不过,青春就是最大的本钱,没啥玩的,可以运动啊,足球,篮球,乒乓球,哪个不能激情四射?放学了骑自行车满世界去逛,课间10分钟,扣掉上厕所的时间,还要在走廊里翻个跟头,摔跤pk一下。可惜,世道变了,以上说的现在统统不许。不许打球,不许打闹,不许快跑,甚至不许大声叫喊,除了早晨的跑操和每周一两节体育课,学生没有测试自己肌肉的自由。客观地说,现在的学生也没有运动的时间。早上五六点起床就跑操,然后是早自习,早饭,上课,午饭,上课,晚饭,晚自习,洗漱睡觉。每两周休一个周末,其他时间出入学校必须家长自己来接,否则围墙圈起来的校园就是你全部的世界。嗯,我忘了说校规包括强制住校,你别指望在回家路上撒欢。这种生活节奏,我高三的时候也见识过,但毕竟没有统一住宿,也不硬性禁止娱乐。网上经常把这种地方叫“监狱中学”,但从某些方面来说,监狱或许更宽松一些。起码监狱会试图设计集体活动来发泄犯人的精力,监狱的小卖部虽然价格贵,但也不会单调到只卖纯净水的程度(不卖可乐倒真不是坏事)。现在把十三四岁的初中生管成这个样子,我很好奇这些学生会是什么反应,反正换了我关在校门里,第一选择也是去搞一部功能多、电量足的山寨机。
2 留守时代 网上谈起监狱中学,一般都把安徽六安毛坦厂那样的高考工厂当案例。的确,对大多数中学来说,严控学生的第一动机就是提高成绩,在24小时里塞进尽可能多的学习时间。这所中学也不例外。不过,就这次回家所闻,应试教育下的考试压力虽然是监狱中学很重要的成因,但还不是决定性因素,至少不是单一的决定性因素。 在人多地少的山区县,指望种地能发财是不可能的。这几年劳动力成本提高,即便是没什么技术、没什么文化的中年人,只要勤劳打工,每月赚2000块工资毫无压力。所以,十三四岁的孩子,父母往往远在外地的城市,没法天天照顾子女,只能让孩子住校。以往乡村中学门口挤满自行车的景象消失了,上下学时只有接送老师的通勤车出入。 十三四岁的半大孩子既不像小学生那样敬畏老师,又不像高中生那样有明确的人生目标,开始了解成人社会的秩序,正是最难管的时候。一旦离开父母管束,手里拿着上千块的生活费,干什么事情都有可能。磕磕碰碰在所难免,大手大脚花钱很容易成风,出现伤亡事件也不是不可能。 当然,过去我读书的时候,农村少年游泳溺水、爬山摔伤、打架破相都是常事,但现在学校可担不起这个责任。在大城市打工的家长已经有了清晰的维权意识,他们认定,既然学生住在学校——其实不住在学校也一样——那么监管孩子的全部责任就都由学校承担。无论孩子自己受了什么损伤,或是给别人带来什么损失,那显然都得学校负全责。就算事故被证明和学校完全无关,也得要上几万块“人道主义补助”。最近我刚好看了这么一个新闻: 湖北两初二男生相约自尽 一男生曾是留守儿童 在这个案例中,两个初中生均因失恋自杀,事发地点在校外,平时也走读。但家人依然从学校要到了至少每人5.5万的赔偿。可见学校责任之重。 乡村教师截获的一封“分手信”。人物地点已遮挡 家长的维权意识是进步还是过头,本文不做评价。但客观上,学校既然横竖要承担责任,显然要主动出手减少事故率,把学生们关起来、管起来,消灭一切自由活动时间,从而避免所有可能致伤的运动。住校生就这样进了“监狱”。 正如前面的案例,学生走读并不能让学校免责,学校也很难做到在部分走读的情况下,保证住校生的规律生活。十几岁的孩子,不可能在同学天天回家看电视的情况下认同严格的住宿管理。另外,晚自习往往不是真正的自习,要分给各科老师授课,让走读生上晚自习不放心,不让他们上晚自习则影响教学计划。综合盘算下来,学校干脆就要求所有学生一律住校,融入“监狱化”——用校领导的话说是“军事化”管理体系。校门口还真的有“少年军校”的牌子。 基于这个思路,其余的严格管制也不难理解。玩手机会占用学习时间,还会引发学生之间的攀比,乃至因借用引发冲突,必须和其他电子产品一起禁掉;集体活动,用肌肉对抗的可能受伤,动脑子对抗的制造矛盾,只留下跑步算了;与课本无关的书籍会带来聚众讨论的话题,严重影响秩序,禁掉;学生的生活费就那么多,小卖部的商品丰富了,怕是下半个月没得吃,于是只卖纯净水(这一点还是表示有限支持)。最终,学生的生活“纯净”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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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总得干点啥 那天,在座听乡村教师讲段子的同学不止我一个。虽然几乎都经过高考毕业季的历练,但还是听得人人咋舌。我问这位当老师的同学:“你的孩子会到这里上学吗?”,答案是绝对不会。另一位女同学抱着自己三岁的宝贝女儿,感慨不已:“我闺女要是到了这种学校,没对象也得鼓励她谈恋爱,否则还不憋坏了”。 被关起来的初中生也是这么想的。在字典里挖洞走私手机的事情,教务处发现一次也就有经验了,但教务处无论禁不掉建国以来的男女同校传统。既然同龄男女足够寂寞,既然学校已经禁止了其他一切活动,少年的想象力和好奇心就自然地转向了身边的异性。比例高到什么程度?反正只有不敢做的,没有不敢想的。跨班级不说,跨年级也常见,初三的女汉子倒追初一的小男孩也不稀奇。班主任只要乐意,转一圈就能查到厚厚一沓情书。20年前,我也年轻过,也动心过,也知道少年男女那点心思,但闹到这个程度,不得不说教务处就是乡村的百合网和世纪佳缘。 说起来,这些少年的懵懂感情也真的很简单。细节听起来足以让三四十岁的中年人心头一软。因为被圈在学校里,谈情说爱的机会只有课间几句话,或是夹在书里传来的纸条。确定关系的两人互赠礼品,最多是课间送一瓶纯净水。(传说中一瓶【杯】水的爱情)天色暗的时候,两人悄悄在没有灯光的操场上走一圈,算是难得的经历;平时只能在下晚自习的时候携手而行,从教室走到宿舍门口,享受几百米的浪漫。不用说,教务处和班主任早就掌握了规律,只要到固定地点积极巡查,总能抓住几个“现行犯”。 严厉管制不能阻止“前仆后继”的学生。相反,生活太枯燥,这些还算不上爱情的暧昧反而加倍珍贵。从初一到初三,恋爱问题从未显现出越来越少的趋势。教师收走了传情纸条,居然还有学生敢悄悄上门哀求讨要,希望老师发还“爱情证据”。 当然,校园里不只有异性同学,还有同性的同龄人。在正常的中学校园里,男生女生首先还是在自己的同性朋友圈里享受课余时间的。但是,当男生不能踢球,女生没空聚众八卦的时候,细小的矛盾就和友情一样重要了。政教处每天头疼的事情,除了早恋,就是学生打架。上下课的时候互相碰了一下,跑操的时候瞪了一眼,打饭的时候插个队,都是大打出手的理由。和恋爱问题结合,为争风吃醋打架更是屡见不鲜,连女生都会讨伐“情敌”,甚至殴打拒绝“表白”的示爱对象。平心而论,青春期的孩子,尤其是男生,打架并不是太出格的事情。懂得何时该愤怒,何时该对抗,本是成长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这些孩子每天因为琐事或仅仅因为无聊打架,恐怕对少年的心理发展很不利。 中学毕竟不是看守所,不是工读学校,墙上不会装电网,隔段时间总要放学生回家,寒暑假补课也不可能不让孩子们过年。在这些严格管制的缝隙之外,越被禁止的事情,越容易发生。我那个同学就说,放假后他们也很紧张,生怕学生憋得太久,放出去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要学校担责,比如意外怀孕——别以为放假时发生的事情学校就没责任。至于学生平时跳墙出去享受自由生活,结伙逃跑到外地,管得再严也不可能绝对禁绝,每次都让学校惊恐不已。 日常生活中也有不少物极必反的例子。比如减少小卖部的商品供应,所有人一律留短发、吃食堂、穿校服,本来有控制学生消费的用意。可你能想象,有的学生给同学(女友)买水,在食堂摆阔请吃份饭,居然也能吃光下半个月的生活费吗?一文不名的学生不敢向家里要,只好饿着,每天指着上午一顿免费营养加餐填肚子。(某些女生为了减肥不吃营养餐,正好让出份额给这些不懂理财的男生。)家里不给买手机,全宿舍可以齐心协力省下半个月生活费,悄悄买一部。只要校方稍不注意,违规行为就会以最强烈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倒也并不出人意料,作为一个没有合法暴力权的机构,乡村初中却企图像监狱,或者至少是工读学校、少管所那样维持秩序,这个矛盾近乎无解。
4 农村包围城市 这所初中曾是我母亲的母校,20年前我也有许多同学在这里读书。当时这所学校就以“严”出名,校风和成绩都明显超出周围的乡级中学,因而能吸引半个县而不仅仅是本乡镇的生源。几十年过去,学校管理已经不能简单地用“严”来形容了,县城的许多家长依然愿意把孩子送过来,说明认同这种教育方式的家庭还为数不少。 实际上,严管学生,把学生的活动空间控制在围墙内,把学生的时间都用上课填满,用军事化纪律约束生活。这是眼下乡村中学的大趋势。过年时在乡下转了几天,沿公路看过好几家中学,挂“少年军校”牌子的比例相当不低,这也说明了校领导普遍的管理思路。或者说,这是制度逼出来的。校领导要走合法路线提升,最有力的正面因素是成绩,最具破坏力的负面因素是学生出事、家长围攻。两方面压力合并,再加上家长也认同,把学生圈起来就成了自然的选择。 令人意外的是,在农村中学包围之中,县城的中学却并没有实施同水平的严格管制。这首先当然和县城的走读生多有关。如果父母双方都在县城有稳定的工作,自然还是希望自己来照顾十几岁的孩子。但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才是决定性的——投诉。 中小学私自延长课时,节假日补课都属违法,尤其是补课还要另行收费的时候,这是大多数人都知道的明规则。实际上,即便这种行为很普遍,也很少有人去教委或是上级政府举报,就算举报了,一般也没有把事情闹大的决定和动力。所以大多数乡村学校能够保持既定教学秩序。但明规则毕竟摆在那里,政府和教育局(委)不可能公开否定。只要有人持之以恒地举报、上访,拿出真凭实据,政府也不得不出手干预。 什么样的人最有动力、有耐心做一个负责任的举报者呢?显然是能从举报中获益的人。这样的人不会是学生家长,也不是操心公共事业的路人甲乙丙丁,而是私人的盈利补习班。家长们要么指望提高学生成绩,要么不希望孩子假期没人管束,很愿意在这些补习班花钱,补习班因此收入丰厚。学校假期补课,无论是否收费,无论收费多少,都是断了补习班的财路,经营者肯定有动力搜集证据,积极上访,用无可辩驳的证据迫使政府行动。更何况许多补习班的骨干就是教育系统出来的,甚至是公办学校的教师兼职,搜集证据不费吹灰之力。 当然,多数补习班自身也是违法的,尤其是公办学校的教师开班授课,有意无意地会把正常课程拿到补习班来上,实际上放弃了那些拒绝补习班的学生。这种行为理论上也会被打击。但补习班不需要非常固定的场地,没有可供查抄的固定资产,就算被打击也没有什么人直接得益。假期补课的中学与私人补习班对抗,就像士气低落的正规军被火力强大的游击队围殴,毫无胜算,只能乖乖让出假期。 之所以私人补习班未能乘胜追击到乡村,大概是因为农村居民点分散,很难把学生集中起来大办补习班,除非添置校车、宿舍等固定资产。但那样意味着游击队失去了机动性,形同自杀。所以补习班局限于县城。换句话说,只有县城的中学才会在假期补课时害怕举报,乡村中学大可保持监狱式管理。为数众多的乡村公立中学真正贯彻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原则。 5 唯有梦想不可辜负 从教学安排来看,这些中学的目标是把学生培养成考试机器,为中考乃至将来的高考做准备。除了和考试对应的教学,学校的其他职能都被压缩到极限。像生物、地理等不列入中考的科目,一个老师往往教七八个班,徒具形式。不过,大多数学生的未来恐怕和考试关系不大。 现在的中国,每年新增1700万青少年,700多万本专科毕业生,211大学和准重点大学毕业生近百万,其中来自大城市重点中学的考生占了很大比例。因此,生活在大城市里的成年人,很容易产生:“孩子总要读个像样大学,最起码也要有个本科文凭”的错觉。到了小城市和乡村,实际上在高考取得高分,并不是多数孩子的人生必需品。在中学养几年身体出去打工,或是到一个分数门槛较低的专科(高职)再当几年学生,才是大多数孩子的未来。 这反映在乡村中学的数据,就是只有四分之一左右的毕业生会到县城读重点高中,其他要么去打工,要么接受质量不高的职业教育,要么去非重点高中读书——这意味着基本放弃了大学教育的机会。换句话说,最起码2/3的学生并不会从考试机器的训练中受益。这些学生会如何看待这几年被严格管制的时光呢? 至少现在,大多数孩子对类似问题还是一片茫然。被问及“将来有什么想法?”的时候,绝大多数孩子会以“我爸爸(妈妈)希望……”作为开头。即他们没有自己的想法,全凭父母安排。然而被父母送到了这所封闭的学校,许多人甚至认为中学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对于严格的管制只是消极的接受,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被送进了一台升学机器,应该为中考和高考而努力。多数学生,尤其是留守少年,缺乏学习的积极性,应付一日算一日。 的确,初中生年纪小,人生观受父母影响大是正常现象。但作为从童年向成年转变的重要阶段,初中教育的最重要职能不正是让学生了解社会,建立自己的初步人生规划么?把学生圈在高墙里面,与社会隔绝,进去时是个孩子,出来时在思想上还是个孩子,这实际上是一个残酷的社会学实验。
饥饿的人最需要的不是精美大餐,而是一份充满油脂、糖和淀粉的快餐食品。类似地,这些初中生缺乏生活目标,极端缺乏娱乐和社交,一旦毕业,拥有了一定的生活自主权,他们本能地会寻找最刺激、最能解决娱乐和社交匮乏问题的生活方式,比如网络游戏。这个问题在职业中学、非重点普通高中表现的尤其明显。今年离开家乡的时候,我在长途车上碰到几名刚结束高中生活的小伙子同行,他们有的是外出打工,有的是到南方接受职业教育。一路倾听他们的交谈,四五个小时只有两个主题——打架和lol(英雄联盟 网络游戏)。三年监狱般的初中,三年无人管束的高中生活,笑到最后的是马化腾。 那些能够进入重点高中的学生,也有类似的现象。虽然县属重点高中是县政府的心头肉,不必太在意补习班的投诉,可以继续推行严格的日程安排。但毕竟相当比例的学生依然保持走读,院墙外面也有太多的诱惑,秩序终究比乡间初中放松许多。许多来自乡村中学的学生,在初中尚能按部就班地学习,往往到了高一就自我放纵,一发不可收拾,比例明显高于县城初中的毕业生。 我不是教育工作者,封闭式教学对成绩到底有什么影响,我不敢下定论。但作为一个“前学生”,作为一个“资深少年”,我认为,十几岁孩子最宝贵的东西是梦想。梦想可大可小,可远可近,可以是绿草茵茵的大学校园,可以是闯荡江湖后回到家乡出人头地,可以是开一家小店、悠游自在。不管梦想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只要在衣食无忧之余,有一个天天晚上会惦记、努力一跃似乎触手可及的目标,年轻人自然会主动规划时间,积极应对生活。再辅以时时提醒和纪律限制,十几岁的孩子会做出许多让成人自叹不如的进步。这就是青春的力量。 但无论是哪种梦想,都得从现实中来,闭门造车是不行的。没有和形形色色人物的接触,不通过各种各样的现代媒体了解社会,不关心普通人家柴米油盐知道谋生艰难,少年很难“磨合”出与社会相配的梦想。把孩子们圈在学校里与世隔绝,全部时间都用来备考,结果就是少年的梦想层次要么太低,只看到眼前的快餐娱乐、商品消费、肉体刺激;要么太不靠谱,全是怪力乱神、不切实际的现代神话。我问我的同学,到这些初中生宿舍能翻到什么违规的“闲书”?答曰内容全是鬼神玄幻,几乎100%是地摊盗版,《盗墓笔记》在其中都能算严肃读物。让初中生对着低档玄幻小说和高墙来设计未来,仔细想来,这个事实真让人有几分心疼,心疼他们高墙下的青春。 教师没收的一本课外书
6 梦想必须捍卫 现实也得妥协 我看不惯监狱中学,理由和许多同样反对监狱中学的人不太一样。网上流传的那些衡水中学高考方阵的图片过于震撼,以至于让很多人觉得不适。但在我看来,早起跑步、军事化操练、统一着装、限制消费等纪律毫无问题,应该举双手支持。十几岁的孩子,经历一下朴素的斯巴达式生活大有好处。监狱式中学真正的问题在于完全割断学生与社会的联系,挖掉了梦想生根的土壤。 教育的本质是什么?是向儿童传授进入社会所需的知识,不让儿童以“一张白纸”的状态进入社会。近代以来,社会越来越复杂,儿童在走进社会之前所需的培训也越来越多,所以各国政府都努力推行基础教育,要求所有儿童和少年都必须入学。国家以考试制度来考核学生,进而考核学校,就是要保证儿童成长的质量。但是,考试毕竟只是一个间接工具,那个等着年轻人加入、需要儿童反复加深感性认识的鲜活社会就在孩子身边,随时欢迎少年去体验。监狱中学却要偏偏把孩子圈起来,没收手机和收音机,查禁教科书、人民币之外的所有印刷品,只为延长一点备考时间。这是逐末弃本,最终必然大大影响教育的合格率。 应试教育早就有,为何我今天才来找监狱中学的麻烦?因为过去几十年,接受义务教育的孩子们基本上都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有足够的课余时间接触现实生活。虽然不同的家庭差异很大,但大多数少年还是通过耳濡目染认识了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学校教育中社会实践的不足。 不过,和世界上大多数事情一样,免费的福利最不受人重视,不管它有多重要。当城市化和工业化席卷中国之时,无数农村父母进城打工,把孩子和学校留在了农村。学校既要教知识,又要接过父母们实际上放弃的监护权,还不能使用暴力,最后还得应付考试压力,只能把自己变成准监狱。至于孩子们因此损失的社会经验,因此产生的梦想偏差,没有人注意。但从长远来看,这是教育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学生草稿纸上书写的心情 正如前文所述,不能简单地用“应试教育”四个字来概括监狱中学的成因,更何况应试教育本身也有很大的合理性,不能随便废弃。简单地拆掉乡村中学的围墙、减少课时,对学生的伤害、对社会的冲击都难以预料。为了多给少年们保留一点梦想,必须考虑一个既缓解问题,又尊重现实的妥协性方案。 7 顺势而行 回到问题的源头,农村父母进城打工,留守儿童、留守少年占同龄人比例高,是监狱中学的重要成因。实际上,不止这些家长平时不在乡村,中学教师也基本离开了乡村。过去交通不方便,从乡镇到县城,往往每天只有一趟班车,在泥巴路上颠簸好几个小时才能进城。所以乡村教师必须住在学校附近,由学校建宿舍、家属院,或是教师自建住房。但随着公路网的拓展和汽车的增加,几乎所有乡镇到县城的车程都缩减到一小时之内,班车早晚都有,最近的几个乡镇甚至被纳入了县城的公交系统,教师可以住在县城,搭车上下班毫不误事。就算是要负责早自习和晚自习,也可以几个人合伙包一辆黑出租接送,都不超出教师工资的消费能力。 县城的基础设施、娱乐、文化环境和乡镇之间是天壤之别。就算乡镇盖了几栋楼房,供水、供气、购物、卫生环境也无法和县城相比。所以,在公路“村村通”普及的过程中,乡村中学教师基本上搬进了县城,只在工作日的白天,以及有授课任务的假期到校。从每天下晚自习开始,到第二天上课,除了上千的学生之外,只有几个管宿老师和门卫留在乡间。以如此之弱的管理力量,若是打开校门,让学生走进暮色中的乡野,后果的确难以控制。 这种现象其实只说明一个结论——中学教育应该向县城集中。对于长期住校的学生来说,学校离家到底是一小时车程还是半小时车程,其实并无区别。但这显然方便了定居于县城的教师,也有利于保护校园安全。今年春节假期前夕,我在故乡的农村游荡,发现传统上的腊月大集已经名存实亡,县城超市已经完全摧垮了低效、浪费人力的传统商业,这就是无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传统乡村(镇)即将消亡的大趋势下,坚持把中学留在乡间,实际上是一种因循守旧的怠政行为。 前面提到,“监狱式”中学多出现在乡间。著名的毛坦厂中学也同样远离县城。这其中固然有县城无良培训班举报的原因,但也说明城市里的教育监管机制相对有效。如果把寄宿制农村中学都设在县城外围,既方便教育管理机关及时干预学校政策的偏差,也能充分利用城市基础设施,向学生提供丰富的课余活动选择,还在事实上提高了教师收入(降低交通成本)与生活质量。这应该是未来县域规划的一个重要思路。 不谈钱的事情,无论被描述得多么美好,也只是个泡影。把乡村学校都搬到县城,如何解决资金问题?从长远来看,把中学集中于县城周边的教育区,集中管理,共享资源,应该是可以省钱的。但短期来看,最需要解决的是两方面投入:土地和基建费用。 土地的问题不是很大。因为乡村中学本身在乡镇就有很大的占地。学校搬离,意味着给乡镇上提供了很大一块黄金地段(乡镇意义上的)的用地。完全可以满足乡镇接下来几年的建设用地需求。现在土地转建设用地指标基本上已经分解到县。用原有中学的土地来满足乡镇需求,实际上是节约了土地指标,足够用来建设新的校区。进一步说,随着乡村人口逐步撤离,小学也有向少数中心乡镇集中的趋势,这些放弃的中学完全可以转为中心小学,原有的小学则转为更多的建设用地或复垦田(同样增加建设用地指标)。 至于基建费用,必须注意一个事实:现在有意向县城外围“搬家”的学校不仅有乡村中学,还有本来就在县城繁华地段的中学(中专)。随着县城的迅速扩张,原本僻静的县属学校多半已地处繁华地段,校区扩张一点都是千难万难,也希望能搬到县城近郊,用精心规划的校区替代原来修修补补的旧房子。在如今钉子户为王的年代,开发商也乐意接盘这种土地连片,价格透明的开发项目。估算一下,每个县城繁华区的学校外迁,都意味着出让近百亩黄金地段的建设用地,价格动辄上亿。这笔进项实际上是由县域规划而产生的土地级差,由原有的县属中学独占本不合理,正好可以建设统一的教育园区,以示公平。
8 釜底抽薪,转移监护权 仅仅把乡村学校搬到县城外围,最多是解决了学校超时补课的问题,同时可以各学校共享体育、娱乐、教学设施,为丰富学生生活提供了硬件可能性。至于其他的“软件”问题,如学校不敢组织集体活动、私人补习班猖獗、打工家长无暇亲自教育孩子,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回到问题的本源,是什么割断了学生和社会的联系?是学校的权力太大了么? 显然不是,因为从未有人授权学校干预学生的课余活动。学校把学生24小时圈起来,并不是一个主动行为,而是对留守学生比例过高的消极反应。按照我国《民法通则》规定,未成年人负有监护权的父母外出打工,并不意味着把监护权转交学校。但一旦学生出现意外,家长却不会因此放弃向学校高额索赔的权利。学校没有管理权,又必须为学生的活动负全责,唯一能做的就是消极防守,用课程填满学生的时间,用围墙限制学生的活动,从而规避最大风险。 打个比方,这就像病人找医生治病,要求医生对医疗事故负责,却不承诺严格按医嘱服药。那么,处方上多半只有阿司匹林和消食片——医生首先要避免惹更大的麻烦。至于治病的事情,那只有听天由命了。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在实际上赋予学校监护权,承认校方不仅有授课的责任,还有权在其余的时间管理学生的生活。权力转移可以通过司法解释或行政命令进行。这样,事实上的监护人——学校,才有可能组织学生走出校门,参与久违的社会活动。为此,或许可以在班主任制度之外,向中学引入生活导师,专门负责学生的生活和课余活动。替代已经死透的团委-少年队体制。近年学生数量开始稳步下降,师范生供应充足。导师制可以和小班制同步推行。 当然,这依然不能解决事故的赔偿问题。这恐怕需要建立一个全面的学生保险制度,财政和家长各自负担一部分保险费用。在出现意外的时候,由保险公司给予学生家庭一定的补偿;同时,除非责任人做出了违规举动,否则严厉禁止任何人在保险之外要求额外补偿。政府会因此增加一笔保费开支,但教育机构会因此获得极大的自由空间。 再进一步。就算学生数量下降,教师相对增加,就算设置了专职的导师,教师也不是每人只管一两个孩子的父母,自己也有家庭要顾,不可能面面俱到地管理学生。往前几十年,每个村隔几年淹死个孩子不稀奇,现代社会不会接受这种事故率。要打开校门办学,还要避免事故,恐怕学校也得与时俱进,充分利用现代社会的技术手段。 我能设想的技术工具就是不能随意去除的GPS手环(脚环),保证校方随时定位学生的去向。现阶段,定位芯片的成本已经相当低廉,增加防震、防水、自动报警、防拆除等功能应该也不难。作为实际上负有监护之责的学校,获取学生的位置信息理所应当。学生是不完全行为能力人,要获得安全保证,本来也应该向监护人报告行踪。电子设备只是让这一过程自动化,方便教师及时干预而已。 当然,这肯定会引来侵犯隐私的非议。但现实是学生已经被圈进了院墙,24小时都按日程表生活,根本没有“去哪里”的隐私可供侵犯,学校即便不用GPS监视也知道学生的位置。我读过的高中,最后一次组织全校性的外出活动,还是我高一的时候——1995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尖刻讽刺:“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为了保护已经被消灭的隐私而抵制新技术,本质上是一种盲目的伪善。我工作的编辑部有条狗,编辑上街遛狗之前总要给他戴上链条,否则只能用围栏圈起来。条件反射之下,连狗都知道,链条意味着一定程度的自由,没了链条反而没了自由。这个道理说给人听,应该不难说通。 GPS定位装置还有一个次要但不可忽视的小用途,就是对付私营补习班。补习班可以没有固定的教室,可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但总要把学生聚到一起。这可以用GPS信号轻而易举地鉴别,进行即时抽查,区分正常课外活动和老师们包私活。这些年基层思想工作完全失控,县里还有不少合法宗教机构或邪教对青少年虎视眈眈,总想给上帝拉几头纯洁的羔羊。有了GPS监测,就可以抓这些传教士一个人赃俱获。 以上这些硬件基础搭配起来,再辅以频繁的检查监管,应该可以保证学生有时间从事课余活动,接触社会。当然,把上万名出身乡村的孩子扔到县城,指望他们自发地融入周边社会,组织自己的娱乐活动,这本身也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学校有责任主动组织一些体育、娱乐、参观、实习、健身活动,供学生选择。教育部门也可以对这些课外活动进行简单的考核,如随机抽取学号进行体能测试等等。
9 总要做点啥 这套组合方案的结果到底如何呢?我不敢说会有完美的结果,因为复杂的方案从来就不会是好方案,必然纰漏百出,需要不断修正乃至推翻。但是,世界上大多数事情都是这样,做了不一定能成,不做肯定是不成。现状是大批中学生被圈养在高墙里,靠走私来的玄幻小说了解世界。既然我们指望他们10年后接管这个社会,总要为他们的梦想,为他们的见识做点什么。 从人类还是猴子的时候开始,孩子们就会在成人之前聚在一起玩耍、打闹,模仿成年人的行为,并建立一套自己的亚文化。在亚文化圈内,少年们学会为人处事,锻炼肌肉和勇气,认识友情与爱情。成人社会的领袖和骨干往往需要在这个阶段就开始培养。无论我们居住在空旷的乡村,还是车水马龙的大城市,这都是我们作为一种群居猴子的生物本能,是不能消灭,只能顺势而行的自然规律。童子军、夏令营就是城市人口为满足少年本能而建立的机制,让少年们在成人监管、指导下走出校园。共青团、少先队制度也一度在中国发挥过类似的作用,当然现在这个作用已经消失了。 最近十几年,工业化令中国天翻地覆,经济意义上的小农几乎已经被消灭,劳动力几乎全部转移到城市从事工业和服务业。这给中国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也顺便摧垮了许多人们已经习惯的社会结构——替代品未必会自然出现。比如过去的乡野和街道曾经是少年们自由活动的空间,现在物质丰富了,文化繁盛了,少年们反而进了监狱式中学。这算是整个社会进步过程中的局部倒退。 既然整个社会在进步,局部的倒退就不难扭转。但前提是思想不能守旧,能跟上进步的大趋势。城市化、教育社会化、技术工具廉价化,这都是大势。顺着社会发展大趋势制定政策,问题会迎刃而解;否则,逆潮流而动,解决了眼前的问题,还会制造更大的恶果。教育部门必须正视社会发展趋势,承认改变工作思路的必要性,把少年的梦想当成大事来抓。我不敢期望教育部门把少年的梦想看得比升学率还重,毕竟官僚机构需要量化的指标才能运转。但最起码,梦想的排位不该太低,至少要排到空调教室和草皮运动场的前面。 2014年3月春节归乡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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