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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德怀中南海发怒拍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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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中南海发怒拍桌子
彭德怀率先进入朝鲜与金日成商谈作战问题本文摘自《西柏坡人物》，赵福山 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拍案大骂梁兴初为了打好出国作战第一仗，彭德怀要第38军于日晚或11月1日拂晓前攻占军隅里，向新安州突击，截断进占云山、泰川美军退路并同另三个军对敌实施全歼。但是第38军军长梁兴初接到彭德怀10月30日晚的命令后，没能立即率部出动，第二天才开始发起攻击；而且在前进途中，又和沿途零散敌人恋战，打打停停，结果又耽误了一天时间。当他们比预定时间晚两天即11月2日赶到军隅里地区时，美军凭借先进的侦察设备早已发现了志愿军的作战意图，开始全线向南撤退，攻击线上的志愿军战士们虽英勇作战，但两只脚撵不上快速逃跑的机械化美军，致使彭德怀入朝第一仗的作战计划没能很好实现。11月13日，志愿军党委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党委副书记邓华总结中讲到这次战役由于第38军对敌情估计过高不敢大胆穿插，致使敌人乘机逃跑的情况时，彭德怀怒气冲冲地站起来，用手掌猛地向桌子一击，只听“啪”的一声响，震得桌上的东西都跳动起来。在座的将领们全都吓了一大跳，会场顷刻鸦雀无声。大家的视线都紧张地集中在彭德怀阴云密布的脸上。寂静中，彭德怀吼道：“梁兴初！你真是胆大包天，竟敢违抗军令，你38军为什么不敢大胆攻击敌人？为什么那样慢慢腾腾地前进？为什么不根据志司(志愿军司令部，下同)命令插到敌人后面去？你说！你们为什么不敢插？听说你梁兴初是员虎将，我看你不过是个鼠将。一个美军黑人团就把你给吓坏了？我看你就是临战怯阵！就是贻误战机！就是违抗军令！这是犯罪的行为！我彭德怀别的本事没有，斩马谡的本事还是有的！”彭德怀气得两手都在微微颤抖，而梁兴初也是面色难看，两腿肌肉都在抽动。梁兴初吞吞吐吐地想解释一下，彭德怀又是一声怒斥：“你还说什么，还强调什么理由！这次如果38军按司令部的命令插下去，肯定会消灭敌人两三个师，结果只消灭敌人1.5万人，没有达到预想的战果，这简直是犯罪，你就是右倾！”彭德怀的这一次发怒对各军震动很大，在紧接着进行的第二次战役中，志愿军打得很成功，歼灭美军3.6万人，特别是38军以果敢坚决的行动堵住了美军的退路，打得英勇顽强，使南逃北援之敌无法会合，在整个战役中起了关键性作用。为军需怒震居仁堂志愿军经三次战役后，伤亡较多，兵员一时补充不上，而后方供应线又长达数百里，在美机不停的攻击下，后勤供应出现严重问题，志愿军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几乎无法继续作战。彭德怀决心立即返回北京面见毛泽东尽快解决。日，军委扩大会议在中南海居仁堂总参谋部会议厅开始。彭德怀首先介绍了志愿军在朝鲜前线作战中物资、生活、兵员等各方面存在的严重困难，他希望国内不论军队和地方都要全力支援。当会议讨论到具体问题如何落实时，有些干部强调国内机构刚刚建立，许多问题一时还难以解决。彭德怀本来就对苏联拒绝提供必需的空军、高炮部队的援助恼火，在这内部会议上却又出现这种强调困难的情况，立刻火冒三丈。他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吼声在居仁堂回荡：“这也困难，那也困难，我看就是你们爱国，难道志愿军战士们都是猪？他们不知道爱国？你们去前线看一看，战士们吃的什么，穿的什么！现在第一线部队的艰苦程度甚至超过长征时期，伤亡了那么多战士，他们为谁牺牲？为谁流血？现在既没有飞机，高射火炮又很少，后方供应运输条件根本没保障，武器、弹药、吃的、穿的，经常在途中被敌机炸毁，战士们除了死在战场上的，还有饿死的、冻死的，他们都是年轻的娃娃呀！难道国内就不能克服困难吗？”彭德怀的发怒，令居仁堂里气氛肃然。此后，北京等许多大城市的干部群众昼夜为志愿军赶制炒面，迅速送往朝鲜，暂解了志愿军的断粮之苦。以后随着条件的改善，国内的支援工作逐渐走上了正轨。痛心疾首骂韦杰1951年4月，志愿军发动了第五次战役。根据美军的作战特点，彭德怀于5月22日电令各兵团后撤时要留一个师至一个军的兵力，采取逐步后撤、节节阻击的战术，杀伤消耗敌人，掩护主力转移。在后撤过程中，第3兵团所属的第60军在北汉江南岸，遭到美军特遣部队的割裂，处于三面受敌的不利态势。5月25日该军位置偏后的第180师抢渡过北汉江后，又被美军机械化部队隔离在汉江以北，同军部失去了联系。彭德怀得到报告后，立即电令第3兵团速派第60军第18l师和第179师前去救援。但第3兵团司令部在后撤转移途中，又遭敌机轰炸，一度与所属各军失去联系。第60军军长韦杰虽知第180师处于困境之中，却对派部队救援不积极，措施也很不力，虽有支援的动作，但因为力度过小，无法产生效果。结果该师数千人没有突围出来，造成了志愿军入朝参战以来的最严重的损失。总结这次战役经验教训的会议上，彭德怀在讲到第180师受损失情况时，非常气愤地让第60军军长韦杰站起来，怒气冲冲地高喊：“韦杰，你这个军长是怎么当的？你像个军长的样子吗？志司命令部队后撤时，你们不研究具体措施和方案，而是照转电报，为什么不把各师安排好？你们那个180师，是可以突围出来的嘛！你们为什么说他们被包围了？敌人的坦克汽车就是沿公路从180师前面过去了，敌人并没有发现，他们中间也没有敌人，后面也没敌人，部队完全可以利用晚上突围出来嘛！哪有这样惊慌失措地把电台砸掉，把密码烧掉的？像你这样的指挥员就是该杀头！”幸而新到任的志愿军副司令陈赓出来解围，他慢慢站起来说：“彭总，大家肚子都饿了，该吃饭了吧。”彭德怀看了陈赓一眼，紧绷着脸，仍是气冲冲地站在那里，停了一会说：“好吧，吃饭！”这次会议就这样结束了。事后不久，第60军军长韦杰被撤职，第180师师长郑其贵、副师长段龙章均受到军法惩处。链接：梁兴初简介日出生在江西省吉安县。1930年4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中央根据地的历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新四军独立旅旅长，山东军区滨海第1军分区司令员兼13团团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曾任第47军军长，第38军军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38军军长，1950年10月入朝作战。1954年3月回国后，任海南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1967年3月调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二书记。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日在北京病逝，终年72岁。(人民网-文史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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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在被“陈安之”们忽悠吗
今日话题陈安之：自然规律已经阻止不了我了 曾在台湾欺骗学员数千万资金以下为《人民日报》日的一条新闻——号称心灵潜能大师的陈安之，两年前曾经以一本超级成功学，在台湾市场拿下畅销书第一名。不过今天却有一群债权人代表，出面指控陈安之非法吸金，恶性倒闭。债权人表示，陈安之先在心灵课程当中建立信赖感，再向四五十位学员吸取5000万资金，代理美国费尔滋饼干店。近一年多来，陈安之声称经营不善，分店一家一家倒闭。陈安之不但先前开立本票还钱的承诺没有实现，反而先报警控告投资的学员是黑道，涉嫌对他威胁恐吓，致使两名债权人被法院起诉。面临坐牢的命运，债权人拿出当初投资饼干店的合约书，心有不甘地说，他们原本是希望向陈安之学习成功之道，谁也没想到竟然先尝到失败的苦头，自己还被控告是黑道，遭起诉。他们说，钱要不回来没关系，事实真相一定要说清楚。 赤脚通过火烧铁板不被烫伤 指导学员训练量超过奥运选手在《纪实》和《新闻天地》等媒体上，刊载着一篇名为《陈安之的传奇人生》的文章。文章中提到，陈安之通过了“走火”课程——“那是在夏威夷，17米长的地上铺着烧得旺旺的木炭，炭火上方铺着一块被火烤得很烫的铁板，参加考验的600多人全部脱掉鞋袜，每个人都必须赤着脚从铁板上走过去……他冲入火阵中，快速跑了过去，居然也没有受伤。”就此，陈安之提出了他的著名口头禅：“要成功，先发疯，头脑简单往前冲！” 而在陈安之所著的《把自己激励成“超人”》中曾这样描写到——他的一个叫杰克的、以前没有参加过任何体能训练的30岁的学生，在陈安之的帮助下达到了可以参加奥运马拉松比赛的水平。他们是这样训练的——“我的学生他现在做腿的重力训练，一次可以做二百五十下。更厉害的是他拉单杠，我想很多男士都拉过单杠，有人可以拉十下二十下，这个陆军的特种部队，一次可以连续拉一百下，我的学生杰克他一次可以连续拉一千两百下！我想你听到这个就已经吓一跳，但是他休息十五分钟之后，他立刻可以做伏体撑做五百下！再休息十五分钟，再做仰卧起坐六百下！再休息十五分钟，他可以跑步十五公里当训练！奥运金牌每天只练八公里，他一天练十五公里……”其实，以上这些故事是真是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故事反映了陈安之的成功学理念——“成功，靠的就是强烈的动机，充足的理由和坚定的信念，精神的力量简直是无穷大的。”转战大陆过程中遇到贵人 以及贵人的贵人2000年在台湾出事后，陈安之转战大陆，“2001年陈安之首次接受中国各大企业和社团的盛情邀请”。但他是如何迅速打开大陆市场的呢？他遇到了自己的贵人，王阳。王阳原本是一个保健品经销商，主推太太口服液和排毒养颜胶囊。后来创业失败，在“偶然”中听到了陈安之的课，当王阳表示帮陈在大陆推广时，双方一拍即合。当时身无分文的王阳找同学借了10万元，在2001年时成立了“梦工厂”公司，这家公司的主要项目就是包装陈安之。（后来也包装疯狂英语的李阳）据陈安之说，他“27岁（即1994年）就成了亿万富翁”。然而，事实是，成立于2001年的这家初始资金10万元的公司，却成为了陈安之人生真正辉煌的起点。而网络上两家“陈安之官方网站”也分别成立于2004年和2009年。那么，原本卖排毒养颜胶囊的王阳，是怎样“偶然”知道陈安之的呢？说到这里，不得不引出另一位成功学大师——刘一秒。刘一秒：采访我需要省文化厅的公函 “秒哥”说：陈安之不过是个“台湾小鬼”说他是“神”也好，说他是“教父”也好，他就是刘一秒，江湖尊号“秒哥”，他讲课的门票动辄数万元，却总有近万名企业家蜂拥而至。听完之后，大部分人都会着魔般购买更多的课程。据说他年入几个亿（净利润）。“秒哥”年轻时也曾蹉跎，他25岁从哈尔滨艺术学校毕业后，南下深圳闯荡，在出租屋的阳台上迷上了成功学。彼时，陈安之已经开始火爆，刘一秒负责对外推销陈安之的成功学课程。在他的“每天一个电话，课程开始前一天变为晚上6点开始，每个小时一个电话”的高频率攻势下，曾经的保健品商人王阳招架不住了，去听了陈安之的课，接下来的事我们都知道了。而刘一秒也顺势加入了“梦工厂”公司，王阳回忆说“刘一秒每天给客户打一百个电话，不打完不回家”。后来，他和疯狂英语的李阳一起去美国“进修”，再后来，他就成了大师。如今的“秒哥”已经不愿再回顾这些往事，他在课堂上用“台湾小鬼”形容陈安之，他说：“小鬼就是不会像人一样好好说话”。“秒哥”生财术：金字塔底的6000“战士”、金字塔中端的代理商、金字塔顶端的神刘一秒的公司名叫“思八达”，谐音正是“斯巴达”，而他的6000员工也被称为“战士”，这些年轻人被秒哥激发出了无穷战斗力。曾经有一位老板，在1小时内被“战士”连打了179个推销电话。战士们分属各个军团——财富军团、燃烧军团、龙霸江湖……战士们每天早晨都要先跳舞，然后大声朗读《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接着自我激励一小时，“买车、买房，干干干！”当然，战士们的报酬不错，这与整个公司的高现金流不无关系——“2010年，思八达战士的个人业绩第一名是818万元人民币，团队业绩第一名是2197万元人民币。”比战士们更高一级的，是学员中的先知先觉者，他们已经发现，没有什么行业比“秒哥”的“智慧”更赚钱。所以干脆就加入思八达公司，担任讲师或者是代理商。这种找当地的民营企业家开拓当地市场的模式，已经成为思八达的成熟套路，亦是刘一秒的财富之门。当然，凌驾在他们之上的，还是“秒哥”，思八达公司流传这样一句话——“老师（刘一秒）是天上飞的一条龙，我们是地上跑的一群猪，怎么追也追不上。”“秒哥”与时俱进：逐步从“销售为王”走向“命灵双修”，甚至“政商结合”别以为秒哥讲东西不动脑子，都是瞎编。他其实是个有“大智慧”的人。在秒哥的职业生涯早期，他讲的课都是《攻心销售》之类的内容，但这些课程无法让他大红大紫。随后，他去马来西亚学习了“能量课程”后，全面转向了重视心灵和智慧修炼的课程。从，他的培训内容是《佛祖如何吸引人心的五大法门》、《宗教智慧与三道》、《如何对接宇宙智慧》、《在企业如何落实三道》、《智慧系统-生出系统的系统》……这位脱口而出“别人照顾你老公，你就照顾别人的老公不就完了吗”的秒哥，越来越像“灵性大师”奥修。此外，秒哥还打通了宗教圈和官员界，有人分析到思八达的未来，或许是“加盟运作模式+奥修心灵场修炼模式+宗教商业文化+文化论坛营销+企业家项目对接合作平台+政商互动商会”的整合。此前有记者欲采访他时，思八达集团回复“要有省文化厅的公函才行”。翟鸿燊：机场DVD碟片销售冠军 《市自来水公司组织职工观看学习翟鸿燊教授讲座》可能有人不知道翟鸿燊是谁，请看几个新闻标题——《市农机局组织观看国学大师翟鸿燊教授讲座》、《著名国学应用大师翟鸿燊教授下榻惠州凯宾斯基酒店》、《远洋地产翟鸿燊国学应用智慧讲座圆满落幕》、《荣威750:国学大师翟鸿燊教授临沂公开课指定座驾》、《市民政局干部职工与时俱进学“国学”》……此外，翟鸿燊大师的《大智慧》DVD销售成绩非凡，在机场卖了“10万套”，创下了经管类单套产品的纪录。这位高喊“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侃爷，就是“国学应用大师”翟鸿燊。翟大师很忙据说，翟大师早年在东北搞传销，后来事发，改头换面，如今靠讲座一年收入几百万。但在翟大师自己的介绍中，他是“军党委办公室主任之子”，“上初中时就是万元户了”。翟大师自称是“清华大学客座教授”，但清华大学教务处表示没听说过他。翟大师自称是“美国国家大学博士生导师”，但“美国国家大学”在北京市通州区设有代表处，主打成人远程教育。此外，翟大师还在“华之富”传销团队中担任“理论导师”的职务。翟大师很搞笑翟鸿燊自称“国学应用大师”，“儒释道贯通”，但他拿着的《论语》却是汉语拼音注音版。他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好的培训应该是游山玩水”，但《论语》中“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原意是指仁者像大山般坚守不动，智者像水般灵活变通。他说“莱布尼茨读完了道德经、易经之后，然后把二进制发明了……最后二进制用在了电脑上，电脑现在又变成了互联网……所以网络的概念也是老子发明的，叫天网恢恢，疏而不失。”他说“美国一些大学学雷锋达不到一定次数不准许毕业”、“《亮剑》成了500强公司及国外大学的教材。”他说“我5年前在清华大学讲课的时候，我提到华尔街金融危机，他们说我危言耸听。”他说“你看‘佛’字，左边是一个人字，右边是一个美元的符号倒过来，佛也是爱钱的。”结语：活到老，学到老，成功是一辈子的事。就算你用“NAC方法”打通了神经链，但你学过“三弦智慧”了吗？赶紧掏钱吧。什么，没钱？不知道怎么挣钱？赶紧来听成功学啊！
“状元神药”：小心补脑变脑残
今日话题“状元神药”的伪传说泛滥 伪命题举例一：补充氨基酸可以补充能量学生们为什么会打氨基酸？按照学校的说法就是，这是“补充能量的氨基酸”。总结起来，一是为了提高记忆力，二是为了增强体质，三是为了缓解疲劳。其实，不光是这次新闻中的氨基酸注射液，市面上还有一些厂家在生产各种各样的氨基酸片剂、饮料，都拿以上三点做卖点。真相：输这么多氨基酸还不如吃二两肉氨基酸是构成蛋白质的基本单位，有些氨基酸人体可直接合成，健康人群依靠正常规律饮食便可获得身体所需氨基酸，高三学生也一样。往往一瓶复方氨基酸注射液中的总氨基酸数量不会超过20克，这个量正常人吃二两肉就能获得了。而注入多了还会徒然给身体增加负担。最为重要的是，这可能会带来很多不良反应，常见的有静脉炎、过敏性休克、过敏反应、药疹，甚至急性肾衰竭、咯血等。类似例子：蛋白质粉吃蛋白质粉其实并不比吃牛奶、鸡蛋好，平时通过食物，人体是可以摄取足够的蛋白质的，花高价去买蛋白质粉显然是浪费。伪命题举例二：吸氧可以提神解压有些考生因为高考复习压力过大使大脑疲惫、情绪紧张，并出现失眠、头疼头晕等症状，一些家长便想通过吸氧来减轻孩子的脑疲劳情况。更有一些家长认为多吸纯净氧气，可以帮助孩子提高记忆，使头脑更加清醒，有利于取得更好成绩。学生们不仅去医院吸氧，有的更是买了便携式吸氧设备在家里，随时备用。真相：多吸入的氧气不仅无用，且有害氧不能益智，它只是营养物质代谢过程中的“催剂”。强度脑力劳动后，脑耗氧量有所增加，但很有限，通过调节脑血量就可以满足人体需求。有人说，学生们天天都坐在教室里，人太多，所以吸不到足够的氧气。其实只要教室经常通风，也不会缺氧。什么人会缺氧呢？那些因为疾病、创伤等原因造成没有足够的氧气进入到血液中的人需要。而对于一个健康人而言，都是能呼吸到足够的氧气的。吸多了，人反倒会出问题，会发生氧中毒。甚至一些人在大量吸入氧气后，出现了过度兴奋，继而进入昏迷，最终死亡。伪命题举例三：深海鱼油可以让学子更聪明很多广告都说深海鱼油具有DHA和EPA，这两种物质可以提高孩子的智商。真相：吃鱼油不如多吃鱼根据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的总结：鱼油对于降血脂的作用有很充分的证据支持；对于预防心脏疾病的作用也有比较多的证据；但对于2型糖尿病不大可能有效；其他的功效研究结果还很有限，不足以作出肯定或者否定的评价。而没有确切研究可以证明DHA可以促进脑部发育。有一些研究报告指出，EPA不仅不能对儿童的智力提高起到任何作用，反而会在人体内代谢成前列腺环素PG3，容易诱发儿童“性早熟”。而DHA和EPA都是多不饱和脂肪，很容易发生氧化，肪氧化的产物比较复杂，有一些会发生异味，有一些有害健康。并且深海鱼油还有海洋重金属污染的风险。总之，与其花昂贵的钱买鱼油，还不如吃鱼。伪命题举例四：一些“天然植物、动物提取物”号称能抗疲劳、促智力打氨基酸也好，吸氧也好，普及程度都比不上各种各样号称能够抗疲劳、健脑的神药。有些药已经风靡了十多年。这其中的代表就是生命一号和三勒浆。前者的说明书上写道“本品有改善记忆、促进生长发育、免疫调节功能。”后者则以抗疲劳著称。很多类似的保健品都或神化古代传说，或拉来国外某某研究的大旗，将自己吹得神乎其神。细究之下，也不过尔尔。 真相：这些药只是噱头足，具体成分其实并没有吹嘘的神奇功能1.生命一号生命一号的介绍表示，它是日本ED-AC（要素膳）和美国EN-SURE（加营素）为基本组方，加入天然草本植物，采用现代科技精炼配制而成的营养保健食品。要素膳看起来很高深莫测，其实它是单体物质氨基酸或短肽、葡萄糖、脂肪、矿物质和维生素的混合物。其特点是营养全面、成分明确、不含乳糖、无需消化即可直接或接近直接吸收和利用，适用于消化吸收功能较弱的患者。不过它口感很不好，而且很可能导致腹泻。所以，一般在手术患者不能进食的情况下才能用到它。加营素其实就是一种膳食补充剂，ENSURE是一个美国牌子，号称有24种维生素和矿物质，也无甚特别。至于天然草本植物是什么呢？按照说明书上，是桂圆肉、山药、枸杞子、大枣等。而按照说明书，这种保健品的主要成分是牛磺酸和磷脂。牛磺酸确实是一种对人体具有很多重要功能的特殊氨基酸。成人自己能够摄入一定量的牛磺酸，也可以合成，所以一般不会缺乏这种物质。但是尚未发育成熟的婴儿没有办法自己合成，所以需要依靠母乳（母乳中的牛磺酸是牛奶含量的30倍）或者膳食补充。这种物质还存在于红牛等功能性饮料中。一些研究认为牛磺酸能够加强运动员的表现。但是，2008年，美国底特律亨利福特医院的研究者发现，高水平的咖啡因和牛磺酸，会增加人体血压和心率，影响心脏功能。牛磺酸能不能促进大脑功能就没有定论。而磷脂分为很多类，以卵磷脂为例，它在体内经过代谢后释放一种叫乙酰胆碱的物质，它是脑神经细胞之间传递信息的物质。少了它，大脑传递信息受到障碍，有如信件传递缺了邮差，根本无法进行。不过卵磷脂在蛋黄或者大豆制品中已经含得很多，不需要花昂贵的价钱从保健品中取得。 事实上，根据《瞭望东方周刊》的一篇报道，因为这里盛产桂圆，所以才开发了以桂圆为原材料的保健品。2.三勒浆根据史料的记载，三勒浆中的三种植物分别为诃黎勒、毗黎勒、庵摩勒，在中医药典上，这三种草药的作用也是所谓的“清热解毒”等，和补脑无关。（据《三勒浆的溯源》，中国野生植物资源，2005年6月）根据说明，这种口服液主要起作用的物质是一种叫做“三勒浆原液”的东西。这里面到底含有什么化学物质呢？根据1994年第3期的《化学研究与应用》上《抗疲劳新药三勒浆中抗坏血酸的测定》一文，三勒浆中含有大量的抗坏血酸, 鞣质及多种维生素、氨基酸、微量元素、苷类化合物等, 其中抗坏血酸含量的高低直接影响三勒浆的质量。抗坏血酸其实就是维生素C。维生素C并不特别，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在介绍维生素C的作用时，并无提到有抗疲劳的功能。至于鞣质，其实就是葡萄酒中常见的“单宁”，它对于葡萄酒的口感至关重要。不过有研究表明，单宁会阻止一些药物的吸收。而一些研究认为单宁有助于保护心血管（而不是大脑功能）。而《绍兴日报》（日第002版）曾经报道，“三勒浆抗疲劳液”，标准要求苯甲酸、甜蜜素均不得检出，实际抽查检测结果却分别为0.96g/kg 和0.20g/kg。前者是一种防腐剂，后者则是一种甜味剂。还有一种号称能在短时间内提升大脑功能的“智灵通牌脑灵通软胶囊”直接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官网上查无此保健品。其批文号显示出来的“维妥立R盾欣软胶囊”名称。其生产厂商也无源头可溯。实际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也出来表态了。它发布保健食品消费提示：国家从来未批准过补脑、提高智商等功能的保健食品。并称国家批准的改善记忆、缓解体力疲劳、增强免疫力等功能的保健食品不适用于补脑、提高智商、缓解脑力疲劳。也要小心这些保健品添加了激素。类似例子：人参、虫草、螺旋藻等等补品这些不过是物以希为贵罢了，古人总是认为越难得到的东西营养价值就越高，也越名贵，实际并非如此。（见专题：《 》、《 》）“状元神药”的真命题又都还存在严重缺陷 真命题一：能使人集中注意力的药物存在并被大量滥用美国马里兰大学的研究者在《药物疗法》发表文章，公布他们的一项调查结果。研究者发现，被访问的1208名大学生中，有20%使用ADHD（注意缺陷多动症）药物（比如利他林）。他们这么做是为了提高学习能力。而许多科研人员也被爆出有服食这类药物的习惯。《自然》杂志发起的一次网上调查显示，来自60个国家的1427位科学家中，20%的人服用过种类药物。在欧美，它们被滥用得很厉害。常见的这类药物包括安非他命、苯哌啶醋酸甲酯（即利他林）及莫达非尼。1919年，日本科学家合成了甲基安非他命，也就是俗称的冰毒。在二战中，这些兴奋剂被各国的士兵大量服用。有文章称，二战战败后日本国民还用冰毒来保持兴奋状态，1945年到1952年服用冰毒的人数在200万人以上。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和冰毒化学结构相似的利他林出现，最后出现的则是被认为副作用要小很多的莫达非尼。而根据报道，中国学生吃得最多的聪明药是利他林。在《自然》杂志的一篇评论文章中，科学家引述了多项研究，表明某些精神兴奋剂的确能改善多种认知功能。他们认为，认知增强剂就像“教育、良好的卫生习惯和信息技术一样，是人类提高自我能力的一种方式”这些药物的具体工作原理至今无法得知。利他林和莫达非尼之类的兴奋药可影响神经传递素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这两种物质对于提高注意力和记忆力扮演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类药物有很大副作用，作用机制和健康风险并没被研究透彻安非他命和利他林容易让人上瘾，同时，这些药物还会引发心脏病和血压问题，它们对年轻人大脑的长期作用也有待研究。而且这种药一旦吃多了，人可能就会冲动了，就不是注意力集中不集中的问题。莫达非尼的副作用相对要小很多。也有科学家认为这类药物只是让人自我感觉良好而已，实际上并没有提高人的认知能力，当然，主流还是认为这类药物是有效果的。还有人担心公平问题，服药的学生和没服药的学生就无法站在一条起跑线上了。真命题二：一些改善记忆的药似乎有效，另一些更完善的还在临床实验中一种叫多奈哌齐的物质可阻截分解负责在神经细胞间传递信息的乙酰胆碱，从而延缓老年痴呆症的恶化。如果对症下药，这种药物可以同时改进记忆力、注意力、逻辑推理能力、语言能力和完成简单任务的能力。德国队一项实验发现，健康年轻男性在连续服药30天后，在短期语言记忆和长短期视觉记忆方面明显改善。但是美国的一项14天的实验则得出相反的结果。更完善的记忆促进药目前正在临床试验阶段，估计几年后可获得批准，走向市场。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安帕金（ampakine），这种物质能延长谷氨酸酯受体开放时间，让更多的神经传递素进入细胞。但是一，人在20岁左右记忆本来就处于巅峰状态，再怎么吃药也不可能再提高神经学家马克·瓦尼说，“改善记忆力就像是调试一辆可以正常工作的汽车，虽然可以提高性能，但程度有限。人在20岁左右时处于记忆力的巅峰状态，此时再怎么吃药也于事无补，但随着年龄增长，部分神经元死亡，记忆力减退，此时，这一类药物方能发挥最大作用。”但是二，人的长期记忆和工作记忆可能有不同的化学需要提升记忆最大的问题是长期记忆和工作记忆的平衡。所谓工作记忆就是在完成任务时，大脑中容纳的随时准备调用的记忆。前额皮质（负责工作记忆）和海马装突起（负责长期记忆）可能有相反的化学需要。一些药物有助于巩固记忆，从而帮助长期记忆储存。但工作记忆需要不断更新，同时消除垃圾信息。动物实验显示，当记忆变得过于牢固未必就是优势：有的鸟类有储存食物准备过冬的习惯，通过药物可以提高它们的长期记忆，让它们能够记住每个藏食物的地点。当食物被移走之后，这些傻鸟还固执地在老地方寻找。 两点启示 启示一：抗疲劳不用靠药物或者保健品许多学子会尝试各种各样的保健品是因为总是觉得太疲劳了。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对疲劳的解释是，这有可能是缺乏体力、情绪紧张、无聊、缺觉等引起的。但是也可能是一系列的心理、生理疾病的信号。爱迪生氏病、厌食症、糖尿病，乃至癌症等疾病都可以让人觉得很疲劳。后一类就需要看医生。当然，对于学子们来说，一般原因应该就是缺觉和情绪紧张两种。而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法来消除疲劳：每晚保持足够的睡眠、平衡膳食、每天饮用足够的水、每日运动、想办法放松。实在不行也可以试试去看心理医生减轻压力。吃补品其实是没用的，有时候倒是可以起到一些安慰剂的作用，让学子们获得一些心理暗示，从而减轻了疲劳感。但，毕竟补品太贵，保健品市场也相当混乱，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的公告，许多号称抗疲劳的药物其实都非法添加了治疗性功能障碍的万艾可之类的成分。启示二：智商是个系统定义，要提高也是个系统工程，不过也与应试教育关系不强其实学界对什么是智商没有个统一的定论，逻辑、想象、表达、推理、创新等等能力都与智商有关系。而除了遗传因素之外，智商还与一个人的生活环境息息相关。比如缺碘就会让儿童智力低下。因此想要提高智商，需要系统的努力。而对于考试而言，其实考的是应试技巧，这靠着大量重复死板的训练是能练出来的。倒跟吃药、打针没关系，也跟提高智商没关系。不过应试心理需要镇定和适当的兴奋，这可能有助于拿高分，只是要训练心理素质，也不是吃几片药可以解决的。结语：一年又一年，“神药”们填饱了商人的腰包，有人说这背后是学子们的“残酷青春”。其实，买个安慰剂效应也倒罢了，就怕买到含有害物质的商品。这当然需要监管。
毛泽东扶植红卫兵的真实目的
毛泽东扶植红卫兵的真实目的
柯云路&& 发表于 日 05:34
当大大小小的学生领袖们由于某种政治权力在握而享尽风光时，投入造反的学生自然有了自觉或不自觉的“政治理想”。这场“大革命”，给了无数造反的年轻人“出人头地”之路。对于学生们以上的“革命”动因，1957年的毛泽东肯定要实行镇压的；而1966年的毛泽东不仅没有镇压（暂时），并且要尽可能地“借用”。当摧毁刘少奇司令部的目的达到之后，学生运动中不可收拾的无政府倾向及青春期的狂放倾向成为建立新秩序的破坏性因素时，毛泽东使用了许多不是镇压的镇压手段，用了各种有力的手法来管教学生。当然，在1966年6月-7月，毛泽东显然并没有看清这一切，在政治的“蜜月”中，他同样被学生们高呼万岁的激情与热泪所迷惑。好在这种迷惑并不妨碍他此时与将来的政治行动。毛泽东此刻要做的是，依靠学生的力量来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势力。& 叶剑英陪同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外地来京的师生和红卫兵&&&一　文革最初一个多月的运动进程&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6月1日公布聂元梓的大字报开始，在中国全面展开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是一个精心的、也是“精彩”的政治行动。它是“自上而下”策划的，表现出来却是“自下而上”自发的。当这个貌似自发产生的典型被舆论一下子宣传起来时，所形成的力量确实是巨大的。公布这张大字报是号召广大群众效仿聂元梓这样的文化大革命的左派典型，让全国人民群众（特别是学生们）起来造党委的反，造黑帮、黑线、黑组织和黑纪律的反。对一个具体典型的支持，有时候胜过一打政治纲领。正像毛泽东一贯提倡的那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6月初的随后几天内，中央文革为代表的上层“左派”所掌握的舆论进行了连续的、高密度、高强度的宣传，将聂元梓大字报的爆炸力予以放大和推进。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猛烈地冲击着意识形态各个领域里的反动堡垒，也猛烈地冲击着史学界的反动堡垒。”6月4日，《人民日报》又刊载新华社6月3日电讯：“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调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同志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李雪峰、吴德两同志业已到职工作。北京市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由新市委直接领导。”同日，还刊载了新华社6月3日电讯《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在这个电讯中，公布了北京新市委派出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撤销了北大原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珮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改组；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作为对新华社这两条重要电讯的政治宣传，《人民日报》还于同一天（6月4日）发表社论《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评价了北京新市委的诞生以及北京新市委对北京大学的改组。6月4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社论《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批判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6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更加鼓动群众运动的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6月6日，《解放军报》发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教育要点》。《人民日报》于同一天全文转载。6月7日，《人民日报》又刊登新华社6月6日发布的“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改组《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编委会的人事决定，并使《前线》杂志暂时停刊，进行整顿。”这一系列整版整版的文章覆盖了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把聂元梓大字报的爆炸性力量无限放大了。用毛泽东后来于1966年10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话说：“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当时，全国各地、各界支持聂元梓的电报、信件雪片一般飞向北京大学。全国各大报刊都连篇累牍地发表了工、农、商、学、兵各界人士对聂元梓大字报的支持文章。北京各单位、各界的人士，特别是各大学、中学的学生们，潮水般涌向北京大学参观大字报，校园成了人群的海洋，大字报的海洋。在海洋的环围中，一群又一群充满革命激情的青年人冲上高高的讲台，振臂高呼发表激昂的讲话，支持聂元梓，学习聂元梓，造“黑帮”的反，造“黑线”的反，紧跟毛主席干革命。正像康生于1966年9月8日接见来京串连者时说的那样，“这张大字报（聂元梓的大字报）不仅是揭开了北大文化大革命的火焰，而是点起了全国文化大革命的火种。”聂元梓的典范，在全国特别是在各大专学校以及中学首先形成了史无前例的政治动荡。各地、各学校都效仿聂元梓，将造反的矛头指向校党委。南京大学很快“揪出”了校党委书记匡亚明，上海音乐学院很快“揪出”了院长贺渌汀。而覆盖民众舆论的党报，又将这些政治行动予以肯定和表彰。一个又一个大学的党委书记被打倒的战报在全国传播，造成了普遍打倒“黑帮”校党委的革命浪潮。这一时期，全国几乎所有大专院校以及大部分中学的校党委、党支部都已瘫痪。他们或是被完全打倒，或是被半打倒，或是还处在他们“是红、还是黑”的群众辩论中，胆战心惊地等待群众运动的判决。这时候，大、中学校的领导权问题尖锐地出现了。从省、市委的角度考虑，校党委瘫痪了，必然有一个新的领导权设置问题。而各学校的学生及教职员工，也面临着一个没有权力机构领导的现状。特别是那些在思想中还习惯并倾向于校党委领导的学生及教职员工（在这一阶段他们还占学校人数的大多数），更有一种寻找领导的需要。这些人纷纷向省、市委或有关上级领导发出要求派工作组的强烈呼声。面对这种现状，仍在党的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不得不采取应对措施。按照共产党一贯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的传统，向各大专院校以及中学派出工作组，以维持必要的领导及秩序，似乎是惟一能够采取的、也是惟一有效的措施。在此之前的5月份，中共中央已经派陈伯达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派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而这两项派工作组的决定都曾得到过毛泽东的同意。于是，刘少奇在毛泽东不在北京的情况下，于1966年6月3日主持中央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派出工作组到大学、中学及有关单位领导工作。在这个会上，还做出相关的“八条规定”，旨在使文化大革命运动有序地、有领导地发展。在此期间，刘少奇也曾向身居外地的毛泽东多次请示，毛泽东对派工作组一事并未做出明确表示。6月4日，刘少奇、邓小平乘专机到达杭州，向毛泽东请示文化大革命工作，并请毛泽东回京主持工作。而毛泽东则委托刘少奇相机处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问题。这一历史情节使我们看到，即使在那个“暴风雨已经来临的时刻”，刘少奇、邓小平还在负责任地站在一线工作，他们的工作与其说显露出兢兢业业的精神，不如说是一种战战兢兢的状态。当我们相隔几十年的历史风云回看这一幕时，联想到刘少奇、邓小平在其后不久就被打倒的惨况，不由得生出对这两位历史人物的悲悯与同情。老谋深算的毛泽东此刻含威不露，他对刘、邓的汇报既不做明确指示，也不打算回北京主持工作，只委托刘少奇相机处理。这是非常从容和富有谋略的行为。当前，运动的发展正处在一个难题上，他需要让运动暴露出更多的问题和机会，也需要让刘、邓暴露出更多的问题和把柄。此外，他也知道，现在还不是回京主持工作的最好时机。此刻回京，事态在僵持和蒙昧状态中，一时没有更好的文章可作。他要让刘少奇再多承担一点责任，表面上是一种信任，其实不过是听任对方在难题中表现，从而给自己留下更从容的掌握形势、把握时机的时间。工作组派出了。这是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还处在一线领导位置时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后一个以党的高层领导身份做出的重大决策。北京市向各学校派出了近一万两千人的工作组。上海对四十所大学（含十一所半工半读大学）及近一百七十所中学派出了工作组。全国各大城市都派出了工作组。而作为各大、中学校党委的替代物，作为新的领导机构，工作组与正在蓬勃兴起的学生运动形成了新的矛盾冲突。工作组刚刚进驻学校时，大多数师生由于受中国多年政治思想模式的影响，特别是受1957年反右斗争历史的影响，工作组即代表党的领导，接受工作组的领导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特别是那些原本就对校党委的被打倒不大理解的师生们，这时候就把他们习惯的政治倾向表现在了对工作组的欢迎和支持上。1957年反右斗争的故事是中国的知识界深有印象的，先是“引蛇出洞”、后又组织反击的斗争策略，以血和铁一样警醒的教训悬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大学师生头上。工作组依靠着这样的“传统文化”，立刻在学校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基础及依靠队伍。那些尚居少数的造反者，刚刚推翻了旧校党委的领导，又要面对一个新的带有临时党委性质的工作组。造反的学生们打倒了旧党委中的黑帮分子，那只是他们革命的最低纲领。他们的最高纲领是要跟着毛泽东干革命，摧垮旧的教育制度。很快，这部分造反者与工作组发生了势不两立的尖锐矛盾与对抗。在造反的无限冲动中，充溢着难以压抑的能量。当他们面对一个对运动做出种种规定的工作组的领导时，无论在文化大革命批斗的对象上、方式上，还是在运动的方方面面，都和工作组发生了越来越尖锐的冲突。这在根本上又可以说是毛泽东、林彪、江青等人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与刘少奇等人在党的一线做出的维持党的稳定领导的冲突。这些造反的师生们每天都在报纸和电台上受到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文化大革命路线的鼓动，他们在现实中每天又受到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的压制。这种对抗势必愈演愈烈。北京大学发生了“六·一八”事件。6月18日上午，生物系、化学系、东语系、西语系、中文系及无线电系等单位发生了乱批乱斗的现象，四十多名学校及系领导干部以及部分教授被带上“斗鬼台”，挂牌子，戴高帽，抹灰脸，搞喷气式，批斗游斗。工作组当即赶到现场予以制止。下午，工作组以系为单位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指出这个事件的阶级斗争的本质。当晚，工作组又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大会，工作组长张承先在讲话中指出：工作组坚定地支持真正左派的革命行动，而乱斗的做法是有害于革命运动的行为。这种做法已被坏人利用。今天的事件的发生，本身就是一场复杂的阶级斗争。工作组的这一行动无疑遭到聂元梓为代表的少数革命派的反对，却得到大多数师生的支持。工作组将“六·一八”事件草拟成《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9号）。刘少奇于6月20日亲自批准转发了这期简报。中共中央对这个简报的批语是：“现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9号）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这份简报及其批语是刘少奇在派工作组这个政治部署中的代表性动作。它在当时代表了党的一线高层领导干部甚至代表了党的绝大多数领导干部对待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政治态度。在武汉的毛泽东其后不久指出：北大的“六·一八”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革命事件。这表明，围绕着工作组问题上形成的矛盾与斗争，实际上已是毛泽东路线与刘少奇路线的根本矛盾与斗争。同期，清华大学发生了“六·二一事件”。学生蒯大富于6月21日在一张大字报上写下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在此之前，蒯大富就提出过要赶走工作组，并和前来做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进行过辩论。当天，清华工作组的领导人之一王光美指出：蒯大富要夺权。而薄一波则打电话指示工作组要反击。随后，在清华大学内，出现了拥护工作组的示威游行，“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的口号响彻清华大学。刘少奇对此亲自做了指示。在他的指示下，清华工作组进行“反蒯斗争”，大规模地斗争蒯大富等造反师生，被斗者中有一人自杀死亡。清华大学围绕工作组的斗争，更是直截了当地反映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路线与刘少奇巩固党的现存秩序的路线的尖锐冲突。正是这个性质，使得文化大革命在以后的发展中，随着刘少奇的下台，蒯大富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英雄人物，与北大的聂元梓、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及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共同成为显赫一时的学生运动五大领袖。造反派与工作组的矛盾，不仅在北京的各大学愈演愈烈，在全国各省市同样愈演愈烈。文化大革命造成了革命信息空前地大交流，大串连。例如西安交大发生的“六·六事件”，同样是造反派学生与工作组的矛盾。6月6日这一天，造反派学生要赶走工作组，便从工作组有后台这一联系贴出大字报，指出省委有黑帮。在刘少奇路线从上到下的影响下，党的系统与西安交大造反派学生的矛盾斗争也越来越激烈。“六·六事件”之后，刘少奇曾意图《人民日报》发一篇社论，揭露“假左派，真反革命”，被陈伯达所抵制。而在“六·六事件”之后的几天内，西安交大对反对省委、反对西北局的造反派头目开了各种斗争会，将造反派学生李世英等人戴上高帽游校。6月9日，李世英自杀未遂。后来，李世英便成为西安交大和整个陕西省的造反风云人物，被毛泽东称为“学生领袖”。全国各省市，特别在北京，这种冲突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焦点。两种势力在工作组问题上展开了较量。造反派学生的后面，站着江青、康生、张春桥、陈伯达这些人，相当一批学校的工作组被学生赶走了。然而，在毛泽东7月18日回到北京前，在党的系统占主流的无疑是支持派工作组这一部署的思潮。面对这个与1957年右派猖狂进攻极为“相似”的学生造反运动，党的各层领导干部自然更倾向于用工作组来加强运动领导的方针。包括在粉碎彭真反党集团中诞生的北京新市委，也采取了同样的政治态度。作为新的市委书记，李雪峰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重要的升迁，理应是文化大革命的“既得利益者”，然而，共产党的传统思维支配了他。他在6月23日的市委工作会议上作报告，否定了反工作组的做法。他指出：虽然多数反工作组的人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是其中确有坏人在“与工作组争夺领导权”。这些人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利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对黑帮的仇恨，企图对无产阶级专政。”他还特别明确地讲道：“对右派赶工作组一定要清理。在这紧要关头，共产党员一定要站起来保卫党，不站起来，纳吉就要上台了。”这无疑是1957年反右斗争的政治路线的再版。在李雪峰“六·二三”报告的传达、覆盖下，北京各大专院校的形势似乎被暂时稳定下来。在新市委号召的“反干扰”过程中，各校成立了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革筹委会”，其成员大多由拥护工作组的骨干分子组成。而蒯大富式的反工作组的师生，遭到批判、斗争、打击，被定为右派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等等。蒯大富本人被开除了团籍，并被关押了十八天。其他学校也有一些蒯大富式的人物被开除党籍、团籍，并遭到批判与斗争。全国各地与北京同步，发生了类似的情况。一时间，在一些人眼里，文化大革命局势平稳了；在另一些人眼里，文化大革命冷冷清清，就要夭折了。毛泽东于7月18日回到北京，他选择了一个恰当的时机。这是一个矛盾演化到了可以立刻就势作文章的时刻，也是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真正需要他出来的时刻。大政治家绝不该频频出击，然而，在该出击的时候，又绝不错过时机。他在当天晚上就听取了中央文革的汇报。同一时间刘少奇赶到他的住所，希望汇报工作，却没有受到接待。在听取了江青等人关于工作组的汇报之后，他又阅看了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大等高等院校反工作组的材料，开始深入情况，捕捉战机。7月19日－23日，毛泽东责成刘少奇主持“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会”，详细听取各方面的汇报。这是运用合法的程序，开展在文化大革命领导路线上的党内斗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会上攻击派工作组的做法，攻击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在此期间，毛泽东对运动的发展发出了严厉的评价。他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谁才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又说：“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来，这种情况不能允许。这是方向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条条打个稀巴烂，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他还说，“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修、反动派。”“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列主义的，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而实际上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毛泽东批判了刘少奇等人镇压学生运动的做法，指出“这是方向错误”。在刘少奇主持的情况汇报会期间，毛泽东又于7月22日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各中央局书记，指出“要改变派工作组的作法，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工作组阻碍革命势必变成反革命。”他还指出：斗、批、改“要依靠学校内部的力量，工作组是不行的。”在7月19日－23日刘少奇主持的情况汇报会上，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说，这么大的运动，依靠谁去抓？党的领导总得通过一定的形式。工作组大多数是好的。现在谁也没有经验，新工作拿不出章程，对工作组是帮助问题而不是撤换问题。工作组不能不要，人不要那么多是可以的。对工作组不能采取消极撤换的方法。然而，毛泽东无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决断。7月24日上午，也就是情况汇报会刚刚结束的第二天，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的做法，做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他说：工作组成了群众运动的阻碍，要立即撤出。不要搞工作组，不要发号施令，可以搞点观察员进行调查研究。由学生、老师的左派组成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只有让他们自己搞，才能搞好。我们都不行，我也不行。现在不只是一个北大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的问题。如果照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7月26日，毛泽东再次接见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明确指示撤销工作组，指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派工作组是方向、路线的错误。当晚，陈伯达在北大全校大会上，宣布撤销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并说“工作组是压制同学们革命的盖子。”“要搬掉这个障碍物。”号召全校师生“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革命。”北大的这一撤销工作组的决定立刻传遍北京高等院校。7月27日，康生、陈伯达、江青又在北京师范大学全校大会上宣布撤销工作组。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全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周恩来在大会上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三大任务：一斗、二批、三改，并正式宣布撤销所有工作组。李雪峰在大会上宣读了北京市委撤销工作组的“七·二八”决定。在这个大会上，邓小平说：“必须说明，在党的北京新市委建立以后，以新市委名义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这是根据中央的意见办的。”“现在市委根据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撤销工作组。”“有同志说，老革命碰到新问题，的确是这样。”而刘少奇则最后讲话：“党中央热烈支持北京高等、中等学校革命学生、老师和革命员工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么革，我衷心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过去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中央同意的。现在看来工作组的方式已经不适应于当前文化大革命形势的需要，中央决定撤出工作组。”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大会的讲话似乎还维持着党中央的统一形象。刘少奇和邓小平关于撤销工作组的讲话无疑也是以共产党的合情、合理、合法的方式表达了在派工作组问题上的决策调整。大会结束时，毛泽东健步走上了主席台，会见全体与会者。全场自然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这其中包括曾被工作组关押十八天后被直接送来参加大会的清华大学的学生蒯大富。他满脸热泪的激动不过表明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学生们对毛泽东的忠诚。&二　毛泽东扶植红卫兵的真实目的&熟悉文化大革命历史的读者都不难发现，我们在上一节中对文化大革命1966年6月1日全面发动后的两个月的发展做了最简扼的概括。这种概括比起当时丰富浩瀚的现象可能过于简单，而对于这个文本却已显得十分详尽。它是我们进行社会政治分析所必须的。我们的目光将穿透这些简单的情节，看到历史的本质。正像刘少奇在1966年7月29日北京高等院校与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所讲的那样：他到了那个时候，还并不真正领会毛泽东的真正意图，更不领会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含义。然而，当他6月初主持党中央工作，决定派出工作组时，这一措施在当时几乎受到了党内绝大多数领导层的支持。除了毛泽东，除了林彪、江青等人以及他们掌握的意识形态工具所发出的声音外，我们在那段历史中可以看到一个事实：在毛泽东没有发出反对意见的时候，刘少奇的派工作组的决策在党内是很容易得到贯彻的。几乎所有的省、市委以及他们派出的工作组对这种方式都没有任何怀疑，当工作组与学生中的造反派发生冲突时，当工作组的权力受到挑衅、反对和破坏时，从中央到省、市委到工作组的共同思路是：这里有坏人，有右派，有反革命，需要对其进行斗争。这恰恰是1957年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中共产党的集体思路。刘少奇自然也是这个思路。他在批转中共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和批转中共西北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时指出：“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他还对师大一附中工作组和包括她女儿刘平平在内的校文革委员会成员说道：“出现说工作组长是黑帮的大字报，是右派打着红旗反红旗”，“敌人出洞了，这个蛇出洞了，你们消灭他就容易了，要把这张大字报讨论好再斗争。”这种思路，自然是1957年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中共产党的思路，也是毛泽东本人亲自奠定的思路。在这里，我们既可以看清刘少奇企图维持的是共产党的集体利益和党在十二年前就形成的政治斗争传统，同时也看清了毛泽东在1957年领导反右斗争时确实代表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整体利益，最起码代表了他们整体的情绪和愿望，否则，毛泽东也不会在反右斗争后获得更高的威望。毛泽东在反右斗争中代表党的整体利益所确定的政治路线，十年后成为刘少奇等人的政治路线。现在，毛泽东却要反对这个政治“传统”了。如果说在十年前的反右斗争中，他对待右派知识分子的斗争路线是维护当时的共产党组织和权力所需要的，今天，他恰恰要对这个党的组织和权力本身进行革命。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从1957年－1966年，中国的社会政治形势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今天的毛泽东何以改变了自己的政治斗争方向？当学生起来反对党委、反对上级党派出的工作组时，何以换成支持学生运动的立场？答案是十分显然的──第一，右派已经在1957年被打倒了，当前上升的矛盾是，毛泽东代表的党内“无产阶级”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决定了毛泽东对整个政治斗争策略的重新制定。第二，这次文化大革命中起来造反的学生，都是从小在红旗下长大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是在毛泽东革命思想的哺育下成长的。造反派中很多人出身于工人、农民或革命干部家庭，他们的政治立场与1957年右派是不同的。第三，与校党委、工作组斗争的这一代大学生还特别是被毛泽东这两年关于无产阶级要在思想政治领域内继续革命的思想灌输起来的，他们的政治倾向无疑带有这样一个大背景。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中所概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蓝图，成为他们深入血液的思想纲领。第四，多年培养和形成的对毛泽东绝对权威的崇拜，在这一代大、中学生中形成了一种“革命”的狂热。这是毛泽东自觉看到了的，又是刘少奇没有自觉意识到的。正是这一切，使毛泽东一反1957年反右斗争的立场，做出了支持学生造反的举动。在他眼里，今天的学生反对党委甚至反对整个党组织，不但不是反革命，恰恰是革命的，只要他们高举毛泽东的旗帜就理应得到支持。然而，只要深刻分析就会发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投入造反的学生不仅具有上述的政治思想基础，而且因人而异有着其他各种思潮根源。只要我们多少解剖一下那时学生投入造反运动的具体个案，就能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促使当时的大、中学生投入造反、革命运动的思潮，还有对各级领导干部特权的反对。特别是那些出身工农的子弟，这一点尤其成为这批人的内在政治动因之一。文化大革命前，各级领导包括校领导的工作及生活情况，对于大多数工农子弟而言，都是被掩在帷幕后面的。当文化大革命把帷幕揭开之后，他们对任何“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特权现象，都有着极大的攻击性。这也是早期斗“黑帮”过程中，所谓“黑帮”生活“腐化”的罪恶最能够激励大批判仇恨的原因。第二，在中国这个农民占主要人口、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般的国度里，大学生普遍容易感染无政府主义思潮。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潮还非常巧妙地和各种极端的革命口号结合在一起，形成巨大的政治能量。第三，无论是大学生还是中学生，都和旧有的教育制度有这样或那样的矛盾，这是现代世界中的普遍现象。学生与各种现成的教育制度有这样或那样的矛盾是必然的，当一切行为都以革命的方式展开之后，对旧的教育制度的不满情绪（哪怕是一些非常具体的不满情绪）也会成为学生对整个现有秩序造反的动因。我们在早期的学生运动中看到：往往学习成绩好、受学校和老师重用的学生，运动早期倾向于保守；而那些成绩不好或不太好，又与学校领导及老师存在过矛盾的学生，特别容易成为激进的造反派。第四，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特有的现象，也是近代史上各种学生运动都难免包含的现象，那就是青春期的狂放。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这一点在中学生中特别明显。这种青春期的狂放，表现为对一切禁忌的突破，表现为停课闹革命之后的欢乐，表现为摆脱了一切限制及束缚，走南闯北、四海串连的解放和喜悦。这是青春的力量。人类社会从来都将这种力量置于一定的规范中，使其有节制地表现和释放。青春的力量一方面有很大的创造性，另一方面也有很大的破坏性。当中学生们将教室的门窗玻璃打碎，将课桌座椅一举破坏，不再需要背诵枯燥的课本，不必应付令人头痛的考试，大串连，斗黑帮，放言高论，成为社会的主人，这是一种多么盛大的节日般的解放！而在革命高潮过去以后，又能无拘无束地谈恋爱，这一切确实表明文化大革命借助了社会上的各种能量。旧的秩序崩溃了，被秩序所禁锢的各种不安分的能量就会汇集到“革命”潮流中。第五，在文化大革命中，学生们的造反并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目标十分明确、革命性质十分明确的行动。我们在随后的分析中还可以看到，一个学校同时存在的多个造反组织，他们在反对走资派的问题上没有什么分歧，却可能在其他问题上存在分歧。这不过表明年轻的学生们在这场社会大革命中都有涉入政治的冲动。这种冲动一旦被诱发，在各种榜样的培育下会急剧膨胀起来。姚文元、戚本禹的飞黄腾达，聂元梓、蒯大富的飞黄腾达，都使他们深受刺激。当大大小小的学生领袖们由于某种政治权力在握而享尽风光时，投入造反的学生自然有了自觉或不自觉的政治理想。说得更世俗一点，这样一场大革命，给了无数造反的年轻人出人头地之路。对于学生们以上的“革命”动因，1957年的毛泽东肯定要实行镇压的。而1966年的毛泽东不仅没有镇压（暂时），并且要尽可能地借用。当摧毁刘少奇司令部的目的达到之后，学生运动中不可收拾的无政府倾向及青春期的狂放倾向成为建立新秩序的破坏性因素时，毛泽东使用了许多不是镇压的镇压手段，用了各种有力的手法来管教学生。当然，在1966年6月－7月，毛泽东显然并没有看清这一切，在政治的“蜜月”中，他同样被学生们高呼万岁的激情与热泪所迷惑。好在这种迷惑并不妨碍他此时与将来的政治行动。有时看不清事物的全貌反而有助于问题一个一个地解决、同盟军一阶段一阶段变化的斗争策略。毛泽东此刻要做的是，依靠学生的力量来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势力。他知道，除了林彪、中央文革等少数左派之外，党的绝大多数干部都不会反对派工作组这样的传统思路，很多中央及国务院的干部也都卷入了派工作组管理下面单位文化大革命的行动之中。然而，作为一位有经验的政治家，毛泽东有力量扭转这个在1957年就开始形成的党的既成“传统”。因为他已经做出一系列战略部署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潮流；已经有了对彭、罗、陆、杨做出政治处理的成果；已经有了向党内走资派以及赫鲁晓夫式人物开展阶级斗争的《五·一六通知》；已经有了林彪这样执掌军权的人作为坚定的同盟；通过陈伯达、江青等人，他已经很好地掌握了意识形态和舆论的大权，并把全国的报刊、电台都变成了自己的喉舌。他现在开始用新的方式重谈“相信群众”的观点，作为相信群众的最时下的运用，那就是：反动派才镇压学生运动，镇压学生运动的人绝无好下场！面对全社会，面对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及广大的家庭背景，这个声音无隙可击。最后，毛泽东之所以能够一反1957年反右斗争的这个“传统”，而做出撤销工作组的决定，还由于一个十分简单的原因：他本人握有巨大的权力。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形成了相当的声势，但是在他从武汉回到北京之前，文化大革命的所有力量，无论是来自于群众，还是来自于林彪、中央文革，都不足以对抗刘少奇路线的政治力量。一旦毛泽东将他的力量放在政治的天平上，形势便发生急剧的变化。毛泽东的力量毕竟太大了。
一只拒绝飞翔的鸟儿（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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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中国单亲妈妈群体
探秘中国单亲妈妈群体 生活困难不堪孤独日 09:06来源：凤凰网综合 &
探秘中国单亲妈妈群体&生活困难不堪孤独&导语：近日，齐鲁晚报报道了由于离婚率增高导致单身妈妈增多，她们孤独坚守，却困难重重。最害怕难给孩子完整的爱。[本期关键词：单身妈妈]
& 事件还原：单亲妈妈孤独坚守步步难随着离婚率的攀升,单亲母亲这一特殊群体越来越庞大。中国妇联近期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离婚家庭中,有67%的家庭有孩子。而离婚时,六个男人中只有一个选择要孩子。带着孩子走出婚姻的围城,单亲妈妈大多又走进了另一个围城:为孩子而孤独坚守。生活难：“一个人撑着太累”&离婚 ,每月有近2000元的收入,家中有一个4岁的儿子,为维持正常的生活开支,刘梅(化名)每天都在精打细算。“其实我算是幸运的,自己有工作,孩子正好不是花钱的时候,生活水平虽不如以前,但还算过得去。”刘梅对记者说,她认识的一个单亲妈妈过得非常艰苦,40多岁时丈夫有外遇了,原本在家做全职太太的,离婚后又重新找工作给人开车,因为孩子要上学,到处要花钱。“有时候觉得一个人撑着太累,真是欲哭无泪。”“两个人负担一个家庭都困难,更何况单亲妈妈独自承担。”省政协委员、山东省婚姻家庭咨询服务中心主任刘东玲对记者说,曾经对我省一个县做过调查,离婚后一年中,女性的生活水平降低了70%,而男性不降反升。子女教育难：“最怕孩子不快乐”对于单亲妈妈来说,孩子无疑是生活的重心。根据一项社会调查,“一个单亲妈妈,要赢得社会和他人的尊重,最重要的是什么?”其中一大半的单亲妈妈表示是“培养好孩子”。家住济南长清的市民张女士是一位单亲妈妈,由于没有工作,平时对孩子管教很严。上初中的儿子原本学习不好,又受父母离婚影响,变得自闭和自卑,经常逃学,最后辍学,成了混社会的不良少年。“我最怕孩子不快乐,但是却导致这个结果,以后的生活不知道怎么过。”她说。长期从事婚姻家庭咨询的知名心理咨询师冯晓春认为,单亲妈妈最大的困难就是子女教育问题。在子女教育过程中,除了经济压力外,单亲妈妈很难担起父亲这个角色原本该做的事情。由于单亲妈妈过于关心和照顾孩子,反而导致孩子独立性较差。“我曾经接到过一位小学老师单亲妈妈的电话,她有一个女儿,由于对孩子期望过高,经常拿着班里学习最好的学生与女儿相比,导致孩子自信全无,对学习产生厌倦,最后辍学。因为从小缺少父爱,她很希望得到异性的认同,很快陷入早恋。”冯晓春说。再婚难：“担心孩子受欺负”困扰单亲妈妈的问题,最纠结的恐怕就是再婚了。“我离婚时儿子才3岁多,之前亲戚朋友给介绍过几个,最后都没有成,以前还有过再婚的想法,现在彻底不想了。”济南市历城区的苗女士今年只有30岁,却已不打算再婚。和苗女士一样,今年45岁的单亲妈妈王女士一直没有再婚。王女士离婚时,她的儿子刚上小学,现在已上大学。问她为什么没有再婚,王女士很坦诚地说,“我也不是不想再婚,可是带着孩子怕对方嫌是拖油瓶,担心孩子受欺负。”山东财经大学副教授董云芳长期从事关爱单亲特困母亲的工作,她说,很少听单亲特困母亲提起过再婚的打算,她们每天为了生计奔波,根本顾不上这种事,再婚对她们来说遥不可及。打上了“单身”的标签,不少单亲妈妈生活中会受到性骚扰。“有时候会有不怀好意的男人打电话问我要不要出去吃顿饭。”天桥区35岁的单亲妈妈张红说,“我希望找到一个接纳我们母女的人,而不是这种骚扰。”冯晓春建议,社会各界应该给单亲母亲这个群体更多的包容和关爱,鼓励她们多参加社会活动,培养兴趣爱好,考虑重新走入婚姻殿堂。
蔬菜保鲜潜规则
蔬菜保鲜潜规则来源：新华报业网&[提要] 菜贩对白菜喷洒甲醛保鲜，暴露的是蔬菜在流通环节中保鲜剂滥用的冰山一角。据东夏镇史铺村一菜农透露，部分菜农在冬季储存生姜时，使用“六六粉”和“敌敌畏”驱虫保鲜，而“六六粉”是国家明令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的农药。目前蔬菜检测主要是检测农残是否超标，由于国家对保鲜剂没有明确标准，在抽检过程中并不对保鲜剂进行检测。　　近日，山东省潍坊市的两个毗邻县级市，均因蔬菜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第十三届中国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在“中国蔬菜之乡”寿光市热闹举行，高峰期间每天光顾者达20万人次；然而，临近的青州市却遭受“甲醛白菜”之苦。　　5月12日，本报记者来到被媒体曝光的“甲醛白菜”肇始之地青州市东夏镇，在交通要道和部分村落随处可见“甲醛有毒，严禁使用”、“违规使用甲醛将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等宣传横幅。　　在青州白菜主产区的一些村落，临时负责片区的乡镇驻村干部，对过往收菜车辆及蔬菜经纪人登记备案，以便追溯。　　本报记者调查发现，菜贩对白菜喷洒甲醛保鲜，暴露的是蔬菜在流通环节中保鲜剂滥用的冰山一角。据东夏镇史铺村一菜农透露，部分菜农在冬季储存生姜时，使用“六六粉”和“敌敌畏”驱虫保鲜，而“六六粉”是国家明令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的农药。　　作为蔬菜主产地之一，青州乃至其他一些地区对蔬菜的监管，尚有漏洞。　　敌敌畏保鲜生姜　　东夏镇位于青州市北部，受寿光（蔬菜年产量40亿公斤）辐射，青州北部也是蔬菜主产区。　　据青州市的一位官员介绍，东夏镇有1000多亩大白菜，还是远近闻名的有机生姜生产基地。东夏镇的大白菜主要输送到北京、河南、河北、内蒙古、山西等地。　　4月28日，山东电视台《生活帮》栏目曝光东夏镇部分商贩，喷洒甲醛对大白菜保鲜现象后，东夏镇派出所29日又查获四辆外地收菜车辆携带甲醛溶液，其中2辆豫P牌、1辆京A牌、1辆鲁E牌。　　据东夏镇当地菜农称，由于春夏之交气温较高，此时上市的白菜堆在一起很容易腐烂，很不利于长途运输。　　曾被当地民警查处的黑龙江商贩赵明利也坦言，“我这车菜运到廊坊要10个小时。如果不喷（甲醛），白菜就会红根。运过去之后，卖菜还要时间。当天卖不掉的话，第二天就会烂很多，损耗就大了。廊坊的菜贩子也要求用甲醛保鲜，喷过甲醛的白菜根部白净，菜贩喜欢收。”　　“前两年自己发送到河北等地的大白菜也采取这样的方法保鲜，这样的潜规则已经存在三四年了。” 寿光蔬菜物流园的一位菜贩坦言。　　虽然潜规则已经存在三四年，但对于甲醛喷洒在白菜上的危害，人们却很陌生。青州、寿光的不少官员和菜农均表示并不清楚。然而，世界卫生组织最近确认甲醛为致畸、致癌物质，长期接触将导致基因突变。　　除了“甲醛白菜”外，记者在东夏镇调查时还发现有些菜农在冬季储存生姜时，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农药驱虫保鲜。　　5月12日，东夏镇史铺村一位不愿具名的菜农，正在大棚侍弄刚种下20天的5亩生姜，据他介绍，每亩生姜产量在1万斤左右，由于10月份生姜上市价较低，所以每年产的新姜都要在地窖储存大半年，等待好价格才肯出售。　　“刚上市时每斤才3毛钱，如果当时卖，连本都收不回来，储存到来年，价格在1-2元/斤。”　　当记者问生姜放在地窖里用什么保鲜时，上述菜农沉默片刻，望了望四周压低声音说：“用"六六粉"和敌敌畏，"六六粉"国家不让卖，是违法的。”　　“（这些毒农药）一般农资店白天都不敢卖，都是供销商晚上拉过来，菜农自己去取，一袋"六六粉"40元，进价只需20元，卖药的要赚一倍”，这位菜农说，“虽然国家不让卖，但储存在地窖里的生姜非用这种药不可，不用就生虫了，这边的菜农储存生姜都用这个。”　　虽然自知“六六粉”属于国家禁用农药，但他仍对使用过禁用农药保鲜的生姜安全，甚是放心，“没事的，洗一洗就能吃，自己家里也吃地窖的生姜。”　　节省几十元保鲜成本　　“菜贩和菜农均采用对人体有害的物质保鲜，违禁保鲜剂成本低是重要原因”，当地一位蔬菜行业研究所人士这样认为。　　以“甲醛白菜”为例，一小车白菜只需喷洒半瓶甲醛溶液即可，其成本价仅为3.5元。　　赵明利曾表示，“一大壶甲醛溶液约2.5升才7元钱，一车10吨白菜用半壶就够了。”　　东夏镇一村级市场菜贩王女士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她说：“一车10吨的蔬菜，成本价一万五六千元，如果用冰瓶的话，需要100个冰瓶，每个冰瓶0.35元，保鲜成本需要35元；如用风筒的话，一车需要20个风筒，每个风筒4元，保鲜成本就需要80元，而且冰瓶和风筒既占位置又增重。”　　看似不高的保鲜剂成本，然而，菜贩们为了节约，还是选择能省几十元钱的甲醛。王女士说，还是因为白菜价钱太低了，现在一般七八毛进价，卖价也不高，一元以上。　　据本报了解，在去年，菜价常常更低。同样是2011年四五月份，山东省青州市东夏镇种地的农民， 三亩地里3万斤的大白菜，被菜商一斤7分钱的价钱买走；有些村民家里的菜根本没有人要时，只能碾碎了在地里当肥料；或者让人拿去喂猪。　　在之前的2010年秋天，当地白菜却是七八毛一斤的价钱。菜价的暴涨暴跌，令菜农和菜贩无所适从，都不愿加大保鲜投入。　　怎样让蔬菜囤积起来卖个好价钱，菜农们自己想土办法成本低，见效果。　　生姜在地窖中使用“六六粉”和敌敌畏的保鲜办法的出炉，也是这样。　　东夏镇史铺村的一位菜农告诉记者：“5万斤生姜放在地窖里，需要用20　　瓶敌敌畏和300斤"六六粉"，敌敌畏打开瓶盖放在地窖四周，堆两层生姜洒一层"六六粉"。一瓶敌敌畏10元左右，300斤"六六粉"300元，驱虫保鲜的成本在500元左右，分摊到每斤生姜上成本就可以忽略不计了，而10月上市时的生姜价格和半年后的价格就相差很大了。”　　在蔬菜逐渐集聚为产业的寿光，由于走访地区有限，本报采访中并未掌握蔬菜等直接使用违禁保鲜剂的证据。　　前述寿光物流园菜农称，最近两年他不再使用甲醛为白菜保鲜了，“到广州、新疆这么远的地方，甲醛保鲜并不管用，必须用冷库车。”　　当然，这是壮大了的蔬菜工人们，然而这对分散的小户经营菜农和小散菜贩而言，确是不可企及的保鲜设备。　　保鲜剂标准缺失　　甲醛等保鲜剂之殇，当地监管部门缘何未起到应有作用？　　“去年到今年青州市农残检测的合格率是99.5%。在蔬菜上市前，农业局要对全市蔬菜进行抓阄抽检；当蔬菜进入目的地市场时，也会进行一次抽检。”青州市农业局检测中心主任朱树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为何两道防线还是难以确保蔬菜的安全呢？朱树兴说，目前蔬菜检测主要是检测农残是否超标，由于国家对保鲜剂没有明确标准，在抽检过程中并不对保鲜剂进行检测。　　寿光市农业局农业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信俊仁也表示，目前市场上的蔬菜大部分只能做到速测（专门检测仪器两小时内出结果），并不清晰知道蔬菜中残留的具体成分，仅能测出总农药成分是否超出国家标准。　　目前，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也没有明确提出可使用的保鲜剂、添加剂范围和剂量，只是提出“应当符合国家有关强制性的技术规范”，然而，相关的强制性技术规范并不十分明确，而且甲醛检测目前并未纳入我国农产品检测范围内。　　有不便具名的农业专家建议，甲醛本身不是食品原料和食品添加剂，不仅不能用于食品中，也应明确不能用于初级农产品中。政府部门应尽快评估白菜等农产品运输过程中使用甲醛的危害性，并健全法规加以规范。　　保鲜剂、添加剂检测标准的缺失，导致监管的责任主体不明确以及事后追溯处罚的责任难认定。　　东夏镇派出所副所长张玉庭向本报介绍，5月5日，东夏派出所在摸排时，现场查获了黑龙江商贩赵明利使用甲醛溶液喷洒大白菜。　　“当场没收了甲醛溶液，并对已喷洒白菜做了无害化处理，没有对他进行处罚，就放行了”，张说，当时未予以处罚主要是国家没有标准，喷洒甲醛后的白菜是不是有毒有害食品也没有哪个部门能给出准确的答复。　　“刑法144条中规定，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的罚金……”张玉庭搬着厚厚的《公安民警常用法规手册》说，但由于没有哪个单位能够认定白菜喷洒甲醛保鲜是不是有毒有害食品，所以该案件还在侦查阶段。　　张玉庭称，5月6日，在咨询了有关法学专家后，有了初步的处理意见，“我们对两个涉案经纪人以涉嫌生产、销售有害食品罪进行了刑事拘留。” (来源：21世纪网)
"解密谁签署了遇罗克的处决令？"一文搜自百度。据我所知。不少网站转发了此
文，大多没有暑名。回Z市后王锐告之，文章发在海外，所得稿酬与国内差不多。没有署名的大多作了删改，尤其是那位伟人的英名。不过仔细阅读，不难看出那位伟人行为之一角，一个典型的伪君子。
本帖于日12时09分被亦易修改
> 彭德怀中南海发怒拍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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