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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砂壶造型艺术的卓越成就
紫砂壶是反映时代风尚的产物,而某个时代的品味,也规范壶的造型的及纹饰,紫涛壶的造型艺术可以说是中国工艺品发展及演变的缩影。
所谓造型艺术,是指用一定的物质材料,以形、光、色、点、线、面、体等造型手段,创造视觉可感的平面或立体的形象,反映客观世界的具体事物和作者审美意识的艺术。包括绘画、陶塑、雕刻、建筑、工艺美术等。“美术”、“视觉艺术”或“空间艺术”,是18世纪德国美术家莱辛最先使用的,原意是指绘画,后来才扩及整个美术部类。在原始社会,造型艺术与人类必须的物质资料生产有直接联系,人类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通过对外部世界和自身的改造,逐步提高到“按照美的规律来改造”。造型艺术的审美特征有:造型美、直观美、空间感和质量感。
成代紫砂艺人在细心观察和研究社会现象及自然形态的基础上,吸取了中国传统绘画和古代陶器、青铜器、唐镜、宋瓷等传统工艺美术品的艺术特点,获得了高度的艺术素养,从而设计和生产了形形色色的紫砂壶造型,并形成独特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
造壶艺术是指以设计意识为主导,伴以形象思维的审美意识,通过工艺材料、工艺手段和各种专业技巧进行制作或生产紫砂壶的一种造型艺术。它不同于一般意识上的纯美术。其本质特点是强调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的统一,具有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属性;其美学特征是满足实用功能的要求,体现材质美、工艺美和装饰美。所以,造壶艺术作为融生活与艺术为一体的广义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文化的形象写照。
有关紫砂名艺人的记载,最重要的两部著作是明代万历年间周高起(伯高)撰写的《阳羡茗壶系》和清代乾隆年间吴骞(兔床)编著的《阳羡茗壶系》。《阳羡茗壶系》是第一部关于宜兴紫砂壶的专著,详尽地介绍了明代宜兴紫砂壶的原料和生产过程。更重要的是,它详细地记载了万历年间制壶名艺人的姓名及其造壶艺术的卓越成就。《阳羡名陶录》除吸收了《阳羡茗壶系》的重要内容外,还把明代和清初人写的有关宜兴紫砂壶的一些重要著作和诗文都收录进去。除此以外,它还补充介绍了明末到清初康熙年间的著名艺人。以后,嘉庆二年《增修宜兴县旧志》,又根据这两部著作的记载,把明清两代宜兴制壶艺人收编在县志的《人物志》里。有了这些著作的记载和介绍,才使后人知道陶都历史上许多著名艺人的事迹及其作品的风格。
紫砂壶的造型,千姿百态,有朴实的实用造型,也有奇巧的怪异造型,但总括起来分为下列各类:几何形、自然形、筋纹器及水平壶和茶器。在紫砂壶生产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几类造型的壶均有制造,但每时期生产的主流却又有所偏重于某一种造型、艺术风格。关于紫砂壶造型艺术发展历史,当今国内外诸多宜陶研究专家、学者的分析,都有独到的见解。现择其要点介绍如下:
香港罗桂祥博士收藏和研究紫砂壶多年,并于1981年将其收藏的茶具珍品慷慨捐赠予香港市政局属下的香港艺术馆,该馆专辟一个分馆作为茶具文物馆,目前馆藏茶具已逾千件。1986年,罗氏在他所著的《宜兴陶器》(英文版)里,将多年来对紫砂壶造型和款识的研究心得,归纳为若干带有规律性的结论。他认为不同时期紫砂壶款式的特征是:万历年间,以欧体楷书刻于壶底;明清之际,刻名与印章并用;康熙以后,刻字减少,壶底用印外,或于盖内、把下盖印。罗氏还研究了紫砂壶的分期问题。他将历史上的紫砂壶分为明初及以前、明代、清代早期、19世纪早年至20世纪四个时期。
美国三潘市亚洲艺术博物馆的谢瑞华女士,对紫砂壶的有关分类、断代有进一步的研究。她将宜兴紫砂壶的发展历史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草创期:16世纪以前,即从北宋中期到明代万历年间。宜兴羊角山出土的紫砂残片复原的器皿,是所见最早的紫砂壶实物标本。明代正德年间的作品多为自然形的树瘿壶,根据文献所载,这时期的代表人物主要是金沙寺僧和供春。
第一期:16世纪晚期到17世纪初期,即从万历年间到明代末年。这时期名家辈出,壶式千姿百态,特别注意筋纹器的制作,这种风气延续到18世纪以后。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是时大彬和徐龙泉。
第二期: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末,即从清康熙到乾隆晚期。自然形壶、几何形壶、筋纹器和小圆壶(即水平壶的前身)这四类壶型都有烧造,筋纹形壶已开始被自然形壶所取代,自然形壶受到欢迎。同时较注意壶面的装饰,更多在壶面施釉或加彩绘装饰。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陈鸣远。
第三期:19世纪初到19世纪末,即从清嘉庆到光绪年间。这个时期文士与紫砂艺人交往甚密,出现了在壶上镌刻书画的风尚。紫砂壶的造型比较简单,为在壶的平面上施展才华提供了更大的自由。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陈曼生和杨彭年。
第四期: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紫砂壶的生产更为商业化,壶上开始印有店号标记。自然形、几何形、筋纹器和水平壶四类茶壶大量产销,精心制作的艺术性高的壶在减少,但也不乏佳作的出现。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程寿珍和冯桂林。
第五期:20世纪中叶至今,即现当代。战乱多年以后,紫砂壶生产逐步恢复。四类壶型续有生产,新的品种日渐增多,仿古和创新兼备,在装饰上出现金丝银线镶嵌等新工艺,紫砂壶创作保持传统,推陈出新。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顾景舟和蒋蓉。
草创期的造壶艺术
草创期是从北宋中期到明代万历年间,紫砂陶由此起源,是阳羡茗壶早期的光辉。宜兴陶人开始掌握紫砂泥的特性,能够制成泥片,而且吸收了宜陶缸、瓮和漆器、家具等其他器物的制作工艺,并逐渐形成了“捏塑法”、“打身筒”和“镶身筒”的基本成型方法,甚至采用了造缸时借用模具辅助挡坯成型,故有“供春更斫木为模”、“胎必累按,故腹半尚现节腠”之说。当时的紫砂壶大都混于缸瓮陶窑附烧,故多有“飞釉”和“火疵”等等毛病。
这时期的传器有1976年宜兴蠡墅羊角山紫砂古窑址发掘出来的平盖龙头双条把壶、高颈六方壶、平盖提梁壶和苏轼设计的提梁(又称东坡壶)以及供春制作的树瘿壶(又称供春壶)等,是宜兴紫砂壶的雏形。
宜兴羊角山紫砂古窑址出土的早期紫砂残片复原的三种紫砂壶,就是平盖龙头双条把壶、高颈六方壶和平盖提梁壶。色泽都是紫红色,表里均无釉。其泥料要比当时的粗缸泥细腻,但色泽单一,产品表里的致密度差,并且常有火疵现象,这是由於原料不纯、淘炼不精和烧时未用匣钵装套,以及还原气氛较重的原因。但从器物盛开的工艺手法上,已经可以窥见明清紫砂壶的雏形。例如,在成型时已经脱离了陶轮拉坯法,开始采用泥片镶接法,而后者正是明清和现代紫砂壶的主要成型方法。至于壶嘴、壶把和的子的黏接方法,则采取了打洞捏塞法。又如六万方形壶的壶颈头起线,壶嘴捏塑成龙头形,壶嘴根部的菱花纹饰,以及壶把上系带小孔的处理手法等等,都为后来紫砂壶造型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北宋大诗人苏东坡在蜀山讲学时,曾亲自设计一种提梁式茶壶,烹茶审味,怡然自得,有“松风竹炉,提壶相呼”的词句。后人就把他设计的提梁壶称做“东坡壶”。坡公每当茶后,总要捧着这提梁壶玩赏一番。过了一段时间,“壶身久且色泽生光明”,他更觉奇异,视为珍宝。当初的茶壶呈砖瓦样的huangse,称之为“氐壶”,坡公有诗为证:“青烟白菜炒米饭,氐壶天水菊花茶。”
苏东坡品茗赏壶的传世佳句还有《试院煎茶》诗:“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蒙茸出磨细珠落,盼转绕瓯飞雪轻。银瓶泻汤夸第二,未识古人煎水意。君不见昔时李生好客手自煎,贵从活火发新泉。又不见今时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我今贫病长苦饥,分无玉锰捧娥眉。且学公家作茗饮,博炉石桃行相随。不用撑肠拄腹文字五千卷,但愿一瓯常及睡足日高时。”其描述茶、茶汤、茶具、茶效一气呵成,引人入胜。“瓯”为北宋茶器名,与茶罐等均为茶具别称。坡公在诗中提及“茗饮”、“一瓯”,此乃诗人与茶壶已达到日久相处、形影不离的境地了。
明代周高起在他著的《阳羡茗壶系》一书中说过,最早做宜兴紫砂壶的是湖父金沙寺僧,逸其名。金沙寺僧,明成化、弘治年间宜兴湖父金沙寺和尚,过去都不知道他的法名。《中国美术词典》《陶瓷篇》的《陶瓷家》栏目里曾提到供春于正德年间随侍主人到宜兴湖父金沙寺,“向寺僧静智和尚学习炼土制壶技术,久经钻研,技巧纯熟精炼,后来以制壶为业。……”“静智”会不会就是那位金沙寺僧的法名呢?据陶业中人说“僧闲静有致,时常和做缸瓮的陶工在一起,制壶选紫砂细泥捏成坯胎,用规范成圆形挖空其中腹,然后加上嘴、的、盖,附在窑中烧成,大为人们所喜用”。寺僧所制的作品,在明、清两代的茗壶著作里都未见记载。看来寺僧当时所制的壶,只是供一时之用,未必想借此留名,成壶史的功勋人物,故所制茗壶,既未款署,也不钤章。所以后世即使遇见他的作品,也无由辨识。寺僧制壶的方法也比较简单,所制式样,似乎只有圆形的一种,据说尝以指螺纹为标识。而供春则开始在壶上署名。紫砂壶的制造,从金沙寺僧到供春才大大地跨进了一步。这时期紫砂壶传世之作,见于著录但无款式的有三件:一是披去楼壶。披去楼藏紫砂大壶一件,发掘于佗城西郊明冢,杂于陶器之间。制作粗朴,身现大砂一颗,粗如青豆,四周釉泪斑驳,且现竹削纹,盖的无孔,全身现古瓮缸之银光色。底钦“阳羡制壶”章,篆法古奥。周高起《阳羡茗壶系》说万历五家之后,“壶乃另作瓦缶,囊闭入陶穴,故前此茗壶,不免沾缸釉泪。”此壶坯作陶缸质,复沾釉泪。纵非金沙寺僧所作,亦属初期作品无疑。其二是味茶庵壶。《蠡轩随笔》云:“予藏一砂壶,署味茶庵,乃大中之遗物也。”大中即正德年间隐居不仕的柳佥,吴人,号安愚,又号味茶居士,室名味茶庵。其三是寒绿堂壶。此壶是彭年旧物,彭年是明代长洲人。字孔嘉,号隆池山樵,以诗词名世。寒绿堂壶后归袁世凯次子袁寒云,袁逝世后,此壶不知散逸何处?以上三壶,正和金沙寺僧、供春同时,但壶上没有署款,是否出于这两个民间艺人之手,有待于进一步查考。
明代的造壶艺术
明万历年间,宜兴紫砂工艺盛极一时,空前繁荣。许多良师名匠,毕智穷工,如茗壶、酒器、花盆、香盒、薰炉和文玩等。其时,紫砂壶已由日用陶进入到工艺美术品,形成了一个duli的工艺体系,步入中国特种工艺美术的行列。
明代是紫砂壶兴旺成熟的典范时期。自供春壶问世后,继起的有董翰、赵梁、元畅、时朋“四名家”和李茂林。同时,时大彬、徐友泉和李仲芳,三人排行都为大,故有“壶家妙手称三大”的说法。从万历到明代末年,是造壶艺术发展的第一个重要时期。此时名家辈出,代有精品。这时期以时大彬、徐友泉等名家为代表,努力探索,形成了紫砂制作工艺和工具,奠定紫砂壶的地位。
万历时的名工,还有欧正春,邵文金、邵文银、陈信卿、闵鲁生、陈光甫、邵盖、邵二孙等。当时除了紫砂壶的风行外,用紫砂制作雕塑和其他工艺品,也很有成就,以陈仲美和沈君用最为著名。万历以后的名家有陈俊卿、周季山、陈和之、陈挺生、承云从、沈君盛、陈辰、徐令音、项不损、沈子澈、陈子畦、徐次京、绶馥、项圣思等。同时,惠孟臣专门制造小圆壶,这就是后世喝工夫茶的用水平壶的前身。明代各名家的壶式千姿百态,层出不穷,传世名器各有不同的风格,都从仿铜器、仿瓷器以及自然形态的几何抽象造形和筋纹器具等变化而来,其形式大多偏向于筋纹形型。
相传供春曾经带过一个徒弟,供春把制壶技艺毫无保留地传给了他。这个徒弟就叫时大彬。
时大彬,号少山。明嘉靖至万历间宜兴人。据李斗《扬州画舫录》载,时大彬乃系宋尚书时彦之裔孙。他的父亲就是四大名家中的时朋。父子相传,更有深厚的家学渊源。他对紫砂壶的泥色、形制、技法、铭刻等都匠心独具,有相当的研究和杰出的创造。艺术成就远远地超过了父亲,许多文献都认为“前后诸名家并不能及”,其地位居于“壶家妙手称三大”之首。周高起在《阳羡茗壶系》里写道:“明代良陶让一时”,“一时”,就是指时大彬。后人所说有“时壶”,也就是指时大彬的作品。时大彬所制茗壶,小巧玲珑,千姿万状。宜兴壶艺传至大彬,始蔚然大观,推为正宗。其造壶艺术光辉照耀着整个紫砂工艺的历史。从来吟咏紫砂壶的诗人,都把大彬和供春并论。林古度作《陶宝肖像歌》有“昔贤制器巧含朴,规仿尊壶从古博。我明供春时大彬,量齐水火抟埴作”之句。吴省钦《论瓷绝句》中有:“宜兴妙手数龚春,后辈还推时大彬。”陈仲鱼《观六十四研斋所藏时壶》诗,有“陶家虽欲数供春,能事终推时大彬”之句。徐喈凤重修《宜兴县志》写道:“供春制茶壶,款式不一,……继如时大彬,益加精巧,价愈胜。”在紫砂壶工艺史上,时大彬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时大彬善用各色陶土为壶,有时在陶土中杂以罔砂土,“砂粗质古肌理匀”,作品不务妍媚而时见巧思,出人意外。他开始制作的时候,还只是单纯模仿供春,以大壶为主,从游娄东和当时的著名文人太仓王世贞、松江陈继儒等交往,闻琅琊、太原诸公品茶试茶之论后,突破了老师的樊篱而多作小壶,点缀在精舍几案之上,一人一壶,更加符合文人的美学趣味,因此当时就有“千奇万状信手出,巧夺坡诗百态新”,“宫中艳说大彬壶”这些推崇的诗句。大壶泡茶,茶叶浸泡过久,鲜味不存,故有“茶注宜小不宜大,小则香气氤氲,大则易于散漫,若自斟自酌,愈小愈佳”的评语。
紫砂壶的制作,在李茂林,时大彬以前,大致都仿照供春壶式,形制较大。从李茂林,时大彬开始,才改制小壶,当时耳目一新。把大壶改为小壶,是同当时社会上士大夫,文人的爱好有关系的。时大彬壶多用粗砂制成,手法沉郁老健,胎质古雅匀净,“随手制作,颇极精工”。烧成以后,壶盖和壶口十分密接,据说抓住壶盖,即能吸起全壶。这是它的特点之一。据说时大彬的茶壶,用以沏茶,可以一点没有砂土气味。在明代万历年间,景德镇已成为中国瓷业中心,但当时讲究喝茶的人,对于景德镇所制瓷壶采取完全否定态度。许次纾在他所著的《茶疏》里写道:“近日饶州所造,极不堪用。往时供春茶壶,近日时大彬所制,大为时人宝惜。”这样,时大彬的制品就成为万历年间全国著名的手工艺品之一。王士祯在《池北偶谈》里写道:“近日一技之长,如雕竹则濮仲谦,螺钿则姜千里,嘉兴铜器则攻鸣岐,宜兴茶壶则时大彬,浮梁流霞盏则吴十九,皆知名海内。”甚至还有人认为几案间放上一具时大彬的紫砂壶,就足以“生人闲远之思”。可见他的作品,具有多么高度的艺术价值。
清代的造壶艺术
到了清代,紫砂壶的制作又在前人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这时期著名的制壶艺人,有在雕塑及款式方面取得独特成就的陈鸣远;有善仿古式并以竹刀代笔镌刻壶铭书画的陈曼生;有以精巧取胜的场彭年、杨凤年兄妹;有以浑朴见长的邵大亨、黄玉麟诸名家。他们毕智穷工,技艺辉煌,传世作品都美妙绝伦。上述这些名家巧匠的艺术品,在清代已极为珍贵,所谓寸柄之壶,盈握之杯,往往珍同拱壁,贵如珠玉。
自康熙中期到乾隆晚期为止,是紫砂壶造型全面的繁荣时期,装饰风格也发展到顶峰。这时期以陈鸣远为代表。陈鸣远是继时大彬后最伟大的宜兴陶人。他继承了明代的余风,并且开创了清代壶艺的新风貌。因此,在这段时期,紫砂壶的造型开始有了改变,就是筋纹器型与自然型体相融合,而后再被自然型体所取代。当时,除了继承明代的镌刻壶铭书法以外,尚有泥绘、加彩、浮雕、堆泥、贴花、施釉、搅泥、镂空、包漆、磨光等工艺,层出不穷,因器思变。
陈鸣远,名远,号鹤峰,一号石霞山人,又号“壶隐”,清康熙、雍正年间(年)宜兴川埠上袁村人。他出身于紫砂世家,其父陈子畦也是明末清初的制壶名匠。《宜兴县志》称陈鸣远是近百年来壶艺成就第一名手。所制茶具、文玩有数十种,制品新颖,是一个善翻新样、塑镂兼长、技艺精湛的大师。他的独到之处是用雕塑装饰与造型相结合,款式书法也雅健有晋唐风格。当时有不少文人雅士对他的造壶艺术作过高度的评价。如吴骞称“鸣远一技之能,间世特出。”汪文柏《陶器行诗赠陈鸣远》有“古来技巧能几人,陈生陈生今绝伦”之句。他的作品,各方争购,在国内外同时流行,并博得“海外争求鸣远碟,宫中艳说大彬壶”的赞句。当时鸣远的碟与大彬的壶,并驾齐驱,声誉很高。吴骞称颂陈鸣远的壶艺成就:“使与时大彬诸子周旋,恐未甘退就邾莒之列耳。”由此可见,陈鸣远的壶艺、盛誉、地位,在紫砂工艺史上确实是可以与供春、时大彬先后并称的“三大名匠”。
陈鸣远致力于造壶艺术,开创了一代宜兴紫砂文丽工雅的壶艺风格。他设计作品,包括壶、杯、瓶、盒、文房雅玩,多达数十种,“无不精雅绝伦”,誉者以为“堪与三代古器并列”。徐喈凤重修《宜兴县志》记载:“陈远工制壶杯瓶盒,手法在徐(友泉)、沈(君用)之间,而所制款式,书法雅健,胜于徐沈,故其年未老而特为表之。”他吸收了明代制壶名匠的纤巧华丽的风格,作品文丽工雅而又有超过前人的地方。清人张燕昌在《陶说》里曾对陈鸣远的作品作过“纤巧”的评论。事实上,从万历以来,紫砂壶风格日趋文丽纤巧是当时的趋势,而陈鸣远正是这一风尚的代表人物。时人评述:自陈鸣远开始,紫砂壶本身就有了一个完整的艺术感,形成紫砂壶独特的风格和流派。
陈鸣远的作品,以技艺精湛及富创新精神而著名,他多才多艺,同时也是一位多产的陶艺家。他的作品类型分布甚广,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三类,即茗壶茶具类、文房案头摆件及像生瓜果小品类,以文房雅玩为最,从而丰富了紫砂陶的造型艺术,发展了紫砂陶的品种。清人张燕晶《陶说》中有段记述:“鸣远手制茶具雅玩,余所见不下数十种。”有天鸡壶、海棠壶、诰宝壶、菊尊、菊盒、香盘、十锦杯、研屏、梅根笔架、莲蕊水盂以及各种瓜果小品等,均擅长其技。鸣远作品“构思之脱俗,设色之巧妙,制作技巧之娴熟”,在紫砂史上也是少见的。尤其精於塑作雅玩,制品为世所珍。所制莲蕊水盂及梅根笔架,曾博得“梅根已老发孤芳,连蕊中含滴水香”的诗赞。其花果小品,纤巧毕肖,耐人寻味。据传,有名“楚园”者,旧藏鸣远制品甚丰,像生果品之类就有白砂半桃、红砂核桃、白砂落花生、紫砂板栗、红砂荔枝、铁砂菱、白砂双榴等件。此外,文玩还有笔筒、双厄、瓶、洗、鼎、爵等等,造型别致,精雅过人,既是艺术欣赏品,又是文房实用品。鸣远的作品,且能自制自镌,铭刻书法讲究古雅流利,有独到的工夫。款署有行书、篆文,真草亦超逸有致。文献上有“其款字晋唐风格”,“鸣远吐属亦不俗”等评语。
据吴骞《阳羡名陶录》记载:鸣远名噪一时,其“足迹所至,文人学士,争相延揽,常至海盐馆张氏之涉园,桐乡则汪柯庭家,海宁则陈氏、曹氏、马氏多有其手作,而与杨中允旬妍交尤厚。”陈鸣远一生行迹所到的地方,当地的名流学者,都要争相邀请,瘭为座上客。他在浙江桐乡汪柯庭(名文柏,字季青)家作客时,为其“制作砂壶”,而汪善书工诗,即为鸣远砂壶作画。海宁名士杨中允、曹廉让和马思赞三人,也曾延请鸣远来游,并为他们制作茶具雅玩、切磋壶艺。杨、曹两人还为陈鸣远的作品书写古诗或代署款识。其中,他与杨中允交谊最笃,为杨氏家所制紫砂壶最多,也最精。杨亦“常为陈鸣远捉刀”,但并未自署名号。《阳羡砂壶图考》刊朱笠亭藏鸣远壶一具。
近代的造壶艺术
自清末到20世纪上半叶,紫砂壶上开始印有陶器店号的标记,紫砂壶的生产更为商业化,而壶上的刻铭也更专业化了。当时流行复古的风尚,秦汉瓦当、汉泉及西周彝器铭文的拓本,经常用于紫砂壶上的饰纹中。20世纪初,紫砂壶、器多次参展、参赛,并获多个国际博览会金奖,从而刺激了刻行业的工艺发展。这时期的制壶名家以程寿珍、冯桂林为代表。
从清代乾、嘉年间开始,金石考古学盛行,官僚、士大夫阶层爱好古代钟鼎彝器等文物,他们也把这种爱好引入了紫砂壶艺之中。这种好古风气到清末则更为流行。清末金石家,同治进士,官至湖南巡抚,甲午战争曾督湘军出关御敌。因兵败而革职。回到吴县家中,他专心将搜集的钟鼎、玺印、陶器、古钱币等文字撰写成《说文古籀补》,其恒轩所见藏《古金录》《古玉图考》等著作,都成为紫砂艺人作为镌刻壶铭的主要参考资料。
与黄玉麟同期的另一位清末紫砂艺人俞国良(年),俞国良特为其制一紫砂大壶,并锓铭文:“渊其中,骏其色,是茶仙,有琴德。”并署小款“甲午东溪生书并刻”;另一面刻仙人像。俞国良的作品多钤“国良”和“锡山俞氏”印,根据后一印,可得知俞氏是锡山人。1937年,他又有一件紫砂壶参加江苏省产品展览会并获得特别奖。这是一件六瓣花形茶壶,表面高度抛光。为了纪念这次的成功,他造了很多同类式样的茶壶,其中一件现藏宜兴紫砂工艺厂陈列室。这个壶的底部钤二印,上面一个印得自豪地说明这壶赢得奖项,印文是“江苏全省物品展览会特等奖状。俞国良”;下面一个印是“民国念五年,时年六十三。”俞氏也曾为吴德盛陶器公司生产同类紫砂壶。据说在美国三藩市的一个私人收藏中有一个抛光六瓣壶,虽然盖内钤“国良”印,但底上却无宜兴紫砂工艺厂陈列室藏壶的两印,而只有吴德盛陶器公司的“金鼎商标”标志。俞氏的传器还有一件朱红泥大线圆壶,造型身扁而有神韵,饰圆中带方的腰线与嘴,口盖吻合,呈半球形,圆浑、秀丽,不失大家风度,成为后人的楷模。
俞国良一生奔走四方,留下了许多名作,底款还有“锡山俞制”等。他65岁时即主动作后事安排,将造壶艺术传于后人,并特意嘱以印款“锡山俞传”,让继子邵宝琴保留和发扬制壶技艺。他还带有一个徒弟李宝珍,所制茗壶亦有俞氏风格。
日至10月28日,在南京举办了我国“南洋第一次劝业会”,其宗旨是为奖劝家工,振兴实业。江苏宜兴阳羡陶业公司的紫砂陶器获秦奖,宜兴物产会的海竹顶、宝鼎及大市壶等10件紫砂产品获金奖。
辛亥革命以后,宜兴芳桥开明人士周文伯为振兴紫砂业,亲自到蜀山访贤,复兴陶业。得知宜兴川埠上袁村的前清秀才邵咏棠善于紫砂行业,即聘为利用公司经理,管理紫砂壶的制造,并在上海、天津等地开行设店,扩大经营业务。1915年该公司的产品荣获巴拿马国际赛会头等奖,获奖作者为程寿珍等。继后利用公司改名利永公司。1926年,紫砂壶、杯、碟在美国费城世界艺术博览会、1930年比利时国际博览会参展、参赛,并先衙获金奖、银奖。其时还在蜀山创办了陶工传习所,招收20名紫砂艺徒,由邵云儒传授紫砂壶陶刻技艺,并逐渐形成了一支陶刻专业艺人队伍;由著名艺人程寿珍、范大生担任制坯技师。后来的著名紫砂艺人冯桂林,就是这批艺徒中的佼佼者。
程寿珍(年),自号“冰心道人”,是近代勤劳多产的名艺人之一,师承其继父邵友庭。所制掇球壶最负盛名,曾多次获国际奖。掇球壶犹如大、中、小三个圆球叠垒,稳键丰润,端正完美,口盖紧密,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太平洋万国巴拿马国际赛会获头等奖后,有“价随声高”之誉。尔后所制掇球壶,一律都有三个印记:壶底内锓“寿珍”篆印,壶盖内钤“真记”楷书小印,而壶底外所镌之铭文印记多达24字篆文:“八十二老人作此茗壶,巴拿马和国货物品展览会曾得优奖。”82岁所作之壶传世的共有10把,亦有赝品流传,真伪易辨。寿珍壶的早期作品,壶底一般锓“冰心道人”四字篆印。此外,程寿珍所作的仿古壶,气度也不凡,盖大而扁平,线型粗细对比得体,壶身、肩、肚、底、盖、钮,骨肉亭匀,错落有致,秀丽中见巧思。而另一件汉扁壶佳作,圆中见方,贯成一气,肩平盖方,不愧为大家杰作。
20世纪初期在宜兴吴德盛陶器公司出品上署款用别名的还有岐陶,这是吴盛店主吴汉文的笔名,他能亲自操刀在紫砂壶上镌铭刻画。还有以“漱石”、“岩如”、“石溪”、“友石”、“缶硕”、“干庭”、“耀庭”等款印署名的,都是这一时期的专业紫砂艺人。当时宜兴还有一家陈鼎和陶器厂,其出品上有“陈鼎和陶器厂”印记,而有些则刻有英文C.T.H.Co.的字样。该公司经理陈元明亦擅书画陶刻。传世作品包括紫砂壶、茶具、茶杯,鼓暖杯(杯外有鼓腹形的暖水盛器,用于温酒,又称暖酒杯)、笔洗、花瓶等。这些紫砂器上的纹饰是典型的20世纪风格,兼备书刻各以及诗词、绘画(山水、翎毛、花卉)等。铭文多有陈元明亲自签款,如陶刻行书“阳羡陈鼎和作于蜀山一叶轩”。
现当代的造壶艺术
从20世纪50年代到如今,紫砂壶的造型艺术和装饰工艺踏进了历史发展的空前繁荣时期。古老的紫砂工艺,呈现满园春色、万紫千红的景象。艺人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仅使失传几十年的优秀品种逐渐恢复,而且还创造了1000多种新产品。几何形(包括圆器、方器)、自然形(又称塑器)、筋纹器及小型壶、水平壶四种类的紫砂壶都有出产,色彩包括白泥、红泥、紫砂、青蓝泥、梨皮泥等十多种,纹饰运用了浅浮雕、印花、贴花、镌刻及金丝银镶嵌等新工艺。现当代的造壶艺术以顾景舟和蒋蓉为代表。著名老艺人还有朱可心、裴石民、王寅春、吴云根、任淦庭等。他们的技艺是多方面的,但又各有所长。顾景舟技艺全面,喜作素式茶壶;王寅春、吴云根则以筋纹器为主;朱可心、蒋蓉又善制雕塑纹样装饰的壶;裴石民除专长制壶外,还以制作形色逼真的花果小件著名;而任淦庭则以书画陶刻称著于时。他们除了精心创作外,还培养了数以百计的青年艺徒,使紫砂壶这一传统工艺后继有人。过去的所谓“养儿防老,留艺防身。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传子不传女”等情况被根本改变。新一代的陶艺师在成长,而且创造不少新颖的作品。
现当代最著名的壶艺家顾景舟先生是国家授予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被海内外誉为“壶艺泰斗”。他在紫砂壶艺上有极为高深的造诣,施艺严谨精湛,作品不拘一格,且善鉴赏古器,是国内外公认的紫砂壶鉴赏权威,其造壶艺术可与明代时大彬等并称。
顾景舟,原景洲,武陵逸人、荆南山樵,晚年自号壶叟,日出于宜兴川埠乡上袁村的一个紫砂陶世家,祖辈都是制壶好手。他年少读书,曾受教于蜀山东坡书院吕梅笙先生,研习古文,自幼打下了较好的文学基础。18岁那年,刚跨出中学校门的顾景舟便继承父业,开始了陶艺生涯。跟随祖母邵氏制坯,立志于紫砂壶艺。历经两年的刻苦磨练,练出一手扎实的制作功夫。
上袁村是宜兴紫砂壶的发祥地,明清以降,500年间,先后有陈用卿、惠孟臣、陈鸣远、邵旭茂、邵大亨、邵友泉、邵友廷、黄玉麟、程寿珍、王寅春等十大名家生于斯,长于斯,成名于斯。青少年时代的顾景舟,就生活在上袁村这个紫砂发祥地。此地家家户户以紫砂为业,他耳濡目染,取长补短,同时攻读明、清人士写下的不朽名著《阳羡茗壶系》和《阳羡名陶录》,并在生产实践中总结前人经验。他年方二十,即在造壶艺术方面初露才华,跻身于同行业名手之列。
在30年代,顾景舟应上海古董商郎玉书之聘,到上海专事仿古制作,博采众长,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到明清两代的许多名家名作,反复揣摩这些紫砂精品的传统造型,研究其制作手法,分析传世作品的精髓。经过几年磨练,他在艺术素养和鉴赏能力上,都得到很大的充实和提高。在制作的仿制品中,他追求形似并具神韵,技艺上严格要求,不久,作品工艺水平开始超越古人。现今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南京博物院藏品中由顾氏早年仿制陈鸣远的两件精品龙把凤嘴壶和竹笋水盂,造型端庄,制作严谨,细部刻划尤其精到,从中可见顾氏当初仿古精品之功力。抗日战争期间,宜兴窑场一片萧条。顾氏为维持生计,惨淡经营,一边制作紫砂壶,一边仍锲而不舍地攻读陶瓷工艺、硅酸盐工程等有关书籍,从选矿、泥料制配、烧成到成品加工,掌握了一整套的工艺知识,为步入造壶艺术殿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0年代,他结识了上海许多书画高手,并与名家江寒汀、吴湖帆、王仁辅、唐云、来楚生等交往甚笃,互相切磋艺术,探讨壶艺,视野大为开阔,使紫砂壶与诗书画相结合。同时,在制作实践中,艺术格调和创作思路也都有所突破,一改清初以来纤细繁琐、堆砌浮华之气,刻意追求线条的流畅舒展,权衡比例的谐调秀美和整体造型的简朴大方。渐渐地,他声誉鹊起,“寸壶竟有斗米之贵”。过了40岁,顾氏即潜心于紫砂壶造型研究,终于形成独特的成型技法,由此进入了造壶艺术的成熟期。
从50年代起,顾景舟为了发掘紫砂瑰宝,弘扬紫砂这颗东方艺术明珠,他遍访北京、南京、上海、广州、杭州和苏州等地的博物馆,他一次次地跨入艺术院校的大门,虚心请专家教授指教。他还带领科技人员多次到其他陶瓷产区考察。艺术的吸引力和强烈的事业心,使他和全国许多文学艺术家、科学家结为至交,如著名画家傅抱石、陈之佛、亚明,教授高庄、冯先铭、孙文林,陶瓷科学家刘秉诚、李国桢等。交往使他在陶瓷工艺学、美学、书法、绘画、金石篆刻等方面增添了广博的学识。他以陶为煤,以艺会友,互相借鉴,拓宽视野,这是顾景舟用以提高艺术素养的又一渠道,同时也为造壶艺术研究工作提供感性方面的第一手资料,从而促进了紫砂工艺的不断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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